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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朱德(7)

 




 第十四章
☆ 爹爹这番充满爱心的话语,让我感动,但也让
  我矛盾
☆ 父母并不负责完成我们的一生,至少我的父母  是这样
☆ “妈妈,我回来了,回家……”说到家字时,喉咙
  里漫上酸涩的滋味
☆ 国际儿童院的朋友相聚中南海,“赤英”成  了毛岸英哥哥称呼我的专利
☆ 爹爹曾经在多山的中国指挥千军万马,爬山  几乎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 爹爹这番充满爱心的话语,让我感动,但
    也让我矛盾

报考教育专业,是我在战争年代目睹许多孤儿悲惨情景后立下的志愿。
我准备上大学的时候,正是结束战争不久,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或是其他经历过战争的国家,大量的孩子因为战乱,因为贫穷没有学上。特别是中国,别说是孩子们期待教育,就连成人中文盲比例也相当高。
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拿什么来搞建设 
时代需要大批的人从事教育工作,“教师”这个行业变得比任何一个时候都要神圣和紧迫。我想,如果我学了某种科技专业,回国后只能发挥我一个人的才智。当教师呢,那么为国家输送的就不是一个专业人才,而是一大批专业人才。
我这个出发点竟然那么的单纯,甚至有点幼稚,没有一点现在人们常说的“实惠”和“功利”。但是,越是单纯幼稚的东西往往越是最有魅力的东西,我被自己的见解激励着,从而更加坚定选择教育专业的决心。
我那时执意学教育专业,以后当教师,可能许多人觉得我很傻,一个开国元老的女儿,何愁没有最好的职业,何必要当娃娃头呢 可是我说,有这种想法的人才是傻 那时我们领导人子女的头脑里压根就没有也根本不敢有“背靠大树”的念头。我们谁不清楚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的父亲 为了革命他们连头颅都可以不要,还能允许子女依靠他们而生活 
或许太“傻”的缘故,我们也从来没有现代人所谓“太累”的感觉,也没有现在“高干子女”被别人说三道四的心理负担。
我正想把自己选择教育专业这个想法告诉爹爹时,爹爹的信却先到了我的手上。看了信后,我的内心激起了很大的震动,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
爹爹这时和我已经离别八年多了,加上国内解放的形势越来越好,爹爹可能非常希望我能回到他的身边。他在信中提出,想让我回国读大学。他说,上海已经解放了,上海的高等院校不比莫斯科的差,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专科学校都有……他还说,你的身体不好,特别是淋巴结核久治不愈,让爹爹担心。中国的传统中医对这样顽症有显著的疗效,回来后可以边治病边学习,身体、学习两不耽误。
爹爹这番充满爱心的话语,让我感动,但也让我矛盾。说心里话,我恨不得能插上翅膀飞回去,可一想到爹爹对我寄托那么大的希望,我又犹豫起来。爹爹当时要我学业有成后再回来见他,可是我现在只是完成了中学教育,离爹爹要求的学业还相差很远。我在这里大家都知道我的经历,即使我年纪大一点,同学们都不见怪。如果去了陌生的上海,别人一定会奇怪:喂,朱敏,你在苏联十年都没有完成大学的课程,这些年你都干吗去了 
面对这个尴尬的问题,我如何解释 我说我被德国鬼子抓到了德国集中营……这些国外经历,国内人怎能体会和理解 再说,上海的学生能接受我这个几乎全部欧化的人吗 我能适应上海人的生活吗 
上海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大城市,也是一个使用古怪方言的城市。到那里,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
我刚从陌生中走了出来,难道又要投入到另一个陌生 人,或许无法逃避从一个陌生投向另一个陌生的现实。可我的年龄已经不允许我赔出更多的岁月来适应一个可以避免适应的环境。
我不愿意再次投入一个陌生环境 也不愿意两手空空回去见爹爹 
莫斯科现在在我的眼里已经变成熟悉而温暖的城市,我希望以后的学业继续在这里完成。我反复考虑了好几天,最终难舍刚刚“情投意合”的莫斯科。不过,爹爹要我回去治病也确实是件迫在眉睫的正经大事。
我在莫斯科学习的这几年,从集中营留下的老毛病始终没有除根,脖子上的淋巴结核时好时坏,儿童院的院长请来莫斯科最好的医生为我治病,但因为病情拖延得时间太长了,只能减轻病情,却无法根治。我只好一边学习一边治疗,基本上将病情控制在对身体不造成严重危害的程度,这样才免除了我因身体拖累而再次辍学的危险。
想起离开延安时,爹爹在窑洞里对我的一番叮嘱,心头就在承受一种无形的压力。我一天不考进大学,这种压力就一天不能减轻。就在这个无形却实实在在的心理压力下,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学习了六年的功课,硬是一步一步地追赶,一天一天地刻苦,一分一分地积累,将被德国法西斯剥夺的四年时间从别人玩耍、睡觉、上街和闲谈的空隙中一点一点地抠了回来。
我的压力比其他孩子大得多,来自身体的病痛,年龄的现实和一个又一个的考试,如同沉重的磨盘时刻碾压着我的神经。但我都挺了下来,学生考勤本上几乎找不到我一个因迟到或者缺席的红圈圈。
的确,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需要恒心外,还需要勇气和自信。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体内遗传爹爹那一部分坚强性格的潜质被沉重的年轮挤压了出来 不断从内心深处涌出不认输的养分,润滑着紧张的神经,不至于过于紧张而绷断。
或许重压之下,必出勇夫 我决定留在莫斯科,再拼搏一次,以自己的成绩证明自己是有能力走进大学校门的 
这时,爹爹顽强乐观的性格又在我的身上显现了——病可以迟几年再治,学业,一天也不能耽搁 
我决心一定,马上提笔给爹爹写了封长信,信全部用中文写的,估计这信中有不少错别字,但词能达意,我想爹爹是一定能看懂的。
我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了爹爹,并提出我在莫斯科报考列宁教育学院,攻读教育专业。我希望爹爹能同意我的想法,让我继续留在这里把学业完成。
没有想到爹爹如此地体谅和理解他的女儿 
我选择教育专科得到了爹爹的支持。
其实我知道他老人家当时何尝不希望我能学理科,回国做一名科学家。但他还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选择。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就立志搞教育,希望教育兴国,提高全民素质,但是那时他的愿望无法实现,可现在不同了,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重视教育工作,更加重视培养年轻一代人。一个国家是否有前途,就看这个国家的教育事业是否有前途。
他怕我因为何去何从的问题分心,耽误了考大学,就先拍来电报,上面两个字——同意。紧接着来了封信,他不仅同意我留在莫斯科求学,也非常赞成我以后当教师的选择。信的尾巴,爹爹写下这么一段话:如果今年放暑假有时间,希望能回家看看。
爹爹这个小小的要求让我这个做女儿的心里格外内疚。
我从1941年离开爹爹,已经八九年没有看见爹爹了。今年如果考完大学,我是可以回家度暑假的。可是等我考上列宁师范学院后,心里又矛盾起来,我虽说心里很想念父母,特别是爹爹已经60多岁了,尽管爹爹一再来信说,他的身体很好,从不生病,但毕竟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康克清妈妈年纪轻一些,但她担任全国妇联领导工作,又要照顾爹爹,也很操劳。但我又怕自己的底子薄,进大学后跟不上进度。想来想去,我狠狠心,放弃了回国和父母团聚的机会。
殊不知,我这个年轻人的做法,却让老人的思念化为一串无止境的省略号在离别中继续期待下去……
看望父母是每一个儿女起码应该做到的事情,可因为战争,因为学业,我无法实现爹爹这个非常简单的愿望。
考完大学后的两个月暑假里,就来了个“笨鸟先飞”。我一头扎进学校的图书馆,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教育专业的课本。


