六
创建社会主义全新事业
１９４９年，华夏大地盛事空前，劳动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诞生了。然而，新政权的诞生其处境却颇多困难，因为她从旧中国接收下来的“遗产”太微薄了，“白手起家”对于这个政权来说恐怕是最贴切不过了。对此，毛泽东既乐观又形象地把它比喻为“一张白纸”，可就在这张“白纸”上，中国共产党人独具匠心地画出了“最新最美的画图”——创建出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
● “一张白纸”奠新基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奠都北京，３０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毛泽东按动电钮之后冉冉升起。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旧中国那种四分五裂的状态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占人类近四分之一人口的民族从此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的成立，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对比，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新中国的成立，广大劳苦大众由被奴役、被压迫者变成了国家的主人，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是人民大众憧憬已久的共产主义春光，当然，它也是广大劳动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之所在。
美的理想是人们对美好未来的一种企盼，然而，美好理想的全部实现却总是伴随着许许多多的矛盾与困难。一部崭新的共和国历史正是从这种困难与矛盾中开始的。
开国之初，共和国所面临的形势是错综复杂的，虽然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消灭祖国大陆的残余敌人已不成问题，人民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很快即建立起国营经济，并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但是，开国之初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任务也还是异常艰巨。
国际上，新中国的诞生，博得了全世界人民的赞誉。到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已有２５个国家承认了我国，其中有１７个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可是，美帝国主义却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我国在政治上采取不承认主义，在经济上实行封锁禁运政策，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在国内，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再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致使本来就很落后的国家经济，雪上加霜，到处是一派百孔千疮的破败景象。
——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与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相比，农业产值降低两成以上；江岸河堤常年失修，水旱灾情严重。工业产值降低一半，工矿设备多被毁坏……
——交通运输能力遭到严重摧残。全国有上万公里铁路线、３ ２００多座桥梁、２００多座隧道被破坏；三分之一的机车因破损而无法行驶；几乎没有一条铁路干线可以全线通车；空运所需民航飞机、驾驶员、器材等全部被劫往香港……
——内外贸易滞塞、投机盛行。城市物资严重匮乏，市场混乱、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农村约有７００万灾民亟待救济；城市工人、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的失业大军达４００万人；还有数百万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需要“包下来”……
这就是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面对这副烂摊子，作为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是乐观的，把它形象地比喻为“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并且要在这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而对于这副“烂摊子”，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却断言新中国财政经济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也有人评说：共产党军事上１００分，政治上８０分，经济上得０分。然而，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对于面前的困难是无所畏惧的。毛泽东当时就曾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情况是困难的，但是有办法的，有希望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正是满怀着希望毅然肩负起领导人民医治战争创伤，着手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重任。
● 边打、边稳、边建
经济的破败，有着战争破坏与天灾人祸等多重原因，而社会经济的混乱，则关键是投机资本从中作乱。一些不法资本家，在经济活动中不仅不安分守己地进行经营，而且利用国家的暂时困难，为获取一己之私利，大搞其投机活动。在国家开支过于庞大和投机资本的双重作用下，从１９４９年４月到１９５０年２月，全国除东北外，各地物价都猛烈上涨。仅以上海为例，在上述１０个月的时间里，批发物价就上涨了约２０倍。剧烈的物价波动，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混乱。为刹住这股投机邪风，稳定经济发展生产，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对投机资本发动了两大战役。首先是“银元之战”。在当时，银元投机对新中国的经济为害较甚，对此国家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惟一合法货币。然而，投机商对此却置若罔闻，继续扰乱金融市场。在上海，甚至还有人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针对投机资本的这种嚣张气焰，国家将打击投机资本的锋芒首先直指其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一举查封买空卖空、操纵股市的各种证券号、金号、银号、商行等，逮捕大批交易所不法经纪人，沉重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
继“银元之战”之后，国家对非法资本家又进行了第二个战役，即“米棉之战”。当时一部分金融领域之外的投机商人大量囤积粮棉煤，以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国民党特务还公然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米、棉一黑煤，就能置上海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又展开了与投机商人之间的“两白一黑”斗争。对此，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和煤炭的大规模调运，１１月下旬物价上涨最猛的时候，全国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统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同时银行收紧银根，令投机资本资金周转失灵而纷纷破产。在此基础上，党和政府又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由于措施有力，使得一度膨胀起来的物价稳定下来，从而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个胜利，使国内外那些怀疑共产党能搞好经济的人们也不得不赞叹为“奇迹”，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是无敌的，政治上是坚强的，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
统一财经，稳定物价这只是新中国经济工作的第一步，１９５０年６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而斗争的任务。他说，为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同时还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方针。要求党在工农联盟基础上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集中打击三大敌人残余。为此，党在农村约３亿多人口的广大新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城市的工商业中，对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供销关系进行了合理调整。随着党的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也迅速达到统一，财政收支很快趋于平衡并开始略有结余，国民经济的恢复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正当党领导人民齐心协力、重建家园之际，一场与帝国主义的较量发生了。
１９５０年６月，美帝国主义悍然以武力介入朝鲜内战，一直把战火燃到中朝边界的鸭绿江边，这已严重威胁到我国领土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安全。对此，应朝鲜劳动党及人民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从１０月起，一批又一批祖国优秀儿女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入朝参战的头８个月内，中朝人民军队连续发动五次战役，五战五捷，共歼敌２３万余人，收复了朝鲜北部原有领土，把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这一系列胜利，沉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迫使美方不得不同意开始停战谈判。
抗美援朝，目的在于保家卫国，对外的抗美斗争，并未完全影响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对此，党和政府采取的是“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即战争第一，一切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稳定国内市场，求得金融物价不大乱；进行其他各项带投资性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这实际上成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财经工作安排的总方针，它为最终战胜军事上、经济上都非常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
同世界头号帝国主义的正面较量，中国人民政治总动员是空前的。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大发扬，民族自尊与决胜信念空前高涨，从各大城市到偏僻山村，到处呈现前方打仗、后方支援的生动景象。经过两年边谈边打，１９５３年７月，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终以美帝国主义霸占朝鲜全境的野心破灭而告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完成了保家卫国的历史任务。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一胜利使得全世界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它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建国之初，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是比较顺利的，但也存在与不法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按照《共同纲领》，党和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这一政策应该说对国家和资本家个人都是有利的，但一些不法资本家却仍不改惟利是图的本性，总是力图摆脱国家法令的限制，肆意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活动，以牟取非法暴利。在资产阶级腐蚀拉拢下，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内部也滋长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害”现象。“三害”、“五毒”行为严重威胁着国家经济工作的正常进行。铲除“危害”已势在必行，因此从１９５２年１月起，一场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国家工作人员中有各类问题的人受到严肃的组织处理和法律处分，其首要者如中共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因私吞建筑款、治河款、救灾粮、救济款等罪行被开除党籍，处以极刑。这大大伸张了正气，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严惩腐败、清廉为政的形象。对于“五反”运动中揭发出的问题，也作了适当处理。
到１９５２年底，除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外，整个大陆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新老解放区共有３亿多无地农民获得了７亿亩耕地和相应的生产资料，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在这一期间以年均增长１３８％的速度向前发展。同时，全国范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取得很大胜利，历时三年多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扑灭了曾猖獗一时的匪患，基本上肃清了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这一系列社会民主改革和政治运动，始终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任务，使满目疮痍的国民经济在短短三年内就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达到或超过了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并且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还得到了相应的增长，国家已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从而为大规模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 过渡时期总路线
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胜利完成，如何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采取实际的步骤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便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１９５３年６月，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要求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设想，中共中央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国家工业化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它反映了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百年积弱和贫穷落后的强烈愿望，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为此，国家所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设计的１５６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规定投资限额以上的６９４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五年内，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的总投资累计折合黄金７亿两。做到这一点，对于一个刚刚建国的新生政权来说，是极其不容易的。
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总路线的两翼，它将为有计划的工业建设创造相应、有利的社会条件。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中央于１９５１年和１９５３年先后通过两个决议，要求在发扬土改以后农民对个体经济积极性的同时，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过渡形式，把农民逐步引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经过１９５３年的稳步发展，到１９５４年已出现互助组大量转为农业社的势头，这种转变使农村出现紧张情势。中央及时提出“停、缩、发”方针进行整顿和巩固，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基本安定了农民的生产情绪，从而使农业社的生产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在此期间，个体手工业从供销入手，实行合作，国家对其产供销进行统筹兼顾，发展比较平稳。
总路线提出后，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委托加工、计划订货进入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阶段，到１９５４年底，约占产值三分之一的私营工业实现了公私合营。在私营商业的改造方面，国家通过经销代销和统购包销，特别是对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已基本掌握了主要工业品和农产品的货源，国营商业在批发环节上基本取代了私营大批发商；私营零售商也被逐步纳入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为了建立与计划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相适应的国家体制和法律规范，１９５４年９月，第一届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正式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和集中统一的国家管理体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突出强调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从而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础，从上层建筑方面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提供了保障。同时，党还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了思想文化动员，一方面，在党内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增强了全党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虽然斗争不适当地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挫伤了一部分愿意从事有益于人民工作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是总的说来，它对于普及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和树立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变革随着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工业化对农副产品以及市场、资金等不断增长的需求日益提高，这就同个体农业孤立、封闭、落后，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都很低的现状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便随之加快。自１９５５年夏季以后，处于整顿和巩固之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一下子转入高速发展，仅半年就在农村基本实现了初级社化，并迅速向高级社转变。到１９５６年底，又基本实现了高级社化。这样，经由互助组、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原计划１８年的任务仅仅７年就快速完成了。这种高速度的发展，突破了中央原来设想的“积极稳步”的方针，这一方面是基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初期工业化战略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因当时对农村中的两极分化现象和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过高。
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到来，超出了人们原来的设想，于是党内在合作化问题上便形成了“加速”与“稳步”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后来被归结为让合作化“上马”与“下马”之争，导致了对主张稳步发展的邓子恢等人的错误批判，这一批判反过来又助长了急于求成、盲目求纯的“左”的情绪。结果，致使农业合作化后期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生产经营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弊病，以致遗留了一些问题长时期难以解决。
