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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伯父周恩来(一)

 



目 录

前 言…………………………………………………………… 1—3 

引 子……………………………………………………………… 1 

第一章 初入中南海…………………………………………… 15 
  ■ 丰泽园内第一次见伯伯,他与爸爸长得真像;火车站上第一次见七妈,引起了一个“亲妈”的故事。1949年6月30日,伯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带我登上天安门。
  ■ 我好几次提着在中南海捞起的小鱼小虾作为“进贡”,和毛主席一起午餐。不知哪根弦动了,我跑回屋取来自己珍爱的纪念册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笑着答应,说:你是个学生,我给你题一句:好好学习。我和李敏、李讷一起学会了骑自行车。我真羡慕李敏、李讷穿的彩色花布连衣裙,叔叔领我去做了两身布料小西装,伯伯看我穿第二身时大声问:怎么又一套 浪费 

第二章 西花厅的手足情……………………………………… 28 
  ■ 为了妈妈能工作,大弟秉钧和大妹秉宜都住进了西花厅。爸爸的历史问题成了我心里久久不能治愈的隐痛。
  ■ 我的爸爸并非对革命没有丁点儿贡献,但正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弟弟,他心甘情愿一切听从哥哥的安排,哪怕在自己的一生中留下永远的遗憾。
  ■ 夫妻情深数十载,七妈当年痛失爱子,身临险境,伯伯奋力救她脱险。
  ■ 闪亮的金耳环,道出了朱大娘的“皇亲国戚”缘。妈妈翻出了四十多年前七妈写来的数张便条。
  ■ 伯伯、七妈要求我们自强自立,不能因为伯伯而有任何特殊化。
  ■ 伯伯身为国家总理,仍不忘过去的老战友、老部下,更不忘在他投身革命前的老同学、老朋友。席间对老同学张鸿诰说:“士琴叫你大姨夫,我可怎么称呼你呀 ”“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是1977年由珍藏了五十八年的张鸿诰老先生奉献出来的。

第三章 敬老养老是伯伯的家风…………………………… 78 
  ■ 1949年冬天,六爷爷被接进北京城。成了伯伯亲自批准聘请参加政府工作的周家惟一的一位亲属。
  ■ 伯伯又从淮安接来了八奶奶,最后是他为老人家养老送终。
  ■ 六爷爷思念故乡,为顾全我伯伯,他毅然断绝自己回乡之念。老人过八十大寿,伯伯扎上围裙,亲自下厨房做了两道家乡菜:梅干菜烧肉,清蒸狮子头。
  ■ 四爷爷、四奶奶在世时就夸我伯伯孝顺,我七妈知礼。
  ■ 并不太懂革命道理的爷爷,最惦着闹革命的儿子,心甘情愿,独自孤独漂泊。
  ■ 爷爷去世前没能与我伯伯见上最后一面,伯伯恸哭不已,悲痛欲绝,竟然对我七妈大发雷霆。

第四章 职业选择的标准,就看
    国家需要…………………………………………… 114 
  ■ 七妈严肃地叮嘱我:不要想靠伯伯的关系,事事要靠自己的努力。在北师大女附中,我开启了理想的航船。
  ■ 苏联《乡村女教师》的电影牢牢抓住了我的心,我决心要上北京师范学校,准备当一名中国的乡村女教师。
  ■ 我们姐弟六人中,有四个当过兵,伯伯的态度截然不同,当然原则只是一个: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第一志愿。
  ■ “如果讲出你是周总理的侄女,造反派一定不会隔离审查你的 ”我坚决地摇摇头。
  ■ 周秉德怎么可能是周恩来的亲戚  即便是,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要真是,她能和我们一样受这份罪 

第五章 爱情不能承受之轻………………………………… 144 
  ■ 不知真是我长得挺甜,还是太热情太单纯,18岁刚刚工作不久的我,便接到了丘比特之箭。于是,我知道了潇洒漂亮的伯伯,为什么热烈地追求长相并不出众的七妈,也第一次体味到:爱情除了甜美之外,还有更深更丰富的内涵。
  ■ 中苏关系的日趋紧张,注定我与留苏回国的大学生有缘无分,直到26岁,我还待字闺中。
  ■ 从“天上”掉下个俊小伙儿,竟是与伯伯有至交的沈钧儒老先生的长孙。一个包袱皮包上伯伯和七妈送我的结婚厚礼,我骑自行车送到婆婆家。婚礼那天七妈登上三楼送来贺礼,连一直从事新闻工作的姑父范长江也大吃一惊。

第六章 全国“大跃进”,西花厅
    门庭冷落车马稀…………………………………… 175 
  ■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我成为参建密云水库的20万水利大军中的一员,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我天天兴高采烈,斗志昂扬,只是纳闷:伯伯和七妈为何一年之中竟有大半年不在西花厅 
  ■ 三十年后我才知道,那年的上半年,西花厅门庭冷落,“离右派只剩了五十米”的伯伯,内心寂寞痛苦,在共产党内历来以自我批评最多的伯伯,写检讨竟久久踱步,语塞词穷。
  ■ 在修建密云水库的工地上,找不到全国流行的“浪漫    主义”的“大跃进”,伯伯六次来到水库工地,从选定坝址到大坝质量,一抓到底,至今让首都受益,从没打湿首都人民的“衣服” 

第七章 “文革”中飞来横祸……………………………… 215 
  ■ 15岁的小妹乘火车突然来到西安,紧紧抱在怀中的小挎包里只装一封七妈的亲笔信。
  ■ “爸爸是半夜里被秘密逮捕的,抄家的解放军只查了爸爸的抽屉,出门前还叮嘱妈妈这事要保密,对儿女也不要说,邻居问起来,就说出远门了。”
  ■ 真没想到,满月后第一个登门看望的人,正是抓爸爸的人,他一句话让我定了心:“你爸爸被抓,就因为是周恩来的弟弟 ”

第八章 苦涩的辉煌………………………………………… 238 
  ■ 现在有人利用三十多年前敌人制造的“伍豪事件”的谣言来整你伯伯,但这事中央当时就清楚。我们是幸存者,要想到过去的无名英雄,我们应该对烈士、先烈们给以怀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伍豪事件”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 我对伯伯1972年已确诊膀胱癌的实情全然不知。1974年5月31日我在西花厅与伯伯、七妈共进午餐,知道他要去住院,我的心情真像少年儿童过节,由衷高兴:伯伯难得肯抽时间去住院,他只要好好睡觉“充充电”,过十天半月正常人的生活,他便能够精神焕发,夜以继日地工作。
  ■ 我见不到伯伯,却在电话中对伯伯发出“声讨”,伯伯坦然地提到:“就是有这一天也是正常的。”可我仍然没有往这方面想,因为伯伯的声音仍然充满着活力 
  ■ 世界上本没有后悔药,可是有几件事,只要一回想起来我就自责,就后悔。伯伯住院后曾两次回西花厅,第一次我去见他,却没拍成照片;第二次我因家里有事没去西花厅,结果竟成永别 
  ■ 我太震惊了,无比镇定的伯伯曾受惊挪不动步 我太不平了,忠诚无二的伯伯竟被无情批判“迫不及待夺权” 我太惊诧了,身患癌症的伯伯的手术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都是他自己亲笔写报告 

第九章 带着全家向无产阶级投降……………………… 289 
  ■ 1982年4月18日下午,相隔整整16年,爸爸、妈妈才又一次走进西花厅。此时,伯伯离世已经整整6年,可是18年前的夏天,伯伯给全家人讲话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 今天你们来,是因为你伯伯病危时握着我的手说:“一切都拜托你啦 ”我要把这些事办好,那时同宇的事情尚未处理。他拜托我的事,我处理得都比他想象的要好,有的出乎他的意料。
  ■ 七妈说:今天我倒要说说我的委屈,你们做了名伯父的侄儿、侄女,名兄的弟弟、弟媳妇,有压力;我做了名夫之妻,你们伯伯是一直压我的。
  ■ 1982年7月11日,七妈向我、秉钧谈自己的遗嘱;十年后的这一天——1992年7月11日七妈去世。
  ■ 我与丈夫沈人骅相濡以沫34年,他走后,我体会到了他的人生价值,也想到了在他生前我们共同的心愿:向伯伯、七妈学习,死后将骨灰撒进大海,回归自然。
第十章 百年纪念 千般思索……………………………… 331 
  ■ 百年诞辰,百种纪念,百场活动,百感交集,自然萌发出百种感慨,百般思索 

附:周氏家表…………………………………………………… 354 

后 记…………………………………………………………… 356  前 言

  五年前,辽宁人民出版社就找到我,希望我能写一写我心目中的伯父周恩来。我不想写,再三婉辞。偏偏赵编辑是位十分执著的人,三番五次地打电话,并亲自找上门。也难怪,他们设计的是一套“父辈丛书”,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第一代国家领导人的子女或侄辈回忆他们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的往事,少了周恩来的书也确为缺憾。我无理由再拒绝,却不愿意答应,一遍遍翻动着珍藏的相册,望着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亲切的笑容,西花厅的往事,历历在目。我依然十分犹豫,想起1949年6月,12岁的我来到北京,住进中南海丰泽园,接着又随伯父搬到西花厅,在西花厅生活了十几年,后来的几十年,也从未间断地去看望他们,我了解伯父和伯母的心,他们最不喜欢他们的侄儿侄女打他们的牌子,宣扬与他们的亲属关系。
多年来一直有许多作家、记者要求采访我,要我回忆与伯父伯母的接触中所受到的教育,都被我婉拒。1993年,中国新闻社高级记者徐泓死死“盯”住了我,我仍向她说了自己的一贯原则。她的话却也十分中肯:总理和邓大姐在世时,他们不希望你们打牌子,你默不作声地工作,这是对的,如今两位老人都已经逝世,而你所了解的周恩来的品质和精神不能只属于你个人,他属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为了中国的兴旺发达,为了年轻一代的人品修养,发扬周恩来的精神是有极强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你应充分地介绍出来,以教育后人,不应犹豫。于是我才开始向来访人谈起自己在伯伯身旁所见所闻。
1994年在海外流传了一本书,甚至影响到国内。其作者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女人,竟编造出自己是周恩来的私生女 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一片哗然。但谎言总会被戳穿,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的原形很快毕露,为世人所不齿。我在愤怒的同时也曾想:为什么我不把我所了解的伯父周恩来的真实情形告诉人们呢 
直到1996年底,我去日本访问,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才促使我写这本书:日本静冈的一位年近五十岁的先生,他的前五辈祖上龟次郎先生是我的伯父周恩来1917年在日本留学时所读日语学校的校长,老人很赏识这位中国留学生的人品。中日建交时,中国政府不要日本作战争赔偿,如果是日本政府,肯定做不到,非常了不起 因此他在世时定了规矩,龟次郎的后代,都要多多了解周恩来,要为中日友好做贡献。
作为后代的增田喜一先生十分敬重我的伯父周恩来,他并不十分富裕,在家乡静冈一个海边渔村办家庭工厂,做海鱼加工。但他几次到中国来,都积极参观周恩来的展览,为上海救助孤儿的慈善事业,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捐资。而且爱屋及乌,竟一心想娶位中国太太。
增田先生是个外国人,他因极为尊重周恩来,连妻子都坚持要找位中国女子。我由衷祝愿他能有个幸福圆满的婚姻。由此我想,连外国人都尊敬周恩来,希望了解周恩来,这使我更深切地感到,宣传我的伯父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他的作风、他的精神确实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于是,我决心下定,与作家铁竹伟合作,尽我所看所知所想所思,写出我的伯父周恩来。
我的伯父周恩来
周秉德 著 铁竹伟 执笔

引 子


“咕咚、咕咚、咕咚”,火车开动了,只一会儿,那熟悉的“热狗不理大包子嘞”和“天津大麻花”的吆喝声便再也听不见了。刚才火车一晃动的时候,趴在窗前的我,分明看见抱着小弟弟秉华的妈妈,虽说一向倔强,脸上一直浮现着微笑,可车动那一瞬间,眼里涌出泪花。我鼻头一酸,毕竟我才12岁,还是个刚刚小学毕业的学生,想到今天晚上就见不到妈妈、弟弟和妹妹,我用手捂着脸,忍不住抽泣起来。
“兜兜,刚才还是晴朗朗的天,这会儿怎么就下雨了 ”坐在旁边的爸爸揽过我,半开玩笑地递上一块手绢:“你说巧不巧,你伯伯当年离开淮安老家去东北时,也和你现在一般大,也是12岁……不过,他可没有你这么好的运气。”
“为什么 ”眼角上还挂着泪的我,好奇心立即冲淡了离别的悲伤。
“你伯伯离开淮安那年,我才6岁,如果不是家里太穷,你伯伯也不一定去东北投靠你的四爷爷。”爸爸感叹地摇着头:“我3岁那年,你奶奶去世了,你爷爷在外工作。那时你大伯9岁,你二伯8岁,我们哥仨只好跟着你八爷爷苦熬着,常常无米无菜下锅,原来的后花园,成了我们哥仨种蚕豆、青菜的地方,能卖的能当的都倒腾尽了,开口向人借都没处借了,就这样,亲戚家里的红白喜事,还得送礼、磕头,这样的事都得你伯伯去,他心里苦啊无处说,就给东北的你四爷爷写信。”
“爸爸,伯伯这么难,为什么不向身边的八爷爷说说呢 ”爸爸总是忙,平时在家也很少与我谈谈自己小时候的事,今天坐在火车上,正好打开了往事的话题。
“你八爷爷是个残疾人,成天一瘸一拐地行动不方便,八奶奶虽有一个儿子,比你伯伯年纪还小些,整个家全靠你伯伯撑着。”
“那伯伯应该写信给自己的爸爸呀 ”我仍然想不通,我遇见什么难处当然首先想到找爸爸妈妈。
“哎,你爷爷为人忠厚老实,在外工作多年,一个月最多挣过30块钱,只够他在外面自己生活,但凡有一点可能,他也早把我们哥仨接出老家了,你伯伯写信给他,只会给他添烦心事,于事无补啊 而你四爷爷没有孩子,多年在外,经常接济家里,所以,家里有点难处,你伯伯都是跟他商量。你伯伯12岁那年,你四爷爷让你伯伯去东北,由他供养读书。你伯伯在东北读完小学,又考上了天津南开学校,到日本留学归国后,参加了有名的‘五四’运动,又到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巴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选定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经历了许多艰险。”
我点点头,又忍不住追问道:“爸爸,伯伯走后,你是什么时候离开老家的呀 ”
爸爸摇摇头,轻声讲起了自己的经历:爸爸在淮安苦熬到14岁,吃没吃,穿没穿,实在没法生活,便跟着他二哥恩溥,也到天津投靠四爷爷,也考进了南开学校。伯伯日本留学回国时,爸爸到天津火车站接他,两人九年未见面了,相见时特别高兴。伯伯参加“五四”运动,创建“觉悟社”时,爸爸还为伯伯当过小交通员呢。伯伯22岁到法国去,后来与一个女同学鸿雁定情,写信嘱咐她经常去看自己的两个弟弟。她来了,大大方方地作了自我介绍。正好那年冬天特冷,她从包里掏出一双黑色毛线帮的新棉鞋,笑吟吟地说:“黑弟,这是我为你做的一双新棉鞋,来,你穿上试试。”说着,就伸手帮着脱我爸爸脚上那双张了嘴的旧单鞋,让他穿上新鞋,用指头压了压前头,说:“黑弟,我想你正长个,鞋子稍微做大了点,前头塞了团棉花,留着明年你还能穿,暖和吗 ”“姐姐,暖和,太暖和了……”
这时,爸爸说话的声音有些发哽,我抬头一看,他浓黑的剑眉拧成了疙瘩,两眼闪动着泪光,仿佛回到那难忘的时刻,可能发现我注意了他,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继续说:
“兜兜,爸爸3岁没了妈妈,从记事起,只穿过黑粗布帮的,从来没穿过这样轻巧暖和的棉鞋 我脱口叫了她一声‘姐姐’,极真切极自然,没有丝毫勉强 ”
“后来呢 ”我被深深打动了,急着知道后来的事。
“1924年,你伯伯从欧洲回到广州,第二年,我的那位姐姐也去了广州,他们在广州结婚后,我陪姐姐的母亲也去了广州。分别了五年多的亲兄弟终于见面了。你的伯伯那时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我也就投考了黄埔军校。我是第四期的学员。”
“那为什么你没有一直和伯伯在一起 为什么伯伯在延安,我们家在天津呢 ”妈妈常说我憨大,我是家里的长女,我从来不需要勉强自己不讲什么或提醒自己什么不该讲,一向是心里想到什么,就冲口而出。
“这个……”爸爸一下语塞了,表情不太自然,支吾两句打了个岔,说:“那时你四爷爷在东北,年纪老了总需要人照顾嘛 好了,你一问就没有完了,嘴干不干 ”
“好爸爸,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行吗 ”我摇着爸爸撒着娇说。
“行 ”爸爸微笑着点点头。
“那个最疼你的姐姐呢 她现在住在哪 ”
“多笨的丫头 ”爸爸笑着用食指弹了弹我的脑门:“我的那位姐姐就是你现在的大娘 北方对伯母的称呼 嘛,你到北京就能见到了。我这次到北京,去读华北革命大学要住校,你妈妈在天津照顾弟弟妹妹,没法分身,是你伯伯和大娘让我把你先带到北京读中学,平常住校,逢星期天就到他们那住,有你伯伯和大娘照顾你,过些时候,等我分配工作后,咱就把家搬到北京。兜兜,你在家里最大,也最懂事,到伯伯那里,一定要听话,要好好读书,懂吗 ”
我点点头,心里却在想着我所知道的家中往事。说实话,我自从1937年在哈尔滨出生,打从呱呱坠地,就掉进了爱的怀抱中,有外公外婆疼,有爸爸妈妈宠,真不知道啥是痛苦 
我没见过我的亲爷爷,也没见过养育我伯伯、爸爸的四爷爷,但我听妈妈说,当天津的四奶奶知道我出世后,非常高兴,写信来说:周家三辈没有个姑奶奶,这下添了个女孩,也是喜事 要我起名,我看就叫个兜弟,快点给老周家兜个男孩 我妈妈是个文化人,觉得兜弟这名太俗气,反正又不住在一起,于是来了个折中的办法,叫我“兜兜”。另外,我出世后,我的二伯恩溥特地发来电报:“周家添丁,一大喜事 ”表示祝贺。
我的外公外婆,对他们的第一个外孙女,当然也是疼爱有加。直到今天想起他们,我的嘴里都似乎能品到六十多年前我吃过的巧克力的滋味。当年身材魁梧的外公有一份好工作,他在俄国人在中国东北办的中东铁路局当处长,为俄国人当翻译,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后来还兼了哈尔滨两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在哈尔滨花园街有自己一座带院落的俄式小楼。听妈妈说,外公最多时一月收入200块大洋。那时银元很值钱,一块银元能买50斤大米呢 日子宽裕,可他对子女要求严,因为他是奋斗出来的,他为自己孩子们请了家庭教师学俄语,一定要孩子们掌握俄语,能有个谋生的本事。我的一个舅舅,就是因为他管得太严,忍受不了,18岁自杀了 我妈妈是女孩子,相对要求松点,但我妈妈不甘落后,不仅学精了俄语,日语也能讲。这些事,都是我长大后听爸爸妈妈说的,外公在我的眼中,从来就是一个特别慈爱、特别慷慨的老人 我小时候,在外公家里就吃过俄国巧克力——那是又厚又大的一块,要用锤头敲成小块。每当我到外公家,外公便笑眯眯地拿出锃亮的小锤子,我就忍不住直舔嘴唇,那种浓浓的香甜味,从嘴里一直甜到心里 
其实我出世时中东铁路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外公早已经失业了,家里只能靠过去的积蓄过日子,平时外公外婆吃得很节省,只是因为特别喜欢我,才在家总放上一块巧克力,准备我这个小馋猫“兜兜”来吃 
至于我的爸爸妈妈,那真是天底下最爱我的了 
听妈妈说,我是老大,刚出生时不知怎么带,总是抱在手上,睡觉也是一边抱着一边走着,晃着才肯睡。好不容易哄着了,把我放在床上,爸爸和妈妈刚要往椅子上坐,我就又哭闹起来,赶紧又起身抱着晃。如果我睡着了,全家就必须处于“肃静无声”的状态,爸爸妈妈吃有响声的东西都泡在牛奶里再吃,不然有点响动,我就醒,如果不抱,就没完没了地哭 也可能是刚出生时就把眼泪提前“预支”了,等我一会叫爸爸妈妈后,总是乐乐呵呵,性格随和。加上我这个兜兜“尽职”,我不到两岁,妈妈就生了一个特漂亮的小弟弟,于是我更受珍爱,把我喂得胖乎乎的,成天笑眯眯的,像快乐的小天使 
我至今珍藏着一本棕黑色有浮雕图案的日本相册,是我爸爸1935年去日本旅游时买的。厚厚一本,竟成了我专门的影集 妈妈生下我时,爸爸已经33岁,虽然我没见过他的表情,但我从我的照片中,能看出他兴奋的心情:他从同事那里借了一个135型的照相机,竟二十四小时没睡觉,对着刚出生的我,隔两个小时拍一张,一连拍了十几张,然后是满月、两个月、三个月、百日……每月一次,把我微笑、哭泣、打哈欠、伸懒腰各种神态的瞬间都变成了永恒 等我三四岁时,爸爸的同事,妈妈的亲友每逢要办喜事,新娘披上洁白的婚纱时,我就被邀请穿上漂亮的衣裙,专门跟在新娘身后为她拉纱,于是,又拍过许多照片。记得有一回大伙逗我,指着我爸爸妈妈的结婚照片问:兜兜,怎么这照片上没有你啊 我当时四岁,心里也纳闷:这不可能呀 那么多人喜欢我,要我拉纱,我爸爸妈妈最爱我了,他们结婚不可能不让我拉纱啊 于是我大声嚷嚷着:我站在妈妈后面拉纱,照片没照上我 逗得叔叔阿姨个个笑弯了腰 
在这本相册上,还有一张相片,是我3岁时,爸爸在我们家对面一所公园的围墙外给我拍的,50年后的1990年,我到哈尔滨出差,特地找到了那所公园,在原来的位置上拍了一张照片,了却自己对童年时代美好的回忆。我望着公园对面那座当年叫“北京旅馆”的六层楼,仿佛又看见了我的家——四楼那间宽敞明亮的大房间;又看见当年住在六楼,经常在电梯里遇见的那个脸像满月般白净,名叫惠子的日本小姑娘的身影。
我们家是1943年从哈尔滨搬到天津四奶奶家去住的,其实是因为日本人太欺负人了,不给中国人吃大米,成天吃高粱米、棒子面、混合面,爸爸又失业了,只能去投奔天津的四奶奶。
在天津,我们开始与四奶奶住在河南路清河里一幢房子里,这是座一楼一底的旧房子。后来又搬到义善里住。
我的小学六年都是在天津上的。开始在天申小学一年,后来就转到离家近的教会学校圣功小学了。上学时练毛笔字的铜墨盒,外边套了一个黑白丝线的编织袋,是四奶奶亲手钩的。听爸爸说,二十多年前,四奶奶为供养伯伯、二伯和我爸爸上学,白天坐家门口,黑夜守在油灯下,只要得空,她手里总拿着一个细细的钩针飞针走线,曾经钩出过许多只各式各样的小线袋,送到市场上去,换回钱来,给他们兄弟几个买纸添墨。后来给我用的,是最后剩下的一只。只可惜时光流逝,我现在已无法找到了。
1946年,爸爸去北京见了伯伯回来不久就被捕了,说是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捕的,罪名是他是共产党大官的弟弟。这时我才听我伯伯当年在南开学校的同学、帮着张罗保释我爸爸的常策欧大爷悄悄告诉我:你伯伯在共产党内是做大事的。他翻开我们家订的天津《益世报》,指着报上有关周恩来的报道说:周恩来就是你爸爸的亲哥哥,你的大伯 我有点不相信,追问常大爷:他怎么叫恩来,我爸爸叫同宇呢 常大爷摸着我的头说:同宇是你爸爸的字,你爸爸原名叫恩寿,后来你大伯担心你爸爸受牵累,特意叮嘱你爸爸用字代名的。半年后,爸爸被保释放了。只是比过去显得更忙,总是很晚回家。
1949年1月15日,天津街头就响起了巷战的枪声,那天我趴在窗口看,只见穿着黄布棉袄、头戴大皮帽的解放军端着枪,边警戒地向前走动,边开枪。我心里在叫好,真盼着解放军快打下天津。当然我压根不懂解放劳苦大众的道理,我有我自己的兴奋点:伯伯既然是共产党大官,只要一进城,我们一家肯定就能住到墙子河边那所有草坪、花园,又带尖顶的白墙红瓦小洋楼里去了……正想得美,只听“啪”的一声枪响,我耳边一热,一颗子弹紧贴着我头顶直射到身后的大衣柜上,柜面顿时留下了一个烧焦的弹坑。身旁的妈妈吓坏了,立即把我和弟弟从窗前拉开,蹲在离窗远远的屋角……
……我靠在爸爸身边,仿佛看见微笑的伯伯和那位心特善良的大娘,正从一座宽大的白色小洋楼里走出来迎接我呢 
“兜兜,想什么心事呢 ”
“爸爸,我已经12岁了,到北京该上中学了,你别总叫我兜兜、兜兜的,就叫我的大名秉德,不然大伯和大娘会笑话的 ”
“行 ”爸爸答应得爽快。
“拉钩,拉钩 ”我伸出手,爸爸也咧嘴笑着伸出了手 从此,“兜兜”的名字留在天津,12岁的周秉德进了北京。 第一章

