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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刘少奇(4)

 




我的父亲刘少奇


1959年5月18日,刘少奇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观察原子能照射的小麦。
1955年12月,刘少奇同农村基层干部交谈。
第十六章

○现在就讲社会主义,至少讲早了十多年
○要运用合作社来同资产阶级争夺对农民小生产者的领导权
○不要过早地动摇私有财产
○毛泽东支持山西试办合作社
○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是巩固地向前发展,以好为第一
○毛泽东批评“坚决收缩”的方针,开始并大社转高级社
○要保留一部分私营工商业

■ 现在就讲社会主义,至少讲早了十多年

1952年,在取得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五反” 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等胜利后,国家也顺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从1953年开始,一方面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方面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全面改造。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父亲在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提醒说:“现在有人就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十多年”,“十年之后,就可以采取某一些社会主义步骤;也可能十年之后,还不能采取这种步骤,还要等几年。”

我父亲1954年9月作宪法草案的报告时也讲到:“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种很艰巨的任务。我们决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这种改造。我们必须根据群众的经验和觉悟程度,根据实际的可能性逐步前进。”
实践的结果,原定在三个五年计划即用15年左右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由于毛泽东同志不断地批评“右倾”,到1956年,仅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任务。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段工作,正如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给后来的工作带来许多问题。

■ 要运用合作社来同资产阶级争夺对农民小生产者的领导权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上,我父亲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一个最重要最有决定性又最难实现的要求,就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如何去帮助、教育与组织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使他们紧紧地跟随自己前进。”也就是说,如何来教育、团结、改造千千万万极其分散的农民小生产者,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处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不去联合他们,组织他们,资产阶级就必然会争夺他们。我父亲反复强调要运用合作社来同资产阶级争夺对农民小生产者的领导权,逐步领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我父亲说:“合作社问题对于今后农民的趋向和我们国家的前途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在建国初期,我父亲把组织农村供销合作社放在优先和重要的地位,他认为,“没有合作社,无产阶级就不能在经济上领导农民,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合作社办得好坏,对于新民主义国家建设的成败,是起着决定作用的”。我父亲还认为:“合作社应该成为全体人民所易于接受和了解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和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应该采用各种适当的方式,很有条理地、很周密地、在自愿的条件下,将一切消费者与绝大多数的小生产者组织到各种合作社中去。”他认为,在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农业国家中,“千千万万的分散的独立小生产者,是经过一种商业关系把他们联系起来,并使他们与大工业联系起来,构成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整体。这样的经济体系,与工业发达的国家比较起来,其内部的联系和结构,自然要松散得多。但它既然是有细密的社会分工,既然是要依靠商业关系来把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经济联结成为整体,那么,商业就在这种经济体系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足以决定小生产者的命运。因为小的商品生产者远离市场,不能不经过和依靠商人出卖自己所生产的商品,并购买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商业的社会任务,就是分配各种各样的生产品。很明显,这种任务,如果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机关和合作社来进行,又如果它们是执行坚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方针和路线,不利用小生产者及消费者的弱点去剥削他们,而决心去为他们服务,决心去促进这些小生产的发展,并逐步地引导这些小生产向着集体方向发展,并能与整个国民经济配合,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向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
要办什么样的合作社 我父亲在1950年7月召开的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上说:“合作社种类很多,不能样样都办,根据合作社法 草案 ,目前主要应办三类合作社: 一 在工人和城市劳动人民中组织消费合作社; 二 在农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 三 在城市和乡村独立生产的手工业者及家庭手工业者中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上面这三种合作社是主要的,其他合作社也允许办,农业、林业、茶业、渔业等特种合作社根据当地特殊需要与可能,都是可以办的。信用社、运输社单独办很难办好,如果交给供销社来办,规模大些,就容易办好。”
为什么在农村要农民组织供销社 我父亲1951年9月在一篇文章中说:“由于农村经济的日益商品化,农民有大量的农产品和副业产品需要出卖,并购买他们所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但是由于长期战争和土地改革的影响,过去在农村中的商业组织有了很大的破坏,而国营贸易又不能普遍解决农民的这种需要,因而就使农民的产品卖不出去,而农民所需要的商品又无从购买。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就只有自己组织起来,凑集股金,建立供销社,来解决自己的供销需要。”
农村供销社的基本任务,一方面,是农民把自己当作生产者组织起来,以便为自己推销除自己消费以外的多余的生产品,并供应自己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及其他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又是农民把自己当作消费者组织起来,以便供应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 即日常生活用品 。因此,农村供销合作社有以上供销两方面的任务。
我父亲主张建立供销社并通过供销社,用商业的办法来战胜资本家。他说,我们今天要同资本家竞争,看谁来领导市场,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用什么办法领导市场 不能用行政命令,而必须通过供销合作社,用商业的办法战胜资本家。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谁能够领导几亿小生产者,而供销合作社是组织和团结小生产者最好的工具。
我父亲认为办好供销合作社“就使广大的农民经过供销合作社与国营经济机关密切地结合起来,使国家和农民都能在一定的限度内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使农民与合作社成为国营经济的同盟军,使合作社成为国营经济机关与广大农民小生产者密切合作的纽带,最后,还便于合作社中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利用合作社工作中每一个显著的成绩去教育广大农民群众,用事实在农民面前证明集体经济是优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使农民逐步地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的经济原则。”
我父亲的设想是,在土地改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农民私有制的基础上,先发展低级形式的劳动互助组和小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特别是要发展群众乐于接受的供销合作社,让农民获得土地以后发展一下个体生产的积极性,经过物质上和思想上充分准备后,再建立类似苏联集体农庄式的生产合作社。他认为“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劳动互助组织,生产资料和生产品都归个人私有,只实行集体劳动或变工互助,这也是一种初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 不要过早地动摇私有财产

对在土地改革以后,要不要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1950年、1951年在党内发生过两次争论。
一次是1950年春围绕东北富农问题开展的;一次是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展开的。
东北大部分农村在1948年末完成了土地改革。1949年秋我父亲从莫斯科回国途经哈尔滨时,曾对东北农村的新情况作过调查。年底在东北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有人反映一些地区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高岗主张土改后立即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无须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
我父亲认为,“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在东北,现在这种农户大概不会超过农民的百分之十。其中真正富农所占的比例,必然更少。”“现在东北,应该使这种中农得到大量的发展。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要防止急性病。正因为是两个阶段,所以不能混为一谈,转变的早了,是不对的。”“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一个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业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我们现在的变工互助,供销合作社,具有培养农民的集体观念的作用,将来加上机器工具的条件,才能够领导实行集体农庄。”“富农雇人多,买了马,不要限制他,现在要让他发展,没有坏处,这不是自流。将来我们对富农有办法,让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三五年之后再予以限制,用国家颁布的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 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但能单干与应该单干是两回事,我们允许党员单干,并不是我们鼓励他们去单干。”
高岗把这份记录稿送到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后来,这个谈话记录就成为高岗反对我父亲的重要借口。
事实已经证明,高岗的讲话在《东北日报》和各省报全文发表后,几个月内,东北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
1951年围绕山西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山西省委认为山西老区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部分农民已达到富裕中农的程度,农民的自发力量是向着富农方向发展。省委主张扶植与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省委认为:“增强公共积累,按照成员享用,这一原则在互助组见诸实施它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所以公积金应当是出组不带。”农业生产合作社“按土地分配的比例不能大于按劳力分配的比例,并要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地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
华北局和我父亲都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我父亲明确表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4月下旬华北局召开5省互助合作会议,讨论山西省委的意见,除山西代表维护省委的意见外,其他几省代表都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
华北局根据5省互助合作会议多数同志的意见,正式批复山西省委并报中央。华北局认为,“一般地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同时指出,“提高与巩固互助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而山西全省“亦还有近一半农户未组织起来”,应“加以注意”。
我父亲认为:“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山西省委提出‘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 毛泽东支持山西试办合作社

