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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治国论 第三章

 



 第三章
治国必先治党
〓〓 “ 以德治国”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这一方略的实施是一个全社会
性的系统工程。由于我们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从而处于这个系统工程的中心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必先从严治党,治党务必重德;在迈入新世纪的历史时期,以江
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党原则方法。这就是以“三个代表”为其指导原则,以“三讲”为其实施方法,以“三观”、理想信念为其核心。这些治党原则方法,
是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向全党提出的建设一个强大健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新的思路和方法,我
们应当坚定不移地依据这些要求和方法,把党建设好,使之成为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 

第一节〓治党务必重德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对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要同领导干部自觉
地严格自律结合起来”(即治党务必重德)
《坚定信心,加大力度,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从严治党十讲》,红旗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2页、第9页。,
是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1月14日中央纪委第四
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重要思想。这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向新世纪,根据新形势、
新任务的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出发,在总结我们党治党、治国的基本经验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 


第三章〓治国必先治党
〓··

〓〓一、治国必先治党 

治国必先治党,这是由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执政党是一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或政治集团的代表,在各种社会力量中居于支配地位和主导方面。我们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社会主义国家,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党领导得如何,直接关系民族的兴衰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把党的自身建设搞好。 
我们党能作为执政党,是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作出
的庄严选择。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为了推翻帝国
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可歌可泣的斗争,许多仁人志士、政治力量和党
派都提出了救国、强国的主张,并不同程度地付诸实施。其中,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
命;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这些斗
争和革命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始终未能摆脱主权丧失、政治腐败、经济衰微、生灵涂炭的境
地。在这民族危机、国难当头的严峻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解民危国难于倒悬之中。从
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彻底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真正实现
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向繁荣昌盛的道路。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逐步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轨;正逐步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正逐步提高人民的日常生活水平;综合国
力已进入世界前十位;民族更加昌盛,国家更加富强。这一切伟大成就的取得,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当时代的车轮驶入21世纪以后,由于国际的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
展,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也由于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党要在新的世纪带领全国人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
向前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是要把我们党的自身建设搞好。这也是我们党现阶段的伟大历史使命。怎样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呢? 
从国内的发展看,在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我国不仅要打破束缚社会发展的僵
化体制,破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旧思想,而且要面对各种新情况,解决各种新问题。在改
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价值观、人生观、生活方式不
可避免地会滋生出来或从境外流进来,从而会影响和腐蚀一些意志薄弱者。我国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经济运行机制和调控手段还不成熟,制度还不健全,法制还不完备。尤
其是今后十年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非常关键的十年。在这十年之中,我国要建立比较
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为21世纪中叶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现在,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有
待解决,未来我国遇到的困难会更大,任务会更艰巨。能不能坚定地站在时代前列,领导好这
场历史性变革,对我们党是严峻的考验。只有搞好党的建设,才能使我们党肩负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使命。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
在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没有搞好自身的建设,执政党自身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像苏共这样一个
有90多年历史、10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失去了执政地位,这显然不是
某个人的力量能做到的,也不是外部力量能做到的,而只能是自身出了问题。因为它没有抓好
自身建设,导致党内丧失了精神支柱和思想凝聚力;导致党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资产阶
级思想严重泛滥;导致党内腐败越来越严重,党的领导人威信扫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
训非常值得我党借鉴。当前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低
潮,国际敌对势力正加紧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我们如果不加强党的建设,
我们也会亡党亡国啊!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
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381页。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当
谈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时,也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到20世纪末,发生了东欧剧变、
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的发展遇到了严重曲折。在中国,由于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实施改革开放
的新政策,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这
样一个错综复杂、变化深刻的历史进程,向人们、向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提出了许多
重大的课题。世界社会主义的这种发展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苏联究竟为什么解体?具有几十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失去政权、顷刻间瓦解?我们
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应该如何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开
辟光明的未来?把这些问题思考和研究清楚了,我们党就会更好地巩固和加强自己,更好地领
导人民在新的世纪谱写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所应该采取的负责态度。”
《坚定信心,加大力度,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斗争》,红旗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第3-4页。
我们只有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作风,才能使我们党抵制各种反
马克思主义思潮,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避免重蹈苏东覆辙的危险,也才能肩负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使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二、治党务必从严 

治党务必从严,这是由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党的宗旨决定的。作为执政党,我们党成为社
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干部担负着各级国家机关、经济和文化教育部门的领导职务。党
的宗旨要求我们执政党,在一切工作中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点。在处理执政地位与党的宗旨关系上,一方面存在执政地位与党的宗旨紧密相结合的情形,这是主要的方面,使党为人民谋利益,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有了更好的条件;但另一方面也会
出现地位与宗旨相脱离的情形,即容易使一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居功自傲、做官当老爷,
脱离群众。事实上,确有不少人因为地位变了,联系群众的作风也变了,变得对人民群众的利
益得失漠不关心,越来越脱离群众。正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如果我们不从严治党,我们一
些党员干部就会逐渐淡忘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就会不是用权为
民,而是以权谋私,弄权渎职。因此,为了能正确行使权力,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我
们只有从严治党,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才能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本色,也才能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治党务必从严,这也是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决定的。当今世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两极格
局已经结束,正在加速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区域化、集团化的进程明
显加快,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也日益激烈。这给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不可多
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应抓住机遇,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争取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但是我们应
当清醒地看到,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着反对和平演变的严峻形势和严峻考验,国际敌对势力和平
演变的攻势和力量仍然很强,西方有些人并不希望社会主义中国变得强大,他们企图利用人权,
加入世贸组织以及用台湾、西藏等问题来遏制我们,他们还打算采用腐蚀、拉拢、渗透等办法,
在我们内部寻找和培植代理人,妄图促使我党内部“分化”,以达到其使中国“西化”的目的。
从我们党内来看,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我们党不会被任何压力压倒。但是,党内也存在一定
程度和平演变的因素。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出现,是导致自身蜕变的危险因素;少数党
员对反对和平演变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暧昧、立场不坚定,容易为敌对势力所利用。为了使他们和平演变的图谋不能得逞,我们必须从严治党。 
治党务必从严,这也是由当前党员干部队伍状况亟待解决决定的。我们党有6300多万党员
和300多万个基层组织。总的说来,我们的党员队伍是好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如果没有
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勤奋工作,团结、依靠、带领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积极执行党的路线和
各项政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但是在新情况、新问题面
前,也确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在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领导能力,特别在党性锻炼方面,反
映出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和不足。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动摇,对共产党的宗旨观念
淡化,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能力,有的党员干部徇私枉法,贪污受贿,严重腐化堕落等
等。这些现象损害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削弱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如果听任这
些错误思想蔓延下去,将会毁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党务必从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针对党风、政风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
时间警示全党,并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表现、危害作了深刻、精辟的阐述。江泽民同志在1989年12月29日《为把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一文中,
就曾指出:“近几年来,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等腐败现象滋长,而惩治又不够得力,引起了人民
群众的不满和忧虑。加上国内外反动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分子借机挑拨,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
的血肉联系受到了严重损害。这种状况,降低了党的威信,影响人民政权的巩固,全党上下应当下定决心,按照中央的部署,坚决落实从严治党的方针,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814页。 
作风问题是关系政党和政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如果一个执政党不注重自身的作风建设,听任各种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造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恶化,最终就会失去民心甚至丧失政权。在总结我们党80年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在汲取世界上执政党沉浮更替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党的建设的新情况,反复提醒全党,一定要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党的作风问题、也是党的形象问题,作风不正,形象好不了,必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切不可小看了作风问题。我们要完成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好的作风,否则正确的路线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党的工作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在今年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强调:“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既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努力在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上开创新局面,又要坚定不移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认真总结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抓住当前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学风和干部生活作风等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工作。”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治党从严的问题。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现在有些党员干部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有些干部为
了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乃至个人利益,而不惜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全局利益,少数人以权谋私、
行贿受贿、贪污腐化。这些现象败坏党的声誉,损害党群关系,同党的宗旨是根本不相容的。
党风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我们
党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这些消极腐败现象是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作风在党内的反映。
党只有坚决清除消极腐败现象,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我们
一定要从近年来国内外惊心动魄的严酷斗争中警醒,从严治党,建立健全一套拒腐防变的制度,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654—1655页。

江泽民同志的这段讲话已经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党作为执政党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清
晰地摆在我们面前了。2000年1月14日,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以“坚定信心,加
大力度,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题,针对“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课题,江泽民同志又作了语重心长的讲话。他说:“当今中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关键取决于
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纪律、组织状况和战斗能力、领导水平。党的领导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二   年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2000年4月2日。
从1989年到2000年,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重要文献、《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中,多处反
复讲到从严治党。江泽民同志把这看成是在跨世纪的发展中全面推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的基本方针。这反映出第三代领导人对从严治党的高度重视。 
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好
这个方针,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我们党的第

一代、第二代领导人都曾对“从严治党”,结合当时国际国内情况,针对当时的党风、廉政建设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 
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非常关心党的建设,从1937年到1949年曾多
次讲到从严治党问题。其中,在1941年3月、4月所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
就曾提出:“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
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3页。
在1942年5月23日所写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
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
在1949年3月5日所作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还提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
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人,也非常关心党的建设,从1943年到1986年曾
多次讲到从严治党的问题。其中,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中,就曾提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
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页。
在1980年12月25日所作的《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一文中,又指出:“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全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这一点在现在特别重要。谁要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到党的纪律的处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要把这一点作为当前的重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6页。 
可见,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从严治党”的基本精神。
尤其是江泽民同志作为第三代领导人,由于所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更加复杂、尖锐,所面临
的党风、政风问题也更加严重,在其认识的深度,可操作性强等方面发展了第一、二代领导人
关于从严治党的学说,为党的建党理论在理论、实践方面注入了新的内容,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 

〓〓三、治党务必重德 

加强党的自身道德建设,治党务必重德,也是党的三代领导人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
必从严”的重要内容。涉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的方式或方法问题。党的三代
领导人不仅重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重要性、紧迫性,而且对怎样从严治党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可操作性、规范性的方式或方法。在这众多的方式或方法之中,不难看到,包含着不少“加强党的自身道德建设,治党务必重德”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作为我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不同的时间、场合对怎样从严治党的方法作了精
辟的论述。他提出:“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3页。;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其中首先重要的,是在党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彻底地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页。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
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不难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提出了以“斗争”、“反对”、“批评和自我
批评”以及“培养某种作风”等方式,从严治党。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党的第二代领导人也有重要论述。这些论述主要表现在1950年所写
的《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1962年所写的《执政党的干部问题》、1979所写
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1980年所写的《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等之中。他提出:“我们提倡的正确的作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页。;“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
“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全党的组织性、纪律性。”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6页。
不难看到,邓小平同志在这里提出以“提倡正确作风”、“党要管党”、
“加强全党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领导同志以身作则”等方式,从严治党。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江泽民同志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对“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的方法,作了大量的、精辟的论述。他提出:“近几年来,党内纪律松弛的现象相当严重——在治理整顿期间,要特别强调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为了维护党的纪律,必须加强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务必带头加强党性锻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严以律己,防微杜渐。”
《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要把加强制度建设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要教育党员干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尤其要防止和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努力增强抵御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蚀的能力;”
《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6年3月1日。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每一个干
部和党员来说,都是首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解决得不牢靠,不论搞革命,还是搞建设,是不可能兢兢业业的,也不可能做出什么成绩来。”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干部和党员队伍素质》,《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1页。
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要树立马克思
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认为一个共产党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必须经常增强党性锻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一辈子为人民的利益努力工作。 
我党的三代领导人从严治党的思想以及所提出的重要措施和方法,既有原则指导性,又切
实可行。从对党员的要求来看,既有来自外部的要求(亦叫规定),又有来自内部的需求,即作
为一个党员尤其是党的中高级干部,不是党要求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应当自觉地、主动
地、高标准地去做什么,并把这看做是作为一个合格党员、优秀党员理所应当做的分内事,也
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律”,展开来说就是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所要
求每个党员,尤其党的干部对照党章而进行的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而要做到自重、自省、
自警和自励,除了来自外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批评等以外,恐怕更主要的还是通过自我学
习、自我督促、自我管理、自省等方法,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腐败或严重腐败,就在于他们早已忘掉了他们自己是共产
党人,忘掉了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何愁腐败不能根治、党风不能扭转呢!

