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毛泽东
长征结束后，抵达陕北的毛泽东、贺子珍。
蔡畅抱着４岁时的李敏在延安。
１９３７年４月，毛泽东等到延安机场迎接同国民党谈判归来的周恩来。
第一章
○我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
○爸爸送我去找妈妈
○在苏联，我与妈妈相会
○二哥岸青指着毛泽东像说：他是我们的爸爸
○我给毛主席写信问：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
■ 我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
我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这个名字是后起的，我的小名叫娇娇，大名曾叫毛娇娇、贺娇娇。
在说我父亲之前，我想先说说我自己。
我是１９３７年在陕北志丹县出生的。关于我的生日，又有许多种说法。有人说，我是１９３６年８月农历出生的；有人说，我是１９３６年的冬季出生的；我爸爸说我是１９３７年初出生的。妈妈也这样说。
其实，生日对我这个普通百姓来讲，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日子。清楚与不清楚，也无关大局。反正我该来的那天，也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这就行了。虽然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很少有不知道自己生日的，但是，在我出生的年代里，爸爸、妈妈正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奋斗，孩子带来的欢乐他们不可能充分地享受，更何况，我和黄土高原上所有的孩子一样，出生了，不过是一个小生命，生日，并不重要，对于毛泽东的女儿来说，更不重要。因为，对于爸爸来说，他期待的是一个民族新生的日子。
１９３５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的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跋山涉水，终于胜利到达陕北。
１９３６年秋，毛泽东——我的爸爸，率红军东征后，来到妈妈已先到达的保安县。
保安县，是个小县城，全城人口还不足四百。这儿人口不多，房屋也就不多，再加上黄土地的贫瘠，想找一孔好的窑洞住，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的父亲毛泽东和母亲贺子珍就住在保安县小石山的一孔破烂不堪的窑洞里。窑洞光破还不说，里边黑洞洞的，洞顶上还时不时地往下滴水，里面格外潮湿。
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很幸运，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接生了我。我该称她为同妈妈或刘妈妈。
当年，她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妈妈的身边，精心地照料、护理着妈妈，用她那细致、娴熟的动作，以一颗慈母般的爱心，将我这瘦小的身躯接到这个世界上。
我的第一声啼哭，是从她的双手上托着的小身躯里发出来的。她为我洗干净身子，包裹好，又重新双手托着我，仔细地端详了一下我的长相。大概她是想判定一下，我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吧看了一会儿，她笑吟吟地把我放在了妈妈的身边。
后来，刘妈妈谈起当年时，她这样说：
１９３６年５月５日，东征胜利回师后，中央和毛主席由瓦窑堡来到保安县。毛主席住在城内炮楼山下的窑洞里。我们住在离他不远的北山坡上。
那年，冬季的一天早上，毛主席的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对我说：“快快贺子珍要生孩子啦，毛主席叫你快去。”我赶紧拿上前些日子就准备好的小被子、小衣服跑到毛主席住的地方。老远，我就听见贺子珍在院外的岗楼里喊叫。毛主席见我来了，说：“刘嫂子，快来呀”
我走进岗楼，见贺子珍面色蜡黄。消瘦的身子躺在地铺上，冷得直打哆嗦。
岗楼的墙是石头垒起来的，顶子是用高粱秆子抹着泥巴搭起来的。岗楼里四面透风。我很生气地埋怨他们：怎么能挑选这地方生娃呀毛主席说：“石窑里太潮了，是子珍跑到这里来的。”
毛主席焦虑地问我怎么办我先让子珍喝了半碗开水，让她的身子暖和些，然后，扶住她，替她按摩腹部，使她减少些痛苦。不一会儿，娃娃生下来了。这时，医生赶来为娃娃扎了脐带，将子珍抬回窑洞。我用半盆热水洗了娃娃的身子，裹起来抱进石窑洞安顿好，就跑向北山坡家里，去取前几天就准备好的鸡蛋。
刘志丹的牺牲，使我的脑子受到很大刺激，影响了我的记忆。我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把鸡蛋放在哪里了，一直翻到中午才找到。当我推开毛主席的房门时，见子珍正在吃鸡蛋，不知道是谁送来的。我端着刚找到的那碗鸡蛋木呆呆地站在她身旁，一个劲儿地落泪。
娇娇生在苦难的岁月，生下来时又瘦又小，一对小眼睛睁开看人，真叫人心痛。
后来，她到了保育院。再后来听说她到苏联找妈妈去了。解放初，她回国以后，有一年在上海我见到了她。一见面她就叫我“刘妈妈”。后来还托人给我捎来一张照片，上面写着：“敬赠刘妈妈留念，毛娇娇。”再后来，她改名叫李敏了。
这就是我的出生经历。
再大些时，我知道了，同桂荣妈妈为我接生时，刘志丹刚刚牺牲半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积极组织民族统一战线，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１９３６年年初，中央派刘志丹带领红军打过黄河，进入山西作战。刘志丹作战英勇，不幸在一次战斗中负重伤，回到保安不久牺牲了。我出生的保安也是他的家乡，为纪念他，改成现在的志丹县。
听大人们讲：我出生时，爸爸和妈妈的老战友，红军女战士康克清妈妈、邓颖超妈妈都闻讯来庆贺。
爸爸笑眯眯地招呼她们进窑里坐坐。她们问：“子珍生了没有顺利不顺利”
“生了，生了，像母鸡下蛋一样，生了个大鸡蛋。”爸爸风趣地说。
后来，听人们讲起来，我觉得爸爸挺有意思。我也想不出为什么爸爸说“生了个大鸡蛋”。他是指我身子瘦小而言呢还是指我是个女孩呢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我就无从得知了。
据说，当时邓颖超妈妈抱起我来，看看我那瘦小的身子，产生了爱怜之心，连声说：“真是个小娇娃，一个小娇娇。”
爸爸听了这句话，便说：“对，就叫娇娇”
后来，有人叫我毛娇娇，有人叫我贺娇娇。其实不管叫什么，我都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
我的到来，为爸爸妈妈的生活增添了喜悦与欢乐。这一年，我爸爸４３岁。尽管他早已是四个儿子两个女儿的爸爸了，但在那动荡的岁月里，孩子们的下落都不清楚。杨开慧妈妈生的岸英、岸青、岸龙，自从杨妈妈牺牲后，一直没有确实的消息。爸爸和妈妈在苏区生了哥哥小毛，一直托给叔叔、婶婶——毛泽覃、贺怡寄养，现在也不知道情况。后来妈妈又生了两个女儿，都送人了。这些孩子的下落都不清楚。所以４３岁的爸爸身边，倒是只有我一个孩子。爸爸亲眼目睹了我的诞生，亲耳听到了我的第一声哭啼。
婴儿的第一声哭是宣言书，她向世界宣告：我来了婴儿的第一声哭，又是进军号，她向人们宣告：我加入到你们这个行列里来了；婴儿的第一声哭，就像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符，像是唱出的最悦耳、最动听的乐曲，叫人们百听不厌，百听不烦。这乐曲在父母的耳边萦绕，是使父母终生难忘的欢乐乐章。
爸爸双手抱起我，仔仔细细地端详起来：小脸蛋、小嘴巴、小鼻子、小额头，像谁呢他看看疲惫的妈妈自言自语地说：“像，像像子珍的清秀、文静，是个好娇娃。”
爸爸抱着我。我贴在他那博大的胸怀里。他的博爱像一股暖流传遍了我的全身，离开母体的孤独感没有了，我吮动着小嘴巴，眼睛连睁都不睁地熟睡在他的怀抱里。
此时的爸爸在想什么我当然不知道。妈妈的心里明白。就在长征大军翻越六盘山，到达甘肃南部地段的时候，我开始在妈妈身体里孕育、生长。冰凉的山水，口口的雪花，变成了哺育我的乳汁；野果、草根，经过母亲的咀嚼，变成了我的营养主食。我这小小的生命，从孕育的那天起，就跟着妈妈同患难，共甘苦，就跟着妈妈一路风尘，来到陕北。我能平平安安地来到世上，见到父母，享受到父母的亲情之爱，已实属不易。比起我的哥哥姐姐们，我可真算得上是一个幸运而又幸福的人了。更何况我是生在陕北这块热土上呢
可是，我没有能像其他的同龄孩子那样，长期生活在父母身边，因为我的父母都在忙着自己的工作或学习。
听说，我刚刚满月，父母就把我托给奶妈喂养，妈妈到抗大学习去了，只有星期六放假才能回家。一周也只能见我一面。到我牙牙学语的时候，妈妈又到苏联治病去了。细算算，我在妈妈身边也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妈妈是个什么样子我没有一点印象。
爸爸忙于党和国家的大事，哪能担当起当妈妈的责任呢他照顾不了我，就又把我寄养在当地一户农民家里。虽然享受到陕北农家孩子同样的生活，但我却失去了所有孩子都能享受到的亲生父母的关怀和爱护。在这家呆了多久，我记不清。别的人也说不准确又是什么时候把我送到在当地合作社工作的一对长征夫妻家里抚养，在那里又是呆了多长时间，我更搞不清。但是，有些老人又叫我是合作社的娃娃。再后来，我就被送进延安的洛杉矶保育院去了。
我好像听人说，在延安时，妈妈的战友、长征过来的四川人张秀英是我的阿姨。把我托给她时，我已经是一岁多了。等我到保育院时，张秀英阿姨也在保育院当保育员。我俩算是“老熟人”了。一直到１９４１年，我都生活在这里。
爸爸住在杨家岭、枣园多久，我都记不得。他到保育院来过没有，我也记不得。我是否回过家，当然，我还是记不得。
■ 爸爸送我去找妈妈
我对爸爸的记忆，实在淡极了，能记得的是１９４０年，爸爸送我去苏联，可这个印象仍然是极模糊的。１９４０年，在爸爸的亲自安排下，我和朱德爹爹的女儿朱敏，罗亦农烈士的儿子罗西北和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四个孩子一起，搭乘一架苏联的轰炸机，转道甘肃、新疆到苏联，他们是去学习，我是去找妈妈。
黄土高原的气候是：“夏日热得慌，下雨泥汪汪；冬天透心凉，刮风满天黄。”那时，正是冬季，那狂风，那寒冷，那细沙碎石被风卷起来，再甩到人们的脸上、额上、鼻尖子上，甭说小孩会觉得如刀割一般痛，就连大人也常皱眉头，无法忍受。这狂虐的西北风，吹得人浑身都泛起鸡皮疙瘩，那真让人难受。
那天早上，朱德爹爹同康克清妈妈带着朱敏，我则坐在爸爸的怀里。我们和另外两个孩子同乘一辆轿车向飞机场驶去。
一路上，我看到的除了山就是道路两旁枯黄的野草在风中摇动，风吹着黄土、细沙满天跑，别的什么也看不到，路上连个来往的行人都没有。当车子过了桥儿沟再往东驶，老远老远看见了机场里升起的一股股的浓烟。走近时才看清楚，原来机场里支了个老大老大的锅，在为我们乘坐的那架飞机烧水，上水。我们都看见了几个人，正忙活着，做着起飞前的准备工作。
机场里满地都是枯黄的杂草，风在呼呼地叫，飞机在轰隆隆地响。那西北风呼地一阵，一股寒冷袭来。我望望四周，拉紧爸爸的手，紧紧地紧紧地贴在他的身旁。
尽管天地如此寒冷，但当我们看见这个庞然大物时，竟忘记了寒冷，也顾不得将要与爸爸离别的悲伤。我松开爸爸那温厚的大手，跟着他们高兴地往飞机上爬。
我不懂得离别的悲伤，也不知道离开爸爸后会孤独，会恐慌。我也一味地跟在大哥大姐的后面，像模像样地学着他们东摸摸西瞧瞧，感到好玩极了。我们都开心地笑着。
大人们帮我们把行李放好后，我们光顾高兴，好玩，还没有发现，他们已悄悄离去，飞机舱门也不知什么时候关上了。只觉得飞机一阵颠簸，等我们明白过来，飞机已腾空而起……
这才发现，朱德爹爹、康妈妈、我的爸爸……都没有在我们身边。
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爸爸呢他坐在哪儿呢我左看右瞧，都没有找见爸爸。这时候，我仿佛突然长大了，明白了。爸爸是怕我伤心，才悄悄地走了。我伤心地低下头，一声不响地坐在朱敏大姐姐的身旁。
这些天来，我患感冒，又拉肚子。这时候，我的肚子又痛了起来，又要拉肚子。朱敏真不愧是大姐姐，看到我肚子痛得直哭，就赶紧帮助我，找到破纸铺在地上，然后她安慰我。其他两个男孩子也一起过来帮忙。大家手忙脚乱了一阵子，总算帮我收拾干净了。我的肚子不痛了，就又静静地坐着，一句话也不说。
我坐在这颠颠簸簸的飞机上，两只手不时捂着肚子。我感到头痛，便蜷曲在飞机舱的角落躺下，眼泪汪汪的一声不吭。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是想远在苏联的妈妈吗我记不起妈妈的样子，当然也就想不出来；是因为，远离我的爸爸吗爸爸留给我的是高大的身影，温暖的胸怀，笑眯眯的脸庞，是我的小手在爸爸那温厚的大手里转来翻去的印象。
这就是我的爸爸毛泽东留给我３岁时的记忆。而就是这点记忆，又随着日后的漫长岁月而渐渐淡了，浅了，消失了，忘却了。
飞机把我带走了。它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离我的爸爸。我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有黄土吗有窑洞吗有我熟悉的阿姨和小朋友吗我还能再坐到爸爸的怀抱里吗他那温厚的大手还会再牵着我的手吗我能再见到那么高那么高的爸爸吗爸爸说是让我找妈妈去，妈妈又是个什么样子我的小脑袋里就这样忽而东忽而西地胡乱想着，胡乱猜着……
■ 在苏联，我与妈妈相会
经过一番折腾，我们终于到了苏联。
当我在苏联莫斯科见到妈妈时，说不上激动，也谈不上兴奋。我毕竟还只是个３岁的孩子，可对妈妈说来，可就全然不同了。当有人把这消息告诉她说：“你的女儿娇娇要来莫斯科找你来啦”妈妈听了摇摇头，不信。认为是同志们和她开玩笑，逗着玩。
“莫逗嘛，她怎么会来”妈妈虽然嘴里这么说，可心里却想：这事也许是真的。
她是怎么知道我真的要来了，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了。反正那天妈妈是到机场接我的。一见到我，妈妈便一把将我揽在怀里，问着，亲着；亲着，问着，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妈妈高兴地一遍又一遍地问我：
“你是谁呀来干什么呀”
“我是娇娇，来找妈妈呀。”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妈妈叫贺子珍。”
“你给妈妈带来什么礼物啦”
“我给妈妈带来娇娇。”
离别３年，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我与妈妈相会了。
我来到妈妈的身边，妈妈可高兴啦我俩在一起，妈妈唤我的亲切柔声，我叫妈妈的甜甜细音，在房间里久久回响着。
可妈妈还要学习、工作，不能天天陪着我玩，就只好把我送到国际儿童院的幼儿班。我又开始过上了像在延安时的集体生活。
在这里，除了有妈妈的爱之外，还有亲我爱我的两个哥哥——岸英、岸青。
虽然生活在异国的土地上，但四个人，节假日团聚在一起，围在妈妈的身边。这也是一个温馨的欢乐的家呀岸英、岸青是在上海地下党和张学良将军的帮助下来到苏联的，他们比妈妈来得早。
妈妈是１９３７年底，为了治伤离开延安到西安，经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再到苏联的。
妈妈是在这里与我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杨永福岸英、杨永寿岸青相识的。
后来听两个哥哥讲，他们的相识，还真有点戏剧性：
１９３８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一位叫阿烈耶夫的老师领着一个高高的身材，３０岁上下的女干部模样的人，来到我们跟前。老师向我们介绍说：“谢廖沙岸英哥哥俄语名字的爱称、戈勒岸青哥哥俄语名字的爱称你们瞧她是谁她是专门来看你们的。”
我俩一愣到苏联一年多了，我们没有亲人在这里，怎么会有人专门看望我们呢
面对这位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女人，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从她的举止、神态上看，她不像那些平时来看望我们的阿姨；从她的言谈中好像她和我们有着一般人所没有的特殊关系。我们一时也搞不清楚。该怎么称呼她好叫同志，还是叫阿姨干脆，什么也别叫。我俩一声不响地同时又用审视的目光，偷偷地打量着她。
她，浓眉毛，大眼睛，瘦长的个子，温和的脸庞上带着点挺不自然的微笑。她好像也是有话不好直说一样。看样子，她很疲惫，也有几分忧郁。看她的表情，也有点不知如何是好。怎样才能打破这片刻的沉静呢她只好回过头来问阿烈耶夫老师：“他们就是岸英、岸青吧”
站在一旁的阿烈耶夫看到三个人不自在的样子，忙来解围说：“是的他是哥哥岸英，又叫谢廖沙；他是弟弟岸青，又叫戈勒。”说着又转过身来，对我们两个说：“她是你们的贺妈妈，贺子珍刚从中国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
“是的我就是贺子珍，到苏联后改名文英。”她脸上漾着笑意，亲昵地说：“你们的爸爸可想你们哪”
自从妈妈杨开慧牺牲后，我们便失去了母爱，“妈妈”这两个字，对我们来讲真是太生疏了。我们既不喊她妈妈，也不向她打听爸爸毛泽东的情况，我们不大习惯这个事实。