★ 父母并不负责完成我们的一生,至少我的
    父母是这样

1949年,我和我的祖国都在飞跃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成立,这时,我已经是莫斯科列宁教育学院的一名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我们是通过莫斯科电台知道的。
我们中国留学生那天晚上和苏联学生一道,在学校的校园里点燃篝火,大家载歌载舞,一直欢乐到天亮。
这是我们的父辈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献出了无数烈士的宝贵生命才换取来今天的开国大典。我们此时对新中国的向往和热爱比任何一个中国孩子更加强烈而深刻。
1950年夏天,我迎来了大学的第一个暑假,这次我一定要回国度假了,无论如何不能再让爹爹的愿望落空。
我第一次坐上回国的火车,心里格外喜悦,因为铁路的尽头将是我日夜思念的祖国。
不过,这条回国的路途好漫长好辛苦啊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奇怪。
其实回国远比当年出国的路途好走多了,至少不需要躲躲藏藏的。可是相隔十年,已很难让我感受当时遭受的磨难。甚至惊讶,惊讶14岁的我居然能从容走过艰难险阻的长途,抵达万里之外的莫斯科 原来记忆这个东西会超越尘世艰辛,有着不老的生命力,再现时,它会让人品尝一种独特的味道,就好像枯黄的草原上长出了一层绿草。许多年以后,特别是进入老年以后,我饱经屈辱的集中营岁月也有了回味无穷的感觉。以前我最不愿意谈论的话题就是集中营,以至和我共事数十年的同事们,许多人都不知道我有这段经历。那时我伤痕累累的心灵拒绝这段历史占据记忆的席地。50多年过去了,这段岁月开始重新回到我的记忆中,除去血腥场面外,还能回忆起许多难友之间的有趣细节。这大概就是时间能改变一切的神奇魔力吧 
我从秘密出国到今天以一个大学生身份回国,中间相隔了整整十年,我不再是以前的我了,我长大了十岁,由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女变为一个成熟深沉的姑娘。这期间我经历了战争,经历了死亡,经历了地狱般的生活。我不仅是千难万险中活下来的幸存者,也是敢于用自己生命完成自己一生的勇敢者。这一点让我自豪,虽然现在还不能给爹爹交上一份圆满的学业答卷,但我相信人生的答卷会让爹爹满意的。
我时常思考,当我们降生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单纯的生命,父母并不负责完成我们的一生,他们让我们自己填充自己的一生,自己完成自己的一生。今天,我完成了我追求的第一个目标,考入了大学,进入了人生的第一个驿站,也就是说,我完全有能力实现自己的追求。
火车在苏联境内走了七天七夜才到中国黑龙江边界 现在是内蒙古边界 ,我们在火车上经过中国海关人员查验护照后,列车换上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蒸汽机车头,这标志着它享有中国领土的主权。记得火车进入祖国的第一站正是半夜,从检查护照到火车开车,我就一直没有离开窗口,注意倾听每一个站台播音员的声音。
火车从西伯利亚的东部进入了中国,记得进入中国第一站是东北的满洲里。这个熟悉的地名,让我回想起姨妈常说她当年就是从这条路线进入苏联境内,从我母亲手里接过只有一岁的我,然后抱着我,万里迢迢回到成都的往事。抗日战争中,满洲里和整个东北最先进入耻辱的历史,溥仪的傀儡政权在东北盘踞了十多年。
历史的链环往往是圆形的。历史上的满洲,是八旗大军进军京都最终建立清王朝的辉煌民族,二百年后,这种辉煌历史被他们的子孙演变为任洋人宰割,以割地赔款求和来维系其统治的清王朝,此时的皇帝早已失去了祖先的威风。直到末代皇帝跑回祖先的故乡上演了一幕仰人鼻息,画地为牢,以卖国求得皇帝宝座的悲剧,历史完成一个圆形路线,又回到了起点。
我正在胡思乱想,突然被站台上广播里的语音吸引了。我纳闷:为什么祖国语言让我感到陌生 莫非,是我忘记了祖国的语言 
我被脑海里涌上的想法吓了一大跳。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就起身问旁边的旅客:站台上的播音员说的是不是中国普通话 
我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 
我一面用新奇而激动的目光注视着月光下的祖国,一面为自己听不懂母语而沮丧。
天亮时,火车抵达了哈尔滨,这是东北的一个大城市,站台上传来的声音依然让我听着吃力。离开祖国时间长了,那些亲切的母语竟然变得这样生疏,我不由得有点紧张,如果看见爹爹也说不出中国话,可怎么办 学到了专业知识却丢掉了自己的母语,这同样是一件让爹爹失望的事情。
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没有语言障碍,也没有考虑以后回中国怎么办,总是想我天生就是中国人,又在中国生长了14年,总不至于会忘光吧。看来,我把自己的汉语水平估计得过高了。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就是临时抱佛脚也来不及了。
从东北到北京,路程短,再有一天两夜就可以到了。
中国刚刚迎来解放,战争的创伤还没有修复。一路上仍可以看见战争的痕迹,许多地方的村庄还倒塌在战争的废墟中,贫穷的人很多,逃荒要饭的人群随处可见。