第二节〓以“三个代表” 为指导原则
〓〓

治党务必重德与治党务必从严,江泽民同志都曾作过精辟的论述。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共同构成我们党治党的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方式或方法。“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站在新世纪
的高度,统揽全局、高瞻远瞩,科学地概括和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性质、根本宗旨和历史
任务,它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我们党所面临的、又必须作出回答的
“怎样建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跨世纪难题上,前者回答了“怎样建党”;后者则着重
回答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二者是手段与目的或方法与原则的关系。作为建党重要方法之
一的治党务必重德,应当以“三个代表”思想为其指导原则。 

〓〓一、立党的根本 

江泽民同志去年在广东考察工作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地总
结了我们党近80年的基本经验,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出发,从保证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出
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的建党思想。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一重要论述,
言简意赅,高屋建瓴,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科学概括和集中体现了
我们党的根本性质、根本宗旨和历史任务。回答了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如何不断增加党的拒腐防变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指明了实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目标的努力方向。“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不仅是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同时它事关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的成败,事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对此,江泽民
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上曾作过深刻的剖析。他指出,从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到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等一批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深刻地改
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而到20世纪末,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的发展遇到了严重曲折。——这样一个错综复杂、变化深刻的历史进程,向人们、向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
党人提出了许多重大课题。全党同志务必站在对国家、民族负责的历史高度,认真思考江泽民
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的,世界社会主义的这种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
义国家苏联究竟为什么解体?具有几十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失去政权、顷刻间被瓦
解?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应该如何在已有成就的基础
上继续开辟光明的未来?把这些问题思考和研究清楚了,我们党就会更好地巩固和加强自己,更好地领导人民在新的世纪谱写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对我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把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
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党章》对党的性质已有的明确规定和科学定位。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
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不断地思索、实践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有经验也有教训。 
在革命战争年代,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夺取政权,所以目标是
把党建设成一个能够领导和团结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推翻反动政权的战斗队。而为了真正
能够成为战斗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必须思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
国,如何在农民占主体的情况下,无产阶级要扩大自己的力量,必须吸收广大农民和其他小资
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但又不能降低党的先进性标准,建设一个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这样
的重大问题。正因为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特别是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
首位,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统一,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可以说在
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和胜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坚持了“三个代表”。 
在夺取政权以后,客观上要求把党建成一个能够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党的八大
郑重提出并研究了执政条件对党的考验问题,并作出相应结论。但是由于指导思想逐渐出现偏
差,一直到酿成十年“文化大革命”内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这个党的建
设的根本性问题没有能够很好地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五十字建党纲领”,试图加以回答,但是实践证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以阶级斗争为
纲建党,特别是还要在党内开展阶级斗争,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把党搞乱搞坏。可以说,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尤其是“十年浩劫”期间,我们党之所以遭受严重挫
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同程度地违背了“三个代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
心的转变,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把党建成一个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领导全国人
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党的十五大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目标作了
如下描述:“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二十年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可以说,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坚持了“三个代表”。因此,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这一关系到党
的建设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富强的重大问题,在不同的时代由于党所
面临的任务不同,其目标的内涵和要求也不同,“党建”目标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我们党在什么
时候坚持了“三个代表”,革命和建设就取得胜利和成功;在什么时候违背了“三个代表”,革
命和建设就遭受挫折。“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二、原则的功效 

把“三个代表”作为建党(当然也包括治党务必重德)的指导原则,首先是因为它科学概括和
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所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的本质要求;其次是因为已是同新时期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相一致的;再次是由它
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是由我们在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时,都应当贯
穿“三个代表”的要求所决定的。又怎样认识这“两个决定”所阐述的把“三个代表”作为建党的指导原则的原因呢?这集中体现在“三个代表”的统一性上。通过对“统一性”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三个代表”全面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党的性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三
者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党的自身建
设的实践。总的说来,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实现其他两个“代表”的前提和基
础。生产力的发展又离不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离不开包括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在内的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怎样进一步认识“三个代表”的统一性? 
“三个代表”的统一性,首先表现在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
向的统一性。一般来说,先进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是一致的,历史地统一的。这种一致
和统一,表现为一定的精神生产与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相适应。一定的物质文明是一定的社会
生产力发展水平状况及其成果的标志,是相应的文化的必要基础和前提;而一定文化总是根据
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一定的物质文明条件和需要形成的。经济是基础,决定文化这个意识
形态。文化相对于经济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有什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
文化;有什么样的物质文明,最终就有什么样的精神文明。因此,“三个代表”不仅强调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且强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那么,什么是中国的先进文化呢?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就是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缺了哪一个轮子,
都会“翻车”。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强调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反映出我们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战略地位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当然也应看到,先进社会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一致性,决不是说社会生产力发展了,经济
上去了,物质文明搞好了,文化建设或精神文明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因为问题还有它的另一
面,这就是两个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而这两个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其表现是多方面的。像
一些西方国家社会生产力、经济很发达,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并不都是先进的,存在资产阶级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腐朽落后,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其典型表现;像我国社会生产
力、经济都不够发达,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却是人类精神文明最先进、
最优秀的成果是另外一种典型表现。之所以这样,说明了物质文明不等同于作为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总和的生产方式,它只是生产方式运动的物质成果;更不等同于精神文明,它只是
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反映了精神文明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因此,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坚持,而且要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但精神文明建设决不能忽视,如果
仅仅限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失去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就会失去精神动力,带来严重
的后果。这就是我们党既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同时又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内在逻辑。 
“三个代表”的统一性,还表现在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代表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此,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作了有关精辟的阐述。“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61页。
这里,江泽民同志所提到的“政策措施和工作”、“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就包涵着以生产力为代表的经济工作,以先进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工作,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满足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
“三个代表”是有机的统一整体。在经济建设方面代表中国先进社会
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好,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在意识形
态方面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好,为社会主义提供更好的精
神产品;从而不断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个贯穿于我国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是在致
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还是在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两
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时刻牢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都
是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因此,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相
辅相成,三位一体,具有统一性,是关于我们党根本性质,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和根本任务的完
整学说,辩证地统一于保持党的性质、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是建党的指导原则。 
治党务必重德,应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原则。这是由治党务必重德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决定的。治党务必重德与治党务必从严,在党的建设中,是要回答怎样建党,是怎样建党的重要的方式或方法。要正确认识治党务必重德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得认识道德具有法律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时,在进行建党时,也是如此。对此,江泽民同志曾作过精辟的阐述。“必须认识到,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正确规范。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要在全社会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增强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激励他们为振兴中华而不懈奋斗。”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1版,第159页。

其次得认识道德和法律的不同
作用。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但二者
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作用。法律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根本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
济、社会等各个主要领域行为的强制性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国家靠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
实施。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是“法治”的主要内涵。
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的稳定来说,法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道德尽管也是上层
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和法律不同,道德的实施不是靠强制性的手段,而是通过道德
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人们自觉地遵守这些
行为规范。道德诉诸人们的“良心”,诉诸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正因为法律与道德有这样
的区别,在作为社会的行为规范具体实施时,法律重在惩罚已经违法犯罪的人,而道德则是重
在教育那些尚未违法犯罪的人,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使他们不去或少去违法犯罪。这样一来,
二者作为行为规范,前者重在规范于违法犯罪行为发生之后;后者则重在规范于违法犯罪行为
发生之前。并且后者所要规范的行为对象是远远超过前者的。从这一意义上理解,可以说法律
重在治人,而道德重在治心;也可以说刑罚是治标,而道德建设才是治本。第三得认识道德和
党纪、党规的不同作用。党纪、党规反映了党的意志,对党员有强制性的约束作用。也就是我
们通常所说,
为了保证党的先进性,增强战斗力,保证党的任务完成,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有
铁的纪律,这是革命和建设胜利或成功的坚强保证。党纪、
党规的这一特点,与法律在国家治
理中之特点相类似。鉴于此,有的人把党纪、党规称之为党内的法律,党章就是党内的宪法,这样的比喻是有道理 的。〓〓〓  
治党务必重德在党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是根治消极腐败现象、从严治党的重要方法。但是不同于依靠党的纪律、法规重在事后处罚的
从严治党方法。江泽民同志有关论述已作了精辟的阐明。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对党
内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江泽民同志提出希望各级党委和领导同志高度重视从严治党。他
说:“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班子软弱涣散,思想上、政治上不强,不能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加
强党的建设的关系,一手硬、一手软,党不管党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有的领导干部对出现的
问题,不仅不能见微知著,而且在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还麻木不仁,甚至包着、护着,该教育的
不教育,该批评的不批评,该查处的不查处。有的搞‘好人主义’和庸俗的关系学,面对错误
的思想行为缺少正气,尤其是对亲近自己的所谓‘熟人’,能为自己办事的所谓‘能人’,有点
影响的所谓‘名人’,处在重要位置上的所谓‘要人’,以及所谓‘有背景’的人和自己的亲人,
即使问题严重,也往往宽容有加,甚至姑息养奸。有的不能正确总结历史教训,把从严治党同
‘左’的做法混为一谈,以为‘严’就是‘左’,对错误的东西放弃了批评和斗争。还有的官僚
主义严重,做官当老爷,根本不了解群众的呼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我谈这些,主要是从
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角度,对妨碍和影响从严治党的因素作些分析,目的是希望各级党委和领导同志高度重视从严治党。”
《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紧接着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从四个方面从严治党:第一,对领导
干部一定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第二,对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一定要严格把关;第三,对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监督;第四,对领导干部中发生的违法行为一定要严肃查处。其中,第一个
方面在讲严格要求时提出了领导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严格自律要求;第二个方面
在讲严格把关时,提出了对干部选拔任用不要只重才而轻德,强调以身作则。这两个方面都直
接涉及到党内的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此外,
第四方面讲到严肃查处,即用铁的纪律、法律加以
约束,
但这重在事后的处罚,结合江泽民同志的有关论述还包括应当把事前的预防紧密结合起来,即应加强党内德道建设。可见,治党务必重德,也是党建的一种重要方 法。〓〓〓  

在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中,对于治党务必重德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充分的阐述。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系统总结了我们党八十年的光辉历程和基本经验,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指明了党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然而,其讲话的中心是突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讲话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专门阐述了“三个代表”。第二部分,着重论述“三个代表”以及三者的关系;第三部分,着重论述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以及怎样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实施。在怎样实施的讲话里,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五个贯彻”。其中,第四个贯彻和第五个贯彻直接涉及到“治党务必重德”的问题。他说:“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干部队伍。……加强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是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任务。年轻干部要担当起领导重任,必须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修养水平,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用崇高的理想、高尚的精神引导和激励各种人才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73~174页。他又说:“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必须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从严治党,必须全面贯彻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切实体现到对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各个环节中去。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严格按照党的章程和党内法规行事,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注意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要经常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74~175页。显然,在“七一讲话”中已经从道德上怎样加强党的建设有了具体而明确的要求。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治党务必重德的高度重视,还体现在最近召开的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以及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的决定上。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核心问题、主要任务和落实措施,体现了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精神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表达了全党同志的强烈要求,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决定》规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关于“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主要任务;关于把思想作风建设摆在第一位的要求;关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核心问题;关于保持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要求;关于坚持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的要求;关于要服务大局、整体推进、从严要求、标本兼治的要求,等等。这些重要方面,从指导思想到总体要求,从基本任务到根本目标,从第一位的要求到核心问题,从组织保证到具体方法,可以说提纲挈领,包容了六中全会的基本精神。 
其中,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尤其是关于“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主要任务等,对于从道德方面加强党的建设指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这“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决定》指出:“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党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就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的发展阶段,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核心,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目标,发扬优良传统,加强思想教育,推进制度建设,解决突出问题,努力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以及《决定》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把思想作风摆在第一位。“加强理想信念和廉洁从政的教育。党员干部要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自身利益,做人民的公仆。要在思想上解决好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的问题,自觉抵制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廉洁自律,管好自己,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管好分管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大力宣传清正廉洁、克己奉公、敢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党员干部的模范事迹,弘扬正气。深刻剖析典型腐败案件,进行警示教育。”“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养成良好的生活作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不是小事。一些干部道德操守不佳,行为不检点,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一些人走上腐化堕落、违法犯罪的道路,往往是从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开始的。党员干部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
“必须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完善制度,健全机制,坚持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新华社北京2001年10月7日电。显然,《决定》中所提到的“面对三大任务、两大历史性课题,必须坚持‘三个代表’”、“在新的发展阶段,以‘三个代表’为重要思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身作则”、“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党员干部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德才兼备”等等方面,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党的道德建设的高度重视的体现。 
党的作风实质上就是一个道德问题。作风问题是大至一个党、小至一个人,在自己的思维和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行为取向和风格特点,包括学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等。作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党的作风,又是比较直观的,也是人民群众最关注的,作风好,党的形象就好,就能出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作风不好,就会损害党的形象,破坏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甚至因此而失去人心,失去执政地位和领导资格。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牵引和推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进一步取信于民,凝聚人心。而在这其中,治党务必重德作为建党的一个重要方法,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所注重的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身作则”、“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党员干部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德才兼备”等等,涉及到了人的思想、精神等深层次的、根本的方面。所以,它无疑对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乃至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加强党的自身道德建设,把治党务必重德作为建党的一种重要方法,其目的就是要保
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增强党的战斗力,确保执政党的地位,而这就要以党的根本性质、
根本宗旨和根本任务为标准来建党,才能使我们党成为忠实的代表;也就是要不断保持党的工
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力,不断地确保党的执政地位,经常地不间断地按党的
根本性质、根本宗旨和根本任务为标准来建党,才能使我们党始终成为忠实的代表。“三个代表”
不正是我们党以“代表”、“始终代表”为标准,来回答“怎样建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
重大问题吗?所以,加强党的自身道德建设,治党务必重德,作为一种建党的重要方法,应以“三个代表”为其指导原则,才能收到更好的成效。 

〓〓三、原则的实施 

“三个代表”作为我们党建党的重要指导原则,是继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创造性地回答在我国这样一个生产力不是很发达的国家,“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建设一
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论述党的
建设时,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创造性地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建党,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重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治国建党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国家在21世纪治国建党的重要指导原则。 
“三个代表”作为我们党建党指导原则的重要地位及重要作用,贯穿到党的思想建设、政
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时,在加强党的自身道德建设方面,决定了治党务必重德作为一
种重要的建党方法存在的必要性;决定了这种方法实施的具体形式;决定了这种实施形式的具体内容;也决定了这种方法呈现的过程性。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原则,怎样治党务必重德,加强党的自身道德建设?这主要体现在方法、形式、内容和过程等方面。 
第一,方法与形式。加强党的自身道德建设,治党务必重德,是道德建设在党的思想建设、
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具体运用。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属于
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它和法律不同,不是依靠国家强制性手段,而是通过教育的手段,
诉诸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人们自觉地遵守这些行为规范;
不是主要重在事后处罚来约束公民的行为,调整国家、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而是主要重在事
前的教育、预防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主要在行为的约束、关系的调
节所产生的实效方面,仅让公民知道“提倡什么”、“允许什么”、“禁止什么”,而是主要在行为
的约束、关系的调节所产生的实效方面,不仅让人们知道“提倡什么”、“允许什么”、“禁止什
么”,而更在于“三个什么”之后的为什么,即伦理学中通常讲的“应当”问题。这正如孔子所
主张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道德所具
有的这种特殊性,当用之于党的建设时也必然带有这样的特性。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原则来
建党,就是要以成为“忠实代表”、“始终成为忠实代表”为标准,来衡量我们党的先进性,战
斗力;来衡量执政党的合法性,以实现党的宗旨、完成党的十五大确立的党的历史使命。其中,
固然离不开依靠党的铁的纪律、法律来不断增强党的拒腐防变的能力,不断努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但是要回答这两大历史课题
指“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单凭党纪、党规、法律是不够的,
在调节的范围大小上,在教育、预防上,都还得借助于党的自身道德建
设;借助于重视“三观”、理想信念教育;借助于“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严格自律;借
助于对党员、干部的选拔、考查时的德才兼备;借助于党员、干部的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
等诸多具体的道德方法,才能不断地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战斗力;才能不断扩大党的执政基
础,增强党政执的合法性;也才能真正实现党的宗旨、历史使命。因此,以“三个代表”为指
导原则决定了加强党的自身道德建设,治党务必重德的具体方法;或者说以“三个代表”为指
导,应当采取哪些加强党的自身道德建设、治党务必重德的措施,才能收到更好的成效。以“三个代表”为原则,来治党务必重德,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内容。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产生它的经济基础。在阶级
社会,各阶级有自己的道德,使道德呈现出鲜明的阶级性。我们在党的建设中,加强党的自身
道德建设,治党务必重德,所提到的“德”,在进行治党道德建设时不仅其道德建设的方法的形
式应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原则,而且其道德建设的方法的内容也应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原
则。或者说我们党的自身道德建设方面的内容,正是反映了“三个代表”的要求。对此,江泽
民同志在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从严治党中讲到党的自身道德建设在建党中怎样发挥
作用时,已包含以“三个代表”的思想来建党的问题。他提出:“共产党员在执行现行政策,特
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决不能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有丝毫动摇”《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47页。;
“加强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这方面的思想教育更加显得重要和迫切了,不但不能放松,而且必须大大加强”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49页。;
“中央一直强调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要把这种宣传教育坚持下
去,搞得更好,就需要把它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引导
人们树立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的利益关系,绝不能为了个人的、小
团体的利益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绝不允许那种‘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金钱至上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起来,毒害人民”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51页。;“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场深刻而伟大
的历史变革,全党同志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为人民的利益甘于奉献的精神”《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60页。;
“内因是事物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建立在我们党的党性基础上的严格自律,对每个党员干部的进步和提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严治党》,红旗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9页。