“你们父亲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他常常念着你们呢”她为打破僵局这样说。
阿烈耶夫老师看到我们开始交谈起来，便招呼她坐下来，自己悄悄地走开了。
她见我们的床铺又脏又乱，便三下五除二地为我们收拾起来。
她把拎来的水果放在桌上，把我们又脏又乱的床铺收拾干净。整好后，又弯腰把床下的“杂货摊”清理好，又把我们的脏衣服卷起来，拿到河边去洗干净，晾好……看到她屋里屋外地忙活着，我们怪不好意思，也觉得过意不去。就跟着她也干起来，但却没有说一句话。
屋里整理得干净、漂亮，像样了。看样子她也累得够呛。
我们坐下来。她把苹果削好送到我们手里，我们真不好意思接受这种爱。可当我们看到她的一片真诚和充满母爱的眼神时，也忙泡了一杯热茶送到她面前。可谁也没有喊她一声贺妈妈。
她所在的东方大学离我们的儿童院不远，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她总要带些物品来看我们，像慈母一样关怀着我们的衣、食、住、行。每月发给她的红军干部７０个卢布的待遇费，除了自己的必需开支以外，剩余的钱她都花在了我们两个身上。她给了我们温暖和母爱。渐渐地，她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员，有时她不来，我们还怪想她的，一有空儿，我们就到她住的共产国际办公楼的一间小屋去玩。
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见到她。她是生病了还是回国了我们决定去看看她。
刚一进她的房间，看到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小男孩。我们相视笑笑，我们明白了，这是父亲毛泽东的又一个儿子，是我们的小弟弟。
“唉唷，这小弟弟多像我爸爸呀”岸英盯着那小脸上打着褶的小男孩，左端详右端详，越看越高兴，越看越喜欢。瞧他高高大大的额头，多像爸爸，就连鼻子、眼睛也都像爸爸。
“对这个小男孩还真像爸爸。”岸青说着就去轻轻摸他的小手腕，逗着他玩。
“因为他和你们是同一个爸爸呀”她说着望望我们。
看到我们高兴，她也会心地笑了。她笑得那么甜，那么真。这样的笑容是过去很少见到的。
她的小房间里，成了我们团聚的地方，也成了我们的家。
在这个家里，我们逗着小弟弟玩；在家里，听她给我们讲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在家里，我们帮助她学习俄语；在家里，她讲我们的爸爸毛泽东，也讲她自己负伤的痛苦经历；在家里，我们还听她唱江西民歌，特别是那一声：“哎呀来嗳……”的清脆的开腔，一下子就又把我们带回到祖国，带回到家乡……
这个家，充满了欢乐、笑声，歌声回荡在房间里。
有一天，当我们再回家时，她变了，变得衣衫不整，也不梳洗，无力地和衣躺在床上。她好像突然间苍老了许多。再一看，她泪流满面，两只眼睛痴痴的、呆呆的，没有一点往日的神采。这是怎么啦
我们突然发现，小弟弟没有在屋里。岸英急切地问：“弟弟呢小弟弟呢”这一声发问，使她如梦初醒，她悲痛地嚎啕大哭起来。
原来小弟弟感冒转成肺炎，还没等送到医院，他就去了……小弟弟来到人间刚刚十个月，就夭折在他乡异地。我们难受，我们爱这个小弟弟。他那么幼小，还未来得及叫声“哥哥”，他便去了。我们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如泉涌地哭了起来。
我们劝她：“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呢，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
和她相处这么久，这是第一次这样称呼她。“贺妈妈贺妈妈……”我俩不住地叫着。
刚刚还是满床翻滚，痛苦不止的她，这时突然停止了哭声，从床上腾地站了起来，一把将我们俩紧紧地搂在她的怀里，“儿呀儿呀”不停地叫着。我们像又回到当年，像在妈妈的怀抱里一样，感到母爱的温暖，享受到了妈妈的亲情。
她一声声“儿呀儿呀……”地喊，我俩一声声“妈妈妈妈……”地叫，我们三个人抱成一团，哭成一团。
这哭声是悲痛的，因为她失去了儿子，因为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妈妈，因为我们孤独了这么久；这哭声又是幸福的，因为我们又有了妈妈，又享受到了人间的伟大母爱。
贺妈妈两年的学习生活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她留下来在东方部教孩子们中文，我们一家人才真地生活在一起。
爸爸再婚的消息，是真是假，我们也搞不清，反正也隐隐约约地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这事，贺妈妈肯定也听说了。失去儿子痛苦创伤还未愈合，这消息对她来讲，犹如雪上加霜，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的精神一下子垮下来了。
贺妈妈精神大不如前，身体也很弱。为使她心灵上的创伤减轻些，我们想方设法使她高兴；有时说故事；有时讲笑话；有时说国内；有时谈国外。但谁也闭口不提我们总想到的一个人：我们的爸爸——毛泽东。
他们讲着，我听着，我觉得我的两个哥哥真懂事，我为他们的母子真情所感动。我爱我的妈妈，我爱我的哥哥，我更爱这个家。
■ 二哥岸青指着毛泽东像说：他是我们的爸爸
我到苏联不久，就是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希特勒发动了对苏联的侵略战争，苏联人民的生活都转入了战争轨道。所有旅居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响应斯大林的号召同样也都要支援前线。我们的生活也因此乱了套。
战争带来了物品的极度匮乏，我们所在的儿童院的生活也已不像早先那样丰富，食品供给也开始紧张起来。我们每天的早餐只有半片面包，一碗玉米面粥；午餐和晚餐也仅仅是一片面包和一盘盐土豆。这点食品量，连我都不够吃，更何况我的两个哥哥他们都是小伙子，正处在长身体的年龄，当然就更吃不饱了。
妈妈的食品定量也跟我们差不了多少，但她总想着我们，把领到的面包分出来一部分收好留着。我算是职工子弟，饭可以打回家去吃，妈妈又从我的口粮中挤出一点省下来也留着。到周末，两个哥哥来了，她就把土豆切碎，煮一锅汤，拿出攒下来的食物一起吃起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饭食，但一家四口人，围坐在一起，喝着热乎乎的土豆汤，生活也还是很愉快的。
妈妈和其他的女同志一样，为支援前线，她每月要织一件毛衣，三双袜子。她要全凭自己的双手去完成这个任务。她打呀，织呀，双手几乎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有时候，我都睡一大觉了，妈妈还在织着。她靠自己的劳动挣点钱来维持自己和我们三个孩子的生活。
为了我们，为了一家人能填饱肚子，妈妈除了完成织毛活的任务外，还要开荒种地。她拖着带伤的身子，种了胡萝卜、黄豆、菠菜、土豆。她自己提水浇地、施肥，盼望有个好收成，来补充我们生活食品的不足。
妈妈就这样不辞辛苦地为我们操心劳累。
一个又一个的节假日，我们就这样过着。虽说不富裕，但生活还是苦中有乐。因为我们有妈妈，有这样一个四口之家。
这种日子过了没有多久，生活又发生了变化。
先是岸英哥哥上了苏雅士官学校，他不常回家了。二哥岸青又到莫斯科念书去了，家里又只有我和妈妈了，生活又开始寂寞了。
后来，我得了肺炎，因为是战争时期，缺医少药，我的病情一天一天加重，真的到了命在旦夕的地步。
妈妈听说这一消息，拼命地跑到儿童院，要把我抱回家。院领导不让，妈妈只好又忍着泪回去了。
一天，院方突然通知妈妈，可以到医院探视了。妈妈可高兴了，可当她赶到医院时，没有看到我。她急切地问：“娇娇呢，我的娇娇在哪里……”
“她已无法医治，推到太平间副室去了。”医生告诉妈妈。妈妈一下子惊呆了。
妈妈不顾医务人员的阻拦，疾步跑到病危室，看到我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她五内俱焚，此时，妈妈只想要救我，她喊着：“我的娇娇，我要救活你……，你们不能把我的女儿送到太平间呀她活着，她活着，我的孩子还活着……”
妈妈抱起我，对医生说：“孩子我带走，一切后果由我负。出了事和你们没有关系……”
妈妈用她的大衣、围巾把我裹好，迎着呼啸的夜风，深一脚浅一脚地一路小跑回到家。
滴水不进的我，在妈妈的精心护理下，病终于好了起来。在妈妈的照顾下，我好了，妈妈却累得比过去更加消瘦，也更加疲惫。看着妈妈，我心里也难受，可又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举目无亲。妈妈救活了我，我从心里感激她，我更加爱我的妈妈。她是我惟一的亲人，我也成了她惟一的精神寄托。甭管是为了她，还是为了我，或是为了我的爸爸，我活下来了。我活着是妈妈的功劳。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爸爸总没有忘记我们这段苦日子。每当他想起来时，总念叨：“是妈妈救了娇娃”
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病好后，儿童院要我回去。妈妈则要求让我在她身边再呆些日子，再恢复一段时间。这本来是人之常情，是可以商量的事。结果院方不同意，强行要妈妈把我送回院里去。一天，院方派了一个人来，要把我带走。那个人态度十分蛮横。妈妈和他们发生了争执，结果他们却说妈妈是“疯子”，是“精神病”，还说：“你呆在这里不想干活，难道还要我们再养活你们这些懒虫……当心我把你送到疯人病院……”
“你是在胡说，我有双手，我是在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靠我自己的劳动。你懂吗……”妈妈也急了。对这种人格上的侮辱是谁都无法接受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而在国外，这尊严里还有民族的、祖国的尊严，更何况妈妈一向性格刚烈，她是从井冈山走过来的，是从腥风血雨中拼死拼活走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当然更不会买他们的账。她毫不退缩地和那苏联人大吵起来。
妈妈是讲理的，谁知道这一吵，竟得罪了他们，结果那人走后，过了不几天，他们真地就强行连拉带拖地把妈妈带走了，并真地把她关进了精神医院强行给她进行所谓的治疗。这治疗实质上是对妈妈的精神、身体的摧残。致使她在此受到非人的折磨，致使我与妈妈再次生离死别。我哭天呼地，可有谁来管我们呢
我又进了儿童院。这一呆就是两年多，直到１９４７年夏季，我才见到妈妈。
在儿童院里，我和所有的小朋友一样，生活、学习、劳动，过着集体食宿的生活。
１９４６年，大哥岸英已经回国了。二哥岸青还在莫斯科学习，只有二哥时常来看看我，也只有二哥是我的亲人了。
一天，二哥又来看我。哥哥陪我在儿童院礼堂里玩着，我一边玩一边吃着他给我带来的糖果。哥哥说我长高了，长大了，成了个大姑娘了。他关心地询问我的学习、生活。谈笑间，他指着墙上挂着的各国领袖照片其中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等，说：“你知道他们都是哪国的领袖吗”
“我知道。老师都给我们讲过的。”我回答他说。
“那，你说他是谁”他指着毛泽东的照片问我。
“我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叫毛泽东。”我说。
“是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可你知道吗他还是我们的爸爸……”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我就急得打断他说：“你疯了，你瞎说。他不是我们的爸爸，他不是……”
“是的，他是我们的爸爸，就是他送我们到这儿来学习的。”哥哥又接着说。“不是，不是他不是我们的爸爸，你瞎说”我急得几乎要跟他吵了起来。
“他不是我爸爸。我没有爸爸。我只有妈妈。”我和他争辩着。这是因为我还小，考虑到我的安全，妈妈说过：不许提爸爸的事。
“好了，好了，哥哥不说了，不说了。”他见我生气了，就赶紧劝我。
等哥哥走后，我心里也开始有点嘀咕起来：哥哥说得那么认真，或许那个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真的是我的爸爸，不然，哥哥怎么会这样对我说呢他不会跟我开这样的玩笑吧
从那以后，我再仔细地看看那张照片，想想莫非他真是我的爸爸……不，不对，我没有爸爸，我只有妈妈。这是我到这儿以后妈妈告诉我的：我姓贺，叫贺娇娇。我就这样，一会儿想他可能是我的爸爸；一会儿又想，他不是我的爸爸。
我在努力地回想着，我什么时候见过爸爸爸爸长得跟照片上的人一样吗……可怎么也记不起来。这时候，我又想起了我的妈妈。如果妈妈在我的身边，我问问她，问题不就明白了吗答案不就有了吗可这时的妈妈，也不在我的身边。你在哪里呀我的妈妈
在国内，我离开妈妈３年才得以相见。在这里，跟妈妈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我曾享受到了母亲的爱，家庭的温暖，我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可现在，我又失去了妈妈，也得不到爸爸的爱，我多么孤独啊爸爸的影子没有留在我的记忆中，照片上的毛泽东若真是我的爸爸，他会不管我吗他会让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这里生活吗难道他就不想我吗
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的一天，儿童院的一位老师把我领到院长室。院长问我：“你想见你的妈妈吗”
我看看他，既不点头也不摇头，不说想也不说不想。我心里吃不准。他们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我要用自己的头脑来分析问题，辨别真伪。没有多大把握，我是不会轻易表态的。他见我不吭声，就又接着说：“如果你想见你的妈妈，现在就送你去。”
哪个孩子不想见妈妈呢我天天盼，月月想，我今天真的能见到妈妈吗他们该不是骗我吧可我心里也在想，这也许是真的，说不定我真能见到我日夜思念的妈妈。是真是假，要等真见到妈妈才能证明，才能算数。我已经学会了用理智来控制我的感情。尽管我心里特别地高兴，但我表示出来的却是超出我年龄的冷静。我没有用一个字来回答院长的话，只是以点头表示了我愿意去见妈妈的心情。
我跟着他们走了。
他们把我带到了一家旅馆。一进屋，我抬头见到一位中年妇女站在我的面前。
我一愣神这是妈妈吗这么苍白、瘦弱、憔悴就连笑都那么无力，大眼睛也没有了神采可这是我的妈妈，真是我的妈妈，我的眼泪像泉水一般哗地涌了出来。我扑进妈妈的怀里，不停地叫着“妈妈，妈妈……”
“娇娇，我的女儿，妈妈想你，妈妈想你妈妈再也不会离开你”我和妈妈抱成一团，哭成一团。那哭声，那话语，使在场的叔叔阿姨都动情地落泪了。
失散两年了，我又见到妈妈，我们又团聚了。这骨肉分离之苦、之惨、之悲、之痛，至今铭刻在我的心中。正因为妈妈与我同尝了这人间的悲痛，所以，在我们心中，对那些过早失去父母的孩子，对那些失去儿女的父母，有着一种说不出的爱怜之情。
妈妈和我见面的消息传开了，正在莫斯科学习的二哥岸青赶来看望我们。我们一家人又团聚了，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妈妈从不愿提起那段使人难忘的苦涩的回忆。
离开精神病院不再受折磨了，妈妈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笑容又重新飞上了她的脸，笑声又回荡在我们的家中。妈妈变得特别开朗，话也多了起来，语言也不像开始那么木讷，变得流畅起来；干起事来，又像当年那样动作既快又灵活。一句话，妈妈是在欢乐中度过的。
但过了不久，我发现她又开始焦急不安起来。我原以为她是有病了。后来才知道：蔡畅、王稼祥夫妇到苏联去的时候，爸爸曾委托他们设法寻找我们。苏方却不予配合，并以种种借口推委此事。说妈妈因精神分裂症住进医院，以不见为好。王稼祥夫妇及蔡畅又通过种种渠道终于知道了妈妈的下落。他们想方设法见到了妈妈。当蔡畅、王稼祥夫妇见到妈妈时，他们问她：“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回国去”妈妈脱口而出，说出了她埋在心头多年的愿望。尽管爸爸又结婚了，但中国是她的祖国，她的家。
王稼祥夫妇很快就把此事如实地电告了我的爸爸——毛泽东主席，请示他如何处理。
１９４７年５月３０日，我的爸爸毛泽东复电蔡畅，告诉她：已联络苏联方面允许贺子珍回国，并请她对贺子珍加以照顾。
这些日子，妈妈盼望早日启程，急切地想回到祖国。离家久了，这怀乡之情无法消除，反而与日俱增。有时看她特别高兴，那神态，那情绪，仿佛此时此刻就在井冈山上，又摸到了根根挺拔笔直的翠竹；仿佛又在长征途中那硝烟未散的敌机轰炸下雄姿勃发；仿佛又回到陕北保安县那孔滴水的窑洞……妈妈无法掩饰她想念祖国、思念亲人的焦急的心情。
对于我来讲，这一切好像都无所谓，我只要能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就是幸福，就知足了，更何况此时，又见到二哥岸青，我们又愉快地生活在一起了，当然就更加高兴。
妈妈盼望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们从莫斯科启程，乘火车回国了。
一上车，我特别高兴。一路上与二哥用俄语讲故事，说笑话，我们谈笑风生。我的身边有妈妈，有哥哥，看到妈妈高兴，想到要回国了，我怎么能不高兴呢再说还有好几位叔叔阿姨与我们同行。路上也不寂寞，乘车又好玩。