初入中南海

■ 丰泽园内第一次见伯伯,他与爸爸长得真像;火车站上第一次见七妈,引起了一个“亲妈”的故事。1949年6月30日,伯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带我登上天安门。

一位清瘦精干的叔叔领我进入了中南海。汽车进门,绕湖,过桥,再进门,一个一个的院门,一排一排参天的古柏,一声一声老鸹的嘶哑叫声从头顶传来,让12岁的我,手心冒汗,真觉得 人,耳边顿时响起姥姥的话:老鸹叫,祸来到,要赶紧向地下吐口唾沫。我张开口刚想吐,抬头看看牵着我手的叔叔,又吞了回去。
很多人问过我,第一次进中南海一定是很激动,因为按常人想,这是皇帝老子住过的地方,也是中国共产党头头脑脑居住的地方,又是去见当“大官”的伯伯,当然心头乐开花。过去,听到这样的提问,我都笑笑没有实话实说。其实,走进中南海我不仅没激动,正相反,真正是有点失望。我原来渴望住的是天津那座有盛开鲜花和绿茵茵草坪的白墙红瓦尖顶的三层小洋房嘛 
带我的成叔叔是个细心人,他瞧出我表情不自然,担心是我刚离开爸爸妈妈不习惯,是在想家,就不住地跟我讲话:中南海过去是清朝皇帝的御花园,因为中海、南海在这个院,所以就叫这个大院子中南海,而桥那边的是北海,就叫北海公园。咱们住的这个院子叫丰泽园,听说过去光绪皇帝被西太后软禁前在这住过。现在东边的北院住着毛主席,咱住在东边的南院。现在你伯伯正在外边开会,你先自己玩一会儿,等他回来我来找你。
我听话地点点头,自己在院子里转转。丰泽园坐落在南海的北面,园内正殿是颐年殿,现在是中央领导人开会、会客的地方。进院后,向东穿过几段走廊,便可看到由北向南排列着几进平房小院,我们就在南边的小院里。刚才听成叔叔说:北面的小院住着毛主席。我两眼笑成一条缝 毛主席我已有印象,天津解放后,到处都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像,而且我还知道,毛主席是共产党里最高的官儿,现在能和他当邻居,我怎么能不兴奋 
只一小会儿,伯伯就回来了。他见到我,亲热地把我拉到身边,话音带着笑,说:“让我仔细看看你长得像谁 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 你叫什么名字 ”
“大爷,我叫周秉德。”我看清了伯伯的脸,伯伯与爸爸长得真像 伯伯也有两道浓黑的剑眉,只不过伯伯的眼睛比爸爸的眼睛更明亮更精神,脸盘也比爸爸丰满红润,仿佛显得还年轻些。
听我叫大爷,旁边的叔叔学了句“大爷”,忍不住笑了。
“就叫我伯伯吧。”伯伯见我点点头,又说:“你伯母去上海了,过些天才能回来,我工作忙,你的生活就由这里的叔叔们照顾和安排。师大女附中要到9月1日开学,已经给你报了名。过几天你去考试,录取了,你就可以上学了。你住的是间书房,你可以在那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行吗 ”
“行 ”明明是长辈,却用商量的口吻说话,让我感到一种自己已经是大人的快乐。但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伯伯则永远认为都是我的长辈,一直要求我和弟弟妹妹都叫叔叔。直到1973年一天傍晚,我陪伯伯在西花厅院内散步,伯伯想到工作上的一个什么事,就高声招呼秘书纪东:
“小纪,小纪 ”
我见秘书室关着门,担心伯伯的声音嘶哑里面听不见,就提高了声音接着叫了两声:“小纪。”
伯伯很不满意地瞥我一眼,声音严肃地纠正道:“怎么叫小纪 叫叔叔 ”
“伯伯,我比纪东大好几岁 ”
伯伯这才没说什么。
在丰泽园,我住在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里,从中间门进去,东边一间是伯伯的秘书杨超和罗迭夫妇的住房兼办公室。西边的一间书房中搭了一个小床给我住。屋里靠西墙、南墙有两排书柜,摆着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书。
1949年6月30日刚吃完晚饭,“爸爸好 ”随着一个甜美的声音,一个身材苗条、脸蛋漂亮的大姐姐快步进门,她与伯伯亲热地握手,那么自然,那么真情 记得刚到伯伯身边的第二天,我给妈妈发了一封信,其中写到自己有一个最特别的感受:这里兴握手礼。
伯伯拉过姑娘给我介绍:“秉德,这是维世姐姐,她的爸爸是孙炳文烈士,她是我和你伯母的干女儿。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维世,你们认识一下,这是我弟弟同宇的大女儿秉德。现在住在我们这里,开学就该上中学了。”
“姐姐好 ”我乐乐呵呵地冲口而出。是啊,当时维世已经二十多岁了,我应该叫她姐姐,过去因为我是老大,从来没有一个大姐姐,今天突然有了一个漂亮姐姐,心里别提多高兴 
“秉德妹妹 ”维世立即过来拥抱了我:“好亮的一双眼睛,好甜的一对酒窝 你现在住在这陪爸爸妈妈,这太好了,要不他们太冷清,除了工作,就是工作,要累出病的 我太忙,管不着他们,你可要替我管好他们,不准他们太累,不准他们太晚睡觉……”
“好了 ”伯伯微笑着打住维世姐姐的话:“走,今天我带你们两个上天安门 ”
原来,为了庆祝“七一”党的生日,这天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活动。
那晚广场人山人海,十分热闹,而且还放了焰火。可是,12岁的我,一点不懂大人讲话的内容,不理解整个活动庄严神圣的意义,完全沉浸在突然有了一个漂亮的姐姐的兴奋状态中,像个小黏黏虫一样寸步不离维世姐姐,她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她叫伯伯,我叫伯伯,她叫阿姨,我叫阿姨,叫归叫,全然不对号,一个晚上,只是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热闹极了,快活极了,连天安门左右是什么建筑也没弄清楚,时间已经飞逝。
谁曾想到,这是伯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我上天安门。等我第二次再上天安门时,已经到了80年代,整整过了三十多年,是我花30元买了一张票上的天安门。伯伯和维世姐姐相继离开我二三十年了,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汉白玉的栏杆旁久久凝立,耳旁不断响起伯伯与众位领袖打招呼的熟悉乡音和维世姐姐清亮爽朗的笑声……离开天安门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仍然没有看清整个天安门广场的所有建筑——因为回忆的泪花一直蒙住了我的眼睛。
1949年8月28日,伯伯带着我到北京车站去接伯母。其实那次伯母是受毛泽东之命,代表我伯伯专程去上海迎请宋庆龄先生来北京共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大计。因为北京是孙中山先生当年去世的地方,宋庆龄先生有太多痛苦的回忆,她原本不愿意来,是伯母邓颖超带着毛主席和我伯伯周恩来的亲笔信又代表毛泽东主席和我的伯伯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她才肯来北京的。
那天,火车站里锣鼓喧天,伯伯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走到前面去与宋庆龄先生握手交谈。成叔叔把我领到伯母面前,还没介绍,伯母两眼一亮,脸上绽开了笑容,亲切地握住我的手,笑吟吟地说:“这是秉德吧 ”
“大娘好 ”我也是习惯成自然,脱口而出的还是天津的习惯称呼。
“就叫我七妈吧 好吗 ”伯母把我揽在身边,轻声在我耳边说。
那时我才12岁,压根不懂伯伯在家里的大排行是老七,车站上又人声鼎沸,我以为伯母希望我叫她“亲妈”,心里猜想,总听爸爸妈妈说伯伯没孩子,咱家里孩子多,莫不是大人商量好,将我过继给伯伯了 可是爸爸没对我说过呀 但是,转念一想,爸爸说过伯母是他最亲最好的姐姐,叫我一定听话,她愿意我这样叫,我就这样叫吧 于是便随和地点点头。后来,我的弟弟妹妹也都跟着我这样叫。
“七妈”和“亲妈”的发音十分相近,无论是上北京师大女附中时,还是我读完师范学校在北京工作后,我一直喊“亲妈”,自己从来没觉得什么,伯母也没有听出什么不妥。只是当后来与伯母通信,把“亲妈”这个称呼落在纸上时,伯母在给我的回信中提出:“你这样称呼我当然好,可是你的妈妈会怎么想呢 我以前让你喊我七妈,是因为你伯伯大排行是行七。”我这才弄清,当年她是叫我称她七妈,而非“亲妈”。
伯伯总是忙,他动作敏捷,处事果断。每天多数时间是在他匆忙走出、走进或在饭桌上见到他。教我见到什么人如何称呼,这都是七妈的事。她告诉我:朱德是解放军的总司令,因他年岁大,多年来孩子们都叫他爹爹,他的夫人是康克清,也是妈妈辈的,你就叫康妈妈吧;刘少奇副主席和他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你叫少奇伯伯、光美阿姨比较合适。以此类推,我对陈毅元帅和夫人张茜,也就称陈毅伯伯、张茜阿姨。
我印象很深的是:50年代,少奇伯伯就是雪白的头发,衬托得脸庞油亮红润,他身材高挑匀称,喜欢站着讲话。有一回,在西楼新礼堂看电影之前,他把上小学的妹妹秉宜揽过去,让妹妹背靠在他的怀中,而他两只手抚摸着她的胖脸蛋,一边讲话,身体一边左右轻轻摇着晃着,那一刻,妹妹的小脸笑成盛开的牡丹花……

■ 我好几次提着在中南海捞起的小鱼小虾作为“进贡”,和毛主席一起午餐。不知哪根弦动了,我跑回屋取来自己珍爱的纪念册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笑着答应,说:你是个学生,我给你题一句:好好学习。我和李敏、李讷一起学会了骑自行车。我真羡慕李敏、李讷穿的彩色花布连衣裙,叔叔领我去做了两身布料小西装,伯伯看我穿第二身时大声问:怎么又一套 浪费 
在七妈还未回北京的一个多月里,伯伯总是工作,夜晚只睡上一小觉就又去外面忙。白天的十多个小时,小院里安静的时间比热闹的时间真是多得多。我常一个人坐在伯伯的书房里看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家》、《毁灭》等等小说都是在这个时期看的。看书是好,可我那时毕竟只是个12岁的孩子,也有感到烦闷的时候,常常用双手撑着脑袋,望着窗外发呆,心里好羡慕树上吱吱叫的小麻雀,心里猜想着天津的班里同学一定在躲猫猫,跳绳,满世界跑,多开心呀 
有一天,我身边响起一个甜甜的声音:“你是周秉德吗 我叫娇娇,就住在那边。”她指着毛主席住的房子,我猜到了,她就是毛主席的女儿。
“你12岁对吗 我比你大半岁,你叫我娇娇姐姐吧,我们一块出去玩好吗 ”
“太好了,娇娇姐姐 ”我脸上笑成一朵花。有了游戏的伙伴,而且又是个姐姐,我真是兴奋极了 
我在中南海最早认识的小朋友就是毛泽东伯伯和贺子珍妈妈生的女儿娇娇。那时她还没有学名,直到9月1日之前,该上学了,毛主席才给她起了“李敏”这个学名。她因为从小跟妈妈在苏联长大,前两年刚回到哈尔滨学着说中国话,所以说话总带着点外国腔儿。她性格活泼,爱说话,我们性格相投,一块玩得很开心。很快,她带我认识了住得比较近的另外几个小朋友:有毛主席机要秘书叶子龙的两个女儿叶燕燕和二娃子 后来的学名叫叶丽亚 ,还有阎揆要将军的女儿阎笑武,当时她跟着给朱老总当秘书的姐夫潘开文和姐姐阎笑文住在中南海。她们或者比我大一两岁,或者比我小一两岁。这样,我们这五个小女孩儿,成了形影不离的小伙伴,总是在一起到南海边玩,或者一起看书、唱歌和聊天。说句心里话,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爱上这片中南海。
不久,江青阿姨带着九岁的李讷从莫斯科回来了。李讷从苏联回国时,带回两辆女式银白色的儿童自行车。这种颜色和款式的自行车中国国内还没见过。尤其是看见李讷穿着白底碎花连衣裙,左脚踩稳车蹬,右脚连续蹬地,又右腿一缩一跨,已经平稳地骑上自行车照直前进,车沿着中南海湖边柳荫小道飞奔,花裙被风舞弄,真像一只飞起来的美丽蝴蝶,大家真是羡慕极了 围着这两辆小自行车,我们几个顿时对别的都失去了兴趣,跃跃欲试,都想学会骑车。
春藕斋的大厅,有时周末举行舞会,但白天经常没有活动,又平坦又宽阔。我们就在这个大厅里学车。因为车轮小,我们坐在车垫上,脚一伸就能够着地,所以,小伙伴们谁也不怕,争先恐后地抢着蹬车,很快,大家都能熟练地蹬着自行车在大厅里绕弯。由此算来,我骑自行车的历史已有50年了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会儿中南海湖里的小鱼小虾真多。7月,天已经很热,有次我们几个女孩子脱了鞋,坐在岸边用脚拍水玩。不知谁突然叫着:“快看,有小鱼小虾 ”我们定神一看,水草果然在不停地抖动。于是,我们欢呼着找来个旧搪瓷杯,趴在岸边向水中一捞,呵,一次就能捞到几条细长的小鱼和几只活蹦乱跳的小虾 快到中午时,我们竟捉了大半杯。
“秉德姐姐,燕燕姐姐,今天你们都到我们家去吃饭,好吗 ”在回丰泽园的路上,李讷摇晃着我的胳膊发出了邀请。
“我们现在去吃饭,不打扰你爸爸吗 ”我有点担心,就是在天津自己家里,不和妈妈爸爸打招呼就带同学回去吃饭也是要受大人埋怨的。
“没关系 ”娇娇很有把握地说:“我爸爸喜欢快乐的小孩 再说我们还带回了小鱼小虾呢 ”
走进丰泽园,就遇上了毛主席的卫士长阎长林,一看我们回来满脸笑容:“你们都来了,快去请主席吃饭 要不他总说等会儿,到现在早餐还没吃呢 ”
果然,走进丰泽园毛主席的办公室,他正在桌前专心地看文件。
“爸爸,吃饭吧,我们肚子饿了 ”
“爸爸,我们请秉德姐姐和她们一块来吃饭。”
“好嘛 ”毛主席放下书,脸上满是慈爱的笑容:“我投赞成票 秉德你手里捧着什么东西 ”
“毛伯伯好,你看,这是我们的‘战利品’小鱼小虾,是送给您的‘贡品’。”
“噢 还给我带了‘贡品’ 好嘛,大自然的免费赠送,我们来者不拒嘛 娇娇,你端着送到师傅那去,请他做个汤吧 ”
毛主席的厨师还为我们加了菜,也很简单,四个菜和一个汤,当然颜色挺好看,油汪汪的红烧肉,土豆丝炒红辣椒,葱白炒鸡蛋,嫩绿的苦瓜丝。
毛主席自己捡起一大块全肥的红烧肉,放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吃着又招呼道:“秉德,你吃肉,捡肥的吃嘛 ”
“毛伯伯,我不吃肥肉。”我的头摇成了拨浪鼓:“我一吃就会吐的 ”
“哎呀,那你太没口福嘛 要知道,世界上最好吃的肉就是透明的肉嘞 不过,你会吐,肥肉就不勉强了,这苦瓜可一定要吃,苦瓜苦瓜,它名字苦,其实并不苦,味道好又有营养,快吃 ”
我从来没吃过苦瓜,看它颜色嫩绿可爱,毛主席又说一点不苦,我便毫无顾忌吃了一大口。
“我的老天,真苦 ”我紧皱起眉脱口叫出了声。
“你瞧,我吃一点也不苦嘛 ”毛主席吃了一大口,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秉德,不会吃辣椒,不会吃苦瓜,就不会干革命嘞,你要学会吃苦才行嘞 ”话没说完,自己先笑了。
“嗯 ”我点头答应着,心里却闪过一句歇后语: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奇怪,这么苦的东西,毛伯伯怎么就爱吃呢 反正刚才那一口苦瓜已经把我吓坏了,直到吃完饭,我的筷子再也没向苦瓜盘里伸过,不光是我,桌上的其他三个女孩子的筷子都没伸向苦瓜,那一盘苦瓜基本是毛主席一人包圆儿的 
以后如此以小鱼小虾当“进贡”,我还在毛主席家里吃过好几次饭,几乎每次都有一盘红烧肉或者苦瓜。可是,我是在三四十年之后才能吃肥肉和苦瓜的 
一次又去毛主席家里吃饭,毛主席刚写过大字,书桌上搁着毛笔和研好的墨。一向不会来事的我,不知脑子里哪根弦动了一下,噌噌噌地几步跑回伯伯的南院里,拿出我小学毕业时老师教我自己精心做的一个纪念册,封面是硬壳板,外面粘了一块墨绿色的绸子布,里面有各种颜色的页面,这在当时是相当精美了。许多页面已被占用了,是我小学毕业时,老师和同学们给我写的临别赠言。我翻开本子递过去,恳求道:“毛伯伯,您给我题个词好吗 ”
“好啊 ”毛主席没有一点推辞,爽口答应。他把本子放在桌上,一边拿笔一边说:“你是个学生,我就给你题个‘好好学习’行不行 ”
“当然行 ”
毛主席手起笔下,为我写下了“好好学习”四个大字,最后落款的“毛泽东”三个字,真是龙飞凤舞,阳刚气十足 
我知足地连声说:“谢谢 ”
近年来不少听了这段回忆的朋友埋怨我太傻,为什么不要毛主席写明是为我周秉德题词 我确实没想到这个,我始终认为题词在我手里,就是为我题的,我当年只想着要记住毛主席的希望,从没想到日后要向别人显露什么或者吹嘘什么,至今更是如此心情。不过这四个字确实让我留住了丰泽园里那段珍贵的回忆。
日子过得真快,眼见着就到了8月底,我从天津来时穿的两身小花衣裙已显得单薄了。那天成元功叔叔骑自行车,我坐在车横梁上,他带我出中南海新华门到了王府井。叔叔边骑车边对我说:快开学了,北京的秋天是说冷就冷,咱们去给你做两套秋天穿的衣裤。在一个小门脸的上海服装店,老师傅为我细细量了身高肥瘦,对叔叔说,过两天就来拿。回来的路上,我还挺不放心:老师傅只量了两下就行了 成叔叔快人快语:你别小看这位上海来的老师傅,你伯伯的衣服都是他裁剪缝制的,给你一个小姑娘做两套衣裳还不是小菜一盘 果然,没两天,衣服取回来,我一看,做工真精细呀 我穿上蓝色卡叽布的一套小西装,长短肥瘦正合适,穿上真精神 吃饭前,我微笑着站在桌前,伯伯立即看见了,他两手插在腰间,头一歪,说:“刚做的 不错 ”过了一星期,我换上第二套,是黄色的。伯伯正从院子里走向办公室,一看到我就皱起眉头:“怎么又一套 浪费 ”
七妈说:“马上要开学了,秉德住校,总要有两身衣服洗换嘛。”
“我在南开上中学也住校嘛,夏天就一件单布长衫,冬天也只一件藏青棉袍。夏天,每次周六回到四妈家里,第一件事就是脱下长衫洗净晾干,周一再带回学校去穿,一样干干净净嘛。”
“要是下雨衣服不干呢 ”我好奇地追问一句。
“就放在炉子上慢慢烘干。”伯伯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说:“那时,你四爷爷、四奶奶抚养着我和你二伯、你爸爸还有你的堂伯四个大男孩,收入不高,家里十分困难。现在我们刚进城,国家也十分困难,我们还是要节省,对不 ”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刚进城,伯伯和他要供养的亲属都是供给制,我这两身衣服就是公家出钱做的。我那时虽然点点头,但并不太懂,只是心中有一条,我认定伯伯说的话,一定是对的,我不用多问,照着办,准没错。
我住在西花厅多年,节省再节省,的确是伯伯一生的习惯。是的,在他留给我的一堆遗物中,竟没有一件新衣服 其中一件是补丁摞补丁,已经看不清原来布料颜色的毛巾睡衣,年岁恐怕与我1952年出生的小妹妹一样大;其中有一套伯伯最经常穿的西装,后来我才知道,这套西装与我几乎同岁,是抗战以后,伯伯去敌占区工作时做的。建国后,他人胖了,不能穿了,却不让做新衣服,让工作人员拿着这套衣服去布店配布料,然后,用新料做西装的前片,用旧料打翻做了后片,于是,伯伯就算做了一件新西装。师傅的手艺很好,但是,新旧布料难免有色差,如果仔细看,伯伯这套西服,前片的颜色略深,后片的颜色略浅 伯伯刚去世的那年,我心里压抑时,常捧出伯伯补丁累累的睡衣和那套拼成的西装抚摸着,仿佛就与无处可寻却又无处不在的伯伯对上了话。伯伯身为一国总理,尚且如此节省克己地生活,我们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呢  第二章

