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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朱德(5)

 



 第七章
☆ 在我们成长中,青少年的履历几乎被苏联这  块伟大而悲壮的土地填写了
☆ 已经置身法西斯铁掌中的我们和所有苏联人  都沉睡在甜蜜的梦境里
☆ 夏令营顷刻不复存在,我们21名多国孩子沦  陷在战争火海中
☆ 面对德国鬼子,我们将自己的假身世背得滚  瓜烂熟
☆ 刚才还堆着臃肿笑容的德国军官,举起了屠  刀,两个孩子倒在血泊中


★ 在我们成长中,青少年的履历几乎被苏联
    这块伟大而悲壮的土地填写了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向莫斯科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革命烈士和革命者的后代,这些孩子虽然躲避了中国战场上的炮火袭击和血腥屠杀,但在苏联却经历了四年卫国战争,同苏联人民一道经历了困难时期,经受战争的考验。在我们成长的所有记忆中,青少年的履历几乎被苏联这块伟大而悲壮的土地填写了。大家对祖国的抗日战争记忆并不深刻,但对异国他乡的这场战争却锥心刺骨,终身难忘。
可以说,苏联是我们40多个中国孩子心灵中的第二故乡 如今离开了它的怀抱已经40多年了,可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在和别人谈话时还会突然冒出俄语来,连自己都吓一跳,这俄语竟然比中国话说得还通顺。可见这第二故乡对我的影响之大之深。
当时莫斯科有两个国际儿童院,一个是伊万诺夫国际第一儿童院,另一个是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抗战爆发前,中国国内就送来了十多个孩子在这里学习,主要集中在第二儿童院里学习。1939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大批西班牙革命者和知名人士的子女也送到苏联儿童院。第二儿童院重新对各国孩子进行了调整,将40多名中国孩子全部迁往距离莫斯科300公里的伊万诺夫国际第一儿童院。
我到达莫斯科后,也被分配在第一儿童院。这个儿童院是苏联最大的国际儿童院,集中了四十多个国家的孩子,其中有波兰统一工人党领袖贝鲁特、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美国邓尼斯、日本片山潜、南斯拉夫铁托等著名革命家的子女。中国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林彪的长女、瞿秋白的独女、蔡和森的一儿一女、蔡畅的独女、林伯渠的女儿、苏兆征的一儿一女、张太雷的儿子、刘少奇的女儿等许多革命领导人的子女都在这个第二故乡度过了难忘的“二战”岁月。
我们一到儿童院便投入紧张的学习。因为我的俄语不行,不能按年龄编进当地的中小学里跟当地孩子一起学习,便先进俄语补习班,等掌握语言后,再进学校学习。
这里的环境和中国的环境简直是天壤之别,特别是来自战争国家的我们,刚刚穿越了战争的硝烟,走进这里的和平天地,不仅充满了诧异,几乎不相信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美好的人间。这里的校园鸟语花香,室内温暖如春,老师在阳光灿烂的教室里孜孜教诲每一个学生,温馨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这里的城市洋溢着青春活力,人们在快乐地生活和工作,到了晚上,街头到处可听见手风琴的声音,看见姑娘和小伙子双双对对相依的身影,战争好像在另外一个星球上激烈地进行着,这里完全成了童话中所描绘的天堂。在这里生活的中国孩子被巨大的幸福淹没了,完全不去理会中国国土上的父辈们在如何的浴血奋战,如何的日理万机,如何的鞠躬尽瘁……照样嬉笑玩耍,甚至调皮捣蛋,打架犯错误,直到苏联也爆发战争,大家才深刻体会到战争是什么,才在战争中成长起来并逐渐成熟。
之所以我们要被送往条件优越的莫斯科学习,也是为了解除父辈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全身心投入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
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对我们各国的孩子给予了最好的照顾。但是,不管我们生活得如何幸福,有的孩子还是不能抹平精神上的创伤,这与长期同父母离散有关。饱受人间苦难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是不可能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的,甚至会保留终身。我记得,我们中国学生队队长是毛岸英,他那年已经19岁了,但是他和他的父亲毛泽东一同生活的时间很短很短,他和弟弟毛岸青因为母亲被害而流落街头,受尽了人间屈辱。毛岸青的脑袋也被人打坏了,脑神经受到了致命的损害。后来他们被找到后,送到欧洲学习,可欧洲也卷入了战争,他们又一次流离失所,成了国际流浪儿童。中央又一次想法找到了这对苦难的兄弟,由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康生负责到欧洲,将毛氏兄弟接到莫斯科儿童院。
获得和平和稳定生活的兄弟俩,依然对四周充满了警惕,对谁也不肯暴露自己的身份,有时他们不得不提到自己父亲时,就和别人一样直呼大名,好像和毛泽东没有一点关系。后来在中国派去的师哲副院长的开导教育下,他们兄弟俩才敢讲出自己的身份,才敢当大家面称毛泽东“我们的父亲”。
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许多人都有苏联名字,毛岸英叫谢廖沙,毛岸青叫亚历山大。我离开延安时,爹爹也为我起了个化名——赤英。爹爹说用化名一是为以防万一,不会暴露身份;二是“赤”和“朱”都是红色的意思——红色英雄,这也是爹爹对我的希望。
我一到莫斯科就再没有使用朱敏这个名字,而开始了“赤英”的经历。
在我的一生中,名字成为我经历的证明,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名字,开始一种新生活。我记得,我有好几个名字,在爹爹心中有小名“四旬”、大名“朱敏书”,到延安后,爹爹又叫我“朱敏”;在外婆膝下我姓贺,叫飞飞。我的名字在不断转移地方中而不断地更换,离开成都,我的“贺飞飞”随着童年画上了句号,到延安开始了我的新名——朱敏,这不,才几个月我又使用了“赤英”的化名。


★ 已经置身法西斯铁掌中的我们和所有苏联
    人都沉睡在甜蜜的梦境里

很快,我到莫斯科4个月了,学习有了很大进展,可是进入6月夏季的莫斯科,天气依然很寒冷。我小时候有哮喘的病根,在寒冷潮湿的莫斯科又发作了,整天整夜地咳嗽。儿童院的老师请了许多医生来为我看病,药也吃了不少,病情却不见好转。最后他们决定送我去白俄罗斯明斯克城郊的夏令营疗养。与我同去的还有第二国际儿童院的一对捷克姐妹——弗拉斯塔和米拉,她们是捷克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日瓦沃的女儿。
以后我们三个来自国际儿童院的孩子,在德国集中营里结为生死之交,顽强地度过了4年地狱般的岁月。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相依为命,相互鼓励,严守自己的身世,躲过了德国鬼子的审查,成为活着走出德国集中营的幸存者。
我们从莫斯科到白俄罗斯疗养的孩子一共有21名,我所在的第一国际儿童院只来了我一个,第二国际儿童院来了好几个孩子,其中有张闻天的儿子,他是父亲和苏联红军女大尉母亲所生的孩子。他从小在莫斯科长大,一口纯熟的俄语真让我羡慕不已。他和我是这次去南方疗养的仅有的两个中国孩子。最为痛惜的是,他在德国鬼子占领我们疗养院后,他想逃回莫斯科,被法西斯飞机炸死在途中,那年他才12岁。
明斯克距离莫斯科有500多公里远,汽车在路上走了两天,6月21日傍晚才抵达我们疗养的集体农庄。我们来南方疗养的孩子大都是身体有病,或者是体质差。经过两天长途颠簸,个个都疲乏极了,谁也顾不上欣赏新“家园”是个什么模样,吃完晚饭就陷进松软的床上,呼噜大睡……
睡眠中的我们谁也不会料想到这一夜将会成为历史上永远铭刻的日期。
沉浸在和平之夜的苏联人民也不会预想到明天战争的来临。
最高统帅斯大林也不可能在睡眠中梦见希特勒战争狂的双眼正虎视眈眈盯着他……
此时是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希特勒像头发疯的野兽,用他公牛般的嗓子,向他的法西斯军队下达了向苏联进攻的命令 
顿时,德军坦克部队像老鹰的巨大黑爪,扑向苏联的西南部,把我们疗养的驻地明斯克地区紧紧钳住,准备撕咬得粉碎……
已经置身于法西斯铁掌中的我们和所有的苏联人都沉睡在甜蜜的梦境里……
凌晨3点以后,德国的飞机、大炮、坦克和他们密密麻麻的步兵跨过了苏联南部的国界。苏德两国首脑1938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此时化为法西斯手中一张分文不值的纸片。
终于,善良的苏联人民和世界上所有卷入战争的人们一样,几乎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下接受这个强加给他们的血腥灾难,其中包括我们这些为躲避战乱的各国孩子,再次被罪恶的战争推进了火坑里。
我们早晨醒来,听见小鸟在房前枝头上的叫声,也听见隔壁人家的牛叫鸡啼声,一切显得那样宁静和安详。我们一起床,浑身又来了精神,恢复了孩童的好奇和多动的天生“病症”,不是先去洗漱,而是跑进旁边牲口棚里看马呀牛呀羊呀什么的,特别是看见那些在“妈妈”肚子下喝奶的小家伙,我们个个都想爬进去抱一抱,要不是它们的“妈妈”们始终和我们保持不友好的态度,说不定这些可爱的小动物早就成了我们床上的宠物了。
后来我们在老师的再三催促下,才不情愿地离开了这些小动物。
我们疗养的这个农庄在明斯克郊区。这里有茂密的森林和平坦的草原,到处都是绿油油的。这里毕竟是南方,空气要暖和得多,阳光也灿烂得醉人,我的哮喘毛病不知不觉好了许多,一个晚上也没有咳嗽。早饭后,我们在老师带领下,来到村庄外的草地上玩耍,我认识了在国际第一儿童院的捷克姐妹。
“你好,这是我的姐姐,叫弗拉斯塔,我是妹妹,叫米拉。你叫什么 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
那个叫米拉的妹妹大方地用俄语问我。
她们姐妹开朗活泼的性格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我回答了米拉的问题,但没有说我的父亲是谁。因为我们国际儿童院的孩子大都在险恶环境中生活过,从小因为革命家庭受过反动当局的许多折磨,渐渐养成了严守自己身世的习惯,到了和平的环境中,依然相互不打听身世,也不主动说自己的父母是谁。自然我也不知道她们的身世。
这对姐妹就叫我“中国赤英”。
我欣然接受。
张闻天的儿子叫汪格里,他虽然有俄国人的白皮肤,但他的黑眼睛黑头发,一看就知道有中国血统。他的身世我是以后知道的,就连汪格里被炸死的消息也是我从德国集中营回到莫斯科后才知道的。
在我们这群孩子里,我的年龄算比较大些,已经15岁了,因为我离开延安时爹爹考虑我到莫斯科就学的年龄,少报了两岁,13岁。其他孩子基本都在十二三岁,还有几个只有七八岁。一个地地道道的红领巾夏令营。
我们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尽情地唱歌跳舞,我也给同学们唱了一首中国民歌,这是我离开祖国后第一次用国语唱歌,心里别提多么高兴 但是唱着唱着,不知怎的我的眼泪流了出来,这浓郁乡情的歌词勾起我的思念。
我离开祖国已经是个少女,对家乡的一草一木和对亲人印象是十分深刻的,他们的音容笑貌老是固执地冒上来。从前在家唱歌不觉歌有什么特别,可在异国他乡唱歌,感觉就大不一样了。


★ 夏令营顷刻不复存在,我们21名多国孩子
    沦陷在战争火海中

正当我们玩得好不开心时,突然,觉得大地有点颤抖,天空传来嗡嗡的低鸣声。我们停止欢笑,四下寻找这个怪声音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是不是要变天了 我们抬头看天空,看见蓝色天幕上有一个个黑色飞行物缓缓移动,像鸟群 也不对啊,鸟飞不了那么高……我眼前猛然闪现一个情景,这个情景我多次在国内看见过,那是日本鬼子轰炸机轰炸城市的情景……
我恐惧地大叫起来:“飞机 ”
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孩子也高兴地喊:“对 是飞机,好多好多飞机啊 ”
“战争,是战争 ”我无法解释更多,用最简单的词语告诉大家。
“战争 ”大家不相信地看着我……我正想解释这是轰炸机,可远处已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
“哇……”几个年纪小的孩子被这巨大的声音吓得哭了起来。这时大家才明白我说的战争是打仗,尖叫着往村里跑去,好像躲进房屋里,炮弹就不会落到头上,就安全了。
我们在飞机呼啸声中,跑回四处冒烟的村庄,一看,情景更加可怕。就在我们看飞机时,飞机的炸弹已经在村庄里横扫了一遍,其中一颗炸弹落在小牲口和它们“妈妈”居住的棚顶上,牲口棚不见了,成了一个泥土大坑,可爱的小动物已经被炸得粉碎,这里一条羊腿,那里一个牛脑袋,四处都是鲜血。我们吓得两腿直打颤,怎么会是这样 这难道就是我们日夜咒骂的法西斯行为 
我们的夏令营顷刻不复存在。我们21名多国孩子顷刻沦陷在战争的火海中。我们惟一的老师——安娜,在大火中不停地鼓励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不要怕,我们一定能回莫斯科的。你们要管好年纪小的孩子,把行李都拿出来。我去寻找汽车,我们要想办法回去,记住,我们一定能回去 ”
老师去寻找汽车,我们靠着破残的断壁边等待老师回来带我们离开战争。
我看见我们脖子上都系着红领巾……我想:万一我们被德国鬼子抓住了,他们肯定要抢走我们的红领巾,不行,红领巾不能给德国鬼子拿去。当时年纪的我,还不可能意识到战争对生命的残酷性,特别是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行径,是本世纪或许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为罕见最为残酷的一页。
我们没有经历这一幕,是无法想象它的残酷。已经置身在炮火中的我,不知道担心自己的性命却担心着脖子上的红领巾。
我到莫斯科时间不长,俄语说得不好,无法将这个担心和别的孩子交流,就独自起身到墙角找出我们昨晚喝的汽水瓶子,把红领巾取下,塞进瓶里,然后封好埋在一棵大树下面。我的行动带动了大家,米拉姐妹也将红领巾摘下,和我的瓶子埋在一起。
红领巾,这是我们的荣誉,绝对不能落在法西斯的手里 
我们埋完红领巾,脸上、手上都黑乎乎的,可为维护自己的荣誉和尊严做了一件大事,也不顾黑脸脏手,兴奋地拥抱在一起,大声欢呼起来。