从莫斯科到哈尔滨，要穿越苏联的大部分地区，听说我们要走八天八夜才能到达呢我心想：这祖国离我们好远好远啊
我看看妈妈，她坐不住，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脸贴着车上的玻璃窗往外看着。我奇怪，她在想什么找什么看什么呢
■ 我给毛主席写信问：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
火车在继续向前行驶，向前行驶……
当火车靠近中国边境时，妈妈一直站在车窗旁边。我明白了，妈妈是想快点、再快点地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她曾出生入死捍卫过的那块属于她的自己国家的土地上。
火车继续向前行驶，向前行驶……
虽然很慢，但还是向着前方的祖国行驶。
终于我们随着那咕咚咚、咕咚咚的单调声，进入了中国的领土。列车终于驶进了哈尔滨车站。
人们都站起来，准备下车了。我走到妈妈的身边，紧紧拉住她的手。我感到她的手有些汗，并且有些不停地抖动。抬头看她，她激动地四处看着，向车窗外看。
此时的哈尔滨，已是满地金黄色的落叶，这是深秋呀。
我跟妈妈走到车门口，抬头看看，妈妈的脸上流露出了喜悦、兴奋和幸福的神情。激动的泪花在她眼眶眶里转着。她站在车门口，长长地舒了口气，那意思像是说：终于到家啦到我自己的家啦我站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啦这是我的祖国，我的城市，我的街道，我的人民，我的同胞。我终于摆脱了那令人恐怖的日子；我终于摆脱了那寄人篱下的生活；我真正地自由啦
妈妈快步走下车，我跟在后边小跑着，差点跌倒，赶快走上去又拉住妈妈的手。这时，我发现我们的前方，站着几个人。其中一个人远远地向我们大步走来，并微笑着。我有些害怕，我快速地躲在妈妈身后，并连声用俄语说：“这是日本鬼子，这是日本兵。”妈妈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一样，走过去和那人紧紧握手，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似乎过了很久，妈妈好像突然想起了我，她把我从她的身后拉过来，向他们介绍。我却使劲往她身后躲，嘴里还是重复着“日本兵”那句话。这时妈妈冲我笑了，她对我讲：“这不是日本兵，这是妈妈的战友，这是叔叔，快叫叔叔”说着把我推到那个身穿黄色大衣，头戴黄色大耳帽的叔叔跟前，吓得我紧靠着妈妈的两腿不敢动。
见我这样，那个叔叔笑了，亲切地摸摸我的头。这时妈妈好像想起了什么，她指了指叔叔的帽子、大衣，又指了指我。他们一起大笑起来。我猜他们说的是“日本兵”的服装的事儿。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叔叔就是李富春。
我们在哈尔滨住下了。妈妈到东北财政部担任机关总支书记。后来又调到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工作。我在这儿开始像牙牙学语的孩子一样，开始学习那难认、难记的祖国方块字。
这一段时间里，来看望妈妈的人特别多，他们尽谈了些什么，我也听不懂。不过从妈妈的神态、表情来看，有她高兴的事，但更多的好像是她不高兴，不爱听的事。因为她有时很难过，很悲伤，有时则是很伤心地一个人独自坐着，默默无语。我真搞不懂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她可是特别高兴地回国的呀。
有一天，是一个星期六，我跟随妈妈到机关去玩，又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泽东主席的照片。这时，我想起二哥曾在苏联国际儿童院说的那件事来，我就小声地试探着问妈妈：“妈妈，岸青哥哥告诉过我，他说……他说那照……”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他说什么你慢慢说给妈妈听。”妈妈冲我笑笑说。
“他说……他说那照片上的人是我爸爸……”说着，我两眼紧紧地盯着妈妈，想看看她有什么表示。
妈妈良久没有说话。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是我说错了还是岸青哥哥说错了，还是我现在不该问这事我搞不明白，于是不敢再说，也不敢再问。
妈妈弯下腰来，拉着我的手，我猜不透她此时的表情意味着什么，摸不透她此时内心在想什么。妈妈还是不说话，只是以点头来示意。我明白，大人点头就是算数，就是认可。也就是说，岸青哥哥没有瞎说。照片上的毛泽东是我的爸爸。
此时，我也说不清自己的感情，说不上高兴，谈不到激动。因这已证实，岸青哥哥是对的，我没有爸爸的说法是错的。为什么当初妈妈不告诉我这真实情况呢我想：一是妈妈那时的心情，我现在可以理解了。二是当时正处于战争年代，为了人身安全，保密是很重要的。我想，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不会再有其他的原因吧。所以，多年来，我只知道有母亲，只享受到了母亲那伟大的爱，却缺少了父亲的亲情与爱。
现在知道了，中国人民的领袖，那个老师曾讲过他带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长途跋涉两万五千里的、靠自己的双脚使蒋介石的追兵、汽车、飞机都没有用途的人，竟是我的爸爸。
回国以后，我无时无刻不感到爸爸的存在。他就在我身旁，就在我的生活中：我学的课本中，听的广播里，看的报纸上，哪儿哪儿都有爸爸——毛泽东的名字。毛泽东三个字，又是常常和胜利呀，革命呀，万岁呀连在一起。此时的我，也对爸爸油然而生敬意。我开始崇拜他，仰慕他。感到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心想：他一定是个非常非常能干的人。
一天，妈妈对我说：“你回国一年多了，还没有给你爸爸写过信，你应该给爸爸写封信才是。”听了妈妈的话，我想：对呀，既然他是我爸爸，我为什么不写信呢于是我马上动手给我的爸爸写信。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写给我爸爸的信，而且还是用俄语写的。我用大家都惯用的称呼来称呼他。我可不能贸然地称呼他为爸爸，虽然二哥岸青说过，妈妈也点头认可，这只是一方面，我还要看他本人是怎么说的，这才能证明这事儿是真是假。
我在信中这样写道：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我的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
娇娇
据说爸爸收到我的信以后，非常高兴。他看了翻译出来的信后，马上就动笔给我写了回信。信未发走，就又改成电报发给我。
等信的我等到了发给我的那份电报。妈妈把电报的内容译成俄语念给我听。电报上是这样写的：
娇娇：
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欢迎你来。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
毛泽东
我听了以后，高兴得跳了起来，搂住妈妈的脖子给了她个响响的甜甜的吻。在妈妈面前，我还是第一次流露出这样的喜悦，第一次给妈妈这样一个吻。妈妈呢，平时很严厉的妈妈，此时，被我的激动心情所感染，她也笑了，还同样捧着我的脸蛋，也给了我一个亲亲的吻。
“乌啦我有爸爸了我要见到爸爸了……”我高兴得在房间里跳跃着。等我再回头看妈妈时，她坐在椅子上，不笑，也不说话，只是愣愣地看着我。
妈妈又在想什么难道她不高兴爸爸认我吗难道她不喜欢我去见爸爸吗她的心情我真摸不透，也说不清。我只是感到妈妈在喜与悲中，在矛盾中生活。这究竟是为什么我没有答案。别人也没有跟我说过，也许妈妈总还把我当成个孩子，许多事不便对我说。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已是１９４９年初了。我同妈妈到了沈阳。
从人们的谈话中我知道，爸爸领导的革命已经成功，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北平。听说爸爸跟机关一起从山沟沟里的西柏坡搬到了北平郊区的香山。还听说香山是个好地方，是游览的好去处。爸爸就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我想那里一定很好玩。人们说香山是一大群的古香古色的宫殿式建筑，环境特别清静；满山树木丛生，有高大的古柏；更有一到秋季就变得满山红红的枫树叶，那风景更为好看，更为壮观……
我要是能去就好了我想。
在苏联的时候，我的亲人只有妈妈和两个哥哥。回国以后，我觉得家庭关系变得特别复杂起来。有些关系我记也记不清，也记不住。有时就把称呼搞错了，或把辈分给搞颠倒了，弄出很多笑话来。
妈妈、岸青哥哥我们三个人先到哈尔滨，再到沈阳，都有家里的亲戚来看望。我最先见到舅妈李立英。她人长得很文静而且秀气，为人直爽又热情。在来看望妈妈的人中，数她和妈妈谈得来，谈话时间还特别长。她们之间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一样。我不知道她们在谈什么，我也不去打听大人们谈论的事。
一天，来了一位跟妈妈长得有点像，但个子比妈妈稍矮一点的中年妇女。我想该又是哪位阿姨吧。妈妈却向我介绍说：“这是你的姨妈。妈妈的妹妹，她也姓贺，叫贺怡。”
我对姨的概念很模糊，但妈妈说是她的妹妹，我就明白了。这位姨妈与别人确实是不大一样。她不光对我们给予热情的照顾、关怀，还和妈妈谈起有关其他亲戚的情况。姨妈还是个快人快语的爽快人，她的性格非常开朗，与大人孩子都能谈得来。
我很喜欢这位姨妈，总是在她身前身后地转着，她与妈妈谈话我听不懂，可从她的表情上看，她是有什么事在和妈妈商量。妈妈像是同意了，但心情好像不大愉快。
过了两天，妈妈就和她开始收拾起我的几件衣服和从苏联儿童院带回来的书。还把岸青哥哥的东西也收拾好。我觉得这事挺奇怪，就问妈妈：“干吗要把我的东西收起来呀”
“收好东西，娇娇带上到北平去见爸爸呀”妈妈头也不抬地说。
“妈妈，您也跟我们一起去北平见爸爸吗”我又问。
妈妈笑了。不过，今天我觉得妈妈笑得不是很自然，有点无可奈何。她说：“不，妈妈不去。你跟岸青哥哥两个去见爸爸。”
这时，站在一旁的姨妈说：“你妈妈现在不去，她要过些日子才去。”又转过脸对妈妈说：“我和两个孩子一块儿去。我要见主席。我会为你把一切事情办好的。”
妈妈没有说话，只是为我们忙碌着。
这些天，我们过得挺高兴。妈妈好像也不像过去那么严厉地要求我了，她看起来也很高兴。
走的那天，我们是和尤金同行的。尤金是当时苏联驻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我们是从沈阳坐火车到北平的。
尤金带着哥哥和我去见爸爸。我们坐在一辆小汽车里。汽车一直把我们送到香山的双清别墅。
这时正值初春，是鲜花盛开的季节。我看到了香山，这百花似锦的香山景色，真美呀
尤金将我们送到爸爸身边说：“主席先生，我将您的公子和千金都给您送来了。”
“过来，这就是你们的爸爸，给你发电报的毛主席。快叫爸爸，快叫呀”旁边一位工作人员笑着对我说。
我抬头看看这位陌生人。真的，他跟照片中的人长得一模一样，照片上的人不说话，很威严。当哥哥告诉我，他是我们的爸爸时，我不信，后来妈妈也说他是我们的爸爸时，我信了。我就想，我怎么有这样一位既严厉又严肃，看样子又很厉害的爸爸呀
可现在，站在我面前的爸爸和照片上的爸爸不一样了。他目光慈祥，和蔼可亲，个子高高的，大大的，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曾有过这个影子，有过点印象。我就使劲儿地想啊，想啊，回忆不起来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反正我觉得这不是第一次见他。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离开延安时爸爸送我时留在我记忆中的印象。他穿着宽宽大大的灰布中山装，脚上穿着一双平底黑色布鞋；那么平平常常，又那么普普通通。从他身上看不出一点领袖的样子。他和我的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近。
我情不自禁地扑上前去，柔声叫道：“爸爸”便投入了爸爸那宽大温暖的胸怀里。
爸爸也兴奋地一下子把我抱起来，喃喃地说：“娇娃，我的小娇娃”又用脸紧贴着我的脸蛋亲了起来。“娇娃，我的小娇娃……”说个不停。我除了笑，还是笑，因为爸爸的中国话又加上浓重的湖南音，我一句也没有听懂。
尽管语言不通，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交流。我们仍然是高兴地笑着，亲着，享受这天伦之乐。
这就是我的爸爸，我３岁就告别、几乎毫无印象的爸爸，离别了９年的爸爸，多种传说中的爸爸，妈妈感情中的爸爸。
今天，我终于认识他了。 第二章
○爸爸问：娇娃，是哪个说江青要打你
○爸爸说：我的娇娃就姓李，单字敏
○江青回来了，一进家门，就主动地上前搂住我
○没想到爸爸问我：你为什么要入党
○叶子龙叔叔交给任务：一定要拉爸爸去跳舞
○爸爸说：蒋介石这个人很坏，外国人想要他， 我们还不给哩
○爸爸讲“王八为什么驮石碑”
■ 爸爸问：娇娃，是哪个说江青要打你
初到双清别墅，对它所处的地形、位置不了解，再加上自己年岁小点，也不去注意这些事。只觉得有山有草，有树有鸟，挺好玩的。每天都在外边转转、玩玩，又能和爸爸在一起，可开心啦
双清地处香山西南边的一个山坡坡上。它是一处比较大的独立的院落。它有两个大门，一个大门朝东边开，一个大门朝北边开，外出挺方便的。
院里，北边是一排平房。房子挺高，也挺大的，屋里的光线特别好。房子从西边数起是卫生间，住房，办公室，会客厅。会客厅可大啦，能容二十多人呢。再往东也是办公室，会客厅，还往东，就是一个小餐厅，我们就在这里吃饭的。出餐厅，过小走廊就到厨房了。
出双清北门走不远，有一个特别大的大院是朱德、刘少奇、周总理和任弼时等首长的住处。我没敢随便到那个院里去过。
我们倒是时常出东边的门到外边去玩。因为爸爸有言在先：不得允许，不许随便到北边的大院里去，不能影响大人们的工作和休息。爸爸的这一叮咛我是牢牢记在心里。
后来，爸爸就开始进城办公了，常常是下午进城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返回双清。我们几个却早就入梦乡了，我只能在梦里见到爸爸。
我和爸爸之间，由陌生变为亲近；由紧张变为轻松。慢慢的，我有什么高兴事儿就跟爸爸说；我有什么心里话就跟爸爸讲；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就向爸爸提问。我觉得，我所有的疑难问题，只要跟爸爸一说，准能解决，因为我认为我的爸爸不光是博学多才，不光是对我和蔼可亲，而且凡事有问必答，每次都能保证让我满意。
有一天，我又跟在爸爸的身后，随他在香山双清别墅外的林间小道上散步游玩。爸爸在前边背着手漫步向前走，我跟在他后边，也背着手，学他的样子，漫步向前走。没走上三五步，爸爸就把我落下一大截路，我又赶紧甩开手小跑几步跟上去。等我喘口气的时候，爸爸又把我甩上老远站到高坡上去了。
我想，我要跟爸爸比爬山走路，我可不是爸爸的对手。
爸爸见我气喘吁吁地跟上来，就高兴地拉着我的手，找个曲折小径往回返，跟我边走边聊起天来。
我突然停住脚仰头问：“爸爸，江青会不会打我”我的话音一落，爸爸愣神地看着我。那眼神是惊奇，是疑惑。他一时间没有说什么。
这时我还没有见过江青的面呢
我们继续往回走。
“娇娃，是哪个说江青要打你”爸爸停下来，拉着我的手，看着我问。
“姨妈说江青爱打人。我看小说里写的后妈，都爱打孩子。”我照实说给爸爸听。
爸爸再没有说什么，领着我回到家里。
过了些日子，好像是７月的一天吧，姨妈真的来到我们家了。见到她我心里很高兴，早把说江青爱打人的话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可爸爸却把我和二哥叫到跟前对姨妈说：“你向孩子道歉。”
爸爸认为姨妈不该那样说，怕在我幼小心灵中产生不好的影响。再说，江青也确实还没有回来，我们还没有见过面，怎么能这样说呢这会影响到我们家的团结、和睦。其实，姨妈也没有别的意思，也是为我的妈妈而抱不平，才这样随口说的一句气话而已，姨妈绝没有挑拨、破坏家庭和睦的意思。
没想到姨妈随口说的一句话，我又无意中告诉了爸爸。爸爸会如此认真，竟把它当成一件事来处理。
我就用俄语与二哥交谈起来，他一会儿摊开双手，一会儿又耸耸肩，我俩的表情似乎让爸爸感觉到了什么。“你们在说什么”爸爸问。
“莫名其妙。我们感到莫名其妙。姨妈的话对我没影响，道什么歉如果对哥哥有影响，就对哥哥道歉，我没事了。我玩去了。”说着，我就要走。这时，我又听到姨妈对我爸爸说：我妈妈在我们离开她以后，感到特别孤独、寂寞，想叫我们回沈阳去。
爸爸说：“我不同意他们去。让他们留在我身边。我会照顾好他们。”还说：“你也可以问问两个孩子，看他们自己的意见怎样。”
当姨妈向我俩说起此事时，当时我们表示：不想回去。那时我想：这里环境美，又好玩，所以，我们就没有跟姨妈走。
那时我小，也没有可能去设身处地地替妈妈想想，更没有想到我们过去在苏联困难环境里那与妈妈相依为命的日子已成为妈妈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没想到妈妈这时会感到痛苦、孤单和寂寞。虽然有时我也想妈妈，但自己毕竟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一玩起来，便把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便把什么都忘到脑后去了。当然，更不会想到，我们现在是跟一个伟大的爸爸在一起了。我的脑瓜子还真没有那么复杂。所以，我们当时都没说要跟着姨妈去沈阳。