西花厅的手足情

■ 为了妈妈能工作,大弟秉钧和大妹秉宜都住进了西花厅。爸爸的历史问题成了我心里久久不能治愈的隐痛。

每当翻看这张50年代伯伯七妈与我爸爸妈妈的合影,我总觉得笑得最幸福最灿烂的就数我妈妈 照片上的妈妈,没像在哈尔滨或在天津时那样穿花旗袍、烫头发,更没擦脂粉画口红,只梳着一头齐耳短发,没戴任何头饰,穿的只是当年最普通的式样——一套藏青色扎腰带的列宁装;可是她眉眼无不洋溢着内心的自豪和愉快之情,人显得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年轻,更有韵味。为什么 当时只有我最明白,是她胸前多了那个红色校徽。妈妈终于结束了家庭妇女的日子,有了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当上一名中学的俄语教师。
记得1949年末的一个星期六,我从北京师大女附中放假回到西花厅,刚进院门,随着一粗一细“姐姐,姐姐”的欢叫声,七岁的弟弟秉钧、五岁的妹妹秉宜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大驹 弟弟秉钧 、小咪 妹妹秉宜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妈呢 ”我高兴地揽过弟弟,抱起妹妹,笑不够,亲不够。
“我们一起来的。”妈妈笑盈盈地出现在后面。
“妈妈 您也来了,太好了 是不是家从天津搬过来了 新家在哪儿 小四儿呢 我什么时候也搬过去住 ……”我偎到妈妈的身边,说话像放连珠炮。因为我知道爸爸已经从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在北京分配了工作,要是把家从天津搬过来,我们一家又可以团圆了 是呀,住在伯伯这里虽然不错,可毕竟不是自己的家,人常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孩子总是应该住在自己的父母身边的。
“秉德,你伯伯和你七妈已经说了,你还住在这里,大驹和小咪也留下。如果不是小四儿太小,生活还不能自立,你伯伯也要把他留下。”
“为什么 爸爸不是有工作了吗 我们的家不是搬到北京来了吗 ”我不解地反问着。远处,弟弟妹妹正在花园里你追我赶地捉迷藏,一脸阳光,一脸欢笑,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妈妈揽着我在沙发里坐下,细细给我讲起了缘由。原来1949年4月,爸爸妈妈一起到北京香山看望伯伯时,伯伯太忙,直等到半夜才有空见他们。在谈了时局和家庭后,伯伯问我爸爸今后怎么打算。爸爸向伯伯表示,他今年45岁,虽然二十多年前离开过革命,但也一直向往着革命,现在希望能从头做起,为革命做些工作。伯伯很严肃地说:你脱离革命那么多年了,你知道怎么才能为革命工作 我看你应先去上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后才能为革命工作。
“什么 爸爸脱离过革命 ”我不禁脱口而出。经过中学的学习,革命已经在我脑子里占据了极神圣的地位。我几乎不能承受这个事实。这一瞬间,爸爸在我的心目中形象暗淡了许多。是的,那是个革命高于一切的时代,我心里并不否认爸爸对我的爱,可我不知为什么感到一种失落,一种深深的失落,直到我18岁入党时,我都甚至想到,如果爸爸没有离开革命,坚持和伯伯走过来,哪怕他牺牲,哪怕爸爸没有机会认识妈妈,因而这个世界上没有我,我也不觉得后悔 而如今的局面,尽管有了我,尽管我有个当总理的伯伯,但想到爸爸当年的退却,我总觉得心里难受。
“别看你伯伯、七妈都是大干部,却特能理解体谅人心 ”妈妈没有注意我神情的变化,继续自己的感慨:“我对他们说,同宇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我全没有意见,只是我打心眼里想工作,想了多少年了。自从1937年有了你,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我就只能留在家里,再没有机会工作。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我真希望有机会出来做点儿工作。那天你爸爸在旁边直说:‘不要想得不实际,孩子还小,你当妈妈的不管,谁管 ’你伯伯却说:‘士琴想工作是好事嘛,她俄语很好,组建外贸部非常需要她这样人 至于孩子,不用发愁。同宇,你我不都是四伯养大的吗 ’说着,你伯伯看了你七妈一眼。你七妈立即意会,接着说:‘新社会就是要妇女解放嘛,你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秉德、秉钧过来上学,小咪到这来上幼儿园,秉华还小,送到北海幼儿园全托,总之,我们支持士琴出来工作。’”
妈妈眼睛里放着光,我从她脸上看到了久违的喜气,青春气息,仿佛一下年轻了十岁 
“妈,那你可以当女翻译官了,多棒 ”我由衷地为妈妈感到高兴。
“如果退回去十年,我一定去当翻译 可你弟弟还小,我当真能一点不管吗 所以,你伯伯说学校也特别缺俄语教师,我便提出去当中学俄语教师。你伯伯同意了 秉德,你知道妈妈的个性,你爸爸当官不当官,我并不看重,一切听你伯伯安排,家里房子大小如何,我也不太在意,‘室雅不在大,花香不在多’嘛 如今,你伯伯成全了我的心愿,支持我自食其力,总算能为新社会出点力了,我怎么不高兴呢 ”
爸爸从华大培训出来后分配工作,在钢铁工业局当个普通干部。妈妈到北京第四女子中学当了俄语老师。然而,爸爸的历史问题却成了我心里久久不能治愈的隐痛,直到1985年爸爸去世后,我才渐渐地了解到爸爸那次脱离革命队伍的经过。

  ■ 我的爸爸并非对革命没有丁点儿贡献,但正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弟弟,他心甘情愿一切听从哥哥的安排,哪怕在自己的一生中留下永远的遗憾。

爸爸1924年春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天就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受党组织派遣,以入北平宏达学院学习为掩护,做党的地下交通和宣传工作。1925年8月8日,伯伯和七妈在广州结婚,10月爸爸送七妈的母亲去广州,后经党组织决定,他在1926年1月考进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这年6月毕业。后来他参加过北伐,在攻打武昌城时还挂了彩。这点,伯伯见面时曾对我妈妈说:“同宇的确为革命流过血,他这点比我强。”
郭沫若先生在他的《革命春秋》一书中提到我父亲的一段经历:

1926年9月1日来到, 在武昌城外 敌人的炮接二连三从我们头上的空中响过,我每听见一次炮声,心里总要冷一下,头是不知不觉地总要低一下的。……我自己便也尽力地镇静着,想不让我的脖子动,但到了炮声一响,颈部的筋肉就像是成了不随意筋的一样,又一齐都收缩了起来。自己太不好意思,回头去看看德甫和德谟两人,他们也和我一样也在把颈子缩动。我自己暗地叹息着:“没有实战的经验究竟是不行的。”
……
到武昌城外,第一天晚上没有动静,第二天上午也没有动静,军事上的人们有些焦躁起来了。攻城的大炮没有,飞机也没有。对着一座封建时代的古城简直没有办法。决定组织敢死队,在当晚乘着夜阴去爬城。本来是没有工兵队的革命军,政治部在这时候又成了临时工兵队。政治部派了许多人到四乡去征发梯子和麻绳。梯子是两块钱一架,由政治部发出征发券,被征发了的人家可以凭券到政治部来领钱。爬城的地点选定在宾阳门的东北角上一段小丘上,那儿的城墙比较低,只有一丈五六尺高的光景。……部里留下的工作人员和勤务兵,便一同在那儿绑扎起来。绑扎好了,又抬到学校门外去。
结果是敢死队走到城近处时,天已经发白,敌人已经有了准备了。有不少伤兵送到了政治部。到九点钟,邓演达主任和俄国顾问都还不见回来。同他们一道去的十位宣传员也都没有一个影子,我便决心和宣传大队长胡公冕同到前线上去视察,同时也带了一位宣传员同路。那便是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一位很敏活的短小精悍的少年,在那时在做着小队长。
……
我走在前头,恩寿走在中间,公冕走在后边。走不好远,走到了那段全无掩蔽的地面来了。从对面有一大队夫役挑着担子走来,是送稀饭到前线去的。那些夫役没有军事上的人指挥,走得异常密接。走到那段地面的中央处和他们接了头,轰充的一声一个大炮打来了。这第一炮没有打拢,离我们有八九尺远的光景,落在了那干燥着的小春地里,起了一阵土烟,没有爆发。
公冕在后面叫着:“大家赶快走,把队伍空开来,每人离过五尺远的光景。”
大家都很匆匆忙忙地抢着往前走,对于他的命令如像马耳东风。他又更加大声地叫出第二次时,话还没有说完,又是轰充的一声飞到了。这第二炮又打过了一些,超过我们有五六尺远的光景,在地里又起了一阵土烟,也没有爆发。接着,又是轰充的一声。这一炮正落在我背后的路上,爆发了,夫役的队尾子混乱了一下。
公冕立在后面的一座农家外面的草墩上向着我叫:“有人受了伤,快转来,快转来 ”
待我走到公冕所立着的地方时,看见恩寿躺在那草墩下,也在呻唤,左脚的脚背在流着血。农家的人跑了好些出来围着。
“恩寿也受了伤吗 那边番薯地里还躺着一个呢。”
“我已经叫同来的夫役们去叫担架去了。恩寿也是不能走路的,怎么办呢 让我回部去叫人来抬吧。”公冕这样说。
“用不着回去叫人,”我说,“我们就在这儿找一扇门来,不可以抬回去吗 ”
公冕赞成了我的说法,结果是在农家里找了一张杨妃椅,四脚朝天地翻过来,在底子上敷了好些稻草,便成了一台担架。
恩寿被移进了那架临时担架里,我和公冕便把他抬回了南湖。
……

看来,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爸爸也确实是为革命流过血。我对革命的艰苦和复杂性也多了一分了解。
爸爸在北伐军中担任总政治部宣传大队的小队长、总政治部劳资仲裁委员会代表。1927年春,任武汉邮电检查委员会主任。
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爸爸是“武汉中央军校各期学生共同讨蒋筹委会”执行委员,并在《讨蒋宣言》上署名,后遭蒋介石通缉。那时爸爸23岁,正在和一个姑娘谈恋爱。然而不知为什么忽然有一天那个姑娘没有和爸爸打招呼就跟着一个男人去了四川,痴心的爸爸一下子被这件事情打懵住了,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他一定要去找那个姑娘问个清楚,他得去一趟四川。
当时共产党在北伐军的最高代表是伯伯,但伯伯正在上海组织工人武装起义,爸爸便向另一位负责同志请假,得允许后立即直奔了四川。
爸爸在四川找到了那个姑娘,才知姑娘早已移情别恋,不肯再和他交往了。爸爸内心十分痛苦,一连几天只能借酒消愁。正在这时,国共两党分裂的形势波及到四川,国民党和四川的军阀联合起来大肆逮捕枪杀共产党人,爸爸清醒起来,急急忙忙地赶回武汉去找组织报到,却偏偏一头撞在了伯伯的面前。原来伯伯也已经从上海赶到武汉,并且听说了爸爸去四川的事。伯伯觉得爸爸实在荒唐之极,他大发雷霆,厉声叱责爸爸为什么擅离职守,不请假就去四川,不配做个革命军人。那个准许爸爸请假的领导不在场,没有人能为爸爸作证,爸爸也没有为自己申辩,他怕连累那位领导同志。爸爸越不说话,伯伯越生气,最后干脆亲笔写下文件,说爸爸擅离职守要对他“撤职查办”,“关禁闭”。
爸爸本来满心的委屈,这会儿听说伯伯要处分他,还要关他禁闭,也不禁动了气,他不想和这个正在大发脾气的哥哥论理了,他说既然你认为我不配做革命军人,那我还不做了呢。爸爸一转身跑出了北伐军总部的大门,搬到他在黄埔军校结识的好朋友文强所在的湖南会馆。文强劝爸爸不要和自己的哥哥闹意见了,就去认个错吧,怎奈爸爸也正在火头上,说什么也不肯去认错。哥俩儿就这么僵持着。因为爸爸不申辩,伯伯便误认为是“擅离职守”,做了“撤职查办”的处理,并把他派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
1927年11月末,伯伯由香港到达上海,见了我爸爸又是一顿批评。当时我的爸爸年轻气盛,受不得亲哥的严厉训斥,就离开了我的伯伯周恩来,也离开了革命队伍。那时我的爸爸毕竟是还年轻啊 只有23岁。爸爸20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冒着生命危险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和宣传工作,21岁受党组织委派,陪同嫂嫂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老人长途跋涉,由天津到达广州,又以共产党员身份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队学习,毕业后,22岁参加了革命军的北伐,在攻打武昌时负了伤,要不是郭沫若、胡公冕的及时抢救,说不定就牺牲在前线了。现在突然离开了组织,他的心里也真不是滋味呀 
爸爸现在孤身一人,去何处安身呢 老家淮安只留有一位身患残疾的叔叔周贻奎和婶母杨氏,当年就是因为生活无着才离家出走的,连他们的儿子恩硕也已离家外出谋生了,万万不能回去;自己的父亲周贻能当时在齐齐哈尔做一名小办事员,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不能再给老人添麻烦了。想来想去,唯一能投靠的只有四伯父周贻赓了。四伯父周贻赓当时是吉林省财政厅的一个科长,已年过六旬,膝下无子,对自己和哥哥周恩来的抚养、教育都视如己出,关怀备至。这样,爸爸于1928年初到了东北吉林我四爷爷的身边,找了一份小差事,过起了老百姓的日子。
离开了党组织,爸爸的内心非常痛苦,更加留恋往日的斗争生活。不难料想,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共产党员,即便在蒋介石制造的“四一二”惨案的白色恐怖下也没有脱党,却仅仅是因为肩负重任的兄长对自己的不理解,而自己感情用事离开了党,怎能不像又一次失去了母亲那样痛苦呢 他一心想回到革命队伍,想回到党的怀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四爷爷和爷爷不甘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父亲护送他们和四奶奶由东北回到了天津。四爷爷联系广、熟人多,很快在天津民政局找到了工作,并且托人推荐爷爷去深县县政府做小职员。这时爸爸感到老人们都已安置妥当了,就赶到上海去找党组织,但一直未能找到。当时七妈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和夏之栩的母亲都由组织上安顿在杭州司马渡巷莲如庵。爸爸就去找了在莲如庵当医生的杨振德老人。无奈,她与组织也失去了联系。爸爸在上海又谋事无着,于1933年遗憾地回到了天津。这段艰辛的经历证明了爸爸对党的一片丹心。
离开党组织这件事当然是影响了爸爸一生的命运,但这能怪谁呢 谁让爸爸太忠厚、忍让,不向伯伯报告实情呢 直到几十年以后有人曾向伯伯谈起这件事,伯伯知道真相后,也坦诚地说:“我那时年轻,火气大,是我对他帮助不够。”表现了他对弟弟的负疚和惋惜。

  ■ 夫妻情深数十载,七妈当年痛失爱子,身临险境,伯伯奋力救她脱险。

我自从12岁来到伯伯周恩来、七妈邓颖超身边,就知道两位老人家没有儿女,只有一位干女儿——我的维世姐姐。我和弟弟妹妹们来到中南海西花厅他们的家中,两位老人家对我们都是谆谆教诲,严格要求,同时又关怀备至,疼爱有加,就像是亲生父母。
1962年四月的一个周末,我又照例回到西花厅,只见院子里几株海棠树,盛开着一簇簇白色、粉色的花朵,使这古朴的院落增添了热烈、欢快、繁荣的气氛,一片生机盎然。
伯伯从来没有什么周末休息,他有太多做不完的工作要做,现仍在外面办事,尚未回家。
七妈见到我,很高兴地听我谈了些工作、生活及我的父、母、弟、妹的近况外,又不无伤感地对我谈起了一些我从未听说、而又非常遗憾的往事:
“秉德,你一直以为我和你伯伯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是吧 其实1927年4月我在广州时,生过一个男孩,因为这孩子体重太大,有10磅 注:相当于9 07市斤 ,超出正常标准,我在医院难产,三天三夜生不下来。虽然是德国的教会医院,条件算是好的,但当时的技术还没法进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帮助,因用力过大,孩子头部受到严重损伤,没能成活 不然到现在也有35岁了,比你整整大10岁呀 ”
听了这话我实在非常惋惜,不然我这位大哥,在伯伯、七妈的培育下,如今一定会是位刚毅、果敢、英俊、热情、足智多谋的好大哥,他会在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地工作……想着就不由得大叫:“太可惜了,太遗憾了 那当时伯伯见到自己的大胖儿子了吗 ”
七妈从容地说道:“那是大革命的年代,你伯伯已在1926年12月由广州调到上海的党中央去工作了。我在医院的生产过程由我母亲陪同。”接着七妈又严肃地回忆起这之后的往事:
“孩子没保住,我的身体虚弱,但却无法安心调养。当时正赶上‘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突然大量地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各大城市一片白色恐怖。你伯伯在上海已经转入地下,我在报纸上已经看不到他的任何消息,广州也已吃紧。
“这时,一位打扮入时的贵夫人,戴着耳钳、涂着口红,走进我的病房,我以为她走错了房间,再定睛一看,原来是陈铁军,她和我都是在我们党的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的,她平时着装俭朴,现在情势紧急,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才有意这样装扮,专门来通知我:现在上海、广州都发生反革命事变,党组织让我来通知你,赶快设法离开广州 随即我母亲在外面刚好收到你伯伯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让我们设法到上海,以我母亲的名义在报纸上发寻人启事找他。
“我在分娩时,孩子没能存活,我虽然难过,但对医生、护士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反而安慰她们说:我知道你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医生、护士们对我很同情,很尊重,关系处得非常好。这时我只好把这紧急险恶形势告诉了我的医生王德馨,这位医生马上帮我想办法:医院定期派护士坐德国领事馆的船只去香港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她们可以把我打扮成护士,让我母亲扮做工友,乘坐德国使馆的小电船去香港。
“但当时还没到日期,当前怎么办 随时可能有军警来搜捕,这位医生又把我们安排在后院的一间小屋中,反锁着门,一天三餐都是护士送进来。
“果然,那天我刚离开病房,就有一名军官带了几十名士兵,冲进医院,追问邓颖超在哪间病房 王德馨医生回答他们:是有位姓邓的产妇,但孩子死了,人已出院了 军官就指挥士兵搜查,这时德国院长听到吵嚷声,走过来厉声喝道:这里是德国教会办的医院,决不允许中国军队搜查 一见洋人出来,那个国民党军官带着士兵灰溜溜地走了。
“几天后,我和母亲在巡逻军警眼皮底下,顺利离开广州,去了香港。又买船票去上海。海上风浪大,船颠簸得厉害,我又身体虚弱,真的把黄水都吐出来了。”
七妈又站起来,在房间里踱着步,边走边说:“我们是5月1日到的上海,马路上到处是巡捕在巡逻,气氛很紧张。我们找到一个旅馆住下,母亲就去上海最大的《申报》登了寻人启事:伍豪 注:伯伯这个代号、笔名,当时国民党还不知道 鉴: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她到上海找你。你见报后速到某某旅馆来,岳母振德。 注:七妈的母亲名杨振德。 
“你伯伯住在工人家的小阁楼上,仍在紧张地工作,那天他看到了这则寻人启事,很高兴,认为我总算脱险了,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仔细一看旅馆名字,却又大吃一惊。正是前一天,就在那个旅馆里刚刚抓走几个外地到上海来找党中央的干部。你伯伯马上派人赶到那个旅馆,把我转移到一家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养病。过了两个星期,你伯伯找到一处隐蔽、安全的房子,我才跟他见了面。”
这段几度脱险的经历,当时已过去整整35年了,七妈讲起来已经很坦然。但我听了之后却久久不能平静,至今都无法不为伯伯、七妈痛失爱子而惋惜,也为七妈的几次脱险而深感慰藉。
如果不是为了革命,伯伯会在七妈怀孕六个月时调离广州吗 如果伯伯在七妈临产前守在身旁,完全可以提醒医生,使用产钳时,动作轻柔些,那么我的这位大哥该给我伯伯、七妈带来多大的快慰与幸福啊 退一步说,大哥未能成活,至少伯伯可以亲眼看到自己的这肥肥胖胖的大儿子呀 
七妈在这过程中的几次遇险,如果不是她对人友善,可亲,几位医生、护士会冒着风险,为她做掩护吗 如果没有陈铁军烈士当时冒险送信,没有医生、护士的掩护,七妈在白色恐怖下,能脱离险境吗 在上海,如果不是伯伯及时发现那一旅馆的危险性,立即设法将七妈转移,她也可能同前一天的同志一样被抓捕,牺牲。
这件事固然显示了伯伯高超、丰富的敌后斗争经验,可同时也反映出了伯伯对七妈极其深厚感人的夫妻之情。
这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伯伯、七妈经常对我们说的一些话:我们参加革命,是随时准备牺牲的,必要时,是不能考虑个人安危的。我们这几十年的革命,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同志,是那些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他们英雄的壮举,用他们宝贵的鲜血和生命,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和安宁。他们的光辉形象在人民革命的历史中熠熠生辉,永不磨灭 伯伯和七妈经常讲:我们能活到今天,只是革命队伍中的幸存者,我们要时刻想到他们。这样我们还有什么权利考虑个人的得失呢 有什么权利不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全身心地为人民服务呢 