毛泽东主席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他批评了互助组不能提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在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1953年8月,毛泽东主席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指出华北局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评是违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
毛主席让陈伯达组织起草一个互助合作决议,准备召开一次互助合作会议。
9月20日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草案 》。12月25日,中共中央将《决议 草案 》发给各级党委试行,并通知全党“把互助合作当做一件大事去做”。
当时合作社只有1 4万多个,决议发出后几个月到第二年春,合作社就发展到10万个。
1954年12月,中央批准第四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报告中的建议,到1955年秋收前发展到60万个,改变了当年4月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所定的发展30万~35万个社的计划。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认为新建立的38万个社 另外还有10万个老社 大部分没有立住脚,能按原计划完成60万个固然好,如果达不到,只要不出废品,完成50万个也应该是最大的胜利。
中央采纳了邓子恢同志的建议,于1955年1月10日由我父亲签署发出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通知指出:现在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48万余个,其中30多万个新社,有相当部分是在无准备或准备很差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因而“在许多地方陆续发生新建社垮台和社员退社的现象”,“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当前合作社运动,“应当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
当时浙江的问题比较突出,全省农业社,1954年秋收前为3 800多人,1995年春猛增到5 3万多个,不少地方发生了强迫命令等许多问题,农民生产情绪不稳定。3月25日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和中央书记处二办主任谭震林、副主任刘建勋一起同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同志商议后,由中央农村工作部发电报给浙江省委,提出收缩、巩固农业社的建议,并派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华东处处长张维诚和二办副处长袁成隆到浙江了解情况,帮助整顿农业社。经过整顿浙江农业社减少1 5万多个。全国农业社由67万减到65万。据各地汇报,农村情况已经稳定,浙江情况好转,春耕生产正常。
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11月23日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批判我父亲所谓“停”“缩”“整”的反动方针和砍掉了20万个合作社的罪状。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四人帮”连人所共知的历史真实情况,都能任意篡改,可想而知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情况,在他们那里更可以随意伪造了。“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同志莫须有的罪名,不就是被他们随意强加在头上的吗 

■ 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是巩固地向前发展,以好为第一

1955年4月至6月,我父亲约集中南各省、华东各省、华北、东北各省负责人谈话,当谈到农业合作化问题时,其基本精神是:办好现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树立旗帜,建立信仰,总结经验,培养干部。对农民,对我们,都很重要。今后的方针,应该是巩固地向前发展。合作化的要求是又快又好,以好为第一,因为好了就可以快。这一批办不好,就不能快,为了快,必须把这一批办好。所以合作化的快慢,决定于这一批办得好不好。只要巩固好现有的,就会有农民要求入社,所以为了发展,就要巩固。今年明年少发展些,因为干部没有训练出来,经验不成熟,再快了就要发生危险。
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现有65万个的基础上发展到100万个的计划。我父亲在会上发表意见说:明春发展到100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

■ 毛泽东批评“坚决收缩”的方针,开始并大社转高级社

毛主席察觉浙江收缩合作社的问题后,5月上旬曾向邓子恢同志提出警告:“不要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7月31日,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毛主席批评说: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一下子就将5 3万个合作社中解散1 5万个包括40万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胜利冲昏头脑,犯出“左”的错误,当然不好,胜利吓昏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倾错误,这也不好。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毛主席认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某些同志却像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走快了。
10月中央召开七届六中全会 扩大 ,根据毛泽东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精神,会议听取了陈伯达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在这次会议上,批评右倾更趋尖锐,邓子恢和一些同志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我父亲也就农业合作化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报告,随后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看不见现在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看不见大多数农民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他们提出了“坚决收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并且在有些地方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大批地解散合作社。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实质上只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决议》认为只有彻底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促进党的农村工作的根本改变。《决议》对合作化运动作了新的规划。
在这种“反右倾”的形势下,到1956年底入社农户已从60%发展到96%,同时又实现了并大社转高级社。
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不久的1957年2月,我父亲到河南新乡视察时就发现一些问题。他对新乡地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产到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十分赞赏。指出:这也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基本的所有制已经定下来,基本不变,但不是生产关系中的一切都不变,时时会有些变动,主要是在分配制度上变。他认为现在大社办多了,社太大了与落后的生产力不适合。他说:“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他还主张说:“社员劳动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体化了不行”,可以“实行分组分户小包工,分给社员的农活只要求他几天内做完,随便他什么时候上地,有个劳动自由。有很多小活适于个人劳动,不能完全否定个体劳动。和工业一样,农业也可以实行个人负责制。”
他的这些主张,和新乡地区的一些做法,在当时那种“反右倾”实现并大社转高级社的高潮中,被冲垮了。

  ■ 要保留一部分私营工商业

在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上,我父亲从建国初期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期间,他根据中国经济落后的国情,在1949年天津讲话时就说,“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年轻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在目前整个国民经济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适当发展,对于国民经济也是有利的。”也就是说,对那些不危害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还要允许其发展。对待资本主义是采用“和平的经济竞争”。“所谓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但对投机事业与垄断事业,也要采取行政手段”。对资产阶级“总有一天要消灭它”,但“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1956年12月,我父亲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讲:“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
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在回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时这样写道:“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少奇同志提出要保留一部分私营工商业,让他们来‘钻社会主义经济的空子’,满足国营经济不可能满足的社会需要。空子钻得大了,国营经济就来填补,让私营企业再去钻新的空子。少奇同志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可惜没有被采纳,‘文化大革命’中还被当做‘修正主义’来批判。”


第十七章

○为起草好“八大”政治报告呕心沥血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是方向性错误。

  ■ 为起草好“八大”政治报告呕心沥血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开始。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八大”会议准备工作的中心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八大”召开前夕,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五”计划的执行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许多重要指标已有确实把握提前完成。在国际上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激起轩然大波,接着波匈事件发生。
历史的发展,国内形势的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求党必须对“七大”以来的工作,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工作,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总结,做出正确的分析和结论,对国际形势做出正确判断,从而制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正确路线,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国家建设、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的方针政策。探索怎样避免苏联等国的错误,走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父亲要担负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重任。
为起草好中共中央向“八大”的报告,我父亲从1955年12月7日到1956年3月8日先后召集和听取了30个部委的汇报,在2月14日毛泽东主席听取各部委汇报之前,我父亲已经听了国家建委、城建局、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中央农村工作部、煤炭部、电力部、地质部、石油部、建工部、重工业部、计委、地方工业部、纺织部、轻工部、手工业管理局、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外贸部、农产品采购部、中国人民银行、劳动部、全国总工会等25个部委负责人的汇报并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意见。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少奇同志在听取汇报时,就提出过:要重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重视发挥沿海工业的活力,重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重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学习苏联应该有所学,有所不学等观点。这些观点对后来毛主席概括十大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毛主席从杭州回到北京后,听到我父亲在听取一些部委的汇报,他很感兴趣,也组织了30多个部委向他汇报。我父亲参加了毛主席召开的汇报会,一同听取林业部、国家气象局、中央财贸部、商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汇报。
我父亲于2月16日听取了铁道部滕代远、刘建章、余光生等同志的汇报。2月17日听取了交通部李运昌、朱理治、马辉之等同志的汇报。2月18日听取邮电部范式人、钟夫翔等同志的汇报。2月21日听取了民航局邝任农、李平、沈图等同志的汇报。3月5日听取了高教部杨秀峰、刘凯风、刘子载等同志的汇报,同时同中国作家协会周扬、刘白羽同志谈话。3月6日听取教育部董纯才、柳 等同志的汇报。3月7日听取卫生部徐运北、张凯、傅连賞、崔义田、郭子化等同志的汇报。3月8日听取文化部钱俊瑞、陈克寒、刘芝明、夏衍等同志的汇报。3月9日听取国家体委蔡树藩、荣高棠等同志的汇报。3月30日同中央监察委员会刘澜涛、王从吾、刘锡五等同志谈工矿企业监察工作问题。4月1日听取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等同志的汇报。5月28日听取新华通讯社吴冷西、朱穆之、缪海棱、邓岗、石少华等同志的汇报。同日还听取了广播事业局梅益等同志的汇报。6月19日召集胡乔木、吴冷西、朱穆之谈新华社的工作问题。6月27日、7月2日两次约中央高级党校杨献珍、侯维煜谈党校教学工作。7月7日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梁国斌同志的汇报。
毛主席和我父亲听过34个部委汇报后,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议,进行讨论归纳。据薄一波同志讲:
“政治局会议的讨论,除了概括出十大关系之外,中心是分析国际形势,估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的问题。”
“4月25日到28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主席于25日第一次讲《论十大关系》,他讲后连续讨论3天。”
“5月2日,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上午,第二次讲《论十大关系》,下午讨论。讨论结束时,作了结论。”
“两次讲十大关系的记录,十个小标题相同,但内容有所不同。4月25日的讲话,批评斯大林内容多些,5月2日的讲话,理论分析多些,补充了政治局扩大会议3天讨论和4天省市委书记汇报时提出的一些意见。”
“1965年12月27日,根据少奇同志建议,并经毛主席同意,中央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党内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党委学习。”
现在《毛泽东选集》中收入的《论十大关系》是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向毛主席建议,由胡乔木同志主持重新整理的。
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主要是以苏联为借鉴总结建国以来各方面的工作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