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随之进入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１９５５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并作出相应的决议，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根本方针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逐步地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对他们中间有贡献的代表人物作恰当的政治安排。在赎买的形式上，确定采取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的办法，促使资本家不太勉强地交出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在上述方针政策下，１９５６年１月，以北京市批准全市私营工商业实现公私合营为开端，全国城市兴起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热潮。到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９９％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私营商业有８２２％转为公私合营商业或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组的参加者占手工业者总数的９１７％。至此，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确立了公有制的绝对优势，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改造后期存在一些缺点，但整个来说，在有几亿人口的大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 步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社会经济大变革牵动了国内各种关系的变动，从尽快改变经济技术落后状况出发，科学、文化、教育等工作同各项经济事业相配合的问题亟待解决。１９５６年１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必须充分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和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年４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一切直接间接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方针。在这一总方针下，提出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调整和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经济工作上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方针；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要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方针，等等。总之，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这些方针指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上苦干、实干，终于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工业建立起来；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６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１９６％；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４８％；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也比较协调，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这一切，为中国人民开辟强国之路，奠定了国家和社会今后进步和发展的初步基础，共和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七
党对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的艰辛探索
从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到天安门广场欢庆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喧天锣鼓，人类开创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还不到４０年，事业虽也显示了它的辉煌，但历史却显得有些短暂。在这开创不久的阳光大道上，社会主义建设到底该怎样搞毗邻的“老大哥”有些经验，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对此，中国无法完全“照抄照搬”，只能走自己的路。
● 我们要走自己的路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５日，秋高气爽。来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１ ０２６位代表汇集于北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这里举行。这次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这是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如果说１１年前召开的党的“七大”是为建立新中国制定路线和政策，那么这时召开的党的“八大”则是为建设新中国制定纲领。大会首先分析了现实国情，指出：中国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开始进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
为了完成上述根本任务，大会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在经济建设方面，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国家工作方面，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逐步健全国家法制；在党的建设方面，把执政党建设提到相当的高度来看待，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坚持群众路线，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文化科学建设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对外关系方面，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
后来的实践表明，党的“八大”所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它所提出的许多新的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党的“八大”表明，在即将迈出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第一步时，中国共产党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又没有照搬经典著作的条文，吸取了苏联的有益经验，但又不去全盘仿效苏联模式，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原则，那就是“走自己的路”。
● 社会主义社会也难免有矛盾“八大”前后，国际共运内部风波迭起：２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第一次在党内公开揭露斯大林的错误；６月，波兰波兹南地区工人罢工；１０月，匈牙利爆发大规模群众示威，以致酿成暴力冲突。东西方为之震动。资本主义阵营藉此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
在中国，１９５６年秋天开始，一些地方少数人闹事，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时有发生。党外人士和知识界一些人也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
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到底有没有矛盾若有，属于什么性质有何特点应如何处理
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在讲话中精辟地提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矛盾，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情况根本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断得到解决。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矛盾，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是非对抗性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这两类矛盾。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大量的、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尤其是两类矛盾学说，从理论上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突发事件的原因，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特点、解决途径，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崭新的内容。三个多月之后，《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讲话，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英国学者评论说，它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种革新”。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的提出，为党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提供了武器，党正是根据两类矛盾学说，在全党范围内整顿思想和作风，旨在克服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以便加以改进。４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正式开始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跟以往不同，这次是共产党敞开大门，邀请党外群众帮助整风。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多次召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也分别召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征求党外群众的意见。从知名人士到普通公民畅所欲言，从中共中央主席到基层党员洗耳恭听，全国上下一时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整风是必要的，一开始其效果也是好的，然而，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利用整风，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的还采取根本否定甚至敌视的态度。这样，５月中旬以后，运动的主题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这种反击应该说是必要的，不幸的是，这一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共产党整风的和风细雨，变成了反右派斗争的急风暴雨。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不过，这一年经济工作仍正常进行，是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效果较好的年份之一。但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尚远未改变，人们迫切盼望甩掉贫困包袱的重任仍很艰巨，整个中国正在酝酿着一股建设的热潮。
● 探索艰辛亦曲折１９５８年新年钟声刚刚响过不久，毛泽东就迈出了他南行的脚步。在南行途中，他召集一系列中央会议，研究经济建设问题。或许是出于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使然，再加上头几年建设成就所带来的喜悦，人们干社会主义的热情在反右的气氛下愈加膨胀，使得党内一些同志热情压过了冷静。这种头脑发热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一样，他继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对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批评得更加严厉，甚至把反冒进说成是“右倾”、“促退”，并从批“反冒进”转而提出了“大跃进”。在这种气氛下，南宁会议、成都会议还进而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跃进”压倒一切，超英赶美充斥着人们的头脑。
热望里包含了冲动，企盼中潜伏着急躁。“左”倾冒进错误逐渐发展起来。
１９５８年５月，党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普遍愿望，这种愿望当然是好的，但却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会后，各行各业纷纷“插红旗、拔白旗”，重拟跃进指标。在跃进气氛的熏染下，一时间，“三大元帅即粮、钢、机械升帐”的口号不绝于耳，“高产卫星”的报道连篇累牍。甚至有人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惊人设想。浮夸风、高指标风愈刮愈烈。
在跃进锣鼓的喧嚣声中，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也出台了。各地将小社并大社，实行政社合一。在８月到１０月短短的两个月里，全国７４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２６
０００多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户的９９％以上参加了人民公社。当时提出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一平二调”、“共产风”盛行一时，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在农村得到推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经济发展出现了“走偏”现象，人民生活全面紧张。这引起了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思考。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１９５８年回到久别的故乡湖南调查时，一位老红军战士递给他的一张纸条上所写的“民声”。其实，彭德怀一踏上家乡的土地就看到了那张纸条上所描述的情景，而这种情景也是全国各地情形的一个缩影。
严峻的现实终于使热躁的情绪有所冷却。１９５８年１１月，毛泽东在河南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他提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两种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毛泽东批评了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强调在农民问题上必须谨慎小心。随后，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批评“共产风”的同时，还提出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指标降下来。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接着举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批评了企图过早否定集体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企图越过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错误，重申两种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区别。强调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六中全会后，全国各地普遍开展整社工作。毛泽东花主要精力对人民公社问题继续进行研究。当他发现“共产风”仍未有效制止时，于１９５９年２月至３月在郑州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会议要求承认社员与社员、队与队之间的合理差别，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在上海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七中全会，检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进一步降低了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左”倾冒进错误的势头有所抑制。
但是，纠“左”是在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使纠“左”本身受到很大局限。因此，“左”倾冒进错误仍然存在抑而不止的现象。
７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前一段纠“左”的工作，研究今后的工作。会议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指出了执行政策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会议前期总的说还是有成效的，但由于党内对错误的认识存在着严重分歧，以至于会议的后期导致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并在全国开展了所谓的“反右倾”斗争。庐山会议打断了纠“左”的进程，前一段纠“左”的努力付诸东流，曾经受到抑制的狂热情绪重新又膨胀起来，１９６０年又掀起了“新的跃进”，“左”倾冒进错误再度泛滥。最终，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陷入了严重困境。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中国遇到了第一次大波折。这表明，“走自己的路”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坦途，会遇到许多坎坷，会走许多弯路。在经过坎坷、走过弯路之后，人们还会在总结经验教训中继续开拓前进。
● 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全面调整１９５９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已出现了不正常状态。在农村，由高指标所引发的征购过量反过来又带来了农村经济的严重紧张，很多地方商品缺乏，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粮荒，有的地方还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在城市，因为国民经济各项比例严重失调，一方面造成了生产停滞，商品紧缺，另一方面却又导致职工人数激增，城市人口膨胀。人们买不到肉、菜、蛋，粮食也只能限量供应。
从１９６０年起，共和国进入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
中南海，毛泽东主席同全国人民一样，把自己的口粮压缩到最低限度。对于１９５８年以来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大跃进”运动和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毛泽东是抱着肯定、赞赏和爱护态度的。然而，运动中出现的浮夸和急于过渡等现象，他也深感忧虑，这时他已意识到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他提出，１９６０年的计划要加以调整，指标应留有余地，宁可少一些。同年７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强调，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这一思想后来反映到《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等重要文件中。这种思想认识和以前相比更接近客观实际，它在解决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
同年９月，国家计委提出要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８个字精神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１９６１年１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对此正式给予确认，并将其确定为整个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１９６１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这表明了中央要实事求是调整经济的决心。
九中全会后不久，中央主要领导人纷纷深入到全国各地，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上至领袖，下至基层干部，尽管观感不同，认识各异，但都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改的心理。正是在这一心理与思想的作用下，于是有了“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来自全国各地的７ ０００多名干部，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就“大跃进”以来党的工作之得失，畅所欲言。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将中央的报告直接交会议讨论，不再照本宣科，以便更充分地听取与会者的意见。
经过热烈的讨论，会议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建设工作上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毛泽东坦率地承担了领导责任，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从没经验到有经验，从认识的必然王国，达到认识的自由王国。只有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刘少奇讲到了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指工作错误”，这一观点在与会者中引起很大反响。人们开始触动或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框框”。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会议尚不能从指导思想方面根本上解决问题。