  ★ 面对德国鬼子,我们将自己的假身世背得
    滚瓜烂熟

我们的安娜老师没有能为我们找到一辆回莫斯科的汽车。
看见她神情沮丧,两手空空时,我们中间有的孩子哭了,我们回不去了。安娜老师把我们一个个拉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她眼眶红红的,说:“我现在无法找到一辆可以带你们回去的汽车……镇上的车子不是被炸毁了,就是被用来运送军用物资,我试过……但他们不同意给我们汽车,我很难过……估计纳粹很快就会来的,我们如果呆在这里会被他们抓走的,何况你们中间有国际儿童院的孩子,是共产党国家的孩子,他们会杀了你们的。我们还是到树林里躲一躲。”
安娜老师一手拉着一个小孩子,带我们走进村庄外的树林里。当时我们都带有皮箱和毛毯,安娜老师叫我们带上,说是树林里寒气重,毛毯能御寒。有老师在,我们心里平静了许多。其实,安娜老师不过是20岁的姑娘,但她那种勇敢和果断的行为给我们增添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第二天,德军占领了我们居住的农庄,村里许多没有来得及逃走的成年人被德军集中起来,强迫他们为德军建筑工事。开始德军没有搜索树林,我们没有被发现。但是,过了几天,我们的食品吃光了,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孩子,这一惊一冻,许多人又生了病。安娜老师急得摸进村庄想请大夫来给看看,谁知被德军发现了。不久,我们也全部被德军从树林里搜了出来,被赶进村庄里。
安娜老师一见,跑过来,像老母鸡那样紧紧护着我们。因为她知道我们中间有犹太血统的孩子,有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孩子。虽然她已经反复嘱咐大家,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要暴露自己是犹太人,互相之间也不能出卖。但她看见德国鬼子凶神恶煞似的审讯,还是担心孩子有差错。她挨个抚摩我们的脸颊,用眼神鼓励我们不要怕,但她自己的脸色都变了,褐色的大眼睛里汪着泪。
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孩子暴露身份,这个孩子的性命就肯定难保了,我们面前站立的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她能不担心不害怕吗 
大概危难之中,人有一种本能保护意识。我们谁都将自己的假身世背得滚瓜烂熟,即使才编出来的,一到德国鬼子面前,都说得很真切,编得连自己都相信那是真实的身世。
德军将我们排成两排,一个肥胖的德军军官面对我们,脸上堆着臃肿的笑容,他的身后站立了两个全副武装的德军,面无表情,死死地盯着我们。
他挨个审讯我们,我是中间被叫出队伍的。
“你叫什么 ”那个德国军官用我勉强能听懂的俄语问道。
“赤英。”
“什么地方人 ”
“中国。”
“支那人…… ”德国佬停下记录的笔,抬起头,那双深陷在肉团里的蓝眼珠盯住了我,不相信似地反问我一句。
那时许多外国人称中国人为支那人。我点点头,但心里气呼呼的,因为外婆告诉过我,外国人称中国人为支那人是蔑视的称呼。
“噢……你的父母在中国做什么的 ”
“父亲是老中医,母亲也是。”
“你为什么到莫斯科 ”
“我身体不好,父母送我来莫斯科治病。”
“你得什么病 ”
“你听——哮喘。”我张开嘴,大口喘气,胸膛里发出拉风箱似的哧啦哧啦声。
也不知这个胖家伙怕我有传染病还是听我不流利的俄语太吃力,他不耐烦挥手叫我快走。我立即跑回队伍,安娜老师轻轻吐了口气,对我微微一笑。
安娜老师虽然不具体知道我是中国哪位领导人的孩子,但她知道我不是一般人的孩子,所以,从我被叫出队伍,她就捏了把汗,担心我不太会说俄语,万一说漏了就糟糕了。看见我平安无事通过了审查,心里落了块石头。
在我后面叫出队伍的是米拉姐妹,安娜老师向她们挤挤眼。老师知道她们很机灵,绝对不会出问题的。果然,她们姐妹编造出父亲是捷克的火车司机,在空袭中被炸死,母亲只好改嫁,被遗弃的她们不得不投奔莫斯科亲戚的悲惨故事。故事没有讲完她们自己先感伤得痛哭流涕。
德国鬼子好像对这样身世的孩子不感兴趣,连连制止边讲边哭的姐妹,好啦好啦,回队吧。
张闻天的儿子汪格里转眼变成了一个现在都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被孤儿院收养大的孤儿,关于他的父母,一问三不知。德国鬼子看见他一副无知的模样,估计捞不到什么,就放他回队了。
一个朝鲜男孩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反正德国人也分不清亚洲人的区别,就相信这个孩子来自同一战线的日本,不仅没有继续受审问,还得到德国鬼子奖赏的一个大面包。
他一回到队伍里,就给我们每人分了一块。


★ 刚才还堆着臃肿笑容的德国军官,举起了
    屠刀,两个孩子倒在血泊中

眼看我们都快要通过敌人审查时,安娜老师似乎可以喘口气了,她眼前有19个孩子通过了德国鬼子的盘查,她正要拥抱我们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安娜老师张开的双臂突然僵硬在半空……她的臂膀下还有两个8岁的女孩,是捷克人,而且是犹太人。她们还没有通过敌人这一关,看来安娜老师还不能轻松。
果然德国鬼子一把拉出两个女孩,听见她们尖锐的哭叫声,我们顿时都紧张起来,毕竟她们年龄太小了……
她们站出队伍仅仅几秒钟,我们就看见一个德国鬼子的大皮靴挑起一个女孩瘦弱的身体,甩了出去,接着又甩出第二个女孩……
“不…… ”安娜老师大叫着冲上前去,被德国鬼子一枪托打倒在地。
这时所有德军都围了过来,他们脸上的肉在狰狞地抖动。
我们都惊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德国鬼子竟这样对待两个年幼的孩子 
“犹太猪 ”
我们被这毛骨悚然的声音惊惧出一身冷汗,安娜老师脸色唰地变得苍白。她明白,这三个字意味着宣判这两个女孩的死刑。
我们跑上前想帮助倒在地上哭叫的孩子……顿时,我觉得肩膀一震,不等明白过来,身体已经滚出好远。我抬头一看,一个德国鬼子在用枪托棒打我们上前营救的人,有的孩子鼻孔流出了血,有的头上起了青包,有的帽子掉了,有的鞋子破了……
安娜老师拼命地拉着我们。“不要上前,他们会打死你们的,我的孩子们,不要上前……啊 ”
我们被德国鬼子的枪托逼离了那两个乞求我们救救的可怜孩子。
我们几乎被这惨无人道的兽性惊惧得昏厥过去……
“法西斯 ”
我们从牙缝里挤出这三个音节 
如果说法西斯残酷已经用文字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述,那么我在童年所目睹的残酷却是任何文字都无法表述的,它不仅残酷凶狠,而且那样的冷酷。当孩子凄惨的哭叫把人的心都要撕破的时候,法西斯却能无动于衷有条不紊甚至异常平静地进行他们的杀人工作,好像我们不是人而是什么牲口。不 连牲口都不是,最多是株草。这样非人所为的行径能用文字表述吗 
看着德国鬼子从腰里抽出枪,一步一步走向犹太女孩,我们因为恐惧而掩面大哭了起来。
“上帝啊,你在哪里 他们要杀可怜的孩子,救救她们吧 ”安娜老师双手合十,仰头望着苍天,发出悲惨的哭声。
“我早就注意你手里这两个小姑娘,她们有褐色的眼睛,还有褐色的头发,是这头型告诉了我,你的孩子群里有犹太人 ”
德国鬼子用手里的皮鞭指指地上两个女孩的头,我不知道她们的头和其他欧洲人的头有什么区别,法西斯居然能以头型来判定谁是犹太人,这不是太荒谬了吗 然而,希特勒就是用这种荒谬的头骨型说奠定了他的人种论,视犹太人为最劣等的民族,天下第一要灭绝的人种。他们将犹太人看成是瘟疫,想方设法要赶尽杀绝,即使是孩子也决不心慈手软。
“我的眼睛也是褐色的,你们杀了我吧 ”安娜老师也豁出去了。
“嘿嘿……你不是犹太人,小姐 ”德国军官用鞭子拨拉了一下安娜老师金色的长发,因为犹太人的头发不是金色的。
这两个孩子怎经得起这般毒打 其中一个孩子的胳膊断了,软塌塌地垂挂着,她们最后连哭叫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见她们浑身是血的瘦小身体随着棍棒的抽打在泥地上抽动。法西斯打够了,拍拍手,拉起站都站不住的女孩,一人给她们一把小铁锹,让她们挖坑。
这是干什么 
我们紧张地望着安娜老师,安娜老师满脸是泪,痛苦地喊道:“他们要活埋我的孩子,上帝啊,你看见了吗 ”
我们人群又开始骚动起来,想上前救她们出来。一切都无济于事,两个活生生的孩子被德国鬼子活活埋在土坑里……
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哭叫了,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连看那土堆堆的勇气都没有了。突然,我看着一只细细的血手从土里慢慢拱了出来,顽强地伸向天空,五个手指因泥土的重压而直直地张开着,好像向苍天要什么……
这是对生命的渴望 对法西斯的控诉 
两朵还没有来得及开放的花朵就这样被摧残了,折断了。
这残酷的一幕终身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我听见噗噗声,都会想起那往坑里盖土的噗噗声,令人心悸。
德国鬼子干完他们的杀人工作,把我们赶进附近的一个孤儿院里,集体看押起来。这个孤儿院原来已经有40多个孤儿,我们一去,孤儿院里就更加拥挤,本来就不够吃的饭食显得更加紧张。许多孤童才一两岁,因为吃不饱,几乎每天都有孩子死去。
相对来说,我们年龄要大一些,生命力也要强盛一些。有时我看见可怜的孤儿在哭叫中慢慢地断气,心里难过极了。无论我们怎样帮助那些病孩,死亡还是不断光临这个灾难深重的悲惨世界。
 第八章
☆ 到了9月份,苏联丧失的国土面积已经超过  一个法国的面积
☆ 整个孤儿院里充满了阴暗死亡的气息
☆ 1942年夏季,我已经16岁,却像个十二三  岁的小孩子
☆ 我落入法西斯魔掌时,爹爹他们为度过抗战  最艰苦的时期,开发了南泥湾
☆ 就是走到地球的尽头、地狱的最底层,我也  要活下去
☆ 我拼命不让自己叫出声音,生怕列宁纪念章  滑出嘴来


★ 到了9月份,苏联丧失的国土面积已经超
    过一个法国的面积

我至今都记得爆发战争的这一天是一个星期日。
许多苏联人在自己的家里休息娱乐,尽管电影院里上映了战争题材的电影,可观众依然觉得这是电影,是历史而不是现实。可是无情的战争好像突然从银幕上跳了下来,光临和平的大地。毫无戒备的苏联南部顿时大火冲天,尸骨遍地。大片大片黄灿灿等待收割的麦田,被纳粹德军的坦克履带碾压在泥泞的土地里,丰收的期待随着战争的脚步走向了破灭的深渊。
这天上午10点,苏联千家万户的收音机里突然传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低沉而悲愤的声音:
“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于今天清晨3点兵分三路入侵苏联……”
从这一刻起,苏联人民一下子由和平使者跌入战争受害者的行列。
因为我们21个孩子直接置身在德寇的轰炸火力网中,毫无疑问,我们对战争的感受要比莫斯科的孩子更深切更直接。
战争刚开始时,莫斯科的中小学开始停课,许多孩子还兴高采烈地从停课中理解战争的含义。可是前线不断紧张的形势和人员的大伤亡,加剧了全国的紧张。很快战争的灾难降临到莫斯科等大中城市,孩子们开始挨饿受冻,开始失去亲人,停课的欢欣变为对战争的仇恨。我们儿童院的大孩子们也参加了预备军队,随时准备为第二故乡奉献自己的一切……当然,我已经在遥远的南方失去了自由,不能感受同学们那高昂的参战激情 
从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15分起,苏联军队承受了史无前例的猛烈攻击。战争刚开始的前三个月,苏联红军在纳粹德军的强大攻势中,节节败退,到了9月份,丧失的国土面积已经超过一个法国的面积。
到了11月份,眼看着纳粹德军的坦克方阵兵临莫斯科城下,甚至连纳粹德军指挥官的望远镜里都能看见克里姆林宫顶部的那颗红星。
苏联人民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人民,是勇敢、坚强、永不屈服的民族,他们没有被纳粹德国军队气势汹汹的进攻所吓倒。就在莫斯科面临危难的时候,红场上开始了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阅兵。从红场检阅台前通过的部队将直接开赴战场,和纳粹德军作战。年轻的军人们高举军旗,高唱军歌,从凝重平坦的广场走向炮声隆隆的战场,那里是用生命作承诺的疆场。红场上那悲壮肃穆的气氛,让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感受到一旦走过这块土地,肩负的使命便会高于一切,公民的义务变得更加神圣 
军人的归宿是战场,军人的灵魂是和平 
这些朝气蓬勃的军人,他们的生命或许在第一天战斗中就会画上句号,然而在祖国利益面前,每一个走上战场的战士都不会在乎生命的长短,不会在乎生命停顿在某时某刻,只要是长眠在战争的子午线上,那么这个人生句号就是圆满的、永恒的。就这样,大批的苏联青年,昨天还在街头浪漫地与情人手挽手、拥抱接吻,今天却义无返顾地走向充满血的战场,和死亡拥抱。这大概就是正义战争最终要战胜非正义战争的真谛所在吧 
苏联红军大将,这个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主要将帅之一的朱可夫,受命于危难之中,担负起统率苏联红军抗击纳粹德国入侵的重任。果然,战场风云如同天空莫测的风云一般,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强大的民族仇恨和山河破碎的耻辱令所有反抗者更加坚强,从红场检阅出来的士兵顿时像充足电的战车,锐不可当地奔向前线。
原来长驱直入,想在冬季前占领莫斯科取暖的纳粹德军,被苏联红军顽强的防御战困阻在进退两难的莫斯科城外,唾手可得的莫斯科,转眼化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可是自然界并不顾及地球上生灵的承受力,照样更换它的面孔,就在两军对垒,僵持在莫斯科城下时,西伯利亚的寒风直扑而来,而且把140年未遇的寒流送上这片生命密集、散发血腥味的大地。面临摄氏零下30多度而身穿单衣的纳粹德军,随着气温不断的下降,士气也降到了发动战争以来的最低点。他们不是被炮弹击中就是冻死在冰封的雪地里,失去胜利刺激的纳粹德国士兵等于失去了生命的支柱,在荒野里发出绝望的嘶叫,这绝望的嘶叫像传染的瘟疫,迅速传遍德军军营……
战争在急剧变化中越加有利于苏联一方。
远在德国的希特勒,没有失望,依然情绪高昂。他掉转头来,把眼睛盯住了苏联南部,伏尔加河下游的斯大林格勒城。
斯大林格勒原名察里津,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西岸。它和失守的乌克兰地区、白俄罗斯地区相邻,当西南部的黑海沿岸失守后,斯大林格勒便正面暴露在希特勒德军面前。
希特勒又用他三寸不烂之舌,弹出了蛊惑人心的狂叫:“先生们,我们为什么不去占领高加索和伏尔加河流域 为什么不把斯大林格勒从地球上抹掉呢 斯大林格勒是苏联的重工业命脉,是南方的交通枢纽。斯大林格勒完蛋了,苏联必将完蛋;苏联完蛋了,战争也就结束了 ”
希特勒的党羽们,已经习惯吸吮这种“精神鸦片”,而且上了瘾。他们立即精神振奋,重新部署兵力,从西南边境发兵,把他们的精锐部队推向苏联的西南边疆。
南翼战场出现了危机,苏联红军在南部战场连连失利,24万人成了德军的战俘,几万人死伤。纳粹德军的装甲部队浩浩荡荡开过南部大草原,面对这股难以抵挡的“钢铁洪流”,苏联红军只能后撤,直到伏尔加河畔,身后就是斯大林格勒城。
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苏联人民又一次鼓足钢铁般的意志来抵挡法西斯的“钢铁洪流”,这场残酷的战争在伏尔加河畔整整打了180天,愣是没有让纳粹德国军队迈上这座近在咫尺的城市,这在战争史上是个辉煌的奇迹。