我父亲在起草和修改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期间是思想最集中,责任最大,担子最重也是最繁忙的时候。据在我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刘振德秘书谈:“他在着手起草报告期间,那本来就没有规律的生活就更被打乱了。他博览了各种有关的资料,找了许多有关人士谈话,征求意见,进行调查研究。据我们的工作日记记载,他约请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谈话先后达几十人次。动笔后,他的身心简直就是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连轴转。那时,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他能吃好、睡好,但是在他开动了脑筋,把自己全部投入到写作中去的时候,即使是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已摆好,甚至热了又热;即使明明知道了他已很长时间没有合一下眼皮,该休息片刻了,但谁也不敢去打扰他。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他的思想、他的智慧、他的情感已全部凝聚于笔端,全部倾注于政治报告的起草之中。我们谁还敢、而且谁还忍心去打断他那像黄河一泻千里、奔腾不息的思绪 每当这时,我们只能把对他身体的担心变成一种祈祷,由衷地祝愿他身心永远那样健康,精力永远那样充沛。”
刘振德秘书还说:“他写出几页,就叫我马上送到机要室打印。他习惯随写、随修改、随打印,然后再作修改。一个问题或一个章节写完后,还要随时送给毛主席审阅。”
据《刘少奇年谱》记载:“8月24日就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起草问题致信毛泽东:‘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的若干问题在继续写。特先送上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 ’当日毛泽东批示:‘退少奇同志: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
8月29日,又致信毛主席:“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4 700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 请看完后要高志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当日,毛泽东主席指示:“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
刘振德秘书还讲到:“当时,少奇同志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周总理负责起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同志负责起草《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所以在此期间,他们互相来往较多。他们经常互相提供材料、交流思想。有时碰头开个小会,有时通电话谈个问题,通报点情况。”
“1956年的盛夏,北京酷热难熬。《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也进入了关键阶段。为了更加集中精力把报告写好,我们随少奇同志来到了北戴河海滨。”
“夏日的北戴河,风景迷人,气温凉爽,带着咸味的习习海风,使我们心旷神怡,湛蓝的海水更令我们无限向往。但我们却无暇领略这美丽的海滨风光,更无暇享受大海的温柔抚慰。因为少奇同志还是那样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他还讲:“少奇同志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特别认真仔细,一直到离开会时间很近了,他还在逐段逐句逐字地斟酌推敲,甚至对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要反复琢磨。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曾几次打电话对我说:‘你要催催少奇同志,请他尽快定稿。因为他不定稿,我们大会秘书处的许多工作就无法进行。’我将尚昆同志的意见报告后,少奇同志才说:‘那就这样定稿吧 ’”实际上中央领导同志在起草、讨论、修改《报告》的同时,就是交换意见,沟通思想,统一认识的过程。

■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我父亲代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在“八大”作的《政治报告》是党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报告》概述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国内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根本变化,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结了建国后7年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国家政治生活、国际关系、党的领导等方面的方针和任务。
《报告》中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我们党现实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大会一致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
“八大”继续坚持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方针。周恩来在大会上的报告论述了这个方针。他指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的发展。”
在国家的政治生活方面,“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使一切积极因素都能够动员起来,使他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都能贡献一份力量,逐步地完备法律,健全国家法制。”
在党的建设上,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经验,这次代表大会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要求全党各级组织健全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
“八大”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如果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八大”精神,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绝不是今天这样。遗憾的是1957年出现了反右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及后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直到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白白浪费了许多大好时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拨乱反正,开创了一个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期。

■ 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是方针性错误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扩大和加快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建成社会主义,作为“八大”的中心问题。他在许多会议上的讲话,主要锋芒是批评右倾。
反右倾保守的结果,出现了急躁冒进。
1955年5月,我父亲主持会议,讨论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起草文件问题,主要讨论起草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有些同志已经觉察到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因此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我父亲提议中央宣传部就此方针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6月10日,我父亲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初稿 》,指定胡乔木同志根据讨论中的意见对报告稿的修改加重了反冒进的分量。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撰写的并经过我父亲和陆定一、胡乔木同志修改审定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指出:当前“一方面是在一些工作中仍然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是在最近一个时期中有些工作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过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我父亲将这篇社论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主席接到此稿,批了三个字“不看了”。毛主席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讲,社论送给他看,他批“不看了”。他说:“骂我的,为什么看”。尽管如此,经过我父亲、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等同志的努力,中共“八大”坚持了既反对右倾保守,又反对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1956年底我父亲在听取李先念副总理报告1956年国家预算调整和预算执行情况时说:整个情况是我们步子跑快了一点,明年要稍许慢一点,稳当一点。我们总的方针就是:国家要发展,物价要稳定,只有稳定了物价,才能保持人民生活水平不降价。根本问题是积累和消费要保持平衡,保持适当的比例。
毛主席对反冒进是十分不满的。他在南宁会议上说:1956年6月一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他提出:以后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他说:“反冒进”是政治问题。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
在3月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又不止一次地批评“反冒进”。他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同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批评右倾保守,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
第十八章

○56天的调查正确处理了群众闹事的问题
○诚心诚意地同人民群众商量、讨论,解决他们的问题
○应该放手让群众办学,群众自己的事要走群众路线
○人民内部矛盾归根到底表现为人民群众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矛盾
○要有步骤地解决职工住房和城市人民吃菜问题
○今后党和政府的任务就是管理经济
○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来个大民主
○提倡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

■ 56天的调查正确处理了群众闹事的问题

1956年,在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激烈的一年,各种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在国际大气候影响之下,从下半年开始,我国一些地区也出现了不安定的因素,连续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等群众闹事的风潮。
为了研究和处理好在国际国内新形势下发生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我父亲从1957年2月到4月近70天的时间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的城市、农村进行了调查研究。主要目的就是调查研究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一次随同我父亲进行调查研究的还有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的同志和邓力群同志。
出发前,我父亲把工作人员召集起来作了认真的交代。据刘振德和吴振英两位秘书讲:我父亲对他们说:“这次去的地方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为了少给地方上增加麻烦,我们吃、住、开会都准备在火车上。自己自带生活用品。到地方上不要在生活上向人家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我们是去工作的,不是去给人家找麻烦的。”他还特意嘱咐吴振英同志:“你要同铁道部说好,我们的车在铁路上运行时,不能影响其他客车货车的正常运输,停车时要停在不用的道岔子上。”
临行前我父亲同调查组的同志谈话指出:
——现在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学生闹事。我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群众采取什么政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他指出:
——现在地主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已基本肃清,帝国主义也赶走了,因此,和敌人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了,它是主要的了。
——由于我们是领导党,什么事情办不好,群众就怪在我们身上。群众怪我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敌我矛盾。
——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学生闹事。对于闹事者我们的政策不是高压,也不是退让,而是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要求正确就接受,不正确就解释和批评。
——不要把提意见、告状看作闹事,群众多说话是民主积极性的表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是好事,不是坏事。
——所有制解决了,生产关系的问题出在分配上,表现得很尖锐复杂,我们要十分注意研究分配问题。真正做到分配公平,讲清道理,人民是不会闹事的。
在对每个同志进行了简单分工之后,我父亲说:“我看我们可以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方法:分头调查,集中汇报,各有侧重。集中汇报时可以相互交流情况。”
我父亲他们这次长达70来天的调查研究就这样开始了。
我想把他们这次调查,只用流水账的办法记下他们的日程和主要活动,就可以看出他们这次调查接触面之广,研究讨论问题之深,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调查是多么认真,时间安排得又是多么紧凑。请看他们调查的日程:
2月18日,调查组沿京广铁路南下。当晚到达河北省保定,在火车上听取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等汇报有关工会、农业、教育、青年工作等方面的情况。深夜又同周恩来总理通话,简要地把河北灾情及省委要求支援粮食的意见转告了总理。总理答复“我马上请有关部门办理”。我父亲对灾区人民一颗沉重的心,才算平静了一些。可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2月19日下午,同保定的中学教职员工和中学生代表座谈。晚上,同保定地区大学的教授和大学生代表座谈。
2月20日下午,去保定重灾区石桥村农业生产合作社访问,并和社员代表座谈。
2月21日下午,听取随行调查组的汇报。晚上同河北省委负责人及调查组同志座谈。
2月22日凌晨,到达石家庄。下午同石家庄市委负责人座谈。晚上,同石家庄的中学教职员和中学生代表座谈。
2月23日,听取随行调查组的汇报。晚上,同石家庄工人代表座谈。
2月24日,听取石家庄地委、石家庄市委及栾城、正定、获鹿等县县委负责人的汇报,指出:各方面提出了很多矛盾,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突出了,阶级的矛盾降为次要的矛盾。这是新的情况。群众起来闹事,第一是不好,第二也是好事,可以纠正我们的官僚主义,纠正我们的错误。
2月25日,视察河北栾城贾村农业生产合作社。
2月26日下午,到达邯郸。听取邯郸地委、邯郸市委、邢台地委负责人的汇报,指出:凡是中央决定的东西,在地方上如行不通,就应当改变,硬要行下去,就要出乱子。因此,不论任何中央机关来的东西,甚至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在你们地方上行不通,都可以报告中央,要求改变。你们地委、县委决定的东西,也应该允许下边提意见,不合情况的,应该允许下面顶你们,当然,也要小心下边顶了不应该顶的东西。
2月27日下午,视察河北峰峰煤矿并同矿区的干部座谈。晚上,同矿区工人、技师、职员的代表座谈。
2月28日,到达河南新乡。听取新乡地委负责人汇报了农业生产合作的情况。赞赏他们实行的包工包产到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
3月1日,到达郑州。先后听取河南省委、郑州市委、洛阳市委负责人的汇报。
3月2日,在河南省委召开的领导干部座谈会上讲国际形势问题。
3月3日下午,同郑州的中学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座谈。晚上,同河南省委书记处的同志讲话。
3月4日下午,视察郑州纺织机械厂、国棉三厂。晚上,在河南省干部大会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
3月5日,到达河南许昌。下午,听取许昌地委、许昌市委负责人的汇报。晚上,同许昌市的中学、师范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座谈。
3月6日,先后约许昌地委、许昌市委、确山县委、信阳地委负责人谈话。