“七千人大会”后，需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坚决调整的意识，已经在人们头脑中树立起来了。
“七千人大会”曾经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但到１９６２年２月，人们发现当年预算竟隐藏着高达几十亿元的赤字。这又引起了中央一线领导人的高度警觉。
２月２１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１９６２年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在会上，陈云认为，当前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因此对经济恢复的速度，要“争取快，准备慢”。他建议，把今后１０年分为两个阶段，前５年为恢复，后５年为发展。为此，必须把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保证市场放在第一位。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做坚决的调整。
“毒蛇噬臂，壮士断腕”、“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三年经济调整中，人们常常用这样两句话表示对调整所抱的决心。事实上，没有“伤筋动骨”的动作，调整则不可能真正收到成效。从１９６１年初至１９６３年６月，全国精简职工减掉约２
０００万人，减少城镇人口２ ６００万。这两个数字相加略等于法国的人口，当时周恩来风趣地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可见压力是不小的。在压缩基建规模方面，投资由３８４亿元减少到６７亿元，施工项目由８２
０００个减为２５ ０００个。积累率下降了２９２个百分点。工业战线，以必要的关、停、并、转为手段，将工业总产值降低近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下降５７％。
与国民经济调整相并行，党对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也进行了调整。首先，对那些自１９５８年以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给予甄别和平反；其次，使科学界、教育界、文化界，以及知识分子中长期形成的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得到松弛。１９６１年７月至１９６２年４月，中央先后批发了“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文件，强调纠正“左”的偏向，贯彻“双百”方针。尤其是在１９６２年３月的广州科学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还代表中共中央肯定了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在思想和立场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陈毅还亦庄亦谐地说，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这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授予他们最高奖赏。
１９６２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３ ２００亿斤，比上年增产２５０亿斤，结束了三年连续下降的状况。１９６２年财政收支大体持平，城乡人民碗里开始见到了肉，身上添了新衣。至１９６５年，整个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工农业之间，工业内部之间的关系已经协调，工农业总产值连年增加，市场供应明显改善，财政收支达到平衡，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就经济形势而言，１９６５年已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最好时期。这一切表明，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全面完成。
●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经济形势的好转，人们增添了喜悦，而政治认识的偏离却引起了人们的担忧。１９６２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９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毛泽东又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要大会讨论。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自己也作了多次发言，重点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毛泽东对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问题一向极其敏锐。他提出阶级斗争问题绝非无感而发。正在进行中的国民经济调整，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政治上，都对“大跃进”以来党的指导思想方面的“左”提出了实质性的否定，毛泽东认为，这是党内发生了右倾。正是从这种思想认识出发，于是他便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在他看来，当时对严重形势的冷静估计和要求把困难估计够是“黑暗风”；当时各地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党内邓子恢等人对“包产到户”的支持是“单干风”；彭德怀对批判他“里通外国”的正当申诉是“翻案风”。
令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是农村出现了“单干风”。毛泽东说，动摇分子中坚决闹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连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早在１９５９年，部分农村地区就出现过“包产到户”，１９６０年后，安徽、广西等省区再次有“包产到户”等生产组织形式出现。这完全是农民迫于生计而萌生的一种“发明”。１９６１年，安徽省委发现这种形式可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决定在本省部分地区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田制度”。随着调整的深入，中央一线的大部分领导人，都倾向于因地制宜地确定农村生产责任制，认为只要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就可以多进行一些试验。
但毛泽东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面对暂时的经济困难支持包产到户，是对社会主义的动摇，并将这种“动摇”同阶级斗争问题联系起来。这种认识，再加上他对国际以及国内所谓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解，于是便提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八届十中全会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呈现了一种“双走向”：一方面是经济运行朝着复苏、健康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强调阶级斗争的政治风向愈发日益强劲。
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往往是国内政治天平倾斜的偏坠砝码。从６０年代初起，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妄图包围孤立中国的用心愈益明显。它不仅加强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使越南战争升级，而且在我国周边地区也推行包围、封锁政策。盘踞于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亦蠢蠢欲动，不停地叫嚣要“反攻大陆”，企图东山再起。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由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诸多分歧，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出现较大的裂痕。
中苏两党的争论直接影响到了国家关系。继１９６０年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召回在华全部苏联专家之后，１９６２年的四五月间，又策动新疆塔城、伊犁边民暴乱和大量外逃，并且它还与美国等达成旨在剥夺我国拥有核武器权力的所谓防止核扩散协议。
这一切，都是在我国经济最困难时期发生的，对于不畏强权的中国人来说，这会激发起怎样的同仇敌忾和奋发图强意识，是不难想象的。６０年代前期，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国民经济很快得到好转，同时，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央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的战略构想，并加紧三线建设。
但这在毛泽东看来，仅仅有经济战线上的胜利，还难以保证国家不改变颜色。而要保持正确的方向还必须进行思想政治战线上的斗争。鉴于苏联的教训，他提出了“反修防修”的重要课题。
十中全会后，他“意识”到党内还存在着许多“黑暗面”，随着国际上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尖锐化，他愈发感到国内党内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从１９６２年起，先后展开了对“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支援要少；统战工作中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文化部门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经济理论方面的“价值论”等的批评与斗争。１９６３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推荐了湖南和河北农村中进行“四清”“四清”所清的内容前后有所不同，初期为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期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经验，要求全国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教”运动的发动，很快就演变成为一场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政治斗争，使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有了新的发展。
八
“十年”磨难与抗争
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华夏大地上发生，说是“大革命”，实际上却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场内乱延续了十年之久，广大人民群众饱受磨难，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对此，广大干部和群众虽奋起抗争，但由于“左”的束缚和“左”的干扰未能破除，所以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终，在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被粉碎，这场内乱才宣告结束，党和国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又焕发“青春”。
● 狂风骤起 正当我国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胜利完成，从１９６６年起即将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却在阶级斗争观念日益膨胀的情况下发生了。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出面组织，在秘密状态下炮制出笼的。除了毛泽东外，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了解内情。这篇文章点名批判了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学家吴晗，毫无根据地把他于１９６０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写的《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的明朝清官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同１９６２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到１９６６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发展为在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全面的“揭盖子”，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政治批判运动。“文化大革命”这种暴风骤雨实际上就从这里直接掀起了。
１９６６年２月，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称《二月提纲》，试图对已经发动起来的批判运动加以适当约束，将其置于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然而，这一意图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旨相悖，所以未能收到预期效果。
相反，当江青发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受阻后，紧接着又与林彪勾结，炮制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毛泽东对《纪要》抱支持态度，并以中央名义批发全党。
在此期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一些中央领导人展开了批判。这样，“修正主义”就不止存在于文化领域，党内军内也都有了苗头。于是全党都被极度紧张的空气所笼罩。
在这种气氛下，５月４日至２６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并解除了他们的领导职务。１６日，通过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针对《二月提纲》进行全面批判，系统地表达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的理论、方针和政策。《通知》宣布：中央决定撤销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２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该小组实际上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挥机构。
５月底６月初，从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陈伯达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到青年学生起来“造反”，这一系列行动业已表明“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已正式开始。
为进一步制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措施，排除所谓“运动的阻力”，８月１日至１２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对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领导等根本问题都作了有严重错误的分析和规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这次会议正式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方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和此前的５月政治局会议，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会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相继受到审查和批判。
８月１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热情支持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于是红卫兵运动一哄而起，由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展为全国范围的“造反”，揪斗“走资派”，“炮打”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红卫兵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派别斗争，形成了“天下大乱”的局面。
● 所谓的“一月革命”与二月抗争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１９６７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１月６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这一公然夺取党政大权的事件，在当时被称为“一月革命”。以上海“一月革命”为发端，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到１９６８年９月，全国除台湾省外２９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夺权任务基本完成。
在此期间，社会的动乱引起了党内一些同志和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抵制。１９６７年２月，在两次有许多政治局委员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领导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错误行为提出了强烈批评。这一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并受到严厉批判，中央政治局实际上从此停止了活动。
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局势，毛泽东多次发表谈话，签发通告、命令等文件，并派军队进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力图通过这些措施控制和稳定局势。但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特别是江青提出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后，社会动乱非但没有得到控制，相反却愈益加剧，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大规模的武斗迭起，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下，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党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这次全会错误地批准了江青、康生等人以伪证为基础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共和国主席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职务，这无疑是党内一起最大的冤案。
与刘少奇被开除出党相反，野心家林彪却在政治地位上越爬越高。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至２４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经验”，提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等任务。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言行和他善于隐蔽的阴谋伎俩，蒙蔽了许多人，包括毛泽东一时都对他产生了信任。因此，“九大”通过的党章还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林彪、江青等帮派体系的一批骨干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九大”的突出特点，就是自始至终为“左”倾思潮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所笼罩。毛泽东的一个简短的开幕词，竟被高呼万岁的口号打断数十次。“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其指导方针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滑向了错误的一边。因此，它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九大”之后，“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毛泽东设想由此达到“天下大治”，但是“斗、批、改”本身是“左”倾方针的产物，随着运动的发展，不但“天下大治”未能实现，相反“动乱”却难以收拾了。
● 林彪集团折戟沉沙随着“文化大革命”不断走向狂热，林彪的政治地位也不断上升。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成为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他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逐渐结成了集团，并控制了中央军委办事组等很大一部分权力。通过党的“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林彪集团的权势更加扩展，其野心也逐步恶性膨胀。他们与江青集团既互相勾结，又不断发生利益冲突和矛盾。林彪集团逐渐意识到江青集团的势力发展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此开始策划提前“接班”、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