★ “妈妈,我回来了,回家……”说到家字时,
    喉咙里漫上酸涩的滋味

我没有去过北京,从爹爹来信中知道,爹爹和中央机关在北京郊区一个叫香山的地方。回国的朋友也来信说,香山是北京一处最美的风景地,特别是秋天,满山红叶把山林装扮得格外红艳。所以我到北京之前就已经将香山这个地名牢牢记住了。
到北京前门火车站后,爹爹派人来接我,我上了汽车后,一路上东问西问的,什么景色都觉得新鲜。
汽车在北京低矮狭窄的街道上行驶,我感觉很吃惊——北京古城怎么这样简陋 街道两旁都是灰色房屋,很少看见高层建筑。不过经过天安门时情形就不一样了,清朝王宫的紫色高墙气势非凡,里面金碧辉煌,雕花梁柱,占尽人间繁华,连巨型朱色宫门上鼓起的一排排疙瘩,都是用金镀的,说这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
街上行走的人,穿着打扮也很单调,女人几乎清一色都穿布旗袍,男人白色短袖衫,蓝色长裤。不说和莫斯科相比,连哈尔滨也比北京有色彩,一点没有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聚集莘莘学子的现代味道。
我看着看着,汽车驶进一条一边是紫红色围墙的街道。我正想问这是什么地方,汽车一转弯,进入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园林里。我好奇怪,我们到这里干什么 接我的人告诉我,中央机关已经搬到了中南海,就是我们汽车现在进入的这个红墙围绕的大园子。
“那香山呢 ”我还念念不忘那块美丽的地方。
“只是留了些中央机关在那里看守,不过,中央五大领袖在香山都准备了别墅,朱老总也有,到时他会带你去的。”
我不知道五大领袖指的是谁,但我能估计出几个,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还有爹爹,最后一个是谁我说不准,后来知道是任弼时,不过任伯伯在1950年突然病逝。
中南海原来是清朝皇帝的行宫,里面的建筑都是清朝四合院式的,园中有院,有山,有楼阁亭台,最有特色的是七百亩湖面,形成一个钩子形,钩子头称为“南海”,钩子把为“中海”,合称一起就是“中南海”。
我们进中南海时,看见湖面有许多小舟,中央领导人和家人休息的时候常在湖上泛舟。夏天里的中南海,格外宁静,泱泱湖面,微波荡漾,凝聚了古老而厚淳的悠久历史,展示着庄重而多彩的丰姿。
别看这处由中海和南海组成的中南海,那可是新中国政治中心之“海”,也是中国最大的“海” 
现在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都在里面办公,同时中央领导人都居住在里面。爹爹住在靠近中南海西门一个叫永福堂的建筑里。
来到一座有三间古式房屋的清代建筑面前,别人告诉我:到了 
这就是我的家 思念了十年的家 毕竟思家的感觉太沉重,一下子无法相信真的到了家。
我怯生地迈步走进静悄悄的院子,房屋门窗在树荫下静静地闭着,树上的蝉发出震耳的鸣叫声……我轻轻推开虚掩的门,门里是客厅,里面有一圈沙发,因为天热,沙发上铺了凉席。
房梁上有雕刻的图案,不过年代久远,已看不清是什么了。大红色的柱子也油漆斑驳,色调很陈旧,隐隐约约还能闻到一股霉味从房间角落里飘出……
我站在客厅里,正在四下打量这陌生的环境,康克清妈妈从里屋走出来。她一见我,三步并作两步,过来紧紧拉住我的手,叫了声“朱敏”声音就哽咽了,随即眼眶红了,泪光闪闪的。
我看见眼前亲切的妈妈,心头一热,第一个感觉——我到家了。
“妈妈,我回来了,回家……”说到家字时,喉咙里漫上酸涩的滋味,眼泪涌出了眼眶,再说不下去了。
“妈妈,我回家了。”妈妈这词是世界通用的语言,可后面的一句又变成了俄语。妈妈听懂我的语言,她张开双臂拥抱着我,说:“是的,孩子,回家了。”
我说不出中国话,就不断用俄语重复“妈妈,我回家了”。
妈妈给我倒了杯凉开水,让我先休息一下,说爹爹一会儿就会回来,他这几天会议很多。
我便起身观看我的家。
东头一间是父母的卧室,房间只有一张旧棕绷床,一个旧床头柜,一个旧衣柜和一张接腿垫高的旧沙发,那床上的被褥都是用过多年,已经摞满补丁。雪白墙上挂着爹爹手书的箴言: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
爹爹还是以前的爹爹,他一点没有变 
西头一间是爹爹的办公室、书房兼客厅,中间一间隔成两间,前半间做过道兼会客厅,就是我一进门的地方。后半间做储藏室。我回来后这里就成了我的卧室。
不一会儿,爹爹开会回来了。
那时中南海里没有冷气设备,爹爹进屋时一头汗,背脊丝绸短衫上也印了一块深色汗迹。他一看见我,没有像康克清妈妈那样上前握我的手,而是站在我的跟前,嘿嘿地笑。
爹爹没变,还是那样朴实,健康。他看我时的眼光,和10年前的一样,充满了怜爱和喜悦。细细看,爹爹比10年前多出许多皱纹,但身体胖一些了,脸色也比以前红润,大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显得很精神。
这次回来,我是个大人了,不再像十年前,一看见爹爹,委屈的跟啥似的一头扎在爹爹怀里直流眼泪。
我从警卫员手里接过热毛巾,递给爹爹:“爹爹,你先擦擦汗。”
“真快,一转眼十年了,你也长成大人了。”爹爹边擦汗边说。
“爹爹、妈妈,你们也老多了。”我说这么简单的汉语也很吃力,老是出现错句子,把“老多了”说成了“多老了”。
爹爹笑了,“啊呀,我的孩子,你的汉语可是不怎么样啊。你这次回来,两个任务,一是治病,下决心把病治好。第二个就是学习汉语。你看看,我的女儿把老祖宗的话都忘了,怎么行。以后爹爹每天教你,给你当汉语老师,好不好 ”
我也笑了,点点头。还是少说为妙,不然,又让爹爹笑话了。
过了一天,爹爹请来了老中医,开始为我治疗淋巴结核,吃了几副中药后,肿块明显缩小了。爹爹说,这是好兆头,只要坚持吃中药,这病一定会根治好的。因为病情见好,我的心情格外地爽朗。每天晚上,爹爹都一字一句地教我说汉语,课本是毛泽东著作。
我到底是中国人,很快,我就能用四川话和爹爹、妈妈对话了。
我每天的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早晨和爹爹、妈妈去湖边散步,在散步的时候,我遇见许多在延安就见过的伯伯和阿姨,他们也在清晨里散步。邓颖超妈妈见到我,还清楚地记忆起她第一次秘密到成都,没有从外婆手里把我接走的事情,她那幽默的讲述,让我忍不住笑弯了腰。有时晚上陪爹爹、妈妈去参加中南海的舞会,看来爹爹的舞步长进不大,和以前相比,身体还要迟缓一些。毛泽东伯伯还是喜欢一边跳舞一边和舞伴聊天,脚步底下的舞点比较随便。江青比以前穿得洋气,好像神情也比以前多了些傲气,但是那时她总体还说的过去,见我也和我打招呼,问了许多我们在苏联的情况。
我回来不久,爹爹搬到中南海西楼居住,这是一座狭窄的三层楼,工作人员都在楼里办公,显得生活用房依然紧张。因为没有房间做饭厅,爹爹经常去食堂吃饭。记得有一位爹爹的老朋友从苏联回来来看爹爹,看见爹爹居住的环境,不由感慨地说:“总司令,我以为您住的房子是好气派的房子,原来你住的不怎么样嘛,苏联集体农庄主席的房子比你的还要漂亮。”