■ 诚心诚意地同人民群众商量、讨论,解决他们的问题

3月7日,到达武汉。下午,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话。
3月9日,听取随行调查组的汇报。
3月10日,同武汉市委负责人谈话。
3月11日,听取王任重关于大学工作的汇报,指出:群众闹事的原因主要是领导有官僚主义。没有官僚主义,即使群众有过高的要求,一讲就通了。群众提出过高的要求,领导又有官僚主义,那就糟了。
同日,还听取湖北省委书记王延春关于农村工作的汇报,指出:合作化和技术改革互相起作用,合作化是基本的,没有合作化不能搞技术改革,但光搞合作化不搞技术改革也不行。改良农业、手工业的劳动工具,就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要把设计新的劳动工具作为提高生产力的一项重要任务。
3月12日,听取武汉重型机器厂负责人的汇报。
3月13日下午,听取武汉钢铁公司负责人的汇报。晚上,和随行调查组讨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文的初稿。
3月14日,听取随行调查组的汇报。
3月15日,参观武汉长江大桥建筑工地。视察裕华纱厂,接见私方代表,并同厂长、党委书记谈话,指出:要真正信任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特长,使他们有职有权。对他们的工作不要随便干涉,技术上实行总工程师负责制。要为工程技术人员配备助手,订购外国书刊,为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才智创造条件。
3月16日,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分析了群众闹事的几种情况,强调要诚心诚意地同人民群众商量、讨论,解决他们的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
3月17日,同武汉地区的大学校长、教授以及民主党派组织负责人座谈。
3月18日,离开武汉去长沙。途中先后同湖北咸宁县委、湖南岳阳县委书记谈话。
3月19日,到达长沙。下午,同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谭余保等同志谈话。晚上,听取周小舟关于农村工作的汇报。

■ 应该放手让群众办学,群众自己的事要走群众路线

3月20日下午,听取周小舟、谭余保等同志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指出:对人民群众自己办学采取禁止态度是不对的,应该放手让群众办学。在农村是社员办学,而不是合作社办学。在工厂是工人办学,而不是工厂办学。提倡勤劳读书,无论大、中、小学生,均可在星期日及假期做零工、上山采茶果,赚点钱,作为学习费用。
3月21日,听取湖南省委、长沙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指出:市政建设的大项目,如自来水、电站、下水道等等,需要由国家投资,那些零零星星的项目,如市民住宅、理发馆、商店、澡堂、电影院等等,应该发动群众,可以由群众自己办。现在除了国家办学校以外,还可以集体办学、互助办学,也可以由一些自由职业者办“私塾”。总之,群众自己的事,要走群众路线。
3月22日,同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作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讲话。

■ 人民内部矛盾归根到底表现为人民群众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矛盾

3月13日,听取随行调查组关于长沙工人宿舍问题和基本建设情况的汇报。
3月24日,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还存在。在私有制度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确立起来了。“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了,分配问题就大量地、突出地产生出来了。”必须按照按劳付酬的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人们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以促进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要很好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等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归根到底表现为人民群众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矛盾。“在基本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基本上确立以后,就要花很大的力量去注意解决分配当中的问题,不能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这样可以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高高兴兴,一心一意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

■ 要有步骤地解决职工住房和城市人民吃菜问题
 
3月25日,到达株洲。下午,视察湘江机器厂。晚上,听取湘江机器厂负责人的汇报。在谈职工住房问题时,我父亲说: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基建投资大,职工住房问题国家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凡是青年要结婚的,都要他们参加房屋合作,实际上公家也要补助一点。自己盖房子,我看青年工人能办到。自己盖房子就节省多了。房子属自己所有,也不用房租,将来如果工作调动,还可以出卖、出典、出租,本钱可以捞回来。
3月26日,视察株洲601厂和麻纺厂的基本建设工地。
3月27日,听随行调查组关于株洲建设情况的汇报。
3月28日,同中共株洲市委书记谈话指出: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吃菜问题必将成为城市人民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要把蔬菜生产当成大事来抓。有的同志对工厂工作并不熟悉,满足于一知半解,其实没有认真钻进去,连大门都没有入,这样是不好的。搞建设、搞工业,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由外行变内行,还有一个艰苦的过程,要虚心,要努力学习。
晚上,离开株洲去广州。途中和衡阳地委、衡阳市委书记谈话。
3月29日,到达广州,同广东省委书记处同志谈话。
3月30日,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谈话。
3月31日,修改、审定《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文,并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他将此文报中央审定后发表。

■ 今后党和政府的任务就是管理经济

3月31日下午和4月1日连续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陶铸等同志的汇报,指出:以前我们主要是搞阶级斗争,现在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今后党和政府的任务就是管理经济,政府日益成为管理经济的机构,当然也还有政治思想工作的保证。
4月2日,听取广州市委负责人的汇报,指出:职工家属宿舍的问题是方针上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家为职工提供的房子,要收房租,而且不能太低,要包括折旧费。建议试办房子合作社,划出地皮来,让工人自己建房子。
4月3日,听取省委文教部负责人汇报教育工作,指出:办学有几种办法:第一是国家办学,要搞得正规一些;第二是合作办学、集体办学,城乡都可以办,可以叫教育合作社;第三是私人办学,个体办学。今后不要提民办公助,就是大家来办,群众自己来办。实际上公家还可以助一下,不过不要公开提倡。
4月4日、5日分别听取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负责人、广东省农林水利办公室负责人和广东省委统战部负责人的汇报。
4月6日,会见在广东省的民主党派人士。
4月7日,听取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汇报商业工作、广东省财政厅负责人汇报税收工作,指出:
——国营商业部门机关化、官僚化,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私商小贩做生意能赚钱,国营商业为什么就不行 国营商业应当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例如下乡采购,晚间营业等等,搞好对市民的蔬菜供应,国营商业都让群众方便地买到又便宜又新鲜的蔬菜,才能显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自由市场对我们有利,可以暴露我们的缺点,补充国营商业的不足,方便人民。社会主义搞计划只能搞大的项目,凡我们计划不到的,自由市场就可以钻空子,这可以使我们发现问题,逐渐把计划工作做得周到一些。自由市场开放,可以使经济生活组织得更好一些,计划经济更完善,有多样性。
——税收是调节经济生活、保护生产、保护社会主义、限制资本主义的武器,不会掌握原则,对社会主义没有热心的人是搞不成的。税收不是简单收几个钱的问题,首先是考虑生产,其次是调节人民生活。要由有眼光的人去研究,必须多方面考虑,片面性会出毛病。
4月8日,听取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副司令员梁兴初、詹才芳的汇报。
4月9日,听取随行调查组的汇报。

■ 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来个大民主

4月10日,在广东省和广州市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讲话分析了当时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大的一些问题,如中小学毕业生升学难、工人和农民生活水平悬殊、城市工人要求盖家属宿舍、副食品供应紧张、临时工要求转正等问题,指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过去解决阶级矛盾的办法,必须用新的办法、新的方针、新的路线。必须允许人民群众采用小民主的办法来解决他们所要求解决的问题,不允许小民主,不经常采取小民主的办法,势必要来个大民主。
4月11日,到达长沙。同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同志谈话。
4月12日,到达武汉。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等同志谈话。
4月13日,到达郑州。同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谈话。在谈了可以集体办学校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之后,又讲了劳动制度的问题,他说:只要一进了工厂、机关的大门就不准解雇,所有正式工人、机关干部都是这样,这种制度只有中国有。苏联也不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不是这样。我们是铁饭碗,没有工作做或工作完了,都不解雇。这个制度保障工人长期不失业,是最大的好处。这个制度是否可以改 应该允许解雇。现在大家不赞成,可以不这样办。既然不解雇,国家有权要求多余的工人去做别的工作,比较苦一点、待遇低一点的工作。只愿意做拿钱多的事,不愿做拿钱少又比较苦的事,而且又不让解雇,这样下去是不成的。好事只有那么多,苦事没人做,国家是要垮台的。
4月14日下午,到达保定。同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等同志谈话。当谈到农业社集体饲养耕畜情况的时候,我父亲说:农业社要放弃集体喂养耕畜的方式。一搞合作化就实行集体喂养,没有经验就普遍推广,这就搞冒了。分散喂养并不是倒退,因为所有制还是集体的,只是经营管理方式改变一下。
晚上回到北京。
这次调查研究走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5省24个地、市、县,10个厂矿,2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6个单位。分别听取了省、地、市、县、工厂、部队、农业社负责人的汇报达20次之多,同各级领导同志谈话21次,召开大、中、小学师生、员工代表以及工厂工人、技术人员代表座谈13次,听取随行调查组汇报9次。在河南、湖南、湖北、广东省干部会议上作了5次大型讲话,集中讲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长达56天的调查研究圆满结束,并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这次调查研究的情况。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 提倡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