１９７０年３月，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提出改变国家领导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觉得这一设想有碍他抢班夺权的步伐，因而与毛泽东相反站出来坚持设国家主席。表面上，他们喊着拥护毛泽东任国家主席的口号，骨子里却是想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作为“接班”的一个步骤。８月２３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在会上抢先发表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在次日的分组会上，林彪集团的其他成员按事前的密谋，分别在各组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攻击江青集团，企图从政治气氛上将江青集团压下去，这种攻击在会上引起了一场混乱。毛泽东发现苗头后立即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并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评陈伯达，而对林彪则采取保护态度。
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已准备采取措施逐渐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因而逐级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看到政治形势明显于己不利的政治苗头，林彪集团试图铤而走险，策动武装政变。１９７０年１０月，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代号为“联合舰队”。１９７１年３月，林立果等人炮制了武装政变计划《“５７１工程”纪要》，为武装政变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８月中旬至９月１２日，毛泽东在南巡途中同沿途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点名批评林彪“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集团得此密报后，决定在旅途中对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进而发动武装政变。由于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采取机智措施，林彪集团的谋杀计划破产。９月１３日，林彪等乘飞机仓皇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荒漠上。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党内外很多人感到困惑，为什么“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林彪竟阴谋杀害毛泽东，以致叛国出逃；为什么新擢升的六名政治局委员竟然一同从事反革命活动。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毛泽东本人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这些现象之所以会发生，当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 乍暖还寒，周、邓纠“左”努力受挫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积极采取措施，消除和减少事件的不良影响。９月至１０月，逐级传达了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从１２月起，党中央陆续批发了关于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的三批材料，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为纠正“左”倾错误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为了扭转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局面，周恩来着重抓了企业整顿工作，恢复和健全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同时，在农村工作中，着手纠正一些“左”的做法，并利用毛泽东亲自抓落实干部政策的有利时机，从全局上推动这项工作，使大批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和专家、教授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０日，党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在外事工作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１９７２年，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中日也正式恢复了邦交。从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６年，有６０多个国家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时已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由“文化大革命”前的４９个上升到１１０个。
此外，在恢复教科文等部门的正常工作方面也取得进展。
在推进各方面工作的调整过程中，周恩来多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意见，以清除“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的影响，但这一意见却遭到了江青集团的反对。毛泽东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主张，认为当时的任务是反对极右，因此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主张。这样，周恩来的纠“左”努力被打断。
为了解决林彪事件后的重大组织问题，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党的“十大”在北京提前召开。“十大”本应成为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错误的良好时机，然而“十大”不但没有使上述问题得到解决，相反却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大会通过的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负责起草的政治报告和党章，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强调全党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在这样“左”的错误方针指导下，“左”的错误也就自然得以延续。
“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凭借其膨胀了的权势，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把毛泽东的错误推向极端，先后发动了“反右倾回潮运动”、“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使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又重新遭到破坏。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四人帮”借第四届全国人大即将召开之机，加紧阴谋活动，妄图由他们“组阁”。他们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对此毛泽东已有所觉察，因此他们的诬告遭到毛泽东的批评，而这时毛泽东却多次提议委任邓小平以重要职务。１９７５年１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提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大会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从而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全国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不顾刚刚出来工作不久的困难处境，努力排除江青集团的干扰，召开了解决交通、工业、农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从整顿领导班子、批判和消除派性入手，自１９７５年２月起，大刀阔斧地对铁路、工业、军队、科技、文艺等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
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开始是支持的。２月，全国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后，“四人帮”趁机大反“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领导人。毛泽东觉察“四人帮”的意图后，对他们提出了批评。五六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错误言行。这些批评，使“四人帮”稍有收敛，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由于邓小平等的坚决斗争和不懈努力，毛泽东对“四人帮”一定程度的扼制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工作，整顿工作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１９７５年的形势明显好转，一些地区的武斗受到抑制，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
然而，整顿虽然取得了成效，可整顿与反整顿的斗争却没有停止。９月，评《水浒》运动开始后，“四人帮”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另外，邓小平主持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不能不触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错误，也不能不对这些错误进行比较系统的纠正。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此是拥护的，但“四人帮”却疯狂反对，毛泽东也难以容忍。
１９７５年９月，重病中的毛泽东在无法全面了解情况的状态下，根据担任他和中央政治局之间联络员的毛远新的汇报，认为邓小平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不久，邓小平向毛泽东转交了反映清华大学党委领导问题的两封信，毛泽东认为信中的矛头是对着他的，于是停止了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并由此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形势再度发生逆转。
● 铲除“四害”结束“文化大革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既违背事实，又不得人心。人们从切身体会中认识了邓小平主持整顿的正确性和所取得的成绩，也看清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真面目。因此，尽管“批邓”表面上沸沸扬扬，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广大干部和群众就以不同的形式加以抵制。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人们心中早已积聚而又迅速发展起来的怀疑、不满和激愤情绪终于以此为契机迸发出来。人民群众利用清明节缅怀革命先烈的传统习俗，从３月中旬开始，掀起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全国性抗议运动。这一运动被错误地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于４月５日遭到了残酷镇压。４月７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华国锋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悼念周恩来，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这一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江青集团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１０月６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同时对“四人帮”在北京的党羽也采取隔离审查措施。接着又挫败了“四人帮”余党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的阴谋。江青反革命集团彻底被粉碎，“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十年之久的灾难终于结束了。
九
徘徊前进与伟大转折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旧的束缚被打破，党的事业本应在新的条件下顺利前进，然而，这时却又出现了与历史潮流相悖的“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在它的干扰下，我国的社会进程出现了本不该出现的徘徊。对此，老一辈革命家们和广大干部群众，以实事求是和真理标准为武器，一举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经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航程。
● “凡是”与实事求是之争１９７６年金秋１０月，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了另一种景象，饱经了磨难的人们又焕发了青春，天安门广场红旗似海，人涌如潮。
在经历了“十年动乱”的风风雨雨之后，各族人民为“四人帮”的束手就擒而欣喜若狂，这种喜悦心情既带有对“文化大革命”灾难解脱的欣喜，也饱含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企盼。
这种民心所向在当时集中表现为两股呼声：一是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呼吁请邓小平复出。
然而，人们的这种热切期望很快就因“两个凡是”的提出而蒙上了一层阴影。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后来被称之为“两个凡是”的方针，使党内外的有识之士开始感觉到，通向未来的道路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垮台而变为坦途，仍然存在严重的思想障碍。
当时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于一身的华国锋，领导、鼓励人们揭批“四人帮”的罪行，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他却没有搞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之间的联系，因此，不容许人们触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坚持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重要意见和重要决定都不能改变。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尽管叶剑英、陈云等老同志曾多次提出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他总是拖而不决。在１９７７年３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虽然一面说群众到天安门广场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仍坚持是少数人“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示意大家“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的问题上再争论”。他坚持这种观点的根据就是“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实质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为借口，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延续下去。这就为彻底进行拨乱反正设置了重重障碍。
显然，要把拨乱反正工作引向深入，就必须冲破“两个凡是”的樊篱。
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０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不顾个人的艰难处境，给中央写信指出，我们“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５月，他又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
在此，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击中了“两个凡是”将毛泽东晚年错误混同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要害，成为全党走出“两个凡是”、解放思想的先声。
在同年７月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领导职务。这是人们同“两个凡是”的斗争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但此时，“两个凡是”的堡垒还远未被摧毁，老一辈革命家们高举着实事求是的旗帜还在继续进行斗争。这一斗争最终发展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在聂荣臻、陈云等老同志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原则的政治氛围下，１９７８年３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在不显眼的位置发表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评论。这个评论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这一切说明，从老一辈革命家到普通百姓，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了与“两个凡是”的斗争。这种斗争业已预示了一场思想解放的洪流即将来临。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这篇文章所阐发的“实践标准”的观点恰好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因此，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后，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也发了通稿。于是，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便由此引发了。
这篇观点与“两个凡是”相对立的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受到“凡是”派的责难。转载该文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负责人受到了批评。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认为文章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告诫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１８０度的转变。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于是，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便在各界轰轰烈烈地展开。
与理论讨论相呼应，这年６月底开始，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纷纷表态，既肯定这场讨论的理论意义，更注重于它的政治意义，认为这确实是关系到如何正确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党政军和各省市负责人的参与，无疑增添了讨论的政治色彩，同时也对争论的结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质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通过这场讨论，人们开始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促进了思想的大解放，从而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 新的里程碑 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人们的头脑开始进一步活跃起来，历史转折的步伐也随之加快了。
对于平反冤假错案，人们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开始思索我国所存在的经济技术落后与管理体制僵化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国务院于７月至９月间召开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务虚会，研究如何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改革经济体制，变革生产关系，引进先进技术等一系列新设想被大胆地提了出来。随后召开的计划会议，又提出了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的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这些带有启发性的思想，对于后来转折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作了准备和奠定了认识基础。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２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按照华国锋在开幕会上宣布的议题，会议主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二是商定１９７９、１９８０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按照会议事先的安排，在讨论上述三个议题之前，先讨论关于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１９７９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不过，在这里，华国锋虽然提出了工作重点转变问题，但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转变，并没有把这一问题上升到拨乱反正的意义上来看待，因此关于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和人们普遍关心的平反冤假错案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与会同志所不能接受的。
１１月１１日开始分组讨论，当天就有人提出了“天安门事件”等重大错案的平反问题。１２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系统地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共鸣，从而改变了会议议程。