“一定要注重对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包括道德品质的考察,不要只重才而轻德”
《从严治党》,红旗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3页。。由此可见,江泽民同志对“三观”、理想、信念作了论述;对社会主义的道
德核心——为人民服务,对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集体主义,对社会主义道德基本规范——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内容作了论述;对社会主义的道德品
质——以身作则,对社会主义道德修养方法——身教重于言教,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等也
作了论述。之所以要把它们作为社会主义道德核心、原则、规范,作为“三观”、理想、信念,
作为道德修养方法等来建党,并使这样建立起来的党“始终成为忠实代表”,保证党的先进性、合法性,在于这是“三个代表”提出并要求的。 
第三,过程。是指治党务必重德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
除了受制于党的自身道德建设的特性以外,也是“三个代表”作为治党的指导原则要求的。之
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三个代表”的提出不仅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对我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解决怎样保持党的先进性,扩大执政基础的范围、
增强党的战斗力,实现党的宗旨和历史使命这样一个“怎样建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重
大课题;而且在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和“遏制”以及国内党所
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一部分工人下岗,一部分人生活在国家规定的贫困线以下等新情况,
对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迎接这个挑战,就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党的拒腐防变能力。也就是“三个代表”中所要求的“始终成为忠实代
表”。这里提到的“两个不断”,提到的“始终成为忠实代表”,就要求我们党以治党务必重德的
方法在“党建”时,充分认识到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要不断地加强党的自身道德建设。这一方法的过程性,江泽民同志在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已作了精辟的阐述。也反映出“三个代表”对治党务必重德这一建党方法的指导作用。 他说 :“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一个共产党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也不会随着党龄增长、职务上升自然获得。”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59页。
“要始终不渝地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干部和群众。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70页。
所以,从治党务必重德过程来看,也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原则。 

第三节〓以“三讲”为实施方法 

治党务必重德,是我们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则。三讲是在新形势下创造性的实施方法。以“讲
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内容的“三讲”,是要解决在新的国际、国内的形势下,党的自身建
设、党员的个人素质,在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加党的战斗力,实现党的宗旨,完成党
的历史使命方面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要求以整风的形式,在“三个代表”为原则的指导下,着
重解决因“三观”、理想信念而带来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拒腐防变能力所存在的突出问题,
进行党的自身建设。这也是我们党建党的一个重要的、创新的方法。但是,二者虽然都作为我
们党的建党的重要方法,都要回答“怎样建党”的重要课题,但由于这两种方法自身的特点,
一个注重严格的自律、道德修养等来解决“三观”、理想信念确立的问题进行建党;另一个则注
重集中的学习,采用“自己讲、他人议、领导点、上级查、群众评”的形式,注重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来学习、提高,解决“三观”、理想信念的问题,进行建党。 

〓〓一、创新的方法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是我们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一贯思想。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
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一贯倡导讲学习、讲政治、
讲正气,不仅有很多精辟的论述,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成为全党讲学习的光辉典范,成
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卓越的功垂千秋的革命领袖。在社会主义改革
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世纪的新征途上,江泽民同志从时代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以其马克
思主义敏锐的洞察力和成熟的理论思维,在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论
述的基础上,对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又有了新的创造、发展。他不仅大量阐述了讲学习、
讲政治、讲正气的重要意义、主要内容、基本要求和实践途径,而且第一次把“三讲”作为一
个完整概念和系统思想提出来,并反复加以强调,使之成为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纯洁党性、提高认识水平、实践能力的必修课。 
“三讲”作为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论述和思想,是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从改革开放新的实
践和我们党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总结出来的,关于以党性党风教育为其重要形式的建党
重大理论和实践经验,是对我们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提出的“解决思想入党”、第二代领导人
邓小平提出的“做合格的党员、做合格的干部”的建党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认真领会“三讲”
提出的过程,可以从中加深我们对为什么要“三讲”、怎样进行“三讲”的认识,从而在“三个
代表”指导下把“三讲”认真地落实下去,由此不断地提高党员干部的领导水平,执政水
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使我们党在新的21世纪,在面
对不管是来自国际的还是来自国内的严峻挑战面前,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坚强核心,实现党的宗旨,完成党的历史使命。 
在当前新形势、新问题、新任务的条件下,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为什么高度重视“三讲”
教育?因为这是把握大局迎接挑战的迫切需要,这也是建立跨世纪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的战略
需要。可以说“三讲”教育搞的好坏,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乃是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一方面面临着以经济和
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尖锐斗争这样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
又面临着国际环境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总体是有利的、体制正在理顺、国民经济持续平衡发展和
社会政治稳定这样的难得机遇,对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把握大局、
驾驭复杂局面、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都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否则抓不住机遇、改革发生中
断或逆转,就会面临落后挨打的严重局面;乃是要实现党的历史使命首先必须建立一支跨世纪
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而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但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程
度不同地存在“不讲学习,不讲政治、不讲正气”的“三不讲”问题,如任其发展,不解决、
解决不好,就会出现“误国误民”、“败国败家”和“亡国亡党”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当前我们党进行“三讲”教育的重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三讲”呢?这涉及到我们对“三讲”重大意义的完整认识。 
讲学习,是“三讲”教育的第一阶段任务,在“三讲”中处于前提的地位。所谓讲学习既
包括学习理论、历史、经济、法律、文化、科技、管理等各方面的知识,又包括重点学习中央
规定的“三讲”必读书目,学好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文件,努力提高思想理论素质。当前一些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和原因不尽相同,但都可以说是同理论学习不够、政治思想不强、主观世界改造放松有关。 
讲政治,是“三讲”的关键和核心。所谓讲政治就是要求领导干部注意讲信念、讲大局、
讲方向、讲路线、讲政策、讲纪律等。在当前,讲政治应该突出如下主要内容:充分认识领导
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的极端重要性;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弄懂政治的科学含义;全面准确地理解
和把握讲政治的基本内容,特别是要明确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加强政治纪律,提
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善于从政治上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在一系列原则问题
上的界限;把讲政治落实到经济建设中去,落实到为人民服务和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去;
中高级领导干部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治党治国的政治 家。〓〓〓〓  
讲正气,是讲学习、讲政治的必然结果。所谓讲正气,它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也是我
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党的正气,是中华民族历来就有的“富贵不能淫,贪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的浩然正
气的继承、凝聚和升华,它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当前我们讲正气,就
是要倡导和实行为党的理想和目标而努力奋斗精神;就要牢记和实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坚决维护人民的利益;就要提倡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就要认真贯彻党的民
主集中制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上级与下级、个人与组织、“班长”与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关系,
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维护和加强领导班子的团结,纠正和防止各种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现象;就
要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在“三讲”教育中,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三者是相辅相成的。
讲学习是前提、讲政治是核心、讲正气是必然结果,三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在理解“三
讲”教育的重要意义时,不仅对它的形成过程,提出的重大意义要掌握,还应当完整地、准确地
把握“三讲”的含义,才能认识、真正掌握“三讲”为什么是我们党建党的一个重要、创新的方法。 

〓〓二、新方法的功效 

治党务必重德,应以“三讲”为实施方法,这是“三讲”本身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
而这地位和作用在1998年11月中央下发的十七号文件所讲到“三讲”的教育意义、指导思想、目标要求、主要内容和方法步骤等中已作了明确的规定。 
就“三讲”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言。当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了攻坚阶段,经济发展正
处于关键时期,国际局势出现种种新变动,尽管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又遭受到历史
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我国仍然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平衡发展和社会稳定,总的形势是好的。
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还很多,任务繁重而又艰巨。在
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既面临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还可能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风
险和困难。新的形势和任务,对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的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和驾驭复杂局面、
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队伍总
体上是好的,是不断进步的。但也必须看到,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还不适应
或者不完全适应形势任务的要求。有的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不能完整准确地掌握邓小
平理论及其精神实质,甚至断章取义,搞实用主义;有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动
摇,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能力,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分不清是非,甚至跟着错误的东西跑;
有的急功近利,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沽名钓誉,甚至不择手段,争权夺利;有的违反民主
集中制,无视组织纪律,放弃党性原则,奉行好人主义和庸俗的关系学,甚至庇护犯罪;有的
当官做老爷,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贪图享受,挥霍浪费,以权谋私,纵容亲属胡作非为,
甚至徇私枉法,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等。党的领导干部存在的这些问题,情况和程度虽有不
同,但都是不讲学习、不讲政治、不讲正气,放弃世界观改造和党性修养的结果,都严重妨碍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当前工作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损害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削弱
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如果听任这些错误思想作风蔓延下去,将会毁坏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党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
用整风精神开展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是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和中央的部署,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一项重要举措。 
就开展“三讲”教育的基本要求而言。这次“三讲”教育,是要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信念;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能力,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始终同党中央保持
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增强大局观念;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中央关于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是要全面贯彻执行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组
织制度、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是要认真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利,保持清正廉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
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我们党希望从
四个方面做出实际效果来,提高政治素质,加强党性修养,端正思想作风,增强在改造客观世界
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性。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这次“三讲”,虽然不可能通过一次集中教
育将目前我们党在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全部解决,但通过这次学习教育,可以解决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使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有明显提高、政治上有明显进步、作风上有明显转变、纪律上有明显增强。 
就开展“三讲”教育必须遵循的原则而言。这次“三讲”教育,我们党的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必须始终立足于学习提高,要结合新的实际对自己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我教育,
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报告和中央的有关文件,
努力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解决问题;必须紧紧围绕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把开展“三
讲”教育同推动我党当前的工作结合起来,绝不能脱离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工作
的实际,孤立地搞“三讲”教育;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持群众路线,领导班子、领导干
部的思想和工作状况,有什么优点和长处、缺点和问题,广大干部群众是清楚的,要坚定地相
信和依靠他们推动党的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切忌关起门来搞教育,
更不允许压制民主、打击报复;必须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积极的健康的思想斗争,
无论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要讲政治,不要纠缠细枝末节,都要实事求是,不要文过饰非,都要
真正解决问题,不走过场,但也不允许重复过去搞政治运动那种“左”的错误做法。 
就开展“三讲”教育的步骤和方法而言。第一,这次“三讲”教育,把思想发动、学习提
高作为开展好“三讲”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深入学习党的十五大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学
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有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论述,学习《党政领导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有关文件;第二,
自我剖析,听取意见,在学习提高的基础上认真进行反思;找出领导班子尤其是自己在党性党
风和工作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世界观的深处进行剖析,个人总结材料形成以后,印发同级领
导班子和下级主要领导成员征求意见,同时发动和组织本单位干部、群众,对领导班子及每个
成员进行畅所欲言的民主评议,并将评议意见和提出的问题如实反馈给本人,有违纪违法的干
部,要自觉向组织交待清楚;第三,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在领导班子内部开展谈心活动,有话
当面讲,不搞自由主义,经过充分准备,党委(党组)集中几天时间召开会议,开展认真负责、
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与人为善,互相帮助,增强团结,共同进步,对确有问题不
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或者讳疾忌医,拒绝帮助的,主要领导同志和上级要及时指出,促其改正;
第四,认真整改,巩固成果,针对反映出的主要问题,集中分析研究,落实整改措施,系统总
结经验,完善相关制度,巩固学习成果,促进“三讲”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并要在适当范围
内向干部、群众通报结果;第五,加强对“三讲”教育的领导,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党
委领导主要负责同志要承担起责任人的责任,既要以身作则,带头学习、带头剖析自己,又要
切实加强具体指导,地、市以上党委还要成立领导小组,由有关部门抽调力量组成精干高效的
办事机构,及时了解情况,掌握政策、督促检查,推动工作,对工作进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要及时研究解决,要把这次“三讲”教育活动同对干部的深入考察、考核结合起来,对于
在“三讲”教育中暴露出来的违法违纪问题,由纪检监察机关按照规定程序处理,上级党委对
下级党委开展教育的情况要加强督促检查,可以派巡视组下去了解情况,必要时上级领导干部
要下去具体指导,发现教育工作不得力的,要明确指出,责令纠正,有不足之处的,要及时帮
助弥补,走了过场的,要严肃批评,重新进行,在“三讲”教育结束以后,还要向上级党委写出专题书面报告,对离退休的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也要根据他们的情况安排学习。 
治党务必重德,应以“三讲”为实施方法,这是由治党务必重德本身的特性决定的。 
治党务必重德,是我们党进行的怎样建党的一个重要的、行之有效的原则。我们党通过对
这个原则的落实来保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战斗力,实现党的宗旨,完成党的历史使命。
在进行的这一过程中,既然是讲治党务必重德,而这“德”即是我们通常讲的道德,就必然
带有明显“道德性”,否则与法律未有区别。而这个“道德性”,如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来看待,
除了“他律”(亦即一种外在的约束力,义务是其典型表现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外在约束、外
在导向以外,更重要的是“自律”(亦即内在约束力,良心是其典型的表现形式),所表现出来
的内在约束、内在导向。也就是说我们党在进行建党时,要按“三个代表”的要求,解
决目前我们党在跨世纪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所面临的国内改革处于攻坚阶段所存在的问题,
和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防腐拒变能力的严峻挑战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有效地解决好目前党内所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深层次根源,可以说就
是“三观”、理想信念的问题。从我们党的历史进程来看,凡是我们党取得革命和建设
成功或胜利的时候,就是我们党对党员成功地解决好了“三观”、理想信念确立的问题,像延安
整风运动正是解决好了这个问题,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凡是我们
党革命和建设遭受挫折的时候,就是我们党对党员未能很好地解决“三观”、理想信念确立的问
题,像目前我们党的现状从总体上说是好的、正得利于此,取得了改革开放二十年的伟大成就。
但一部分党的组织涣散、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三关一岗”问题,与党的宗旨、历史使命的要求
还有不短的距离,不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也正是或主要是在“三观”、理想信念上出
了问题。在怎样解决好“三观”、理想信念问题上,道德建设与“三讲”方法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更强调“自律”,即自我导向、自我约束。亦即我们通常讲的用道德修养的方式来达到。而在目
前我们党的组织,党员自身现状所呈现出的种种“不和谐”的现象,单纯依靠“自律”(江泽民
同志在从严治党中曾讲过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是不够的,至少在目前党内的现状看是不
够的,还得借助于“集中一段时间,采用自己讲、他人议、领导点、群众评、一级抓一级、对
违法违纪严厉查处”的带有很强“他律”性的“三讲”方法,在怎样建党方面才能收到实效。所以,治党务必重德,应以“三讲”为实施方法。 
治党务必重德,应以“三讲”为实施方法,除了治党务必重德作为一种建党的重要方法带
有明显的“自律”特性,倡导以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来解决“三观”、理想信念教育以外,还在
于这是道德的自身特性决定的。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产生它的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人们自觉地遵守这些行为规范来达到的。治党务必重德,是道德建设用之于党内,在治党务必重德时,
注重从道德方面,即“三观”、理想信念教育、严格的自律,以“三个代表”为原则,来回答怎
样建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但是由于它是通过说服力和劝导力的方法来实施的,在目前党
内所存在的问题上独自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而“三讲”以整风的形式来建党,具体采用集中一段时间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工作中结合解决存在的问题来进行,带有较强的强制性,这是单凭道德教育难以达到的。 