我父亲1957年2月至4月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视察时就曾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回到北京后,经过认真思索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他认为:学生中间,青年中间,强烈地要求升学,要求多读书,是正当的。“国家应该想法子,创造条件,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升学要求。我们国家不怕知识分子多,不怕学校多,而怕学校太少了。”我父亲分析说:“当然有个经费问题,办那么多学校,国家拿不出那么多钱。此外,还有不少的家庭不能供给所有的子女读完中学和大学。”接着他就提出了他的想法和主张,他说:“我想,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就是说,不论在学校中、工厂中、机关中、农村中都比较广泛地采用半工半读的办法。”
我父亲还讲述了他青年时在保定育德中学上过一年半工半读的情况和收获。他提出现在的学校可以不可以办类似的半工半读的学校呢 他提出:“比如新设的中学,可以盖几个作坊,配几件机器和一些工具,使那些家庭无法供给上学的青年搞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可以半工半读,某些大学也可以半工半读。可以有全部半工半读的大学,也可以在现有的大学里面办几个半工半读的班。要把这也当成一种正规的学校制度。当然,学习的年限以及课程、待遇等等,需要加以相应的调整。这样,就可以多办学校,国家经费不至于增加很多,但要盖些房子,并且提供教员。”
然后,我父亲又提出:学校可以这样办,工厂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办呢 他说,“我参观过一些工厂,青年工人很多,都是高小和初中毕业的,但是他们的劳动操作大都很简单,就只会那一门。他们现在情绪很高,但是工作七八年上十年以后,还是做那一门,我看会要闹情绪的。既然有这么多青年工人,他们的家庭负担又没有或者很少,他们强烈要求学习,有些工厂人又多,社会上还有些青年需要就业,因此,是不是可以在这些青年工人中间搞半工半读,四小时工作,四小时上学,给一半工资。愿意干的就干,不愿意干的还是八小时工作制。……可以办中学,也可以办中等技术学校,一直到办大学。”
然后,我父亲又讲了农村已经开始搞半工半读的情况和他的一些想法。
他说:“如此看来,乡村里面,城市里面,都可以搞半工半读。就是说,势必会有这么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现在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在工厂中,也是两种主要的劳动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一种是四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其他还有夜校、业余学校、函授学校等等,那些也是需要的。”
我父亲说:“如果半工半读的制度能够普遍实行起来,那就可能解决很多问题,可以比较充分地满足许多人的升学需求,工厂里人多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劳动就业的人可以多些。这是采用群众路线,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训练大量有文化的技术工人、技术员、大学毕业生。”他建议在一些单位中试办。

第十九章

○当选国家主席,深知肩上重担
○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指导各条战线工作
○“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彭老总的一封信,改变了庐山会议的方向
○庐山会议后,后右倾,后果严重
○问题严重,全党要下决心纠正
○“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 ”
○召开七千人大会,统一全党思想
○大刀阔爷进行调整
○毛泽东严厉批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围绕“四清”运动性质问题父亲同毛泽东产生严重分歧

  ■ 当选国家主席,深知肩上重担

1959年毛泽东主席退居二线,由我父亲主持中共中央一线工作。同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父亲当选为国家主席。用邓小平的话说:刘少奇的地位,是在我们党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自从1922年初我父亲离开苏联回到上海以后,几十年的斗争考验证明他是我们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工人运动最早的领袖之一。人们都知道是他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领导了武汉、上海、青岛、天津、哈尔滨的工人运动。以后又先后主持领导过中共顺直省委、满洲省委、北方局、华中局工作。参与了新四军的重建,多次临危受命,显示出“无畏的革命精神”、“正确分析形势把握局势的能力”和“出众的组织领导才能。”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政治会议上,张闻天同志就赞赏我父亲“善于从实际出发,有独立见解,敢于坚持原则。在党内干部中,很少有人像刘那样对白区工作,特别是职工运动熟悉,富有斗争经验。实践已经证明,30年代初临时中央将刘少奇的正确主张,作为机会主义来批判,并进行组织处分,完全是‘左’倾路线错误。从那以后刘少奇在党内作用,就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又据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记载,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赞赏和推崇我父亲。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和《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两个重要文件里,多处肯定我父亲,称赞“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刘少奇同志的见解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1945年4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明确地肯定了“刘少奇同志在白区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
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央决定由我父亲代理中央主席职务,他成功地、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和毛主席交给他的重要任务,充分显示了他驾驭全局的能力。1947年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时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在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有力地支持了全国解放战争,同时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建立统一的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并为全国胜利做好准备工作和筹划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1949年代表中共中央秘密访苏,为开国做准备。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诸多方面的工作中,都证明了他是我党我国我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1961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曾问毛泽东主席:“谁是你的继承人”时,毛泽东主席回答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后来毛泽东在审阅一篇《关于斯大林问题》时,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改为“早在20年代末期和整个30年代,随后又在4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再次说明了刘少奇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
我父亲在当选国家主席的当天回到家里时,工作人员和家人都非常高兴,跑出来迎接并向他表示祝贺。可我父亲的表情却十分严肃,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只向大家点了点头。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他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那时,“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开始显露。经济比例失调,生产资源遭到破坏,拆城墙建小高炉,砍伐山林大炼钢铁,假造高产卫星田,粮食被糟蹋、浪费,有些省已出现饿死人的事情,鱼米之乡的湖北也不例外。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30年后回忆道:“到1955年春节后,挨饿的人多起来了,开始发生饿死人的事情。”可是在那个“天天出奇迹”“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年代,谁都不甘心落后,头脑发涨,牛皮越吹越大,口号越来越离奇。许多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都沉浸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在批判“反冒进”、“右倾保守”、“观潮派”和“插红旗,拔白旗”的浪潮中争当促进派。有些领导人虽然也发现一些问题,但在那种形势下,也无能为力。1月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仍全盘肯定1958年的“大跃进”,并认为,以后年年都会“大跃进”。2月底、3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对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有所纠正。4月2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调整了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但仍认为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是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还必须坚持下去。大会审定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仍是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其中不少生产指标的增长速度,甚至比1958年还要高,钢的指标仍高达1 800万吨。1959年以来粮油供应全面紧张。据粮食部报告,6月份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和工矿区供应的粮食,都是随调随销,已挖了1958年的库存,预支了1959年的库存,全国范围内几乎无粮可以周转调运。1958年冬在全国农村普遍开展的“拔白旗,插红旗”彻底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和大破“右倾保守思想”大力批判“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在进行中。我父亲要想扭转困难的经济形势谈何容易。