在与会者广泛展开讨论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２５日，华国锋在会上宣布了政治局的决定：为天安门事件、所谓的“二月逆流”、薄一波等６１人案和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的错误处理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平反。这就使得两年来广大干部和群众一直强烈呼吁的几项重大问题基本得到了落实。因此，与会同志更加感到心情舒畅，对各项问题的讨论也更加深入，经过尖锐的思想交锋，一些曾存在模糊认识的同志也转变了思想，并作了自我批评。
根据与会者的讨论，１２月１３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讲话”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批评了“两个凡是”和新的个人崇拜；提出了解放思想和打破僵化的迫切任务。这篇“讲话”，实际上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在经过了长达３６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从１２月１８日起至２２日，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按照华国锋的原来计划，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只是经济问题。由于在会议上邓小平和许多老同志的讲话和发言，这次会议突破原来的议题，开成了全局性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
这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１９７９年起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恢复党的“八大”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围绕这一主题，会议对政治、经济、历史遗留问题和思想路线问题等都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决策。会议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会议的这些成果，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
这次会议的伟大功绩就在于，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汲取了一切过去曾经提出过的好思想，并在新的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从而基本上消除了已经由实践证明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十分有害的过去坚持过的“左”的指导思想及其一切表现。在这些问题上，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期间未能做到，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却做到了。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和新的里程碑被载入党的史册。这次大会以后，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迅速地展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作出结论之后，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党又于１９７９年１月至４月，分两阶段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对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区，并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工作重点转移后所面临的新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根据讨论中的意见，党中央继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之后，又重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正确的阐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缩小了或夸大了，都要犯严重的错误。与此同时，党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还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了进一步清理。指出，这个理论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所以不应当继续使用。
另外，党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状况的分析也恢复到“八大”的正确认识，经济领域的许多理论问题也得到正名；以民主为中心的政治理论问题受到全社会的空前关注，根据新的形势作出了诸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理论概括。更为重要的是，这期间针对一些人对“解放思想”的曲解、思想信念的动摇和企图否定党的领导等情况，邓小平于１９７９年３月旗帜鲜明地提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对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也正是在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和保障之下，党内外才出现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
● 拨乱反正与新局面的开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工作立即展开，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立见成效。十一届三中全会刚一结束，党中央就为彭德怀、陶铸公开平了反，并为他们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继之，中央又陆续为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一大批老革命家平了反。１９８０年２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在此前后，党还为一批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等平了反。同时，还对一些部门和一些事件在过去所蒙受的“不白”给予纠正。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诸多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解决，这使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级干部及党外著名人士约３００万人获得了新生；为５４万名属于错划的“右派分子”作了“改正”，并为２
０００多万“四类分子”摘掉了帽子；为过去以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对待的７０万原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此外，还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及去台人员的家属落实了政策。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解决了多年积累的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从而使社会关系得到了合理的调整，促进了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发展。
鉴于“新的冒进”所带来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党接受陈云、李先念等人的建议，通过１９７９年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经过几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形势明显好转；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也从根本上得到端正；邓小平提出的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思想成为经济领域及其他领域工作的主题。
政治建设步入正轨并获得较大发展。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从宪法中取消，恢复、制订和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和法令。作为政治建设的核心，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其他党内法规的制定，促进了党内民主的发展。党内外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得以形成。
农村推行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第一步改革。到１９８２年６月，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这种“双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经达到７１９％，其中实行包干到户的占总数的６７％，包干到户已经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扩权试点”的步伐；在广东、福建两省推出了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深圳、汕头、珠海、厦门四市作为“改革的试验田”，对外开放的“窗口”已经打开。
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党在加强集体领导、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同时，还扩大了人民民主。
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逐步展开的情况下，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至２９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重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初步总结。
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作了重大调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改选和增选。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
《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带着这一重大收获，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继续前进。
十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
建设的全面展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和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党心大快，民心大快，上上下下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于是广大干部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迸发出来，改革开放以此为契机，以党的“十二大”精神为指导，开始全面展开。
●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局面之纲领
经过全面拨乱反正，党在总结过去和对改革开放初步探索的基础上，又积累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认识。在这种背景下，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至１１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十二大”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实现这一历史性的任务，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要求党和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所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实际上成了“十二大”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了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有了这一思想，人们就像有了一盏指路明灯，进一步明确了前进的目标和方向。作为开创新局面的具体任务，胡耀邦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中要求人们作如下努力：在此次大会到下次大会的五年间，要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争取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社会风气和党风的三个根本好转。作为各项工作中的首要任务——经济建设，要求到本世纪末力争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部署上：要以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为重点，前十年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
“十二大”以后，作为全党工作的中心，党在经济工作上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继续贯彻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方针，加强重点建设和薄弱环节。到１９８３年，农轻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各占三分之一，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也比较适当；工农业总产值和３３种主要产品产量提前达到“六五”计划指标。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二）在继续进行企业扩权试点的同时，在以税代利、政社分开及商业、旅游、外贸等方面扩大局部改革范围，并在沙市、常州、重庆等一些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１９８４年９月，国务院还就计划体制、价格改革及国家领导经济的问题提出了意见。这表明党对经济体制改革中几个关键问题的思路已经基本理清。
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和迎接全球性的挑战，党决定进一步加快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为此，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决定》除了阐明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及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外，还特别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它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它突破了长期以来人们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对这个文件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它为“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这个《决定》的推动下，从１９８４年第四季度起，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围绕着搞活企业这个中心环节，在计划、价格、财政、税收、金融、分配及劳动工资等诸方面迅速铺开。与此相应，农村改革，继１９８３年实行政社分设，将人民公社改为乡镇政府之后，１９８５年又迈出了改革统购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步。到１９８７年，农村非农产业产值首次超过纯农业产值。
在推进农村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党还对科技和教育体制着手加以改革。１９８５年３月和５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便由此提上日程。
“十二大”后，在大力推进城乡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也大踏步地向前迈进。１９８４年４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１４个沿海港口城市。１９８５年初，中央又决定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建立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海南岛在１９８３年开始实行特区政策的基础上，１９８８年４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省，一个完整的省级经济特区由此得以形成。这样，我国就形成了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多层次、滚动式的对外开放格局。
改革开放的展开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空前发展。到１９８７年，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都比改革前翻了一番，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但由于改革措施的不配套和急于求成在某种程度上的存在，国民经济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现象，农业生产自１９８５年连续几年出现“滑坡”，这无疑对改革和建设的进一步发展都是不利的。在此情况下，开拓有利的建设环境，对经济作进一步的调整已势在必行。
● 营造有利的建设环境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环境也被日益提上日程。对此，党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加强了努力。
在国际方面，中共中央和邓小平认真分析了全球大势之后，认为：当今世界真正大的问题，一是东西问题即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即经济问题。战争的危险虽仍然存在，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这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判断。
根据这一判断，我国的对外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党逐渐改变了较长时期以来，以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为主要目的的‘一条线’的外交方针”，在同美国、西欧、日本继续发展关系的同时，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逐渐恢复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接触和交流。新的外交政策显示了两大突出特点：一是在战略上搞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使我国在国际活动中回旋余地更大；二是高举和平的旗帜，争取更多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中心是争取有一个更好的现代化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
根据我国新的对外方针，国防建设思想也朝着服从、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大局、支援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方向作了调整。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３日至６月６日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郑重宣布，人民解放军将裁减员额１００万，并决定实行精简整编和体制改革，在各方努力下，到１９８７年底，裁军百万的巨大工程宣告完成。同时，广泛开展了军民共建精神文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活动，军队在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和抢险救灾方面发挥着比以前更加积极的作用。
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内在助力和有力保证。对此，党一直没有稍许放松。根据“十二大”的决定，从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十二届二中全会开始，到１９８７年５月，全党分三期进行了整党工作，对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纪律进行全面整顿。通过这次整党，总的说来，全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四个方面，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都有所进步。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同样给予了高度重视，党的“十二大”把它摆到了重要位置。１９８６年９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又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基本方针。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无疑取得了成绩。然而，由于在贯彻执行方面尚存在着某种缺陷，因而１９８６年底到１９８７年初，上海、北京等地的学潮曾一度发生。对此，党领导人民展开了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克服了其消极影响。