〓〓三、三观与三讲 

治党务必重德,是我们党怎样建党的一个重要原则。这种原则是通过党的自身道德教育,
以党员和干部的“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严格自律、以身作则、共产主义的道德修养等,
来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信念,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确立集体
主义的价值观,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即我们通常讲的加强党员干部的
“三观”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党的战斗力,实现党的宗旨,
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其核心是加强党的“三观”、理想信念教育。 
治党务必重德,要以“三观”、理想信念教育为其核心,这是“三观”、理想信念教育在改
造人的主观世界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的。在改造主观世界中,“三观”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三
观”,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三观”作为人的一种内在因素,往往对党员干部的精神
面貌和党风廉政建设发生直接的关键性影响。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对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要同领导干部自觉地严格自律结合起来。内因是
事物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建立在我们党的党性基础上的严格自律,对每个党员干部的进步和提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数事实证明,一个党员干部能不能做到严格自律,关键取决于有没有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每一个干部和党员来说,都是首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解决
得不牢靠,不论搞革命,还是搞建设,是不可能兢兢业业的,也不可能做出什么成绩来。”《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52页。在
改造主观世界中,理想信念也占有重要的地位。理想信念是人们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在奋斗目
标上的集中反映,我们党的理想信念,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
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一致,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相一致,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相一致的。这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有了这样的精神支柱,我们
就能经受住各种考验,在关键时刻,在各种政治风浪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失去
这个精神支柱,就会失去精神动力,迷失政治方向。江泽民同志在1996年1月24日的全国宣
传部长会议上曾指出:“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场深刻而伟大的历史变革,全党同志必须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样,我们的党组织才能增强战斗力、凝聚力,我们的干部和党员才能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60页。
 
这次我们党在跨世纪之时,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用整风精神开展的以
“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是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和中央的部署,深入学习邓小平
理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一项重要举措。它是针对我们党在迈向新世纪
的征途上,既面临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还可能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风险和困难,对
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和驾驭复杂局面、解决现实问题
的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队伍的现状,尽管总体上是好的、不断
进步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还不适应或者不完全适应形势任务的要求:
有的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不能完整准确地掌握邓小平理论及其精神实质,甚至断章取
义,搞实用主义;有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动摇,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能
力,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分不清是非,甚至跟着错误的东西跑;有的急功近利,搞形式主义、弄
虚作假,沽名钓誉,甚至不择手段,争权夺利;有的当官做老爷,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贪
图享受,挥霍浪费,以权谋私,纵容亲属胡作非为,甚至徇私枉法,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等。
因此,我们党决定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
性党风教育,用整风的精神,认真解决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虽然不可能通过一次集中教
育将目前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全部解决,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但可以通过这次学习教育,
解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尤其是群众意见大、影响当前改革和建设工作的
问题。这些问题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表现,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产生原因,都可以从深层次上,
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思想政治素质上找到共同的根源。这就是在“三观”、理想信念教育、学习
上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只有努力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解决问题,才能治本。因此,
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确立集体主义的价值观,
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正是这次我们党希望通过“三讲”整风的形式所要解决的重中之重的大问题。 
以加强“三观”、理想信念教育、学习为核心的党内自身道德建设,怎样与这次“三讲”
的整风有机地结合起来呢?也就是说治党务必重德,怎样以“三讲”为实施方法呢?这可以主
要从集中的学习、提高,又不关起门来搞“三讲”,从集中的学习、提高,又不孤立地搞“三讲”,从集中的学习、提高,又必须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来搞“三讲”等具体方法加以实施。 
第一,集中学习、提高,“不关起门”来搞“三讲”教育。这是“三讲”教育必须遵循的
一个重要原则。这次“三讲”教育,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持群众路线。领导班子、领导
干部的思想和工作状况,有什么优点和长处,缺点和问题,广大干部和群众是最清楚的。要坚
定相信和依靠他们推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搞好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的民主评议,还要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思想作风整顿的情况告诉他们,切忌关起门来搞
教育。坚持群众路线来进行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建党的优良传统,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的
具体体现。但是与以往的作法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它不是搞急风暴雨、倾盆大雨式的群众运动,
也不是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靠群众冲击来教育干部,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联系实际学习提高。具体说来,按照中央对“三讲”的部署,在学习提高的基础上认真自我剖
析,找出领导班子特别是本人在党性党风和工作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三观”、理想信念深处
进行剖析。这就要求在个人总结材料形成后,印发同级领导班子和下级主要领导成员征求意见。
同时,发动和组织本单位干部、群众,对领导班子及每个成员进行畅所欲言的民主评议,并将评议意见和提出的问题如实反馈给本人。 
加强党的自身道德建设,其核心是“三观”、理想信念教育、学习。怎样以“三讲”为其
实施方法呢?这是党的道德建设要确立“三观”、理想信念自身的特点和“三讲”教育的要求决
定的,为什么要确立“三观”、理想信念?一般来说,人生在世,都要度过一生,而人如何度过
一生,人的一生给世界留下些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结果。之所
以出现这种不同,从内因分析,关键取决于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存在的差异。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是支配人生的一种重要力量。所以,党的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对实现从严治党的目标,保持党的先进性、实现党的宗旨,完成党的历史任务具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而“三观”、理想信念确立的过程,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不容易的,漫长的。从
内外因关系来看,既离不开通过群众路线等外因的方式给予重要的影响,又离不开个人的
道德修养等内因的决定作用。内外因都对一个人形成“三观”、理想信念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
这里说的党的自身道德教育,要以“三讲”教育为其实施方法,就在于在承认内因重要性的条件
下,也不忽略外因的重要作用;在于从目前党内存在的诸多党性党风问题,单凭自己的自我教
育、自律已很难收到良好的效果,借助于这样的外在的方式,即让群众帮助整党,不失为一条行
之有效的、重要的方法,这也是我们党集中一段时间搞“三讲”的一个原因所在;也在于“自
律”的形成、发生作用,在一定的时候得借助于“他律”,即我们通常讲的党纪、党规、法律以
及整风的建党形式。所以,加强以“三观”、理想信念为核心的党的自身道德建设,借助于群众路线这个我党的优良传统,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集中学习、提高,不能孤立地搞“三讲”教育。这也是“三讲”教育必须遵循的一
个重要原则。这次“三讲”,我们党要求必须紧紧围绕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把开展“三讲”
教育同推动当前工作结合起来。绝不能脱离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工作实际,
孤立地搞“三讲”教育。什么是我国当前的实际?这就是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处于攻坚阶段,又
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如能把握住机遇,我国就能顺利实现“三
步走”中第二、第三步的目标,使我国成为民主富强的国家。但是这给我们党的执政水平、领导水平和拒腐防变的能力,提出了迫切而严峻的要求。而我们党却出现了一些党组织涣散、
甚至瘫痪,一些党员过不了“三关一岗”的现状。这极不利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战斗力,实现
党的宗旨,使我们党真正成为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这就要求我
们每一个党员和干部,为了巩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就应当结合自己当前的工作,尤其
是自己的思想方面,勇于自我剖析自己,看一看自己是否也存在着对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发展最
终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在认识上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动摇,从
而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感到渺茫;是否也存在着忘记了党的根本宗旨,私欲膨胀,为自己捞
好处,找后路,甚至不惜以身试法、贪污受贿,走上犯罪的道路;是否也存在革命意志衰退,
思想空虚,不是把精力和心思放在工作上,而是成天琢磨升迁进退和个人得失,沉湎于花天酒地,或到封建迷信和其他消极行为中去寻求精神寄托等等。当然这些自我剖析,对一些党员和
干部来说,往往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痛苦过程,但是没有压力,没有脸红出汗的心理准备,没有
严肃认真的剖析精神,反而是对学习和剖析敷衍塞责、应付了事,是不可能从思想深处找出危害和根源的,应站在“三观”、理想信念的高度才能解决好问题。这是因为集中学习、提高,结合
工作实际,不孤立地搞“三讲”,最根本的仍是解决好党员和干部的“三观”和理想信念。只有
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才能正确回答人
生到底是为什么,即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终生,还是仅仅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而处心积虑,铤而走险。在正确的理想信念的支配下,党
员和干部的回答只能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就由此而确立。有了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党员干部才能自觉地忠诚党的事业,体现党的宗旨,实现党的历史
使命。因此,集中学习、提高,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从“三观”、理想信念治本的深层次上,来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这次“三讲”教育还规定了,除了自己
讲以外,还有“他人议、群众评,领导查”这样的“讲议”、“讲评”、“查督”相结合的有效方
法加以弥补。这对于以“三观”、理想信念为其核心的党的自身道德建设,治党务必重德也不失
为一种好方法,是对我党怎样建党在方法上的一个创新。治党务必重德应以“三讲”教育为实施方法。 
第三,集中学习、提高,必须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来搞“三讲”教育。这是“三讲”教育必须遵循的另一个重要原则。这次“三讲”教育,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三讲”教育要着眼于解
决问题。这是我们党深入开展“三讲”教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就
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学习,充分走群众路线,诚心诚意地征求和听取各方面意见,深入查摆
剖析存在的突出问题的表现和根源,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哪些是当前应当解
决的突出问题?这次我们党提出了“三讲”教育要从思想、政治、作风、纪律等四个方面努力
收到实效,也就提出了切实解决这四个方面的问题。这四个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哪一个
方面都不能忽视,要防止那种只是纠缠细枝末节和翻腾历史老账,而不着眼于和着力于解决影
响改革发展稳定的现实问题的倾向。我们党要求这次“三讲”教育中,每一个领导班子、领导
干部都必须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和个人实际,把存在的突出问题找准、抓住,认真加以解决。
并把这一条作为每一个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三讲”教育搞得怎么样,是不是有成效的标准,
这也是针对有的党员干部对“三讲”着眼于解决问题缺乏认识来说的。他们觉得这次“三讲”
教育仅仅是一次学习理论的自我教育,学一学,议一议,写一写,就可以了,以致在学习讨论、
征求意见和自我剖析中,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问题,或空对空地泛泛议论,对明明存在的问题
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或就事论事,罗列一般性现象,解释理由,而不触及问题,不触及思想。
所以,这次“三讲”教育要求着眼于解决问题。尽管我们党也看到要在两个月的集中学习、提高中来加以实施,使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全部问题都得到解决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但要求一定要解决几个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把它作为“三讲”有无成效的标准。 
以“三观”理想信念为其核心的我们党的自身道德建设,主要是通过党员和干部的自身道
德教育,以党员和干部的“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道德修养等方法来进行的。这是一种
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究竟进行得怎样,取决于严格的自律。而“自律”是道德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区别于法律、纪律的主要之点,不具有一定道德修养的人,是很
难做到自律的,更何况是严格的自律。这一特性就决定了道德无论是凭借说服力、劝导力或由这所表现出来的内心信念、社会舆论,还是道德修养等,都需要较长的时间,短时期内是难以见效的,尤其在道德建设所涉及到“三观”、理想信念等精神层面的问题。
这表明,对于党的建设,尤其是加强思想道德作风方面的建设,既是一项现实、紧迫的任务,同时又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既要下决心解决当前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又要有长远的道德建设的目标。 
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从严治党放在十分
重要的地位。近几年来,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措施,如提出“三个代表”、“三讲”以及三观教育,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等,归到一句话:“从严治党。”这构成以德治国的核心内容。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它
在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
织涣散,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啊!对此,全党同志务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
新的国内外环境中,如何保证我们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利益,始终经得起各种风险和困难的考验,始终坚强有力地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这是面向
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进一步解决好的最重大的课题,也是决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跨世纪发
展中进一步巩固和充分显示优越性的根本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从思想、政治、作风、
纪律和组织、制度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这个新的伟大工程。而这种全面推进,又始终离不开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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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治?国?论
 第四章
治国必重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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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德治”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廉政建设是重中之重。从本质上说,“以德治国”中的“德”首先应当是指执政党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国家公职人员自身的道德建设,惟其如此,“德治”才抓住了根本;“以德治国”中的“国”首先应当是国家机器的有序、高效、健康的运转,惟其如此,国才是国。廉政的要求本质上是行政伦理和权力道德的要求。廉政建设的核心目标在于维护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公正性和纯洁性。在廉政建设中,国家公务员道德建设是基础,领导干部道德建设是关键,并要辅之以法制化的制度规范与德性教育相结合的操作模式。