★ 国际儿童院的朋友相聚中南海,“赤英”
    成了毛岸英哥哥称呼我的专利

爹爹家和刘少奇家、杨尚昆家相隔很近,三家人在一个餐厅里用餐。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原来和我都在儿童院,她在我之前回国参加工作。刘爱琴分配在北京师院附中当俄语老师。我一回来,她马上来父亲家住,我们又能经常见面了。毛泽东的女儿娇娇也从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回到国内,和父亲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湖畔“丰泽园”里。回国后,她父亲给她起了大名——李敏,她那时正在北京上中学。
1946年我从德国回莫斯科时,娇娇还在莫斯科儿童院,但她的母亲贺子珍关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家精神病医院里。1948年她们母女回国,在东北则被分开了,娇娇来到父亲身边,贺子珍被安排在上海疗养。
因我和娇娇是一同离开延安到莫斯科的,我们各自经受过死亡的考验,彼此有一份天然的亲切感。我一回来,她就来看我,好像遇见了“知音”,一见面就讲上了俄语,全然忘记了我们是在中国,在中国最核心的地方。
有一次,正好爹爹在家里,看见我和李敏用俄语谈得十分开心,走过来,好像有话想和我说,但没有说,摇摇头,又出去了。
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家里看书,听见门外有人大声用俄语问:“赤英在家吗 ”
冷不丁听见有人叫我赤英,我条件反射地站起身,顿时紧张起来,会是谁呢 
“啊呀,是岸英哥哥 你吓我一跳……”我出去将躲在门外和我捉迷藏的毛岸英拉进屋里。
毛岸英还是老样子,高大、英俊,对人和气,甚至和在莫斯科一样,见面还是用苏联人的礼节。他见我还是叫我化名,因为有在德国寻找父亲的特殊经历,“赤英”成了毛岸英哥哥称呼我的专利,使得我们之间有了许多话题。
他这次特意来看望爹爹、妈妈和我的。
那时毛岸英已经结婚了,是个地地道道的大人了。可他依然是无忧无虑,又说又笑的老样子。可是几个月后,他在朝鲜战争中牺牲,和我们永别了,至今他的坟墓还在朝鲜的土地上,我连为他扫墓的机会都没有。回想他在国际儿童院是中国孩子中第一个参加苏联红军的军人,使得好多男孩羡慕得要死,恨不得和他共穿那一身军装,但他没有在战争中遇到危险。毛岸英哥哥年纪不大,却历尽磨难,饱尝人间冷暖。在失去母亲杨开慧后,他们兄弟四处流浪,一次次从国民党警察的棍棒下死里逃生,顽强地活了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没有倒在第二故乡的土地上,回国后也没有在解放战争中遇难,可刚刚和新中国分享喜悦,成为新郎的他,1950年11月,这是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个月,却永远长眠在生活战斗才几天的朝鲜战场上,献出了他年仅28岁的生命。
我一想起和毛岸英短暂却令人难忘的几次相遇,心里就隐隐作痛。他离开这个世界太早,命运对他太残忍、太不公平。
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 爹爹曾经在多山的中国指挥千军万马,
    爬山几乎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暑假的日子过得真快,我每天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或是散步,或是外出参观,或是会见我原来在莫斯科的老同学们,或是温习功课,或是晚上听爹爹“讲课”……转眼一个月要过去了。
一天,我对爹爹说:“我想去香山看看,爹爹你带我去,好吗 ”
“好啊,我好久不爬山了,腿都硬了。人老先腿老,多爬山对身体有好处,过几天我带你去。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身体不好,有机会也应该锻炼锻炼。”
爬山是爹爹爱好之一。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外地,他总要在星期天、节假日,或利用工作之余去爬山。在桂林市叠彩山明月峰下的石崖上,镌刻着爹爹和徐特立二老在1963年1月29日爬叠彩山后,彼此唱和的两首诗。爹爹赠徐老诗为:“徐老老英雄,同上明月峰,登高不用杖,脱帽喜东风。”徐老步韵和诗一首为:“朱总更英雄,同行先登峰。拿云亭上望,漓水来春风。”那一年爹爹77岁,徐老87岁。两首诗不仅记载了两位老人登山的情景和壮志豪情,也留下了一段传颂千古的佳话。
我回来以后,爹爹很少问我在集中营这段生活情况,我也尽量避开不谈。
四年囚禁生活,使我变得坚强、有承受力。其实,爹爹不需要多问,他能不知道法西斯铁蹄下的集中营意味着什么 死亡、地狱、黑暗……用什么样的词汇形容都不过分,女儿能生还,已经是奇迹了,他还能企盼什么 
这次我和爹爹、妈妈去香山时,也叫上在苏联时的伙伴们,一来人多热闹,二来有说话的伙伴。这一天,我和刘爱琴,还有我从四川老家来的小堂弟、小堂妹。李敏带来了比她小3岁的妹妹李讷。李讷已经快10岁了,不再是原来如年画上那个白白胖胖的模样了,长得瘦高瘦高的。除警卫员外,我们小字辈就有6个人,搞得爹爹和康克清妈妈像维持秩序的家长,左右召唤。特别是年纪小的李讷,妈妈主要负责关照她,怕她走得太累。