诚然，克服各种消极因素并非易事，由于这时经济体制改革还不够配套，某些私利较重的人不时钻改革的空子；在对外开放中一些消极因素像病毒一样随时都在浸染着那些意志薄弱者；另外，一些过去销声匿迹的社会丑恶现象又在不少地方死灰复燃。对于这些影响改革开放的消极因素，中共中央分析认为，除了别的原因外，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一个重要因素。对此，邓小平于１９８６年６月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此后，他又多次谈到这一问题。根据他的建议，中共中央于１９８６年９月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形成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这一设想得到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的原则同意。这个设想的主要内容写入了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５日至１１月１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三大”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这次大会吸收和发展了几年来党对国情进行再认识的成果，较系统地阐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本次大会的突出贡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阐明两层含义：其一是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其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此前已多次提到，但本次大会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这一深化了的理论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更加明确，它为理解以往的成功和失误，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未来提供了一把钥匙，同时它也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力理论武器。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被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一贯坚持的路线，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本次大会除了上述贡献以外，还确定了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其中经济发展战略的部署是：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战略部署是邓小平在１９８５年经过反复考虑后提出来，党的“十三大”确定了的。
“十三大”在作出上述阐发和规定之外，还对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所形成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作了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结合，在我国已经历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了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两次历史性飞跃，是对我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理论总结，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是把我们的事业引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十三大”以后，改革开放显示了更为强劲的势头。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起步，在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理顺党政关系以及政府机构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方面都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并针对存在的腐败现象，花大力气以推进廉政建设。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在完善企业承包制等改革措施的同时，针对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提出要大胆闯关，准备把价格改革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 平息政治“风波”，加强治理整顿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然而，此时经济领域中的矛盾也日益暴露出来，其集中表现就是：经济发展过热，通货膨胀呈加剧之势；国民经济中结构性矛盾再度凸现，农业重新成为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经济秩序出现紊乱现象，从生产到流通各领域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混乱现象。加之１９８８年的价格闯关和新闻媒体对此的大力宣传，终于使群众出现了恐慌心理。这不仅使改革的经济环境遭到破坏，同时也使人们的经济和心理承受能力受到严重威胁。因此，自１９８８年夏季开始，全国蔓延起一股抢购、挤兑风潮，这种风潮对国民经济形成严重影响。这种局势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１９８８年９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前提下，把１９８９和１９９０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上来。会后，在财政、金融、物价、税收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初步遏制住了较高的通货膨胀势头，使一度混乱的经济形势开始稳定下来。
正当治理整顿进行之际，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发生了一场以北京为中心，波及全国的政治风波。这场风波实质上是一场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尖锐对立和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度泛滥的直接结果。风波发生后，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关于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重要意见，及时果断地平息了这场风波。鉴于赵紫阳在改革开放中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的失误以及在这次风波中所犯有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１９８９年６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及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此，继毛泽东第一代、邓小平第二代之后，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
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一方面通过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的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加强治理整顿；另一方面，在廉政建设、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同时还展开了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教育。１９９０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还就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问题作出决定。所有这些都在稳定政治形势，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到１９９０年底，经过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七五”计划基本胜利实现，计划所规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绝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当“七五”计划胜利完成，“八五”计划即将开始执行之际，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５日至３０日，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１９９１年到２０００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建议》规定：今后十年，要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其主要精神是：第一，要把发展经济作为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基础。发展经济既注重增长速度，更注重提高质量；第二，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建议》强调，全党要坚定不移地为胜利实现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宏伟任务而努力为实现《建议》的要求，１９９１年３月下旬至４月上旬召开的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７月１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０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当代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特别强调进一步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在党的各项部署和决策的感召下，党和各族人民又开始向新的目标努力奋进。
十一
跨入改革开放新阶段
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这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来说，难免要经历一番探索与选择。探索与选择从词意上理解似乎很简单，然而，其中却充满着激烈的思想淘洗和升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人们的思想中确立，应该说就是这种淘洗和升华的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正确选择，正是有了这一正确的选择，所以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才沿着这样的一条道路跨入改革开放新阶段。
●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目标经济秩序的好转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再现良机，不过，也应该看到，在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并非一帆风顺，依然是挑战和机遇并存。
从国际方面来看，一些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力图通过提高科学技术以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对经济制高点的争夺和经济集团化，使得以发展经济为特征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面临的发展处境就更加困难。仅就我国的周边形势而言，在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初，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亚洲“四小龙”发展势头强劲，后起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发展也很快。所有这些，都使中国领导人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压力。
从国内方面看，经过三年治理整顿，虽然已使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出现了新的起色，但财政困难和财政赤字增加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控制，国企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不仅如此，此时还有一些情况值得注意：在治理整顿过程中，有些地方出现了一些与改革开放不相协调的消极现象，限制个体工商户，平调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的产品，又要收回承包给农民的土地等等。对此，一些农民提出疑问：“是不是党的政策又要变了，又要搞过去人民公社那一套”
正当人们疑虑重重的时候，国际上又发生了苏联、东欧剧变。面对国际国内的各种新情况，一些人一时难以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甚至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疑问。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８８岁高龄的邓小平于１９９２年１月至２月间，专程来到我国南方，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就当前一些人们广为争论的问题展开调查研究。他通过视察，进一步了解了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坚定了对改革开放的信心。于是，他就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谈话共阐述了六个方面的问题，核心是“加快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在我国改革开放面临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作出的深刻回答，它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因此，它一经面世便犹如一股春风，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公开发表之前，《解放日报》、《文汇报》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发表的文章就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虽然也有极个别反对者，但绝大多数人还是表示赞同的。这表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道出了人们的共同心声。
２月２８日，仅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不到１０天时间，中共中央就迅即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中共中央１９９２年２号文件的名义正式向全党传达、贯彻。
紧接着，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讨论了邓小平的谈话，决定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统一全党的认识。为此，会议还专门发表了公报。５月中旬，中共中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完善社会劳动保障体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三个方面的改革要求。６月９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就领会和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加快改革开放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在国家宏观控制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继此之后，中共中央还先后从政法、思想宣传、党的建设等方面采取一些保障措施。
在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过程中，中央的各项改革措施也随之陆续出台，各级各部门的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又形成了新的浪潮。
在国企改革方面，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核心，进一步把企业推向市场。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９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体改委关于１９９２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６月３０日，国务院又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这两个文件以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为重点，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政府职能，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等方面，有步骤地把企业推向市场。
在配套改革方面，积极推进综合改革，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１９９２年６月，国家科委、体改委在北京、沈阳、武汉、重庆、中山等市的５个开发区，进行综合改革试点，以产权制度、分配制度、科技人才分流、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为重点，大胆进行改革试验。财政部决定在浙江、辽宁、新疆、天津，以及武汉、青岛、大连、沈阳、重庆９个省、市、区率先进行分税制改革，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以取得经验，再行推广。９月，国家计委宣布，从１９９３年起，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将减少一半，国家计委直接管理的工农业出口计划指标将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同时加强政策协调，使计划更好地面向市场，发挥国家计划的宏观调控作用。
在对外开放方面，进一步开放沿海、沿边、沿江和省会城市，以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格局。１９９２年３月，国务院批准海南省吸收外商投资，开发建设３０平方公里土地的洋浦经济开发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在区内实施保税区的各项政策措施。与此同时，国务院批准黑河、绥芬河、珲春和满洲里作为边境地区的开放城市。３月中旬，国务院批准在温州设立经济开发区。
５月，继上海、天津、深圳设立保税区后，国务院又决定兴建大连、广州保税区。山东、浙江、江苏、福建等沿海省份也开始筹建保税区，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灵活、优惠的政策，按照国际惯例运行。６月，国务院又批准近６０个市、县、镇列入对外国人开放地区。其中南宁和昆明将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同月，国务院决定开放长江沿岸的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５个内陆城市。至此，长江沿岸１０个主要中心城市已全部对外开放。这样，我国就形成了东部沿海、长江沿岸、周边地区和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正当改革开放在大踏步迈进之际，１９９２年１０月中旬，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经过充分的讨论，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其中，“十四大”还就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专门阐述，把这一理论概括为九个方面，并把它科学地界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界定，既有利于人们对它的理解和把握，更有利于其指导作用的发挥。
党的“十四大”是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指导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会议。如果说，１４年前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和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开辟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的一篇重要讲话和一个重要的大会，那么１４年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就是把新时期的历史发展推进到加快步伐并走入新阶段的又一篇重要谈话和一个重要的大会。正是以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十四大”之后，从１９９２年年底到１９９３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先后召开了计划、经济等一系列会议，紧紧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以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五条具体实施方案：一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二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三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四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五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具体要求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在“十四大”基础上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是我国９０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决定》颁布以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其表现是：财税体制实行了分税制；汇率体制采取并轨制；外贸适当放开进出口权限；投资、融资体制进一步强化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价格管理适当放开一些价格管制。