第一节〓领导干部道德建设 

〓〓一、“德治”的关键 

社会主义德治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关键是要加强国家行政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在我国现阶段,国家公务员的概念包括了各级领导干部在内的所有从事行政工作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于国家行政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重大的行政领导和管理的使命,对于他们有着与一般干部(一般国家公务员)相对区别的道德要求,因此,我们在此列出专门范围来讨论。从道德建设本身的层次上来讲,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应当成为道德建设的“重头戏”。无论从领导者个体,还是领导者群体而言,领导干部的道德状况在整个社会道德中占有一个关键性的地位。因为领导干部处于国家政策法令的执行者的地位,承担着社会发展的科学决策、政令执行等重要使命,因此,他们的行动风范,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对广大社会成员有着有形与无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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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治国论
YI DE ZHI GUO LUN


第四章〓治国必重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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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到现在十分重视干部的道德行为的作用。在初创时期,党的主要的倡导者和参加者是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接受西方文化影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后来的民主革命中,他们中许多人成为党的领袖和高级干部。激励他们投身于革命事业的当然不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也不仅是对社会变革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透认识所产生的“理性的力量”,而首先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责任心和责任感。不仅是党的领导干部,就是一般的党员、干部也必须以道德自觉作为政治立场和革命干劲的保障和源泉。为整体利益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这是党员干部必须确立的基本的道德信念。在这里,自我牺牲主要不是环境所迫,更不是“两害相权”的理智选择,而是一种自觉、自愿、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的道德践履。这不仅是激发革命干部斗志的深刻动力,也是他们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当然,在战争年代的我党的领导干部不是纯粹从道德的意义才有如此理想与目标,他们的政治追求和社会理想追求才是使他们确立政治信念和道德信念的最深动因。 
从社会学意义上看,领导干部处于社会分层的上层,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都有着决定性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领导干部的道德处于社会群体道德的核心地位,这是由官德的社会价值决定的。由于干部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突出,处于领导地位,手中掌握着权力;他们既是群体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又是群体意志的体现者和协调者,也是群体活动的组织者和教育者,还是群体关系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他们对社会的人、财、物进行全面领导、管理、协调和服务,所以,“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正因为领导干部的这种决定作用,社会和人民才赋予他们以道德上的极高期望,官德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道德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如果说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道德建设已经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和忧虑,那么,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就成为当代道德建设中的关键性问题。领导干部道德的价值取向直接显示着社会的道德导向。就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发展状况而言,在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取向以后,受经济活动方式直接影响的道德建设,正处在新的定位过程中。道德规范和要求以及道德学说,被充实完善者有之,吸纳补充者有之,更新替代者有之,摒弃不用者也有之。社会的不同阶层及成员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判断社会的道德导向,并决定个人的道德取舍呢?他们既不可能再去因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道德规范,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要求缺乏应有的理性认识。处于社会领导职位、担负不同领域和不同社会层面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的道德取向,在这种情况下就凸现出其导向作用。一方面人们从其道德言论中感悟社会所倡导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人们又从其道德行为中判断善恶是非。领导干部道德建设不仅显示了社会道德建设的主题,而且作为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自身问题的解决,无疑会推动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全面开展。同时,由于领导干部道德在社会道德体系中的特殊地位,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取得的成效,具有社会道德建设其他内容均不可能具有的强烈示范效应,从而增强社会成员的道德建设信心,推动道德进步。 
其次,从政治性角度分析,领导干部道德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道德,而政治道德始终处于社会道德的核心地位。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政治和道德是融为一体的,表现出明显的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特征。伦理政治化就是通过把伦理所产生的一切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与政治联系起来,扩大和加强伦理的政治功能,来保证封建政治制度能够在一系列伦理原则的规范和调节下有序地运行;政治伦理化则是把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政治权力、政治秩序等归结于伦理观念,进而从伦理的角度证明封建政治制度的合理性。难怪一些思想家把德治、政德看做是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在我国最早的一部政府重要文件及政治论文选编——《尚书》中,就提出了“德惟治,否德乱”的主张,即为政以德则治,不以德则乱。孔子也强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汉代大思想家董仲舒再三说:“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春秋繁 露· 立元神》)。这种思想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孙中山先生就明确指出:“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但道德对国家政治的重要作用,要靠人去实践,政德要靠为政者去实践,为政在人,因此,官德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问题。如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总结了夏商灭亡的教训:“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为此,提出“以德配天”的理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官德成为社会安危治乱的决定因素。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对先秦的历史变迁,政权的兴衰的总结得出了“有德者昌”、“饰诈者亡”、“修身而天下服”等结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政治、贤人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是相冲突的,这将在第七章详细论述,但始终强调政德、官德的主导作用是非常有益的。事实上,在资产阶级道德中政治道德也占据核心地位。1893年,罗伯斯庇尔在建立法国资产阶级政权之际,即首先向议会发表了《关于政治道德的各项原则》的施政演说。他认为支持和推动政府的主要动力是爱祖国和法律的美德,要用美德来管理国家政治生活。当代美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官德建设,并用立法的形式加强公职人员的道德责任,比如1976年公布的《公务公开法》、1978年颁布的《公务道德法》、《政府道德法》和1980年通过的《公职人员道德法》。无产阶级的政治道德是有史以来人类最崇高的道德,它代表着全人类的根本利益。“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的科学命题也暗含了深刻的政治道德价值。 
最后,从我国道德建设的现状来看,领导干部道德建设也应成为道德建设的主题。 
对当前我国社会道德领域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稍作分析即可看出,它们大都与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直接相关。一方面,一些领导干部本身放松思想改造和道德自律,直接引发了严重的道德问题,如官员的生活腐化堕落;另一方面,作为道德他律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少数官员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甚至直接隶属自己管辖范围的道德问题置若罔闻,客观上助长了严重的道德问题的滋生与蔓延。这就使得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在双重意义上要求将领导干部道德建设摆在首位。其一,官员自身存在的道德问题,构成社会道德建设中的难点和重点。从主流上看,我们大多数的领导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也有个别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生活腐化,堕落成为腐败分子和犯罪分子。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告诫全党:“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页。
“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如果领导干部自身正了,自身的道德问题解决好了,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解决他人的问题。其二,由官员道德问题所引发的消极影响,构成社会道德建设首先需要消除的影响。尽管有道德问题的是少数,但少数的领导干部却代表了党和政府公职人员的形象,容易产生极大的社会反响,在普通社会成员中造成一种连环性假象:由少数官员的道德问题推及到整个领导干部道德问题,由领导干部道德问题推及整个社会道德问题。而要消除这种假象,就必须先使领导干部在道德上亮丽起来,从而消除引发上述连环性假象的源头。只有把官德建设作为道德建设的主体性工程,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从上至下的平等的道德自律,否则,道德建设只会成为只对下、不对上或只对民、不对官的管制老百姓的手段和精神枷锁。 

〓〓二、特殊角色道德 

领导干部道德究竟是属于职业道德范畴,还是角色道德范畴,这是探讨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的重要理论问题。翻开所有的现存道德学说书籍,几乎都是把官德定位于职业道德。这不仅给官德的理论研究带来了混乱,而且给官德建设也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不利。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必须先明确职业与角色、职业道德与角色道德的区别。职业是指人们由于社会分工从事具有专门业务和特定职责并以此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社会活动。而角色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定社会位置、具有一定社会规范的活动个体及行为模式。从定义可知,职业侧重于社会的自然分工并是养家糊口的基本方式,而角色侧重于人的身份和地位,“身份”是人们在识别角色时使用的称呼。身份规定了角色,角色体现了身份。职业是个人自致和社会指定的结果,往往是固定和单一的,有时是终身的,而角色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则具有变动性、同兼性等特点。因此“官”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社会的指定角色,是一种身份;领导干部不是社会分工而来,而靠选举而生(在世袭制下是世袭而来);领导干部不应是终身的,而应是变动的、可更换的;官不是自致的,而是由社会机关、组织指定任命。职业道德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的工作或劳动中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具有内容上的稳定性、范围上的限定性、形式上的多样性等特点。角色道德就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充当某种角色时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及其道德实践。职业道德突出了行业性的群体特点,而角色道德则突出在社会关系中的个体性。如商业道德是职业道德,营业员道德则是角色道德;军事道德是职业道德,而军人道德则是角色道德;政治道德是职业道德,而领导干部道德是角色道德,如此等等。更进一步说,职业更多地体现社会伦理关系,而角色更多地体现道德性质。伦理与道德在通常意义上可以等义使用,但二者之间的区别也是不容忽视的。伦理和道德在使用意义上的主要区别有:伦理是客观自在的,道德是主观自为的;伦理是社会的,道德是个体的;伦理是他律的,道德是自律的。尽管官德是社会政治伦理关系的主要体现,但也决不可用前者取代后者,更不能把后者归结为前者。 
把领导道德定位于职业道德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利于加强“官德”建设。首先会降低官德的社会地位和自身要求。从社会整体而言,无论生产劳动还是管理和生活服务,也无论政府官员还是勤杂工,都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职能,而且这种职能是社会不可分割的。国家社会不仅事事要有人做,而且专事要有专人做。“专人做专事”这是社会成员的“自然”分流,也就是说从事某种职业本身对社会、对个人是自然的事(在现代社会有竞争上岗的问题)。同时,从事某种职业不仅意味着有了一个社会正式承认的身份,而且意味着有了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有了谋生的手段。所以“干活吃饭,挣钱养家”成为大多数人从事职业的主要动机,也是职业生活的基本事实。而领导干部如果仅仅是为了挣钱养家,仅仅是为了谋生,那么在为官动机上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在从政行为中就是“保饭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就无法体现主体性作用。其次,领导干部道德的职业定位会弱化角色意识。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要求“君”应该像个“君”、“臣”应该像“臣”,否则就是社会伦理纲常的败坏。这里实际上强调的就是一种角色意识。角色意识是形成角色权利和义务、地位与作用观念的前提。角色意识中渗透着角色的自我认可、自我评价,因而它又是角色自信心、自尊心的源泉。正确的角色意识可以使所担任的角色得以成功,反之,错误的角色意识则会使所担任的角色趋于失败。如果一个人角色意识不强,则会形成角色差距,甚至会角色失真。曾几何时,在所谓“砸三铁”的热潮中,党政官员纷纷“下海”,兴办产业,从事“第二职业”,为的就是把饭吃好点,拓宽职业门路来捞取钱财,结果导致官商不分、带权经商,人民的权力变成了个人或部门挣钱的工具。官商一体之所以成为历代社会之大忌,就在于官的角色失真,官不像官,带权经商,造成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一个社会如果人们不能各安其份,各尽其责,出现角色失真抑或角色反串,就是社会道德衰败的开始。从职业角度讲官员同时可以是“老板”(我国对第二职业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从角色来讲官员就不能同时是“老板”,正像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演的既是“李玉和”又是“鸠山”一样。在特定场合角色都是特定的,不能用一种角色替代其他角色。一个官员在商场里购物只能是“顾客”身份,在剧场看戏只能是“观众”,在公共汽车上就是乘客,而不是什么“长”之类,否则就会有特权现象。 
正是由于对领导干部道德的定位不准,导致了“官德”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有两个: 
一是在特征上,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的超前性与社会道德的现实性相混淆。从社会的总体性道德要求而言,领导干部的道德要求与民德的要求是不可同日而语、平行而论的。领导干部道德代表着社会较高层次、体现道德发展较高要求的超前性规范,例如公而忘私、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这些道德规范,对于一般公民而言是属于提倡性、鼓励性、理想性道德,而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干部来说则是必须坚决遵循并身体力行的道德戒律。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而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这里根本不存在超越现实问题。社会普通公民应遵守社会的广泛性、现实性道德要求,领导干部则应遵守社会的先进性、广泛性道德要求。这种先进性与现实性的特点是十分明确的,但我们的一部分领导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高要求,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老百姓,并且以一般群众道德水平不高作为自己不严守高标准道德规范的托辞。有的甚至把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而忘私等道德规范作为“左”的东西加以否定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这就导致了“吏无吏德”、“官无官责”的消极现象,直接影响到社会的道德建设。 
二是在具体要求上,领导干部道德出现了模糊性。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不但严重滞后,而且目标含糊不清。这种经济建设的明确性与政治行为的模糊性并存的状况,致使官德建设面临许多新问题,并在事实上处于一种似是而非的认识与理解之中。一是由于领导干部道德实际上夹杂在一般道德、职业道德的规范当中被人们加以把握,这就完全忽视了领导干部与一般社会成员不同的道德要求和领导职务并非某种职业的特点;二是领导干部道德规范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定,尽管社会推出了一系列“医德”、“商德”、“师德”、“公德”、“家庭美德”等规范要求,但对官德缺乏应有的规范的说法。在惟经济主义的感召下,许多官员只注重了如何当好一个经济建设的带头兵,却无法清醒地明确怎样做一个“道德人”,由此使他们难于以确定的、具体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利益驱动,尤其是对实利的获取是一切职业行为的基本前提,就是职业道德本身也无非是树立职业形象、改善服务质量、招揽顾客、谋取利益的手段。这种职业道德层面上的官德往往也容易变为官员的装饰,促成道德虚伪(这是中国官场上的一道独特景观)。同时,现实生活中虽然我们并不缺少对领导干部的道德教育,但一部分领导干部依然在利益驱动下超越了官德的戒律,甚至出现为了职业需要而必须违反职业道德的怪现象,如当今中国一些官员感叹:“不腐败就办不成事”,就是这种印证,官德建设的难度可想而知。 
领导干部道德,作为一种角色道德,包含如下要义:1)角色责任。这是角色道德的基本规定。每一社会角色同时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某种分担,或者说,社会责任是通过角色的分工去实现的。领导干部的角色责任就是为人民服务,医生的角色责任就是救死扶伤,教师的角色责任就是教书育人;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孝顺是子女的义务,义道是朋友的准则,温柔是女人的本性。凡此种种,都表明了角色与责任的同构。2)角色技能。角色技能是担任角色的能力。一个人在任何程度上可以真正履行角色责任,不仅取决于他是否具有责任感,而且主要取决于他的能力。过去,我们之所以陷入“德”与“才”、“红”与“青”的无端争论之中,在于首先就把才与德对立起来。其实,“才”本身就是“德”,“德”也是“才”。在现代社会,一个不学无术、无知无识的人能德高望重,实在令人生疑。领导干部的才识与能力是官德的应有之义。一个没有能力履行角色责任的人,本身就是角色失真,谈何角色道德?一个人根本不会游泳,但我们千方百计鼓励他去救落水者,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这不是明摆着鼓励人去“寻死”吗?世界上真有无才之德吗?3)角色调解。角色调解就是指两个角色或多个角色因同角色的要求而发生冲突时,按照“两利相权取其大”的原则予以调节,实现角色的准确定位。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必取其“忠”,因为“忠”是臣的最大责任。一个领导干部无论他兼任多少种角色,当发生角色冲突时,始终必须以领导干部这个角色为主,而不能反主为次,因为领导干部代表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利益,维护人民的利益,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 