我们随爹爹爬山,哪里是领略大自然风光,整个前呼后拥,叽叽喳喳,全讲的是俄语,活像一个外国旅游团。爹爹和妈妈反而插不进话来。爹爹在莫斯科住过一段时间,俄语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只有单词还能听懂一点。他用半生不熟的单词提醒我们要用汉语交谈。汉语比较好的是刘爱琴,她已经在北京大学担任俄语老师一年多了,有许多时间和学生在一起,锻炼了汉语。她不断用汉语和俄语同我们讲话,加强我们的听力。
看见爹爹步伐沉稳,一步一步往山上爬,我觉得奇怪:他这一辈子爬山还没爬够啊 
以前我知道爹爹年轻时爱打篮球。爬山当做运动,是爹爹进入60岁后才逐渐确立的体育项目。
其实爹爹这辈子没有离开过爬山,无论是军阀混战时期,还是红军长征,或者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爹爹在一个多山的国家指挥千军万马,爬山几乎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我想现在爬山的目的和以前战争年代不一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时爬山只是运动而已。或许爹爹对爬山的喜爱,在早期作战的需要中便落了根,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欣赏和陶冶情趣的意义在一次次急行军中得到升华。
中国文人最喜爱的活动之一便是“五岳寻山不辞远”,晚年的爹爹虽不能五岳寻山,但他不会放过近处爬山的机会。
我们这次爬香山就是爹爹无数次游山中的一次。山越爬越难,越爬越累,渐渐,我们和爹爹拉开了距离,每到了山道拐弯处,一马当先的爹爹便坐下来,边喝水,边等我们这些体力不支的晚辈们,然后他再一手拉着一个往上走,最后小李讷走不动了,爹爹就拉着她走,直到山顶。
到山顶时,我们一个个已经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不再像刚出发时那么高谈阔论,神气活现了。不过到达山顶,人有一种征服的快感,那么高的山已经成为我们脚下的风景。难怪爹爹爱爬山,可能他在爬山中得到回味,得到艰苦卓绝、克服万难的勇气和力量,因为这些感受在和平年代是无法随时得到的。
爹爹爱好相当广泛。他另一大爱好就是体育锻炼。他把体育锻炼视为革命工作不可缺少的内容。他常说:“要革命,就要锻炼身体,身体不好,是不能为革命做更大贡献的。”他锻炼时并不奢求条件,而是最简朴的方式,求得最好的效果。
他的晚年生活很有规律,散步是一项重要的体育活动。每天早晚一定散步。有时工间休息,也要散步。他散步一般走得较快,70多岁时,还是大步流星,两臂大幅度摆动,我有时见他那雄赳赳的模样,禁不住联想到他当时在战场上驰骋的身影,一定是很威风也很威严的 
爹爹在中南海居住时,住在二楼,每顿饭都要走出家门到另一座楼的餐厅就餐。每年夏天到北戴河也是住在二楼,到另一幢房子去用餐。在他70岁以后,工作人员为照顾他生活方便,准备把卧室、办公室布置在一楼,这样他出入可方便些。当工作人员向他报告这一考虑时,他没有同意,风趣地说:“住在楼上,楼下吃饭,上上下下,强迫锻炼。”
爹爹从事体育锻炼,表现出强大的意志。他每年到北戴河海滨,都坚持每天下海二次。他不只在晴空万里、风平浪静时坚持,白浪翻滚、凉风夹雨时也坚持游泳。有时,因下雨气温下降,水温低到摄氏十八度以下,大家劝他这样天气就不要下海了。他却戴上草帽,撑起雨伞,然后,以热烈的口气对大家说:“谁愿意去,走呵 ”随即大步向海滨奔去。爹爹坚持游泳锻炼一直到去世前的1975年。
爹爹还十分喜欢书法。进入晚年,这一喜好更加显明,他每天午饭后,站立悬肘写大字半个多小时,坚持多年而不辍。顾大夫在爹爹身边工作的十年中,爹爹曾赠他三幅墨宝。顾大夫把这几幅字画当作了宝贝,一直珍藏着。
总之,由于爹爹爱好广泛,兴趣高雅,这也就使他的生活丰富多彩。兴趣与爱好不是他的生活目的,而是用其锻炼身体,陶冶性情,以便更好地为革命工作;同时,他那种藐视一切困难的决心,钢铁般的意志,高龄而葆青春的气势,激励着自己,同时也激励着我们前进。
  后来我才知道,爹爹这次是专门陪我爬山的。如果在平时,他去爬山总会约上几个老战友,而且这些老战友和他除了都有爬山爱好外,还共同爱好下象棋。
  他们经常是爬一路下一路,而且是不服输争论了一路。如果爬山者中间有彭德怀,有邓小平,那山可就爬出特色了。
他们爬山前,几家警卫们会不约而同准备了行军床和象棋。爬山爬到半腰,大家渐渐放慢脚步,心照不宣地坐了下来,警卫们也不需要问,知道他们要“摆战场”了,就支起行军床,拿出马扎凳,放好棋盘。爹爹和彭德怀这对老棋友,经常把棋盘摆上香山。
后来彭德怀到朝鲜战场,连有限的几次回京,都忘不了和爹爹对弈一把。
如果他们下棋出现争执不下时,站在一边观战的邓小平就会出来当裁判主持公道。对于邓小平的裁定,爹爹一般比较服气,不过彭老总却要剜“裁判”一眼,给自己找个台阶:“小平同志,看你面上让他。”
他们在这特殊战场上,常常是从上午鏖战到黄昏日落,才收摊下山。
我们从山上回来后,爹爹一点事也没有,我却累得两条腿酸痛了好几天。
直到今天,我回想起这段岁月,仍感到特别温馨。这是我和父亲相处最亲密的一段时光,这种时光在我的一生中并不多。 第十五章
☆ 阳光灿烂的日子彻底驱走了苦难岁月留下的
  阴影
☆ 我认定了刘铮,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拦我们相  爱的脚步
☆ 爹爹把外孙留下,却要把他的女儿“赶走”
☆ 爹爹帮你制定开支计划,要养成良好的用   钱习惯