此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我国还相应地颁布了一系列法规，从而在市场作用的有序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些法律和法规，对市场主体和产业部门提出了各种不同要求的规范，尽管这些规范还不够完善，但对市场经济的有序化发展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 加强宏观调控，制定跨世纪
的远景规划
党的“十四大”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新一轮改革浪潮迅速兴起。改革大潮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然而，增长速度虽然较快，但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不是依靠技术进步而是依靠高投入实现的，因而自１９９２年下半年开始，经济生活中便显露出失衡的苗头，到１９９３年上半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现象就更加突出。
对于经济过热现象，早在１９９２年底，中共中央就已发现了苗头，并作了及时提醒。１９９３年４月１日，中共中央召开经济情况通报会，要求各地既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又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是避免大的损失。之后，江泽民在华东六省一市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
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即１９９３年中央六号文件，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提出了１６条措施，以加强宏观调控。
为贯彻落实《意见》提出的１６条措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７月间连续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
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朱基要求以中央六号文件来统一金融系统的认识，这是落实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决策。对此，他强调要统一三个方面的认识：一强化宏观调控，防止经济过热，是当前迫在眉睫的任务；二整顿金融秩序是强化宏观调控的重要方面；三强化宏观调控，不是实行全面紧缩，而是进行结构调整。
为了落实好宏观调控的任务，朱基还向银行系统领导干部提出了“约法三章”：第一，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已违章拆出的资金要限期收回；第二，任何金融机构不得擅自或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第三，立即停止向银行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银行要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
在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上，朱基又要求有关部门“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同时他还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从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开始，在全国全面推行财税体制改革，不搞试点。为此，他向财政、税务战线上的全体职工也提出“约法三章”，即：第一，严格控制税收减免；第二，要严格控制财政赤字，停止银行挂账；第三，财税部门及所属机构，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一律不准涉足商业性金融业务，所办公司要限期与财税部门脱钩。
中央除了在上述金融、财税等方面采取积极的措施以外，还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经济发展实行调控：
一是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注意克服以往只注重速度不注重效益的倾向，把速度和效益同时摆上重要位置。二是积极引导企业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三是实施正确的产业政策，注重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党的“十四大”以后的三年多来，随着宏观调控措施的有力贯彻和对改革、发展、稳定等重大关系的处理，取得了显著成效：过度投资得到控制；金融秩序迅速好转，中央银行监管的能力得到加强；物价涨幅明显回落；经济发展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到１９９６年底，我国经济终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从而进入了持续稳定增长时期。
实现经济“软着陆”，这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是一个不小的成绩。这一成绩的取得，主要在于中共中央着重从体制改革入手，在改革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这些改革措施的提出及其成功实施，充分表明我们党和国家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了。
党领导经济建设能力的增强，不仅表现在市场经济体制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而且还表现在这时党已经将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纳入到战略日程。
１９９５年５月６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问题。所谓科教兴国，就是“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
科教兴国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这一方面是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深入人心的体现， 另一方面也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全球发展大趋势审时度势而作出的正确抉择。这一决策表明，科技和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已经引起了党的充分重视，并已有了将其付诸实施的决心和信心。
立足科教兴国，注重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但同时也要考虑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１９９２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承诺要认真履行会议所通过的各项文件。这次大会后不久，中国政府即提出了促进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十大对策”。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在１９９２年７月召开的第２３次会议，决定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委等部门组织编制《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简称《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经多方努力，该《议程》于１９９４年３月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作为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指导性文件，不仅中央非常重视，而且各部门、各个地方对此也都非常重视。因此，各地方、各部门在制定本地方、本部门的“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时，都使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各地区和各部门的“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得到反映。这表明，它一经形成即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开始付诸实施。
在全面启动《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之前，党首先对“九五”到２０１０年作了规划。这一规划，中共中央从１９９３年起即开始着手拟定。这一工作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成第二步发展战略，并向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过渡的客观需要。
根据这一需要，１９９５年９月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九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２０００年，在我国人口将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３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２０１０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２０００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九五”和２０１０年规划的形成，使我国向新世纪迈进的步伐更加清晰了。
● 推进党建和精神文明工作 随着改革开放跨入新阶段，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工作也不断得以推进。
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０日至２５日，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对反腐倡廉提出了三条要求：一加强对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的监督检查；二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大案要案；三狠刹几股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不正之风。
紧接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于１０月５日作出《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对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作出具体规定。
为使反腐倡廉工作抓紧抓实，自１９９３年起，国务院每年召开一次反腐败工作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当年的反腐败斗争。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导和部署下，反腐倡廉工作形成强大声势，取得了较大进展。从１９９３年１月至１９９６年６月，全国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有２６３万余人次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检查纠正了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问题，有５８６万余名科级以上干部检查、纠正了住房方面的问题。公款吃喝玩乐之风有所控制。从１９９２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７年６月，一大批贪污腐化方面的大案要案得到查处。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７３１万余件，结案６７０１万余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有６６９３万余人，其中开除党籍１２１５万余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处分的３７
４９２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２０ ２９５人，厅局级干部１ ６７３人，省部级干部７８人。其中查处的大案要案主要有：北京市委陈希同、王宝森违纪违法案，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欧阳德受贿案，中国民航总局原副局长边少敏收受非法所得案等数十起之多。
通过廉洁自律和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党风廉政建设有了一定起色。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还针对新形势下党员干部队伍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了相应的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制度。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７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一系列条例、准则和规定，其中１９９４年９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党的建设作为一项“新的伟大工程”提到全党的面前，以引起全党的重视。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条例》和《准则》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各种违纪行为及其处分都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它是党的纪律具体、系统、完整的条规，是党内处理违纪案件的基本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这两个文件的发布，使党的建设在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上不断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曾多次提出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战略思想。
１９９２年６月，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讲话时发表了这样的指导性论述：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是互相协调全面发展的事业，不但经济建设要上去，人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秩序、社会风气都要搞好，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整个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同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任务加以强调，提出要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把它作为９０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１９９５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阐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１９９２年以后，党中央还在全国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民主和法制教育、加强党风和廉洁从政教育。通过这些教育，全国先后涌现出一大批体现时代特色、反映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如孔繁森、徐洪刚、李国安、徐虎、李素丽、吴天祥、王启民、吴金印，等等。
不过，党中央也注意到：还有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措施不力；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一些地方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商业上的假冒伪劣和欺诈行为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等等。这些消极现象影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于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７日至１０日在北京召开了十四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全党同志必须抓紧抓好。为将精神文明建设切实落到实处，《决议》明确提出，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精神文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也是精神文明建设总的要求。《决议》还规定了今后十五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即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以积极健康、丰富多彩、服务人民为主要要求的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在全国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决议》还提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要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进一步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十四届六中全会后，为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和指导，中共中央于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６日成立了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建立了相应机构。自此，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便在有组织有领导的状况下进行。
● 喜迎港澳胜利回归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当然也是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企盼。
这一事业进入８０年代以后，逐渐呈现出喜人的景象。这主要是党的政策正确的直接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政策日趋完善，８０年代初“一国两制”构想提出后，前进的步伐就更快了。１９８４年９月，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从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６日，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草签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自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起中国政府将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与此同时，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也出现了积极变化，民间的接触和交流日渐增多。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后，中国政府即着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经过近５年的努力，于１９９０年４月４日提请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正式颁布，决定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起实施。
这部《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具体体现。其原则精神是：“一国两制”；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把“一国两制”方针确定下来。这部前所未有的法律充分体现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照顾了历史和现实，体现了香港各阶层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也关照到了英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利益，因而在祖国大陆、香港和国际社会都获得了广泛赞誉和高度评价。
《基本法》的通过和颁布，标志着香港回归祖国进入后过渡期。
然而，香港的后过渡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１９９２年１０月，上任不到３个月的第二十八任港督彭定康，对香港的平稳过渡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对此，中国政府一方面予以严正驳斥，争取英方回到联合声明的立场上来；另一方面又坚持“以我为主，两手准备”的方针，立足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港人的共同参与来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
１９９３年７月２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简称“预委会”。“预委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准备工作进入新的阶段。
在中方的不懈努力下，１９９５年初，英方终于表示了愿意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在与中方的合作上逐渐积极起来，这为后过渡期顺利进行开了绿灯，从而受到各方的欢迎。
在诸多条件日趋成熟的情况下，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６日，由９４位香港委员和５６位内地委员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宣告成立。筹委会既是一个工作机构，同时又是一个权力机构，它一经成立就肩负起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切有关事宜。距“筹委会”成立刚刚两天时间，国务院、中央军委便发布公告：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部队组成，同一天在深圳市公开亮相。