★ 整个孤儿院里充满了阴暗死亡的气息

随着战争的扩大,四面八方的孤儿都送到我们这个孤儿院里看管。孩子越来越多,死亡的也越来越多,整个孤儿院里充满了阴暗死亡的气息。原来孩子死时,还有神父作作祷告,祈祷小灵魂安息,后来死的孩子太多,神父作不过来祷告,干脆死的活的一起作,反正活着的孩子最后还是得死去。
如果人有灵魂,那么这些无辜的小灵魂能安息吗 
战争在大人之间进行,然而受害最深的是儿童。毫无抵抗能力和生存能力的孩子,被战争强行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小灵魂怎能安息 
我之所以以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育专业,大概就是目睹孩子孤立无援的悲惨景况太多,希望从事教育工作多给孩子一些关心和爱护。
后来,我们实在忍受不了饥饿和不断死亡的威胁,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跑去和纳粹德国的看管人员交涉,能不能在我们做工以外的时间再给我们安排一些事情做,这样能得到多一些的食品,让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孤儿不被饿死。
德国鬼子问我们能做什么 
我回答,我会织毛衣。
那好,织一件毛衣的工钱是一磅面包和一块黄油。
这么……少 我差点叫起来,可转念一想,如果我们10个大女孩都来织毛衣,能得10多磅面包。
我点点头,答应了。
身边的米拉直拉我的衣角,不想让我答应。
我们出来后,快嘴的米拉首先叫了起来:“毛衣,我们不会织,怎么办 ”
我笑了:“我会啊,我在中国时,我的姨妈是织毛衣能手,我每年的毛衣款式都不相同。不信,你们看我箱子里的红毛衣好看不好看 所谓名师出高徒,我的毛衣织得很好,你们不会,我来教。以后我们利用晚上时间织毛衣,用毛衣换面包,让可怜的孩子不要再饿死了……”
尽管我们织了许多毛衣,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改变孤儿们的状况,孩子还在死亡。我们那些微薄的报酬实在不能填饱所有孩子的肚子。
这一段经历,大概是我人生历程中心灵遭受折磨最沉重的一段岁月,因为人最痛苦的就是看见身边的人在慢慢地死去而自己却没有一点办法去帮他。
这样的日子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孩子们动了逃跑的念头。第一个逃跑的是米拉的姐姐弗拉斯塔,后来听说她参加了游击队,不过她在一次偷偷来看望妹妹米拉时,被纳粹德国鬼子发现,又被抓回我们孤儿院。第二个逃跑的是汪格里,他和几个大一点的男孩趁去外面拾柴火的机会逃跑了,但是在跑往莫斯科的途中被飞机炸死了。
我和米拉也想跑,可我们的身体不及那几个“越狱”的孩子好,即使跑出孤儿院,也逃不出纳粹德军的占领区,迟早还会被抓住的,那时我们再用这些假身世就蒙骗不了德国鬼子了。
因为有孩子逃跑,纳粹德军加强了看守,我们见逃跑的机会越来越少,就放弃了逃跑的念头。


★ 1942年夏季,我已经16岁,却像个十二
    三岁的小孩子

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后,纳粹德军对我们的看押也越来越紧,要想逃跑几乎等于天方夜谭。特别是经过头一个严冬的煎熬,许多孩子没有能熬到春天的来临。我们这些大一点的孩子也患有营养不良症,内分泌系统出现了紊乱,有的就干瘦干瘦,像个骨架标本,有的虚胖虚胖,动一动就大汗淋漓,浑身无力。我一头黑发落掉了许多,肚子像充了气一样臌胀,变了形的模样,让自己看了都害怕。十五六岁正是女孩子发育的年龄,因为得不到必要的营养,我们的发育还停留在儿童阶段。1942年夏季,我已经16岁了,却像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那样弱小。直到1945年底我离开德国集中营,我身高竟然没有增长一厘米。
我们的体力和精力已经不允许我们再有逃跑的非分之想,即使逃了出去,四处都是沦陷区,也无法找到藏身的地方。
我们不得不在绝望中打消了这惟一可以获得自由的希望。然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我们在绝望中又扬起了希望之帆。只要苏联红军打赢这次战役,纳粹德国一定会全线崩溃,从苏联撤兵。那时我们就会自由啦 
我们这群在苏联一爆发战争就失去自由的孩子,终于等到了保卫战胜利的这一天,亲眼看见了这场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来临。可是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刚刚取得胜利的时候,纳粹德军将我们押往德国境内,关进东普士集中营,我成了 字旗下的一名小囚徒。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还没有结束,纳粹德军就好像预料到他们失败的命运,开始疯狂地掠夺苏联南部的财富,包括人力资源。他们一边搬运金银财宝、矿产金属,一边将青壮年押往波兰和德国的集中营,从事苦力劳动,为德国创造财富。
我们孤儿院也在劫难逃,凡是14周岁以上的孩子统统列上了苦力的名单。我的年龄来苏联时少报了两岁,但还是达到了法西斯的苦力标准。就这样,我和米拉姐妹,还有另外3个女孩子在德国鬼子花言巧语加皮鞭的驱使下,强行拉出孤儿院的大门,推上肮脏的卡车……
我们是多么不愿意离开这座孤儿院,尽管它充满死亡和疾病,尽管它阴暗潮湿,尽管它不能填饱我们的肚子,但它毕竟是苏联境内的地狱,终有一天会亲手迎接自由的阳光,迎接战争的结束。如果我们远离苏联,真不知道何日才能看见自由,看见胜利 
或许我们永远也看不见胜利,回不到自己的祖国和亲人怀抱。当时,我们几个饱经苦难煎熬、遍体鳞伤的姐妹,一听要押送去另外一个地方,忍不住哭出了声,然而这苦涩的泪水中已经没有多少成分是属于恐惧。泪水是我们的咒骂与仇恨的宣泄。然而,这一声声从弱小、孤独无助的生命中发出的呐喊,谁能听见 上帝吗 从战争一开始,它就不见了,它是否存在过,我从来都怀疑。其他姐妹还在声泪俱下,上帝啊,你在哪里 你为什么不惩罚该死的法西斯…… 
上帝不能解救我们,我们也不能解救自己。只好听天由命,任随命运的帆船把我们载运到任何地方,无非是个死 战争的血腥场面和无数生命轻而易举的丧失已经麻醉了我们的神经,从视线到感觉,无惧死亡,即使知道前方等待我们的是死亡,恐怕也不会产生过多的恐惧。我们年幼的心灵承受的实在太多太多。这不是一个正常人所能想象的承受,也不是我这个经历过来的人所能描述详尽的承受 这种承受使人麻木、使人痴呆、使人不知道生命的存在。在集中营时,看到许多犹太人在知道他们将要死去时,脸上还会浮现微笑,好像去死就是去获得幸福一样。人在求生不得时,不如求死,生命结束了,苦难也随之结束了。至于自由,死人的灵魂是最自由的。


★ 我落入法西斯魔掌时,爹爹他们为度过抗
    战最艰苦的时期,开发了南泥湾

在我被德国鬼子关押时期,远在中国的战场也进入八年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当时爹爹在延安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八路军总司令,协同毛泽东指挥各抗战根据地的斗争。
然而在爹爹他们领导中国人民奋力抗击日本法西斯时,他万万没有料到他的女儿已经落入德国法西斯的魔掌。虽然我在法西斯关押下遭受折磨,少女最美好的时光被战争撕得粉碎,但是和我相隔万里的爹爹也同样处于最艰难的时期,只是我们各自身心所遭受的磨难有所不同。但困难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之一,不管我们中间是否有国界的阻隔,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将我和爹爹的心灵距离拉近了。尽管我们父女早已失去了联系。
1940到1942年的中国战场,由于日伪军频繁残酷地“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陕甘宁边区因为历史上的原因,一直属于经济落后的区域,人口只有250万。可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要用微薄稀少的乳汁养育数万名干部、战士和青年学生,用他们瘦削的双肩担负起众多人口的吃穿住用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一些地方的军民开始没有衣穿、没有菜吃,粮食也很困难。爹爹从太行山回延安后,十分重视解决边区的经济困难。他深入到工农商运输各行业,出谋划策,提出一系列解决困难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特别是他倡导边区部队实行“屯田”,亲自抓了开发南泥湾的工作。
早听人们传说,荒凉的南泥湾,没有人烟,野草、荆棘长得比人还高,野兽常常出没,野鸡、山雀几乎随处可以捉到。这一连串的“野”字,听了就使人毛骨悚然。为了探明这里的实际情况,刚从前线回到延安的爹爹,决定立即考察南泥湾。
一天清晨,天刚朦朦亮,爹爹带着身边的几个警卫员就上路了。当他们走近南泥湾边沿时,发现果然如人们传说的那样,野草丛生,荒无人烟。再往前走,连条道都找不到。没有办法,爹爹只好带头走在最前面,指挥着大家用从日本鬼子手中缴获来的战刀披荆斩棘。经过一场奋力拼搏,大家硬是劈出了一条20多华里的山路。
爹爹他们一行吃力地登上南泥湾的制高点后,已是夕阳西垂,落日给南泥湾起伏的山峦抹上了道道绚丽的彩霞,景色十分迷人。这时,爹爹站在高处,敞开衣襟,举起望远镜,把南泥湾的东西南北,环视了一遍又一遍。他边看边不断地赞叹:“好地方呀,好地方 ”接着,他挥出他那有力的右手,把大家的视线引向隐约可见的片片绿草地,兴致勃勃地说:“谁说南泥湾荒凉 这一望无际的地方,我们把它开垦出来种上粮食,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到那时,蒋介石妄图困死我们的美梦也不打自破喽 ”爹爹这么一说,使警卫员们明白了他为何亲自出马考察南泥湾。顿时,他们雀跃欢呼起来。爹爹见他们这般高兴,情不自禁拉着他们的手,大家一起又唱又跳,歌声和笑声划破了寂静的山野……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爹爹吩咐警卫员们赶快寻找落脚点过夜。没多久,一位姓王的警卫员同志找到一个破旧窑洞,洞虽不小,但有些潮湿,正商量另寻地方,身后忽然传来爹爹洪亮的声音:“这里还可以嘛,不要再找了 ”
爹爹和大家一齐走进洞内。他看了一遍后,乐呵呵地说:“不错,比战壕里强多了 ”
几个警卫员跟着爹爹七手八脚干起来,有的做饭,有的铺床,有的打扫卫生。爹爹不仅手脚不闲,嘴里还不停地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大家被他逗得直乐……就这样,爹爹身边的警卫员和总司令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之夜。
第二天,爹爹不顾劳累,带领他们继续对南泥湾的山山水水进行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当晚回到延安后,他及时向毛主席汇报考察的详细情况。
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和爹爹的指示,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
  打这以后,爹爹一直关心着南泥湾。不久他把身边的十多位同志,轮流派到南泥湾一个叫井湾的地方,在那里一边开荒生产,一边向他反映情况,传递信息。他们在那里遵照总司令“严守纪律,搞好团结,努力生产,做出表率”的叮嘱,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不到半年多的时间,就打了5孔窑洞,开出160多亩荒地,种上玉米、谷子、大豆等作物,还烧了几万斤木炭。爹爹闻讯后,多次跋涉90多里山路来到他们住地,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并视察了整个南泥湾。
1942年7月,爹爹和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同游南泥湾时,感叹南泥湾的变化,不禁诗兴大发,挥笔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游南泥湾》诗:
  当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稼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
  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中央机关主办的《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讲述爹爹的:“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朱总司令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延安度过困难时期后,党中央召开了七届一中全会,爹爹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组成,他们担负起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引导到最后胜利的历史重任。


