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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刘少奇(3)

 





  1946年11月11日,刘少奇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保卫陕甘宁边区延安的干部动员大会,并发表讲话。图为刘少奇前往大会会场。
1946年,在延安祝贺朱德60寿辰晚会上,刘少奇 左二 为朱德斟酒。
第十一章

○代表中央全权指挥山东及华中
○受毛泽东委托考察华北工作
○把防御的地道变成既能防御又能进攻的地道战
○创造条件推广和发展地雷战

   代表中央全权指挥山东及华中

中央决定让我父亲返回延安,途经山东时,委托他代表中央指导山东工作并处理山东的问题。同时中央书记处还致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你们之间的争论,中央派刘少奇同志去山东和你们商讨解决,请你们先行准备总结出山东工作的一切必要材料。”
山东是连接华北、华中两大根据地的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然而山东的工作却存在不少问题。
毛泽东同志就山东问题多次给我父亲发电,同时也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一一五师主要负责人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材料转给我父亲。中央书记处3月3日电报中说:“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以前更加艰苦的阶段”,“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地区缩小与分割,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弱点”。在执行政策、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以及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等方面都存在问题。
3月21日又致电给我父亲说,山东党在过去锄奸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原因及损失情况,要我父亲“彻底检查”。
4月中旬我父亲越过敌人封锁线到达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驻地。我父亲到后,立即开始工作,多次与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主要负责同志朱瑞、陈光、罗荣桓等同志谈话,深入干部、群众中调查访问,并查阅研究山东分局有关材料,召集山东分局委员、军政委员会座谈,并针对山东实际情况多次在干部会议上讲《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群众运动问题》、《改造政权问题》、《党内斗争问题》、《关于财政粮食问题》等问题,还针对山东情况提出解决山东问题的六点意见上报中央。6月1日毛泽东给我父亲来电报称:“因沿途通过无保障,山东又缺乏统筹之人,故你不宜西进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一一五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似较适宜。”
又经过4个月的工作,10月1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作出《关于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提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今后工作的总方针。至此,已完成了党中央委托他解决山东问题的任务。
山东分局根据他的意见,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其他政策,使山东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我父亲在山东期间,仍关心和指导华中根据地的工作。
我父亲离开华中,途中指导了山东、华中和华北的工作,穿越了敌人100多道封锁线,行程1500公里,用了9个多月,于1942年12月底回到延安。
毛泽东同志对我父亲的这段行程的安全是非常关心的,从出发前直到到达陕北境内,多次发电报给有关同志。2月13日打电报给陈毅和我父亲说:“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刚刚一周,又来电强调“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这样,毛泽东同志还觉得不保险,又给在华北前线指挥的彭德怀副总司令发电报,要他派人调查华中到华北沿路安全情形,同时让我父亲等等再出发(其实这时我父亲已出发两天了)。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同志又把彭德怀同志关于沿路敌情的电报转给我父亲,并强调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
7月,毛泽东又给我父亲打来电报说,“我们很望你来延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这时,山东的工作已告一段落,我父亲化装成生意人向西北进发。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仍继续关注着我父亲离开山东后的安全情况。当得知我父亲已经到达一二九师师部时,毛泽东同志又发来电报说:“安抵一二九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关于最近时局情况我有电至总部可索阅。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作周密布置。”
10月16日,毛泽东获悉我父亲即将穿越敌人严密封锁的白圭至晋城铁路,特意通知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和晋绥军区负责人林枫、周士第、甘泗琪等同志,通知说:“少奇同志路过,你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
我父亲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不断关心下,安全抵达延安。但他仍继续关心华中的工作。他写信给华中局和新四军负责人陈毅同志,提出一定要对付日寇的“扫荡”,在开展反蚕食斗争中,同敌人争夺地盘,组织与发展根据地的生产,巩固根据地。要在复杂的情况下,善于利用时机,把各项工作联系起来,避免工作步骤上的零乱。
此后,还多次去电指导华中的工作。

■ 受毛泽东委托考察华北工作

毛泽东同志得知我父亲已离开山东到达华北地区时,给我父亲来电:“安抵一二九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
我父亲在北方局会议上作了《关于华中工作报告》,介绍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加强军队整训开展群众工作、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做好财经工作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工作的经验,并对华北的工作和华中的工作进行了对比与总结。
在北方局干部会议上又作了《关于合法斗争、非法斗争与两面政策问题》的报告,指出:冀中大“扫荡”后,情况变更,组织形式、斗争形式亦须变更。冀中过去有较大规模的根据地,今天只有游击根据地和敌占区。因此,冀中全党全军的任务是坚持冀中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发展敌占区工作,最高限度的保存与积蓄我们的力量,坚持两年,准备反攻。除进行武装的抗日游击战争外,要更多的依靠合法斗争,两面政策和更多的依靠群众工作。报告指出,在敌占区,非法斗争是主要的;但敌人建立的统治在相当时间不能推翻,就同时要采取合法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斗争为主,非法斗争为辅。立场坚定不移,策略要灵活。各种形式都要采取,但任何形式都要有利于抗日,并且随时准备各种形式的变化。
10月到达太岳军区司令部驻地山西沁源阎寨村,在这期间对太岳区开展对敌斗争和减租减息等工作作了指示。
11月21日写信给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太岳区党委书记薄一波和安子文同志,答复他们提出的关于合法斗争、非法斗争与两面政权问题。
12月上旬到达晋西北,经过调查后,在晋西北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群众运动及其他问题》的报告,指出:“晋西北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对敌斗争与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在游击区、敌占区是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根据地是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报告强调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组织并教育基本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是巩固根据地的中心一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应把农会放在第一位。”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报告介绍了华中减租减息斗争的经验。同时还明确地提出了在领导群众运动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对晋西北的工作给予了很大帮助。