■ 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指导各条战线工作

为了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扭转困难局面,在年初我父亲就有计划地分别召集冶金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化工部、水利电力部、铁道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建筑工程部、林业部、交通部、国家计委、水产部等负责人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
他指出:当前在工业建设中,要注意只抓加工工业和制造工业,忽视原材料工业的问题。现在要优先发展原材料工业,如除钢铁外的农业方面的原材料和化学方面的原材料。原材料工业有能力,有库存,生产就会很快上去。这是经济工作的规律之一。
在听取轻工业部工作汇报时,我父亲指出,轻工业的技术革命任务很重,现在有280万职工,以后不要再增加人了,要靠技术革命来解决,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轻重工业并举要注意轻工业,原料、生产、收购、价格要照顾到轻工业,这个行业差了不行,这是涉及千百万人生活的大问题。
在听取石油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后,我父亲指出:政治鼓动不是生产力,只是解放生产力。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好像人的“胆”就是生产力,这是唯心的。
在听取康生、胡乔木、胡绳、邓力群等人汇报学校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时,他说:“‘拔白旗’不要乱拔,是拔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拒绝党的领导、要党听他的人。至于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造成一种百家争鸣的环境和气氛。要允许人家讲话,要让人家讲完,做到畅所欲言。发现知识分子有些沉默,要注意。”
也就在这一年,我父亲撰写了《经济建设工作中若干经验总结》一文,他认为:“1958年大跃进之后,1959年计划应该订低一点,留有余地,较为主动。但在年初是办不到的。我们的认识是逐渐接近实际的。当时对6亿多人民的积极性发动起来之后到底有多大的力量,还没有摸到底。在北戴河会议时,在人民群众中唤起了伟大的生产潜力,我们大家都感到惊奇和兴奋,似乎一切都是顺利的,对于1959年生产3 000万吨钢的计划是接受了的。这就埋伏了被动。不论计划指标是高是低,在人民群众中鼓足干劲都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指标可高可低,气不可泄。我们现在和明年都要适当降低指标。但不可泄气,这要注意。”
  ■ “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我父亲被选为国家主席不久,中共中央就召开了著名的“庐山会议”。其实在庐山会议前,中共中央一些主要领导,已经发现并着手解决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召开的主要目的也是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在会议开始前,决定中国命运的毛泽东主席就定了调子,他明确讲:“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同时还讲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就是说,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还要坚持,还要鼓劲。
我父亲则认为“1958年经验丰富,教训深刻”,他主张庐山会议上大家应该畅所欲言,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会议一开始,他就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在小组会上他又说:“毫无悲观、抱怨的必要,不要责备下边”“不要轻信,要有具体办法使人不说假话。去年一股风,批评右倾保守,拔白旗,老在帽子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五八年跃进,吃了五七年的库存,预支了五九年。”同时他也提醒说:“不要泄气,泄一点也难免,以不泄为好。”
7月9日,我父亲在华中、华南组发言说:1958年出了一些乱子,得到了极有益的教训,碰了钉子知道转弯,这是真正的聪明人。不碰钉子而知道转弯的“聪明人”是没有的。碰了钉子就转弯,转弯的时候,不要泄气,而要更好的鼓气。
他还说: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要综合平衡的,你不管它,它要管你。什么叫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做到有计划、按比例、有组织、有节奏地均衡生产。高速度发展,这是从总的形势来说的,它的发展规律,只能是波浪式前进,而不能是直线上升。不能要求每一年都是同样程度的大跃进,还要准备出现马鞍形的可能。
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同志也认为,去年的教训在于没有综合平衡或有了也不起作用,“万马奔腾”都是脱缰野马。他还说,去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
  毛泽东同志的秘书田家英同志在会前被派到四川进行调查,他看到了四川饥荒的真实惨状,钢的生产指标过高,全民炼钢,一窝蜂的做法并没有停止,1959年继续“大跃进”,人力、物力实在过于紧张。田家英到庐山把调查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但却受到四川省主要负责人和一些搞高指标的人的批评。田家英同志听了十分气愤。他说:“我们党一向提倡说真话,现在是假话满天飞,越说越离奇。可是越弄虚作假,越受表扬。说真话的,倒不断受批评。”他在4个月的调查中,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是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犯了‘左’倾错误”。
毛泽东主席在会议刚开始时,心情是轻松的,称庐山会议是“神仙会”。
可是,在小组会上议论的问题越来越多,牢骚也开始发起来。而另一部分在大跃进以来积极压任务,搞高指标,搞浮夸,向上级报假成绩的人,则不允许批评。
毛泽东主席开始没有讲话,他在思索问题,观察动向。
7月3日至7月10日,彭德怀元帅在西北小组会上前后有7次发言和插话,批评得比较尖锐。华东局书记柯庆施把这个讲话记录稿悄悄地呈送给毛泽东主席。
7月10日,毛泽东主席在小组会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经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已经逐步解决了,不应抓住不放。会议在15日如期结束。”

  ■ 彭老总的一封信,改变了庐山会议的方向

7月14日,彭老总 彭德怀 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彭老总在《自述》中说道:“从7月1日起,除参加会议外,就是坐在室内看中央部门有关财经的文件、群众来信、会议简报。到7月12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实际工作去的看法。这也就是我7月14日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本决定13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13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1959年7月14日我写给主席的那封信,主要是将我在西北小组会上不便讲的一些问题,提要式地写给主席。这些问题是涉及到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问题,以及某些干部工作方法问题。……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想这些问题由我在会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毛泽东主席阅后,将这封信加上“彭德怀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给到会人员。善于整人的康生就在《意见书》下发的当天,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个字条“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彭老总他万万也没有想到他的这封信却惹起了影响历史的一场轩然大波。会议在最初讨论《意见书》时并没有像毛泽东想象的那样,不少同志赞同彭老总的看法,或是沿着《意见书》的思路,提出一些相关的问题。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作了长达3个小时的发言,他说:“缺点定要讲透,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对缺点不要轻描淡写,要采取郑重态度……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和作风上找原因……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是对的,但强调过了头,以致不顾实际可能性,这就成了主观主义。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有的人公然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账,只要算政治账。这是不行的。”
7月23日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席讲话,他指责《意见书》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许多人对毛泽东主席的这种指责不理解。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过去是毛泽东的秘书,听了主席的这个批评,心情也是十分沉重的。他怀疑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他认为按照毛泽东主席讲话的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的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
7月26日,毛泽东主席又提出:“党内右派在猖狂进攻,要划清界限。”这一声令下,批判开始升级。许多曾支持和同意彭德怀意见的人,也划清界限转过头来批判彭德怀。林彪7月29日才上山,他看到这种形势,一开始就声色俱厉地指责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康生也把《斯大林论苏共党内的右倾危险》两份摘录送交毛泽东说:“可供我们这次反右倾斗争的参考。”会议到了最后阶段,又从北京中央书记处送来了一份毛泽东和列宁有关怎样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语录。8月15日毛泽东同志为此作了批语:“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 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 你们是不愿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多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 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事实不是这样吗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前后的工作作了正确的结论。《决议》指出:“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
我父亲虽然对庐山会议有过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左”的错误并未得到纠正,他主张把反右的决议只发到省一级,另搞一个继续反“左”倾错误的文件发到县以下单位。但在那种浓烈的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战斗硝烟中,是毫无结果的。据胡乔木同志讲:“庐山会议毛主席讲话以后,少奇同志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内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他要我起草,我感到不好写。我对他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少奇同志生气了,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我请彭真同志找少奇同志谈,决定不写了。现在看,如果写出来,少奇同志也要牵连进去。”尽管我父亲也为彭德怀同志说了话,但在庐山会议上,他还是批评了彭德怀同志,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为保卫党的总线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也有他的一票。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如何,我父亲都是有一定责任的。

  ■ 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后果严重

庐山会议后,在全党掀起“反击右倾”的高潮,严重影响了对国民经济的调整。
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错误地判断“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要求八、九两个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保守思想。
毛泽东写了《关于诗的一封信》,其中说,“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投机主义分子,不过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当旗帜,向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批驳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得不偿失”“有失无得”“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等言论。社论说,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是一次“宏伟的革命运动”,“这个斗争已经取得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的胜利”。“我国国民经济中主要比例关系是协调的、正常的”。
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陆续召开扩大会议或三级 省、地、县 干部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揭露并重点批判本地区、本部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
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批示认为,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出现的“生产小队所有制”“包产到户”、去掉部分供给制,取消公共食堂等做法,“实际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的逆流”,是“反动的、丑恶的东西”,是一股“右倾的邪风、歪风”,要求各地“彻底加以揭发批判”。
同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湖南省委一个整社试点即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经验材料时提出: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应安排一个适当的时间,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次整社、整风运动,并且结合进行整党整团工作。
大体从10月开始,全国各级机关逐步进入“反右倾”整风运动,广大城乡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展了整党整社运动。
庐山会议后,在全党开展的那场“反右倾”的斗争,其后果是严重的,“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使许多坚持纠正“左”倾错误的同志,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右倾保守分子”,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进一步加剧了“大跃进”“共产风”“浮夸风”等“左”倾错误。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认为1959年的“大跃进”是全面的“跃进”,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还脱离实际地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的设想。会后,全国又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国展开,许多地方抓起“小彭德怀”,致使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更为泛滥,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处在超负荷运转状态。国民经济开始出现大的滑坡,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59年比1958年粮食减产15%,1960年又减少15 6%,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1961年比1957年减少1 000亿斤。棉花1959年比1958年减少13 2%,1960年又减少37 8%,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减产更为严重,只相当于建国前的水平。以农业原料为主的轻工业生产也急剧下降,人民群众的吃、穿、用严重不足。到1960年3月北京、上海、天津和辽宁的粮食供应频频告急,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到了6月6日,这些地区的存粮只够销售的时间分别是,北京7天,天津10天,上海几乎无大米库存,辽宁8至9天。各地情况十分严重。现在50岁以上的人,都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时期的困难情景。那时我在内蒙古,内蒙古的情况比有些省要好些,但同样也是吃不饱。甜菜渣子、橡子面,还有什么小球藻等等都成了必不可少的充饥物,吃得我们都得了浮肿病。但即使这样也比当时河南、安徽有些地区好,因为那些地方已经饿死了许多人。