★ 阳光灿烂的日子彻底驱走了苦难岁月留下
    的阴影

很快,两个月的暑假结束了,我又要离开家人,回莫斯科继续读书。
这次回家,我看见了爹爹、康克清妈妈,后来又和外婆、姨妈、表妹团聚。
整整离别了十年,让拉扯我长大的外婆、姨妈想念得好苦,也让我想她们想得够呛。听说她们要来,我激动了好几天,一肚子话要说给她们听。可一见面,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知道流泪傻笑。人就是这样奇怪,想的和说的好像不受一个大脑指挥,明明一肚子话,可一到嘴边就消化了,真让人生气。
离开北京时,我想外婆年纪大了,不知以后能不能再见到她,老是有点依依不舍的。外婆却很理智,说原来离开外婆是为了逃命,现在离开外婆是为了学习,放心去吧,外婆这把老骨头结实着呢,还等着抱重孙呢 
外婆把我闹了个大红脸,还不收嘴,反而越说越带劲,差点没羞得让我逃出门外。
“飞飞啊,你年纪不小了,应该找对象了,有合适的就赶快定下来,只要人忠厚,对你好,就行。不要挑三拣四花了眼,耽误了女儿身 你爹爹妈妈都是忙国家大事情的人,离你又远,顾不上你的终身大事。你就自己拿主意,不要不好意思,现在都解放了,婚姻更应该由自己做主了。外婆这话对不对 ”
我不知道外婆当初是不是也这样鼓励她的女儿们争取婚姻自主的 反正她在鼓励我正视个人问题,大胆去追求幸福。外婆真是个不同凡响的前辈,她那时已经70多岁了,能这样开通,实属罕见。
这次暑假我觉得收获特别大,第一是看见了离别了十年的亲人,而且他们现在身体都硬朗,生活很好,让我放心;第二把集中营落下的痼症彻底治愈了,不再遭受疾病的折磨;第三我得到亲人们真正的关怀和指点,特别是外婆的一席话,好像在我感情的心灵打开了一扇窗子,让爱情的春风吹进我缺乏思想准备的心田。
再回到莫斯科时,我整个像换了个人,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进入了最佳状态。使得女孩子最美妙的年龄散发出青春的气息,我的脸色如化妆般地迅速鲜亮起来。同学们见我,无不惊讶,你们中国是不是有神仙药 两个月,就能把一个病秧秧的“灰姑娘”变成了一个可爱美丽的“红苹果”。
生活第一次向我发出热情似火的“请帖”,在我眼前展示了多姿多彩的画面。
我再也不会因为身体而自卑,不会因为学习掉队而烦恼。我课余时间参加了许多文娱活动,好像对什么都有兴趣,浑身有着无穷的活力。
阳光灿烂的日子彻底驱走了苦难岁月留下的阴影。我由一个忧郁沉默的孩子,变成了活泼开朗的姑娘 
这时,爱神开始光临我多年荒漠的情怀,男学生们有的约我出去跳舞,有的请我郊游。出于礼貌,我有时也去赴约,或许缘分不够,或许火候不到,一接触“爱情”实质问题,我就举棋不定,强烈的祖国观念束缚我的感情,始终不能在苏联青年中作出抉择。我看过许多爱情故事,享受过书中主人公浪漫情感的冲击和感召,也相信真正的爱情是没有国界的。可事情一落到自己头上,说什么也潇洒不起来了。祖国,这个抽象的概念,这时变得非常具体,好像是我感情世界中一道无法跨越的栅栏。
不是我不需要男友,不向往爱情,但这绣球应该抛向谁 让我困惑和苦恼。那些苏联男同学,都很可爱,也有作为,相信会成为一个好丈夫。但让我一辈子生活在异国他乡,我会受不了的。我的根在中国,是祖国花费了大笔经费培养我上大学,我怎能不报效祖国呢 即使男方随我回中国定居,那么,我们中间总有一个人要背井离乡,品尝苦涩的思乡之苦,这滋味同样不好受。
我决定我的“绣球”不抛向异国求爱者 


★ 我认定了刘铮,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拦我们
    相爱的脚步

1952年,康克清妈妈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后,率一个多国妇女参加的访问团来到了莫斯科,我随她一道参加了访问活动。妈妈也很关心我的个人问题,问我是不是有对象 如果有合适的人,可以考虑,只要你经过慎重考虑,爹爹和妈妈会尊重你的选择。你也不小了,应该考虑啦……妈妈这番话让我感动,这是一个长辈对我最大的信任和理解。
原来妈妈询问我个人问题,是爹爹交给她的“任务”。
我同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一个河北籍名叫刘铮的年轻翻译相爱的消息传进了爹爹的耳朵里,他和天下家长一样,怀有既高兴又不太放心的担忧,趁康克清妈妈到莫斯科访问的机会,让妈妈问一问情况。
我一听妈妈问我个人问题,既感动又有点担心。因为我知道,我的恋爱已经在大使馆掀起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核心是我的男友出身普通人家,而我是国家领导人朱德的女儿,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传统,在中国人聚集的大使馆里竟然有深厚的土壤。从我们一开始有接触,就遭到各方的劝阻。
我想,这件事是不能瞒父母的,我向康克清妈妈讲述了我们相识到相爱的过程。
我和刘铮相识,也不知这是缘分,还是天意。我和他相遇在一次联欢活动会上,第一眼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那瘦高的个头和英俊的面容,特别是他那双明亮而敏锐的眼睛,透出他内在的秀气和聪慧,让人怦然心动。
他比我小一岁,25岁。他是我们解放区外语学校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因为俄语专业比较好,新中国成立后,便跟随王稼祥大使赴莫斯科,参加筹建大使馆工作。从我了解和感觉中,刘铮工作认真积极、为人随和,在大使馆里特有人缘,大家都一致赞扬他的为人和品格。后来我们经常来往,刘铮汉语好,他帮助我复习汉语,而我教他练习俄语口语。后来我给父亲写信,连爹爹都说我的中文有进步,字也写得漂亮多了。虽说我们的交往都没有超越学习的范围,从没有涉及恋爱,但彼此已有爱慕之情。
不知怎地,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大使馆时,看见他,就感觉我们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以前对我很热情、大方,可现在变得拘谨、不自然起来。
以后我才知道,他和我认识后,对我也产生了爱慕。可有一些人觉得我们的身份有差距,就劝他不要找我,怕朱老总不会同意这门亲事,免得大家都尴尬。刘铮想想也是,一个是普通的干部,一个是总司令的女儿,双方相差悬殊,就打消了和我进一步相处的念头。
可我却蒙在鼓里,又碍于女孩子面子,不好去打听,直到一次参加大使馆的活动,无意听见不认识我的人在我跟前议论我和刘铮的事情,才恍然大悟。从他们的话中,我知道问题出在有人怕我们门第悬殊,爹爹怪罪下来,担当不起,而不是刘铮本身的问题。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年轻男女之间,有时中间只隔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我们了解了对方的心,彼此就再无顾忌,和所有天下有情人一样,热烈地相爱了。
这经过曲折河道的爱情小舟终于驶进宽阔的河面。从我们登上爱情的航船,就意味着我们要风雨同舟,厮守一辈子 不管前面的航程是暗礁是急流还是旋涡,我们必须用生命用岁月驾驶它,直到生命最后时刻。
我们谈恋爱的消息,让大使馆的同志感到有些为难,说要请示朱老总,才能批准我们结婚。我知道后很上火:我是朱德女儿没错,可我从来就是普通的孩子;爹爹是总司令也没错,可他从来没有特殊的要求,他和平常父亲一样,关心女儿的幸福,而不是关心对方人家的门第和职位。我历来都相信爹爹会尊重我的选择,特别是婚姻,他会给我最大的自由限度,让我自己做主,主宰自己的命运。
我平时遇人遇事都很和善,从不和人争执。但这件事情,谁也别想让我回头 我认定了刘铮,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拦我们相爱的脚步 
“妈妈,我了解他 我们在学习上相互帮助,生活上相互照顾,在事业上有共同奋斗目标。妈妈,我们的爱情来之不易,您能理解我们吗 ”
康克清妈妈听我叙述后,就和大使馆领导商量,能不能见见未来的女婿 
妈妈怕明里相见让刘铮难为情,就让大使以送文件给她的名义,让刘铮来一趟。妈妈和刘铮相见后,他们又交谈了一会儿,看来妈妈对刘铮比较满意。刘铮走后,妈妈对我说:“刘铮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我替你爹爹表态,同意你们的婚事 ”
“乌拉—— ”我差点没把妈妈抱起来旋个圈……
后来我将我们结婚日期告诉了父母,爹爹和康克清妈妈来信表示同意,并祝贺我们新婚快乐,白头偕老 
我们都已成熟,自然会获得成熟的爱情。
苏联,这片充满激情和灿烂文化的土地,给我们的爱情涂抹了罗曼蒂克的浪漫色彩。我们一同郊游,一同学习。我们双方都有许多苏联朋友,经常一起聚会。
1952年底,我们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
我们的婚礼虽然没有亲人参加,但没有一点冷落的感觉。我们在苏联的朋友、同学和同事都来喝我们的喜酒,为我们带来了热烈的祝福,婚礼上我们歌唱了中国的歌曲……这一刻,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以前听别人用神秘的口吻议论新嫁娘时,我总是觉得这个名称对我来说是那样的遥远和渺茫,转眼我自己也做了新嫁娘,而且是在国外,父母不在场的情况下做了新嫁娘,这种感受更加特别,有一种自由而轻松,又有水到渠成一般的自然。
婚礼后,我们又按照苏联人的习惯,外出度蜜月。