〓〓三、领导者政德核心 

领导干部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关系,也是领导干部道德建设中的关键点。领导干部对人民的道德态度不仅反映了领导干部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是区分剥削阶级官德和无产阶级官德的分水岭。中国自古就有“民为本”、“民为贵”的“仁政”主张,这对缓解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爱民如子”、“为民做主”等基于人格不平等的道德主张日显苍白,须以“甘为公仆”、“为人民服务”而代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民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官民在利益上实现了根本性的一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应成为领导干部道德的核心。因为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表现,是我国政治道德价值选择的基础和灵魂,关系到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的性质和方向。为民是领导干部道德的价值支点,也是廉政建设的根本出发点。毛泽东早就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尽管也有过一些“清官”,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所维护的政权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不可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一些封建统治者虽提出过一些朴素的民本主义思想,但他们也不可能真正为人民群众掌握政权、治理国家。只有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者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邓小平同志也始终把为什么人的问题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根本点,他反复强调要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并说:“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中共十五大党章总纲中指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党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宗旨,也是人民政府的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27条中有这样的明文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说,党和政府,党的领导干部或一般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资历深浅、官职大小,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综上所述,作为政治道德原则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包括如下要义:第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第二,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的自主权;第三,廉洁奉公,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第四,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所以成为我国政德的核心,原因有四: 
第一,从我国的政权性质来看。宪法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的政权性质,即社会主义的人民政府。人民性是我国政权机关的根本属性。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曾经指出:“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6页。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两种政权机关的本质区别:一个是“压迫机关”,一个则是“社会的负责的公仆”,即我们所说的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我国政权机关是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是各级政府和各级官员的根本宗旨。 
第二,从政治权力的来源看。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力的真正的最终的来源。国家权力实质上是一种委托权,体现了这一种委托关系。人民把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部分权力委托给国家公务员,国家公务员受委托代表人民进行这种管理。政府中的官员,不管是委任的、选任的,还是考任的、聘任的,都是接受人民的委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人民“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
。可见,在这种委托关系中,受委托者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二是忠实地为人民办事。如果受委托者做不到这两条,人民完全有理由解除这种委托关系,收回自己的权力。 
第三,从国家公职人员的社会地位看。在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官员则是人民的公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政府官员是社会的管理者,不是统治者,更不是压迫者,而是服务者。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公仆的天职。但有些干部却津津乐道于“为民做主”,忘记了自己是“勤务员”或“公仆”。这样就等于把我们的干部降低到封建社会青天大老爷的清官水平,尽管我们有的干部也许连封建社会的清官都不如,但正确的主仆关系是不能改变的。 
第四,从目前官员腐败的思想根源看。江泽民同志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讲话中指出:腐败现象的思想根源,就是有的干部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视人民为草芥,把人民当奴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是旧统治者的恶习。我们的干部如果淡化了公仆观念,摆不正主仆关系,造成主仆错位或颠倒,就会脱离群众,甚至走向反面。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每一个领导干部的具体行为中就表现为“公仆”意识。“公仆”就意味着对工作对象的服务性或仆役性,而不是恩赐性、施舍性或发号施令性,这是对我国干部的社会角色的客观定位:我们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是替人民群众办事、听人民群众使唤的社会公共仆役。“甘当”则意味着心甘情愿、忠心耿耿,而不是虚情假意,出于被迫,指明了干部应有的道德良心和道德自觉性,也就是对自身社会角色的合乎道德的主观认知。甘当公仆是我国干部道德的纲领性原则和核心范畴,是社会主义官德区别于以往一切官德的根本标志。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体现了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原则,是人民的政府。这种政权性质就决定了其公职人员是全体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公职人员的“上帝”和主人。作为人民的公仆,只有珍惜权力、爱护权力并运用权力为人民服务的义务,而没有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社会主义国家公职人员是人民当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决不因社会分工的不同而存在地位的高低、职业的尊卑、工作的贵贱。在社会主义大家庭,职务再高也与老百姓在政治上、人格上是平等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当好人民公仆是公职人员价值追求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从根本上缓和了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随着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实现程度的提高,实现范围的扩大,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归还给社会了。但是,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依然存在,而这部分职能是通过公民直接或间接地选举出来的人来具体行使的。这些社会公职人员在行使人民委托的权力时,为了防止染上官僚作风,杜绝升官发财的思想,要以当好人民公仆来自勉,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全部理论和实践的落脚点和归宿点,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有公职人员当然要自觉实践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所倡导的这一深刻思想。公职人员要做好人民的公仆,就必须正确处理个人价值与群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由于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所以,个人价值、集体利益,不能以牺牲国家和集体利益来满足个人利益一样,在价值关系的处理和协调上,要以社会价值、群体价值优先,使个人价值在社会价值、群体价值中得到实现和升华。不能把个人价值置于社会价值和群体价值之上,更不能以牺牲社会价值和群体价值来实现所谓个人的价值。有了这样的正确认识和科学的价值观,公职人员就会把当好社会公仆作为自己的一种价值抉择和价值追求。 
总之,做官不为己,不谋私,正确处理权力责任、权力与义务的关系,以人民给予的权力来为人民谋幸福,充分体现了为民掌权、用权的权力价值观。这是一种共产党人的权力观,一种权力上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作为领导干部,其正确的价值定位,最重要的就是权力观上的定位,只有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不是谋私的手段,才能真正做一个人民的好公仆。 

〓〓四、领导者政德建设 

对于领导干部的道德要求,首先要有敬业精神。勤政就是要讲政绩,而讲政绩的基本维度,从根本上讲就是要敬业、勤业、精业、守业。敬业是指人们在从事本职工作时所具有的专心一意、严肃认真、谨慎尽职的态度、精神和行为方式。敬业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敬业精神包含了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内在地呼唤着主体的投入和创造,体现了一种孜孜以求、锲而不舍、乐以忘忧、反求诸己的人生气质。同时,敬业精神与当前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个人自身的道德评价和价值追求得以形成的现实基础。敬业精神在经济与伦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经济具有了道德的价值取向,并且赋予道德以一种实践理性的经济功能,为官员实现德才统一提供了现实条件和具体要求。 
勤业是指在敬业乐业的基础上埋头苦干、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克尽职守的精神境界和行为方式。勤业,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说,不仅仅是按上级的安排,老老实实完成任务,更主要的是勤于思考,多想办法,多出点子。只有多思勤思,才会使决策准确无误,才能出新办法,新措施。还要勤于调查研究,广泛接触群众,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杜绝瞎指挥,克服盲目性。勤业不但是本职工作的要求,而且体现了一种道德风范。 
精业是对工作力求尽善尽美的精神和实际能力。作为领导干部光有一腔工作热情不行,还必须精通业务,具备完成工作任务的实际本领,干部的专业化要求正是缘于此。领导干部,尤其是专业性干部不懂专业、不懂技术,就只能是瞎指挥,乱指示,造成“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于国于民都不利。现代社会的发展对官员的业务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就迫使每个官员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更好地胜任本职工作。作为一个领导干部,首先应当具有很高的政治理论修养,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站得高、看得远,能分清是非,善辨别真伪;同时,应当掌握现代管理科学,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管理知识,可以使工作事半功倍,还应当具备一至两门专业知识,业务上懂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勤政的效率,才能真正有政绩,才能真正取信于民。 
守业是要守住前人和自己创造的业绩,珍惜人民的劳动成果。守业比创业难,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要当人民唾骂的“败家子”。有的官员由于不懂科学管理,也没有专门知识,为捞政绩,乱来一通,结果导致国家的财政亏损,人民的血汗付诸东流。一些领导干部,干出了一点成绩就飘飘然,不知天高地厚,大建楼堂馆所、买高级轿车、盖办公大楼、滥发奖金福利,以此证明他的政绩,结果好景不长,负债累累。所谓的“政绩”也就成了“劣迹”,守业是一个领导干部的应有品德,尤其是在相对贫困落后的当代中国。 
敬业、勤业、精业、守业是一个统一过程,是政绩中缺一不可的。敬业展示的是官员的爱国爱民之心和工作上的主动状态;勤业展示的是官员的工作态度和作风;精业展示的是官员的才能;守业展示的是官员珍惜他人、敬重今人、负责来人的情怀。四者构成政绩的基本要素,也是官德的要件。大凡在为官中以政绩见称的人,莫不是讲求实效、勤勉务实、勇于开拓、精明能干之人,他们都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气魄,真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为国为民而鞠躬尽瘁地工作。正是这些实干家,托起了人民对官场的希冀;正是这些政绩,才筑起了官德的坚实基础。 
当然政绩也不是无条件的,政绩的获得本身还有一个道德问题,即只有符合道德要求的政绩,才能构成官德的实际内容,这就是要动机为公、手段正当、后果利民。所谓动机为公就是谋求政绩的出发点必须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能作为自己往上爬的资本,或跑官要官的价码。所谓手段正当就是在谋求政绩的过程中要采用正当的、合法的手段来达到为国为民的崇高目的。所谓后果利民就是指官员的政绩是为了造福国家和人民,而不是给子孙后代带来灾难,或者仅仅是官员向更高一级爬的“敲门砖”,或仅仅是为个人脸上“贴金”。韦伯认为,政治家应当遵循的是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因为后者以道德上的优越性为政治行为的出发点,以道德来衡量政治的每一个阶段和每一次行为,结果往往不是造成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就是导致政治上的浪漫主义幼稚病,从而导致政治目标的失败。只有从责任伦理出发,既考虑到意图的合理性,又考虑政治行为可以预见的后果并对其负责任,采取渐进主义的态度和灵活的政治策略,才能在现实政治中取得真正的成就。 
领导干部的公平主要是司法公正、分配公平、用人公开。当法律与个人权力发生矛盾冲突时,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权威,还是个人权威凌驾于法律权威之上?这是当代中国走法治之路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理解司法公正的关键点。当法律高于个人权力时就是法治,而法律屈从于个人权力时就是人治。人治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司法腐败就是法律屈从于权力的人治产物。为确保司法人员依法办事,将个人权力置于神圣的法律之下,首先就要坚持司法独立原则。在民主社会里,为了防止专制和暴政,就必须建立分权和权力制约机制,司法独立就是分权与制衡机制的重要内容。没有司法独立,法律就难以维持其普遍性和自治性,分权与制约就不可能实现,公民权利没有保障,司法就难以公正。政府官员和党派领导人,如果利用手中的权力,干扰司法机关办案,就会导致法律的天平向权力倾斜。所以,司法机关能否摆正权力与法律的关系,顶住压力,不屈服于淫威,秉公执法,是关系到法律尊严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头等大事。其次,司法机关及其人员必须将自身的执法权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依法办案,秉公执法,刚正不阿,这是执法人员铁的纪律和理应担当的神圣使命。可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执法人员凭借自己熟悉、执行法律的便利条件,以为能“欲与法律比高低”,公然瞒天过海,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贪赃枉法。可见,司法机关的独立与纯洁是防止司法腐败的根本前提,反之,司法权没有独立性,执法队伍一潭污水,司法腐败就必然产生。司法公正还必须要求司法人员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依法办事,严格执法,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坚决防止对法律的“变通”。 
如果说司法公正是要求官员摆正权与法的关系,那么分配公正则是要求官员摆正权与利(物质利益)的关系。前面所讲的分配公平主要是从社会整体利益的均衡来考虑。把分配公平作为社会伦理秩序的要件,而在此所讲的分配公正主要是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即不要利用手中权力捞取非正当利益,增加“灰色收入”,造成社会隐性的不公平。社会物质利益的分配,从制度安排上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分配原则,并力图论证这种原则是公平的,但从具体操作上,是由权力机构来组织实施的,这就为官员利用手中特权而“近水楼台”造成了便利。要实现分配公正,首先必须使政府权力与经济行为脱钩。其次,要实施“阳光工程”,党政官员要执行财产申报制度,使个人收入规范化、明晰化,便于监督。 
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如何用人,是解决官路问题,官路问题本质上又是官德之渊的问题。“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广纳贤才,用人公正公开,是为官者极其重要的操守。“用人”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纵向延伸与分配。我启用了谁、提拔了谁,等于是把我的权力交给了谁,这个人就成了我的替身或心腹。另一方面,由于从事社会管理职能的公职人员手中执掌大权,而且这种权力闪烁着诱人的光环,谋求官职,步入仕途,成为大多数人的梦想,但官是官本身来提拔选用的,于是,为了做官而巴结官的行径就会产生。如果从个人权益出发,就不可能有用人公正。以巴黎公社公开、公正、公平选举公社会员为标志,社会主义国家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成果,形成了民主选举制,即人民把权力委托给自己最信赖、最清正廉洁和最优秀的人,由他们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这是用人制度上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选拔任用干部的过程中,个别部门和机构也出现了任人惟亲和跑官、要官,乃至买官的现象,这种现象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用人的不公,导致社会腐败,可以说,用人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廉洁,不仅是一个具有魅力的字眼,标识着公正、公道、正义、朴素、勤俭等内涵,而且在社会政治中具有重要的价值。自从国家与社会分离,公共权力产生之后,廉洁就成为许多社会公职人员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并成为官员们的座右铭。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廉洁始终与腐败相较量,腐败不断地侵袭、玷污廉洁,但廉洁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存在着、发展着,它出污泥而不染,显示着自身的纯洁和高尚。古今中外,多少廉洁者(当然有他们各自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得到了人们的尊重,不管社会生活多么污浊,社会生存环境多么恶劣,他们始终代表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巨大力量,代表了一种希望,一种力量。 
廉洁就是力量,首先表现在廉洁本身的浩然正气,无所畏惧上。大凡廉洁者,不会以权谋私,不营私舞弊,没有辫子给人家抓,也没有把柄掌握在别人手上,一身正气,在执行公务特别是执法过程中,不必瞻前顾后,不必去照顾、平衡各种关系,所以就敢于碰硬,乃至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就是廉洁者的最大特点,也是其力量的真正源泉。 
廉洁就是力量,其次表现在廉洁者的人格感召力上。官员的威信源于何处?不是资历,不是权力,不是气势,而是人格力量。人格力量是一个自我建构、潜能蕴蓄的过程。领导干部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组织者和监督者,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取决于他们的“本质力量”的层次及其“对象化”的程度。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范畴中,对于人际交往、立身处世、人格教化等道德内涵和道德行为的规范界定以及对理想人格的希冀与描绘,多以君子、圣贤、大人、官吏等为彪炳,充分说明身居高位者的道德面貌、人格力量对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与表率作用。 
廉洁就是力量,还表现在对腐败行为的威慑力,使不廉洁者害怕廉洁。廉洁者犹如一座高高矗立的丰碑,他们的高大形象足以使腐败者望而却步,胆战心惊。一般说来,腐败者喜欢腐败者,最害怕廉洁者。在腐败者面前,钱权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都会畅通无阻,而在廉洁者面前,这一切都行不通。廉洁者主持公道,按原则办事,软硬不吃,令腐败者头痛不已,束手无策。廉洁者有了这种无形的力量,对于腐败者的处置就可以义无反顾、大刀阔斧、一抓到底,决不手软,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斜”。 
廉洁就是力量,还表现为一种道德自制力。行为主体在廉洁之德上只有自为自律,才能真正体现廉洁的力量,惟有道德自律,才能使外在的社会规范内化为主体的自觉意志和行动。正是道德自律这一主体意识,才能使官员在思想深处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抗拒形形色色
的物质、金钱的诱惑,自觉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不为名利所动,无畏无私,乐于奉献。廉洁之德不是一种伪装,而是一种深刻的自律精神,只有心甘情愿的廉洁,才能真正成为廉洁者。 