■ 闪亮的金耳环,道出了朱大娘的“皇亲国戚”缘。妈妈翻出了四十多年前七妈写来的数张便条。

我们家由天津搬到北京后,安在了东城遂安伯胡同的两间小平房里。这是爸爸在钢铁工业局分到的宿舍。一两年后,小弟小妹陆续出世,每次爸爸都去找我七妈,请她起名字。建国初期我国还在鼓励生育,曾宣传苏联生十个孩子的英雄母亲。七妈也高兴我们周家又添了两个小孩,并结合当时形势,为五弟起了秉和,为六妹起了秉建的名字。表示了在和平时期,要努力抓好经济建设的心愿。而我妈妈在学校不仅教俄语,还担任了班主任,工作离不开她,生孩子休五十六天产假后就得去上班,为此,七妈让我们家找了两个老保姆。
我们在遂安伯胡同的家是东厢房,又小又有西照日,夏天热得一岁左右的小五弟和小六妹头上、身上不断地长疮。伯伯知道后,请秘书找人在西城找了处稍大的北房,但仍然住不下我们几个大孩子。
有次星期天我回家,一进门,就觉抱着小弟的朱大娘有点变化。变在哪呢 头发没变,依然是用刨花油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在脑后绾了个松松的髻,半旧的蓝布大襟衣裳,黑布宽脚裤,白底黑布鞋;再一细看,是大娘耳朵上多了两只金灿灿的大耳环 为哄小弟睡觉,她嘴里哼着小曲,脚下迈着碎步边走边晃,于是,大娘那对金耳环不时被屋里的阳光逮住的瞬间金光灿烂,大娘整个脸上顿时亮丽了许多 
“朱大娘,我说今天你怎么这么漂亮,嗨,戴上金耳环了 ”我平时与大娘感情很好,讲话十分亲近。
“哟,是大姑娘回来了。”按照老北京的习惯,朱大娘这样地称呼我。“这耳环漂亮吧,这可是我的一个宝贝,一个念物 全是托你七妈的福了 ”
原来前一段时候七妈把妈和两个保姆抱着小五弟、小六妹一块请进西花厅,让她们和自己一块吃了顿便饭。桌上,七妈不断用公筷给两位保姆夹菜,说:“家里又添了两个小孩,按说,照顾两个小孩本应我这个当大妈的多承担些,可你们看,我的工作这么忙,身体又不好,所以把你们请来帮忙。以后就请你们多费心了。”
朱大娘年轻时曾经在光绪皇帝的珍妃娘家当过奶妈,是给珍妃的哥哥看孙女。
“凭良心说,珍妃娘家待我也不薄。”朱大娘一边拍着弟弟,一边轻轻说:“我一直在他们家呆了二十年,看大了几个孩子,如今最小的那个女孩子已经十八岁,自己去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我才离开了。别看我已经五十多岁了,身体还挺好,回乡下家里呆着太闷气,这才又出来给人带孩子。看来我好像是与“皇室”有缘,如今又给总理大臣看侄子,那天你七妈还和我们一桌吃饭,给我夹菜,把我们当成一家人,瞧我这福分 ”
“哈哈哈,什么总理大臣 ”我忍不住笑出声,立即把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搬了出来:“朱大娘,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主席、总理,没有什么皇帝、大臣。我伯伯和七妈都是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干部,和我爸我妈和你一样,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
“还是大姑娘知书达理懂得多 ”朱大娘也忍不住笑了:“你七妈与过去的那些皇亲国戚是太不一样了,没有一点架子。论说他们是那么高的地位,还没有个薪水,每月就有几个零花钱。”
“那叫津贴费。”
“对对对,就是津什么费。说我带孩子辛苦,除了管我吃管我住,还一定要给我工钱。我拿这么多工钱,还是总理大臣,不,瞧我又走嘴了,是总理家给的,做什么用也舍不得,我想来想去,还是去打一对金耳环吧,可以一辈子戴着,等我不行了,还能传给后辈,也是个念物呀 ”
朱大娘一直在我们家呆了近二十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兄弟姐妹参军的参军、插队的插队,都离开北京,朱大娘也七十多了,她亲戚接她回家去了。
说实话,经过几十年的交往与了解,我和许多与伯伯、七妈接触多的叔叔阿姨有同样的感觉:七妈在家庭中更讲原则性,而伯伯与人的心灵更贴近一些,更重感情一些。但就我本身来说,我接触七妈的时间比伯伯多得多,我心目中七妈对爸爸妈妈及我们姐弟六人生活学习关心的具体和周到,远远超过了伯伯,因为伯伯更多是属于“公家”的,“大家”的。而七妈却要代伯伯具体照顾我们和经常找上门来的周家亲属。她确实从没有吝惜过自己的时间和金钱。
至今我八十六岁的老妈妈手中还留存着许多张50年代七妈给她写的短信,每每翻开这些四十多年前的便笺,望着那熟悉的字体,读着那一行行暖心的话语,我的妈妈总会百感交集:

士琴妹:
小六的病好些吗 你两天来都没打电话告我,我时常在惦念着 兹特派谢廉珍同志来问讯。
望将小六病况告他。我为可爱的小六祝福 望你注意保重身体为盼 
另咸鱼两条送你们佐餐。
    祝好 
大姐    
十二月三日  
今晨写好此信后,值班同志才来告我,你昨晚已来电话,小六已渐好,甚欣慰。
又及    
 注:1953年12月小六秉建生肺炎住院     
同宇:
你回来后,今、明日何时方便,请你打电话给我,打到3882即可通话。
今天来看你们,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觉的睡觉,我参观了你们的居室庭院回去了。
超留    
四月十八日下午四时  

士琴妹:
送上明晚芭蕾舞剧票一张,请你去看,我也要去看的。祝你们一家晚安 
大姐    
十月二十四日  
士琴妹:
由国盛带上一些广柑给你和孩子们。上次送给你们的酒,请送一些给姥姥,作为对于长老退休的慰问。近日我的身体情况又有进步,请释念。在每日上午九点至十点半或下午四到五时之间,你只要有空,可在任何一天来我处会晤,略谈此。祝你和孩子们春节好 
大姐 二月十五日  
上次咪咪来时交她带回105元,想已收到。同宇有信来否,休养的成绩如何 念了 
又及    

士琴妹:
一日函阅悉。你和秉德对同宇拟回乡一行的意见,很正确,我很赞同。在便中我曾告七哥,他说回去徒惹事招烦也,这乃是由于做了他的弟弟啊。
我很想念你们一家,几次动念,去看你们,一因流感盛行,一因体力仍感不足而作罢了。希望不久能看到你们一家。望你多保重。
专复,祝好 吻五、六儿     
知名    
四月五日  

士琴妹:
你和孩子们好 很久不见了,常想念你们。今天你如有空,望带咪咪在上午十二时左右或下午三——六时之间来我处一晤。你如不空,就让咪咪同小瑜一同来好了。因为我一次还不能接待很多的人,几个孩子只好轮流的来吧。余留面叙。祝你和孩子们好 
大姐    
二月二日上午  

士琴妹:
请你今晚六时半到我们家来,可能有一张票请你一人去看舞剧。
大姐    
六日中午  

士琴妹:
十月革命节的次日,收读孩子们的信,我很喜慰 
今天接你的信,知你惦记着我的病况。近日已好些,只是仍不能多动,更不能看书报,睡眠时好时差,常常出汗,所以我还须安心静养,继续服药,才能争取身体彻底健好。希望你也注意身体,努力工作,孩子们已够你操劳了,请不要常念着我的病,过一会会健好起来的。
附复同宇弟的信,你写信时转去吧。
送去你改皮大衣的工资20元,请收,另外我还给咪咪一条头巾,免她冬天放学回家时受凉;给秉钧一把小梳子 捷克产品 ;小葡萄干及豆子一盒 阿富汗 给孩子们和你及二老娘吃。
愿你们
全家安好       
二位老娘好       
大姐    
1957年11月16日  
补给孩子们用费105元,请查收。

  ■ 伯伯、七妈要求我们自强自立,不能因为伯伯而有任何特殊化。

进西花厅那年,我12岁,大弟秉钧7岁,我上初一,他读小学二年级,较早受到了正规的教育,也比较懂事,所以加入少先队,入团,入党,仿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尤其是知道爸爸的过去,我们两个都认准了自己政治上必须上进,事事要以伯伯、七妈为榜样,他们讲的话,不管自己怎么想,都会立即按他们的意思去办,从不会怀疑他们,最信赖的也是他们。
那是1952年7月初,八一小学开始放暑假,“嘟嘟嘟”的汽车喇叭声在校园里响成一片。同学们都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在各自的宿舍里焦急地等着,广播里通知谁家大人来了,孩子就兴高采烈提起行李冲出门。那年秉钧上三年级,秉宜刚读一年级。第一天在焦急的等待中过去了,第二天又过去了。只有同学减少,仍不见有人接自己,刚上学的秉宜嘟起了小嘴。第三天,除了几个家住外地的同学外,家在北京的同学都走了。秉宜胖乎乎的小脸蛋上挂起了泪珠。看见妹妹哭,秉钧着急了,刚十岁的他找老师要了一个信封一张纸,趴在桌上写了一封短信:

七妈:
学校放假了,请派个车来接,因为有行李。
秉钧    

然后,他在信封上写“中南海邓颖超收”,贴了张邮票,往邮筒里一扔。
那时信送得也快,当天下午,这封信就到了七妈手中。七妈拆信一看,赶紧叫一位叔叔骑上自行车赶到学校,在门口雇两辆三轮车,一个孩子一辆车,行李放在脚下,他仍骑自行车跟着。
一进西花厅,七妈就迎了出来。她搂过秉宜,拉着秉钧连声道歉:“孩子们,真对不起,这要怪七妈不好,怎么忘了你们放假的事,让你们多等了两天。不过,你口气还挺大,要派车。我可没有给你们派汽车,因为汽车是你们伯伯工作用的,你们小孩子不该享受,懂不懂 ”
秉钧点点头。
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秉钧也觉得自己幼稚得可笑,为什么当时不请老师帮助打个电话 为什么也不写信给爸爸妈妈“求救” 当然,原因也很简单清楚:遇到困难、麻烦或难下决心的事,想到要请求伸出援手的第一人选,一定是伯伯和七妈。
记得那时秉钧因为长个快,人又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总爱向前弯着腰,驼着背。暑假里,最忙的伯伯最先发现,他大声招呼:
“秉钧,你小小的年纪怎么就驼背了 ”
“没有啊 ”秉钧下意识地挺了挺胸。可不一会儿,他坐在那里看书看入神了,又不知不觉地拱起了背。
“瞧,秉钧,你又驼背了 不行,要赶紧纠正,不然等你习惯成了自然,就像种斜了的小树苗长成大树,再想扳过来也办不到了。”伯伯想了想,果断地说:“秉钧,我看这样吧,每天吃饭前,你就肩端平,背靠墙,站立20分钟再吃饭,我想只要整个暑假坚持下来,你驼背的习惯就能纠正,你说好不好 ”
“好 那我现在就去。”秉钧爽快答应,立即自己走到客厅墙边笔直站着。
整个暑假,他一天三次,坚持靠墙站立,七妈也随时监督他。一到吃饭时间,七妈就会说:“秉钧呀,你该去靠墙了。”秉钧几十年后对秉宜说:“那会儿,你跟七妈在那边吃饭,我一个人在这儿靠墙站着,心里馋着呢。可是没办法,既然答应了伯伯的事,我就得做到,忍着吧。”
结果一个多月坚持下来,等开学后,同学都发现周秉钧无论是站、是坐,腰背总是挺得笔直 
秉宜进中南海那年才五岁,她胖乎乎的脸蛋上,一双充满灵气的大眼睛仿佛会说话,可那张原本用来说话的嘴却总是紧紧闭着。她见谁也不认生,见谁也不叫人,虽说不叫人,却总会慷慨地向所有的人送上甜甜的笑容。妈妈曾戏称是起小名小咪起坏了:猫儿就是只会叫咪咪不说话嘛 
1949年年底爷爷的堂哥周嵩尧来到了北京,我们叫他六爷爷。六爷爷在西花厅第一次见到小咪,马上说:“这孩子长得像她奶奶,恩来,你们就要了这孩子吧。”
爸爸妈妈也看出来伯伯和七妈都很疼爱小咪,想到过早去世的奶奶,爸爸妈妈就向伯伯提出来,把小咪过继给他,伯伯却对他们说:还是不要吧,把小咪过继给我们,其他的孩子会认为我这个做伯伯的不公平。不过继,我们也会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
记得有一次,当年只有五岁的小咪,不知是为了要个什么玩具,还是不愿上幼儿园,发起了倔脾气,起先站着哭,看七妈没应允,干脆扑通一声躺在地下,在七妈的面前地板上一边踢着腿打滚,一边尖着嗓子大哭。成元功叔叔不过意了,跑过去要拉。七妈一伸手拦住他,语调严肃地说:“不要拉 秉德你回屋去,大家都不用理她,让她哭,等哭够了,哭累了,她自然就不哭了 ”说完,七妈带头先回屋,成叔叔也走开了。我虽然老老实实地跟着大家出了客厅,但没回屋,而是钻进客厅旁边的水房里,悄悄伸出头看。因为秉宜毕竟是我的妹妹,而我知道她平时在家时妈妈很宠爱她,她一向比较任性,我有点担心她真哭出点儿毛病,妈妈一定会怪我。
谁知,真让七妈说准了,不到五分钟,客厅里起先很响的跺地声和哭声逐渐变小了。我贴在墙边一看,小咪捂在脸上的小手已经拿开,确定屋里确实没有人了,她便不再哭了,自己慢慢从地下爬起来,还拍拍衣服上的灰,我忍不住笑了,心想:没带过孩子的七妈还挺有办法 
可是第二天,又在大弟秉钧身上发生一件事,七妈的处理办法就完全不一样。
记得那是个星期天的傍晚,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往外一看,门外像挂着一道半透明的雨帘,屋角流水声惊天动地。
晚饭后,上一年级的秉钧背上书包就要去学校。七妈说:“秉钧,现在雨太大了,今天就不要到学校去了,明天再去,好吗 ”
“不行,老师说的,星期天晚上一定要回学校上晚自习。”
“今天是特殊情况,雨太大了嘛 ”
“雨大我就打把伞 ”
“打伞 衣服、鞋子也会淋湿啊,都湿了,到学校怎么办 ”
“我不管,反正我要走 ”秉钧拧着脖子,脖子上暴出了青筋,像头倔驴子,死拧着不回头。
“你这孩子怎么也这样倔 ”七妈摇着头感叹。
我站在旁边,小声劝弟弟,他就像听不见,我猜想,七妈可能又要用对付秉宜的办法教育他了。没想到七妈叫来张永池叔叔,交待说:“你穿件雨衣,用自行车把秉钧送到学校去吧,雨大,千万小心。”
弟弟挂着泪珠的脸上又浮起了笑容。望着消失在雨中的弟弟,七妈说:“秉德,我从你的眼神里能读懂你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昨天不理秉宜,而为什么今天又依了秉钧。是不是有点重男轻女 其实不是的,孩子当然不会像大人一样成熟。当他固执发脾气时,一定要弄清是正当的理由还是无理取闹。秉钧今天发脾气,他是想当遵守纪律的好学生,这是好事,就应该支持,而小咪无理取闹,就不能惯她,相反要制约她,让她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无理取闹是坚决不能容许的 ”
刚上中学的我点点头。多少年后,等我当了妈妈,又当了奶奶时,也一直用这种办法教育孩子,绝不一味地惯孩子。
当然,五六岁的小咪多数时间很乖巧,很可爱,有时在伯伯那里许多工作人员无法完成的事,甚至七妈无法完成的事,便派她去,一定马到成功 
建国初,真是万事开头难,国家百废待兴,恢复经济生产,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又发动了侵朝战争。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作战方案及整个后勤供应,几乎都由伯伯主管,他经常是一连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有时还会连轴转,连续一两天不睡觉,没时间吃饭。谁叫也不听,连七妈去劝也不行 这时,咪咪便成了最有效的“武器”:“她像只小猫一样没点声音地走进办公室,她一句话也不说,拉着伯伯的手就使劲往外走。伯伯非常熟悉这个“无言”小侄女的威力,她太小,讲革命道理,她不懂,她微笑,你发脾气也不忍心,惟一的出路,只有乖乖地跟着她起身。可以说是“百战百胜”。我听护士王力阿姨说过,最叫绝的一次,还有一张照片为证。
那是1951年5月,朝鲜战场的事十分紧急,伯伯连续工作了整整二十多小时。天将拂晓,七妈起床来到伯伯的办公室前,见他还没有休息。长时间地在室内伏案工作,对已经年过半百的伯伯身体太不利了 七妈灵机一动,让值班的王力阿姨去搬“救兵”小咪。王阿姨走进了孩子们的房间,小咪可是睡得正香呢 
“小咪,好孩子,快起床,公园里的芍药花开了,阿姨带你去看花 ”
小咪闭着眼睛直摇头,嘴里嘟哝着:“我困,我要睡 ”
“哎呀,不光你一个人去,你伯伯也去,快醒醒,阿姨给你扎个大蝴蝶结。”
一听伯伯也去,小咪仿佛立即明白了自己还有“抓俘虏”的责任,也不再往床上赖,顺从地让阿姨给自己穿上衣服,还乖乖地让阿姨给自己扎上一个粉红色的绸布蝴蝶结,只是“瞌睡虫”还粘在她的身上,眼角上还有颗白色的小眼屎。
小咪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让王阿姨牵着小手到了伯伯办公室的门前。“小咪,你去跟伯伯说你要到中山公园去看花,去吧。”王力阿姨说着把小咪推进办公室。
小咪进门不用敲,走路没声响,她走到伯伯身边,也不看伯伯在忙什么,拉起伯伯的手就往外走。“伯伯,咱们去中山公园看花吧。”小咪央求道。
“小咪,我还有工作没搞完,再等半小时。”
小咪毫无商量余地,执意往外拉。
瞧着穿戴整齐的孩子,头上扎得十分精美的蝴蝶结,却眼泡略肿,神态木讷,直打哈欠,伯伯明白事情的真相了。他走出办公室,在回廊里问道:“小咪,就在院里走走,好吗 ”
小咪摇头,拉着伯伯直往大门口走,出了里院大门,汽车已经发动,卫士长、护士都含笑迎了过来。伯伯伸出手点着王阿姨带着笑说:“小鬼,你点子真多 ”
望着远去的汽车,七妈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
中山公园盛开的芍药花旁,伯伯拉着小咪的手,一边赏花,一边讲牡丹花和芍药花的故事,小咪眨着眼睛直点头,第一次分清了牡丹花与芍药花的不同。随行的一位摄影师,不记得是侯波还是谁,抓时机立即按动了快门,把这一瞬间凝固成永恒。
我与妹妹小咪相差7岁,刚进中南海时,我12,她才5岁。1949年因为刚进城,中南海里还没分什么甲区乙区,我开始又是住在丰泽园,与李敏、李讷等孩子一起,在中南海里到处跑着玩时,小咪还未来北京。有时星期六晚上春藕斋开舞会,我们这帮孩子也跑进去玩。我们看许多姑娘排着队等候与毛泽东伯伯、朱德爹爹、刘少奇伯伯和我伯伯跳舞,于是,我们几个小姑娘就在白天找有空的叔叔阿姨学跳舞,到星期六晚上的舞会时,也去排队凑热闹,大着胆子下舞场了。记得我与毛泽东伯伯跳舞,别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总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揽在怀中来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乐声中随波荡漾;我与朱德爹爹跳舞,却总有当了“白军”的感觉,朱爹爹到底是总司令,音乐一起,他便笑吟吟地大踏步前进,而我只有后退再后退的权力,无法发挥自己学来的花步;刘少奇伯伯的舞姿很优雅,舞步准确轻快,但是他仿佛不太会笑,话也不太多,脸上总是严肃的慈祥,让人有点距离感。不是我偏心,如果在这些国家领导人中选交谊舞“冠军”的话,恐怕非伯伯莫属 我始终认为,我伯伯的舞姿最叫棒,只要伯伯一到场,他几乎再没法在场外落座。他笑容可掬,风度翩翩,舞步娴熟流畅,舞姿优雅大方,尤其是跳“快三”时,他能带起舞伴轻快旋转,满场飞舞。
伯伯没有固定的舞伴,但他有自己的挑选。他事忙,常常是舞会开始一会儿了他才赶到。一进会场,他总是先请舞会上的“大姐”们跳,然后再与舞场内的年轻文工团员们跳。无论请谁跳舞,他总边跳边聊,笑声不断。我挤在人群中排队,好不容易轮上我,伯伯微笑着揽住我的背,迈着轻松轻快的舞步融入舞池,“乐感挺强,跳得还行”,伯伯在我耳边轻轻地夸奖了一句,只是还没等我飘飘然,另一句话又跳进我的耳朵:“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与我跳。”我懂事地点点头,心里却觉得太不过瘾,可也没有办法。
越到舞会的后半段,希望与伯伯跳舞的年轻姑娘们越多越着急,常常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看看快到结束时间了,排队等候的人还很多,伯伯便带上一个姑娘在舞池内转一圈,送回原位,再与下一个姑娘跳一圈,如此一人一圈,保证每一个姑娘不失望空等。
有回一位身材苗条的年轻文工团员等了很久,好不容易轮上与伯伯跳舞,不知是因为太兴奋还是太紧张,平时舞步轻盈的她,上去便脚步慌乱,不断踩伯伯的脚。伯伯越说没事,她心里越紧张,脚下越找不到点儿。她羞红了脸,只跳了大半圈,便对伯伯说:总理,我实在跳不了。正好有位心急的姑娘迎了上前,她紧咬嘴唇,落荒而逃 
伯伯又与几个姑娘跳了几圈,我注意到,每回舞曲间隙,伯伯的目光都在人群中寻觅,终于,他离开排队等候与他跳舞的姑娘们,自己走到一个角落,请出一位姑娘。正好是“快三”的曲子,毛伯伯、朱爹爹、少奇伯伯等许多人都坐下休息,舞池里的人数顿减,舞场显得宽敞了许多。只见那位姑娘随着伯伯的舞步,时而如春风般轻快旋转,时而如湖面上起伏荡漾,两人配合默契,舞姿优美,吸引了众多赞叹的目光。我跟着叔叔随着舞曲,正好转到伯伯近处,只听伯伯笑着对自己的舞伴说:小同志,我就知道你会跳好的 
我不认识这位姑娘,但我注意到她清秀的大眼睛里闪动着晶亮的泪光,噢,我突然认出来了,她就是刚才跟伯伯跳了大半圈便离开舞场的那位年轻姑娘 只不过此时她的神态与刚才判若两人,刚才那样沮丧,可现在,漂亮的脸蛋上挂满了灿烂自信的笑容……
这是发生在伯伯五十多岁时的一件小事,十多岁的我记住了,但是,只是在四十六年之后,在伯伯百年诞辰前夕,我才真正明白了这件小事的深刻意义:
为纪念伯伯的百年诞辰,由我们亲属和伯伯身边的工作人员发起拍摄了一部大型艺术专题片《百年恩来》。为了加强编导力量,剧组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请来一位十分擅长拍摄专题片、在国际上也拿过大奖的著名导演李娴娟,听说她原本手头片约有好几个,只要愿意出马,片酬十分优厚。可她一听说拍《百年恩来》,连片酬多少都没问,立即投入剧本的研究和分镜头本的编写。我与她不认识,却也奇怪,不知为什么,总有点一见如故的感觉。那天午饭后,剧组的几位编剧、顾问一块聊天,有人问及李导,为何高报酬不去到这来 
李娴娟眼里闪烁着泪光,很真诚动情地说:“说实话,我是为自己来的,是为我自己还一个多年的心愿。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曾在紫光阁与总理跳过一次舞,平时我跳得挺好,可等我排队轮上与总理跳舞时,心里像揣了一窝小兔,老踩总理的脚,只跳了一会儿,我脸涨得通红,再没勇气跳下去了,跟总理说了声对不起,赶快逃下舞场。我躲进一个灯影里,真想大哭一场。我垂头丧气,沮丧极了,不断在心里责骂自己没出息,太无能,多不容易有一次与总理跳舞的机会,却这样大煞风景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小同志,我请你跳舞。’我抬头一看,是周总理站在面前 可能是因为放松了,这次我与总理跳得十分流畅,再没踩总理的脚,总理还夸我:‘小同志,我知道你是会跳好的 ’……”
“那一夜,我第一次失眠了,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尊重人格:一个大国的总理,却想到爱护一个普通人的自尊和自信,不让一个年轻人带着自责和遗憾离开,这是一种多么真诚宽厚的胸怀。于是,我永远记住了这次与总理的共舞,我带着感激和自信,更加发奋地努力,最后走上了电影导演事业。我时常想,如果那次总理没来请我跳舞,可能那种失败会成为我自信心的一个最大杀手,想起来就会懊恼和沮丧,也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导演李娴娟……”
我心里十分激动,难道她就是当年我见到的那位年轻姑娘 不,那位姑娘好像比李导个子高些,年龄还要大些,如果推算,现在应该七十左右,再说,那次我是在春藕斋看见的,而李导说的是紫光阁……其实我一细想,李导是不是我看见的那位姑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体味到了伯伯做的这样一件小事,对一个年轻人的成长起到了那么巨大的作用 而他一生做过这样类似的事,真像满天的星星,数不胜数,这恐怕正是为什么“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这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大白话,却能引起巨大的共鸣,广为流传,催人泪下,有这么强的生命力的真正原因。
我在师大女附中上学时,每次周六我先回中南海西花厅看伯伯、七妈,向他们谈谈学校里的事。第二天早饭后就去东城遂安伯胡同和后来的西城区机织卫胡同自己的家看望爸爸妈妈。1955年工作以后,我还是这个习惯。可能是因为我最大,父母之间的一些谈话常常也不避讳我。
那是1959年的一个星期天,我跟爸爸前后脚回到家里,立即发现爸爸平常紧皱着的眉头舒展了,满脸春风喜气。我忍不住问道:“爸,一定有什么事让你高兴 ”
“到底是我的大女儿,一眼看穿了爸爸的心 ”爸爸呵呵笑着:“我刚想告诉你妈妈呢 我调动工作的命令已经下了,下周就去内务部上班 ”
“好呀 ”妈妈也显得挺高兴,可我依然一头雾水。
“秉德,你爸爸身体不太好,当那个仓库管理科科长又太忙,他也吃不消,现在调到内务部机关,离家近些,工作轻松,这不好吗 ”妈妈一边整理手边学生的作业本一边说。
“内务部是管什么的 ”我奇怪地问:“爸爸你能干什么工作呢 ”
“这是你陈赓伯伯出的点子 ”爸爸一边翻着报纸一边解释:“你知道我和你陈赓伯伯是黄埔军校的同学,他为人正派仗义。是他找了内务部的曾山部长,说:周同宇对革命是有过贡献的,身体又不太好,把他调到内务部,你给他安排个合适的工作吧。”
“爸爸,你不是1927年就脱离了革命嘛,还有什么贡献可言 ”我那时还不了解爸爸当年脱离革命的真实情况,话说得不客气。也不怪,我此时已经入党,在我的入党志愿书上,我清清楚楚写着:“爸爸当年离开革命脱离共产党的原因是对革命缺乏信心,有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找借口离开革命。说句心里话,我思想上宁肯爸爸能坚持革命,为革命多做贡献,哪怕因此这个世界上没有我 ”
“秉德,你怎么这样和爸爸说话 ”妈妈提高了声音:“你陈赓伯伯都说,不是只有在党内才能对革命做贡献的,1928年,你伯伯和七妈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到大连被特务跟踪,是你爸爸在吉林和哈尔滨掩护,才脱险。能保护住你伯伯,保住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就如同保护了革命的灵魂和火种,这不是对革命的很大贡献吗 再说,在天津时,你爸爸开的那家货栈,是叶剑英元帅让地下党拨给的经费,由你爸爸经营,专门配合地下党为解放区采购和输送医疗器械及药品等紧缺物资的,为此,1947年7月你爸爸还被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抓去关了半年牢,他除了承认是周恩来的弟弟,没有出卖过一个地下党员。因为敌人抓不到证据,又有你伯伯的同学常策欧等人奔走营救,你爸爸才被放出来,出来后,他没有犹豫,立即又找地下党员周世昌接上关系,重新战斗在隐蔽的战线之中……”
其实,只要伯伯不干预,我相信按爸爸的资历和能力,在内务部安排个好一点的职务,不说高官,干一些轻松的工作,级别高一点的工作,这恐怕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伯伯决不会容许这样的事发生。伯伯去世后,一位知情人告诉我,当时伯伯找曾山部长去,再三明确交待:“周同宇的工作,要安排得职务尽量低,工资级别尽量低,因为他是我弟弟。”
于是,换到内务部工作的爸爸,职务仍然是很一般的。
60年代初,爸爸胃溃疡越来越厉害,伯伯和七妈都劝他开刀,他就是不敢。因为胃痛时常发作,爸爸经常请假在家休息,伯伯还安排他到外地疗养了几次,还请我七妈联系当时协和医院外科名医吴蔚然大夫为他开刀,希望他的病尽快好起来,但他因病仍不能正常上班。当然,像他这样身体不好需要治疗休息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在伯伯那里,只有他成了问题。1963年一次开会后,伯伯留下了曾山部长,向他交待说:我弟弟身体不好,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请你让他提前退休。
曾山部长开始只是口头答应着,并没有去办。因为按照正常情况,退休后,工资再没有机会调整,许多在职时的待遇都会取消,一般人都不愿意退休,有些到了退休年龄的尚且希望推迟办理手续,何况爸爸还没到退休年龄。他猜想我伯伯工作忙,一定不会老记住这件事。
然而,只要爸爸与伯伯是亲兄弟的关系不变,伯伯就不会忘记这件事。
还是在伯伯的办公室里,伯伯的表情十分严肃,口吻十分严肃:“曾山同志,我弟弟退休手续的事我已经交待你几次了,为什么还不办 ”
“总理,最近比较忙……”
“不要找理由 你回去立即办,你再拖着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 他是我的弟弟,怎么能拿着全工资不上班呢  ”
于是,1963年6月,爸爸提前一年办理了退休手续。
提前退休以后,爸爸的工资明显地减少,可是家中六个孩子,除了我和当飞行学员的秉钧外,家里四个孩子都上学,负担很重。
那是个星期天的中午,我回到西花厅,工作了一夜的伯伯正好起床,在客厅他对我说:“秉德,你爸爸退休手续办了吗 ”
见我点点头,伯伯继续问:“我坚持让他提前退休,你爸爸想得通吗 ”
“爸爸还好,倒是妈妈有点想法。”对伯伯我历来是实话实说。
“噢 ”伯伯双臂抱在胸前,头略一歪问道:“说给伯伯听听。”
“反正,爸爸的一贯态度就是这样,‘我一切听哥哥的,哥哥怎么说,我就照办。’妈妈却想到实际问题,她说,如果征求她的意见,她就要说说自己的想法,现在四个孩子读书,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秉德,你有没有补贴你妈妈 ”
“我每月62块钱,交给妈妈20块。这不是你和七妈交待我这样做的吗 ”
“你这样做是对的,儿女应该从小懂得为爸爸妈妈分忧。我让你爸爸退休,你想得通吗 ”
“当然想得通,你不是常说,封建主义时代是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做官,鸡犬升天。我们是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决不能延续封建主义的那一套,正因为爸爸是你的亲弟弟,所以应该更严格,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不应该从人民那里拿全额工资。你是总理,你如果连自己的亲弟弟都管不了,又怎么能去管理别人 爸爸退休后工资是减少了,可是这么多年来,不都是伯伯供给我们学费的嘛,如果没有伯伯的帮助,就是爸爸工作,我们六姐弟上学,早就要向学校申请助学金,伯伯帮了我们这么大忙,妈妈真不该有什么想不通了 ”
“话不能这样说。”伯伯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秉德,你现在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凡事都要站在党性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越是亲近的人,要求越严格,尤其我当总理,只有人正,才不怕影子斜 不过,从一个家庭来说,你妈妈有看法,这也是正常的,合乎情理的。她是个很自立,很自尊的女性。你爸爸就不一样了,他是我弟弟,我们从小也是依靠伯伯养大,当然他从我这儿拿钱去养你们,他不会觉得心里有什么不安,而你妈妈却不同,从她的角度上看,当然应该你爸爸自立,顶家过日子,总拿我的钱,她心里就觉不踏实,不自在。”
“秉德,你给你爸爸妈妈带个信,下星期天,让他们一起来吃饭,我再和他们谈谈我的心里话。其实,我让你爸爸退休还有一层想法,”伯伯的面部表情变得激动起来,“我们原本兄弟三人,你二伯伯早逝,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你奶奶去世那年,我9岁,你二伯8岁,你爸爸只有3岁,你奶奶临去世前,握着我的手,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叮嘱我:你的两个弟弟还小,答应妈妈,一定好好照顾他们……我当时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拼命点头。我答应你奶奶的话,我从来也没有忘记。你奶奶去世后,我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还想到了中国的一句古话‘长兄为父’。当时父亲在外谋生,顾不上我们,我就承担起了对两个弟弟的抚养责任。我们相依为命两年,直到我去东北。如今,我自己选定了这条路,就只能向前,不能退却,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你爸爸不同,他身体不好,早点退休,也能平安地度过下半生,也算我对你奶奶的承诺有个交待。”
我真没想到奶奶在伯伯的心里有这么重要的位置,真没想到伯伯除了有严格的党性,对爸爸还有如海深的兄弟之情,而且他对我的妈妈,他的弟媳的心境也那么体谅,那么尊重……
“秉德,我会交待成元功他们从现在起,每月从我工资里拿出200元,还是由你拿回去给爸爸妈妈。”
“伯伯,不要给那么多 我和秉钧都工作了嘛 ”
“你们六个孩子一人20元就120元了,余下的给你爸爸吃些补养品,他胃不好,体质也太弱了。”
“不要那么多 ”一向温顺的我,这次却有点儿像个刺猬。我清清楚楚记得那次在饭桌上,伯伯在讲要请乒乓球运动员回家吃饭的事,七妈半开玩笑地说:恩来,这个月你的工资可剩几块钱了,伯伯略显意外地“噢”了一声,然后哈哈一笑,说:“行,我就对大家说,是小超大姐请你们的客。”真是说者无心,我这听者有意,心里觉得一阵内疚和难过,伯伯四百多元一个月,每个月光给我们家就将近一半,还有其他亲戚来往,给老部下补贴,总是不到月底,他已经所剩无几,落得请客都要用七妈的工资,这多让伯伯难为情 
“怎么 我这伯伯的钱不要,你准备让你爸爸妈妈向组织伸手吗 如果是这样,我心里能安吗 所以,用我的钱就可以少花人民的钱。”伯伯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秉德,你千万不要觉得用我的钱心里愧疚,你要记住,我和你二伯,你爸爸都是你们的四爷爷养大的,我养你们也只是在尽我应尽的责任,这是我们周家上辈的好传统,希望你们这一辈、下一辈乃至永远,也都能这样有困难互相帮助,而不给国家增添负担,好不好 ”
我除了点头,还能说什么呢 
几乎是从1950年到1968年,几乎每个月,都是由我从卫士长成元功叔叔那儿签字领钱:每个孩子20元,还有给爸爸30元的营养费。从每月105元到120元,后来每月200元,一直到1968年,我们六个孩子全部参加工作为止。
我每每拿着这些钱送回家,心里总觉着是捧着伯伯一片慈爱的感情,日久天长,伯伯的那份真挚的亲情,那份对亲人尽责的精神,像人类不可或缺的阳光时时温暖着我的心扉。每当我在西花厅拿起笔在纸上写好“今领到生活补助费120元——周秉德”之后拿到那些钱的时候;每当我背着装有那些钱的布书包离开西花厅走出中南海西门的时候;每当我拿着这钱交给妈妈的时候,我总会笑容满面,忍不住心对口,口对心地说:我真是此生有幸,竟有一位官职显赫却又充满感情的伯伯 
是的,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是个非常不起眼的姑娘,没有人知道我是国家总理的侄女;在我工作的单位里,除了个别领导,也很少有人知道我的亲伯伯就是周恩来总理。但我却真真实实地拥有 当然,没有因此拥有什么特权,而是拥有了更高的人生的追求,更高的人格修养的标准。我总在叮嘱自己,永远以伯伯为镜子,查找自己身上的缺点,做人就要做伯伯这样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人……
直到伯伯去世以后,我读着一篇篇抒发着内心真情的回忆文章,才知道伯伯、七妈他们的心胸多宽。
1959年八九月间,堂兄华章和他的母亲来北京,伯伯听说后,便约了时间请他们到西花厅做客。吃的是二米饭,席间上了一道红烧肘子,是淮安菜。伯伯看到,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噢,今天还有烧肘子 ”七妈连忙说:“四嫂难得来,今天的菜差不多用了我们一个月肉食定量。”当时正是困难时期,他们为了招待一位故乡来的老百姓亲戚,两位老人竟然把他们一个月的肉食定量都贡献出来了。
伯伯吃着饭,又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七妈说了一句:“华章刚有了小孩子,还有四嫂来,家里一下多了三口人。给华章点钱吧。”七妈答应着,回过头来问华章哥有没有存款。他说:“我有90元储蓄。”于是七妈去书房拿出100元交给华章哥哥,对他说:“这100元你拿去用。你自己的钱就不要动了,平时还是应当有点储蓄的。”华章哥哥看看伯伯,又望望七妈,心里感动,嘴太笨,不知说什么,只答应着收下钱。
吃过饭,伯伯有事,和大家打个招呼,匆匆走了。这时,华章哥哥看七妈还在向工作人员交待:“这吃剩下的菜晚上还可以接着吃。”
1963年,华章哥哥有了第二个孩子,正巧我们的堂哥荣庆到北京出差,伯伯特意让荣庆去看华章一家,又给带去了40元钱,荣庆哥还对华章哥传达了伯伯的嘱咐:“你告诉华章,两个孩子可以了,不准再要了。”
伯伯、七妈帮过的亲属又何止这一家……
王海青是伯伯办公室的一位秘书。1954年,国家为了培养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通过全国统考录取部分在职人员上大学。这时王海青的爱人侯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在七妈鼓励和支持下,她考取了天津医学院医疗系。1955年11月,在学校读书的她突然接到父亲病故的消息。正在她悲痛之时,接到七妈委托她的秘书张元写来信。信中转达了七妈的话:“听说你的父亲去世,希望你不要太难过,把哀痛化为力量,用在学业上去。你在学习期间,经济不宽裕,现托海青转去我的工资费伍拾元,作为给你这次回家往返路费的补助,请收用,并望保重。”侯真阿姨热泪夺眶而出,她把钱寄回老家,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期末考试。七妈那封充满真情的信,她一直珍藏在身边。
1956年8月的一天,王海青一家刚吃完中饭,七妈敲门进来说,听说你们的宝宝要进幼儿园,要花费一些钱,我给准备一下。随手七妈从衣服口袋里掏出80元交给侯真。王海青和侯真眼含热泪目送七妈远去的身影。没有伯伯和七妈的鼓励和支持,整整五年大学她是无法坚持读下来的。
伯伯、七妈帮助过的工作人员又何止这一对 
可是对自己呢,伯伯、七妈节省了再节省,几乎到了自虐的程度:
1960年,伯伯洗脸用的是最普通的505绿色彩条毛巾,一条毛巾洗一年,中间破了四个大洞。成元功给伯伯又买了一条505,只不过是红条条,早晨伯伯从办公室出来,准备洗脸去睡觉时发现了:“我那条毛巾呢 ”
“中间破了四个大洞了,该换条新的了。”值班的卫士长成元功在旁边说。
“两头还是好的嘛 毛巾嘛又不是外衣,只要能用就行 快给我拿回来。”
“总理,那天韩大夫不是说了吗,您脸上毛囊之所以不断发炎,就是因为洗脸毛巾太破、太硬,不断摩擦引起的 ”成元功叔叔以为搬出了医生“明确诊断”,一向尊重科学的伯伯就会服从的。
“有道理。”果然,伯伯点点头,只是成元功还没来得及“得胜还朝”,伯伯一扬眉一眨眼反问道:“成元功,你说纱布软不软 ”
“纱布当然软。”
“好。你去请霍爱梅同志 当时我七妈身边的工作人员 找点纱布把毛巾中间的大洞补一补,这样毛巾又能继续用,而且纱布洗脸软和又不伤皮肤,既节约又保护皮肤,两全其美,对不 ”
“对 ”刚刚起身的七妈正好进来:“等纱布再用破,还可以当擦脚布,不能擦脚了,还可以当抹布嘛 咱们国家还很穷,就是以后富裕了,也要节约呢 ”
于是,那条用纱布补了中间,已经看不清颜色的505毛巾,又继续“亲吻”伯伯的脸……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那条毛巾,谁能相信他的主人竟是掌管一个大国经济大权的总理,一个月收入400 80元的总理 
从伯伯身边工作人员做的一个统计中,我才知道从我手中拿去补贴我们家用的那些钱的分量:
伯伯的工资是404 80元。七妈的工资是342 70元。从1958年算起,到伯伯去世的1976年中,工资累积不足十七万元,伯伯、七妈拿出他们两个人工资近四分之一,即四万多元用来补助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这四万多元,从我手中送到爸爸妈妈手中的恐怕是其中的大头 我记得特清楚,伯伯、七妈在世时经常讲:他们之所以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助亲属和部下,是不愿亲友因困难向国家申请补助,是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 
那是1982年的一天,我和大弟秉钧被七妈找进中南海游泳池 那时西花厅在维修,七妈临时住在那里 。亲子侄中我们两个最大,她找我们去听听她的遗嘱,从遗嘱说起了往事,她说了自己“不但空前也是绝后”的牢骚:
“我在经济问题上,我手中从没拿过一元钱,我和你伯伯的钱,都是秘书、卫士们管,三人小组管理。他们有账。你伯伯死时,留下不到5 000元,都交了党费。别人死都有六个月的抚恤金,我这个一分钱也没要 过去我和你伯伯在经济上对你们的帮助,不是因为亲属关系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对国家对社会应尽的一份责任来管的。管了你们一家外,还管了国盛的妈妈、荣庆的妈妈、孙桂云等,都一直管到了死。尔辉来信说有2 000元债,我用妇联出版了我一本文章和诗的稿费,补了他1 000元,我不能全部管他,只能帮他一部分。那次秉建结婚时欠了账,我帮她300元。”
“你伯伯在钱上更是不管,偶尔地在散步时问问何谦、成元功他们:‘我现在有多少钱 ’他连‘我们’这句话都不说,只说‘我’。他脑子里没有我,大男子主义 可见一个人的世界观改造是一辈子的事 这是1960年前后的事,此后我向他们交待:将我和你伯伯的钱、账分头另记,有时到月底他只剩下两毛六分钱 一次他和陈毅自费请《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吃饭,只好用我的钱。一入场他就宣布:今天请客的是小超 不是我,我已没钱了 这样分头记账记了一年。我这人是不管钱的,今天我也算发发牢骚 我这样发牢骚,不但空前,也要绝后了。”
我当时说:“这太难得了 七妈在我面前发牢骚。我看该发就发,不要闷在心里。我不怕听牢骚 ”话说得轻松,我心里却在流泪。七妈没有至亲,可她老人家为了伯伯和我们周家这一大家人真是没少操心啊 而她的牢骚并不是为了生活的清廉,而是伯伯的“大男子主义” 
当然,作为伯伯亲弟弟的爸爸,为了哥哥,他也心甘情愿地做出了自己感情上的一些牺牲,留下了无法补偿的遗憾。
树高千尺,叶落归根。爸爸也是个十分怀念家乡的人,尤其是到了老年,特别是退休以后,我经常听他在叨念:15岁离开淮安老家,转眼已经四五十年了,真想回家看看 解放后,他也不止一次地向伯伯提出回家看看的愿望。有一回,那是个西花厅海棠花盛开的日子,我们一家被伯伯叫到西花厅看花。那天,春风拂面,阳光灿烂,伯伯兴致很高,一家人在院里合影后,妈妈和七妈在廊前说话,伯伯和爸爸在前庭的花间散步,我牵着小妹妹秉建的手紧随其后。
“哥哥,听尔辉来信说,驸马巷老家的房子太破旧了,尤其是你住过的房子,再不修就要倒塌了,淮安县委已经说了,要帮着把房子修葺一次,先把住在里面的几户人家搬出来,要不要我回去一次,看看怎么修 ”
“不用了,淮安县委来人,我已经给他们讲过了,院子里的住户不许搬迁,我们的房子,尤其是我住过的房子,要塌就让他塌掉,塌平了最好,不许翻盖维修,更不允许搞什么纪念馆组织群众参观,我平生最恨的就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只要我活着,就不许搞。”伯伯讲得十分坚决,毫无商量的余地。
“哎,人生苦短,屈指一算,我15岁离开老家,到今天已经四十多年了,哥哥你比我早离开八年,没回故土已近五十年了,你难道一点不想家吗 ”爸爸的声音有些发颤,听得出,他有些动情了。
“故土难离,我也是人,我也有感情,怎么会不想老家 那里还埋着我们的爷爷、奶奶、娘和十一婶,几十年没回去了,也不知坟头的那几棵树长得多高了 ”
“哥哥,那你就不打算回家看看 ”
“没打算 ”伯伯的回答依然是斩钉截铁。“一个是忙,再一个是不愿打扰地方的同志。前些天淮安县委书记来,我们谈了好久。他告诉我,老家前面的文渠还在,现在还能划船呢 ”
“哥哥,你是总理,你回去有光宗耀祖之嫌,我平民百姓一个,难道也不能回家去看看吗 ”爸爸的声音已经有点呜咽。
“就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 ”伯伯的语气十分肯定:“你想想,如果你回去,县委能不派人接待你、陪同你吗 明摆着要给地方同志增加负担,添麻烦的事,你又何必去做呢  ”
爸爸点点头,深深地叹了口气,话语无奈且有些凄凉:“可能真是老了,我总是想起老家,总爱回忆当年我们兄弟三人一块苦熬的日子,也真想给妈妈坟上添把土。哎,看来,只有等我死了以后,把骨灰送回去,埋在我们老家后院小时候种过菜的地方,以了却思乡之情了……”
伯伯没再接茬,爸爸也没再坚持。现在回忆起来,若说遗憾,爸爸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有生之年没能回淮安老家看看。伯伯在时,是伯伯不准;伯伯去世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坐牢八年的爸爸身体不好,也无法再回淮安。爸爸临终前曾动情地对妈妈说:我死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去,在我老家的后院小时种过菜的地方深埋,让我回到家乡去看看……
我爸爸对童年时的故乡故土真是魂牵梦萦啊 