■ 把防御的地道变成既能防御又能进攻的地道战

“老三战”的电影(即: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不知看了多少遍,可就是不知道地道战和地雷战的发展同我父亲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这还是后来从当时领导地道战、地雷战的司令员回忆的文章中得知的。
1942年10月,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知道我父亲从华中回延安路经北方局,就由冀中赶到晋东南北方局驻地向我父亲汇报工作。
吕正操司令员谈到在冀中敌人的“扫荡”和我们的反“扫荡”斗争,是复杂、频繁又极其激烈的。老乡们虽然总是千方百计地掩护安置在他们家里的伤病人员,但有时还是避免不了被敌人发觉,受到敌人的伤害。冀中的老乡家里大都有地窖,在敌人“扫荡”的时候,每当敌伪进村搜索时,有的老乡就把在家里的伤病员藏到地窖里。但后来被村子里的坏人告密,所以敌人一来就找地窖。在这样情况下,村里党组织和基干民兵就发明了把两家或几家的地窖挖通,窖口开在柜、橱下,敌人搜索时他进这家,我们伤病员和基干民兵就可跑到那家。因地道还很小,后来也受到敌人的破坏。我父亲听到这里,笑着对吕正操说:“抗日沟,我是非常熟悉的,地道战可没亲身经历过。待我好好琢磨一下,你们也再仔细想想,找时间再谈谈。”
几天后,我父亲让秘书去请吕司令员。见面后,我父亲就开门见山地说:想和你们一道来研究一下发展冀中地道战的问题。他说,地道战的斗争形式,古今中外都还没有这种经验,完全是群众的伟大创造,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我看不仅可以坚持下去,而且可以大大发展。说到这里,他又打趣地说:传说中的一个土行孙,就闹得官家无法办。我们人人都做土行孙,难道敌人还能有法来对付。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父亲站起来踱了几步,接着说:我看要发展地道战,是否应该从根本的方向上来提高一步?你们现在的地道战,主要还是防御性的,如何能由防御性的形式逐步转为既能防御又能进攻的方式。这是发展地道战的一个关键问题。
吕正操高兴地说:这就把我们的地道战,提到了游击战争的原则高度了。
我父亲进而又启发说:怎么转可以研究。我想群众既然可以用地道防御敌人,那么他们一定还会想出新办法来更好的保卫自己,更多地去打击敌人。同时你们还可以考虑一下,是否可以把地道活动和地上武装斗争结合起来。他吸了口烟又继续说:敌人不是常说我们八路军神出鬼没吗?把地道战发展起来,就是神出鬼没的办法之一,也是迫使进入根据地的敌人,陷于草木皆兵,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的一个办法。
我父亲还提醒他们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我们现在的地道活动范围很小,敌人还会想出很多办法来对付我们。要把活动范围扩大,以我根据地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有许多实际困难。斗争是很复杂的,不是个单纯的武装斗争或技术问题,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我父亲强调要有坚定的阶级路线,依靠贫雇农。我们的武器必须掌握在有觉悟的可靠的人手里。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可团结的一律团结,可中立的就中立,这些人也可以藏到地道里,但是,游击队的武装、地道的结构和作战计划等等,是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同时,还必须严防村里的坏分子向敌人通风报信。对地富和可疑分子也要提高警惕,要严肃地告诫他们不许泄密,谁泄露地道的秘密,就决不宽饶。要掌握每个村子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治思想动态,尤其坏分子和伪军家属的动态。正确把党的阶级政策和统战政策,深入具体地贯彻到地道战中去。
休息一会儿,我父亲接着又讲县、区、村的游击队活动范围以及相互配合等问题,正规军与游击队的配合问题,地上与地道的配合问题。
最后,我父亲又提出问题征询吕正操的意见说:
你们想想,是否使村与村之间都打通一两条地道?这是一。
有没有办法让地道过河,通到敌占区边缘,在野外开几个万无一失的口子?这是二。
我们知道,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天也能翻个面。但这种工程巨大。你们试试,万一办不通,再想其他办法。随后,他又问道:你们那里的小庙多不多?是否可以在小庙的神座里挖个口,从村里通到村外,既不怕倒流,又可以隐蔽。
最后,我父亲微笑着对大家说:假使能够把今天我们所谈的样样都做到,冀中的抗战工作就会好搞得多,主动得多,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就能有更多的保证。

■ 创造条件推广和发展地雷战

1942年,日本鬼子频频发动对我“扫荡”和我们反“扫荡”斗争激烈的时候,我父亲在返回延安的途中,路过太岳军区司令部驻地山西省沁源县阎寨村。司令员陈赓向我父亲谈了敌人“扫荡”情况,同时介绍了基干民兵游击队用地雷炸敌人的情况,还有声有色地谈了一些生动的事迹。
我父亲注意到他讲的情况,并不断提出一些询问。我父亲对陈赓司令员说:“这样说来,地雷战可说是群众创造的一种突出的斗争形式,很值得我们重视。”紧接着就问道:“你们总结过经验没有?山西其他根据地也有搞地雷的吗?”
听到陈赓司令员说“由于经验不够多,还没有正式总结过”时,我父亲要他们很好研究一下,有没有发展的条件和推广的可能。在目前反“扫荡”中,就可以根据条件再作些部署,从中取得些经验。
陈赓同志见我父亲这么重视地雷战,于是他专门对地雷战的情况作了系统地搜集和整理后,再次向我父亲汇报。
陈赓同志说,最初,民兵是把炸药埋在敌人路过的地方,安上导火线,要想爆炸,还必须有人拉导火线。后来在军区的指导帮助下,基干民兵和群众又把炸药装在铁筒子、缸子、瓶子等多种器具里,做成各种地雷,安上导火管,把它埋在地下,只要碰上导火管就可以爆炸。有些民兵游击队就用它来打击敌人。每次反“扫荡”中,总有一些敌人被炸死。迫使敌人不敢像以往那样放肆,特别是夜间,他们更不敢大胆行动。后来有些民兵和游击队还故意埋了一些假地雷,在路口插上“小心地雷”等牌子和其他标志来迷惑敌人。
当父亲知道这种斗争形式,由于受到制造地雷的条件限制还仅在小部分地区开展时,他对陈赓司令员说:你们要更好地创造条件,想办法多多制造一些各式各样的地雷,并全面的加以推广,我想是能够做到的。他强调指出,地雷战,是群众在斗争中创造的,是群众性的武装斗争的一种新形式。要充分相信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领导要支持帮助他们,给他们创造一些条件。要推广和搞好地雷战,除一些技术问题外,更重要的是这里面有阶级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我父亲还对各个村的党支部如何做好群众工作,使基本群众都积极赞成和参加地雷战,或直接同敌人打游击,同时,也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打击敌人和防止地主和坏分子了解和泄露地雷战的秘密,及时地打击那些向敌人通风报信和破坏地雷战的坏蛋等方面讲了许多意见。
最后,他说:地雷战也和我们其他地方的斗争一样,都是为了削弱敌人和壮大自己,也就是为了保护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他希望能够更好地创造条件,推广和发展地雷战,有效地打击敌人。同时,我父亲还提醒他们特别注意,千万不能因为疏忽而让地雷伤害了自己人。
随后在陈赓司令员和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地雷战在晋察冀根据地广泛地开展起来。第十二章