  ★ 爹爹把外孙留下,却要把他的女儿“赶走”

1953年,我要毕业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也要出生了。
爹爹知道我有了身孕,就来信要我一毕业就回国,让孩子在北京出生,说我的单位也落实了,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这我很高兴,当老师一直是我的志愿。我听从了爹爹的意见,毕业典礼一结束,我们就匆匆返回祖国,让我们的孩子一出世就呼吸祖国的空气。
一到北京,我们的儿子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世上。把我们吓坏了,这小家伙性情再急躁一点,差点就生在莫斯科了。
我产假刚满,爹爹对我说:“你的哥哥也生了个男娃娃,我准备将你们的娃娃留在我身边,我和你们妈妈照顾。你们现在都年轻,正是好好为党工作的时候,不能因为娃娃影响工作,产假一满就去单位报到,大学里缺老师,你不要因为孩子请假,把心全放在教育上,听到了吗 ”
我以为爹爹把孩子留下,肯定会让我们继续在中南海住下去的,可等到我报到上了班,爹爹把孩子抱到他和妈妈的房间。然后让我搬到学校集体宿舍里住。
爹爹把外孙留下,却要把他的女儿“赶走” 
我简直不相信爹爹会这样做。然而,爹爹毫无商量的余地,执意让我搬出去住。
从我出生到14岁,一直没有见过父亲,脑海里关于父亲的记忆几乎等于零。直到1940年底在延安第一次看见父亲,对父亲记忆才变得真切起来。但因我和父亲离别的时间远远多于团聚的日子,所谓记忆也只是淡淡的印象而已。真正了解自己的父亲,是1953年从莫斯科完成学业回国以后。
以前我和爹爹都是短暂的团聚,爹爹对我也没有过多过高的要求,我也从没有觉得爹爹是个严厉的父亲。我想,是不是因为我是女孩子,又是最小,爹爹可能对我娇惯一些。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我对爹爹还缺乏深刻了解才会产生的想法。其实爹爹对我们子女都一样严格,只是原来我不经常在身边,无从知道爹爹的内心。如果真正了解爹爹的内心和他做人的原则,那么对他的严厉、严格甚至是苛刻,我们就能够深深地理解。
所以,爹爹有些做法是不能用人间常情来作简单比较和解释 
记得在我回国后,第一次看见爹爹对我发火时,因为我不了解他当时的想法,结果让我委屈了好久。如果这事放在现在,我说什么也不会向爹爹提出那样不懂事的难题,更不会觉得委屈了。
爹爹那次发火是1954年的秋天,新中国成立五周年的国庆节。按照惯例,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一天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和首都人民一道庆祝节日。我上次暑假回北京,和爹爹去过天安门城楼,这次一听说爹爹要去城楼,又想和爹爹一起去。
没有想到,我刚一说出这个想法,爹爹就生气了,说我不懂事,庆祝活动是中央的集体活动,怎能带子女 见爹爹没答应,我不死心,觉得庆祝节日是轻松的活动,以前能带我去,现在为什么不行 我将刘爱琴叫来,她也想去天安门城楼,我们就一起走到我爹爹跟前,还把眼泪硬挤了出来。
看,我们都哭了,你还不带我们去啊 
我以为这一招,爹爹是会心软的。
一向和气的爹爹这时不仅没有心软,反而板下脸,严厉地对我说:“朱敏,难道你真这么不懂事 ”
爹爹这话伤了我的自尊心,让我在朋友面前没了面子,一下子由假哭变成了真哭,委屈的泪水直流,不服气地说:“我们在莫斯科时,每年苏联建国的国庆,斯大林都邀请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在红场观礼台,我在中国倒不能参加自己的国庆节,还不如斯大林……”
爹爹一听更加生气 
“你住口,你怎么能这样比较 斯大林请你,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是苏联的客人,那是出于外交礼节,出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尊重。可现在你是在中国,不是客人。如果要参加国庆活动,你可以去天安门广场,和那里的群众一起联欢,天安门城楼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的地方,不是你们去的地方 以前你是孩子,我能带你去,可你现在是大人,是学生的老师,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才对。”
爹爹说完起身就走了。
看见爹爹脸色铁青,我想爹爹是真生气了,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可是心里老觉得很委屈,不上就不上嘛,干吗还上纲上线,把外交礼节都拉扯出来,好像我们是故意无理取闹。
中午,爹爹从天安门城楼回来,我一见,故意扭头不理他。爹爹好像忘记了早晨那件不愉快的摩擦,他微笑着走到我跟前,问:“上午在家干什么了 没有去天安门广场 ”
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 我眼前又泛潮了,真想大哭一场。
“朱敏,我知道你还在生爹爹的气,爹爹也想了,上午对你的态度是严厉了些,你可能觉得委屈。不过,你想了没有,其他普通人家的孩子能去天安门城楼吗 因为爹爹的关系你可以和其他普通人不一样,结果会怎样呢 只会增添你的特权思想。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不是封建王朝一人当道鸡犬升天的时代。你要记住一点,你是一个普通的人,和所有普通人一样,要自食其力。爹爹讲的道理,你能明白吗 ”
爹爹这番话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接受了一个新问题,一个以前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我们这些中国领导人的子女在社会中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位置 是特殊阶层还是普通阶层 
当然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社会普通一员的位置,那么,选择这个生活位置又带来一个实际问题,你是普通人就必须享受普通人的待遇。这一点,我以前没有想过,更没有将普通两字放进生活中去体验。
爹爹见我不再嘟噜着嘴了,就告诉我,他已经吩咐厨房里的师傅多做一道西餐,是我喜欢吃的“沙拉”,这次爹爹请客 我到底是年轻人,阴云被风一吹,顿时心情又明朗起来,高兴地拉着爹爹的手往餐厅里走。
这件事情虽说很快过去了,但我却从中掂出了很重的分量,爹爹的生活原则和做人准则是何等的泾渭分明,不容半点私情 以后,我再没有提出过这类要求。爹爹有生之年,我再没有陪他上过天安门城楼。
这一回,爹爹看样子也动真格的了,一定要赶我去师范大学单身宿舍去住。
我在学校的房间,是一间只有12平方米的集体宿舍,房间里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刘铮在外交部工作,一年有大半年在国外,家里家外都靠我一人。这时的爹爹也快70岁了,身边也需要有孩子照顾,我多么希望爹爹能留我在他的身边啊 
我对爹爹说:“爹爹,你年纪也大了,你就我一个女儿,让我留在身边可以照顾你的生活。我也可以尽尽孝心。”
“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是祖国和人民供养出来的大学生,你回来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建设做贡献,而不是回来做孝子贤孙,只要你好好工作,就是对爹爹最大的孝顺。”
面对一个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爹爹,我还能说什么呢 
一个人住师范大学宿舍,难免有些冷清,心里老是想孩子,就常常回家看望儿子。爹爹看见我常回来,又批评我:“你长大了,要学会独立生活。我们留下你的孩子在身边,就是为了不让你工作分心,可你老是回来,时间都消耗在公共汽车上,哪有更多的时间钻研教学嘛。以后不到星期天,你不能回来 ”
爹爹这个做法让我无法接受,他的住房很大,有许多工作人员,难道家里就多我一个 我想不通,就赌气不回家。爹爹见我星期天也不回去,知道我又有思想情绪了,他让警卫员找我回去,我一进门,看见爹爹正抱着我的孩子玩“扎胡子”,爹爹把他大胡子下巴往外孙子脸前一凑,“扎扎扎……扎”小家伙一听见这声音就开始一倒一歪的左右躲闪,咯咯笑得口水直流……听妈妈说,他们这一老一小经常玩这个扎胡子游戏。
我一肚子怨气被他们祖孙之乐的场面融化了。我应该理解爹爹对我的一番苦心,他无非是想让我快点适应工作环境,多为祖国做工作。
  爹爹问我为什么有情绪 我说原来有怨言,现在没有了。因为我的思想已经通了,一通就百通。后来我按照爹爹的要求,星期天回家和家人团聚,其他时间都放在工作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受到爹爹对我严格要求的宝贵意义,甚至到最后,这宝贵意义已经化为我生活中最宝贵的财富。正因为当初爹爹没让我享受特殊的生活,让我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和工作,才使我今天能拥有普通人幸福的生活和普通人那金子般的平常心。
我在学校单身宿舍住了好几年,才搬进单元房,一住就是40年。现在,这50年代建筑的宿舍楼已经很陈旧了,许多人都劝我找学校领导,安排好一点的房子,可我想,学校里还有老师至今都没有成套的住房,面积很狭小,三代同堂。和他们相比,我应该满足了。
我慢慢地习惯了独自生活,也不想孩子了,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我刚到师范大学工作时,教的是俄语新生班,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我又是新教员,没有教学经验,教学中遇到许多困难。因为我平时没有高干子女的架子,大家都愿意和我相处,热情地关心我、帮助我。很快我就能胜任教学工作,并且将这个俄语班教到毕业。看到我的学生带着知识,走上为祖国建设的工作岗位,我是多么的欣慰。
从事业中得到的快乐是最大的快乐 这份快乐也是爹爹给予我的。