★ 就是走到地球的尽头、地狱的最底层,我
    也要活下去

1943年春天,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曙光普照苏联大地的时候,我们被纳粹德军押上了西去的列车。所谓列车,在许多反映二战题材的电影中已经充分得到展示,它和运送牲口的闷罐车厢毫无两样。如果说区别,一个里面装的是四条腿的动物,一个装的是两条腿的动物;再一个区别,四条腿的可爱,两条腿的可憎。
我们好像被驱赶的牲口,拼命往闷罐车里塞,直到一个紧紧贴着一个,直到每一个人都不能躺下身体,才“轰隆”拉上大铁门。几百个男男女女,开始了像猪一样的生活。不到一天,车厢里就臭不可闻了,开始有人呻吟,有人哭泣,有人呕吐。我当时身体很不好,尽管看上去还是胖胖的,但是身体很虚弱。这时,我被恶劣的空气熏得不断咳嗽,没有两天,我开始发烧,要知道在这个时候发烧无疑等于送死,不出3天,往车下抛的尸体中肯定就会有我一个。
迷迷糊糊中,我觉得有人不停地往我嘴里喂水,往我额头上敷冷毛巾。我费力睁开眼睛,看见是一个身穿破烂不堪军装的红军叔叔在给我喂水。他看见我睁开眼睛,就说:“你刚才昏迷过去了,把你的同伴们吓坏了,抱着你大哭,要把你哭醒。我说姑娘们,眼泪不能感动死神,只有想办法让你们的中国姑娘降温,才能救她。正好我这里还有退烧药,现在你暂时没事了,不过还要继续冷敷。你的同伴把他们分的饮水全拿出来给你冷敷了,一天没喝水了。你这条命是大家帮你从魔鬼手里夺回来的。她们说你是中国孩子,要是死了,连墓地都没有,以后你的父母找都找不着你的……骨头。所以,一定要活下去,哪怕像牲口那样,也要活下去,活着就是胜利 ”
红军叔叔捏紧拳头扬了扬,脸庞上的刚毅神情好像用刀刻的一般,那么让人难以忘怀。
许久没有大人对我这样说话了,我觉得喉咙发哽,吐不出一个音阶,眼泪却不听话地淌了出来。我无力地举起手摸了摸这个幽默开朗叔叔的脸,又摸了摸他军帽的帽檐,原来帽檐上面红星位置显露出一个深色的印迹,帽徽虽然被纳粹德国鬼子撕掉了,但是我觉得红星在我们心中是永远不会撕掉的。
这些红军叔叔都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俘的,有的还负了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上了我们的车厢。因为一路不断有人逃跑、死亡、生重病,每到一站,就有人被抬下火车,车厢慢慢不拥挤了,甚至后来大家能轮换着睡一睡觉。在战俘叔叔和姐妹们的照料下,特别是叔叔的一番话,给了我活下去的信心,使得我濒临死亡的生命又有了活力,病也随着好了起来,终于没有让看押的德国鬼子发现我正在生病,闯过了病魔和人魔的两道鬼门关。
这些红军叔叔真勇敢,一路上他们一刻也没有闲着,不停地讨论如何逃出这个囚徒牢笼。战场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生命,他们宁愿战死疆场,也不愿意在集中营里苟且偷生。
在火车快要到达德国边界时,他们终于有了逃跑的机会。
那天傍晚,火车停靠站台的时间很晚了,夜色已经很黑了。我们被赶下来吃饭喝水和解手。几个红军趁着人们忙着争抢食物时,悄悄躲在火车下面,贴着铁轨,爬到火车尾部,从看押士兵的间隙爬到另外一列停靠站台的火车下面,然后他们顺着列车间隙逃跑了出去。
他们逃跑了大约10多分钟,纳粹德军清点上车的人头,发现少了人。顿时站台警笛大作,法西斯宪兵发出惊心动魄的尖叫声:“快追—— ”
我们被枪托追打着,赶上了火车,这时我们才知道鼓励我们要坚强地活下去的叔叔也在逃跑者的行列中,大家的心呼啦都提了起来。连我这个根本不相信上帝的人,也不由自主地祷告起来:上帝啊保佑他们平安逃出魔掌,重返战场。
“砰砰——砰 ”远处传来密集的枪声。
每次发生逃跑事件,都会听见枪声,但许多逃跑者还是逃出了魔掌,可也有被子弹击中的。但愿这次红军叔叔是幸运的逃跑者,趁着天黑逃了出去,但愿德国鬼子放枪只是用来吓唬吓唬我们这些没有逃跑的人。过了一会儿,枪声稀落了,大概又过了半个小时,火车徐徐驶出了车站……
第二天,我们被集中在一个站台上,那个肥胖的法西斯宪兵队长,满脸愤怒,大吼大叫:逃跑者已经就地枪决,如果谁还要逃跑,他们就是榜样 
但是我不相信,如果枪决了,德国鬼子一定会将尸体拉来展示给大家的,他们会珍惜每一次摧残我们意志的机会。
一个星期的漫长行程终于要结束了。火车到达了东普士境内,这是德国的东部地区。我们提着自己的东西,下了火车。
站在刺目的阳光下,我竟然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怎么走路时轻飘飘的,好像脚底踩着棉团,没有知觉一样。过了好一会儿,我才从梦幻中清醒了过来,那时面前一个黑色影子在晃动,细细一看,是自己的身影,这才确信自己是活着,不是做梦。
尽管我活着,可是我离我的国家越来越远……
活着就是胜利 我想起了红军叔叔的话,我说什么也要活下去,就是走到地球的尽头、地狱的最底层,我也要活下去。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 我拼命不让自己叫出声音,生怕列宁纪念
    章滑出嘴来

我们被赶下火车,按照纳粹德军的指挥,排成两个队伍,一个队伍的人胸口别着黄色菱形的胸牌,上面写着姓名、国籍和年龄,这是犹太人特有的颜色。另外一队人胸口别着白色长方形的胸牌,这是非犹太人的队伍。我也在这个队伍中间,我的胸牌上面用德文写着“赤英”的名字,国籍一栏写着“东方”,我不知道这个东方是指处于德国东方的莫斯科,还是指中国就是东方国家。
整个队伍里很少看见像我这样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亚洲人,有几个听说是日本和朝鲜人,中国人只有我一个。
当德国人命令我们两个队伍按照不同的方向行走时,犹太人的队伍出现了混乱,惊慌失措的老人拼命搂着自己的孩子,孩子也被大人的惊慌神情吓得啼哭了起来,有的人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用俄语哭喊着:“杀死我们吧 我们哪里也不去。杀死我们吧 ”那些男人挣扎着往队伍外头挤,可是被纳粹德军的枪托又赶进队伍里。
他们一听说要他们犹太人单独朝一个方向走,就敏锐地察觉这是不祥的征兆,本能地要进行抗拒。从以前许多血腥屠杀的事例中,犹太人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死亡规律,一旦法西斯让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分开,就意味着大屠杀即将开始。最近我听说在我们当年关押的白俄罗斯的明斯克郊区,发现了一处1941年屠杀犹太人和苏联平民的万人坑。
犹太人的队伍越来越混乱,皮鞭、枪托像雨点般地落在大哭大喊骚动人的身上,使得队伍越加混乱不堪……
这时,看押队伍的长官,一个长有一张和善的使人信任脸的德国人,大步流星走了过来。他手里没有皮鞭,腰里也没有手枪。如果不是这身法西斯军服,他脸上的笑容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酒店老板或者是看见有人光顾生意的商人。他在寒风里反背着手,后背微微驼了起来,他用和善诚恳的口气说:
“先生们,女士们,还有美丽的小姐们,我们分开走,完全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必须在天黑前到达营地,不然我们会被冻死在这该死的荒原上。你们看,这里有火有食物吗 只有寒风和野兽。你们完全没有理由害怕,我们已经走了一个礼拜,送你们这么远,是为让你们为我们工作,杀死你们,我们是吃亏的。现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
队伍开始安静,人们渐渐停止了哭泣,把生存下去的希望寄托在这个纳粹德国长官的两片薄薄的嘴唇上。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我的名字叫威廉。”
绝望中的犹太人好像获得希特勒的免死特赦令一样,感激地望着这个交给他们特赦令并正在微笑的威廉,半信半疑,不再哭闹,队伍开始有秩序地上路了。
天黑时,我们到达了东普士集中营,然而,却没有看见那支威廉长官保证在集中营汇合的犹太人队伍,以后许多天也没有看见犹太人,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才知道,这个集中营旁边有个日夜冒烟的烟囱,那里专门焚烧送进“浴室”洗澡被毒气毒死的犹太人尸体,那些和我们分开走的犹太人最后全部被送往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毒气 
这是一个高智商刽子手的表演,一个用甜蜜的微笑涂炭无数生命的法西斯分子。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怎能相信这是真实的场面。
我们在进集中营前也进行了一次淋浴,这淋浴被称为消毒,不能让我们这样肮脏进入他们为我们建立的“新乐园”。进去前我们所有的物品也要检查,除了衣物外,其他东西一律要被没收。当然,他们不会说是没收,说是替我们保管,甚至还发了物品保管的牌子。
我看见一个德国鬼子把我的皮箱打开一顿乱翻,把手表、钢笔都拿走了。那支钢笔是爹爹在我离开延安时送我的,笔帽上还刻有“朱德”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是用汉字写的,德国鬼子不认识,看见是支派克金笔,也不去理会笔帽上的汉字是什么。
我眼睁睁看见他们拿走了爹爹留给我的最后一件纪念品,心里难过极了。
在我回到中国向爹爹说起这件让我无比难过的事情时,爹爹安慰我说,能活着走出集中营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德国鬼子没有认出上面有我的名字也算是你的万幸了。对于爹爹来说,你的生命比那支钢笔更重要。以后爹爹再送你一支作纪念。不要老是想这件事情了。
就在我伤心失去那支钢笔时,突然想起,我的内裤口袋里还缝着一枚列宁纪念章,那是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一次联欢会上,一个同学送给我的,当时我就把这枚小小的却很精致的纪念章戴在胸前,能有一枚我最敬仰和崇拜的列宁像章,这是何等的光荣 后来这枚纪念章就没有离开我的前胸,直到我被纳粹德军囚禁,才把它缝进内裤口袋里,一直贴身保存着。
我们进浴室前要脱掉所有的衣服进行彻底搜查。看眼前这严密的检查是很难再保住这枚纪念章了。不 我从心底冒出一个愿望,就是失去生命也不能失去这枚纪念章,我决不能失去这枚纪念章 不能失去 
我脑袋迅速转动了起来,也不知哪来的胆量,就在淋浴的队伍快要移到门口时,伸手将内裤口袋里只有一颗纽扣大小的纪念章,快速掏了出来,往嘴里一抿,压在舌头底下。
我紧紧闭着嘴走进脱衣服的房间里,无论谁和我说话,我只是点点头,决不出一声。
一进浴室,一个高大的女看守,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我以为被发现了,心好像跳了出来一般,浑身颤抖起来……这个女看守发现了我头发上的发夹,就恶狠狠地往下撸,撸了一下,没有撸下,又撸……我忍着钻心的疼痛,拼命不让自己叫出声音,生怕纪念章滑出嘴来。发夹连带着一缕长发落在了地上,女看守上前一脚踩得粉碎,然后把我推到水龙头下面冲洗……顿时我的泪水涌了出来,顺着热水一起往下流,这是死里逃生后才会有的痛楚和激动。如果我的行为被德国鬼子发现了,我肯定是死路一条,绝没有活下去的可能。不过,这样去死,我没有遗憾,因为我用我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心中最神圣的“领土”不受侵犯,这和战士在前线冲锋陷阵一样可贵。
我咬紧牙关完成了所有的“消毒”程序。穿上衣服后,我才从嘴里吐出纪念章,放进口袋里。米拉在一旁看见我嘴里吐出一个纪念章,先吓了一大跳,随后又高兴起来,伸手要过纪念章。
纪念章还粘着唾液,在阳光下发出红艳艳的光,列宁的侧身头像嵌在红底色上,上面罩着有机玻璃,很像我们“文革”初期流行的毛泽东纪念章。
这枚纪念章伴随我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光,一次次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后来纪念章也没有离开我,跟随我度过4年监禁,又伴随我走进大学校门……直到今天,它还在我的身边。虽然已经很陈旧,周边的金属圈已经有了斑点,红色底子也暗淡了,但是列宁的头像还是那样金光闪亮。它时常在桌案上向我讲述往日的事情。回忆有时也是一种享受,只是这种享受是要付出痛苦的精神代价。 第九章
☆ 在德国集中营,我们面临一个比死亡更艰难的  问题,就是如何活下去
☆ 我真想把在集中营照的相片寄给爹爹,让他  知道我在哪里
☆ 浑身是血的犹太人用凝聚毕生仇恨的拳头,  击打在狼狗的前额上
☆ 我们往子弹盒里拼命吐口水,每吐一口,心  里就有一种快感
☆ 我感到脖子上一震,撕心裂肝的疼痛直刺神  经末梢