姨妈同我们一起呆了几天就走了。当时她与爸爸谈了些什么，我并不知道。后来，我再次见到姨妈时，我曾问她：“妈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您不是说她过些日子就来吗我想妈妈了。”
姨妈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那表情极复杂，心中似有难言之处。
“说呀，您说呀，妈妈为什么没有来呀”我又在追问。在这种情况下，姨妈向我这个不大了解中国风俗习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半大孩子，讲起我似懂非全懂，似明白又不全明白的事情来：
“按照中国的习惯传统而言，我是你的姨妈，我和你的妈妈是同父同母所生的亲姐妹，我叫你妈妈姐姐，你叫我姨妈。按贺姓论，你是我的外甥女；按毛姓说，我可以称你妈妈为嫂子，她可以称我为弟妹。因为我的丈夫是你爸爸的亲弟弟毛泽覃，你该叫叔叔。这样论起来，你是我的侄女，我是你的婶娘。你爸爸可以叫我姨妹，也可以叫我弟媳……
听着她介绍这一大堆的人际关系，一会儿叫婶，一会儿叫姨；一会儿叫嫂子，一会叫儿弟妹、姨妹的，都把我给搞糊涂了。
“您说的这都是亲戚关系呀”我问她。
“对，是亲戚关系。可有些事，靠亲戚关系又办不成……这次我到你爸爸那里，我不光为你们，还谈了有关你妈妈的事情……”
“我妈妈什么事情”我没等她说完又问。
“你妈妈是毛主席的妻子，要不然你怎么是毛主席的女儿呢”
我点点头。她这句话我听懂了，全明白了。
“我到你爸爸面前，就是要为你妈妈争得她应该得到的。懂吗她应该得到的……”
她加重了说话的语气。
“我同你爸爸谈起你妈妈，你爸爸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
快人快语的姨妈，不管我懂不懂，不管我理解了没有，她又讲开了：
“按中国的传统，当然就是要恢复他们的夫妻关系。承认这不是哪个人的过错，而是历史造成的事实。”
“这时，江青，你的后妈带着你的小妹在苏联养病，你妈妈可以回到北平。”姨妈继续说。
“我就返回沈阳去接你妈妈。当我们乘火车到达山海关车站时，有两个人上车后走进我们的车厢。他们讲自己是组织上派来的。他们说：‘你们不能进北平。只能南下，到你哥哥贺敏学那里去。这是组织决定。’”
“‘我们去，是主席同意了的。你们……’我力争着。”
“‘这是组织决定。不服从，开除你的党籍。’说完他们下车走了。”
“我明白了。你妈妈也明白了。这是有人从中阻挠你爸爸和你妈妈的重逢……‘我沉默了，你妈妈也不说话。我们只好改变了路线……’”姨妈说完后，很久再没有说一句话。
当时，我只懂得了爸爸、妈妈不能在一起，不是他们不想，也不是他们不愿意，这是组织上决定的，他们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
为什么他们自己的事自己做不了主这是我长大以后，才渐渐明白的。爸爸是领袖，他的一切事都要首先考虑政治影响。换句话说，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带有政治色彩，凡事都与政治相关。与政治相关的，问题就不是那么好办了，包括他的家庭、婚姻也同样紧紧关联着政治。只为政治，妈妈才苦苦熬了那么多年；只为政治，爸爸苦思了那么多年两位老人终生都未能如愿。
说到“开除党籍”，当时我心里还有点埋怨姨妈。心想，怕什么您怎么也那么胆小党籍有那么重要吗
党籍重要，而且很重要。这也是我长大以后，当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要求加入共产党后，我同姨妈他们老一辈人一样，视党籍为生命。这样一来，我当初埋怨姨妈的情绪也就没有了。
姨妈还说过：“你爸爸是个伟人，又是个平凡的人，也是个很好的人。在他身边，你是幸福的，你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正因为如此，当我向你妈妈转告主席让你到他身边时，你妈妈一点也没有犹豫，就一口答应了。她只想到应该叫你们父女团圆，让你到爸爸身边享受父爱。她觉得，有你爸爸的指点，你在学习上、思想上会有更大的长进。可你知道吗在你走了之后，她感到特别的冷清，好像过去的孤独、寂寞又回到她的身边。她很痛苦，她在想你……”
跟姨妈相处的时间虽然不算长，她就在为寻找我妈妈在苏区丢失的我的哥哥毛毛时，为抢时间，赶夜路，结果发生车祸，姨妈在这场车祸中丧生。但她留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她给我讲了很多我不曾知道的事情，那些事情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在和爸爸、妈妈生活的几十年里，我渐渐从感性到理性认识了我的父母亲。
在说爸爸的同时，要涉及到妈妈；在说到妈妈时，同样也要联系到我的爸爸。因为，我觉得从小处说，一个家庭的大小事都会牵系到它的每一个成员，一个平平常常的家庭都会如此，何况这是一个特殊情况的家庭呢我说它特殊，是因为这个家庭的许多情况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所造成的，也是在特殊的革命形势中造成的。爸爸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在人们的心目中，一切都应该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在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下，人们又把个人、家庭生活道德拿来做衡量人的一个最高准则。考虑到政治影响，为了维护党和领袖的尊严，就连他的个人生活、婚姻、家庭、子女等等，都要加以政治的考虑，都属于严禁涉及和涉谈的话题。
其实，细想起来，我们这“中华第一家”也跟许多老一辈的家庭生活一样，因为我的爸爸他不是“神”，他是人。他具有常人所有甚至超过常人的极丰富、又极细腻的思想情感。
我和妈妈从此天各一方了，她永远地留在了上海，而我留在了爸爸身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妈妈的思念越来越强烈了，然而这现实的鸿沟永远地隔在了生活中间。
■ 爸爸说：我的娇娃就姓李，单字敏
为了爸爸办公方便，减少路上的来往时间，我们大概是１９４９年７月份，跟着爸爸一起从香山的双清别墅搬到城里的中南海，住进了丰泽园的菊香书屋。没想到，我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四个年头。这是难忘的十四年啊
丰泽园是一座标准的古朴的正方形四合院。院里有几株百年松，南北、东西两条小路交叉形成十字形，使院里的草坪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田字形。整个院落显得幽静、典雅。
四合院的布局很严谨：北房三间，正中一间是门厅，西边一间留给江青住，东边一间爸爸住。北房的房屋高大，跨度也大，因此就更显得非常宽敞。
爸爸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大的木板床，一套沙发、书架和写字台。
东房三间，中间同样是门厅，爸爸在这里吃饭，这里也是我们全家吃饭的餐厅。爸爸的衣服和来宾的衣服也都挂在这屋里。北边的一间是办公室，南边一间是会议室。
南房三间，正中是个穿堂，另两间是二哥岸青及我和妹妹李讷分住的地方。
西边那三间，正中一间是穿堂过道，这是从院里外出的通道，南头一间原来是江青的会客室，后来改成了我们的活动场所，乒乓球室。北头那间，是我爸爸的书房。
我３岁离开爸爸，直到１９４９年５月再见到爸爸时，已经是个１２岁的女孩子了。爸爸亲我，爱我，但他从不惯我，娇我。别看他老叫我“娇娃”，那是称号而已。
在苏联呆了七八年，回国后才开始学中国话，认中国字。这种方块字认起来多难，记起来多麻烦。我除了学习之外，爸爸还要我练习毛笔字。这对我来讲，难度就更大。困难大也得学。他不光严格要求我必须天天抽空练习，还在百忙中为我由浅入深、由易渐难地写出仿帖，让我去一笔一画地扎扎实实地练毛笔字的基本功。我记得爸爸给我写的第一仿帖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数字的练习。第二仿帖是：“毛娇娇学写字”。爸爸是下了功夫栽培我，想让我练出一手好字来。可惜，我不争气，辜负了爸爸，不但字没有练好，就连爸爸给我写的仿帖我也没看住，都不知道叫谁给拿走了。笔、砚也不翼而飞了。这文房四宝我丢了两宝，剩下那两宝也没什么用处了，我就送人让它们各自去发挥作用去了。从此，我与文房四宝绝交了。
小学毕业要上中学了。
一天，爸爸把我叫到他跟前，很认真地说：“我的娇娃要上中学了，成个大孩子了。成个大孩子就得有个大名。爸爸给娇娃起个名字……”
“我有名字呀我不是叫毛娇娇吗”我不解地问爸爸。
“那是你的小名，该给你起个大名了。我想好睩，我的娇娃就姓李，单字敏。”
“爸爸，我干吗要姓李呀两个哥哥都姓毛，我为什么不姓毛”孩子就爱打破沙锅问到底儿。我也同样。爸爸没有直接告诉我该不该姓什么，而是从一段往事讲起：
１９４７年３月，解放战争时，胡宗南调集二十万大军进攻延安。为了将来的胜利。我们党决定暂时放弃延安，采用了诱敌深入而后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党中央撤离延安时，为了保密，中央领导都不用原名，而取了化名。在革命生涯中，爸爸的化名有好几个，润之、子任等，但他最喜欢的还是这时的化名“离得胜”的谐音——李得胜。所以就把他的这个“姓”给了我们两个姐妹。还从孔子《论语》中的“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句子中，各取了一个字给我们俩，妹妹叫李讷，我就叫了李敏。这名字中含有爸爸对我们的教导与期望。
爸爸关心我的学习，同样也关心我的生活。
我刚回国时，十几岁的孩子长得和八九岁孩子的个头差不多，身材特别瘦小。爸爸心疼地说：“娇娃是吃面包吃得不长个了。改吃中国饭。中国饭好吃，养人，能促进发育长大个。”
因为我在苏联呆的时间长了，加上那时是战争年代，食品又供应不足，本来体质又弱，饭量就更小了。以至于别人都悄声说我是吃“猫食”。所以，每次周六吃饭时，爸爸总是叫我多吃点，再吃点。我不光饭量小，而且吃得很慢，往往别人吃完都准备走了，我还在慢慢吃。这习惯很难改。爸爸有时是坐在我身边，有时候就起身站在我旁边说：“娇娃莫急，慢慢吃，细嚼慢咽好。”我抬头看看爸爸，他笑眯眯地望着我。
我的爸爸就这么平平常常的，像所有做父亲的人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
我说过，我的中文水平很差，学习起来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到高中阶段古典文学在课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学习起来，困难就更大。我开始还真有些发怵，产生了畏难情绪。这时候，又是爸爸给我以鼓励，帮助我学好语文。
“你的中文这么差……”爸爸说。
“那怨谁谁叫您送我去……”我有些委屈，但我的话没再往下讲。
爸爸没有讲完他要说的话，我也没有讲完自己要说的话。我知道爸爸不会责怪我中文不好，因为他知道我学习是努力而且是刻苦的。我更不会去埋怨爸爸八年前的决定。因为我俩心里都明白，我们共同为一个人——我的妈妈，爸爸才割爱送我去了苏联。
事情已经过去八九年了，突然从我嘴里冒出这句话来，我觉得自己有点冒失，就很歉意地冲爸爸笑笑，这事就算过去了。
人们常这样说：父亲对子女的爱不如母亲。还说，如果父母离异了，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还用“宁跟讨饭的妈，不跟有钱的爹”来加以引证。我可不这么想，我爸我妈都非常疼爱我。只不过是在表现方法上不尽相同罢了。
妈妈知道我从小身体弱，冬日让我户外锻炼；夏日常带我在院里或野外晒晒太阳。她用小伞遮住我的头部，让其他部位尽露于阳光下。她自己却热得汗直流。我妈妈疼我、爱我，因为妈妈深深体会到，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算有再大的本事，为人民服务也是一句空话。
同时，她又从自己的生活、工作的实践中体会到：知识对事业的重要。所以对我的培养教育抓得很紧。要求也相当严格，有时为此甚至以“武力”对待，以惩罚来制裁。不过这些都是在极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我从小就胆小，听话。这些“家法”也只是一条规定而已。
妈妈对我的爱，还重在培养我的思想品德。她特别重视为人的诚实、厚道、直爽、正派，要我堂堂正正地做人。尤其强调凡事都要以他人利益为重。关心他人、爱护他人要胜于自己。不要存私心，更不许贪便宜损害别人。
这些听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谁都会讲，谁都能说。我却从心里感激我的妈妈。是她的从严教育，使我长大成人之后，问心无愧地生活在群众之中，是她的苦心，教育了我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无私教诲，使我终生受益。
离开妈妈来到爸爸身边，妈妈的爱远了，但是爸爸和妈妈一样教育我，除了像天下的所有的父母爱子女、关心孩子们的吃喝冷暖之外，他给予我更多的则是学业与品德，独立与自强精神的培养。
到北平后，爸爸正忙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国家大事。香山的家里只剩我们几个孩子。爸爸像所有当父亲的人一样，心里总是惦记着我们。一到会议休息时，他就打电话问问，或派人回来看看，给他报个平安。尽管每天会议结束他都回家，可他还是放不下心。我们一起搬进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住下后，他也一样细致地关心我们。
■ 江青回来了，一进家门，就主动地上前搂住我
那时生活中的小插曲儿，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我刚到爸爸身边，只有我一个女儿，但我独自享受爸爸的爱算算也只有四个月多点的时间。
这是多么宝贵而又短暂啊也就是眨眼的工夫就过去了。
江青带着妹妹李讷要从苏联回来的消息我早就听说了。我心里也开始嘀咕起来：江青会喜欢我吗会把我当作亲生女儿吗她要不喜欢我，冷淡我，甚至讨厌我，我该怎么办就这样想过来思过去，也没个准主意。唉，随它去吧，反正没见着人，想也没有用，等见到再说吧。
不几天，江青带着妹妹李讷回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江青。当然，在延安我也一定见过，而那时小，根本没有印象。
那天，江青刚进家门，一看到我，还没等我想好该怎么办呢她就主动地上前搂住我，抱住我，在我脸上亲吻一下。她满脸堆着笑意，那股子热情劲，真叫我浑身感到不自在。她显得比多年未见的亲生母女相见时还要亲昵，还要热情。说实话，那亲热程度太高，真叫人有点接受不了。
后来的日子，她常在人前夸我好，说我懂事；说我爱她，和她好得跟亲生母女一样；还说我宁跟她一起生活，也不想跟亲妈……
她今天夸我是个绘画天才；明天又夸我四肢灵活，双腿又长又细，将来会在体育方面出成果。今天说给我请个老师辅导美术，明天说找个老师培养我体操。我全当真了，就左等今天，右盼明天，结果全无下文。我开始感到她说的话不算数了。我感到她的言谈举止有点虚假。以后办事说话要谨慎些就是了。我这样暗暗告诫自己。
有一天，爸爸把我叫到身边说：“娇娃，你怎么不肯叫她妈妈她很难过呢。”
我低着头，不说话。
“她会对你好的。”爸爸又说。
我低着头，还是不说话。
“你就叫她一声妈妈，这对你不会有损害嘛，怕么子哟”爸爸有点急了。
我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爸爸的规劝。
我这样做是为了爸爸，因为我离开妈妈到这里来时，妈妈就一再嘱咐我：听爸爸的话，不要惹爸爸生气。我如果让江青不高兴，她就会找爸爸怄气，爸爸就要受闲气。我爱我的爸爸，不想让爸爸难过。我最后听了爸爸的规劝。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凡遇事，首先考虑到的是我的爸爸。只要爸爸顺心、高兴，我就心满意足了。对这个家里的是是非非，我充耳不闻，一门心思全在我的学习上。
■ 没想到爸爸问我：你为什么要入党
中学时代，我看到不少同学要求进步，积极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我也想这样做，但又觉得自己还达不到一个党员的标准。因此，入党申请书在我书包里装了好多天，还是没有胆量把它交给党支部。我总觉得自己离党的要求与党员条件相差得很远很远。想来想去，总想找个知己好好谈谈自己的心里话。这时，我想到了我的爸爸。于是，我想利用周六我们与爸爸相见的时间，进行一次“同志”式的思想交谈。
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里。事也真巧，这时爸爸正好在家。我走到爸爸的书房里，见他正坐在那里看书。
我就规规矩矩地站在他面前，很认真，很严肃，又很紧张。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头说好。
爸爸见我进来，放下书抬头看着我笑笑说：“娇娃，坐下……”我坐下了。心里稍稍平静点。我严肃地说：“爸爸，我想和您谈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的话音刚落，爸爸有点吃惊地抬起头来望着我。那样子，那神态，似乎像发生了什么大事一样。我一时也感到有点紧张。因为和爸爸相处的日子里，我们的谈话一向是很随便，很自然的。我们之间，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样严肃的场面。