  ■ 问题严重,全党要下决心纠正

  1960年,我父亲抽出近两个月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3月到天津、河北视察,4月中旬到河南郑州的工厂和农村,然后又到洛阳视察了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等3个大型国营工厂。之后,还参观了三门峡水电工程和未来水电站大坝坝址。4月24日到达西安,在听取陕西省委书记的汇报后,视察了西安和宝鸡的9个工厂和五机部第三研究所。4月30日到5月15日视察了四川省的德阳、成都、自贡、重庆等地的工厂和农村。5月17日到19日去湖北武汉视察,5月20日途经长沙、南昌时分别同湖南省委、江西省委的负责同志谈话。5月21日到杭州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5月23日至27日在上海视察。27、28日途经南京和济南时,在火车上同江苏、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
6月10日主持有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些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在座谈开始时,我父亲讲了一些意见。他说:“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比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有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接着,他分析了问题发生的原因和应吸取的教训后,又说:“这个问题不纠正,继续下去,将来还可能慢慢扩大,今天这个会议就是要研究这个问题。”
1961年3月,我父亲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在3月15日、19日、21日的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讲话。他说:“从1958年以来,在执行三面红旗的过程中,犯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这些损失,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做好了调查研究,工作作风好,工作方法对,损失可能减少,时间可以缩短,不至于陷于现在这样的被动。”“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调查研究是今后改进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要提到这样一个高度。”“调查研究,无非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首先是提出问题,我们提不出,群众是可以提出的。经过调查,决定了政策,解决了问题,然后还要检查。我们决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补充,还得到群众中去考验。”
会议上,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了不久前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
会议结束后,我父亲离开广州到湖南农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对于这一段调查,有许多同志写了文章,也拍了电影。
随着这次调查的深入,我父亲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一天我父亲在农田边发现一堆人粪,马上蹲在地上认真观察起来,当看到粪便中有草根和树皮的残渣而没有粮食时,连声说:“这里的农民也饿饭了,这里的农民也饿饭了。”从内心深处发出呼喊:“对你们不起,对你们不起。”

  ■ “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 ”

这个时期,恰是我父亲最繁忙、劳碌和身体也差的时候。他对我们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问题,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 ”作为 主持一线工作的他,心情非常沉重。我父亲说:“1958年我们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把实事求是的作风丢了,因此导致了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泛滥成灾;1959年庐山会议,我们又走了弯路,又失去了一次纠正错误的良机,而且使错误继续发展。有的同志敢讲困难,敢讲天灾,就是不敢讲人祸,不敢讲错误,更不敢承认中央有错误,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造成困难的原因,“无非是一天灾,二人祸。所谓天灾,就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所谓人祸,就是我们指导思想的失误,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这是国内因素。还有国际上的因素,苏联背信弃义撤专家、毁协议、逼债款,也为我们雪上加霜。”
我父亲同总书记邓小平叔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伯伯和副总理陈云叔叔等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为了纠正“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扭转危难局面,日夜操劳。他们深入调查研究,针对“五风”严重,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强调在农村要建立生产责任制和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要允许社员搞些家庭副业;主张零星生产可以包给社员;重新开放在1958年关闭的农村集市;停止农村办公共食堂等措施;主张农村在困难时期实行“包产到户”;城市压缩人口,禁止在农村招工;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方案;调整基本建设计划,降低了钢及其他产品的计划指标;制定和坚决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压缩基本建设,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坚决贯彻执行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措施。同时还决定了对在反右倾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虽然也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开始纠正错误,但对我父亲开始不满。他说:“从1960年下半年,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都讲困难,越讲越没有前途了。”他还批评我父亲说,在庐山会议主张“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的要点是“缺点要讲透”。还指责《中共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工作的通知》说这“是他们 指我父亲、小平叔叔等几个常委 搞的,同意发布之后,才给我看的。”其实他们之间的分歧在1956年“反冒进”时就已开始,庐山会议后比较明显而已,七千人大会开始明朗化。接受苏共斯大林的教训,防止个人崇拜以及后来“四清”运动更为明显。如果追溯更早在建国初期关于发展一段新民主主义以及主张农村土改后,应当鼓励农民发家致富,不要急于集体化,先发展供销合作社再发展生产合作社等,也都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我父亲对上述这些都曾作了自我检查。也许他认为自己的主张有某些错误,也许是为了照顾大局或其他原因。

  ■ 召开七千人大会,统一全党思想

1961年,我们国家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农业生产连续三年歉收,粮、棉、油都大量减产。粮食产量1961年比1957年还减少500亿公斤,家畜、家禽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不少农村发生了饥荒,出现了“非正常死亡”。城市口粮已减少供应,副食品也非常紧张,许多人得了浮肿病。以农业原料为主的轻工业生产从1960年起急剧下降,重工业生产从1961年也开始下降。1961年工业总产值比1960年下降40%,许多工厂停产,市场上日用百货品严重短缺。面对这种情况,干部和群众,党内党外议论纷纷。虽然中央自1958年冬开始纠正已经认识到的工作中的错误,但自庐山会议以后,“左”倾错误又有发展。许多干部,包括一些负责干部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评价也褒贬各异,因而贯彻执行也不得力。考虑到这种情况,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思想,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切实贯彻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争取国民经济早日好转。并决定扩大会议范围,包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及大厂矿企业党委书记七千余人参加了于1962年1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
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我父亲负责准备提交会议讨论的书面报告,写好后送交毛主席。原来设想是,毛主席看过并认为大体可用后,再提交政治局讨论。因为我父亲这个报告初稿,涉及过去四年工作成绩与缺点错误的分析和经验教训,涉及对当时经济困难的看法和今后的任务,涉及加强集中统一和反对分散主义,涉及党的作风和党内生活等重大问题。而参加会议的七千人,工作岗位不同,工作阅历不同,自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一致。毛主席提出,把报告稿先发给到会人员提意见修改,然后再交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再向大会作正式报告。
会议第一阶段主要是讨论修改我父亲代表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与此同时,由我父亲主持,并组织彭真等21人起草委员会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修改“书面报告”。在大会过程中,我父亲又重申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半段说的“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两者都要摆开来讲,有多少,讲多少,既不夸大,也不缩小,都要实事求是。
“应该说,经过了过去四年的工作,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是更少,而是更多;我们不是更弱,而是更强。”同时他又强调说,当前的问题是不少同志不敢正视或者低估“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缺点错误的严重性。他尖锐地指出,不能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套话来概括这四年工作中的成绩与缺点错误的关系。就全国总的情况看,“三七开”比较合乎实际。就是说成绩是七分而不是九分,缺点错误是三分而不是一分。至于有些地方,也许工作得比较好,缺点错误比较少,那里可能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或者是八个指头与两个指头的关系。同时,也可能有些地方工作做得特别差,错误犯得特别多,那恐怕连“三七开”也打不住,甚至可能是倒“三七开”。各地情况不一样,要实事求是,由干部群众去评价。
我父亲认为,农业连续3年遭灾减产给我们带来很大困难是事实。但是,过去四年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继续大刮“三风” 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 所造成的危害更加严重。吴冷西同志回忆七千人大会时的情况说:“少奇同志是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才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少奇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的气魄和毅力也就显得特别突出。少奇同志素以观点的鲜明性和尖锐性著称,他在讨论问题时毫不隐蔽自己的观点,而且力求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也素有以理论充分、逻辑性强见长,他的讲话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少奇同志提出和坚持这两个‘三七开’的观点,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需要非常的胆略、卓识和韧性,又需要十分耐心和细致的说服工作。”这两个观点,先在起草委员会,后在中央政治局得到了一致的赞同。朱德、陈云也都在各自的大组讲了话,涉及到党内斗争扩大化和党内生活不正常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等问题。我父亲先后主持起草委员会八次讨论修改这个报告,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印发与会人员。书面报告指出1958年以来工作中主要缺点和错误,分析了这些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指出“国民经济中存在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对于当前实际存在着的困难,应该有足够的估计”。同时我父亲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还对书面报告作了补充说明,重申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 七分成绩三分缺点错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次会议历经28天,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各自都作了自我批评。会议统一了思想,加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集中力量去克服困难。
这个时候我正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工作,听到参加会议的内蒙古领导人传达会议精神后很高兴,觉得扭转国民经济严重的困难局面有了希望。可万万没有想到那时毛主席对我父亲已经有了怨气,产生了分歧。
从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 也就是七千人大会刚刚开过半年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并大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他认为党内一部分人对形势估计过于悲观。他在8月6日会上讲,有些同志曾经是认为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们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他认为还是回到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 大刀阔斧进行调整