  ■ 伯伯身为国家总理,仍不忘过去的老战友、老部下,更不忘在他投身革命前的老同学、老朋友。席间对老同学张鸿诰说:“士琴叫你大姨夫,我可怎么称呼你呀 ”“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是1977年由珍藏了五十八年的张鸿诰老先生奉献出来的。

我在西花厅的成长过程中,深深体会到的其中一条,是伯伯身为国家总理,却很念旧,讲情义。五六十年代时,尽管他工作繁忙,日理万机,仍经常抽空约见一些过去的老战友、老部下,以及他们的子女。还有几次将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的一些老同学如李福景、潘述庵、李愚如、张鸿诰等请到西花厅相聚,并由我父、母去作陪,共同叙旧又谈新。
1960年,伯伯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多年同窗好友,并同一寝室住了两年多的张鸿诰,刚从东北调到北京,在水电部电科院任高级工程师。这次请几位老同学相聚,是几十年后第一次见到张鸿诰,席间,伯伯举筷为张鸿诰夹菜时,手一停,问张鸿诰:“纶扉(注:张鸿诰之号),士琴叫你大姨夫,我可怎么称呼你呀 ”
“各论各叫吧,你还叫我大哥,同宇可得随士琴叫我大姨夫了 ”张鸿诰似乎事先有了思想准备地立即回答。
原来,年轻时,1917年伯伯南开学校毕业后,与一些同学同去日本留学。伯伯在1919年的四五月间回到国内并参加了“五四运动”。而张鸿诰仍留在日本学电机,学成回国后在哈尔滨电业局做工程师。30年代我父亲在哈尔滨谋生,就常常去看望这位自己哥哥的老同学,张大哥。
而张鸿诰是我妈妈的大姨夫。我爸和我妈已经相识后,才又互相知道了这层关系,双方都因张鸿诰而加深了彼此的信任和感情,也促成了他们的婚姻。从此我爸当然要随着我妈对张大哥改口称为大姨夫了。
在多年的交往中,有时张鸿诰对我爸、妈谈到他与我伯伯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情形,我妈至今记忆犹新:
“恩来的学习非常勤奋、努力,家中清贫,他就想出为学校刻蜡版的办法,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一年后,因他的学习成绩好,人品好,校长很赏识他,他成为了校内为数不多的免费生。”
“恩来在学校还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十六岁时与两个同学发起组织了“敬业乐群会”,创办了会刊,组织会员阅读进步书籍、报刊,开时事讨论会、讲演会等。他不愿当头,让别人做会长,可大量的实事都是他干。他从来不计名分,同学关系、师生关系都处得很好。”
这次席间,张鸿诰还对我伯伯说:“你离开日本前写给我的诗,我还保存着,将来我要拿出来交给博物馆。”
“我那首诗交到博物馆 不够格,不够格 ”伯伯立即想到四十年前的那首诗,忙真诚且谦虚地回答。
聚会临别时,伯伯送给每家一包花生米,这在当时的经济困难时期,可真是一份极受欢迎的礼物呢 
1977年初,为了悼念我伯伯去世一周年,也为了慰藉我伯母邓颖超,张鸿诰把我妈妈找到他家中,给我妈看这件他历经战乱、精心珍藏了五十八年的伯伯的一首诗的手迹,请她转交给伯母。我妈打开这幅字体娴熟的诗,诗中写道: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当时张老先生回忆说:“1919年初,恩来在日本要回国前,我们几个同学为他饯行,事前准备好了笔墨纸张,席后互相提笔留言,这时恩来想起他1917年9月在天津登轮前往日本时做的一首七言诗,题写下来赠送给我。”
张鸿诰还特意介绍了一段经历:“恩来的这首诗,我一直珍藏着。回国后在日伪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代,时常有被军警突然搜查的危险,我为了保存这首诗,实在没办法,只好忍痛把恩来的签名部分裁掉,再裱糊起来,把它和其他字画混在一起。并准备好如果军警问到这是谁写的,就回答说:我不知是谁写的,这是我在字画摊上看到,认为这字体好,买下来的。手迹这样才保存下来。”
我想,如果没有张鸿诰老先生冒着危险精心珍藏,我们现在也就看不到这首表达伯伯少年壮志的诗篇了。可想而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不知伯伯还有多少文章、诗赋等手稿失散世间,未被人们发现,现在想起就深感遗憾。 第三章

敬老养老是伯伯的家风

■ 1949年冬天,六爷爷被接进北京城。成了伯伯亲自批准聘请参加政府工作的周家惟一的一位亲属。

如果不是有1952年8月的这张照片,如果不是看见照片上我坐在伯伯身边用筷子夹起长长的面条在“埋头苦干”,为六爷爷庆八十大寿这件事,我已经完全淡忘了。那个年代,我们与伯伯虽然朝夕相处,也是难得拍张照片的。如果不是当时伯伯的警卫秘书何谦,就不会有这样一张照片。当然一定是伯伯、七妈事先安排让拍的。可以想见,对这次宴请,伯伯、七妈是很当回事的 看着照片,近五十年前的往事,一幕接着一幕浮上心头……
1949年底,我从学校回来,天已经快黑了。七妈招呼我:“秉德,你伯伯就要回来了,今晚天气也不太冷,你到大门口去迎一迎,陪他多走会儿路,这两天他总在开会,活动太少了。”
“好 ”我答应一声,就蹦蹦跳跳来到大门口。
汽车进了大门,伯伯就下了车。我迎上去说:“伯伯,七妈说让我陪您走回家。”
“好啊 ”伯伯随和地笑着,与我一边走一边聊开家常:“秉德,刚刚接到信,你六爷爷就要到北京了。”
“哪里来的六爷爷 ”我忍不住奇怪地问:“伯伯,我过去有爷爷、四爷爷,他们都去世了,现在又要来一个六爷爷,我怎么那么多个爷爷呢 ”
“因为我们周家是个大家庭,你爷爷辈亲兄弟加堂兄弟共有十一个,论大排行,你爷爷排行老七,这位六爷爷是你爷爷的堂兄,他是你爷爷辈里过去做事地位最高的一位了。现在你爷爷辈还健在的只剩下这六爷爷了。
“六爷爷过去是干什么工作的 他现在有多大年纪 ”
“六爷爷今年也有七十六七岁了。”伯伯拧起眉头想了想说:“当年,你爷爷辈的兄弟,都去拜过绍兴师爷,给人家做徒弟,但多数都没学成,只有你二爷爷、六爷爷学的较好,你六爷爷还中了举人,做了师爷,后来曾给袁世凯做过秘书,在中南海办过公呢。”
“袁世凯不是坏人吗 ”我有些吃惊,不禁脱口而出地问道。因为伯伯一向是嫉恶如仇,想当年爸爸脱离革命,伯伯都抹下脸来批评他,而六爷爷曾经给坏人当过秘书,当然为虎作伥,伯伯为什么反而和他亲呢 那个时代,学校里的教育都是非常直观的,红就是红,黑就是黑,不革命,即反革命,从来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选的 
“秉德,看事情不能那样简单,你六爷爷做事的那个年代,共产党还没有诞生嘛,他在袁世凯的大元帅府办事处任秘书时,曾经力主南北议和,并一再为南北和平统一而奔走呼吁。袁世凯一宣布要称帝,你六爷爷就提出辞职回到淮安,带着儿孙住在离驸马巷不太远的一幢条件比较好的房子里,我小时候就听说,此房子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的故居。”
“伯伯,你一说住那幢房子的爷爷,我记起爸爸和我说老家事时提到过他,就因为你学了洋学堂,参加了革命,那位爷爷就以你为反面教材,再不准自己的儿子读洋学堂,都关在家里请私塾先生讲四书五经呢 ”
“这我也知道。”伯伯点点头抱着双臂站住了:“不过,这也是事实,当年我如果不离开淮安,不到沈阳、天津读书,也不会走上革命道路,也可能和留在家乡的兄弟一样沉沦下去呢 ”
“伯伯,按说六爷爷家一直当官,家境应该比我们家要富裕些,你和二伯、爸爸离开淮安后,八奶奶家里那么穷,也没见他伸把手帮助接济一下呀 ”我还是有点想不通,为什么人穷的时候,走背字的时候,亲戚朋友常常都烟消云散了,一旦人做官了,有名有利了,亲戚朋友都会像晴朗夜空里的星星,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数也数不清 伯伯告诉我:“那时六爷爷也是吃老本不富裕呀 ”
真是,从随伯伯住进中南海后,我才知道我们周家之大,亲属之多 真是隔三岔五,就有人往西花厅自报家门,周姓为多,其次陈姓,鲁姓也有过。我听成元功等几位工作人员算过一次,建国后一两年间,敲西花厅大门,自称是周恩来亲戚的不少于一百人 我伯伯离开淮安老家时才12岁,许多人都不清楚哪房哪门的,于是常叫我带条子回家去问我爸爸。爸爸离家较晚,对各房亲戚关系、名号有所了解。为了能对周家各房的关系、名字理出头绪,1965年春天,由爸爸一房一房地说,我一笔一笔地记,并列出了一张系列表。没想到这张家表还真的派上了不少用场 见正文后“周氏家表” 。
“秉德,你还小,但有一条你要记住,看人一定要从大处着眼,不能苛求,尤其是生活在旧时代的老人,只要他做过对人民有利的事,就应该记住他。就像你六爷爷,他当官时曾为人民做过两件好事,这是不应该忘记的:第一,他在江苏督军李纯秘书长的任上平息了江、浙两省的一场军阀战争,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了战火的涂炭;第二,袁世凯称帝时,他没有跟着袁世凯走,这是他政治上有远见的地方。你六爷爷是1929年举家搬往扬州的,七七事变后,扬州被日本人占领,他的旧交挚友中有些人当了汉奸,出于他的名望,日伪方面也曾多次请他出山,你六爷爷不卑不亢,坚持隐居。1946年,他从报纸上得悉我到了南京,即刻专程赶到南京梅园与我见面,如果不是国共和谈很快破裂,我又离开南京,那时我就该把老人接到身边。哎,忠孝不能两全,对生我的父亲,特别是养育我的四伯父,我都没有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现在你六爷爷要来北京,我可以尽一个晚辈的义务和孝心了。”
“六爷爷来也住在中南海吗 要不要把我们的房子腾给爷爷住 ”
“不用,你六爷爷的住处我已经安排好了,住在远东饭店,那是政务院交际处所属的一个招待所,里面已经住了不少知名人士。这次你六爷爷带一个成年的孙子周华章来京,照顾他的起居生活。不久北京将成立中央文史研究馆,让你六爷爷到那去工作,既能发挥他的长处,又为人民做点好事。老有所为才能安度晚年。你说对不 ”
伯伯的声音不大,却极有磁力,是那种从心灵深处发出仿佛带有历史回音的声音。在点头的片刻,我已经把伯伯那种对前辈的真情和孝心深深地烙在心里。
六爷爷到中南海西花厅的那天,伯伯、七妈特意把爸爸、妈妈及我们孩子们都接到西花厅,全家聚齐,为六爷爷接风洗尘 六爷爷满头银发,白须飘然,一身黑布中装棉衣裤,一双白边黑布棉鞋,虽已是七十又七,可腰挺背直,面红带笑,思维敏捷,谈吐潇洒,虽说一身布衣,可老人家见过大世面的坦荡自若和日月风霜磨炼出的仙风道骨丝毫没受影响。
伯伯、七妈站在西花厅的大门口迎接。我六爷爷下车后,伯伯伸出双手紧紧握住老人的手,用他很浓的淮安口音亲切招呼说:“六伯父,一路上辛苦您老人家了。这次来,就不用再回苏北老家了。既来之则安之吧。”说着连忙招呼七妈过去和六爷爷见面,伯伯和七妈一直陪坐在我六爷爷身边,与老人谈笑风生。我坐在伯伯的对面,注意到伯伯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一直看着六爷爷,那含笑的眼神,不乏对长辈的恭敬,对亲人的关切,对亲情的珍爱。那一刻,仿佛六爷爷是伯伯心灵中惟一最重要的内容。恐怕也正是伯伯的那种专注尊敬的神情,使六爷爷的神态越发自然轻松,谈天说地,不断发出朗朗的笑声。那种属于伯伯特有的专注眼神,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伯伯在世时,我只有所感慨,直到伯伯去世后,我从许多过去伯伯的新闻记录片中又看到了多次伯伯那种熟悉的专注的眼神,让我热泪盈眶。许多回忆文章,不管是外国友人还是中国人,不管是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凡是见过伯伯,并与伯伯谈过话的人,都感受到他那专注眼神中内含的亲切和尊重,仿佛那一刻他自己就是周恩来眼中的惟一和全部,于是,短短的半小时或是几小时的接见和谈话,让人记住一辈子,感动一辈子,有的甚至于改变了自己一生的道路。
1951年上半年,中央文史馆正式成立,六爷爷由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推荐,担任政务院总理的伯伯亲自批准,正式被聘为首批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这也是伯伯亲自批准的对自己的长辈以至周家亲属所做的惟一一次工作安排。
后来,我常听六爷爷的孙子华章哥哥说:六爷爷学习可认真了。那时《毛泽东选集》还没出版,为了提高自己的觉悟,跟上新社会的发展,77岁的老人家,每天吃罢早饭,便戴上老花镜,铺纸研墨,手握毛笔,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一字不漏地抄写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华章哥哥怕老人累着,劝六爷爷不要抄,告诉他书很快会印出来的。老人家却执意不肯,他说这是古训,也是他多年来养成的学习的习惯: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抄一遍,记得准记得清,也更容易理解。他老人家也确实学有心得,联系自己的沧桑经历,提笔写文章向报社投稿,赞颂新中国的成立,赞颂共产党的领导。
1951年,在建党三十周年的庆祝会上,六爷爷还被推选为中央文史馆的代表,和曾担任过毛主席老师、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符定一先生一起向毛主席敬酒,表示衷心的祝贺。
还有,自从六爷爷来到北京后,西花厅再不用担心找上门来冒名认亲的人了。1951年11月,六爷爷曾特意给伯伯的行政警卫秘书何谦写过一封信,详细说明了当时在世的远近亲戚。他老人家亲自用毛笔工工整整抄写出的,有三千多字,这是当时关于伯伯亲属最为全面具体的一份资料。