★ 爹爹帮你制定开支计划,要养成良好的
    用钱习惯

走进我们儿女生活中的父亲不再是淡淡的印象和血缘顺序的称呼概念。父亲变得真实和亲切,好似慈母一样关怀着我们,甚至帮助我们照顾孩子,将他迟到的父爱赋予了孙辈们。然而,父亲也是一位严父,各方面对我们要求很严格,这些严厉的要求或许在别人看来,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是爹爹对我们细心的关怀也是常人家庭中难以看见的。到现在我还记得爹爹帮助我计划花钱的事情。
我在大学里过了教学关,可是生活关总是过不去。
因我在莫斯科上学,常年是供给制,从不知道该怎样花钱。现在要自己管理生活,结果每月工资发下来,不会计划用,老是一个月工资,半个月就花光了,没有办法,只好又去找爹爹。爹爹见我衣兜里只剩几个硬币,不由得笑了起来:“怎么 老师同志,成了穷光蛋了,工资一个人花还不够 别人一大家子的日子怎么过呀 照你这个花法,不是要把家人的脖子都扎起来了。你的毛病是没有计划性,以后爹爹帮你制定开支计划,要养成良好的用钱习惯。”
爹爹还真的给我搞了个详细的开支表,比如每月伙食费多少,水电费多少,书报费多少,衣物费多少,杂支多少,零花多少等等,一项项非常仔细,我以后就按照爹爹这个开支计划用钱,再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情况。渐渐,我也养成了节省的习惯。
后来我们有了6个孩子,也没有向爹爹伸手,就靠我们两口的工资,把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孩子个个都很结实、健康。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工资收入也多了,我还是不爱乱花钱,家里的陈设还是很简单,这个让孩子们都有意见的节省习惯大概是一辈子也改不了了。

1960年8月14日,朱德和黄继光烈士的母亲邓芳芝跳舞。


WO DE FU QIN ZHU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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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朱德
朱敏就读莫斯科教育学院与同学合影。
  1947年7月8日,朱敏在莫斯科上了大学,在图书馆中阅读书籍。
成为大学生的朱敏。
1950年,朱敏在北京。
朱敏与母亲康克清。
1950年,父女俩在北戴河合影。
1949年12月朱德在北京。
  1950年,第一次回国的朱敏在中南海瀛台前留影。
朱敏 左一 、刘允斌 中 、刘爱琴 右一 。
1952年7月8日,朱德在中南海学习摄影。
  1950年7月4日,朱敏、朱德、刘爱琴、李讷 从右至左 在香山。
朱敏带着侄女、侄子与父亲一同外出。
1952年夏,朱德在打台球。
1951年夏,朱德在青岛第二浴场。
1962年4月在广州,朱德做自己编的健身操。
1964年11月28日,朱德在写字。
  1953年8月27日,朱德、李富春和著名科学家李四光 右 在北戴河。
朱德和彭德怀对弈,邓小平在一旁观战。
1951年,朱敏与父母在青岛。
  1952年,康克清率有多国妇女参加的访问团在莫斯科访问。前排右一朱敏,右二康克清。
  刘铮,1951年摄于莫斯科。
朱敏与刘铮。
朱敏和刘铮夫妇在莫斯科郊外。
  1953年,即将当妈妈的朱敏离开莫斯科前,在郊外的树林中留下了难忘的镜头。
1952年,朱敏与父亲在青岛。
朱德与外孙子刘建。
朱敏夫妇与儿女们在一起。
朱敏参加北师大60届毕业班的论文答辩。
1955年5月8日,朱德夫妇与女儿朱敏、女婿刘铮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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