爸爸放下手里的书，用慈爱的目光望着我，轻轻地说：“娇娃，你想谈什么”那语气，那神情，是温和而又亲切的。我感觉到此时有一种说不出的热流传到我的身心里。
“我想入党。”我望着爸爸慈祥的面容激动地说出我的心里话。
我不知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说完就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可又急切地想听到爸爸的反应。我很紧张，心在怦怦地跳着。这是我生活中的大事啊
我想爸爸一定会很高兴，会满心欢喜地鼓舞我一番。谁想到爸爸却问：“你为什么要入党”爸爸的这句问话，把我给难住了，三言两语怎么能讲明我的想法呢我心想：爸爸怎么跟党支部的人讲的一样呢他怎么好像并不欢迎啊
我一时还真不知从何说起才好。满腔的热情，像被一盆冷水浇了一样。我小声喃喃道：“人家的爸爸都鼓励子女好好努力，争取早日入党。您不鼓励我，反问我为什么要入党。我真不理解您的意思。”话语中对爸爸有些埋怨。
可能爸爸见我有点生气，他笑了。他和蔼地望着我说：“爸爸这不是在帮你解决问题吗问你为什么要入党有什么不对呢一个人要入党，这是件好事嘛。就是好事，也要问个为什么。要入党，首先要明确为什么入党，要端正入党的动机，才是首要的……”
“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我一时间说不清。
“那我好好想想，再跟您谈行吗”我望着爸爸说。
“好嘛，爸爸的大门向未来的共产党员敞开着”爸爸笑着站起来伸开双手说。
我知道，这是该结束我们谈话的时候了。我冲爸爸点头笑笑，走出了他的书房。
好些日子，我都在反复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入党”入党不是一句话的事，这确实是个严肃的问题，来不得半点儿戏。我在认真思考爸爸所讲的话的同时，我也明白了：那天，爸爸不是以爸爸同女儿的身份来同我谈话的，他是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同一个要求入党的青年人进行严肃而又认真地谈话。想到这一层，我心情感到特别舒畅。对爸爸，我更加深了一步理解。他不仅关心我的衣食冷暖，更关心我的理想、事业与学业。
他是一位具有远大理想，远大目标又有丰富感情，充满爱心的既伟大又普通的好爸爸。
至今，我还深深记得，永远也忘不了那次同志式的父女间的谈话。
我说过，爸爸不光关心我身体长高长大，还关心我的学业与进步。这就又说到我的功课。为了提高我的中文水平，爸爸也在费心，他想方设法使我的中文水平能赶上同班同学。为此，他为我安排了有关学习方面的计划。
爸爸几乎是给我下达了一道不可更改的命令：他要我读《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几个大部头的中文版本。并绝对不许我看俄文版。
这对我来讲，有多大的难度啊这意味着我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做出更大的牺牲——放弃周六、节假日。加在我肩上的是一副超出我的年龄和身体负荷的重担。
从此，我没有了同学们最盼望、最欢乐的寒暑假。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到上海看妈妈，除了完成作业之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看书学习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大部头，我硬是一本一本地啃下来了。我真不知道当我读完这些书的时候，我的脑袋是不是“涨”大了很多，因为有时候书里的故事情节都把我给搅糊涂了。
有一次，爸爸跟我谈起学习。问起我读书的情况时说：“娇娃，我给你的任务完成得怎样读了多少读懂了多少”
我知道，爸爸这是在检查我的学习。我如实地告诉了他。当说到《三国演义》时，我说：“这本书我越读越糊涂，越糊涂就越乱。三家谁和谁打怎么打在什么地方打我都搞不明白了。我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粥。再看下去，就要把我加上，成了四国开战，就更乱乎了。我实在是读不下去了。爸爸，请您网开一面，放我一把吧”我既认真又玩笑地跟爸爸说。
谁承想，爸爸听完了却说：“糊涂了，就先把这部著作放下，再看另一部吧。”
没办法了，我只好放下《三国演义》，读起了《红楼梦》来。后来，我终于读完了这本难啃的《红楼梦》。
为了尽快提高我的中文水平，爸爸不光是对我提出要求、布置任务，他还给我以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指导与帮助。他专门为我请了一位老师，为我补讲唐诗、宋词、元曲及有关古典名篇名著。凡是初高中学生应该掌握的古典文学知识他都教我，我都要学。
我长大以后，能跟同学们齐步同行地学习中文，实事求是地讲，除了我刻苦、肯学的原因外，能够迈过中文这一难关，我得感谢我的爸爸。要不是他当时给我下达如此强行的“命令”，我可能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当然就不可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也许我会从学习中文的行列中掉队的。
但当时，我心里还有点责怪爸爸。看到别人家的父亲对孩子，不仅给吃、给喝，还给钱花，多好我羡慕过他们，有时累得难以承受时，我还真有点怪爸爸给我加的砝码太大，怪他不心疼我。
现在想起来，爸爸给了使我终生受益的知识，这种爱是永远的。所以，我为有这样一位爸爸而高兴。他不仅是个伟人，更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是我的爸爸。
■ 叶子龙叔叔交给任务：一定要拉爸爸去跳舞
我们家搬进中南海后，别的首长们也都先后搬进了中南海居住。这下子，中南海可热闹起来了。
这时，我有了更多的小朋友，我们在一起玩。
妹妹李讷不用说了，叶子龙叔叔的女儿燕燕和二娃是我最好的朋友。
听李讷、燕燕和二娃说，爸爸在延安，在西柏坡，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都要去参加跳舞晚会。进入中南海后，也是如此。这里的舞会多在春藕斋举行。
有时爸爸一忙就不想参加舞会了。为了让爸爸能休息休息，就想法子让他去跳跳舞，放松放松。大人们有时请不动他，他不肯放下工作去休息。叶子龙叔叔就把这“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四个女孩子。
一天，又要举行舞会了，叶子龙叔叔知道爸爸那天晚上没有安排什么太急太多的事情，就让他女儿二娃把我和李讷叫走，对我们说：“等主席吃了晚饭后，你们就拉着他领你们到南海边散步。记住，不要光顾让主席给你们讲故事听，就忘了大事——８点钟，你们几个一定要拉他到春藕斋去跳舞。”
“告诉你们，主席如果不跳舞，就会越来越胖，长成个大肚子。肚子大，就走不动路了。你们要是真的关心主席，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让他去跳跳舞，活动活动身体。好，８点钟就看你们啦”
回去后，我一看爸爸吃完饭了，就跑过去告诉叶叔叔家的女儿燕燕、二娃。我们仨一块儿来到我家，加上妹妹李讷，四个孩子前呼后拥地拉着、推着爸爸到南海边散步去了。
我们边走、边说、边笑、边玩，还时不时地看看表。时间还早，我们就又一块儿回去休息了一会儿。一看快到点了，我们起身拉着爸爸就往春藕斋走。
“快点，快点，到时间啦”二娃边推着爸爸的腰边说。
“干什么去呀”爸爸问我们。
几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说，怕说了爸爸不去。心想，只要爸爸到了春藕斋，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就又拥着爸爸走。
“干什么去呀你们不说，我可就坐下不走了”爸爸说着做了个要就地坐下的架势。这一下可真把我们吓一跳，就异口同声地说：“叫您跳舞去。”
爸爸一听，乐呵呵地笑了。“跳舞去，那好。去跳舞是不是该换双鞋子”爸爸说着伸出脚来让我们看看。
一听爸爸答应要去跳舞了，我们心里可高兴了。这个忙着给爸爸找那双胶底皮鞋；那个忙着给爸爸往下脱穿在脚上的布底鞋；又忙着把皮鞋给爸爸穿上。我们四个孩子还真忙活了一阵子。
“你们不会跳舞，为什么要拉我去跳舞啊”爸爸走在路上问我们。
“我爸爸说，说什么来着”二娃一时记不起来她爸爸怎么说的了，回头问她姐姐燕燕。
“叶叔叔说，您不跳舞就会长个大肚子。肚子大了，就走不动路啦”我接过二娃的话茬说。
“呵呵呵。”爸爸笑着说，“好，我去跳舞，不要长成个大肚子”
到了舞场，大人们都高兴地随着舞曲跳起来。
我们几个在场外，看着他们跳得那么起劲，那么热闹，那么高兴，自己不会跳也怪着急。干脆，我们也跳我们四个也手拉着手下了舞场。我们一会儿在跟在爸爸身后学他一左一右地上下大摆动式；一会儿随着周恩来伯伯学他潇洒自如的舞步；一会儿又跟在朱德爹爹后面，学他那四平八稳的慢步舞。
那天晚上的舞会，爸爸跳得开心，其他首长也跳得高兴。我们四个在舞场里来回穿梭地玩着，跳着，蹦着，给舞会增添了少有的欢乐气氛。
我看到叶子龙叔叔高兴地直冲我们点头笑。我知道，这是他在夸赞我们四个圆满地完成了他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们几个也冲着他笑了笑。
爸爸慈祥、随和，喜欢跟人聊天，更爱逗孩子们玩耍。这些，凡在中南海住过的大人、孩子对此都深有体会和感受。
１９４９年，我们刚刚搬到中南海居住不久，孩子们相互认识了，玩得就挺热闹，也挺开心。那时，我们四五个很要好的女孩子，那就是除了我还有周伯伯的侄女秉德，叶子龙叔叔的女儿燕燕、二娃子与妹妹李讷。
我们虽然年岁不同，班级不同，但一到节假日，总爱在一起玩耍。周六我们也跟上大人们一块儿去学跳舞。
我们家住的离南海很近。我们几个孩子就常到南海边去用两只手捞那些不长眼的小笨鱼、小笨虾。大家把捞来的小鱼小虾放在一起，就想煮汤解解馋。找谁帮忙呢大家想想，就决定去找爸爸。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中南海里，爸爸爱逗孩子们玩耍是出了名的。正因为如此，孩子们都喜欢爸爸。爸爸慈祥，说话又很有风趣，所以我们就拿着抓到的小鱼小虾风风火火地去找他。我们见到爸爸就七嘴八舌地说：“毛伯伯，毛伯伯，您看，我们捞了好多小鱼小虾……”
“毛伯伯，毛伯伯，我们把小鱼小虾都拿来了，和您一起吃饭行吗”
“好啊那你们就来吧”爸爸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我们就一窝蜂似地把小鱼小虾送到厨房。
这顿饭，我们就跟爸爸一起吃了。餐桌上除了往日的几个简单的菜之外，今天多了一盘爸爸爱吃的苦瓜菜和一盆新鲜的小鱼小虾汤。
我们吃得高兴、热闹、开心。就是谁也没有动筷子去夹那一盘子苦瓜菜吃。爸爸就批评我们说：“从小就要学会吃苦，不学吃苦怎么行啊”我们听了，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谁也不去动筷子。
因为我们知道，爸爸是个很随和又充满爱心的老人，就是不吃苦瓜菜，爸爸也不会因为我们不听他的话而生气。
不光我们孩子们在爸爸跟前能这样随便，就是在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和我们一样，跟爸爸相处得那么自然，那么随和，又那么随随便便，好像是与自己家的老人生活在自己的家里那样，充满着家庭的温馨，显得无拘无束。
年轻人有时喜欢动，也喜欢玩。爬高上低，逮麻雀捉鸟的。爸爸除了工作时间严格要求他们之外，余下的时间，任他们自由嬉闹、玩耍，从不去指责他们。
年轻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总是想出去走走，出去转转，到处看看，反正是喜欢热闹和自由点。爸爸对这点是很理解的。所以，只要不影响工作，爸爸从不去限制他们任何有益的活动。
爸爸曾不止一次地对他们讲：“我可没你们自由，他们都管着我。想吃的东西不能吃，想去的地方不让去。我是一点自由都没有睩还是你们好哇”
“主席，您也发牢骚啊”卫士问。
“我也是和你们一样的人嘛我又不是不吃不喝不吭不响的泥菩萨嘛”爸爸的一席话，逗得年轻人笑起来。
爸爸又随着年轻人的笑声开怀大笑。
■ 爸爸说：蒋介石这个人很坏，外国人想要 他，我们还不给哩
１９５１年夏季的一天。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也许是暑假期间，我记不太清楚了。那日的天气比较热。我和妹妹李讷一起玩，为一个什么话题我记不清了，我俩争论起来。
“蒋介石是中国人。”我坚持自己的看法说。
“蒋介石不是中国人，因为他太坏。”妹妹同样坚持她的看法。
“他是中国人。”我又说。
“他不是中国人。”妹妹讲。
“他坏，他坏也是中国人呀”我说不出更多的理由，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他是坏人。坏人就不是中国人。”妹妹还是不同意我的说法。没办法，我们只好去找爸爸。让爸爸给我们判断谁说的对。因为爸爸学识渊博，世界上没有爸爸解答不了的问题。
“咱们找爸爸去，让爸爸说说谁对。”妹妹说着就向院里跑去，我也紧紧跟在她的后边一块儿去找爸爸。
爸爸这天穿着一条浅灰色的单裤，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衣，袖子卷起一截。右手拿着一本什么书，左手还夹着一个插着半截香烟的烟嘴，正坐在院子南边的一张藤椅上乘凉。
妹妹先跑到爸爸跟前，蹲下身子，两手扶着爸爸的双膝，面对着爸爸；我站在爸爸的背后，用手扶着爸爸坐着的藤椅背儿，从爸爸的右肩上伸过头去，望着爸爸笑笑。
“爸爸，爸爸，您说，蒋介石是中国人吗姐姐说他是中国人我说不是。”妹妹性急地一口气把话说完，两手又使劲儿摇着爸爸的双膝，急切地盼望得到爸爸的回答。
“蒋介石是中国人”爸爸面带微笑地说。
听爸爸这么一说，我心里挺高兴，因为爸爸的回答肯定了我的说法是对的。我站在爸爸身后，高兴得用两手撑着爸爸坐着的藤椅背圈，用力向上挺挺身子，有意让妹妹看看我得意的神态。
“爸爸，您说的不对。蒋介石那么坏，他怎么会是中国人”妹妹在力争了，她的理由很简单，中国人都应该是好人，坏人就不许他是中国人。
“蒋介石是很坏，但他还是中国人。现在他跑了，跑到我们中国的台湾省去睩”爸爸耐心地对我们讲着，深深吸了口烟后，又从嘴角轻轻吐出。我最怕闻烟味，就用右手把飘到我面前的轻烟左右拂开。
“蒋介石这个人很坏，外国人想要他，我们还不给哩。”爸爸说。
“那为什么不给外国”我俩异口同声地问。
“因为，他是中国人”爸爸说完，乐呵呵地笑了，我俩也跟着笑起来。
■ 爸爸讲“王八为什么驮石碑”
我上高中时的一个星期天，爸爸突然来到我的房间对我说：“走哇，跟爸爸出去走走。”
我特别高兴，把桌子上的书、作业本收拾好，跟在爸爸身后，走出了我的房间。
原来爸爸要视察北京郊区的十三陵水库。他知道我今天在家，就带我跟他一块儿去。让我也换换空气，开开眼界。
我跟爸爸单独出去的机会还是很少的，今天可是个难得好机会。我高高兴兴地跟着爸爸走了。
我俩在车上聊得可热闹啦爸爸一会儿问我的功课怎样一会儿问我的生活如何，我都一一回答了他，还不住地向爸爸讲着一周来在学校发生的新鲜事。爸爸听得特别高兴，样子还特别专注，还时不时地同我一起笑起来。
汽车飞驰向前。路旁的树木、古建筑从车窗外向后飞快地移动。突然，一座龟驮石碑一闪而过。我惊叫一声：“爸爸，那是什么”爸爸也看到了，他让司机停下车。我们下了车，他领着我围着石碑转了好几圈儿，还停步驻足仔细地看那碑文。
“娇娃，你说说王八为什么要驮石碑呢”爸爸问我。
我仰脸看看爸爸，向他摇了摇头。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这其中的典故。
爸爸略微思索了一会儿，大概是想想看怎么讲我才能听得明白，弄个清楚吧。我在等爸爸说故事。
爸爸却用浓重的湖南音，配上曲调，还边走边两手打着拍子给我唱起来：“望望东来望望西，望见王八驮石碑。我问王八犯什么罪上辈子卖酒对了凉水。”
“因为它掺水，就让它驮石碑啦”我疑惑不解地问爸爸。爸爸笑着不语。
回到车里后，爸爸给我讲了这个故事：
“驮石碑的不是王八，也不是乌龟。它的真名叫（ｂì ｘì），神话里传说，它是龙王的儿子。龙王有九个儿子，九个儿子中数它力气大，而且性格好，又善背重东西。它的身体形状和其他兄弟也不一样，它体形像龟，可头部又像龙。古人为死者立碑时，就想什么能让碑经久不倒，能保存千秋万载呢就想到了它，就把它请来。把碑立在它的背上，想借助它的力气，让人名传千古。”
“明代十三陵的石碑，是功德碑。就是靠它这龙首龟身给驮到现在，它还要继续驮下去。”
“有的石碑上面还盖着亭子，叫碑亭。以后别竖那么多碑，叫它驮得太累了。还是多建些亭子好。人们可以夏季避雨乘凉，冬季可以避风雪嘛”
我的爸爸就是这样，常常是信手拈来一些典故，寓教于乐。在谈笑风生中，既受到了教益，又记住了故事。
我佩服爸爸的博学多才，跟爸爸在一起，真是长学问。
事情过去很久了，我才知道，爸爸唱的那种湖南音的调子是人们常说、许多人都会唱的类似“小放牛”的曲调。不管什么曲，什么调，反正我是不会唱。不过，我却是记住了这故事。
刚到爸爸身边时，我觉得一切都那么好玩，都那么新鲜，我生活得是那么幸福。尤其是在香山双清别墅的那短暂的日子里，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那时，我同二哥岸青和爸爸在一起，不仅能常常见到爸爸，每天还都能跟爸爸一起吃晚饭。跟爸爸一起漫步在香山的小路上，当爸爸休息的时候，拉着我的手，二哥岸青跟在爸爸身旁。我们仨高高兴兴地聊天、散步。爸爸给我们讲了好多我从未曾听说过的故事。
只可惜，时间长了，都记不起来了。