○父亲返回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 心的成员
○在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的日子里,父亲代理中央 主席职务
○调兵遣将,不到两个月基本实现控制东北的战 略部署

■ 父亲返回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
    的成员

自1942年3月19日离开华中,从阜宁单家港出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不断关心下,历时九个多月,行程三千余里,穿越了一百多条敌人的封锁线,并对山东、华北的工作给予了指导,于12月30日安全抵达延安。
1943年元旦之夜,中央办公厅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干部晚会,进行团拜,庆祝新年,并欢迎刘少奇自华中归来。毛泽东、朱德莅临讲话。我父亲在会上报告了华中和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艰苦奋斗坚持抗战的情况,使大家受到了鼓舞。
我父亲返回延安后,仍继续分管华中的党政军民工作。他经常代中央书记处起草和以他本人的名义给华中局和新四军负责人陈毅、饶漱石写信和发电报指导华中和新四军的工作。指出:在敌寇“扫荡”下,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你们须动员全党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并以大力去开展敌占区及敌占城市中伪军、伪组和人民中的合法工作,以便配合我之武装斗争及在必要时隐蔽干部等。同时提出,一定要对付日寇的“扫荡”,在开展反蚕食斗争中,同敌人争夺地盘,组织与发展根据地的生产,巩固根据地,要在复杂的情况下,善于利用时机,把各项工作联系起来,避免工作步骤上的零乱。
此后,还根据华中情况的发展和变化,多次去电报指导华中的工作。
1941年9、10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检查总结了党的10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会议上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不约而同地对我父亲刘少奇的工作成绩加以肯定和推崇。陈云同志说:过去10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后才开始转变,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10年来的白区工作正确路线。陈云同志郑重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任弼时同志也说: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王稼祥在发言中也讲到:过去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也代表了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在他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和《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两个重要文件里,也多处肯定我父亲,称赞“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说“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中不但有刘少奇那样正确的领袖人物,而且有不少类似他的同志。可惜一概被临时中央斥之为‘机会主义者’。”“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还赞扬他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的代表。后来又就这两个文件电复周恩来同志时指出:结论已写好,尚待七大前周及少奇、德怀回来方能讨论决定,交七大通报,在内部发表 对外不发表 。”
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主席,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任书记处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下设宣传、组织两个委员会,宣传委员会书记由毛泽东担任,组织委员会书记由刘少奇担任。同时在这次会议上我父亲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兼管华中地区党政军民全部领导工作。这是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的开始。
我父亲这次回到延安,生活上相对的讲是安定些,可工作担子更重了,除参加中共中央日常领导工作,还要继续指导华中、山东根据地的工作。
这个时候全党的整风运动已经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开展起来。我父亲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两篇文章,作为运动中的学习文件。当整风运动进行到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的阶段,我父亲结合自己从1936年到1942年华北、华中的工作经验,在党内作了《六年敌后工作经验报告》,发表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的文章,提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已经提到工作日程上来,并着手进行准备工作。1944年5月21日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首先通过了一个决议,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五人组成的主席团,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担负着党政军民全面的领导重任。后来七大召开时,五人主席团成员又作为七大主席、常务主席继续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而这五位常务主席又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全部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这充分说明了这个班子是久经考验众望所归。正如邓小平说的:“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
1945年4月20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对重大问题作出结论,清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这个《决议》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杰出贡献,同时也对我父亲在白区工作的策略思想作了充分肯定。《决议》中写道: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
“至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群众工作,则应如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所主张的,采取以防御为主 不是以进攻为主 ,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 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 ,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为其主要方针。”
中共中央七届一中全会我父亲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8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 在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的日子里,父亲代理中央主
    席职务

1945年8月上旬至10月上旬毛主席离延安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毛泽东去重庆前,党中央、毛主席委托我父亲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的职务。
在这段时间内,我父亲的担子更重了,他既要抓好中央领导工作,又要配合好毛主席在重庆同蒋介石面对面的斗争,还要沟通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我军的相互联系与协同动作,指挥好前线的战斗。这段时间父亲的主要工作有:
及时指导全国各地党、政、军、群运的全面工作;
果断处理解放区附近地区的日军投降及有关事宜;
坚决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破坏和挑衅活动,并加强壮大我们的实力;
依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坚决迅速调整和积极部署我军主力,争取战略优势;
大力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努力做好城市接管工作;
尽力做好统战工作等。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的日子里,形势是复杂而多变的。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挑衅活动大大增多了。在双方矛盾冲突日趋尖锐的情况下,有些同志担心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的安全是否能有保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父亲同大家讲:“蒋介石只懂得拳头,不懂得道理,前方对他的打击越坚决,越沉重,在实际行动中越能显示出我们的力量,他越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触动毛主席一根毫毛,毛主席的安全越有保障。”于是我们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每次挑衅,都给予了异常及时而有力的回击,彻底粉碎其进攻。