★ 在德国集中营,我们面临一个比死亡更艰
    难的问题,就是如何活下去

集中营,人们在战争结束后通过书籍和电影等媒体的传播,已经了解了许多内幕,那些惨无人道的血腥岁月让读者不寒而栗。然而,作为身临其境的我们,对于鞭打,对于流血,对于死亡已经司空见惯。经常遭受残酷现状的刺激,只能让我们的神经末梢越来越麻痹。我们不知道痛苦,不知道欢乐,也不知道生死。从离开明斯克孤儿院后,就再也不知道我们身在何处了。每天就会机械地重复一个念头:活下去,要活过今天 
至于明天,就不去思考,因为明天我们会面临什么,谁也无法知晓。
现在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一个终日面对恐惧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 不过有一张集中营的照片很能说明人在残酷环境中的情形。图片中有一个孩子若无其事地从一排尸体前走过,脸部没有恐惧也没有紧张,平淡地如同走在大街上面对一排树木一样,或许这个走过尸体前的孩子,此时正走向自己生命的终止。
整天面对死亡的人或许最习惯最淡漠的就是死亡 
所以,我们面临一个比死亡更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活下去。我们每天只能得到很少定量的黑面包,有时,一个星期的定量不够两天吃的,每天都在饥饿中,连做梦都是饥肠辘辘满世界地寻找食物,寻找了一夜,很饿。早晨一起床,更饿。
饿 饿 饿 
这个折磨比任何折磨都令人难以忍受,更何况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都是正在长身体的时候,饥饿的痛苦就比大人要强烈得多。如果问我对集中营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饥饿 
我们的定量只有大人的一半,然而劳动强度却和成年人一样。除了主食面包外,其他辅助食品少得更加可怜。黄油、蔗糖几乎看不见,汤里永远只有生芽发霉的土豆片,用放大镜也找不到几个油花。我记得当这座集中营被苏联红军攻克,犯人自由地冲出集中营大门的时候,几乎不约而同地朝一个方向跑,冲向集中营的食品仓库,我也在人们乱抢食品时,拾到一块好大好大的黄油,当时我简直高兴坏了,不相信似地连连大啃了几口,弄得满嘴流油才罢嘴。因为黄油太大,无法放进衣兜里,只好用手抱着。以后在流浪的路上遇见很多危险,但我始终没有舍得丢掉这块又重又大的黄油块,一直抱着。有一次睡着了,草棚失火,我跑了出来发现黄油没带出,又返身冲进火海,把几乎融化了的黄油从火里抢了出来。后来我跑了数十公里寻找到了苏联红军,还要归功于这块救命的黄油。
我们所在的东普士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的模样差不多,有营房区和工厂区,每个区的四周用高铁丝网密密匝匝地围起来,铁丝网的四个角,设有高台炮楼,站在上面,整个营房,每个人的活动都历历在目,谁也别想从铁丝网下跑出集中营。到了夜间,几个探照灯一起亮,把漆黑的集中营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营房区里有许多木板房屋,呈一字形排列,一排连着一排。房屋之间没有花草,地面全是沙土,干巴巴的。整个集中营里除了纳粹德军党卫队房间的盆景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绿色的植物,连个耗子都躲不过卫兵的眼睛,更别说是人了。所以,我想活着逃出集中营,这几乎近同神话。
  我们6个从明斯克孤儿院来的孩子在分配房间时,紧紧拉着手,相拥在一起,结果将我们几个分在一个房间里。一般一个房间要住10多个人。后来又进来了几个其他地方来的女孩子。房间里的床铺分为上下两层,大大的房间里只有一个火炉,夜晚加进的木头,上半夜就烧光了,到下半夜,我们常常被冻醒,只听见外面的寒风从房屋的木板缝隙里哧哧地往里钻。有时,我们几个人不得不挤到一张床上,用身体相互温暖,熬过这漫长的寒夜。
天刚一放亮,耳边就响起刺耳的哨声。这是起床哨声,我们也被叫出门外和其他成年囚犯一起跑步。春秋天还好一些,特别是冬天,站立在雪地里听看守训话,凭借身上那一点单薄衣服,根本抵挡不住寒风的袭击。不一会儿,好容易才跑出一点暖气的身子被刺骨的冷气剥夺得干干净净。无论怎样冷也不能跺脚,擦手,如果动一动,或是发出什么声响,马上就会被拖出队伍,或许整整一个上午都要站立在寒风中,直到冻得昏死过去。
我们长时间吃不饱,身体越来越虚弱。我开始发烧,后来发觉脖子上有肿块。但是,不敢让看守的德国鬼子知道,怕把我送到隔离区,到那里就等于等待死亡。我就慢慢熬着,或许会好的。后来姐妹们发现我生了病,以为是饿出来的病,就想办法去搞食品。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你们不能去 ”我死活拉着米拉的衣角不让她去。我知道,这个冒险的主意肯定是米拉出的。
后来我们中间有一个女孩说她在看守员的食堂当服务员,她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搞到吃的,而且不被发现。我们实在太饿了,抵挡不住这个诱惑,就在半夜偷偷跑进看守的伙房,从泔水缸里捞到了一大堆德国鬼子丢弃的白面包,还有烂苹果。这个女孩说是她故意留下的,不然晚上就应该全都倒到臭水沟里。
饥饿至极的我们像得到了山珍海味一样狼吞虎咽起来。这是进集中营以来第一次填饱了肚子,尽管这都是变质的食物,我们还是觉得很香甜。可是这样的食物也不是经常能“偷窃”到的,如果晚上有人将泔水缸倒掉了,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后来晚上外面增加了巡逻队,我们就不能半夜跑出房屋,如果被发现,大家都要遭到惩罚。


★ 我真想把在集中营照的相片寄给爹爹,让
    他知道我在哪里

这难道就是镜头中的“新家园”吗 
死去的犹太人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可是活着的犹太人对他们的生存空间提出深深的疑问,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亲人已经魂断毒气室,以为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家园”里,他们生活空间是不是也像这里一样恶劣 
每一个到集中营的犹太人都是在观看德国人播放的集中营生活影片后,选择了集中营生活。他们是被那些影片的场景骗到集中营的,那些美好生活的镜头实在让人向往。集中营好像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乐园,老有所养,小有所学,每个人都在愉快地做工、生活,甚至成家立业,养儿育女。
就这样,许多犹太人拱手将土地财产交给德国人,以换取移民到“新家园”生活的许可证。他们在幻想中,登上了法西斯为他们精心准备的通往死亡的火车,很多人进入毒气室后,还扬头纳闷:这浴室的水龙头怎么不出水 直到毒气弥漫出孔眼的瞬间才知道受骗了 等明白过来的时候,生命已经伸进了法西斯死亡游戏的套绳里,几乎没有时间咒骂一句,便一命呜呼。
所以,法西斯在行使他们的兽性时,表现出他们文质彬彬及其善意的面容,让人很难相信这就是死神的请帖。
我们进集中营不久,就发现法西斯对待我们也是反复无常,让人琢磨不透。有时他们脸上洋溢着动人的笑容,和我们说这说那的,不出3分钟,他能突然抬起他的大皮靴把我们踢出很远。
有一天中午,正好是放风的时间,一个德国看守高兴了,拿了一个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的照相机。现在看肯定是从犹太人那里搞来的。他把我们几个女孩子叫到跟前,要为我们照相。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照相了,听说要照相,小姑娘爱美的天性一下子蓬勃地显示了出来。我们高兴地站在一起,脸上露出了笑容。这一刻,我们忘却了集中营这三个恐怖的字眼,忘记了眼前是残忍的德国鬼子,世界在我们眼睛中变得美好起来……
刚刚照了几张,这个德国鬼子突然脸色一变,把相机放在地上,说我们在假笑,在嘲笑他。他举起皮鞭狠狠给了我们一鞭子,对着我们中间笑容最灿烂的女孩说,就你笑得最假,接着又是一鞭子。
我们尖叫起来,刚才营造起来的暂短快乐顷刻坍塌如碎片,片片铸刻着我们的屈辱和现实的残酷 
美好瞬间转眼即逝,永恒的黑暗又笼罩在我们的上方 
过了几天,这个德国鬼子又微笑着来了,他把洗好的照片送给我们,一边不断赞扬我们笑得甜,太可爱了,一边摩挲他手里的皮鞭把子。我们被他这种变态神情吓坏了,谁也不敢说话不敢笑。
等德国鬼子走后,我们各自拿了自己的照片。我除以前在苏联境内的孤儿院和米拉姐妹的一张合影外,手里什么照片也没有,这次有一张我们六姐妹的合影照片,让我们好高兴。照片大概有3英寸大,人影虽然不大,但画面很清晰,连我们胸口的牌子都拍得清清楚楚。
看着看着我不知怎地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以前外婆曾经带我进过照相馆,也请人用照相机在家里的院子里照过像,每次看见照片上的自己都是一顿开怀大笑。特别是找到爹爹后,我给爹爹寄去的那张照片格外有趣,我就像一个英俊的小男孩。那时照相的心情别提多么兴奋,脑袋里老是幻想着爹爹如何看我的照片,如何在对比我和他的相像之处。
这个时候,我猛然明白了,一张照片有时就是对亲人思念的精神寄托,难怪爹爹那样珍惜我的照片。可是现在我连爹爹、外婆他们的照片都没有,连个念头的东西都没有。我真想把在集中营照的像片寄给爹爹,让他知道我在哪里,说不定爹爹会来救我们的……
现在想想,那时到底是孩子,尽胡思乱想 连自己在德国东面准确的地理位置都不知道,还想给远在万里之外的爹爹寄照片,让爹爹来营救 
晚上我找来一支圆珠笔,我想在照片背后写点什么。可是一拿笔,我的手有点不听使唤,原来那么熟悉的中国汉字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来笔画了,好久,我才想起汉字的写法。
“1944年1月30日和同志们在德国合影,三年以前的这一天,我离开了祖国。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家乡两字像开启眼泪的钥匙,眼泪哗地又一次涌了出来。我无法写下去,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走出集中营,更不敢想象能回自己的家乡。我放下笔,干脆让眼泪淌个够……
以后很长时间,只要看见那个德国鬼子拿着照相机出现在我们房屋前,我们忍不住要颤栗起来。那恐惧的感觉,从我看到法西斯脸部表情瞬间即变的一刻起,就深深地铭刻在心头。
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感觉,往往是由心灵受伤为代价的。受伤的心比身体的伤更加疼痛,更加难以愈合 


★ 浑身是血的犹太人用凝聚毕生仇恨的拳头,
    击打在狼狗的前额上

集中营里的难友不断增多,隔一段时间,就要送来一批人。后来犹太人也走进了这个集中营。听人说,这些走进集中营的犹太人都是有手艺的工匠,是他们的一技之长救了他们的性命,但是戴黄胸牌的犹太人是最没有生命保障的囚徒,最受歧视。德国鬼子常常拿他们出气,轻者体罚,重者枪毙。
集中营旁边有个工厂区,从营房区到工厂区中间隔着两道铁丝网和两道防守严密的大门,每个人通过大门时都要经过检查。如果不是上班时间,就要有党卫队长官的亲笔手谕才能通过。站岗的和工厂里的监工不同,前者是德国宪兵,后者是雇佣军。宪兵对集中营囚徒进出这两道大门防守得非常严密,如果有人违反,惩罚也是非常严厉的。
营房区和工厂区之间就好像是地狱的鬼门关,搞不好就会丧命在这鬼门关的枪弹下。
我们几百名来自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法国、英国等10多个国家的孩子,被送到集中营兵工厂里干活。这哪里是什么工厂,只是一个大得四处透风的工棚。我们的工序是将其他车间制造的子弹装进盒子里。我们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两只手被冰冷的子弹冻得又红又肿,手背生满了冻疮,一碰,脓血直流,疼痛难忍。时间一长,手掌的细腻皮肤被磨得像锉子一样粗糙。
在我们旁边还有几个大工棚,其中有一个是分拣物品的工棚。分拣的人把从外头运来的行李物品,按照物品的类型分拣出来,比如衣服归衣服,文具归文具,鞋帽归鞋帽,金银珠宝一般都有专门的人负责分拣,就是看守们注意力最集中的物品之一。因为集中营中严禁互相打听,每个人只能说“是”或者“不是”,绝对不能问“为什么”这三个字。一般能说话的范围只是局限在同房难友之间。放风时间,大家只能互相看看,不能说话。所以,我们看见一车一车行李运到工厂区里,却不知道这些物品从什么地方运来的,更无法想象是从被杀死的犹太人身上剥下来的。
我们只是心里奇怪,这么多的皮箱、提包,大多数都是完好无缺,很精致的,他们的主人怎么就不要了呢 
分拣物品的活一般不让我们孩子去做,说我们年龄小,不会分类。装子弹的工作比较单一、好做、轻松。可是从我们第一天干活,就没有觉得这活好做、轻松。
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多的子弹,一大筐子一大筐子放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我们要用油纸将子弹一排排包好,然后装进一个小纸盒里,等装好24小盒后再装进一个绿色的木箱里,这时才算完成一箱子弹的工作量。每天,我们要完成30大箱的工作量才能休息。整整12小时,我们双手不停地装啊、装啊,装得双手都麻木了,也不能完成这个数字。
就这样,一年365天,天天要上工,天天经过那道鬼门关。我们像机器人一样,被法西斯的皮鞭驱使,大皮靴踢打,做着牛马活,吃着猪狗食。我们经过工厂区的门岗时,往往会遇到搜身。那些站岗的宪兵个个好像长了老鹰的眼睛,特别歹毒。他们不太看人群胸前的牌子,因为在他们眼里,胸口上的牌子无论是黄色还是白色,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他们的囚徒,都是应该下地狱的低级人种。站岗的士兵把眼睛停留在每个经过人的脸上,从人的脸部细微表情发现行为异常的人。一旦他们看见这样的人,马上冲进队伍,把那个在我们眼里没有任何特征,极其平常的人拉出来,凶狠地推到铁丝网一边,然后非常麻利地搜身。往往能从身上某一处搜出东西来。
  完了—— 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为这个可怜的人叹惜。
被搜出来的东西一般都是食品。在这样的环境中,金银珠宝如粪土,只有食品才是大家向往的黄金。为了活下去,人们宁愿冒着性命危险去获得一块面包,也不会去拿一块金条的。
这是人类基本的生存规律 
许多囚徒在分拣东西时,会捡出吃的东西,特别是孩子衣服口袋里,有巧克力和糖果。这时人们便会被这诱人的东西刺激得饥肠辘辘,口水直流,想办法藏一两块巧克力,带回营房吃。但是能把食品安全带出来的很少,许多人想办法瞒过了监工眼睛,却很难瞒过站岗宪兵的眼睛。这样的行为一旦被发现,就必定招来严厉的惩罚。
有时,我们已经回到营房里,突然听到尖锐的哨声和阵阵狗吠声。这种异常恐惧的声音一响,我们就知道又要有人大祸临头……
一想起那几只吐着血红舌头的大狼狗,浑身就忍不住颤抖。那些畜生几乎是靠人的躯体满足食欲的,隔几天就要生吞活剥一个活人。有好几次狼狗当着我们的面将活生生的人撕得粉碎。听见遇难的难友在血肉横飞中发出最后嘶叫声,我不由地双腿一软“扑通”跌倒在地上,浑身哆嗦,牙齿发出“咯咯”的声响。我生怕这个细微却能穿透心房的声响被狼狗听见,就用手拼命抱住自己的脑袋,死死闭上眼睛……这一刻,我只觉得天昏地暗。狼狗好像在一步一步逼近,随时会扑过来撕咬我的身体。
狼狗的狂吠一声高过一声,这时集中营上空充满了恐怖的杀气。我们无论心里多么恐惧,也只能条件反射地往营房前的空地上跑,自觉地排好队,等候嗜血成性的宪兵大开杀戒。如果我们中间谁的反应慢了,排队排晚了,也要挨打,甚至遭到狼狗的撕咬……
有时只要某个囚徒让法西斯看着不顺眼,即被拖出队伍,当着大家的面,遭受鞭打,一直打得这个人遍体鳞伤,再也爬不起来才住手。如果稍有反抗,这个人就要在我们面前被枪杀,或者咬死。整个屠杀过程不准我们离开,更不允许出声音。大家必须睁着眼睛看着自己的难友遭受折磨,直到断气为止。这种血腥屠杀的场面经常出现在我们面前,使得我们本能地付出生命极限的忍耐力和制止力而拼命重复机械性的动作,用以保护自己的性命。然而恐惧愈增的同时仇恨也在剧增,面对这样残酷的场面,我们每个人从心里长出了仇恨的牙齿,恨不得冲上前咬死他们。
虽然法西斯经常进行“杀鸡给猴看”的表演,但并没有吓倒活着的人们。只要有机会,大家还是想办法偷食品,而且越来越隐蔽,成功率越来越高,就连我们房间也分到过一块巧克力,可见这建造在许多人生命之上的“偷窃”本领已经日渐成熟,绝不是一般水平了。
后来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
一天下午下工不久,我们个个饿得两眼发花,等着吃晚饭的哨声。
哨声终于响起来,我们拿着碗刚想往外跑,一听,不对呀,是紧急集合的哨声,我们只好放下碗,跑步到空场上……一到空场上就发现气氛不对,宪兵跟前有个大狼狗,呼哧呼哧吐着血红的大舌头……
“扑通”一个矮个子犹太人被推在地上。要是以前,被惩罚的人一般不会挣扎,任随他们鞭打,一副生死听天由命的淡漠表情。可是这个人不一样,他被摔在地上后,迅速用双手撑地,扬起鲜血淋淋的脸,嘶哑着喉咙大喊:“他们杀了我的全家 你们看,这是照片 ”
他从腰的后面,哗地拉出一张全家合影照片,但不等他把照片举起来,狼狗呼地蹿了上去,一口咬住他的手。犹太人惨叫一声,照片掉在了地上,随即被风吹卷到了一边。犹太人望着失落的照片,好像失落了所有的希望。他疯狂的挥舞着血淋淋的双手推搡上前要撕咬他的狼狗……
“法西斯杀了我的全家,我的妻子、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要和他们拼命—— ”
浑身是血的犹太人迸发出毕生的力量,用凝聚毕生仇恨的拳头,击打在狼狗的前额上。狼狗发出一声毛骨悚然的长嚎,摇晃了几步,四腿一软,摔倒在地上。
打倒狼狗后,犹太人拱着腰发出恐怖的大笑,冲向站在一边已经吓傻的宪兵……没等他冲到跟前,枪响了,子弹击中了犹太人的前胸,鲜血像水龙头一样喷了出来。他睁着两只血红的眼睛,一动不动站立在宪兵面前,许久才直挺挺地摔在地上……我们被这意外的场面惊吓出一身冷汗,心脏怦怦地猛跳,心底深处发出强烈呼唤:“勇敢的英雄,起来啊,站起来啊 ”可是,他没有再爬起来,和他的家人一样惨死在法西斯屠宰场上。
整个惊险搏斗场面几乎发生在一瞬间,一切又归于死寂。
因为饥饿和紧张,我的胃开始向上返酸水,一个劲地想呕吐。我拼命地忍着,忍得眼睛一阵阵发黑,要不是身边的姐妹用手挽着我的胳膊,我肯定会晕倒的。
不一会儿,倒在地上的狼狗摇摇晃晃爬了起来,狂叫着乱转,好像这畜生的神志有点混乱了,一会儿要扑向给它致命一击的犹太人,一会儿又要扑向自己的主人,满地乱跑。宪兵费了好大劲才拉住发疯的狼狗,稳住了自己的阵脚。
过了好久,宪兵确信那个可怕的犹太人真的死了,才敢上前拖尸体。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是铸造金银的工匠。这天,宪兵给他一个装着照片的银质相架,叫改制成酒杯。他一看,浑身像筛糠一样颤抖起来,这不是他家的合影照片吗 照片上的妻子儿女那熟悉的笑容,他什么时候都不会认错的。这时他才明白,法西斯说送他的家人去另外集中营过幸福生活全是鬼话,他的家人已经被杀害了 被杀害了 
失去理智的他把像片和相架带出大门,当然他愤怒的表情是无法瞒过宪兵的。他被发现了,但是只是搜出了银质相架。他把照片折叠成条掖在皮带下,没有搜出来,所以才有他向大家展示照片的一幕。
犹太人死了,死得惊心动魄,死得如此惨烈,让我们好久都觉得心里隐隐作痛。再看见一车车物品运来,就作呕,好像看见一条条赤裸的尸体。这些不会说话的物品都是法西斯屠杀活生生生命的见证 