■ 伯伯又从淮安接来了八奶奶,最后是他为老人家养老送终。

1950年秋,当西山枫叶红遍的日子,伯伯又把淮安的八奶奶接到了北京。八奶奶宽宽的脸膛,慈眉善目,常常是话没开口,脸上便浮起浅浅的笑意。她虔诚地信奉观音菩萨,长年吃斋念佛。记得有回我从学校回来,八奶奶正在西花厅,刚巧一个电话找七妈,我便代替她陪着八奶奶说话。她拉我坐在身边,一双满是老茧的手,捧着我的脸蛋上下打量片刻,用难懂的淮安话:“阿弥陀佛,秉德,你是个有福的人哟 ”真的,我知道八奶奶是个很可亲的人,可惜,她的淮安口音太重,我基本像听天书,也无法与她多聊天,多交流,只会笑着面对她频频点头。
看得出,伯伯、七妈对我的这位八奶奶也特别尊重、关心,安排她在惠中饭店住下,常接她和她的孙子周尔辉到西花厅来玩,还陪她去游过一次颐和园呢 凡是接八奶奶到西花厅的那天,伯伯无论多忙,也常利用饭后那一会儿工夫,陪八奶奶唠唠家常,问问家乡的人和事。
可是没住几个月,八奶奶执意要回淮安老家,伯伯、七妈再三挽留,可还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八奶奶非走不可,而且坚持要一个人走,把陪她来的孙子周尔辉留在北京读书。尔辉哥哥很孝顺,要送八奶奶回家再回来念书,八奶奶又是固执地直摇头:读书是大事,不能耽误 
伯伯能指挥千军万马,却当不了一个老太太的家,只好在春节前,让八奶奶回淮安去了。八奶奶临走前,伯伯也让爸爸、妈妈和我们全家到西花厅聚餐为老人送行,瞧着喜气洋洋的八奶奶,我真有点想不通:北京是大城市,淮安是个小地方,八奶奶在北京吃有现成的,穿也不用愁,伯伯、七妈又总是特别地关照,她何必有福不享呢 
1953年夏天,八奶奶又来了一次北京,还是住在惠中饭店。她来北京一是为了治病,二来主要是看看她从小带大、从未离开过的孙子周尔辉,看看他在北京上学能否过得习惯。她住了一个多月,感到放心了,又要返回淮安去。临走时,她向我伯伯反映:街坊邻居们都提醒她,驸马巷的房子和祖坟都太破旧了,都该重新修整一下。伯伯是完全反对这样做,就专门派了中央警卫局的干部王雨波护送八奶奶回淮安,同时转告淮安县政府自己的三点意见:
一、八婶的生活费今后由我来照顾,县政府不要再管了 刚进城时,伯伯是供给制,他赡养的亲戚只好由当地县政府给予适当的补贴,但到1953年国家各级干部都实行了薪金制,伯伯决不肯再给当地政府增加负担 ;
二、驸马巷的房子不准修,不准让人参观,更不准宣扬我出生的那间房子,凡已有住户者,不准让人搬家;
三、祖坟要平掉,遗骨要深埋,把土地交生产队使用。
为了这第三条意见,他事先还找了我父母前去西花厅商议过,因为这坟中埋着他们共同的祖父、祖母和母亲。伯伯说,这是家里事,他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1956年,八奶奶病重了,在淮安县医院治疗,她自知不久于人世,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自己的家乡。为了感谢当地政府对八奶奶治疗上的关心与照顾,特别是医疗费用和善后费用,伯伯请秘书以他的名义给县政府寄了三封信,汇了两次款,直到1956年年底,八奶奶去世。事实上一直是伯伯为他的婶母养老送终的。
如果算算去颐和园游览最多的一年,就算1951年。那一年去的次数,可以顶上后来的好几年。为什么 因为那年夏天,七妈生病了,身体十分虚弱,住在颐和园?鹂馆后面的一个院落里养病。那会儿伯伯很忙,但也常常抽空去看七妈,去时,也常带上我们三个孩子,显然是想给七妈添点乐。当然,这一回回的探望,也得益于在伯伯身边工作的叔叔们的催促和安排,因为去颐和园看病人的人,在湖边绿荫中走走,坐船在湖上荡荡,这不正是最好的休息嘛。话说回来了,如果不是七妈在颐和园,叔叔想请伯伯去颐和园游玩,恐怕是绝难办到的,因为伯伯只要在西花厅,办公室就是他最喜爱的地方。我时常想:莫不是伯伯那张宽大的但也是普普通通的办公桌有极大的魔力 否则为啥他往那一坐,就两眼放光,特有精神 
许多事情我都是长大后,特别是“文华大革命”以后才知道的:那个年代,伯伯既要管国内经济恢复,又要管国际交往,还实际负责着抗美援朝志愿军的作战指挥和全部后勤保障工作。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是家常便饭。他曾经累得昏倒过。可是当年我们竟一点都不知道 因为伯伯在我们面前永远是腰背挺直,衣装整洁,思维敏捷,目光炯炯,每回面对伯伯,当年我这个初中生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的是斯大林的那句名言: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安排七妈到颐和园休息的医生,恐怕真有“一箭双雕”的美意呢 
我们随着伯伯走进颐和园,暮色之中,清风拂面,十分惬意。汽车是停在公园的东门口,我们跟在伯伯身后走进公园,进门前,伯伯从不忘提醒工作人员:一定要买门票。伯伯仿佛不会漫步,他步履总是轻快有力,到公园又总是轻车简行。他常穿着一身灰布中山装,身边除了几个孩子,仅一两个随行的,走在湖边长廊里,与公园里的普通游客没有什么区别。有的迎面与伯伯擦肩而过,丝毫没有察觉;有的分明觉得眼熟,擦身过去后又恍然大悟,惊喜地回过头来指指点点;也有少数对面认出来的,他们快步迎上来,欣喜地与伯伯握手,亲热地聊上几句。
秉钧到底是男孩子,他拉着上幼儿园大班的妹妹秉宜,又蹦又跳地跑在前边;我毕竟上初二了,十三四岁已经有些少女的味道,便文文静静地跟在伯伯身边。这时的伯伯显得比平时更轻松些,他浓眉舒展,面带微笑,和着脚步,嘴里很有节奏地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只放在胸前的右手,也有力地打着拍子,我便跟着他一起唱。伯伯唱这首歌,曲谱咬得特准,歌词也一句不错。有时,伯伯指着长廊上的一个个画面,边欣赏边给我讲解。告诉我说长廊上的这么多画都不重复,而且每幅画面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每回我们一进院子,“七妈好”的问候声立即给?鹂馆后面的一个安静的小院平添了家的温馨。伯伯在七妈屋里坐会儿,没说两句话,七妈便笑着提出:“既然到了颐和园了,就别闷坐屋里,辜负了大好的湖光山色,走,一块到外面转转。”有时也说:“我天天到湖边散步,今天就不陪你们。恩来,你带孩子们一块去划划船吧。”那时我只是顺着七妈的意思办了,直到以后长大了,才体会出当时是病人的七妈的良苦用心:她体质很弱,照理希望丈夫在屋里陪她坐坐,她出去陪着走那么多路,其实是很辛苦的;可是,她更心疼丈夫太忙太累,她宁可自己累点,也要陪丈夫在湖边走走,自己实在吃不消时,宁可丈夫少陪自己一会儿,也要让丈夫在大自然里活动活动,换换脑子。我每每回忆起伯伯和七妈的这些往事,就能品味到“相濡以沫”的滋味。
记得那回我们坐上一条带篷的游船,船工用篙往水中一点,小船便平稳地离开岸边,穿行在亭亭玉立的荷花和托着水珠的荷叶之间。晚风迎面,清香扑鼻,让人心旷神怡。
我把手顺着船沿伸到水中一边玩着水,一边好奇地问伯伯:
“您在淮安老家有没有划过船 ”
“怎么没划过 ”伯伯浓眉往上一扬,头微微一歪,声音清亮地告诉我:“我们老家门前有条文渠,小时候,家里几个男孩子常常在文渠里划船打水仗,那时真没少让你八奶奶担心。真快,八奶奶回淮安大半年了,也不知近来身体怎样 ”伯伯最后两句话仿佛是自语,但从他的眼神中,我读懂了他对八奶奶的惦念……
还有一点我印象也特别深,那便是每次去颐和园看七妈,那个位于颐和园东北部的园中之园——谐趣园,伯伯都一定要去走一走的。当然,那里的景致的确美,它仿佛浓缩了整座颐和园的秀丽,像一座精致的盆景:中间是开满荷花、睡莲的静池,四周是亭台长廊环绕。伯伯、七妈领着我们漫步其间,仿佛置身在一幅精美的山水画中。一次伯伯招呼七妈和我们:“来来来,就在这里拍张照片吧 ”于是,潇洒的伯伯、微笑的七妈和我们三姐弟,与身后高挺出水面盛开的荷花、满池翠绿的荷叶和亭台水榭瞬间化为了永恒。
当然,直到三十七年后的1988年,当我第一次踏上淮安故土,许多往事才找到答案。
走进了家乡的勺湖公园和又一勺公园,立刻觉得那样亲切、眼熟,陡然记起谐趣园,怪不得伯伯对谐趣园那么情有独钟 是呀,谐趣园虽说比淮安的又一勺公园精致得多,细巧得多,却真正内含了江南园林秀美的神韵,当年伯伯沿着谐趣园的曲径中行走欣赏风景,是不是也在宽慰自己平时无暇念及的思乡之情 
当我第一次听淮安的老领导讲出伯伯亲口对他们说过的自己小时候划船的故事,我才真正理解了伯伯内心深处的那片真情。
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是1958年7月到西花厅见伯伯的,那一天,伯伯与他谈了四五个小时,问及故乡淮安的变化十分仔细,谈到自己童年的往事。伯伯当时动情的神态和深情的回忆,给他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常常在文渠划船打水仗,大人怕出事,把小船锁起来,我们就悄悄把锁敲掉,划船远游,吓得家长们敲起大锣,满街巷吆喝寻找。”
“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把船从文渠划到河下去,我的婶娘守在码头左盼右望,直到太阳落山,才见我们船影。她急忙跑步相迎,身子晃动一下,差点跌倒。我很怕,心想,这回免不了要挨惩罚 可婶娘半句也没责备,相反,一把紧紧地搂住我,眼泪刷刷往下淌,这比挨了一顿打还使我难受,我忍不住也哭了……”
那晚,在县委招待所里,王汝祥副县长向我回忆伯伯这段谈话时不断感叹伯伯身为国家总理,却从没遗忘上一辈老人的点滴养育之恩 
那一夜,我想了许多。我恨我自己那时太小,太木,太浅,守在伯伯身边,却无缘听到伯伯发自心底的声音。我从来没想过战争年代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伯伯,多少次亲眼目睹着身边最亲爱的战友倒下去牺牲了的伯伯,建国后又有成千上万件国家大事要张罗、要操心的伯伯,心底还牢记着八奶奶当年紧紧搂住自己,眼泪刷刷往下淌的那一幕,还向家乡人坦言自己从怕受罚,到情愿挨一顿打的惭愧眼泪和内心震动 要知道,伯伯讲这些事时,那一幕,那份情,已经发生了五十多年 这漫长的半个世纪,本可以淹没洗刷掉多少往事,本可以筛去淡忘多少感情,可是流失的岁月没有动摇更没夺去伯伯那段记忆和那片真情 只有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伯伯1953年又一次接八奶奶到北京看病,并从开始实行工薪制后,他一直负担起八奶奶的生活、医疗乃至最后的全部安葬费用。伯伯一生一世从没忘怀八奶奶在他童年时代的养育之恩。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长大了,成家了,当妈妈了,又有了双胞胎孙孙了,当奶奶了,也步入花甲之年了,我才真正能体会到八奶奶当时的心境:人活着,确实一天也离不开吃和穿,然而,人与动物又有根本的不同,人是感情动物,如果只有吃有穿,像八奶奶当年如果在北京住下来,她有力无处使,说话别人听不懂,与周围世界无法进行感情交流,人一定觉得心里无着无落,孤独伤感,度日如年。即使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 不少儿女到国外事业有成后,花钱费劲,兴冲冲地把年过花甲的父母接出国门,让他们住上花园洋房,出门便有专车,所过的生活条件比国内城市,更别提农村要强得多,可是往往老人住不了两三个月,顶多半年,说什么也要回国,回家,回到自己的一片没那里干净、美丽,更没那里富裕的天地。为什么 老人归纳得十分贴切:不懂外文,“没嘴”;不会开车,“没腿”;不能交友,“没味”;度日如年,整个是“坐监牢的滋味” 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到老了,吃穿好一点差一点,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一个熟悉愉快的生活环境,精神舒畅,一切都是美好的,反之,就是顿顿山珍海味,也是无法感到幸福的。

  ■ 六爷爷思念故乡,为顾全我伯伯,他毅然断绝自己回乡之念。老人过八十大寿,伯伯扎上围裙,亲自下厨房做了两道家乡菜:梅干菜烧肉,清蒸狮子头。

我上师大女附中的那几年,周六回到中南海,有时自己碰见,有时听工作人员说,伯伯又接我六爷爷到西花厅来了。坐在西花厅的客厅里,我的伯伯与我六爷爷总有说不完的话。我注意过,他们谈话,谈及清末民初政府各级机构的建制,各级官吏工资安排等等问题,六爷爷讲解得十分仔细,伯伯也听得十分认真、专注,还不时用纸笔记下什么,像一名求知欲极强的学生。我心里常想,六爷爷讲的那些东西,伯伯并不是非要向老人家请教才会知道的,平时他是没空,可是只要他开开口,请哪位秘书查一查,都是非常方便的事,伯伯之所以如此认真地请教六爷爷,当然有他“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行必有我师也”的好学的一面,但是不是也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在抚慰六爷爷的心,让六爷爷感到自己老有所为而非老朽。果然,后来听华章哥哥说,每回六爷爷到西花厅与伯伯谈过一次话,回去都要高兴好几天,直说自己真想不到临老临老,还能为当总理的侄儿出点力。
1952年4月的一个周六傍晚,我从学校回来,刚进西花厅大门,就被院内的那几株海棠树迷住了。满树海棠花怒放,在火红的夕阳中如霞似云,春风摇动着花枝,一只只蜜蜂在花丛中哼唱着飞舞 正巧遇到伯伯下汽车进门。我便像往常一样陪他在院里海棠树下散步。
望着满树满枝花姿正艳的海棠,我忍不住唱起在学校刚学会的苏联歌曲《红莓花儿开》,伯伯也神情轻松地随着旋律哼唱起来,右手还微微抬起打着拍子。我心里开心,又说开傻话:“伯伯,这么美的花,要是永远开不败该多好呀 ”
“花开便有花落时,这是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嘛 人不也是一样嘛,有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也有无法抗拒的老年时代的到来。”伯伯顿了一下,转了话题:“对了,你明天去看你爸爸妈妈,记得给我带句话。”
“什么话呀 ”我一向是直言快语。
“你对爸爸、妈妈说,就说我说的,六爷爷年纪大了,他们有空常去看看他,陪他说说话,人老了,太冷清就更想老家了。”
我点点头,忍不住问道:“伯伯,是不是六爷爷也想回扬州啦 ”
“不是。在扬州的恩夔是你六爷爷的独生子,他已经去世了,六爷爷到扬州只能看到几个孙子。”
“这倒是。”我知道心细的伯伯担心六爷爷难以承受老年丧子的打击,早已征求过六爷爷的意见,除了孙子华章外,又把他的曾孙周国镇从扬州接到北京,一边上学一边陪伴老人家,而国镇的一切开销,包括吃穿及上学的费用,由伯伯和国镇的五叔周华章共同承担着。“伯伯,是不是六爷爷又向你提出去绍兴故居看望 ”因为我听爸爸说过,去年六爷爷曾经向我伯伯提出过,这里生活虽然有人照顾,吃住不愁,但是人老了总是念旧,他想乘绍兴老家还有些故旧亲朋健在时,回到离开许久的故乡。
有一回伯伯把我六爷爷又接进西花厅,爸爸一旁作陪。伯伯话语婉转,只是原则依旧:
“我派人送您老人家回绍兴这并不难,可是,只要知道您回去了,绍兴县政府能不出面吗 他们一定会给您特殊的接待和照顾。这样无形中就给当地政府增加负担,也影响人家的正常工作,对不对 再说,我作为国家的总理,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一向反对‘衣锦还乡’的旧习俗,希望在全党、全国树立起四海为家的新风尚,您老人家看,我如果这样要求别人,是不是就应该首先从自己家里人要求起 否则我再说什么也没有力量,对不对 ”
六爷爷当然有些失落,但他毕竟是位见过世面且很有自制力的老人,他不愿让当总理的侄儿太为难,便不再坚持回故乡省亲的事。不过,思乡之情,并不易解脱,所以,我猜想六爷爷现在又提出想回绍兴了。
伯伯摇摇头,话说得十分动情:“没有 你六爷爷真是位识大体顾大局的人,这一年多来,他再没向我提出回故乡的事,其实,我心里明白,老人家到了风烛残年,只会越来越想念家乡和家中的亲人 我工作太忙无法分身,没法经常陪陪你六爷爷,只有请你爸爸、妈妈多尽点心了 ”
第二天,我把伯伯的话转述给爸爸,爸爸眼里顿时浮起理解的目光,急忙收拾几样食品,招呼我:“秉德,走,咱爷俩这就去看你六爷爷 ”坐在公共汽车上,与我挨肩坐的爸爸,轻声跟我说了一路:你伯伯这么忙,心里还总惦着你六爷爷,接他到西花厅,邀他去颐和园,送票让老人家去听越剧。他对老人家的一片孝心一片真情,具体实在。只可惜你爷爷奶奶去世早,如果他们能够活到今天,还不知会多高兴多安慰呢 
1952年8月的一天,西花厅里热闹非凡,那天是伯伯亲自安排的,让我们一家及六爷爷的孙子华章、曾孙国镇,都到西花厅里参加家宴,为六爷爷做八十大寿。
我开始真有点百思不解:六爷爷今天明明是79岁嘛,怎么说是做八十大寿呢 我看伯伯与六爷爷谈兴正浓,便悄悄问坐在一边的爸爸:是不是算错了年份。爸爸耐心地告诉我:你这个实心眼也没错,六爷爷今年确实是79岁,但是按照我们家乡的习俗,做寿都是“做九不做十”。我还有点想不通,心里暗暗嘀咕:现在是在北京呀,伯伯不是最提倡新风尚的嘛,怎么在这件事上却循着旧习俗呢 对于15岁的我,还不懂得伯伯对长辈的那种尊重和孝心。
吃饭前,伯伯招呼我们小辈的孩子,挨着个去向六爷爷鞠躬祝寿,他拍着巴掌,点名让我们给六爷爷唱歌、表演节目。歌声笑声中,我突然注意到伯伯不见了。我也不觉奇怪:伯伯是个大忙人,一定又去办公室处理什么重要的事情了吧 
“可以吃饭了 ”听见伯伯的招呼声,客厅里的人抬头一看,不觉都有些意外,刚才还穿着洁白短袖衣的伯伯,此刻胸前扎上了一条白布围裙,手里还端着一个热气腾腾的菜碟,他动作利落地往桌上一放,大声说:“秉德、华章快扶六爷爷入席,大家一起入席,今天是为了给六爷爷祝寿,我特意做了两道家乡菜:绍兴梅干菜烧肉,淮安清蒸狮子头。味道地道不地道,要请六伯您老人家打分了。”
六爷爷笑吟吟地先夹了一筷子梅干菜,放进嘴就连连点头。
反正我们孩子都没吃过家乡菜,只要是荤菜都好吃,我也记不清六爷爷当时怎样评价伯伯做菜的手艺,只记得伯伯做的那两道菜都吃得底朝天,只记得六爷爷那天总在呵呵地笑,白胡须不停地颤抖,那满意幸福的模样,让人无法忘怀 
第二年的9月2日,六爷爷患老年性气管炎在北京去世了,伯伯、七妈带了我们全家,一块去北京厂桥路北的殡仪馆嘉兴寺向六爷爷的遗体三鞠躬,是伯伯主持的入殓仪式。过了四天,为六爷爷出殡时,伯伯太忙,实在无法亲自来,是由七妈带着我们全家老小,亲自送灵到北京东郊第一人民公墓,并为六爷爷的墓地铲下了第一锹土。
记得弟弟妹妹小,好像还有点怕,总往爸爸、妈妈身后躲。我没有一点怕意,因为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为老人送葬了。1944年,我们家搬到天津的第二年,四奶奶去世了,那时妈妈刚生了妹妹秉宜还没出满月,就由我这个7岁的长孙女替我妈妈为四奶奶守灵。
记得在小院子里,我和爸爸并排跪在四奶奶的棺木边,亲戚朋友街坊四邻上门来吊唁时,我和爸爸就磕头还礼。一则我小,还不太懂死亡是什么意思,加上我与四奶奶相处一年不到,没有太深的感情,觉着应该哭,可眼睛干干巴巴的,没有一点想掉泪的难受劲。可是转眼偷偷一看,跪在身边的爸爸眼角的泪珠不断,我立刻像小猫抓心,觉得自己不哭太不对了,即便爸爸不说,邻居不讲,班里的同学看到了,也会笑话我没肝没肺,于是,赶紧低着头,悄悄用手指在嘴里蘸点口水往眼睛下边抹。我真是第一次看见爸爸哭,我真没想到爸爸也会哭,更没想到失去四奶奶,他会哭得那么伤心 
至今我还记得,我们披麻戴孝把四奶奶的棺材送到墓地下葬时,爸爸还让我和弟弟把带来的小馒头咬一口后再丢到墓坑里。说这是规矩,活着的人咬过的馒头,死了的四奶奶才能接着……
四奶奶是伯伯的亲伯母,伯伯在天津南开上学时,得到四奶奶的多年照顾,四奶奶去世后,爸爸曾经写信到重庆告诉了伯伯。抗战时期,伯伯未能赶来天津守在老人身旁。现在六爷爷去世,伯伯有条件照应了。我看到伯伯、七妈悲痛肃穆的神情,简洁又不失庄重的仪式,让16岁的我记了一辈子。

  ■ 四爷爷、四奶奶在世时就夸我伯伯孝顺,我七妈知礼。

记得那次为六爷爷祝寿后从西花厅回来,我跟爸爸、妈妈一路散步回家。走出中南海西北门,我回头望了望,不自觉地长叹了一口气。
“小小年纪也有什么心思 ”爸爸打趣地问我。
“还是六爷爷福气好。”我不无感慨地说:“如果爷爷、四爷爷都在多好,可惜他们都去世太早了,没有过上今天的太平日子,连中南海的大门都没进过……”
“是啊,说起来你六爷爷真要算周家他那辈人中最有才干也是最有福之人,不过,也是你伯伯七妈孝顺老人,过去你四奶奶在时,就常夸奖你伯伯孝顺,你七妈知礼。”妈妈接过话题。
“四爷爷、四奶奶还见过七妈 我怎么不知道 ”这真令我意外。按说伯伯、七妈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广州、上海、南昌和瑞金,后来长征到了陕北,什么时候去过东北呢 
“那时还没有你,我连你妈妈还不认识,你怎么可能知道 ”爸爸讲起了1928年我伯伯和我七妈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遇险的故事。二十四年前的一段往事活龙活现地在我眼前展开了。
1928年5月上旬,伯伯和七妈化装成一对古董商人夫妇,从上海乘一艘去大连的日本轮船,准备经东北去苏联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伯伯粘上胡须逼真的化装,七妈合身体面的穿着,两人从容儒雅的风度,都没有引起船上特务的怀疑。惟独船到青岛时,伯伯职业革命家的习惯险些暴露了他自己。那时是在白区,要了解各地的时政、敌人动向和共产党组织有否被破坏等情况,各地报纸便是重要渠道。那天船一靠青岛码头,在船舱憋了许久的伯伯就上岸去买回了厚厚一叠报纸。这一举动立即引起特务的怀疑:商人历来奉行的是“莫谈国事”的信条,如何会买这么多报纸 当轮船停靠大连码头伯伯、七妈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还拿出伯伯在黄埔军校身穿军装的照片左比右看,因为那双闪动着沉着机智目光的眼睛,太像周恩来了,只要能够确定是周恩来,就可以依照蒋介石的通缉令将他抓捕。特务问:你是周恩来。伯伯说:不是。问他姓什么 伯伯说姓王。问他到东北找谁 答曰:找舅舅。特务对伯伯说:“我看你不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伯伯伸了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 ”他们看了不像当兵的手。
伯伯以他的从容镇定,应付了特务的盘查。为防止敌人搜查,七妈机敏地将去苏联接关系的证件撕碎,用抽水马桶冲掉了。为了减少特务的怀疑,伯伯让他们买了两张当天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从大连向北去的火车终于开动了,伯伯、七妈却很快发现,身后不远处有一双阴险的眼睛。他们心里明白,敌人并没有完全相信他们,派了盯梢的 带着“尾巴”绝不能与同志接头,何况又烧毁了去苏联的接头证件 可是,也不能总在旅途上逛,这样更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怎么办 伯伯此刻想到了住在吉林的四爷爷和我爸爸,便决定在吉林下车,住进旅馆后,再设法联系。
那天爸爸正好在家,一个旅馆差役模样的青年敲门,送来一封信。一瞧信封上那熟悉的字体,爸爸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急忙展开信。信中写道:“特意来看舅父,不知家中住宿是否方便 ”落款则是“大鸾”。大鸾是伯伯的小名。爸爸立即明白是自己的哥哥到了吉林,心想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于是,经四爷爷同意,爸爸立即去旅馆,把他们接到了四爷爷家中。
“你四爷爷一生心地善良,处事严谨。”爸爸思绪却仿佛回到了当年。“你四爷爷的家从沈阳搬到天津,从天津又搬回吉林,堂屋里始终挂着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事能知足心常泰’,下联是‘人到无求品自高’。他对你伯伯,对我们的治家格言是:孔子儿孙不知骂,曾子儿孙不知怒,周家儿孙不知求。要求我们晚辈勤俭,奋进,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刻苦学习,助人为乐。这些对你伯伯对我们的影响都极其深刻。在天津上学时,你伯伯和我们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先向伯父大人行礼,鞠大躬。他老人家常提醒我们:不要和有钱人家的孩子比,要自己努力刻苦学习,要本分,要节约,不要浪费粮食。吃饭时米饭掉在桌上要拣起来吃了。看见大姑娘,小媳妇,不可抬头看。在吉林那会儿,他和四奶奶单独租了一个小院,平时深居简出,和亲戚朋友很少来往。这也难怪,那时你伯伯在上海闹革命,是当局重金悬赏的‘赤匪’,你四爷爷不愿意牵累别人。但那一次我给他看你伯伯的信,信中没称他伯父而是称他舅父,他立即猜出是你伯伯遇到了麻烦。没一点犹豫,让我赶快去旅馆接回你伯伯和你七妈。这可是冒了杀头的危险的 ”
“后来呢 ”我着急地催促着。
“你伯伯和你七妈在你四爷爷家里住了两天。头一夜,他们屋里的灯一直亮到天明。你七妈作为周家的媳妇,是第一次见老人,与你四爷爷、四奶奶说话,她一直是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微笑着回答着老人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不难看出,你四奶奶也喜欢这个侄媳妇。如果这时来个客人,一定认为这是个知书达礼的贤慧媳妇,谁也不会联想到她是报上成天骂的‘赤匪’共产党 ”
“甩掉了尾巴后,你伯伯先去哈尔滨,你七妈对老人家说:‘我是作为媳妇第一次见周家的长辈,理应多陪侍伯父、伯母一两天。’过了两天,我陪你七妈也到哈尔滨你二伯家。因为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经销毁无法接头,只能等下一批代表一道走。我又陪你七妈连续七天到火车站接头,见到了李立三才乘车前往莫斯科。”
“知子莫如父 ”爸爸又想起了什么,说:“你爷爷深知你伯伯是个孝子。1933年你四爷爷在天津去世,你爷爷让我为他披麻戴孝送葬当孝子,你爷爷还觉不安心,一定要替你伯伯有个表示,想来想去,还是在天津报纸登的讣告上的下款加上了你伯伯的小名——大鸾。”
关于这段鲜为人知的事情,1968年时,我大弟秉钧回京休假时,伯伯约见他,专门向他谈了自己对弟弟的看法。他说:“虽然你们父亲那时脱了党,但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我们,实际上他还掩护了我们。”