■ 调兵遣将,不到两个月基本实现控制东北的战略
    部署

在这段期间内最为紧迫的任务是控制东北。东北三省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把东北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之久。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有了一定的基础,同时冀热辽根据地又联接华北,如果把东北建成巩固的根据地同华北连成一片,那对我党的战略地位极为有利。蒋介石也很清楚这点,也在想方设法控制东北,他利用中央政府同苏联订有条约的有利条件,在美国支援下加紧向东北空运部队,行政、军事、外交三管齐下,不惜一切代价要抢占东北。
这是一场战略部署的争夺。毛泽东离开延安后,我父亲立即加紧调集部队和组织人员开赴东北。8月28日从延安抽调一批干部去东北,8月下旬曾克林带领的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部队开进东北,9月6日进驻沈阳,组成了由曾克林为司令员的沈阳卫戍司令部。9月7日我父亲指示中共华中局要他们抽调一批东北籍干部,立即分别集中,指定负责人带队,经山东分局送往东北。9月11日,我父亲又以中共中央名义,下令中共山东分局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 5万至3万人,由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统一指挥,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当时中共中央原来准备派他们南下去新四军和广东工作,正在延安待命的八路军第三支队政委张启龙,晋察冀军区第十二军分区司令员程世才、副政委伍晋南等一批干部,现在也改派去东北,立即启程。我的父亲刘少奇指示:我军进入东北后,首先进驻乡村、小城市及苏联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协助苏联红军建立民主秩序。
正在我们加强部署的时候,9月14日上午苏联红军东北前线总司令派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到延安向朱德总司令正式转达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意见:在苏联红军退出东北前,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八路军个别部队已到沈阳、大连、长春等地,请朱总司令命令这些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区。朱德同志立即将情况向我父亲刘少奇作了详细介绍。
下午,我父亲刘少奇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苏方意见和东北工作。会议一致决定将我军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为了照顾苏联的面子,可以撤的名义,或将一小部分撤到乡下,有的公开撤,秘密又去。但冀热辽军区所辖的热察一带八路军活动不能撤。由山东派去的4个师仍去东北。我父亲提议建立东北局以实现控制东北战略决策的任务。以彭真为书记和东北局成员陈云、伍修权和中央军委后勤部长叶季壮等同志15日乘苏军代表的飞机飞赴东北。
9月15日晚,我父亲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各中央局下达指示:目前我党的任务,就是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强大力量。现在最需要的是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华北、华中应派遣100个团架子的军事干部,从班、排、连、营、团到事务、政治人员都配齐,迅速陆续前去东北。100个团干部的分配为华中20个,山东30个,晋察冀25个,晋冀鲁豫25个。
9月17日,父亲代表中共中央给在重庆的毛泽东发电报,提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他写道:我们全国战略方针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提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皖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调10万至15万人北上,以控制冀东、热河。
中共代表团当天就复电,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9月19日,中共谈判代表团又发来电报,再次表示完全同意延安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并提议: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政治局人员分散各地的情况下,全权委托中央书记处、中央主席及代主席,行使中央政治局职权。收到中共代表团的电报后,我父亲立即于当天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结束顾不上休息,立即起草了三份电报,连夜发出。
一份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全党的指示,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第二、三份电报是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一是向他们汇报几个战略区领导人的调配情况;二是提议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并以此作为向国民党谈判的一个让步条件。
毛泽东看后连夜发来回电,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部署,并且说,江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此间已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
9月20日我父亲以中共中央名义向中共山东分局发出指示: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要以全部力量来完成当前任务,要在两个半月内在东北组织起20万至30万的作战部队,在冀东屯集5万至10万的军队,以阻绝国民党蒋介石军队进入东北,时机紧迫,越快越好。望罗荣桓、肖华能很快到东北。在林彪来到冀东前,中央派程子华到冀东主持工作。
当天,又以中央名义发出第二个指示是给华中局的,指示他们:浙东部队及地方党政立即全部撤退,苏南及皖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部队和党政原则上亦须全部撤退。估计从江南、皖中可以撤出四五十万人,以此加强苏北、皖东,苏北、皖东主力应即迅速向山东开进,以便山东部队向东北开动。
就在这一天,我父亲还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向山东、华中军事指挥员下达命令:我军必须坚决先机夺取冀东全部,确实控制山海关、古北口、张家口、南口之线,以控制东北门户、堵截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的企图。命令山东军区派3万基干兵团,限电报到后一星期内到乐亭、秦皇岛一线登陆,协同冀热辽军区扫清冀东的伪顽军;命令新四军抽调3 5万基干兵团,限电报到后20天内在鲁南蒙阴地区待命。
这样大规模的调动军队,由于时间紧,组织工作繁重,交通工具奇缺,进度不尽人意。但是东北军情紧急,我军绝不能坐失良机,父亲决定采取断然措施,9月29日,他以中央军委名义向山东、东北的领导人发出指示:山东部队和干部,如从陆路进入东北,两个月也不能达到,那时国民党军队必将进入东北,所以必须不顾美舰巡逻,胶东和辽东立即采取切实办法,全力组织渡海,再不能有片刻迟缓,要在20天至1个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否则,绝不能完成战略部署任务,这是目前决定的一环。
对此,我父亲还不放心,第二天又以中央军委名义追发一份电报提出更严密具体的部署,使部队进入东北的速度大大加快。
10月6日又电令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等,要第三师部队到山东后继续兼程北进,开赴东北。
10月17日又急电林彪,要他率领已到冀东的部队速开东北。与此同时,其他各解放区、各军区也根据延安的指令,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布防。
不到两个月,控制东北的战略部署基本完成。陆续开到东北的部队达11万人,干部2万余名。
这一次前所未有的军事大调动,打破了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以便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同时又及时将分散在南方国民党心腹地带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至此我军已处于有利的战略态势。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11日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在他离开延安的40多天中,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不顾疲劳,便急切地要了解情况,进入工作,但由于他连续奔波操劳身体顶不住了,只能住进医院治疗休养。在毛泽东主席11月住院到12月中旬出院,这段中央日常工作仍由我父亲负责。他在这期间,根据东北形势的变化于11月20日、11月28日、12月7日、12月24日连续给东北局发去电报,提出迅速建立东满、北满、西满根据地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
这个阶段是我军将在全国范围内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大决战的极其重要的准备阶段,形势复杂而多变,父亲他成功地、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和毛主席的重托。第十三章

○父亲和朱爹爹离开延安前往晋绥解放区
○父亲到西柏坡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土改
○筹划迎接全国胜利的各项准备工作
○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变
○秘密访问苏联,我见到了离别10年的父亲
○我随父亲返回祖国

  ■ 父亲和朱爹爹离开延安前往晋绥解放区

人民解放军自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8个月共歼灭国民党军队71万多人,国民党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遭到破产,被迫改为重点进攻,纠集34个旅25万多兵力,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进攻。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3月29日中央在陕西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中央书记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由我父亲刘少奇和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撤离陕西执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我父亲就同朱爹爹等同志前往晋绥解放区,当晚在陕西绥德和山西临县的交界处东渡黄河,他们沿晋西北大地东行。
我父亲在东行的路上,发现晋绥一些地区的土地改革存在着不彻底的问题,写信给贺龙、李井泉、张稼夫同志,指出他们土改不彻底的原因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后来,毛泽东同志看到这封信并批转各地。毛主席指出:“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好,很必要。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在一个解放区存在着;他所指出的原则,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的。应将这封信发到一切地方去,希望各地领导机关将这封信印发给党政军各级一切干部,并指示他们研究这封信,用来检查自己领导下的一切群众工作,纠正错误,发扬成绩,彻底解决土改问题,改造一切脱离群众的组织,支持人民战争一直到胜利。”
5月中旬我父亲和朱爹爹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察看地形和环境以后,决定将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设在这里。