有一天，我们俩跟着爸爸又去散步。我用脚时不时地踢着路旁的小石子，看它们一个个骨骨碌碌地往前跑，我觉得特别好玩。我手里拿着从路边采下的小花、小草，一会儿问爸爸这是什么花，一会儿问爸爸这叫什么草，玩得真开心。走着，走着，看见一个老头梳着一条大辫子。
“爸爸，男人为什么也留辫子呢”我问爸爸。
“您为什么要留辫子”爸爸走上前去问老人。是想让那老人亲口回答我的提问。我紧走两步站在了爸爸身边，想听听。那老人没有说话，只是冲我们笑了笑，就走了。
“清朝时，老百姓要是不留辫子，那是犯罪。要是把辫子剪掉了，那是要杀头的。革命者不怕杀头，就都把辫子剪掉了。”
爸爸回头看着二哥岸青说：
“岸青没有辫子。你是不怕杀头的革命者。爸爸也没有辫子，也是革命者。娇娃留了两个辫辫，你是怕杀头哟”爸爸说着用他的大手扯了扯我的两个小辫子，逗得我俩都跟着爸爸笑了起来。
第三章
○爸爸和他的儿子岸英、岸青
○爸爸和他的女儿
○爸爸和我的远志姐姐
○爸爸带我们学滑冰
○爸爸的家教真严
○爸爸告诫：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女儿
○爸爸提出：娇娃，你来帮助爸爸管理这个家 好吗
■ 爸爸和他的儿子岸英、岸青
陕北，是我诞生的地方，可在我的印象中却没有留下一点记忆，但我对它却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切感。这种感情因何而来是因为我的爸爸在那里生活、战斗了１３个年头，因为我的大哥岸英在那里生活、学习过，而且妈妈也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将近两年。
我回国以后，大哥不止一次地向我讲起过延安，讲起过爸爸的生活，说起过妈妈的工作，谈到他自己的学习。
他说：在延安，他只呆了一年左右，时间虽短，但他所受到的教育却是很深的。
他讲：“我从莫斯科乘飞机到迪化乌鲁木齐又乘小飞机由迪化到西安，再从西安飞到延安，回到爸爸的身边。那是１９４６年初。
“我到延安时，正值数九寒天。三九天的西北风呼呼地刮着，刮得天昏地暗。飞机在延安上空转了个大圈子，向机场俯冲降下时，可把人颠得够呛，震得人几乎从座位上掉下来。当飞机刚一停住，我第一个站起来走到机舱门口。心里想：我的爸爸会到机场来吗他会来的；不，他太忙了，听说身体不太好，他不会来的我的爸爸……１８个年头未见到他啦……
“当我走到舱门口抬头看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黄土高坡。灰蒙蒙的天空下，凛冽的寒风，摇曳着枯干的树枝。陌生，那么陌生；远远地只是黄土高坡，还是陌生。而在那些陌生的人群中，有我的爸爸吗
“我弯着身子走出机舱时，啊我的眼睛亮啦我一眼就看到站在舷梯脚下的我们的爸爸——毛泽东。是他，是他，跟照片上、画报上、电影里的形象一模一样：魁梧、高大、和蔼、慈祥，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好像也看到了我。是他，是他，我最亲爱最敬仰的爸爸——毛泽东。
“我也忘了自己是怎么走下舷梯的。爸爸张开双臂紧紧地把我抱住，激动地说：‘你长得这么高了’我也紧紧地搂着爸爸，连声叫道：‘爸爸，爸爸，我想您啊’爸爸看看我，亲昵地说：‘我一样想你啊’
“随后，我同爸爸坐上吉普车回到爸爸的住地王家坪。
“爸爸对我很亲，但要求也很严，开始我还真有点受不了。他不让我跟他一起住，一块儿吃，让我到机关住，在机关吃，还不许我吃小灶。
“有一回我去看爸爸。爸爸问我：‘你吃么子灶’我说：‘吃中灶。’爸爸生气地说：‘你应该跟战士一样，吃大灶去嘛’我一声没吭地服从了。”
我想起爸爸曾对我说过：当大哥回到延安后，爸爸让他脱掉苏式军装，换上他给他的旧棉衣、棉裤。爸爸把这个“洋学生”、“苏联军官”打扮成了一个农民，一个“土八路”。
再后来，便是送哥哥到“劳动大学”去学习了。
爸爸对大哥岸英说：“你过去是吃面包喝牛奶，回来要吃中国饭，吃陕北的小米，小米可养人哪”
哥哥下农村时，爸爸把自己一件打了补丁的棉衣送给他。走的那天，哥哥又脱去大皮鞋，穿上爸爸给他的布鞋，背包里装满了小米，菜籽，瓜籽。他就这样上路了。
爸爸送了他一段路，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岸英，你要和老乡们一同吃，一同住，一同劳动，要从开荒一直到收割了再回来。等你‘劳动大学’毕了业，再上延安大学好不好”
“好。”哥哥爽快地答应道。
哥哥带着爸爸的重托，走到劳动人民中去了。因为他知道，爸爸的一生与农民、与人民是分不开的。爸爸同样希望他也能如此。
哥哥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他很快就投入到群众中，他吃苦耐劳，又肯干。尽管一天劳动之后，他已累得腰酸背痛，浑身没有一点劲，就像是散了架子一样难忍难受，可他从不叫苦，不偷懒，更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因为他牢牢记着：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所以，再苦再累他都坚持下来了。
在“劳动大学”里，哥哥学会了赶着毛驴下地送粪；学会了把玉米种子袋袋挂在脖上，单手点种，又学会双手同时点种的手艺；还学会了撒种时两手同时使用，他一手点种，一手抓粪。当地农民夸赞他说：“岸英是个好后生，学会了施粪、犁地、刨地、播种这些庄稼活，是个好劳动力。”
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１９４６年下半年，胡宗南要进攻延安。村里就决定把哥哥送回来了。
爸爸仔细地端详着哥哥，高兴地不住点头笑。他见哥哥头上扎着毛巾，身上穿着跟农民一样的灰土布汗褂褂，胳膊黑油油的发亮光，脸也晒得黑黑的，跟陕北农民一个样。
“好哇白胖子成了黑胖子了”爸爸说着又疼爱地摸摸哥哥那双厚实粗糙的大手，看看手心里那些血泡结成的厚厚的老茧子，又夸道：“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
哥哥也笑了，因为他没有辜负爸爸的教导。
想到这些，我就想到延安的窑洞，延安的黄土坡，延安的小米饭，就感到特别得亲切，好像我们一家人，都与延安有缘，都与延安有着千丝万缕扯不断的情。
后来，大哥又告诉过我：“江青是１９３８年底同我爸爸结婚的。”还说：“她不如贺妈妈好，我和岸青都喜欢贺妈妈。”
这就是说，我两岁时就有了后妈。只不过是因为我当时年岁太小，记不得这些事。
我认识江青，还是我１９４９年回到我爸爸身边以后的事。
有关她的事情，大家知道的比我还多。她的下场，大家也都看到了。这是历史给予的最公正的判断，人们给予的最恰当的评说。
平心而论，江青开始也不是个坏人。不过人总是在变。有的人可能由坏变好；有的人会由好或一般而变坏。江青该属于后者。听哥哥说，他刚回到延安时，江青还给他织毛裤，织毛背心、毛袜，也算是关心吧。后来就变了，变得对家里人谁她都不关心，不爱护，惟独钟爱她自己，变成了个自私自利的人。她聪明，但不走正路，这也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吧
我叫过她妈妈，那是为了我的爸爸。但在我心中，我只有一个妈妈，她是贺子珍。
在与爸爸相处的日子里，我越来越感到爸爸对我们的爱是很深的，我越来越体会到，爸爸对我们的爱是永久的。
爸爸是个伟人，又是一位普通的细心的慈祥的父亲。我深深感到：由于历史的原因，环境的影响，使得我们这个家庭的组成，显得比一般人家复杂。当然在我的同辈人中，有不少家庭也是如此。甚至比我们家还要复杂些，麻烦事还要更多些。
我爸爸有过三次婚姻，也就是说，他先后有过三位夫人，而且每位都留下了同父异母的子女。这当然也可以说是由于爸爸的情感变化所致。所以，作为父亲，他总是由衷地希望我们这些孩子们能够友好相处，和睦善待。为此，爸爸总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尽到一位父亲的责任。
１９４６年１月７日，爸爸给岸青哥哥写了信：
岸青，我亲爱的儿：
岸英回国，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很是喜欢。看见哥哥，好像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你妹妹李讷问候你。她现在已五岁半，她的剪纸寄给你两张。祝你进步、愉快、成长
对于我们兄妹，爸爸是很尊重我们个人的感情的。他从来不把我们不能接受的感情以父辈之权强加给我们。他允许我们各自保留自己情感的小天地。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尽管爸爸日理万机，忙于国家和世界的大事。但他也要抽空给不在身边的孩子写信，问寒问暖问学业，对孩子进行教育，给予父亲的关怀。
１９３７年，两个哥哥到了苏联。１９３８年，有人从苏联带回了两个哥哥的照片。爸爸高兴得一遍又一遍地看个没够。当得知有人要去苏联时，爸爸马上写信给他们：
亲爱的岸英岸青：
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的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地喜欢。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健康、愉快与进步
毛泽东
三月四日
１９３９年８月，岸英哥哥已插班进苏联十年制学校的六年级学习，爸爸又有信给他们：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欢喜
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
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
一九三九，八月廿六日
在信的字里行间，既有爸爸深深思念远在异国他乡的孩子的心情，也饱含了爸爸对孩子学习上的关心，同时，更反映出爸爸不光关注自己的孩子，还关心着所有在苏联学习的其他的中国孩子。
就是在爸爸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紧张繁忙的工作中，爸爸也忘不了远在异国的大哥岸英，抽出空儿来给他写信：
岸英儿：
别后，晋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托便带去。我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了。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我们这里打了仗，打得敌人很怕我们。
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
我和岸青、妈妈回到哈尔滨后，爸爸又写信给岸英。
岸英：
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你现在怎么样工作，还是学习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的，身体好。我和江青都好。我比上次写信时更好些。这里气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再谈。
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
１９４７年９月１２日，爸爸给岸英哥哥的信中说道：“永寿岸青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托便带去。”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８日，当爸爸得知二哥岸青回国时，又欣喜万分地写信给岸英哥哥说：“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
就这几笔，就这寥寥数语，却道出了爸爸思念孩子的心切，想念孩子之深情。
■ 爸爸和他的女儿
爸爸对我们是既爱又严。他处处事事时时严格要求我们，不许搞任何特殊，又处处事事时时流露 出他对我们既丰富又细腻，充满温情的父爱。
１９５８年初，妹妹李讷得了急性阑尾炎，实在是疼痛难忍，需要尽快住院治疗，又因小时候因病打针时，针头不幸断在肉里，当时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取出。这次的病需要动手术，医生们经过商量，决定两个手术一块儿做。
以往，我们看病的事都是由江青负责安排。这时，江青恰巧不在北京到广东去了。这事就全由爸爸亲自联系处理。李讷就住进了北京医院。
结果，阑尾手术做得非常顺利，但是取断针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开刀后，发现断针已移了位置，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怎么办呢最后只好把她抬到Ｘ光透视室，边透视边寻找。这才把已经生锈的断针取出来。
由于手术是在无菌室外进行的，因此伤口引起感染，她发高烧了。
爸爸知道后，一边忙着国家大事，一边还在惦记着她的身体。爸爸也真够操心，真够累的了。那天，爸爸忙得通宵没睡，都到中午了，吃了几片安眠药后，准备休息时，可爸爸还是不能入睡，爸爸放心不下李讷，就给她写了封信：
李讷：
念你。害病严重时，心旌摇荡，悲欢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定，我也常常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观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你以为如何妈妈很着急，我也有些。找小员，院长计苏华，主治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诸同志今天上午开了一会，一致认为大有好转。你昨夜睡了九小时，你跑出房门在走廊上看画报。白血球降下来了，特别是中性血球，已恢复正常。他们说不成问题，确有把握，你可以放心。这点发烧，应当有的，完全正常。妈妈不放心，打了电话给她，她放心了。李讷，再熬几天，就可以完全痊愈，怕什么我的话是有根据的。为了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这里有意志。知道吗你大概十天后准备去广东，过春节。愿意吧。到那里休息十几天，又陪伴妈妈。亲你，祝贺你胜利，我的娃
爸爸
二月三日上午十二时
半睡状态执笔，字迹草率，不要见怪。有话叫小员来告我。
这就是我的爸爸，就是我的作为伟人的爸爸。爸爸在信中，充满着父爱，充满着无限的温柔亲情。
１９５４年夏天，江青带着我和妹妹李讷到北戴河，我们在那里尽情地玩儿，倾听着大海的波涛。我俩玩得特别高兴，又同时想到爸爸。我们想，也应该让爸爸到这里来放松一下，休息休息。爸爸日理万机，为国家大事而操劳，他也实在是太累太累了。爸爸也早就说过他要来，但至今还迟迟没来。我们一是想爸爸，二是心疼爸爸，也想让爸爸分享我们的快乐，所以就给爸爸写了信，希望他快来这里。很快，我们就收到了爸爸的回信。
李敏、李讷，我的亲爱的女儿：
你们的来信都收到了，很喜欢。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我好，勿念。
亲你们
爸爸
一九五四年七月廿三日
信中，透着爸爸对我们的爱，更透着爸爸对我们学业上的关心。
我将曹操诗全文抄下：
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不久，爸爸来到北戴河，带着我们下海游泳，与我们共享这亲近大自然的快乐。畅游之余，还与我们谈起曹操。爸爸喜欢曹操那豁达洒脱，直抒胸怀的诗句，就借古人幽思，抒今人情怀，写下了那气势雄壮的《浪淘沙·北戴河》的名篇：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尽管我对古文古诗尚未熟读，不能理解全诗的内容，但我亲临其境地体会到：曹操登山观海，看到的是气象万千的变化，心里肯定是非常激动，借以抒发自己那种伟大襟怀，才写出了这不朽的名篇。
爸爸提及曹操，提及《观沧海》，除了想提高我的中文水平外，还是希望我能从诗中受到启发，受到熏陶，受到教益。
和爸爸相处的时间越长，我越来越多地体会到，爸爸在时时处处教我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爸爸对我们的管教，是以教为主的。因为对孩子管得太严了，不许动，不许跑，不许说，不许笑，不许……会把孩子管成傻子，管成个不动头脑只听指挥的木头人。爸爸讲：“孩子淘气好，说明他健康；会淘气的孩子更好，说明他智力发达。”
爸爸的严管，是要我们恪守本分，即办事、说话要有分寸，接人待物要懂得礼貌。爸爸要求我们扎扎实实地干事，堂堂正正地做人。要求我们生活上绝对不许有一点特殊。在外人看来，我们好像完全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事事都有人照顾，只要我们一开口，好像什么东西都会有，什么事情都能办到一样。其实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就比如用车吧，车是有，但归管理处管，要用车得事先说明，等候批准，我们正在学习，有什么特殊理由呢就算爸爸的车子空着没用，可司机没有主管部门的指示，他也不会听我们的。他的任务是为爸爸服务。爸爸不能让我们随随便便坐他的车子。
我们用车可以，但有规定：如果有病，发烧３８℃时，可乘车，但必须是上医院，否则，也不许用。
我们家的伙食也极为简单，和一般家庭生活没有什么两样。就拿早餐来说吧，是同多数人家相同的“老三样”：稀粥、馒头加小咸菜。
有一回，有人给我们家送来一些可可、咖啡和奶粉。伙房的大师傅想，老吃那三样不行，干脆就乘机给孩子们换换口味，改善一下生活吧。