第二节〓公务员道德建设 
〓〓一、国家公务员道德的历史演变 

这里我们着重从一般行政人员的道德维度来讨论公务员的道德建设问题。国家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和职业道德素质如何,不仅关系到国家公务员能否正当地行使“公共权力”、高效地履行国家公务,而且关系到社会的道德进步和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公务员职业道德素质,既是公务员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德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所谓国家公务员道德,是指国家公务员在其行政和履行公务的活动中形成且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以及他们在其特定职业实践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道德传统、道德心理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总称。国家公务员职业作为一项以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管理国家公共事务为专门业务的职业,并不是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以后才有的。实际上它是一项非常古老的职业,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产生了国家以后,这一特定的职业就出现了。与此相关,国家公务员道德也有其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务员道德就是所谓“官吏道德”。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公共事务和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的增多,负责管理事务和协调各种矛盾的氏族首领应运而生。在古老的传说中,氏族首领不仅是勇敢、智慧的化身,而且是公正和正义的化身,是为民除害的英雄。这表明当时产生了首领道德。国家产生以后,统治阶级为了实施统治和管理公共事务的需要,不但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行政事务机构,而且还在这些机构中配置了专事行政和管理公共事务的人员。这些在国家机构中担负各种公职的人,不论其职务高低和权力大小,都称之为“官”或“官吏”。夏商奴隶制国家已经有一支百余人的官吏队伍,并被称作“大人”、“君子”,道德期望很高。“大人世及以为礼”,就是说官吏必须严守礼义道德。“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礼记·礼运篇》)意思是说,官吏要用礼义来约束自己,摆正君臣、上下级关系,孝敬父母,慈爱子女,和睦兄弟,处理好家庭事务和夫妇关系,遵守公共秩序和规章制度。总汇西周政治制度和纲纪规范的《周礼》明确提出了官吏道德的多项要求:(1)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官员,都必须听命于周王,并层层向上负责,诸侯每年要赴京朝拜,向其述职。(2)所有官吏必须做到“三官”:一是“官职”,各行其职,各负其责;二是“官成”,处理公务必须做到胸有成竹,按章办事,不得意气用事;三是“官计”,理政要有计划和措施,注意考核政绩,使部属“人知勉励”;(3)做到“四廉”:其一廉法,自觉遵纪守法,在法律范围内处理政务;其二廉善,除恶向善,端正品行;其三廉敬,态度严谨,勤劳专一;其四廉政,作风正派,克己奉公。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国家的公共事务日益增多,为维护中央集权国家的统治,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机构,由此对官吏提出了远比前代更明确、更严厉的道德要求。这主要体现在《秦简·为吏之道》中。例如,秦朝法律规定,要按“五善”、“五失”的要求对官吏进行考课:“吏有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不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吏有五失:一曰夸以(chi庶拦、隐实);二曰贵以大(泰);三曰擅(制)割;四曰犯上弗知害;五曰贱士而贵货贝。”在此基础上,秦律还规定了廉吏、恶吏的标准。廉吏有四条标准:一是能通晓法令,能办理分内的一切事务;二是廉洁忠诚老实,为君赤诚效力;三是秉持公正指导一曹的事务,不独断专行;四是能纠正自己的失误,与他人合作办事而不争功。恶吏的六条标准:一是不懂法令,不通晓事务;二是苟且懒惰,不廉洁,不为君效力;三是喜欢搬弄是非,口出恶言,侮辱他人,缺乏公正之心,办事喜争抗;四是靠说假话显示自己虚伪的治理方式;五是喜欢说违背事理的话,装愧悔无知,借此显示能约束自己;六是自高自大,蛮横倔强,卖弄自己的才能。 
秦灭以后,“独尊儒术”,儒家重视官吏道德的思想几乎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历代统治阶级都非常重视官德建设,先后颁布过不少政策、法令来约束、考核、赏罚各级官员。汉武帝时颁布过刺察六条,对地方各级官员的道德行为作出了严格规定,其中就有奉诏守法、断案公正、赏罚分明、以公克私、不索贿受贿、不贪赃枉法等内容。晋武帝曾颁布《五条郡县令》,规定各级官吏尤其是郡县官吏必须按以下五条要求来约束自己:(1)正人先正己,注意以身作则;(2)勤于政务,了解百姓疾苦;(3)抚恤孤寡,扶贫济困,不可高高在上、养尊处优;(4)忠于职守,抓好生产;(5)维护纲纪官风,谨防违法腐败。到唐代,唐太宗多次与大臣魏征讨论官德问题。后来唐朝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法规:《唐六典》,可以说这是一部内容完整的官吏道德法典。其中规定了《四善二十七最考课法》,所谓“四善”为:“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简称为德慎公勤。德义有闻就是政治品格高尚,上下公认;清慎明著就是清正廉明,办事谨慎,人所共知;公平可称就是处理问题非常公道,受到赞扬;恪勤匪懈就是勤恳守职,从不懈怠、出错。宋朝在行政上多承袭了唐制,对各级官吏的要求很严。元代曾颁布过行政法典《元典章》和维护官纪官风的《风宪宏纲》。明王朝吸取宋元末期朝纲败坏、官吏损公徇私、贪污成风的深刻教训,自建国之初就很重视整顿和修订各种行政法规。洪武七年所修《大明律》卷首就说:“治国先治吏,治吏必重礼也。”因此明确规定各级官员均不得贪污受贿,必须坚守职责,办事不得越级、不得擅离官府等。后来又颁布了《明会要》,对官员的道德行为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在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可以说是进入了百年内乱时期,国家处于“国将不国”的状态,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生活和国家行政活动几乎没有走上正轨,这也是中国官德并未能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根本原因,尽管其间有过孙中山先生的“新道德”。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出了革命时期的“干部道德”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还领导制定了《关于惩治贪污行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行政法规和文件。在这些文件中,不仅制定了许多更具体、更严格的道德准则,而且还有不少对不道德行为的处罚条款。这些干部道德规范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革命文献,实际上是对这个时期革命干部道德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形成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干部道德规范体系。当然,这些干部道德规范是对当时所有革命者提出来的,因而还缺乏反映专门化的行政职业活动要求的特定内容,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公务员道德。但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却无疑是社会主义公务员道德的“根基”和“灵魂”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从
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随着这一时期的到来,我们党的干部面临着新的考验。当时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国家行政人员提出了许多要求。例如,1980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禁止在对外活动中送礼、受礼的决定》;198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1988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行政处分的暂行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1997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等,都包含了许多国家公务员的道德要求。从这些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公务员道德已经开始从一般意义上的干部道德中分化出来,并已初步形成公务员道德规范体系,公务员道德建设已经开始走向系统化和制度化。 
在西方,国家官吏道德也同人类社会出现国家机构、政府组织和行政职业一样古老。但严格意义上的公务员道德却是近代随着西方文官制度的设立而产生的。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以英、美、法为代表的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建立文官制。随着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在西方国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把持国家行政工作的独立的社会集团。由于他们是代表政府或公共机构执行政策法令的人,他们当中的高级官员又经常参与制定政府的政策法令,因此,他们在社会公共行政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与国内政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直接影响国家根本利益的实现。所以,西方国家对其公务员不仅在业务能力、专业知识水平等方面有较高的标准,而且在道德上也有较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专门化程度较高的现代公务员道德应运而生,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制度化系统。 
西方国家公务员道德在公务员制度中的地位呈越来越重要的趋势。首先,道德日益成为西方各国遴选、录用公务员的一项重要标准。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曾明确提出,政府官吏的任用要“以才能品德为依据”。今天,西方国家在遴选、录用公务员时对报考人员均规定了“应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的资格限制。如美国近年来规定,凡因失职或渎职被解雇者,犯过罪、干过丑事或不诚实、不道德的事或臭名昭著者,在考试或任用过程中谎报情况或弄虚作假、营私舞弊者及经常酗酒者取缔其报考资格。其次,道德也是西方公务员就职赴任的一个重要条件。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少国家制定的公务员法中规定:公务员在正式就职前要进行宣誓,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各种职业准则的约束。如日本《国家公务员法》规定:“职员应当进行服务宣誓”,誓词为“我坚决宣誓:作为全体国民的服务者,应深刻认识为公共利益工作的责任,遵守日本国宪法,服从法令及上司在职务上的命令,不偏不倚,公正地履行职责”。最后,道德也是西方各国考核晋升和奖惩公务员的一项重要内容。英国的《年度考核报告》在评价公务员工作表现的十项内容中,有五项内容,即个性和品行、主动性、风度和机敏、热忱、职务上的操行,都和公务员道德有关。美国1979年《公务员制度改革法》所规定的“功绩制”九条原则中第四条是:“所有雇员应保持高标准的正直、高标准的行为和对公众利益的关怀。” 
公务员道德内容的日益系统化和趋同化是西方公务员道德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尽管各国对公务员道德建设的重视程度不一,但其内容基本相同,并且日益完善。(1)忠于国家,公正中立。这一规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求公务员必须服从国家需要,为国效力;二是要求公务员在党派纷争中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做到不偏不倚,即忠于国家而不是忠于某一党派。(2)忠于职守,尽职尽责。为了确保政府工作的高效率,西方各国均要求公务员做到忠于职守,具体包括:亲自任职和处理工作;准时办公,不得无故缺席、迟到和早退;坚守岗位,不得擅自离职;讲究效率,有效地处理公务,不得在工作时间办私事;保证工作安全。(3)服从法律,服从上级。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行政指挥行之有效,公务员必须绝对服从法律,服从上级。如法国的《公务员总章程》规定:“无论哪一等级的公务员都有义务执行委托给他们的任务。承担一项公职的公务员应对主管部门的行政长官负责,应保证执行行政长官交给的命令。”(4)遵守纪律,严守秘密。公务员的工作特点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国家机密。为了确保国家安全与利益,恪守职业保密已成为国家公务员所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职业道德规范,其全部内容有:禁止向外泄露任职期间所得到的情报;禁止保存无权保存的文件或将文件转让他人保管及翻阅;非经所属部门批准,不得在发表著作和公开言论时援引政府尚未发表的资料;公务员充当证人时,如需公布职业机密,须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公务员离退职后,仍须遵守原工作单位的保密规定等等。(5)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公务员负有执行政府命令,维护社会秩序,促进公共福利,为公共利益服务等使命。因此,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一直成为各国公务员必须遵守的又一重要道德规范。如禁止公务员贪污受贿,禁止公务员以不正当手段为个人谋取私利。(6)品德端正,仪表庄重。由于西方公务员被人们视为政府的代表和“一切形式的公共利益”服务者以及行使社会职责的人。所以个人的品行、言辞、举止、仪表均关系到国家和政府的尊严和威信,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 
近30年来西方国家为了更有效地规范公务员职业行为,普遍制定和颁布公务员道德法规。1973年加拿大政府颁布了调整政府官员职业行为并涉及到利益冲突的《道德法典》。1978年美国颁布了《政府道德法》。该法将所有现行法律和行政命令中的官员道德规范和限制加以法典化,并予以补充完善。1993年韩国通过了《公务员道德法》,并以此为契机,在国家公务员中开展了反腐败的斗争。在英国,《荣誉法典》虽说只是不成文的法律,但也有《防腐化法》、《官员保密法》等涉及到公务员道德的法规。公务员道德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西方公务员道德发展过程中的显著特点之一,同时也反映了西方国家对公务员道德的高度重视。当然,西方国家的公务员道德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也有许多的局限性。如公务员道德“政治中立”原则的虚伪性,公务员道德对公务员个性的压抑所导致的公务员工具化倾向等,都是我们在进行公务员道德建设过程中应当加以注意的。 