■ 父亲到西柏坡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土改

他们一到西柏坡,第一件事情就是进行土地改革。
我父亲指出:土地问题,是解放区一切问题的基本环节,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搞土地改革,就是为了打胜仗,打倒蒋介石。他亲自组织土改工作团,在平山、建平两县进行土地改革试点。通过土地改革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生产积极性,大力支援解放战争,巩固解放区,以配合毛主席指挥的全国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
我父亲在亲自抓的平山县土改试点中,发现基层组织中存在着许多问题,为了保障土地改革运动顺利地进行,必须对农村基层组织进行整顿。我父亲在整顿农村基层组织时,采取了邀请党外人士列席会议的方式。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创举。曾被毛泽东同志肯定为“平山经验”。
在领导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我父亲及时地将情况通报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以便互通情报,及时发现和解决土地改革中发生的一些问题。
7月中旬我父亲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在会上,他提醒代表们:反映情况、总结经验要实事求是,好就好,坏就坏,开个老实会。如果根据假报告作决定就会害死人。
当各地代表汇报即将结束,将要转入讨论之前,我父亲把要讨论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向中央作了汇报,并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同意,他在代表中央起草的复电中说:“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们认为你们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
土地会议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讨论、制定并通过了有着重大意义和作用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我父亲在会议总结时说:从草案来看,政策已彻底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路线。
他还说:《土地法大纲》在政策上没有规定区别对待,但实行中可以有所区别。如对不同的地主、地主与富农、旧富农与新富农等,在实际执行中还是区别一下好。但不能因为区别而牺牲群众基本利益或不实行平分。《大纲》还要经中央修改批准后,与群众直接见面。
会后,我父亲又针对各地区情况,全面部署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并针对党的基层组织情况,决定结合土改普遍整顿党的组织。
刘澜涛同志后来在谈到这段土改情况时,很有感触地说:平山“这一经验,是少奇同志亲自领导下取得的,他却把成绩归于晋察冀中央局的同志。在土改中出现了问题,他则主动承担责任”。
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许多事情上,也是这样,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派工作组的事情,他也是自己主动承担责任,免得其他同志受连累。
王首道同志在回忆我父亲的一篇文章中说:“有时,有的问题本来应当由中央或其他同志承担责任,他也常常主动分担责任。例如,1946年2月1日,他在延安作的《时局问题的报告》中,有‘和平民主的新阶段’的提法。在这之前,党中央、毛主席在一些文件中已经有过这样的提法。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少奇同志也很快同党中央一起改变了上述估计,毛泽东同志也以自我批评精神,代表中央总结过经验教训。少奇同志到1954年,还主动对此事做过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曾经很谦虚地说,他自己并不是没有‘过’,把‘坏’的就写在少奇同志的账上,这是不公平的。”
在解放区开展的轰轰烈烈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热情,有力地支援解放战争,对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极大的支援和促进作用。
土改后的解放区,人欢马跃,一派丰收喜悦的景象。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拥有1 6亿多的人口和2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可靠后方。
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我父亲又进一步阐述了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和目的,提出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关于富农土地问题、债务问题、人民法庭问题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强调土地改革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基本好转的条件之一,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完成的任务。
与此同时我父亲与朱爹爹 朱德 认真研究了整个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华北部队情况后,决定正式组建晋察冀野战军,统一指挥晋察冀野战部队向国民党发起有力地进攻。关于野战军领导人的人选问题分别征求了聂荣臻、肖克、罗瑞卿同志意见,经晋察冀中央局讨论通过后上报中央。提议由杨得志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负责全权指挥晋察冀野战军。中央很快复电同意。

■ 筹划迎接全国胜利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解放军大举反攻节节胜利,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国民党蒋介石反革命统治已注定走向灭亡的时候,我父亲在主持中央工委工作期间就开始筹划迎接全国胜利的各项准备工作。
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把各个分散的解放区连成一片统一起来,更有利地支援西北、华中和华东,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早日胜利,为全国胜利做好准备。我父亲原打算把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和陕北都包括进来,因为遭到饶漱石的反对,只能把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统一起来。我父亲首先致电正在晋察冀帮助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彭真同志、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同意后再上报中央,正式提议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战略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个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管辖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冀中、北岳六个区党委。同时提出两个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财经办事处、银行贸易机关、后勤机关、党校、大学、报纸等,亦都合并办理。两个边区政府暂时不宣布合并,但可合并办公,待召集两个区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再宣布合并。电报发出后第四天2月20日,毛泽东回电答复他提议由中央工委于3月初召集彭真、聂荣臻、薄一波、陈毅、邓子恢、康生、饶漱石到中央工委所在地开会,讨论我父亲刘少奇提出的关于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的提议,就组建华北机构,创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等问题做具体讨论。我父亲接到复电后立即通知有关人员并于3月3日主持召开专门讨论两区合并的会议。大家一致同意两区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3月6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两区中央局合并成立华北局,我父亲刘少奇兼任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聂荣臻任第三书记。我父亲在华北局组成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华北的工作方针是建设。他说过去的情况是从陕北出发落脚华北,今天是从华北出发走向全国;现在中央工委的工作主要是华北局的工作。华北工作带有全国性意义,要逐步走向正规化,建设各种制度,将来要为全国所取。他还要求大家要有全国眼光,要实干,务须团结一致,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会后积极开展华北局的工作,具体指导组建华北政府机构,制定施政方针、确定代表大会的开法、起草各种法规、安排人选等,还具体指导起草和审阅修改了《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村县 市 人民政权组织条例》等,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上决定将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改为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任主席。
紧接着考虑的就是城市接管工作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我父亲还在解放区只占全国半壁江山,胜利在望的时候,就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他认为: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在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以后,除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以外,必须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他说:现在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在全国胜利,但是已经在一万万六千万人口的地区胜利了,在这里,必须立即从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他历来主张应该把经济建设作为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中心任务,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当成首要任务。
我父亲建国以前在他的多次讲话和著作中,认真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阐述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构想。他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和12月25日他在华北财经委员会上作的《新中国的建设方针与问题》的报告中,主要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构成、主要矛盾以及如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和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我国现在的情况不同于当时的俄国,我们没有必要像俄国那样采取立即推翻资产阶级,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做法。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还不能马上采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而是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带过渡性质的特殊的历史形态。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还占有较大比重的情况下,消灭资本主义的做法是要不得的。只有适当地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才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他认为这个过渡阶段充满了矛盾和斗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是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斗争。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矛盾。而处理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通过“经济竞争”来解决。
毛泽东同志赞同我父亲的意见,他说:“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很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后,对这点可做宣传”。并嘱托我父亲草拟文件请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讨论。父亲的这些意见,为七届二中全会讨论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方针,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 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变