  ■ 并不太懂革命道理的爷爷,最惦着闹革命的儿子,心甘情愿,独自孤独漂泊。

对于我的亲爷爷,我的印象可以说等于零,虽说我出生时,他还在世,但不知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小时候,我常常追问爸爸:为什么爷爷总不和我们住在一起 爸爸有时说爷爷是为了生计,有时说爷爷喜欢漂泊人生。直到解放,我们找到伯伯,全家搬到北京后,我来往于西花厅之间,成了伯伯和爸爸这亲哥俩联络和交流的“传声筒” 那时家里没有电话 ,加上我是长女,脾气也比较宽厚温和,我在爸爸、妈妈的眼中仿佛一下成了大人,许多老一辈的事,他们也常对我念叨。有一回爸爸正在翻看过去的老照片,见我回来,便招呼我过来,说:
“秉德,瞧,这是你爷爷的一张照片。恐怕是1937年在天津拍的。”
我接过一看,是爷爷在二三十年代与一些同事的合影。那时爷爷还不老,长脸,浓眉、大耳廓、黑胡子,头戴一顶黑色瓜皮帽,身穿一件玄色对襟布装。脸上没有笑容,却显得敦厚善良。细看去,都能在爷爷的这张照片里找到伯伯和爸爸的影子。我不觉脱口而出:“爸爸,你和伯伯长得真像爷爷 ”
“是的,可能我连性格都像你爷爷呢 秉德,你不是想知道爷爷为什么一直漂泊在外,没有跟着我们生活吗 现在细想起来,他老人家早年确实是为了养家?口,真可以说出于无奈。你爷爷为人忠厚老实,但在官场里拼杀,他真没太大能力,也不善于言辞。他当过小职员,当过打杂的,还在学校当过门房,收入微薄,最多没有超过三十块钱。自己吃吃用用,能给家里捎去的已经寥寥无几。你奶奶去世后,她娘家要求大办丧事,你爷爷无钱操办,万般无奈,只好把你奶奶的棺木暂停在清江浦一家庙里。可是他的收入总也不高,连我们哥仨都无法抚养,要靠四爷爷接济,更无力将你奶奶的棺木运回淮安老家安葬,年复一年地拖下来。你设身处地想一想,爷爷作为一个大男人,自己的妻子死了却久久不能入土为安,他怎会没有心理负担 他又有什么脸面在家乡度日呢 虽说你爷爷是我的亲爹爹,我从小都很少能见到他的面,更很少看到他开怀笑过。
“奶奶的棺木始终没有入土吗 ”我忍不住追问道。
“一直到1935年,你奶奶去世后近三十年,你爷爷才倾其全部存款,安葬了你奶奶,为他自己也为我们三个儿子还了愿。其实,自从你伯伯参加共产党以后,你爷爷的心再也无法宁静。他并不懂得革命的内容,但他相信自己儿子的眼光,儿子的选择。只是报纸上不断出现几千甚至上万大洋‘悬赏’你伯伯首级的字样,使他更担心自己儿子的安全。于是,你伯伯似乎成了你爷爷心头最大的念想。听当时住在上海的你恩?叔叔 伯伯堂伯之子 说过,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形势骤然突变,共产党员随时有人被捕、被杀,这时你爷爷就跑到上海一直陪着你伯伯,帮助你伯伯做些秘密通讯联络工作,直到5月下旬,伯伯离开上海到武汉,你爷爷才回到吉林。1930年前后你伯伯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时,你爷爷又放心不下,1931年2月又到了上海,住在你二奶奶 恩?之母 家,在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革命后,你伯伯的处境十分险恶,暂时隐蔽起来,好几个月,你爷爷一直留在上海为你伯伯做些联系工作,还尽自己的能力为伯伯做掩护。”爸爸又接着说:“后来红军长征,红军召开了遵义会议,周恩来担任了红军三人领导小组成员的报道,你爷爷都是从报上看到熟记在心的。只要知道儿子安全的准信,你爷爷他就又能安心地回到北方苦熬一阵子。那会儿当差的没有什么休假,你要请假探亲吗 行,就放你大假,也就是把你给辞了,于是,回到北方的爷爷,工作还得另找。就这样,你爷爷也无怨无悔,也不再成家,甘愿有个自由身,只身单影地清贫,年复一年地漂泊。我与你妈妈结婚后,曾多次写信让他到东北哈尔滨与我们一起生活,他总是不肯。我开始不解,后来也明白了,东北被日本人占着,从报上是不容易了解你伯伯的情况的……”
“他们从不通信,又几乎不见面,只怕伯伯对爷爷的这份情,还一点也不知道吧 ”我不禁喃喃自语道。
“也未必 你伯伯又何尝不惦念你爷爷呢 抗战开始后国共合作,你伯伯在武汉有了合法的公开身份,生活相对稳定。1938年1月,便写信到天津,要你爷爷到武汉去与他一道生活。你爷爷毫不犹豫,立即乘车南下。那以后的四年多,恐怕是你爷爷一生中与自己长子相处最久的日子。虽说从武汉到重庆后,红岩村的生活也十分艰苦,但我相信,你爷爷能天天看着儿子忙着干革命却也平安,他的心境一定是舒畅的。”
听了爸爸这席话,我很感动。我从来只知道母爱是无价的,比大海宽,比大洋深,却从没想到父爱也会如此痴迷,如此深厚。
老舍先生当年在《抗战文艺》1938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会务报告》中曾谈到我爷爷到达武汉那天,伯伯正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上的一些情景: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的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工作。……最后他(眼中含着泪)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 告辞了 ”(掌声送他下楼)与会的人为他真挚的父子之情而鼓掌,也为他们父子团聚而鼓掌。
六十年后我看到老舍先生的记载,感到又进一步走进伯伯一段父子情深的内心世界。

  ■ 爷爷去世前没能与我伯伯见上最后一面,伯伯恸哭不已,悲痛欲绝,竟然对我七妈大发雷霆。

事实证明,许多事情都不可以想当然。
1976年5月24日,我下班后没有回家,乘103路电车到府右街,去西花厅看望七妈。
自从1949年6月,12岁的我被伯伯接进中南海,在西花厅这个院落出出进进已经26个春秋,对西花厅十分熟悉。若说院内的景色,今天仍然是绿草青青,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只是失去了伯伯,这里的一切仿佛都失去了往日的魅力。我不愿多看,更不敢多想,因为那海棠树、芍药花和园中小径,分明都有伯伯的身影,都回荡着伯伯朗朗的笑声。想到这些永远地失去,我就伤心,就要落泪,可是从理智上说,我现在不应该显露出悲伤,我是来看望和宽慰七妈的,我不能再增添老人的痛苦。
七妈坐在屋里,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皮夹子在沉思。见我进来,伸出双手拉着我,要我靠在自己身边坐下。好一会儿,她才缓缓地说:
“秉德,这是你伯伯的一件遗物,抗战时期,我们在国统区工作,你伯伯如果拿公文包上街目标太大,只好把党的重要文件放在这个小皮夹里。那时工作环境险恶,特务横行,所以这个小皮夹一直贴身放在你伯伯身上,十几年如一日。进城后,就一直放在你伯伯的保险箱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做个纪念吧。”
这时,我又不由得想起伯伯刚去世时,我就向七妈提出要一件伯伯的旧衣服作纪念,只要是伯伯的遗物,越旧的越好,越破的越好 因为伯伯一生俭朴,衣服越旧,就是跟随他的年代越久,我就越感到亲切,越感到离伯伯更近些。半个月前,细心周到的七妈让工作人员整理出十份伯伯的遗物,给了我的父母及六姐弟和几位堂兄一人一份,我分到的有伯伯生前常穿的几身中山装和那件补丁摞补丁的毛巾睡袍。第一天,我睡觉前手捧着伯伯的睡袍,眼睛潮润,仿佛又像过去那样生活在伯伯的身边。转念一想,千万别弄坏这份珍贵的纪念物品,我又细心包扎叠放整齐,珍藏在箱子里。当心里难过时,便取出来看一看,摸一摸,说说自己的痛苦和思念。1977年,革命博物馆办伯伯的展览,七妈动员我将这件毛巾睡袍捐出来,同时七妈又补给我一件补丁稍微少一点的睡袍。1997年底,我又将这件睡袍捐给了天津市正在筹建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以使广大人民群众更真切地了解他、怀念他。
七妈从皮夹子里掏出伯伯三十多年前写给她的三封亲笔信,一封一封给我解释信的背景和内容:这是你伯伯在莫斯科治疗手臂时写的,这两封是转战陕北的途中写的……然后,把那个边已经磨损了的旧皮夹子递给我。
我郑重地接过皮夹子,从心底在想:是的,伯伯的皮夹子里没有一分钱,可是对于我来说,却是无以估价的珍宝。我打开皮夹子,意外地发现,里面还夹着一张发黄的照片,不觉脱口而出:“这不是我爷爷的照片吗 ”
我轻轻地抽出来看看背面,发现还有伯伯亲笔写的“爹爹遗像”四个字,现在仍然清晰可见。
伯伯为什么曾经天天贴身放着爷爷的照片 我心在颤动,我相信,伯伯的这一举动,一定内涵着父子情深的动人故事。我多想更多地了解爷爷和伯伯的感情世界 
后来,我找过当时在重庆工作时见过我爷爷的同志,也从许多文献资料中了解了那些往事。
原来,跟着伯伯到重庆的爷爷晚年也很孤独:伯伯、七妈总是忙,尤其是伯伯,为处理国共合作中不断出现的摩擦,他夜以继日,成天连睡觉的时间都挤到最少最少,即便是钻防空洞躲敌机,他也要在副官挂起的马灯旁,专注地看文件看电报,常常爷爷就坐在很近的灯影里,伯伯也没时间没心境陪父亲聊聊家常。当然伯伯也知道爷爷寂寞,他也觉着心里不安。
一天上午,爷爷手握一本唐诗,正独自在红岩村的小果园里散步。
“周老爷子,你好啊 ”招呼爷爷的是位年轻姑娘,她没像其他人那样打个招呼就匆匆赶着出去办事,而是陪着老人边走边聊。爷爷的两眼有神,满脸春风,真开心极了,闷在肚里的话像开闸的洪水。他与姑娘吟诵唐诗,朗朗上口,说起家常,有滋有味,久违的笑容一直挂在眉梢。时间转眼就到中午,爷爷仍然谈兴不减:
“姑娘,真高兴你陪我说一上午话,还没问你尊姓大名 ”
“我叫张颖,是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的。这两天身体不好,让我到红岩村休息两天。临走前周副主席把我叫去说:小张啊,我有件私事想麻烦你一下。我工作忙,没空陪老父亲,他一个人一定很闷,你到红岩村如果身体许可,就帮我多陪陪老爷子。”
一听是儿子委托姑娘来的,爷爷立即生出许多感慨:“恩来那么忙,还能想到我,这就不易了。想我这个当父亲的,对他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心觉有愧。他是工作忙不能来看我,我也不会怪他的。”
“当然,你不是外人,我也给你说句实心的话,哎,我这儿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让我喝酒这一条,我没法接受。他说我血压高,怕我一人生活,喝多了摔着,或是下山走迷了路,让特务抓走。儿子真没少劝我,不过他劝一次,我就对他说一次:我也是花甲之年的人了,也没有别的喜好,绍兴酒乡的人嘛,就是好这么口酒,说句难听的,没有这点酒,我这几十年孤身在外漂泊,如何苦熬得下来呢 我伙食差点没关系,不喝酒可不行。等你回到他身边,千万别提喝酒这件事,就帮我带个话:我都好,让他别担心……”
1942年6月下旬,伯伯的小肠疝气发作,住在重庆歌乐山医院手术。大家怕爷爷着急,没敢告诉他。7月5日爷爷高烧不止,又住进了另一家医院。七妈去看他,老人反复只问一句话: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 
起初,七妈没有把爷爷生病的消息告诉伯伯,她6日那天没去看伯伯,一直守在爷爷身边照顾。去医院看伯伯的办事处同志带回了一封伯伯写给七妈的亲笔信:
本星期六出院的计划打破了,因为开刀起十九天,应该是7号或11号,再过两三天出院,也须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二十八号 指阴历,阳历就为7月11日 本天请人吃面,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如果他希望我在家补做,那就等我回来,不过据我所知,他的思想是很迷信的,过生日总愿当天过,儿子在不在跟前倒是次要问题呢。因此,希望你还是将就他一点罢 

接到伯伯的这封信,七妈想到伯伯在医院还惦着我爷爷的生日,而我爷爷的病情恶化得这么快,她决定不再瞒着伯伯。她在爷爷床边写了封信给伯伯,告知爷爷先发冷,继之发热,体温四日未退,医生诊断为疟疾。这里有她照顾,让伯伯放心。
谁能料到,十日那天,爷爷永远闭上眼睛之时,七妈又收到一封伯伯的来信,一读他的信,一向十分坚强的七妈也再忍不住呜咽出声。
董必武同志接过信,轻轻念道:

我对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转禀他好好精养。我在这里默祷他的康宁。爹爹的病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欢饮酒,难免没有内亏。所以主治他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东西愈少吃愈好,吃的东西亦须注意消化与营养,如牛乳、豆浆、米汤、饼干之类,挂面万不可吃。假如热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则宜进行清胃灌肠,勿专当疟疾医。

董必武含泪仰天长叹,与大家商量说:恩来对父亲一向很孝敬,他又极重感情,如让他现在知道老人病故,精神受刺激,对养病不利。于是大家一致同意,暂时不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等他出院后再说。老人家的灵柩暂停在红岩沟内,待恩来回来再出殡。
要瞒住细心的伯伯真不容易,爷爷去世的消息只瞒了三天,当伯伯在医院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三日,顿时惊得脸色苍白,术后虚弱的病体不支,一下跌坐在地上泪如雨下,恸哭不已,决定立即出院。然后,他是在大家的搀扶下回到办事处的,他泪流满面,完全不能控制自己悲痛欲绝的心情,大声责问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为什么不通知他 钱之光不敢回答。伯伯转而向七妈大发雷霆:“老爷子过世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你跟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 ”责问得七妈直掉眼泪,无言以对。这一夜,谁劝也不行,伯伯执意单独坐在灵堂,为父亲守灵,直到东方欲晓,鸡叫天明……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 公元1942年 七月十五日,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的广告栏中有一则伯伯为其父亲去世登载的讣告。全文如下:

讣  告
显考懋臣公讳劭纲府君,痛于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十日骤因数日微恙突患心脏衰弱,脾胃涨大急症,经医治无效,延至当晚十一时逝世,享年六十九岁。男恩来适因病割治于中央医院,仅闻先父患症,比于昨 十三 日遄归,方知已弃养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媳颖超随侍在侧,亲视含殓。兹业于今 十四 日清晨安葬于陪都小龙坎之阳,哀此讣告。至一切奠礼赙仪概不敢受。伏乞矜鉴
男 周恩来、媳 邓颖超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于重庆

据说,伯伯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惟一一位为自己父亲去世而登报发布“讣告”的人。
我爷爷的丧事在报上公布后,蒋介石等国民党政府要人致函或到红岩村吊唁。伯伯在拍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时仍不能克制自己悲痛的心情:“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毛泽东主席立即复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表达了对我的伯伯的战友深情和对我爷爷的真情哀悼。
读到了伯伯所写的信和电报的内容,听当时在场的童小鹏、张颖详细介绍,我才真正清楚并且体味到,即便做了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伯伯也从没改变他对父亲的一片孝心。他天天把“爹爹遗像”装在贴身衣袋,一装就是七八年之久,他一定想用这样的行动告诉爷爷:虽然生离死别之时他们父子没有见上最后一面,但没能为爹爹送行的儿子心里是永远想念爹爹的,他对父亲的思念是由衷的。
许多外国友人回忆起与伯伯的交往,都难忘他“吃水不忘掘井人”,从不过河拆桥,从不忘老朋友的真诚交友之道 其实在家事上,在为人子侄上,伯伯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对自己的长辈,他永远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把养老送终,当成自己天经地义的责任。
平时伯伯与我们姐弟的谈话,极少谈到我们的爷爷。只是在1964年8月,他对亲属们讲话时,说过一句:“我对父亲是同情的。”
到了1974年4月底,我大弟秉钧到北京出差,抽空去西花厅看望两位老人家,秉钧见到伯伯穿着那件补丁摞补丁的睡袍,不像平时衣着整齐、忙于公务,而是有空与他坐下来谈天。这时的秉钧哪里知道伯伯已经得了不治之症,被医生们要求得有些许的休息,不 只是些许的不那么特别忙而已。使秉钧感到意外的是,在这次谈话中,伯伯竟主动谈了自己对父亲的思念之情,他说:“我对你爷爷是很同情的。他本事不大,为人老实,一生的月工资没有超过30块钱。但是他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坏事。而且他还掩护过我。”这些话,秉钧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伯伯在不久于人世前的肺腑之言。
WO DE BO FU ZHOU EN LAI
淮安周恩来故居,周恩来出生地室外。

伯伯在南开学校读书时。

伯伯在巴黎勤工俭学时的住所门前。

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时的七妈邓颖超。

  “羊城,是多么值得纪念和易引起回忆的地方 它是我们曾经和许多战友和烈士共同奋斗过的地方,又是你和我共同生活开始的地方。”七妈这段话,是她对1925年8月8日在广州同伯伯结婚的深情回忆。这是他们的结婚照。

  1950年夏,我 左一 与李讷 左二 、李敏 左三 在中南海。

  1959年元旦,伯伯请南开老同学在西花厅聚会。前排右一李福景,左一李愚如,后排左一李子克,右二潘述庵,右一为我父亲周同宇。


  这是伯伯和七妈在1940年送给爷爷的照片,上面写着“爹爹大人,翔儿,超儿”,同样的照片送给了七妈的母亲杨振德老人,这充分体现了他们在艰险的革命环境中的亲情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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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伯父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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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伯的母亲万冬儿画像。
在天津的姐弟四人,右起:秉德,秉钧,秉宜,秉华。
几个月的我与爸妈在一起。
我两岁半时与父母在哈尔滨兆麟公园 现名 的墙边。
1947年夏全家在天津合影。
1949年夏我在天津圣功小学毕业。
1949年我和秉钧与何谦夫妇、杨超夫妇在中南海丰泽园内。
伯伯、七妈与维世姐姐,1949年夏。
  1949年七妈与孩子们在中南海,左起:七妈,李敏,秉德,李讷,叶丽亚,赖庆来,叶燕燕。
毛主席在我的纪念册上题字。
  1955年4月伯伯出席万隆会议之前,我的父母带五弟秉和、六妹秉建前往西花厅看望。
爸爸1926年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
伯伯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
  1940年8月8日,伯伯和七妈在重庆迎来了他们结婚15周年纪念日。看,他们有多么的恩爱与自信 
  1950年8月8日,伯伯与七妈在西花厅迎来了他们的银婚纪念。维世姐姐给他们戴上了大红花,并请侯波同志拍了照。
  1955年8月,伯伯与七妈共同登上了八达岭长城,这时正值他们结婚30周年。
  1960年8月,伯伯和七妈在密云水库,他们也在回味35周年并肩战斗的伴侣情。
  1970年5月20日,伯伯和七妈在十年动乱中,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他们虽已共同生活了45年,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奋斗着,更显出他们夫妻加战友的崇高境界。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伯伯和七妈共同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艰难险阻。到了晚年,当癌症向伯伯袭来时,他们又携手同疾病展开了顽强的斗争。这是伯伯住院期间,与七妈在香山双清别墅回忆往事。
  伯伯与七妈既是夫妻又是战友,他们之间那种纯洁的爱,专一的爱,永恒的爱,真是令人羡慕 
妈妈带三、四、五、六几个孩子在机织卫胡同庭院内。
妈妈在机织卫胡同庭院内。
七妈给我妈妈的部分便笺。
1950年七妈和秉宜在保育院。
1953年秉钧、秉宜、秉华在八一小学读书时合影。
  1953年秉钧、秉宜在八一小学读书时与周尔辉及七妈在西花厅前院。
  1951年5月伯伯已连续工作了二十多个小时,工作人员“设计”,让当时6岁的小咪 秉宜 去央求伯伯带她去中山公园看花,以便让伯伯有个短暂的休息和放松。
1955年父母带六姐弟的全家照。
1959年华章母亲、尔辉母亲来京时,大家同伯伯合影。
我的父母摄于1961年。
  伯伯于1919年所写“大江歌罢掉头东”之手迹,左下角无签名,是被收藏者忍痛割爱裁掉的。
1952年,六爷爷周嵩尧八十大寿,伯伯在西花厅请一些家人共吃寿面。
伯伯、七妈与六爷爷周嵩尧在西花厅。
  1951年八奶奶来京时与家人合影,后排左起:周荣庆、伯伯、八奶奶、七妈、我爸,前排左起:二大妈、我、秉华、秉钧、我妈、周尔辉。
伯伯淮安故居门前的文渠河。
绍兴祖居会客室。
二伯父恩溥于30年代。
我父亲于30年代。
  1968年的秉钧。伯伯当年曾说:这才像个当兵的,以前的照片都还像个学生。
30年代的爷爷。
1972年我在遵义会议会址前。
  伯伯在建国前贴身携带的小黑皮夹,内装机密文件、给我七妈的信件,还有我爷爷的照片。
  在伯伯小黑皮夹内爷爷的照片背后,伯伯写了“爹爹遗像”四个字。
伯伯和七妈1942年在延安为父亲戴孝。
1960年,伯伯和七妈在贵阳。
1999年5月我与秉宜在重庆红岩村当年伯伯与七妈拍照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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