★ 我们往子弹盒里拼命吐口水,每吐一口,
    心里就有一种快感

犹太人事件给我们的刺激太强烈了,这以后,我们也琢磨如何反抗 
听人说子弹受潮就会变成哑弹,我们为什么不往弹壳上洒水,让子弹生锈,等德国鬼子把子弹运到前线,子弹都成了废品,让他们打不响枪。
我们几个女孩子就开始商量如何才能把子弹搞湿,因为我们不能带水进工棚,不可能往子弹上洒水。最后还是米拉脑袋快,说我们趁监工不注意时往子弹盒里吐口水,弹壳不就湿了吗 
对呀,这是个好主意 我们高兴得直鼓掌。这时不知谁带头轻轻哼起了苏联歌曲,我们都跟着唱了起来。
“嘭嘭……”外头巡逻的德国鬼子听见我们的歌声,跑来砸门。
我们停下歌声,谁也不吭气,让德国鬼子砸门好啦。
“嘭嘭……”又是一顿砸,德国鬼子见我们不开门,就狠狠地警告说:“再唱把你们全拉出来冻死 ”
外面又恢复了平静,我们笑了起来。
第二天,我们怀着激动且紧张的心情走到自己的工作台子前,那上面已经放着一个大筐子,里面是黑亮黑亮的子弹。我们个子小,被大筐子一遮挡,监工走远一点就看不见我们了。监工一走开,我们就往子弹盒里拼命吐口水,每吐一口,心里就有一种快感。到了下工的时候,我们嘴里干苦干苦的,嗓子眼直冒火,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但大家见面,都咧开干裂的嘴,会意地笑了。
后来前线退来不少不合格的子弹,以为是制造车间的质量问题,谁也没有想到会是我们这些小囚徒的口水作祟。现在想想,我们这种办法未必就能使所有的子弹成哑巴,但力量微薄的我们无法做出惊天动地的大反抗,只有用这样的办法表达我们的仇恨。
到了1944年,德国法西斯开始节节败退,前线需要的子弹越来越多,我们劳动强度越来越大。终于我支撑不住了,病倒了,病得很厉害。
我发低烧已经很长时间了,怕被德国鬼子发现了送隔离室,就一天天痛苦地挨着。有一段时间,夜里经常被噩梦惊醒,醒来时浑身大汗淋漓,脖子肿胀不堪。那时到底是个孩子,不明白身体真有了病是硬挺不过去的道理,老是等待哪一天早晨起来,所有的肿块奇迹般地消失了。
终于这一天早晨来临,来临的不是奇迹,而是恶化。
这天早晨,我在营房前的水池洗脸,感觉脖子上老是湿乎乎的,擦干了又湿,就用手摸摸。一看,吓我一跳,哪来的脓血 
我捂着脖子回到房间,拿出小镜子一照,看见脖子上的肿块破了,脓和血从破裂的口子里往外渗,扭了扭脖子,奇怪,疼胀的感觉减轻了许多。我想起了小时候一次长疖子,肿胀疼痛了好久的疖子,像熟透的桃,油光光包得全是脓血。一天外婆用消毒的针挑破表皮,让化脓的液体排出来,没有几天,疖子就结疤,好了。这次脖子上长的是不是疖子 如果是疖子,一出脓,肿块就会消掉的。想到这我的心情和脖子上的感觉一样,轻松了许多。
我用一条已经破了角的手绢,包住脖子,再在外面穿上高领毛衣,把流脓的脖子遮着起来。
连续几天,我带着淌脓的伤口去做工,可是脖子上还是不断渗出黏黏的液体,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相反溃疡的面积越来越大,脓血往外渗透更加厉害。有时手绢浸透了,又沾到衣领上。不久,毛衣领子也被脓浆糊得硬邦邦的,磨得脖子皮肤生疼。
如果光是伤口流血流脓,人还能忍受。可是断断续续的发烧把人拖得够呛。一天中间,好几次掉冰窟,又好几次进火炉,热热冷冷,反反复复,把人折磨得无精打采,不死不活的。来自身体内部的信息似乎越来越不妙,越来越和疖子之类的疾病相差甚远。一直亢奋的食欲变得连少得可怜的面包都不想吃了,整天觉得两条腿灌了铅似的提不动。
我的心情不由得又紧张起来,莫不是生了什么大病 病到如今,紧张害怕有什么用呢 人在生死边缘,一切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能撑一天算一天吧。


★ 我感到脖子上一震,撕心裂肝的疼痛直刺
    神经末梢

一天我刚起床,顿时天旋地转,一头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发现自己睡在一间白色的房间里,扭头看看,橱架上有许多药瓶子,我猜想是集中营的医务室。这时,窗户上出现了姐妹的脸,我想可能是她们送我来的。我真感激她们,每次我遇到困境,都是她们千方百计地帮助我战胜困难。为让我这面来自中国的生命之帆在这片死亡的苦海上不被狂风撕毁,不被雷电击垮,她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护着我,关怀着我。
为什么我们六个异国姐妹能活到战争结束的一天,能走出死亡集中营的铁丝网 就是我们苦难的生命中流动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血液,跳动的也不是一个人的心脏,而是许多人的血液和心脏在不幸的命运中一起流淌,一同跳动。
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在没有阳光的黑暗中存活,那么我们的心灵上一定有无数温暖的“阳光”照亮着鼓舞着。
我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却有“太阳照耀”的生命 
这次我说什么也要挺过去,再大的痛苦也要忍受住。一定要和姐妹们活着从这个非人的地狱中走出去 
我正在暗暗给自己打气鼓劲时,隔壁的门响了,从房间里走出一个高个子,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白大褂的德国狱医。从他刚才和负责我们工区的监工头谈话中,我已经知道我患的是淋巴结核,说是开刀把脓放出来就会好的小毛病。医生的话似乎暗示工头,这个小孩得的不是大病,手术后还能继续干活。工头放心地走了。他不是放心我的病情,而是放心他不会因此减少一个劳动力。
工头留下两三个姐妹在医务室门外等我出来。然后拿着鞭子,把那些多余的人都赶到工棚继续上工。
虽说我是第一次进这个医务室,但早就听说这里的狱医连兽医都不如,对病人比对牲口还要凶残。碰到特殊病例,他们就会将这个可怜的囚徒当做一只饲养在笼里的大白鼠,反复进行试验,直到这个病人不堪痛苦折磨断气为止。
我心里抖抖的,不知道这个医生对我会像哪类动物,大白鼠还是马骡子 
这个德国医生有条不紊地戴上白色口罩,斯文的动作无法让人和“凶残兽医”的字眼联系起来。别人所说的或许不是这个医生,我侥幸地想。
医生“武装”完备后,用毫无表情深陷的幽蓝眼睛看了我一下,用生硬的俄语问:“从哪里来的 ”
我愣了一下,说:“白俄罗斯。”
“不 你不是俄国人。”他尖叫起来,好像要揭穿欺骗似的,充满警惕。
“我是中国人,我是从……”我想作解释,但被他阴冷的声音打断了。
“噢,支那人,黄皮肤的支那人,东亚病夫……嘿嘿……”毫无表情的医生发出了狰狞恐怖的笑声。
这是法西斯的笑声 我熟悉它。
我肌肤上滚过一层鸡皮疙瘩,浑身打了个寒颤,禁不住又望了他一眼,正好和他鄙视的眼光相遇。我知道,这次我是在劫难逃了。我在这个魔鬼眼睛里甚至不如一只大白鼠有试验价值,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在呼吸的动物,而且是在来自东亚病夫国度的动物身上拉一刀。
我闭上眼睛,不想再看这个披着天使外衣的魔鬼在干什么 天使一旦变成魔鬼,比魔鬼还要可怕。我反正已经落在了魔鬼手里,不死也要活剥一层皮 
我感到冰冷的器械在脖子上移动,一会闻到一股刺鼻的酒精味。我想这可能是在消毒吧。我紧张得直梗着脖子,等待注射麻醉针……突然,我感到脖子上一震,撕心裂肝的疼痛直刺神经末梢,顿时浑身不由自主地像被抽了筋似地弹了起来……
这个失去人性的医生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就用手术刀拉开了我的脖子 
我拼命地哭叫、挣扎,想从这魔鬼的手术刀下逃出去。可这个法西斯用大手死死按住我,继续用刀切割伤口。我无法忍受这般剧痛,浑身不住地扭动,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滚滚而流。
我惨痛哭叫丝毫没有引起这个魔鬼的怜悯,他继续用手术刀切割我的伤口,好像他的手下躺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什么天生就是任人宰割的动物。
那一次惨无人道的手术给我的心灵留下了永远痛楚的创伤。有一段时间,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一个屠夫用刀宰割羔羊的可怖画面。
我的脖子渐渐麻木了,眼前出现了胡乱飞舞的金星——死神出现了,它往往在一个垂死灵魂哭诉时出现,它召唤我跟它去天堂……眼前晃动的魔鬼嘴脸变得模糊了,好像白纸一样飘远了,消失在黑暗的尽头,所有的疼痛也离开了我的躯壳……
我疼得昏死了过去,失去知觉的一瞬间,我以为这就是终身的解脱 
手术刀下的“羔羊”不再动弹了,这个魔鬼医生也完成了他“人道主义”的手术。他取下口罩,用手招招外面的姐妹们,叫她们把我抬回去。
当泪水涟涟的姐妹们把前襟涂满了脓血的我抬进营房时,站在其他营房门外素不相识的难友,都同情地上前抚摩我的脸颊,有的还悄悄送来一两片面包给我,那几乎是他们一顿饭的定量啊 
我在姐妹们的怀抱中慢慢地苏醒了过来……死神没有收留我,让我继续在地狱里磨难。
这场残酷的手术后,病情有了一定的缓解,脖子不太肿胀了。然而,我的淋巴结核不只是手术能根治的,他们又不给我服药,又不让休息。没有隔多久,旧的创伤还没有愈合,新的肿块又出现了,而且这次肿块比以前还要大。
反正这次我横下一条心,就是把脖子烂掉,也不让这个法西斯魔鬼治疗 
 第十章
☆ 月是故乡明。爹爹走出窑洞,坐在大树下面  的石凳上出神
☆ 爹爹寄出的信原封不动退回延安,1951年我  才看见被岁月封存八年的信
☆ 在苏联人民进行卫国战争时,爹爹指挥着八  路军也在和日本鬼子展开殊死的拼搏
☆ 一道特殊的命令从苏联元帅朱可夫手中签发  出去