８月，推选委员会参选人员开始报名。１１月１日至２日，筹委会第六次全会，从５ ８００多名报名人选中，推选产生出４００位推委会委员。１５日，推委会正式成立，并推选出３位特区行政长官候选人，由此揭开了全面组建特区政府的序幕。１２月１１日，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董建华有幸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１２月１８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向这位“第一任长官”颁发了国务院的任命。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０日，董建华任命了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的２３名高级官员。这样，香港第一届政府宣告诞生。
１９９７年６月３０日午夜至７月１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英国米字旗和港英的皇冠狮子旗徐徐降下，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五星花蕊紫荆花区旗冉冉升起。香港区旗的升起，意味着在香港问题上中国百年耻辱的终结，香港以一个离散了百年的游子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是洗刷中华民族百年耻辱的庆典。在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辉映下，江泽民主席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结束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立即宣誓就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由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为香港前途设计的蓝图，就在这一刻变成了现实。
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还同葡萄牙就澳门问题进行磋商，经过四轮谈判，于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３日双方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３日，中葡两国政府互换批准书，联合声明正式生效。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澳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香港、澳门胜利实现了回归。同样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祖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也发生了可喜变化。海峡两岸结束了长期隔绝的局面。台湾同胞赴祖国大陆探亲、旅游、经商的人次一年比一年增加，台胞在祖国大陆的投资急剧增长，两岸交往特别是文化交流得到较快发展。１９９３年４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举行会谈，这是海峡两岸授权的民间团体最高负责人之间的直接会谈。
１９９５年春节来临之际，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八项看法和主张：一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二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三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四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五面向２１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要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六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七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八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
这八条主张进一步发挥了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对台问题上所持的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尊重历史与现实，既坚持原则又求同存异的公正立场，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两岸关系的新建议和新思路，因而立即受到了海内外一切关心中国统一的人们的热烈欢迎。
根据这八条主张，中央人民政府为进一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开展了多方面工作，同时对“台独”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海峡两岸的经贸关系和民间往来交流活动继续得到发展，祖国统一大业正在稳步前进。
在致力于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同时，我国的整个对外关系也不断取得进展。在对外关系方面，总的来说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巩固，与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逐步改善和发展，多边外交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１９９６年４月，中俄两国在睦邻友好的基础上，双方进而又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２１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１９９７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克林顿成功实现了互访，双方决定共同建立面向２１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我国这一系列对外工作的新进展，使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友好合作的空间更加广阔。
● 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建构
面向２１世纪的中国未来
正当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入新阶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以高昂的姿态迎接新世纪的时候，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９日，历史巨人邓小平与世长辞了。世纪之交，社会转型，机遇与挑战并存，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这种纷繁复杂的形势之下，邓小平的逝世无疑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于是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便立即引起世界的瞩目和国人的关注。
当此之际，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２日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江泽民郑重地向世人宣布，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江泽民还富有远见地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举什么旗，实质上就是亮明一个政党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倾向。对于旗帜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很早就曾指出：革命的人们要实行“主义的结合”，“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有所指望，回答向何处去；知所趋赴，回答走什么路。江泽民在邓小平逝世后，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关头，明确提出要高举起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无疑也是要让人们“有所指望”、“知所趋赴”，并团结在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之下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其指导地位的确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理论认识发展的结果，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历史性决策。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无疑是要以邓小平理论为灵魂，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胜利推向前进。党的“十五大”也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对我国跨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外交以及党的建设等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作出战略性部署。即：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为完成党的战略任务，“十五大”从两个方面作出明确要求：
第一，进一步重申了党的基本路线，并深刻阐明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十五大”之所以再次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就是要使人们进一步“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第二，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怎样搞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问题。对此，江泽民在大会上明确讲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现代化建设，必须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主要任务，以改革为动力的同时，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
党的“十五大”是世纪之交继往开来的一次重要会议，它为我国进入２１世纪作了全面总动员，并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理论上为跨世纪作了准备。
党的“十五大”之后，全党全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为落实“十五大”提出的各项战略任务而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１９９８年１月７日至９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今年农业和农村工作要做到“四稳一突破”，即稳定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稳定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稳定农产品总量，稳定农村社会秩序，力求农村改革有新突破，产业结构调整有新进展，农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有新提高，农民收入有新增长。
３月５日至１９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对１９９８年的政府工作提出了八项建议：一进一步稳定和加强农业；二国有企业改革要取得新的突破；三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四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五积极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六努力改善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七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八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这次会议对政府机构改革问题提出了基本框架：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重点，是调整和撤销那些直接管理经济的专业部门，加强宏观调控和执法监管部门，按照权责一致的要求，调整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职责分工，完善行政运行机制。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从４０个减少到２９个。国务院直属机构与办事机构也将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
大会通过了李鹏所作的报告，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３月１９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随即，新任国务院总理朱基和４位副总理与６００多位中外记者见面。在人民大会堂的记者招待会上，朱基将本届政府的施政纲领概括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一个确保”，就是确保１９９８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８％，通货膨胀小于３％，人民币不贬值；“三个到位”，就是国企改革到位，金融改革到位，机构改革到位；“五项改革”，就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金融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财政税收制度改革。
３月２４日，新一届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朱基总理提出五项要求：牢记自己是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从严治政，敢于得罪人；清正廉洁，惩治腐败；勤奋学习，刻苦工作。并提出约法三章：在国内考察中要轻车简从；精简会议，压缩时间，减少人员；减少应酬，集中精力研究处理重大问题。要励精图治，高效廉政，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旺盛的斗志做好跨世纪一届政府的工作。五项要求、约法三章，要言不烦，展示了新一届政府的新形象。随后，各项改革方案也纷纷出台。
一是大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落实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由政府、企业、社会共同承担。二建立国务院稽查特派员制度，向国有企业派遣稽查特派员以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三成立了中央大型企业工委，以加强企业党的建设并加强对企业的监管。这些配套措施的实施，加快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二是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为强化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１９９８年６月，中共中央正式成立金融工委。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还开始在全国建立跨省、市、自治区的大区分行，强化垂直领导，加强金融监管；国有商业银行也在进行内部机构调整，以减少支行，压缩人员，提高效益。
三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全面展开。１９９８年４月底，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会议，确定改革的原则是：实行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６月初，国务院又召开了全国粮食购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提出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农业发展银行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三项政策，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６月６日，朱基签发国务院第２４４号令，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以此加强粮食收购管理。
四是积极稳妥地进行国务院机构改革。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９日，朱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总结了新一届政府组建以来，各部门“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方案的制定工作，对下一步实施“三定”工作作出部署。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各部门的“三定”方案，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的要求，国务院各部门转交给企业、社会中介组织和地方的职能有２００多项；在部门之间调整转移的职能１００多项；部门内设的司局级机构减少２００多个，减少了四分之一；人员编制总数减少了４７５％。
随着国务院机构设置的完成，人员定岗分流工作展开。国务院要求做到“四个结合”：把人员定岗和分流与优化结构、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结合起来；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结合起来；与从严治政、加强机关建设结合起来；与加强法制建设结合起来。截至１９９８年６月，大部分国务院部门定岗分流工作结束，使三年内完成全部富余人员的安置任务有了保证。
上述改革的成功，实现了新一届政府的承诺，为完成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各项部署提供了有力保证。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改革开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意想不到的风险和挑战随时都会对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带来威胁。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和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的特大洪涝灾害，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严重冲击，对此，党领导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战，成功地渡过了难关；１９９９年，党又领导人民胜利地进行了三大政治斗争：一是严厉批驳了李登辉为首的“台独”势力所鼓吹的“两国论”，对其企图分裂祖国的行径给予坚决打击；二是坚决取缔了“法轮功”邪教组织；三是严正抗议和声讨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面对来自国际国内的考验，党还就自身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１９９９年起分期分批对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进行“三讲”教育，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２０００年初，江泽民又提出以“三个代表”的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加强党的建设。通过这种新的教育形式、新的党建思想，清除消极腐败现象，提高政治水平，使党的本身更加坚强有力。
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客观实践，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科教兴国战略的推进，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稳健进行及成功抗御特大自然灾害的胜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力量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有力。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全面推向２１世纪的根本保证。对此，中国各族人民坚信不移，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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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晚，茫茫夜色笼罩着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在法租界望志路１０６号今兴业路７６号的一座寓所里，十几位穿戴各异、口音不同的人正在秘密集会。他们中，年龄最大的４５岁，最小的只有１９岁。在淡淡的灯光下，他们的神色显得格外庄重。
这次不同寻常的集会，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会。那时，对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极其平常的盛夏之夜，但对于悠久绵长的中国历史，它却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
● 近代中国出路何在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令世人惊叹不已的灿烂的古代文化。然而，当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陶醉于泱泱大国的“康乾盛世”之时，却万万不曾料到，比“大清帝国”大得多的广阔世界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１７世纪中叶开始，世界之舟顺着弯曲的历史长河驶进了近代港湾。１８世纪６０年代以后，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在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在大约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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