一天早上，往日的“老三样”不见了，餐桌上有一小锅香喷喷的咖啡，冲好了的奶粉，馒头换成了面包，抹上点黄油。我们看着就馋。
新鲜诱人的西式早餐，我已经有很久没有吃了。今天我的胃口大开。我一口气吃了四片面包，喝了两小碗加奶的咖啡。好香啊我吃完冲着大师傅说声“谢谢”，就骑上车子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
谁知好景不长，这事让我爸爸知道了。爸爸把我们叫到一起，说要开个家庭会。爸爸先让大师傅报了这几天的伙食账，发现超过了每天的规定标准。爸爸严肃地说：“伙食标准规定多少就是多少。什么时候也不能超过。哪个随便超过都不行。”
我们都挨了批评，结果早餐马上就又恢复了“老三样”。
再后来，爸爸就干脆都让我们去机关大食堂就餐去了。爸爸批评起我们来，也够厉害的。
５０年代末开始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几个人都在上大学，都住校。只有每周六回家才能同爸爸一起吃顿晚饭。
这是为了能让我们有机会和爸爸见见面，其实也是借着这个机会为我们改善一下生活，让我们稍稍解解馋。大师傅每到这顿饭时，都要加两个好点的菜。所以我们也早早盼望周六的这顿全家聚餐。
渐渐地，我们再吃这顿饭时，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照例加的两个菜，不仅质量明显下降了，有时连油花也见不到几滴，那种味道跟学校大食堂的菜也差不了多少，就连我爸爸最爱吃的炒辣椒，也越来越少了。
有一天，大师傅端上来一盘鱼。爸爸一向爱吃鱼。可是这条鱼，看样子也只有半尺来长，身子又扁又平，都不够一人一口的。我听大师傅说：爸爸也有好久没有吃鱼了。我们几个人都不动筷子，想留给爸爸吃。爸爸奇怪地看看我们说：“吃呀，吃鱼啊”
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我呆呆地望着爸爸那也开始消瘦的脸，想说什么，但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是爸爸把筷子伸向鱼盘，招呼道：
“吃，我来带个头。”
我慢慢地吃了起来，不知怎么的，我吃在嘴里的饭总也咽不下去，觉得它充满了一种特殊的味道，是酸、甜、苦、辣一齐泛上了我的心头。我说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家的一顿饭，这就是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与他的子女们的一顿饭。
爸爸对我们生活上要求很严，不许我们有一点特殊。政治上同样对我们要求很严，爸爸要求我们政治上要积极进步。要为人民做工作，为人民服务，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就可以了。
爸爸从来不要求我们将来要成什么龙啊，当什么凤啊。他说当一个普通百姓最好。
平常我们家生活如此，困难时期我们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咬紧牙关，勒紧腰带。我们由于缺乏营养而得了浮肿，同样，与全国人民共度这最困难的年代。
我想起爸爸曾说过，这比起在井冈山的一段生活来，也还算不错了。井冈山虽是绝好的根据地，有它独特的天然屏障，要是种好地，农田里的收获足够供给我们这支军队了。它方圆五百里，纵横八十里，对我们来讲，地盘就已不算小了。等与朱德会师后，来了这么多的人，山上的条件相对变得差了些。部队没有冬装，山上的冬季也是很冷的，粮食又缺，我们的困难也很大，我们有时好几个月只能靠吃南瓜过活。
爸爸讲过，当年在革命受到挫折，遭到失败时，有人就沮丧，就灰心，好像眼前一片漆黑。我可不那么看，黑暗过去就是光明。有一次，我对战士们说：你们年轻人，嘴上还没有毛哩，我比你们的年纪大。我都想看到中国革命胜利，难道你们年轻人就不想我希望革命胜利后，大家都健在，我和你们一起来庆祝我们自己的胜利。
爸爸的一席话，使我至今难忘。想想过去，看着眼前的暂时困难，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呢
我知道，爸爸的这段话，是在告诉我，不要忘记过去。正如列宁所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想就是这个理。爸爸对我们的爱不光是在一时一事上，而是把眼光放在未来。
爸爸要求我无论办什么事，都要有始有终，都要专一，要专心致志地把事情办好。学生也是这样，学习起来，就是学习，不要去想别的么子事；玩起来，就要痛痛快快地玩，就不要想作业没有完成或工作没有做完。总之，干什么都要一心一意，而不能三心二意。
■ 爸爸和我的远志姐姐
爸爸不光对我们这样，对其他的亲属子女，也像要求我们一样，来严加管教他们。
远志姐姐是叔叔毛泽民的女儿，她曾对我讲过她的经历：
“１９３８年春天，我好不容易通过长沙、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辗转来到延安，可把我高兴坏了。第五天，我就去见伯父，还把我妈妈托我带给伯父的云片糕拿上。伯父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们谈的时间不长我就走了。
“我在延安呆了六七年，到伯父那里去的次数却不多。因为我来时妈妈说过，伯父是干大事的，少去干扰他。我就老记着妈妈的话。
“有一次，伯父很沉重地对我说：‘你有个大哥，活到７岁时，得黄疸性肝炎，送到医院治疗，洗了个澡就死了。’我这是第一次听说我还有过一个哥哥。
“我刚到延安，特别不习惯吃陕北的小米饭。我有胃病，疼起来很难受。只好到食堂找米饭锅巴用水泡泡吃。谁知这事让伯父的一位秘书看到了，给了我一块钱，他叫我每天花５分钱买碗粥喝。结果伯父知道了这事，他把我叫去，批评我说：‘你能不能吃小米饭呢小米饭养人哩不吃小米饭要饿肚子的。’我听了伯父的劝告，开始练着吃小米饭，很快也就适应了。”
有一次，大概是１９４１年的某一天，远志姐姐到杨家岭看病时，顺便去看了看爸爸。当爸爸知道她的病情后，留她在自己身边住了两个星期，等病好了才让她回单位去。这是远志姐姐多年来在爸爸身边呆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１９４５年，远志姐姐和姐夫要调到东北工作。临走时，爸爸才把叔叔毛泽民牺牲的消息告诉他们。姐姐悲痛万分。爸爸忍着心中的痛苦对他们赠言道：“一，无论到哪里，都不要希望人家鼓掌；二，无论到哪里，都要团结；三，无论到哪里，都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任何特殊。”
爸爸的三句话，成了他们终身的行为准则。在对我们的教育中，爸爸也是以此为准绳，不因为是他的儿女就放松要求。
正因为姐姐是按照爸爸的教诲去做的，所以她在部队，在地方，调过不少单位，从来不以毛家人自居。总是不显山不露水地默默奉献着。很少有人提及过她的家庭，几乎没有人了解她的身世。在单位，每当人们说到爸爸毛泽东时，她要么称“毛主席”，要么叫“老人家”，从不把自己与伯父毛泽东连起来。
就是后来，每到爸爸诞辰纪念或瞻仰爸爸遗容时，她总是悄然而来，又默默而去，在亲属的签字本上，从未留下她的名字。直到她去世，她都是这样做的。
■ 爸爸带我们学滑冰
爸爸对我们的管教很严格，有时候是很严厉的。爸爸不光要求我们在学习上要尽心、努力、刻苦，在其他方面对我们的要求也同样的严厉。
我记得好像是在小学未毕业时，一个冬季的星期天，等我们各自把作业完成以后，爸爸就让我们几个孩子一起到南海冰场去滑冰。
我们当然很高兴。孩子嘛，就是喜欢玩。就一窝蜂似地跑向冰场。
什么事在自己没有亲自去实践之前，想得都很容易，看着别人做总是觉得很简单，可真要轮到自己头上，真做起来，可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刚开始时，我的劲头挺大，兴趣也挺高。我们几个争先恐后地坐下来，换上爸爸让人给我们买来的冰鞋。爸爸穿着大衣站在旁边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们。那神情，好像在说：行啊，孩子们练去吧我冲爸爸笑笑，爸爸也冲我点头笑笑。
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一起身，一甩手，我的妈呀还未迈开步呢，一个结结实实的屁蹲儿就把我给摔倒在冰上，把我疼得直龇牙咧嘴。我回头看看妹妹李讷，她也摔在冰上，正在挣扎着往起站呢。我就咬着牙忍着痛也赶紧往起站，谁知越急，冰就越滑，越滑就越站不起来，两脚就是不听使唤，老在冰上打旋旋。好容易刚站起来，又摔了个头重脚轻四脚朝天带响的。不过还算万幸，我知道要保护好自己的脑袋，就是两肩、背、腰、屁股全着地，我的脑袋却抬得高高的，保住了我的“司令部”。
我扭头再一次看看妹妹李讷，她正在两手支撑着地面，撅着屁股往起爬呢，还没有等她站起来，两脚又往后一滑，她的两手失去了支撑力，来了个卧式，趴在了冰上。
我俩相视而笑。我看看站在冰场旁的爸爸。爸爸在冲我们笑，他在笑我们一个摔得四脚朝天，一个摔得满脸冰雪。那眼神那笑容中带着鼓励，仿佛是在告诉我们：勇敢地站起来站起来再练
再练，再摔；再摔，再练。不到规定的锻炼时间，爸爸不许我们退出冰场。又疼又累，实在没有办法，真想退到旁边坐下来歇歇，但是父命不可违，我们只好又硬撑着再练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在冰上能站住脚了，还多少能往前滑几步了。
爸爸站在那里，一句话不说，只是看着，关注着每一个人。
扑通李讷妹妹又摔倒了。她痛得太厉害，实在是受不了，就哭起来，她毕竟年龄还小。我趴在那里怎么站都站不起来，气得我索性坐在冰上，眼泪在我眼眶里转着。我使劲儿忍着不让它流出来。我怕让爸爸看见我流眼泪，就把背转向爸爸坐着。
“好了，收兵吧”爸爸向我们打招呼说。
我一听，高兴得“腾”一下子站起来，哎哟，还没站稳，那冰像伸出手来拉了我一把一样，那么舍不得让我走，结果我又重重地摔倒在冰上。我哭笑不得。干脆，我就不站起来，连爬带滑地到了冰场旁边。
这次的练习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收拾好，尽管挨了不少摔，我们还是以胜利者自居，把冰鞋往手里一提，跟着爸爸回家了。
爸爸说：“怎么样有何感想”
“学滑冰太难，太难了。冰太滑，两脚又总是不听指挥，太难。”我发出了感叹。
“难就对头了，要知难而进嘛”
“摔得太疼了。”妹妹说。
“好嘛，不摔不打不成材，摔摔打打长得快嘛”
我原想，我们说的难度大点，爸爸也可能就此叫我们收兵，打道回府，以后就算了，谁知，爸爸说：“今天挨摔，明天就少摔或不摔了。下周再继续摔。”
第二个练习日，我们都穿上厚厚的棉衣棉裤，像个大棉包一样。吸取了前次的教训，这次摔跤是少多了，还能甩开手滑小圈圈了。人就是这样，凡事开头难。常言说得好，头三脚难踢。在冰场上也是这个理儿。练的次数多了，就有进步了，就有提高，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由失败走向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这话是爸爸的一句名言。
爸爸所以要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要培养、训练我们成为什么健将、能手，而是意在培养我们的毅力和意志。当初我并不完全明白爸爸的意图，以为就是为了让我们休息日内容丰富些，活跃一下生活；除了适当的学习外，还要放松一下，活动活动就成了。爸爸还意在要我们练好身体。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体魄，就难以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也不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还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远新我们陪着爸爸下水游泳。那天的天气是有些凉，远新上岸后就感到有点冷，我坐在他旁边也有点打哆嗦。他说：“娇娇姐，还是水里舒服些，咱们下水去吧。”不想这话虽声音不大，却让我爸爸听到了。爸爸就批评远新说：“你这个人就是喜欢舒服，怕艰苦，不肯吃苦。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嘛”
爸爸就是这样，只要有机会同我们在一起，总是不会忘记随时随地对我们进行思想、品德的教育，他总是在日常的生活中，以小见大对我们加以训练培养。而这些教育，他不搞说教，更不讲那些让青年人不大爱听的空空道理。他总是入情入理，让我们自己去领会其中的道理。
人们常用慈母来比喻妈妈的爱，以严父来比喻爸爸的爱。可我觉得，我的爸爸则是身兼二者之爱。人们都爱用菩萨来说人的心眼善，心灵美。我的爸爸也同样有着善良的心肠，丰富而又细腻的感情。他把爱与教紧紧地结合起来，他既不空洞地说教，又不无原则地溺爱。
记得我回国不久，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学校放寒假了，我抽空对爸爸说：“我想到上海看看妈妈。”
“好嘛，你去吧”爸爸说。
“我怎么走啊我还没有一个人走过这么远。”
“买票，坐火车走嘛”
“那，我就一个人去呀”
“那么多人乘火车，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呢”
“我有点怕。能找个人送我去吗”我的意思是想让爸爸说找人送送我，可听爸爸的语气，好像没有这个意思。
“你是大孩子了。莫要人送，自己走。”
我的心一下凉了。心想：疼我爱我的爸爸，怎么这样对我可我又不敢再说。因为我知道，爸爸决定了的事，是不会轻易改的。
结果我还是自己走了。有了这次乘车的锻炼，才有了以后独来独往的经验。
爸爸就常用这种方法来教育、锻炼我们的独立生活能力，不允许依靠他来享受什么特殊待遇。我想，这种爱，才是永恒的爱。
在我们的兄妹中，李讷是小妹妹。她是１９４０年８月３日生的。我们几个大的都因为种种原因，过早地离开爸爸的身边，而她却一直都生活在爸爸的身边。所以，有时候，我心里想：她是我们兄妹中最幸福的一个。她得到的父爱比我们几个都多，她是在爸爸的膝下长大的。爸爸的言传身教对她的影响会更大更深，她受到的教益也更多。我真的有些羡慕她。
我们见面时，她９岁，我１２岁，要从感情上互相接受对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相处中，互相之间总难免有些生疏感，在生活中也时常发生些小“摩擦”。爸爸在处理、解决我们的“纠纷”时，从不问谁是谁非，谁对谁错，也从来不各打五十板。爸爸最高的一招是和稀泥。常常是这样对我们说：
“当姐姐的要照顾小妹妹哟。”
“妹妹要听姐姐的话，要互相帮助哟。”
“你们要友好……”
“手心手背都是我手上的肉。你俩都是我的好孩子，你们要相亲相爱哟。”说着，还把一双大手翻过来背过去地伸到我们跟前。
在我眼里，爸爸可真的是个高级泥瓦匠。
等我们长大后，各自走向工作岗位了。爸爸有时就让我去看看妹妹，问问情况，回来告诉爸爸。有时爸爸又让妹妹来看看我，回去给爸爸报个平安。
爸爸去世后，因为我的身体不太好，不常出门，妹妹就约上好友到我家来相聚。我们高高兴兴地坐在一起，说爸爸，谈将来，挺热闹的。因为我们是姐妹，是毛泽东的女儿。我们并不像社会上流传的那样，我们之间不仅来往，还有着深厚的姊妹之情。
我们兄妹共有十个。我有五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姐姐一个妹妹。由于战乱，他们有的被寄养在老乡家里，一直下落不明；有的夭折了。我的小弟弟至今还埋葬在前苏联莫斯科郊区的一座公墓里。
现健在的也就只有二哥岸青、小妹李讷和我三个人了。我们三个虽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但都是他的子女，他爱谁都爱得那么深，那么真；他对谁都寄予厚望，对谁都尽心尽责地努力培养，并望我们成才。他对谁都是一视同仁，从来不偏袒这个，宠着那个，一律严格要求，绝对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特殊。
■ 爸爸的家教真严
在我们兄妹中，大哥岸英、二哥岸青和我在苏联生活的时间较长，受的又是欧式教育，加上俄罗斯人开朗、豪爽的性格影响，待人接物的方式有些欧化了。
我因为从小跟着妈妈，受她的影响，我的性格文静、内向。
大哥曾这样讲：
我刚到延安的时候，感到各方面都很别扭，生活上也不习惯，风土人情又都不了解。我又从小在外边流浪，是在无拘无束中长大的。再加上在苏联养成的待人接物上的习惯，我们都欧化了，这与中国的习惯完全不一样。延安人看我也别扭，我一时也很难以适应这种全新的生活环境，觉得一切都那么陌生。
开始，我与对方谈起话来，高兴时就旁若无人般地开怀大笑，遇到听不懂，搞不明白的时候，往往是耸耸肩，摇摇头，摆摆手。我又特别喜欢用手势来加重与人谈话的语气。这些动作，爸爸看到后很不高兴，认为是毛病。
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这点，也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对。后来我才发现，我一抬手动作时，爸爸总是用他那双眸盯着我的手势，把我盯得很不好意思。
再后来，只要我一有手舞足蹈的动作时，爸爸那双锐利的眼睛便又盯着我，搞得我莫名其妙很不自在。这是为什么呢？我想爸爸很可能是看不惯，或不喜欢我的这些动作。爸爸没有直说，只是用眼神来告诉我。要我注意，让我改掉！