我父亲认为,接收城市工作,标志着我们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变。他说,虽然我们的党诞生在城市,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党的工作重点在乡村,因此,许多同志不熟悉城市工作,还有些同志难免用一种小生产者的观点在看待城市。在收复一些城市的过程中,也曾经发生过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等现象,在城市的管理上,自觉不自觉地搬用农村工作经验,混淆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损害了工商业的发展。中央对这些问题十分重视。
我父亲由于多年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的工作,在城市工作时间较长,有较丰富的城市工作经验,因此他对接管城市工作非常重视。抓得很紧,特别是对北平、天津、上海、唐山等城市的接管工作抓得更紧。他认为接收城市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要采取谨慎的政策,保护好城市这一部分较为先进的生产力,作为今后经济建设的基础。
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同志回忆说:“那时我在少奇同志那里,谈得较多的是关于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问题。后来中央陆续发出的几个有关城市接管工作的文件,例如中共中央关于接管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给华东局的指示等,都是他起草的。少奇同志同我谈的重点,是怎样利用私营工商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
天津,是在1949年1月15日以战斗方式解放的,北平,则是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的。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是3月25日移驻北平香山的。
中央对城市工作特别是对平、津接管工作是十分重视的。中央指出,平、津为全国观瞻所系,凡带政策性的决定,除中央已有具体规定者外,必须事先请示。用薄一波同志的话说:“中央对接管工作抓得很紧,过问也很细致。”
我父亲到北平后,几乎每天晚上都到毛泽东主席那里去开会,然后就是考虑和起草城市工作提纲,分别召集北平领导同志彭真、叶剑英、李葆华、薛子正、赵毅敏、刘仁、沙可夫、李立三、薄一波等同志以及北平文化接管委员会、物资接管委员会、各区委书记及工会干部会议,听取汇报和讨论有关城市工作等问题。4月1日对北平市委工作作指示。4月3日在北平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提出北平急需解决的学校、对待资本家、金融物价、私人房屋等问题。
他说:“北平工作千头万绪,我们必须抓住中心工作。二中全会指出,城市工作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北平要执行这一路线,把城市管理好。”
天津,是我们党接管的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天津能否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城市政策,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不仅直接影响其他城市的接管,还关系着人民政权的稳固。因此,党中央十分重视天津的工作。
但当时天津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天津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下,原有的工业基础已受到严重的摧残,到解放前夕,工厂生产普遍处于停顿状态,大批工人失业。解放后的天津亟待复工复业,然而当时资本家普遍对共产党的政策不托底,对“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持怀疑态度,存在着怕清算;怕共产党只照顾工人的利益;怕管不了工人而无法生产。也由于有些工人因革命胜利,在对资本家的斗争中,有些过高的要求和一些过火的行动,例如,一个月内曾发生53次清算斗争。有个别资本家甚至想弃厂外逃。正在接收的官僚资本企业,要恢复正常生产也还需要一个过程。私人企业开工的还不到30%,加上当时城乡阻隔,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有上百万的城市人口生活无着落。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派我父亲去天津。我父亲在去天津前曾做过一番调查研究,还特邀了刚从香港回来,熟悉贸易、金融工作的龚饮冰、卢绪章二位同行。天津之行的中心是讲明政策,澄清广大党员干部、工人群众的模糊认识,稳定团结,争取民族资本家,迅速解决好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问题。
在天津一个多月里,我父亲从各个方面进行调查,视察工厂企业,召集各方面人士的座谈会。他也讲了许多话,也引起了后来的一些不同争议,甚至成为某些人攻击的把柄。可我父亲那次去天津,不仅在当时起了很好的作用,而且历史也证明他是对的。请看,1949年7月4日《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
“刘少奇在天津召集资本家谈话,透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发展生产的政策以后,使资本家更明确地认识劳资关系,消除或减少了疑虑,提高了经营情绪。同时,职工会也对工人进行了较深入的教育,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使他们认识到目前只有在劳资两利的方针下,积极发展生产,才能更好地改善生活。由于劳资双方明确了劳资两利的方针,并经人民政府和职工会合理地解决了劳资间的一些具体问题,劳资纠纷显著减少,如在旧历五月节,即很少发生劳资纠纷事件。这对恢复与发展生产起了推进作用。”
薛暮桥同志在回忆我父亲在天津的讲话的时候说:“我听了少奇同志的讲话,认为他的讲话很及时,对恢复生产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那时谁都没有想到,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在‘文化大革命’中竟以‘鼓吹剥削有功’的罪名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天津人民,是忘不了我父亲的。他们不仅把我父亲在天津的讲话搜集整理成册,还专门出版了一本《刘少奇在天津》的书,用来缅怀我的父亲。我深深地感谢天津人民对我父亲的热爱。
在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段时间里,我父亲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及经济等情况,进行了认真地分析,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方针。并为中央起草许多文件和处理了许多问题,特别是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其中有: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
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问题;
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机构大纲;
金融物价问题;