〓〓二、公务员道德建设与政府效能 

由于公务员是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使者和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有的甚至是制定国家方针政策的参与者,他们的道德素质和工作态度如何,不仅影响国内政治的稳定和国家机器运转的效率以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实现,而且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状况。因此,历来世界各国不仅对公务员提出了非常严格的道德要求,而且还把公务员道德建设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注重职业道德建设的今天,公务员道德建设成为重中之重。不少国家纷纷制定公务员道德法或公务员道德法典,而且还成立“道德委员会”、“廉政公署”等各种监督履行行政道德义务或维系《公务员道德法》的专门机构。在我国,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也成为了社会道德建设的“重头戏”。《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在我们社会的各行各业,都要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首先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要公正廉洁,忠诚积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党和国家也建立了一套制度化的约束机制和公共监督机制。这都反映了我们对公务员道德建设的重视程度。 
对公务员道德建设的重视不仅体现在把公务员道德引入“公务员制度”之中,而且还使公务员职业道德在公务员制度中处于突出地位。这具体体现在公务员的录用制度、考核制度、晋升制度和奖惩制度各个环节中。在录用制度中,一般把“良好道德品质”和“良好道德声誉”作为录用公务员的重要标准;在考核制度中,公务员的道德表现都被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考核内容;在晋升制度中,公务员是否具有职业责任感和良好的道德素质则被视为晋升的重要条件;在奖惩制度中,公务员的道德品行不仅被列为奖惩的对象而且也被列为奖惩的重要条件,尤其是对公务员的道德过失惩罚最为严厉。例如,在法国,公务员未经批准而擅自离开岗位或是不认真执行公务,要受到撤职或取消退休金的处分。这一点,在我国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同时,公务员的道德水平和道德状况也是社会所关注的“焦点”。由于公务员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地位,其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无论是卓越道德表现还是公务员的道德败行,都会引起全民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普遍议论,尤其是道德丑闻。在西方,作为“第四大力量”的新闻舆论,对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的职业行为进行着广泛的道德监督,其中包括跟踪调查、揭露批评各种丑行和道德问题。不少公务员的不道德行为一旦被曝光,他们作为公务员的职业生命就宣告终结。因此,在各党派的权力争夺中,经常利用舆论的力量进行道德上的攻击,以期置对方于死地。在一些国家,对政府官员的道德问题的追查尽管有时达到了猎奇的程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对政府官员的道德要求高,而且非常关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而下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一直因为所谓“性骚扰”等问题而陷入舆论纠纷的困境中不能自拔,都表明美国公众舆论对国家公职人员德行操守的重视。至于在中国,公众舆论对政府官员道德表现的关注也是异乎寻常。这只需我们回顾一下“王宝森事件”所引起的舆论震荡就可见一斑。目前,我国公务员的德行,不但受到新闻舆论越来越有力的监督,而且在全国上下左右都受到越来越积极有效的关注和监督。 
公务员道德的这种特殊地位,本身就决定了它的特殊的社会价值和作用。这种作用主要集中在提高政府效能上。 
要提高政府效能,一方面要克服造成低行政效率的道德因素,另一方面要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而政府行政行为的规范化是同良好的官德密不可分的。政府行为是指行政组织系统及其成员在公共行政管理活动中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态度和行为,是政府作为一个抽象的组织的整体行为与代表政府某个机构出现的个人行为的有机结合。政府行为的规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社会经济生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奉行“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原则。古典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亚当·斯密认为,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自动地调节好经济生活并使人们互不相干的追逐私利的行为导向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他明确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主张自由放任。政府的行为被严格限定在市场之外,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提供私人企业不能以优化比例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国防、法律、公路以及对外政策等方面。自由放任的原则在西方奉行了一百多年。但到本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特别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震撼西方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宣告了市场自发作用能达致一般均衡论的破产。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了。凯恩斯主义认为单靠市场经济的自发运作便会产生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因而必须借助政府酌情决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和均衡。很显然,凯恩斯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剂救世良方,确实引导着资本主义经济走出危机,走向繁荣。但好景不长,到本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形势恶化,经济停滞增长,通货膨胀严重,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凯恩斯主义遇到了强劲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经济自由主义再度抬头,出现了供给学派、货币学派、交易费用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国家干预的怀疑和向古典经济学的复归。其中如公共选择学派等还另辟蹊径,从研究政府体制和政府决策过程入手,对政府的干预行为究竟能否弥补市场缺陷、矫正市场失灵提出了怀疑和责难。 
尽管经济学家们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提出了种种看法,但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这一点已成为共识。所谓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就是政府根据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要求,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在一定范围内,按一定的方式、手段来影响经济生活并使之制度化的过程。具体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政府行为要有确定的目的。政府行为的目的不是代替市场机制,而是为了创造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纠正和弥补市场失灵和市场偏差,旨在通过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结合而实现效率、稳定和公平的目标。第二,政府行为要有确定的范围。传统计划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府权威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市场经济则要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方面交给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可以自发调节的领域就不应当容许政府染指。只有市场机制不能很好地解决的问题才由政府出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行为的范围主要应包括提供公共物品,进行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和维持竞争秩序等方面。在一般情况下决不允许政府管理企业。第三,政府行为要有确定的方式。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生活采取直接管理的方式,现代市场经济则要求政府对经济生活要以间接调控为主。政府要用财政、货币等经济杠杆来实现对经济变量的调控。第四,政府行为要有确定的手段。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手段主要有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主,而现代市场经济则要求政府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 
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已引起了社会各种利益格局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社会各方面旧的约束力正在被打破,新的约束机制还未健全。政府机构中的各个层面及个人也都受到变革的影响和压力,各种利益和机会的诱惑。一方面,社会在转型时期的运行与发展更依赖于政府行政行为的规范、有序,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权力和市场机制同时发生作用,政府行政行为在这一时期往往容易失范。政府行政行为的失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政企不分的行政行为。有的地方政府仍直接办公司,从事微观经济管理活动;有的在机构改革中,将后勤部门转为公司,两块牌子、两个职能;有的将分流出的机关富余人员组建成与原机关业务相近的公司或企业;有的政府职能部门仍沿用传统方法千方百计控制企业领导层的人事权、外贸进出口权、各种审查权等,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二是部门主义的行政行为。在政府角色转换和职能转变中,一些该下放的权力或迟迟不下放,或明放暗收。有的上级政府职能部门甚至通过各种渠道,施加压力干预下级政府中对口部门的职能转变。有的部门甚至以红头文件或其他合法渠道排斥阻挠公平竞争,部门垄断或行业垄断造成服务质量低下。三是地方主义行政行为。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动力和利益驱动下,一部分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表现出地方主义倾向:生产原料的地方保护,商品市场的地方保护,经济诈骗的地方保护,假冒伪劣的地方保护,偷漏国税的地方保护,走私贩私及经济审判的地方保护等,严重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违反了国家的政策法令,导致了政令不通的无序状态。四是导致“寻租活动”的行政行为。部分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使个别行业或部门从垄断或经济特权中得到了巨额“租金”,这种示范效应导致更多的人效仿,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促成官员腐败。五是严重侵害人民利益的行政行为。一些政府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制定文件向人民群众进行摊派,有的甚至层层搭车摊派,侵犯了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这些不规范的政府行政行为如任其发展,不仅导致官僚主义和腐败,损坏政府形象,误导和扭曲社会与人们的行为,而且将会给改革带来巨大的阻力,给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带来严重的危害。因此,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是社会运行和发展有序性的客观需要和基本保证。 
要实现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当然需要依法行政,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如冲破政府内部既得利益者的干扰和阻碍,重新对政府权力进行设计和定位,强化政府行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等,同时,也要辅之以道德的手段,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为政府行为的规范化提供精神动力。公务员道德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处于主导和核心地位。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政府一些部门、公职人员的官僚主义、拜金主义和腐化行为导致了职业道德失范和滑坡,败坏了社会风气。因此,政府行政行为规范化建设,必须从公务员道德建设开始从而为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第一,要树立正确的行政道德价值导向。政府职业道德价值的基点应是谋取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公务员对自身的权力价值、权力地位应有这一基本认识,要以承担公共责任,维护社会公正等为行政道德价值的取向。第二,要继承和弘扬传统行政道德中的精华。我国传统行政道德中一些合理的精华部分,如克己奉公,清正廉明,天下为公等,在新的形势下要继承和弘扬其合理的内核。第三,要明确并遵守政府公务员的基本行政道德规范,忠于政府,忠于职守,清正廉洁,遵法守纪,实事求是,团结协作。第四,要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政府公职人员的自律行为来源于自律的意识。所以,行政道德人格的最终形成,取决于公职人员道德品格的自我锻炼和自我教育,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是如此。只有通过加强公务员道德规范教育,为公职人员的行政行为提供正确的导向,调节和控制公职人员的行为模式,激励公职人员塑造和形成健康、完善的行政道德人格,才能从观念意识上、行政人格上规范各公职人员的行政行为,使政府行政行为规范化建设通过各“个体”达到政府整体行为,达到对社会、公民行为的规范、调整。 
因此,公务员道德在提高国家政府效能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公务员道德作为一种调控机制,它是“公共权力”健康运行的重要保证。公务员是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力的。由于这种权力有自我扩张和可交换的特点,因而它一旦为个人所掌握,就有异化的可能,致使权力的人民性、公共性和正义性变成权力的个人性、私利性和非正义性,其实质是以权谋私。为了保障公共权力不被滥用,就必须对权力主体的权力行为进行多方面约束和调控,其中公务员道德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约束机制或调控手段。它一方面从他律的角度规定了公务行使权力的方向和范围,并借助于监督机制形成外在约束力;另一方面又从自律的角度强化公务员行使权力的责任意识和公正意识以及为人民掌权的道德信念,由此构成对公务员的道德自我约束。其次,公务员道德还是保证“政令畅通”的重要条件。一个政府的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水平。《礼记》中有言:“大德必得其信、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这说明只有“有德”,才能“有得”。而一个国家公务员的道德品质是他得到他人尊重、肯定和爱戴的前提,因而也必然是他有效履行公务的重要前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公务员只有自己身正,才能保证“政令通行”。政府的工作效率首先来自公务员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工作热情以及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这种主观能动性又只能是来自于科学的管理和道德上的引导激励。 

第三节〓制度与德性的融合 

〓〓一、以法治腐及其局限 
为了在21世纪拥有一个比较廉洁的政治局面,当今世界各国都在探求一种相对良好的反腐模式。在世界日益走向法治化的今天,以法治腐必然是一国首要选择的模式。所谓以法治腐是一种运用法的手段,在全社会国家公职人员中形成一种以法制为主要手段的多层次惩腐机制和监督机制的反腐倡廉的理论和措施。它强调法在各种治腐手段中的主导地位,力图以法制为中心建立各个层次的权力监督网络和惩治滥用权力的机制,形成一种内在的权力制约系统,它不但看好法律的惩治功能,也注重法律的监督功能。在这里我们主要从现实的视角出发,就国内外统治者为防治腐败,在公职人员的选拔任用以及腐败行为的惩处和监督等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作一番检视,以期对当今的廉政建设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 
[BFQB]
公职人员的选拔、任用、考核历来为各代各国政权组织建设的重点。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演进及经验的总结积累,公职人员的遴选机制日渐成熟和完善。建立一整套严格的国家公职人员选拔任用制度,是实施以法治腐战略的先决条件。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公职人员选拔任用的正常程序,以便使一批优秀人才进入国家公务员行列,保证国家机关内部的纯洁,这几乎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美国《文官制度法》规定:“公职人员必须通过公开的竞争性考试,择优任用。”
黄晓慧:《国外廉政措施种种》,《行政与人事》,1992年第3期。
公职人员的选拔任用法律制度详细规定了公职人员的任用形式、任职资格、任用程序甚至就职仪式等等。我国的《公务员法》、《警察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也对相应公职人员的任职条件与资格以及考评考核的办法予以明确的规定,以确保公职人员的素质与质量。 
其次,制定了比较完备的廉政法规,这是实现以法治腐战略的根本措施。许多国家除了在本国的刑法典中专门设有贿赂罪、贪污罪等规定外,还特别颁布了针对性较强的法律、法规、法令或法案。如美国有《官员道德标准法案》等;英国有《反腐化法》等;法国有《公务员总法》等;日本有《国家公务员法》等;中国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等许多防腐反贪条例。此外,各国法律文件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务人员在执行公务或日常工作交往及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作了严格的限制,如实行公职人员任职回避制度、职务轮换制度、政务公开制度、财产申报制度、考核晋升和奖惩制度、严禁国家公职人员兼职和经商、严格控制公职人员接受馈赠和宴请等等。在我国也是严禁公职人员兼职和经商,禁止公款吃、喝,长时间实行了回避制度,公职人员考核、晋升和奖惩制度,公职人员职务轮换制度,但要实行政务、审判公开制度、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还需要一个过程,有赖于《政务、审判公开法》、《财产申报法》的出台。 
再次,健全与完善刑事法律体系,成立专门的反腐惩贪机构或组织,这是实现以法治
腐战略目标的有力手段。近年来,为了有效惩治腐败犯罪分子,各国都高度重视刑法典和有关单行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概括起来其内容包括:具体规定了贪污贿赂犯罪的客体(即公务活动的廉洁性);确立了对贪污贿赂犯罪从重处罚的原则;规定对贪污贿赂犯罪行为采取严厉而多样化的刑罚方法;对行贿和受贿实行同等处罚的规定;普遍规定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并予以处罚。关于建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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