★ 月是故乡明。爹爹走出窑洞,坐在大树下
    面的石凳上出神

集中营的夜空也有又圆又亮的月亮。
每逢这轮明月爬上我们的窗棂,我都会觉得胸襟为之一畅,感觉这月亮像是一望无际的地平线,宽广得能看见自己的家乡看见自己的亲人一样。
我们毕竟是孩子,一看见有生气的东西就容易动情,精神也会变得欢快。大概渴望自由的人最大的欢乐就是获得一望无际的感觉,让沉重和压迫感的心灵在宽广的空间不受拘束地自由回旋,使得受囚禁的身体也获得一点点超脱后的松快。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渴望一望无际感觉的同时,还渴望有一个活蹦乱跳能说能笑的空间,让身体和思想自由自在地活动。
可是集中营里的孩子连生命都没有保障,哪里还谈得上自由的空间 
每天24小时,吃饭、上工、下工、睡觉、起床,如同时钟上的刻度,死板而准确。傍晚,惟一放风的时间,是属于自由活动的时间,但是大家不能相互交谈,不能相互认识,所以蹲了几年集中营,竟然不认识隔壁房间的人。在以后大逃亡时,大家相互都不认识,只顾自己跑,结果跑散了许多人。
我们在没有自由的空间里,怎么能对一望无际的月光不动情 
对于明月,我和其他国家的孩子不同,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在我们盛产神话的国度里,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讲嫦娥奔月的故事。人们给月亮上的阴面光斑赋予了生命,让无声无息的月亮变得鲜活起来,这个鲜活的月亮照亮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一遇见月亮圆,就仰头想念嫦娥,借景思情,抛撒心中的情愫。久而久之,明月成了思念亲人的象征,也成了安慰思乡人的信物,希望明月把美好的祝愿捎到亲人身边。
我就是在外婆动人的月亮故事中长大的。我喜欢明月,胜过喜欢给予万物生命的太阳。
大人常说月亮上的嫦娥和玉兔居住在广寒宫很寂寞,可我觉得他们不寂寞,因为成为永恒的东西是不会寂寞的,不然人们为什么总是不能忘记他们呢 寂寞意味被遗忘。
我们到东普士集中营已一年多了,月亮圆了缺,缺了圆,可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何时才能结束战争,何时才能团圆。这四百个日日夜夜,我无时不在思念远在祖国的亲人,我的外婆,我的姨妈和我的爹爹。他们生活得好不好 他们知道我在哪里吗 
我多么希望他们知道,但是内心深处又不愿意他们知道。特别是我的外婆,如果知道我在德国集中营,是一定要哭坏身体的。还有爹爹,我不希望他为了我分心,因为他有比女儿生命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月光透过木板条的窗户,冷冷地照在我的床头,同是一轮明月,集中营的明月要比任何地方的明月冰冷清寂得多。
以前让人感到温馨的时刻莫过于明月当空的时刻。全家人团坐一起,看着明月,讲述明月的神话,所有在白天经历的疲劳和学习的压力,在这一刻,化为月光下淡淡的烟缕,从心头上飘走了,只有银白的月光和动人的故事让我们心醉。直到我们上床睡觉,整个身心陷在神话中不能自拔。
梦境如此美好而飘逸,恐怕只有明月当空的夜晚了。
记得在延安时,一天明月皓亮,寒风中,月光洒在黄土大地上,原来黑沉沉的山沟沟,被月光照得明晃晃的,远处的山,近处的树都历历在目。经常熬夜的爹爹,他可能看见窗外的明月光,走出烟雾缭绕的窑洞,坐在大树下面的石凳上,默默出神。
我正好晚饭多喝几碗玉米粥,夜里起来解手。我披着棉袄从茅坑跑回窑洞时,猛不定看见石凳上坐个人,吓得打了个颤,壮胆大声问:“是谁 ”
“小声点,别把别人吵醒了。”
“是爹爹啊,可把我吓死了,我当是大豹子呢 ”我和爹爹开玩笑。
  “快回窑里,外面冷。”满脑袋想大事情的爹爹,无心和我开玩笑。
“你也回去嘛,要不,我也不回去。”我怕爹爹在外面时间长了会受凉,就撒娇说。
爹爹笑了,大手一拍膝盖,起身陪我进了窑洞。
“今天的夜光真好,坐在外面透透气,很清冷,现在再看东西,眼睛就不发花了。”
我上炕后,爬到窗口朝外望了望,发现北方寒冬的圆月和南方湿润的圆月同样可爱,有一种冷峻的美丽和粗犷的奔放。
现在和以前同在一轮明月下,可月光中的世界却已不再相同。
延安的那轮明月早已不复存在,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像墓地一样死寂的白夜,它的四周没有树木,没有山河,只有高高的铁丝网炮楼,月光下,越发显得刺钉嶙嶙,阴森可怖。不时看见端着枪的德国鬼子从铁丝网下走过,大皮靴踩在沙土上,发出喀嚓喀嚓的声响,好像要把这冰冷的夜色踩碎一样。可能因为月光明亮的缘故,探照灯没有打开。让我们有机会看见天上的月亮和星星,看见洁白的月光和月光下难友们惨白的脸庞。
我又从身下铺板缝里取出列宁纪念章,团在粗糙的手心里,用指头轻轻抚摩这很有质感的纪念章。尽管这枚纪念章很小,但在我心中的分量却很重很重。每次抚摩,我心里总是涌上一种冲动,觉得明天我们就会从这个地狱中出去,回到亲人的身边。这种冲动常常让我兴奋,带着兴奋和希望走进梦乡。可是天一亮,头天晚上积攒的希望被日复一日的苦活、鞭打和黑面包消耗一尽,但一到宁静的夜晚,希望又腾升了起来,就和日落日出一样,一天天地支撑着苦难的日子。
有时候,我一个人在黑夜中默默地和自己说中国话,我害怕忘记了自己的母语。可是说着说着就跑音走调,甚至遇到复杂的语句,我竟然想不起来应该怎么说了。这让我很惊恐,问自己:我还是中国女孩吗 
是,当然是 心底另外一个声音倔强地回答。
中国这个亲切且遥远的称呼在我的心中越来越沉重,我越来越害怕失去它,也害怕它遗忘我。
从1941年初离开延安到现在,已经整整四年没有听见人说中国话了。自己也没有说过一句中国话。跟在难友后面学会了俄语、捷克语、波兰语,到集中营后又学会了德语。一开口就乱七八糟的语言。说着说着,自己都不知道说到哪个国家的语言上去了。说了那么多国家的语言,惟独没有说过自己国家的语言,这对于一个热爱自己国家的人来说是非常悲哀也是非常无奈的事情。


★ 爹爹寄出的信原封不动退回延安,1951年
    我才看见被岁月封存八年的信

就在我日夜思念亲人,心痛不已的时候,爹爹好像知道了万里之外的女儿正在冰冷的明月下苦苦的思念,他从遥远的延安写了封信给我,寄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尽管爹爹寄这封信的时候,已经估计到苏联卫国战争可能交通隔绝,根本无法通邮。但他还是寄出这封信,希望碰碰运气。两个月后,正像爹爹事前预料的那样,信原封不动地退回到手里。没有办法,这条好像没有尽头现在又被战火封锁的天涯路,爹爹只有等待,等待战争结束,才能把这封写了许久许久岁月的信寄出。
我从苏联失踪的消息,正像这阻隔的天涯路,被战火阻隔了。
从我离开延安,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后期四年抗战烽火岁月。
这四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艰苦的四年,是人类用正义战胜邪恶,最终赢得胜利的四年,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的四年。
战争在世界各地疯狂地蔓延,从陆地到海上,从东方到西方,从地球南端到冰雪北国,无处不听见战争的枪炮声和人民饱受苦难的呻吟声。从苏联卫国战争一爆发,爹爹就有了承受最坏消息的思想准备。加上我到苏联后一直没有写信给爹爹,增加了爹爹的不安。现在想起来,我真不能原谅自己,刚到莫斯科的时候,一心想等有了学习成绩再给爹爹写信汇报,结果错过了回信的机会,直到被德军囚禁,失去自由的时候我才明白我或许永远失去给爹爹写信的机会。这个遗憾整整伴随了我四年,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重新提起笔,才把沉痛的遗憾还给了历史。这以后无论我到哪里,是不会忘记给爹爹写信的。1964年我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时,就经常给爹爹写信,汇报工作和生活情况。因为我知道,我的每一个信息对于爹爹都是很重要的。特别是爹爹到了晚年,写信和看信成为他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看见孙子们从四面八方寄来的稚嫩的字体,他总是戴着老花镜认真地逐字逐句地看,然后又认真复信。
从1941年春天到1945年夏天,将近五年时间,我让莫斯科这个亲切熟悉的地名成为爹爹信箱长久的空白 
长久的空白,让爹爹越来越不放心。他在1943年10月写了一封我永远也收不到的信,他在信上写道:“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并练为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更迟一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业为是。”
这封来自延安的信在国际邮路上遭受战火的阻拦,无法到达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在边境线停留了一个多月,最后以“邮路中断,无法投递”的理由退回到延安。
康克清妈妈接到这封退信,着急地问爹爹怎么办,是不是用延安电台向苏联方面打听一下女儿的下落 
此时爹爹心里斗争很激烈,他听说了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斯大林的儿子雅可夫在战场上被俘,还有其他高级将领的孩子被德军俘虏,被认出是谁的儿子后,立即被法西斯关进集中营当做重要人质向斯大林讨价还价,以换取他们被俘的高级将领。面对自己的孩子和部属孩子的生死,斯大林痛苦地狠下一条心,拒绝了法西斯的要求。最后,法西斯残忍地杀害了这些特殊身份的战俘。年轻的炮兵中尉就是因为是斯大林的儿子,而惨死在德国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这时爹爹怎能向斯大林打听自己的孩子 
“现在苏联都在战争中,我为了自己的私事怎么能打扰苏联政府呢 如果孩子没有事情更好,万一出了事,我们也救不了她,还是等战争结束以后再说吧。”
是啊,如果爹爹知道我在德国集中营,又能怎样呢 他和斯大林一样,决不会为了保全自己的孩子而做任何妥协。
康克清妈妈见爹爹说得有道理,就默默收起了这封退信,不再提寻找女儿的事情了。
直到1951年夏天,我从莫斯科放暑假来到北京爹爹身边,才看见这封被岁月封存了八年的信。信的纸张已经发黄发脆了,但是毛笔书写出来的浓重墨迹,让女儿强烈地感受了爹爹寄予我的厚望。当时,我心头涌上了说不清是酸还是甜的滋味。如果不去莫斯科学习,或者不去苏联南方疗养,我的命运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的学业也不会拖延到成年后才开始,身体也不会被搞垮,说不定现在已经能够为祖国建设发挥自己的作用了。但是,过去岁月是不能重新再来一遍的,人在命运的征途上,只要某一步跨上另外一条路上,以后所有脚步都要踩在这条路上,不管这条路上是鲜花,还是荆棘。
我收起信,默默下定决心:加倍努力,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早日完成学业,回来报效祖国,让爹爹的希望变为现实 