第十四章

○1921年春,父亲第一次赴莫斯科,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8月,父亲第二次赴莫斯科,在如何对待黄色工会问题上据理力争。
○1949年6月,父亲第三次赴莫斯科,同苏联沟通情况,争取其对新中国的帮助和支援
○1952年9月,父亲第四次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
○1956年10月,父亲第五次赴莫斯科,协助苏联处理波匈事件
○1960年11月,父亲第六次赴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 1921年春,父亲第一次赴莫斯科,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父亲生前六次去莫斯科。从寻革命真理求救国之路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和帮助苏联处理波匈事件。他见过列宁,同斯大林进行过会谈,也同赫鲁晓夫争论过。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者看到了希望,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中国的出路。肖劲光将军是同我父亲一起去莫斯科的。他回忆说:我和少奇、弼时等十多个青年,一起从上海乘船经日本长崎去海参崴。当时海参崴还在日本占领之下,中国军阀政府驻海参崴的总领事馆一直对我们很注意,除监视审问外,还通知伯力领事馆监视我们。他还回忆了他们从伯力到黑河再到莫斯科的艰苦行程。
他们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日子里,尽管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承受着战争创伤和内乱外患的双重压力,物质条件极其恶劣,但他们心情却极其兴奋。肖劲光将军说:“我们在苏联学习这一段生活是很艰苦的,同时还有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捣乱破坏。我们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在街上站岗,星期天还要做工。”分配给我们吃的东西很少,“早上切下一块面包,中午就不敢切了,否则晚上就没吃的了。”他很有感触地说,“那时真是饿得难受”,上四层楼“中间还得休息几次”。“冬天穿一种很薄的麻布做的黄色的衣服,一人一件军大衣”,“晚上睡觉时,一个挨着一个,大家挤在一起取暖。”日子是十分艰苦的,有几个人受不了苦,想退学。
我父亲在40年后,他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47周年庆典活动时,在苏中友好群众大会上,回忆了旅莫学习的亲身经历。我父亲说:“我是1920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当时,我只知道社会主义好,知道马克思和列宁,知道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但是不清楚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为了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1921年春,我和其他几十个共青团员,第一次来到你们的国家。我们从上海到海参崴,经过赤塔到莫斯科。那时候,海参崴还被日本军队占领着,远东共和国也还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从海参崴到莫斯科走了3个月,火车时开时停。当时火车是烧木柴的,有时还要乘客从山里搬运木柴,火车才能继续行进。当时你们的国家处在革命后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看到并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当时有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但是我们这一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却因此而更加坚定了……这样,到莫斯科以后不久,我就加入了共产党。”
我父亲从那时开始,就把自己的一生完完全全地献给了党的事业。

■ 1930年8月,父亲第二次赴莫斯科,在如何对待黄色工会问题上据理力争

我父亲第二次去莫斯科是率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在如何对待黄色工会的问题上展开了争论。
所谓“黄色工会”,是指由资产阶级收买、控制与把持的工会组织,它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中国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才出现的,如上海南洋烟草工会、上海报界工会、上海邮务工会等。这些工会组织在工人中还有一定的影响,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如何对待黄色工会也是党对工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问题。我父亲在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上不同意一律要求在黄色工会里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和变黄色工会为赤色工会的主张。
当时杨尚昆是同我父亲一起参加这次会议的。他回忆说:
“在这次大会上,少奇同志当选为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作为我国驻职工国际首席代表留下工作,到1931年秋才回国。”
“少奇同志在职工国际工作期间,有两件事对我教育很深。”
“一件事,是少奇同志反对在黄色工会里公开搞赤色反对派。联共派驻职工国际的领导人不顾各国不同的实际情况,要求一律在黄色工会里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变黄色工会为赤色工会,并提出了决议案。少奇同志不赞成,认为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在黄色工会势力很大而赤色工会处于非法的情况下,企图在里面公开建立赤色反对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主张赤色工会可以加入黄色工会,利用合法身份争取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待条件成熟时,才可使黄色工会变为赤色工会。如果不顾条件,一律搞赤色反对派,只能是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力量,把自己孤立起来。在执委会表决这个议案时,少奇同志坚决反对,提出了自己起草的另一个决议案。这就冒犯了职工国际领导人,说他的决议案是‘反提纲’‘反决议’。这种提法是很吓人的,因为这是当时联共批判托洛茨基的语言。”
“另一件事,是少奇同志反对职工国际领导人歧视外国代表。职工国际执委会中,有许多亚洲、拉丁美洲的国家代表,职工国际办事机构瞧不起他们,歧视他们。比如发文件,只发给俄文本,既不帮助他们翻译,又不准他们带译员。在一次会议上,这些代表提出意见,职工国际领导人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盛气凌人地训斥这些代表。少奇同志支持了代表们的合理要求,严肃地批评了这位领导人。”
“就因为这两件事,职工国际领导人给少奇同志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且一直戴到国内,以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一些同志不明真相,而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据此攻击少奇同志,这也是后来使少奇同志的许多正确主张没有被采纳的原因之一。”
历史是公正的见证人。张闻天同志后来讲:“实践已经证明,30年代初临时中央将刘少奇的正确主张,作为机会主义来批判,并进行组织处分,完全是‘左’倾路线错误。从那以后刘少奇在党内作用,就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 1949年6月,父亲第三次赴莫斯科,同苏联沟通情况,争取其对新中国的帮助和支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父亲受中央委托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莫斯科,向苏共中央通报我国内情况和建国后的内外方针政策并争取苏联及东欧各国对我国给予支援和帮助,就新中国诞生前后可能出现的国内国际问题进行协商,并为毛泽东同志访苏作好准备。
代表团这次访苏是秘密启程的。出乎中国代表团意外的是,斯大林对我父亲秘密来访表现出了非常高的热情和相当友好的态度,无论是接待安排还是会晤规格都是高层次的。斯大林不仅从头到尾关心和直接安排中共代表团的活动,而且还亲自与我父亲会谈了5次。这在斯大林接见外国来宾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此次访苏比预先设想的要顺利和富有成果,我父亲圆满地完成党中央委托的重任。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以及争取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支持和援助起了重要作用。
此次访苏的一些详细情况前面已经叙述,这里不再详谈。

■ 1952年9月,父亲第四次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

我父亲第四次去莫斯科是在1952年。9月30日他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京,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0月8日的大会上致词并宣读了中共中央的祝词。《祝词》说:“列宁、斯大林所创立的苏联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年来的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证明了,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正确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正确地运用苏共关于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无往而不胜的。”
我父亲的致词和中共中央的祝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会后我父亲及代表团全体成员对苏联进行了友好访问。
10月20日,我父亲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写信给斯大林,谈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信中提到:“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应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估计多数资本家可能同意上述条件下的国有化,而不进行激烈的反抗。”对待农村的个体经济“准备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对待广大的手工业“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并鼓励手工作坊主联合起来采用机器生产”。
10月24日和28日父亲率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同斯大林会谈,就中国政治经济建设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斯大林说:我认为你们的想法是对的,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访苏期间,父亲和代表团成员还参加了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的庆祝活动。
1953年1月7日中共中央代表团结束了在苏联长达66天的访问离开莫斯科回国。