果然叫我想对了。爸爸讲：你现在是在中国，在延安，不是在苏联。你要按照东方人的传统习惯行事。爸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年轻人在长辈面前，在年纪大的人面前，要文静，要规规矩矩地跟人说话，不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听了爸爸的话，我开始注意起自己的言行来。慢慢地我也就习惯了中国式的待人接物的方式。有时候旧习惯也难改得彻底，在一定的场合时，我一忘情又会冒出手舞足蹈的动作来。每当这时，只要我一抬手，我的眼前就会出现爸爸那冷峻的目光，我就会立刻放下手，改正过来。
爸爸不光让我改正了这些习惯，还让我穿上了他给我的旧棉衣棉裤，渐渐地我让爸爸给改造了，变成了一个内外一体的名副其实的“土八路”。
爸爸还教我按中国传统方式与人交往。爸爸对我这样说：“你先去看看延安的老同志。见了人不要没大没小，年纪大些的，你喊他伯伯、伯母，叔叔、婶婶；最老的要喊爷爷、老爹爹、老奶奶；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你就喊哥哥，或称同志。不能随随便便就直呼人家的大名。”
听了爸爸的话后，我就到各个窑洞去看望老一辈人。
“周伯伯您好！邓妈妈您好！”
“朱爹爹您好！康妈妈您好！”
“……”
大哥说的一点也不错。我想起刚到爸爸身边不久，其实这种管教就轮到我的头上来了。爸爸对我进行中国传统式教育就开始了。
我刚到北平时，正值５月。我在苏联呆的时间长了，培养了耐寒性，习惯寒冷的季节。北平的５月，对于我简直就像已经进入夏季一样，觉得天气很热。可再看看那些住在香山的人们，有的穿着毛衣，有的穿着绒衣，还有的穿着棉衣棉裤。我真感到奇怪，难道他们真的就不觉得热吗？
这样美的好天气，好节气，这样好的太阳，简直像是在苏联时的夏令营里生活一样，太好了。太阳光真是太宝贵了，我可要充分利用它。我就像当年在苏联日光浴一样，穿着小短裙、小背心，光着脚丫，晒太阳。多好的日光浴啊！
晒过了，我就穿着妈妈给我做的小裙裤，穿上小背心，赤着胳膊，光着脚丫在院外的小道上，树林间跑着，玩着，累了就又跑回家，在屋外的院子里继续晒太阳。
这些，都让爸爸看到了，爸爸倒是没有像对哥哥那样对我。爸爸对我说：“你这身打扮，太不成体统。要改改哩！”
我不懂爸爸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什么叫体统。我只好抬头不解地望望爸爸。
爸爸走到我跟前，他没有批评我，而是关切地说：“娇娃，现在的天气还太凉，不可穿得那么少。会着凉生病的。这儿的风很硬哩！这里不兴光脚丫，这地方地又不平，莫把娇娃的脚扎破了，快把鞋子穿上。”
后来，爸爸就把叶子龙叔叔叫来了。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见。反正没过两天，我就穿上了看起来还是比别的孩子洋气点的白底蓝花的连衣裙。这种衣服，在苏联常见，在那个年代的北平，却是很少见到有人穿。一双皮凉鞋虽然小点，穿上后有点夹脚，小脚指头有点疼，我还是把它穿上了。
我看看自己这身打扮，心里想：这大概就是爸爸说的“成体统”了吧。因为爸爸见到后再没有说什么。
当然，爸爸也像教育大哥那样，让我喊这位伯伯，叫那位爹爹。所不同的是因为我的年纪小，没有让我自己去一一看望。多数是他们来同爸爸谈工作时，由爸爸带着我去见他们，由爸爸给我一一指点让我认识老一辈人。
我爸爸的家教严格，从我们兄妹的点滴体会中就可以看到了。
爸爸对我们的教育方法也不尽雷同。大哥大了，爸爸对他的教育是尽在不言中。这种方法对年纪尚小的我来讲，恐怕就不容易，而爸爸对我这样一个女孩子，则总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 爸爸告诫：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女儿
爸爸从来不把我们子女当作他的私有财产，从来都不主张把我们拢在他的身旁，靠着他这棵大树乘凉。更不允许我们以他的名义、地位、权势去为自己的生活、学习、工作诸方面寻路子、谋私利。爸爸总是把我们看成同任何人的孩子都是一样的，都是千千万万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之一。视我们为人民的财富。
爸爸一再教育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记住：你们是我毛泽东的子女，处处、事事、时时都要夹着尾巴做人。爸爸把我们当作一个普通党员、普通工作人员，生活安排，工作去向，完完全全由组织上去调动处理，从不让我们有一点特殊感。
跟爸爸在一起时，如果范围只是我们自己家庭的成员时，我们就都放开了，就无拘无束地跟爸爸一起欢聚。这时候，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敞开自己的思想，天南海北地同爸爸聊天。我们可以根据各自的兴趣、爱好，向爸爸提出各种问题。此时，爸爸可真忙活起来，一会儿跟这个说几句，一会儿又回答那个的提问，气氛活跃极了。这种场面就像是如饥似渴的求知的学生，充分利用课间这宝贵的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一样，围着爸爸问个不停，说个没完。爸爸是有问必答，答必让人满意。每每这时候，我们感到生活中是欢乐、是愉快、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家庭团聚。
有时候，爸爸需要换换方式休息，我们也可以随心地跟在他的身边，跑在他的左右，共享这人间天伦。有时爸爸想玩玩扑克牌，我们虽然也会玩什么“杜拉克”之类，但都自知不是爸爸的对手，谁上阵谁成为爸爸手下的败兵。所以每到这时候，我们就得甘拜下风，退到一旁观战，看爸爸与身边的工作人员“战斗”了。有时还在一旁自作聪明地出点小点子，给爸爸支支招儿。这时候，爸爸绝对不责怪我们随意议论、插嘴。我们更多的时候则是忠实的观众。为胜利者鼓掌，为失败者加油就成了我们的光荣任务。
如果是因公外出参观、视察，爸爸认为带我们去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对我们进行教育时，有时也会让我们相随而行。但绝对不许我们在他的身边左右转来走去，只能是在工作人员身后相随。在接见任何一级单位领导、代表时，不许我们抛头露面。这些都是要我们绝对遵守照办的。
我心里想，能跟着爸爸出去走走，见见世面，开开眼界，看看新事物就心满意足，哪里还敢存有什么非分之想。所以，有多少次外出参观，虽然我们都跟着去了，但在新闻照片中，却很少留有我们的影子。
有一次，我跟着参观，我一不小心稍微走得快了一点，稍不注意，占了一位工作人员的位置，并把他挤到我的身后了。这时，我发现爸爸看了我一眼。我以为是我的衣着不整齐，或是衣着不干净，有什么地方伤了大雅。我赶紧低头看看自身，一切都很正常。我就站在原位置没动。这时，爸爸又扭过头来再看我一眼。那眼神是严厉的，像含有不可抗拒的命令似的。这时我明白了，这是让我走开的意思。我就悄悄地退到了工作人员的身后，再也不敢往前面站了。
一切都结束了，在回来的路上，我心里觉得很不痛快，有股说不出的滋味儿。心想：我怎么了？我也没说话，也没吭声，不就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呆着，看着吗？我没有越轨之举呀！我真有点搞不清楚自己有什么错儿，爸爸会用那种眼神看我。我确实是越想越有点生气，坐在那儿一声不吭。
“娇娃，想什么事哩？”爸爸突然问起我来。
“没有，没有想什么……”我一时也回答不出来。我抬眼看看爸爸。爸爸还是往常那种和蔼可亲的笑容。我还是我，衣着还是刚才的衣着，没有什么变化呀这是为什么？我忽然想起来，在家时，爸爸曾不止一次地这样对我说：“有工作人员在我身旁时，你莫要随便站到我身旁把他们挤走，这是他们的岗位，是他们的工作，这是党分配给他们的任务，这是组织的安排。他们如果不在我的身旁，那就是失职，失职那是要挨批评的……”
这时，我才明白了爸爸当时为什么用那种眼神看我，那是在告诉我：娇娃，你该走开！那个位置是他们的！想到这里，我就自责自己太笨了，为什么刚才就没有往这方面想呢？死脑筋，要早想到，早离开那个位置该有多好。想到这，我又看看爸爸，我冲他笑笑。我的笑中含着歉意；我的笑中有着认错；我的笑中还告诉爸爸，以后我再也不会做那样的蠢事了。
我的心放宽了，因为爸爸的眼神告诉我他已经理解了我，原谅了我无意中的过错。
１９６０年的４月，我又随爸爸去中南海瀛台，参观技术革新的展览会。这次我牢牢记住了爸爸说过的话，牢牢记住了上次的教训，我就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往前挤！所以我总是跟在最后。后来，还是爸爸把我拉过来，要我仔仔细细地，认认真真地看工人的革新成果，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学习机会。
这次，我才小心谨慎地站在爸爸的身边，才有了那幅正面的照片。这张照片，成了我露面的永久的纪念。看到它，就想起了我的爸爸，就想起了爸爸对我们的教导：要夹着尾巴做人，做一个普通人。
有一次，妹妹李讷因病要住院。爸爸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许她报真名，更不许她提是毛泽东的女儿。为了避免医院对她有任何特殊的照顾，就给妹妹改名叫沈娟。对医院讲她是爸爸身边保卫人员沈同的女儿。
爸爸不许我们搞特殊，更不许我们打着他的旗号去谋私利。爸爸曾一再对我们讲：“靠我毛泽东不行，还是要靠你们自己去努力、去奋斗。不要把我挂在你们的嘴边上去唬人。”
爸爸曾这样对二哥岸青讲：“工作了，对同志们说时，你告诉人家，你是中宣部的翻译，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
对我讲：“你还在上学，告诉人家你是学生，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女儿。”等我参加工作后，爸爸这样告诉过我：“告诉人家你是解放军干部，也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女儿。”
■ 爸爸提出：娇娃，你来帮助爸爸管理这个家好吗
爸爸对我的管教很严，但凡事从不强加于我，总是在讲明道理后，让我自己去权衡利弊，自己去动脑筋想想进行选择。一旦我决定了自己的选择后，虽然与爸爸的想法、要求不符，爸爸还是很尊重我的决定，并能全力支持我，绝不以家长身份强迫我。
爸爸在我眼里是长辈，爸爸在我心中是我的朋友；我在爸爸眼里是女儿，在爸爸心里又是个小大人。我可以为爸爸分忧解难，助爸爸一臂之力。
我高中毕业时，爸爸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说：想让我来帮助爸爸管这个家，爸爸是经过再三考虑才这样提出来的。爸爸曾有过两次嘱托我代他照顾家里的亲人。一次是托我照顾二哥岸青，另一次是妈妈病重时，托我照顾好妈妈。那时我不光是答应了，而且还是尽我的全力去做了。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我是竭尽全力，努力去做了。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该做的都做到了，该尽的义务也都尽了。爸爸对我能如此尽责还是挺满意的。也可以说对我的两次受托，爸爸还是很放心的，也是很信任的。说实话，这两次考验还是成功的。因此，爸爸又一次向我提出：娇娃，你来帮助爸爸管理这个家好吗？
“我的水平低，刚刚是个高中毕业生，就凭这点水平和我的能力，是管不好这个家的。”我诚恳地对爸爸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你的水平比我当年帮爷爷理账时的小学水平要高嘛！实践也是学习嘛。”爸爸又说。
“我水平低，也就是过去小学四年级的程度。我真没有能力来担起这副担子。我想……”我的话没说完。
“你想什么事？”爸爸看看我问。
“我想高中毕业后，继续升学……”
“噢。想得对，想得对呀。”爸爸像是对我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从这次谈话以后，爸爸再也没有提起要我代为管家的事。显然是爸爸已经知道了我的心思，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高中毕业，准备继续升学时，爸爸又同往常一样，关心我的身体。他总说莫要太紧张了。他关心我的学习，教我要有劳有逸，劳逸结合，不可因为升学复习把身体搞垮了。他从此全力以赴地支持我升学。
我升入大学以后，因为身体不好，感到非常苦恼。爸爸知道了，他要我好好注意身体。爸爸还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莫要搞坏身体，保养第一，休学一年未尝不可。”
这就是我可尊可敬的爸爸，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伸出那双宽大温厚的手，帮助我克服困难。在我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爸爸向我敞开了那宽大的胸怀，给了我温暖，给了我力量。
有时候，我想起往事来，也感到心里有些不好受，觉得对不住爸爸。当初，如果我答应了爸爸的要求，帮助爸爸管这个家，也许会减少爸爸的精神负担，也许会使爸爸少些忧愁，多点欢乐，也许会使爸爸能够更健康地……
这只能是事后的话，事后的也许，事后的设想。如果我真要接了这个重担子，也许我会给压趴下，也许我会管得更糟，也许……但这已不再是可能重现的生活了。
人们可能认为“中华第一家”什么事都好办，都顺心。其实，大家有大家的难处。
我现在这样想，是我做女儿的心灵上有无尽的欠缺和遗憾。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对爸爸抱有很大的遗憾，我觉得我从爸爸身上得到的太多太多，而我给予爸爸的却太少太少。
贺子珍与李敏在苏联。
１９４７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期间。
转战陕北前夕的毛泽东。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在延安机场。
１９４９年，贺子珍在沈阳。
贺子珍左与贺怡。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在天坛公园。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看南京解放的捷报。
１９４９年７月，毛泽东同李敏在北平香山。
１９５１年６月５日，毛泽东同李敏在中南海划船。
１９４９年８月，毛泽东同周恩来等人在北平车站。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在北平。
１９４９年７月，毛泽东同李敏及身边工作人员李银桥左一等在北平香山。
１９５３年４月１２日，毛泽东同李敏及身边工作人员在中南海散步。
１９５４年，毛泽东在西子湖畔。
毛泽东出巡时在草地上休息。
１９５３年４月１２日，毛泽东同李敏在中南海散步。
１９５１年夏，毛泽东同李敏在香山看照片。
１９５３年９月，毛泽东和李讷一起看荷花。
１９５７年５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山公园和各界青年欢度青年节。
毛泽东看孩子们捉蝉。
１９５１年６月１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同李敏右三及她的同学交谈。
１９５３年，毛泽东同工作人员打扑克。
１９６４年，毛泽东在北京、济南部队军事训练汇报表演现场，拳击有蒋介石头像的沙袋。
１９５１年８月９日，毛泽东同李敏、李讷、毛远新在香山。
１９５３年４月１２日，毛泽东同李敏在中南海看古碑文。
１９５３年５月３０日，毛泽东同李敏、李讷、刘松林及身边工作人员在北京玉泉山。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１日，毛泽东飞抵延安机场，向欢迎的军民发表讲话。
１９４６年，毛泽东同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长子毛岸英合影。
１９４９年４月，毛泽东同毛岸英、儿媳刘松林左一、李讷在北平香山。
１９４４年毛泽东与陈毅左二、聂荣臻右二、林彪左一、李富春右一在延安。
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６日，毛泽东给毛岸英、毛岸青信的手迹。
１９５４年，毛泽东与李敏及工作人员在北戴河。
１９５４年７月，毛泽东同李敏、刘松林等在北戴河海滨。
１９５４年６月，毛泽东和孩子们在一起。
毛泽东外出视察时与农民交谈。
１９４７年，毛泽东与卫士们在转战陕北途中。
１９３８年冬，毛泽东在延安和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李公朴前排左一交谈。
１９５３年１月４日，毛泽东同李敏、李讷等在中南海滑冰场。
１９５３年，毛泽东和李敏、李讷、刘松林等人在玉泉山。
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４日，毛泽东在长沙湘江游泳。
１９４３年冬，毛泽东同李讷在延安枣园。
１９５１年８月，毛泽东和他的长女李敏右、次女李讷左。
１９４９年４月，毛泽东同毛岸英在北平香山。
１９４９年７月，毛泽东同李敏在香山。
１９４９年７月，毛泽东同李敏、徐肖冰左、李云露右在一起看照片。
１９５５年，毛泽东同李敏、李讷及身边工作人员在官厅水库。
１９６０年４月，毛泽东同李敏在中南海参观工业展览。
１９５３年４月１２日，毛泽东同李敏在中南海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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