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思想,认识到需要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迅速扭转困难局面。但怎么调整,如何扭转困难局面,却没有认真地研究。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这个担子自然落在了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我父亲刘少奇肩上。1962年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常委当中除毛泽东、林彪不在北京外,其余都参加了,加上有关部门负责人共几十人。
会议首先讨论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出的年度报告,发现当年财政收支将出现30亿元的赤字,这是原先没有预料到的,他感到问题十分严重,批评经济部门没有揭露矛盾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他还说:“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 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 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陈云同志详细分析了财政经济情况,提出了克服困难的措施。
经过3天讨论,参加会议的常委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意见完全一致。大家都认为陈云同志提出的几项办法是切实可行的。我父亲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两天后,国务院召开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精神,陈云同志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得到与会者的赞同。然后以中共中央名义把陈云同志的这个讲话批转全国,同时也恢复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陈云任组长,并决定立即向毛泽东同志汇报。第二天我父亲刘少奇同周恩来、邓小平专程飞往武汉,毛泽东听了汇报,看了文件,表示同意。
我父亲对陈云叔叔关于经济工作的一系列意见一直很赞赏,为了让更多的同志了解陈云对经济工作的意见,我父亲让有关人员,把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言论收集起来编辑印发给财经小组成员、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同志一看。为此,我父亲还特地给毛泽东同志写了封信,推荐这些论述。
5月初我父亲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各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100多人。我父亲对当时的经济形势作了分析,他说:“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讲清楚。”“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看对困难形势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对困难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的1962年调整计划,下决心对国民经济做大刀阔斧的调整。提出:
一、坚决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在1961年已经下放一千万城市人口的基础上,1962年再下放一千二百万。
二、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由384亿元减为67亿元,施工项目减少三分之二以上。
三、缩短工业战线,关、停、并、转一大批企业。1962年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5%~20%。全年减少企业1 8万多个。
四、调动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保证市场供应。
会议之后,各条战线都开始行动起来。
8月的庐山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工业问题。我父亲又进一步指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虽然提出已经一年多,但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不能有效地进行。提出在必须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必须退够,会后调整速度加快。
与此同时,政治关系也在改善,为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中受处分的干部、党员进行了甄别平反和为右派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也在加快进行。
整个经济形势到年底开始恢复。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6 2%。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连续4年的财政赤字已抹掉,市场供应有了好转,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在农村,为了克服困难,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民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到1962年年中已超过20%,有些省的地县超过70%,安徽全省达到80%。
我父亲是支持这种做法的,他和陈云、小平同志也都同意搞包产到户,支持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意见。并让田家英起草有关文件。当毛泽东从邯郸回来后,他明确表示反对并批评我父亲为什么不顶住。

  ■ 毛泽东严厉批评“黑暗风”、 “单干风”、“翻案风”

7月北戴河会议把包产到户和纠正“左”倾错误的一些做法,严厉地批判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毛泽东说: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农村集体化还要不要 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 他还说: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既然阶级存在,就要出反革命,而他们总是复辟的。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
会议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开始批判起邓子恢、彭德怀同志了。有些领导同志不得不在各种场合说明情况、解释问题或作自我批评。
我父亲在中心小组发言中也不得不承认他前一段对困难看得重了。他说5月会议我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一是说1962年夏收减产已成定局,一是说单干在全国估计已占20%。
由于会议中后期,阶级斗争的调子越来越高,我父亲担心,又会重犯1959年庐山会议由反“左”转为反右的毛病,打乱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的调整,他在会议结束前几天在中心小组发言提议说:“这次会议如何传达 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传达时要联系到对干部的教育问题,讲好了,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这是个复杂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阶级斗争一联系,什么问题都联系上了,比如自留地多少,生产责任制,包工包产。现在实际上是研究的问题,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联到阶级来分析。”
8月24日北戴河工作会议结束,26日又转到北京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开了29天。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把支持写《刘志丹》小说的习仲勋、贾怀志、刘景范打成“反革命集团”。9月24日至27日正式召开全会,毛泽东再次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报告。对阶级斗争的论述更加果断、明确、系统,提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后来,把毛泽东同志这段讲话归纳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几天的大会发言中,大家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理论观点和对形势的分析。
我父亲发言一方面赞成毛泽东的意见,认为现在两个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同时又尽力维护5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正确性。会上他虽然检查了对困难估计过重的问题,但他又提出:在宣传上不要把形势说得太好了,还是有困难,还要继续克服。他再次重复他在北戴河会议上的提议: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毛泽东接受了这个建议。
会议之后,国民经济继续进行调整,生产逐渐恢复和上升,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但同时阶级斗争步步升级,扩大化也越来越严重。

■ 围绕“四清”运动性质问题父亲同毛泽东产生严重分歧

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农村进行“四清”,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1964年底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围绕“四清”运动性质等问题毛泽东同我父亲产生了严重分歧,并已表面化。我父亲认为当前社教运动中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同志反对我父亲这种说法,在许多场合进行批评,他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 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又说,“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哪有那么多交叉 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 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父亲不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张在运动中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最好不要说“派”,一说“派”,涉及的人就多了。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参加讨论《二十三条》文件的不少同志,都感到毛泽东、刘少奇这两位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出现了深深的思想分歧,并为这种情况担忧。周恩来、贺龙二位找我父亲谈心,劝他主动找毛泽东致歉,消除一些不应有的误解,以维护党的团结和领袖的威望。我父亲接受了他的意见,找机会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
尽管如此,我父亲还是毫不动摇地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并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试验在调整中同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到1965年初正式宣布“调整国民经济任务已基本完成”。

  1961年4月1日—5月15日,刘少奇回到家乡湖南宁乡县和毗邻的长沙县农村调查研究,同农民座谈。
1961年4月—5月,刘少奇回家乡时,走访农民家庭。
1961年,刘少奇回家乡时同农村基层干部座谈。
  1954年11月,刘少奇同周恩来、陶铸 左二 、罗瑞卿 右三 等在广州郊区视察椒园。
  1961年7月16日—8月11日,刘少奇到辽宁、黑龙江、内蒙古等省、自治区调查研究。图为刘少奇在哈尔滨汽轮机厂。
刘少奇同大庆油田工人交谈。
1954年,刘少奇和女儿亭亭在北戴河游泳。
1956年,刘少奇、王光美同女儿亭亭在一起。
1955年10月1日,刘少奇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0年4月,刘少奇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地视察。
  1958年7月,刘少奇在北京市石景山钢铁厂视察,并在钢铁厂
扩建工地参加劳动。
1958年7月7日,刘少奇到北京市通州区土桥乡参观沼气电站。
  1956年9月15日—27日,刘少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毛泽东在大会主席台上。
1964年7月7日,刘少奇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机场。
1958年9月,刘少奇在河北成安县同植棉老农交谈。
1960年,刘少奇同李先念 右二 在一起。
1955年5月,刘少奇在清华大学视察,右为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
1955年5月,刘少奇在北京清河制呢厂视察。
刘少奇和小商贩交谈。
  1958年9月,刘少奇赴河北、河南、江苏调查研究。
图为刘少奇在江苏连云港码头视察。
1957年4月,刘少奇、王光美同宋庆龄在上海。
刘少奇在河北视察途中的渡船上。
1959年10月26日,刘少奇同清洁工人时传祥亲切握手。
1958年8月,刘少奇在秦皇岛市郊同农民一起翻红薯秧。
  1958年7月,刘少奇和王光美乘92次快车回北京,途中同列车长周敏慧 左一 亲切交谈。
1958年7月,在山东禹城县会见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人员。
1958年,刘少奇同周恩来视察开滦煤矿。
1960年7月23日,刘少奇同舞蹈家戴爱莲亲切握手。
  1959年4月,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投票,并当选为人民共和国主席。
1960年9月,刘少奇同朱德、董必武等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
1961年9月22日,刘少奇在北京会见英国二战名将蒙哥马利元帅。
1958年9月24日,刘少奇在江苏常熟县农村。
  1958年10月,刘少奇同劳动模范陈素贞 右一 、电影演员张瑞芳 左一 在安徽宿县农村。
1960年5月,刘少奇等人在长江三峡三斗坪考察。
1960年4月,刘少奇在四川德阳水利电力设备厂基建工地视察。
1960年5月,刘少奇在三斗坪考察长江三峡水电站大坝坝址。
1955年11月,刘少奇同彭德怀在大连观看军事演习。
1955年 9月27日,刘少奇向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彭德怀敬酒祝贺。
1956年11月,刘少奇亲切问候彭湃烈士的母亲周凤。
1960年,刘少奇视察重庆钢铁公司。
  1963年9月,刘少奇、叶剑英等人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受到朝鲜人民的热情欢迎。
1960年5月,刘少奇在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视察。
1960年4月,刘少奇乘“江峡”轮离开重庆赴武汉视察。
1960年5月,刘少奇在郑州棉纺四厂视察。
1960年5月,刘少奇在成都会见劳动模范。
  1958年12月25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致祝词。
  1958年1月11日—22日,刘少奇出席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同周恩来等在南宁接见各族群众代表。
  1958年3月,刘少奇出席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同陈云等一起交谈。
  1956年4月30日,刘少奇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1962年1月,刘少奇同陈云、邓小平出席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1961年7月,刘少奇同王光美在镜泊湖。
  1964年10月16日,刘少奇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全体人员。
刘少奇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
1964年,刘少奇同小女儿潇潇在一起。
  1963年11月17日—12月3日,刘少奇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图为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大会主席台上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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