★ 在苏联人民进行卫国战争时,爹爹指挥着
    八路军也在和日本鬼子展开殊死的拼搏

在苏联人民进行卫国战争时,位于中国战场的八路军也在和日本鬼子展开殊死的拼搏。爹爹于1937年至1940年5月,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指挥八路军作战,后来回到延安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同制定重大决策。
太行山距离延安有数百公里远,要经过黄河、汾河。爹爹和副总司令彭德怀在1937年底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 师和一二九师先后渡过黄河,拉开中国共产党八年抗战序幕后,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深处辗转了3个省38个县 市 ,驻扎过66个村镇。是太行山的人民用小米和热炕头养育了八路军总指挥部,爹爹他们和太行山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这根感情的纽带一直维系到解放,维系到爹爹生命终结的时候。
中国那么大,为什么八路军总部要选择山高路远、荒凉闭塞的太行山作为总部 
我长大后,了解了中国地理环境,才明白父辈们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选择太行山作为指挥中心是用了一番心计的。
太行山位于山西、山东和河南三省的边界,它的西面是吕梁山,北面是五台山,南临黄河,东接冀鲁平原。是控制华北五省咽喉的枢纽地带,八路军总部扎在太行山,就等于在日军妄图打开中国西北部大门和东南登陆日军会师的路途上,竖起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像一把尖刀插在敌人的血脉丹田上,上下无法贯通。
1941年6月,德军突然进攻苏联,给日军嚣张的侵略气焰注入了汽油般的燃料,疯狂的烈焰迅速席卷中国大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向癫狂的高峰推波助澜。一场更加残酷、更加持久的战斗在太行山展开了。1942年初夏,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在指挥八路军总部转移时壮烈牺牲。当在延安指挥作战的爹爹,猛然听见这个噩耗,无比悲痛,流着热泪,在宝塔山下的窑洞里,就着微弱的小油灯,写下了他怀念和崇敬的诗句: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为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流得清漳吐血花。
只要八路军总部存在一天,日军就一天不能安心睡觉,他们将八路军总部看成如背锋芒,如鲠咽喉。
从1941年到1944年的三年间,太行山一直是日军重点攻打目标。而八路军总部凭借有利地形,一边和日军展开了游击战,一边担负起指挥中国敌后战场的重任。太行山给了八路军一个杀敌的好战场,也给了侵略者一处葬身之地。
太行山正如当地人形容的那样:太行山似海,波澜壮天地,山峡十九转,奇峰当面立。
有了这片如此神奇的热土,八路军怎能不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八路军总司令部左漠野秘书眼里爹爹是一个不善言语,爱沉思的人。他的内心活动往往不是及时借助语言表达出来,而是独自思考反复琢磨直到成熟后,才会用行动表达出来。为什么爹爹指挥战役往往以胜利告终 无不和他独特性格和深思熟虑思考习惯有关。每逢大战在即,他总是身先士卒,深入火线,用和阵地紧张气氛相反的稳重语言,让部下充分领会他稳打稳扎的战术。他这种沉着坚定的指挥官的形象给部队带来了胜利的信心。
1938年2月中旬,爹爹率八路军总部由山西洪洞县向晋东南太行山区挺进。在他们转移过程中,日军正从长治出发,企图夺取临汾。爹爹率领总部抵达安泽的古县镇时,与前去进攻临汾的日军遭遇。敌军有三千多人,而爹爹身边只有两个连,敌我兵力相差悬殊。总部如果离开大路转入山地,即可平安无事。然而,爹爹从全局出发,为使临汾作好抵抗准备,使大批物资和人员得以安全撤离,还是决定进行阻击,以迟滞日军前进。恶战在即,爹爹立即命令左权参谋长前去侦察并与友军联络。
左权参谋长在安泽的府城镇一带,指挥特务团的两个连和一部分安泽县自卫队,对日军进行阻击。战斗整整进行了四昼夜,共歼敌三百余人,缴获辎重不少,为临汾的友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八路军总部驻地古县镇离前沿阵地不远,夜间可以听到炮声。同志们对朱总司令的安全是不免有点担心的,但戎马一生的爹爹却处之泰然,指挥若定。
  左漠野秘书到现在都记得,大概是战斗打响以后的第二天晚上,秘书处金石刚告诉他说:总司令在唱空城计,他身边只有一个作战科长和一个参谋。后来庆祝爹爹54岁生日时,著明作家刘白羽写了一首祝寿诗,其中有这样一句赞扬爹爹的话:“危局常从笑里安。”给秘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抗战的最艰苦时期,爹爹还没有忘记学习,他特别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从来没有放弃过。
当时,延安翻译出版了一些马列著作,出版以后总部可以收到几本,由秘书处保管,收到书后,他们总是及时向爹爹和其他首长汇报收到了什么新书。有一回,他们收到几本列宁著的《卡尔·马克思》小册子,里面还集纳了列宁论马克思主义的几篇文章,主要内容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有一天,左秘书去向爹爹报告新闻,发现他正在认真地看这本小册子。爹爹问他:“左秘书,你看了这本小册子没有 ”
左秘书回答说只看了一遍。
爹爹深有体会地说:“这本小册子很好,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简明扼要,很适合我们的干部阅读。对于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理解,要能够很好地记住,这并不是教条主义。如果理论不联系实际,脱离实际,不从实际出发,把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生搬硬套地拿到实际中去滥用,那才是教条主义。如果你不理解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能很好地记住,你拿什么理论去联系实际 ”
他还说,这本小册子可以多翻印一些,最好以做到直属队各单位的干部每个人都有一本,“揣到包包里”,多读几遍。
爹爹还问到:“总部各单位的干部是否有人到秘书处借书 ”
左秘书说:“秘书处书不多,我们没有通知各单位办理借阅书籍,很少有人来借书,我们也在考虑是否可以办理出借书籍。只有薄一波同志每次来总部开会或谈工作时,总来秘书处看看,借去两本《列宁全集》,下次来时把看完了的两本归还,再借去两本。”
爹爹听说后很高兴地说:“薄一波同志很勤奋,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
俄国大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美是生活。
在左秘书眼里,爹爹在战场上,他指挥千军万马,沉着若定,他闻炮声处之泰然,“危局常从笑里安”,但是在残酷的战争间隙,他又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爹爹爱下棋,爱打球,喜欢音乐,养兰花,还特别喜欢写诗。左秘书曾这样回忆道:
有一天,我去报告新闻,那天天气很好,总司令坐在院子里的一张矮凳上休息,似乎在低声唱歌,我依稀听到一句不完整的歌词:“好长苗呀……”等我再向前走两步,就听不见了。我曾听史沫特莱谈过,朱总司令爱好音乐,会唱民歌。可是,我没有听过总司令唱歌,也从未听哪个老同志说总司令会唱歌。第二天,我去总司令那里,适逢康克清在座。康克清当时任八路军总部直属政治处主任,日常工作很忙,在总司令那里很少有机会见到她。我报告新闻以后,就便问了康克清一句:总司令过去是不是喜欢唱歌 她笑着说:总司令只会唱咦呀嗨,呀呼嗨。总司令也笑了。我当即意识到,前一天总司令低声歌唱的,很可能就是陶行知作的《锄头歌》。总司令为什么欣赏这首歌呢 我想,因为他对于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时这首歌可以抒发去恶务尽、除暴安良的志趣。
朱总司令还是一位诗人。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敌人对我后方是以政治进攻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将重点逐渐向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转移。国民党的反共活动逐渐升级,对我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日益加强。当时,华北敌后的抗战是非常艰苦的。后方文艺界的同志来前方慰劳八路军,访问总部。
朱总司令写了一首诗:“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这首诗的题目是《寄语蜀中父老》,实际上是写给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看的。诗中充满了爱兵如子的深情和对英勇杀敌的子弟兵的赞美,同时言外之意,也把国民党反动派断绝供应我抗日武装的粮饷、封锁我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的罪恶行径,揭露无余了。这首诗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和海外华侨,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的深切同情和支持,激起了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极大义愤。朱总司令的这首诗,可以说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风格很高,气势雄浑。
爹爹有一项业余爱好,这就是下象棋。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他只要有时间总要找人杀上一盘。没想到爹爹的这个爱好在统战工作中用上了派场。
1938年初,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派来高级联络参谋乔茂材长期驻八路军总部。乔是四川人,陆大毕业生。他还带来了一个参谋和两个副官。有一段时间,联络参谋和八路军总部的秘书处同住在一个大院里。爹爹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来秘书处,看看联络参谋。他听说乔参谋也会下象棋,于是在院子里同乔参谋摆开了“战场”。一边下棋,他们一边侃大山,谈话的内容大都是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团结抗日和坚持持久战的一些道理。爹爹态度和蔼,讲话深入浅出,像拉家常似的。乔参谋认真地听着,有时也讲上几句。
爹爹的棋下得很好,经常是赢家。
通过这段交往,乔参谋真正认识了爹爹,认识了八路军。他常私下对人说,只有共产党的总司令才能和他这样的小人物平起平坐,同下一盘棋。
在女儿的眼里爹爹是慈父,同样,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眼里他也像慈父一般,他能关心人,能体谅人。
有一次,朱总司令去决死队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左秘书随同前往,报告内容是讲游击战。训练班离总部驻地是四十来里地。随同去的还有两个警卫员同志,四个人都是骑马,左秘书走在最后。走了大概十来里地,前面的马跑开了,他的马也跟着跑起来。由于左秘书缺乏骑马经验,从马上摔下来了。马立即回头跑,跑得很快,他追不上。马跑了一段路以后,停下来在路边吃草,等他快接近它的时候,它又跑了。左秘书一直追到总部驻地,还是没追上,马回到饲养班去了。他当时真是哭笑不得,不免有些懊恼。他知道,爹爹打算写一本游击战方面的书,因为当时很需要这样一本书。在训练班的讲话记录整理以后,可以作为书的部分初稿。
当天晚饭以后,左秘书怀着惭愧的心情,去向爹爹如实地报告了落马和追马的情况。爹爹听了以后,不但没有责备,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他和蔼地说:“你真是一个书生,还不熟悉戎马呵。训练班的学员可能已经把我的讲话记录下来了,下次我去的时候,可以把他们的笔记本借两份回来,加以对照整理。”
接着,爹爹边比划边说,耐心地教给左秘书跑马的要领:两腿夹紧,两脚前蹬,抓紧缰绳,上身前倾。爹爹说:骑马也是一种实践,只要掌握要领,大胆地跑几次就会了。
  爹爹虽然像慈父,可对女儿和亲属的要求却一点不“仁慈”。
有一次秘书在处理外来函中,见到爹爹的侄子和外甥从四川寄来的一封信,信里说他们已经约好了一些愿意参加抗日的青年朋友,准备到前方来,不知前方有些什么工作可做,向伯伯请示。秘书看了以后,就把原信带着,向爹爹汇报了。爹爹说,青年人想到前方来参加抗日是好的,只要能够吃苦耐劳,抗日报国,不怕牺牲,到前方来是有事情可做的,多来些人更好,比如前方现在就需要担架队。如果以为我是大官,他们来了可以弄个一官半职,那就错了。我们这里官兵待遇一律平等,同甘共苦。你告诉他们,凡是希望升官发财的人,千万不要到前方来。爹爹还说:曾国藩是一个反动人物,但他在家书中告诫子弟的某些话语,还是有道理的。我没有读过曾国藩的家书,不过,我觉得“不以人废言”的观点,是符合辩证法的。这件事,使秘书们深深感受到了爹爹的清廉正气。


★ 一道特殊的命令从苏联元帅朱可夫手中签
    发出去

爹爹是一个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官,也是一个有着成熟心理活动的政治思想家。然而在女儿眼里,爹爹的伟大正是在我们面前表现了一个父亲最平凡的情怀,让我感受了爹爹心中那股炽热的父爱。
在爹爹担忧我发生意外时,国际儿童院失踪的孩子也令莫斯科不安;在我们盼望苏联红军快一点打来的时候,一道特殊的命令从苏联元帅朱可夫手中签发出去了,这个命令居然和我们失踪的孩子有关。
在1943年2月2日,历时180天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结束后,已经筋疲力尽的苏联红军没有休整一天,便乘胜追击,开始了反攻收复失地的战斗。
保卫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在顿河草原、伏尔加河畔,深深的积雪中到处是被击毁的纳粹德军的坦克、火炮、汽车和冷冻的尸体。死神和严寒把这幅血迹斑斑的图案冰冻在寒风中,将苏联红军的杰作保存了很长时间。
历史有时候是这样公正,公正得不容半点偏差。就在法西斯穷凶极恶大量掠夺苏联财富和人力资源的同时,他们的大量士兵和军官也永远地留在了苏联的战场上,还有数万名战俘成为红军胜利的战利品。
这场闻名世界的战役,德军共损失兵力150万,坦克3 500辆,火炮12 000门,飞机3 000架。包括总司令保卢斯元帅在内的23个将军统统成了斯大林的俘虏。
赢得这场战役胜利的第二天,苏联红军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
战争局势终于可以让苏联最高指挥部的首脑们,坐下来品尝一杯威士忌。
这时,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在战争中战死和失散孩子的名单也可以送到斯大林的桌子上了。这次战争中,国际儿童院共失去了24名孩子,其中中国孩子中有张闻天的儿子被德国飞机炸死,赵世炎的儿子患病治疗不及时去世,我和弗拉斯塔姐妹,还有黄平的女儿失踪。其他国家的孩子有17人在卫国战争中作战牺牲。他们用热血和生命捍卫了第二故乡的尊严和完整。这17个牺牲的同学中有德国人、古巴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苏联人。
中国孩子没有上前线作战,是因为周恩来和斯大林在战前有过口头协议,即使苏联爆发战争,中国18周岁以上的孩子也不参战。周恩来伯伯用意很明显,他不愿意让烈士的后代再遭受不幸,他要为这些失去亲人的孩子生命负责 
中国孩子虽然没参战,也没有像我被德国纳粹关进集中营。但他们和苏联人民一道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吃了苦、遭了罪,也尽了自己所能为前线做出贡献。可以说,苏联四年卫国战争是每个中国孩子所经历的最艰苦、最磨练意志,也是最难忘的一段时光。
收复苏联南部失地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
这时,斯大林向正在指挥战斗的朱可夫元帅发去了一个急电。内容大体是要他在收复南方城市时,注意查找国际儿童院失散的孩子,特别要注意查找朱德总司令的女儿。
朱可夫接到这个电报后,立即向收复失地的部队下达“解放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城市”的命令。
军令如山倒 解放南方城市的部队马上执行元帅的命令,开始了艰难的寻找工作。
苏联红军沿着纳粹德军占领的线路,开始将一座座失去的城市重新夺了回来。这场艰苦卓绝的解放战役,整整打了一年多,到1944年,整个苏联回到苏联人民的手里。直到红军解放了最后一个城市,也没有看见我们的影子。
朱可夫元帅不得不将这个不幸的消息报告给斯大林。
是不是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 斯大林陷入了沉思。
最终斯大林没有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我们的国家,他认为没有找到并不意味着肯定就是遇难。斯大林专门请人转告爹爹说:我一定想办法找到您的女儿 
这是斯大林对爹爹的承诺。
为了兑现这个承诺,斯大林又一次把命令下达到攻占柏林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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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 DE FU QIN ZHU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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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朱德
中 篇
天 堂 地 狱
■ 我的父亲朱德
  周恩来与邓颖超和毛泽东长子毛岸英 右一 、毛岸青 左二 合影。
  这群到明斯克疗养的各国孩子 后排左二为朱敏 不幸落入法西斯手掌中。 中间是她们的安娜老师 
1941年朱敏和小伙伴在德国纳粹集中营。
朱德和彭德怀在晋东南合影 抗日战争时期 。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十分重视南泥湾屯垦,多次亲临南泥湾视察。这是1942年王震陪同朱德、贺龙视察南泥湾。
  1944年11月1日,朱德和毛泽东在王震陪同下检阅整装待发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
集中营的景象。
德国纳粹集中营里的孩子们。
集中营外景。
  1944年1月30日,朱敏 左二 在德国集中营与难友们合影,她在照片背面写了一段想念祖国的话语。
1982年,朱敏在莫斯科与当年的难友合影留念。
抗战期间,朱德在山西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话。
抗战期间 朱德写给女儿硛硛朱敏的一封信
抗战时期,毛主席和朱德一起研究作战方针。
  1937年12月,朱德在山西洪洞县八路军总部会见美国记者露丝等人。前排左起:康克清、露丝、丁玲。后排左一左权、左三朱德、左五彭德怀。
朱德与张治中在延安。
  1939年12月24日,朱德在山西武乡县追悼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会上致悼词。
朱德与毛泽东在延安迎接美国参观团。
朱德骑马在行军途中。
1942年春,朱德在延安参加军事高干会议。
  1939年,朱德和罗瑞卿、吕正操、彭德怀、聂荣臻在山西武乡县王家峪。
  1944年10月,朱德和贺龙 左一 、徐向前 左二 在延安机场。
二战时期的朱可夫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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