■ 1956年10月,父亲第五次赴莫斯科,协助苏联处理波匈事件

1956年是多事的一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国际国内都掀起了轩然大波。同年6月,波兰的波兹南机械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减少税收,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同警察发生冲突,当地政府出动警卫部队和坦克镇压,造成死亡74人、伤900多人的严重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哗然,波兰统一工人党受到极大压力,不得不公开承担责任,7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七届中央全会,党内发生了严重分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许多人公开要求彻底改组党的领导机构。波兰事态的发展,引起了苏联方面的严重关切和不安,赫鲁晓夫内外交困。
10月19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一份“万分火急”的电报,转交给中共中央。他们认为,波兰情况极为严重,事关重大,东欧各国都极为关心,希望中共派一个代表团到莫斯科商谈。并希望刘少奇或周恩来能去。
10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形势问题。
10月22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座,共同商谈波兰问题。并通知苏方,中共中央已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组成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
10月23日早,我父亲率中共代表团赶赴莫斯科。
据随行的翻译师哲同志讲:
“飞机当日中午抵达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机舱门刚一打开,我们就看到赫鲁晓夫已等候在那里。他亲自出马到机场迎接外宾是个例外。奇怪的是在机场上又只有他一人,为什么不要别人陪同 ”
“我们走下飞机,只握了一下手,任何寒暄的话都未来得及说,他就把少奇拉到他的汽车上。我随少奇刚一上车,他立刻关上隔音玻璃板,开始‘咬耳朵’。在车子行驶中,他的谈话杂乱无章,还夹杂着抱怨、诉苦。他那心慌意乱的样子,看来是在如何处理事变方面完全乱了套。”
我父亲表情严肃,只是静静地听着,一言未发,始终没有表态。赫鲁晓夫不知所措,惴惴不安。
代表团一到住地,赫鲁晓夫顾不上让客人洗漱、喝茶,就把我父亲拉到一张圆桌旁,继续诉说事态的发展情况。只是在服务员再三的催促下,赫鲁晓夫才请代表团的人员用餐。
师哲同志说:
“据赫鲁晓夫介绍,他们在最初的时候对波兰事件有一些没有根据的怀疑,怀疑波兰要走到美国方面去,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采取了粗暴的办法,调动了军队。但苏共代表团到了华沙,同波兰领导人谈了一天,经过激烈的争论,发现自己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的新领导。……赫鲁晓夫说:波兰同志对你们比较信任,对你们好,希望中国同志能够劝劝他们,那样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都有好处。”
师哲同志又说,刘少奇、邓小平考虑到苏共处理波兰问题的方针,已与中共中央大体一致,当即表态支持苏共。这一下赫鲁晓夫心中的千斤石头落了地,立刻喜形于色,挺起胸脯,不无幽默地回过头来问胡乔木:“宣传家同志,你同意刚才说的政策吗 它可行吗 你支持我们吗 ”他说完就着急想走。
我父亲让他坐下,说:“话还未说完。”
就在谈话中间,赫鲁晓夫接到匈牙利党中央第一书记、政府总理格罗的电话和朱可夫两次关于匈牙利情况报告的电话,说匈牙利要求苏联派军队去援助。当时赫鲁晓夫表示,出兵问题要经过主席团讨论。
师哲同志回忆这段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时说:“在谈话中刘少奇说:列宁、斯大林是两把刀子,现在丢掉一把不应该。赫鲁晓夫对此既不理解,也不以为然,临走时说:这把刀子应该丢掉,没有用了。你们今天不知道,斯大林时期在肃反问题上犯了多大错误,杀了一百万。现在匈牙利事情很紧急。赫鲁晓夫还说:匈牙利这些情况,你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现在也不征求你们的意见了。明天主席团开会,请你们参加。”
10月24日,中共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主席团会议。会议中间,赫鲁晓夫介绍了匈牙利的情况,说苏军已经出动,进入了布达佩斯,社会秩序已基本恢复,人民欢迎苏联红军,欢迎苏联坦克。他希望中国同志理解。他说,波兰是党内问题,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反革命的征兆。因此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同波兰一样。并说主席团的意见是一致的。
我父亲在会上,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首先转达了我党中央对波兰事件的意见,同意苏共中央对波兰采取的方针。我父亲分析了波匈事件产生的原因,并对苏共“老子党”问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劝告。
师哲同志回忆说:“讲话义正词严、有声有色,有事实、有理论,有批评、也有建议,完全是同志式的。”“在分析原因方面,少奇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一个相互关系的问题,相互之间的关系要依据什么原则来处理 大国的党,较老的党,最先取得政权的党,理所当然应多承担义务,做出较好的榜样。苏联长期以来诚心诚意地帮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中国在内,而且帮助很大。但是关系还是搞不好,波兰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匈牙利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因此就值得研究一下,是不是一切事情已做得尽善尽美,是不是其中还有一些缺点或者还有一些错误。请苏联同志考虑: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不是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也是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有不少苏联同志处理许多国际事务时有缺点、有错误。有些国际会议不是采取认真协商的方式,甚至于常常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就是要别人听你们话,不听你们就要整人。”
“少奇在发言中建议他们同各兄弟党之间的来往关系中,多进行磋商,多征求对方的意见,听取各方面的呼声;建议他们主动地作自我批评,主动地设法消除相互关系中存在的不健康成分或某些不良现象,充分表明自己谦虚谨慎的态度,让兄弟党无拘无束地讲出自己的意见,讲出自己的心里话。不要老是自以为是,不要觉得超人一等,凌驾于他人之上。要坚持互相学习,各取所长,补己不足,互帮互助,互相合作,平等互利,不干涉他人内政等原则,要把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准则贯彻到兄弟党、兄弟国家间关系的全部实践中去。”
“少奇的发言具有强烈的说服性和感染力。我翻译时站起来如同自己演讲一样,也慷慨激昂。赫鲁晓夫低下头只倾听,所有的人也都注意听着,有的还做笔记,似乎有所触动。”“赫鲁晓夫等也不能不承认他们过去确实有强人所难和搞大国沙文主义的地方。”“最后赫鲁晓夫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少奇所提出的意见,并说他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事实,来证明少奇讲的都是对的。”
10月29日、30日,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中央领导人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会谈。我父亲最后建议他们发表一个声明,宣布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平等的,顾问可以撤回,因为人家要求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平等嘛 我父亲还进一步讲道:如果不让步,不撤军,人家退出华沙条约怎么办 比如匈牙利,如果退出华沙条约的政府取得群众的拥护,你们怎么办 这个责任可要加在你们头上。
师哲同志说:“这次谈话一直进行到夜里。他们最终还是同意了我们的意见,表示政治上可以放手,经济上可以放手,军事上也可以放手。华沙条约国家可以召开会议,重新商量,哪个国家不愿在它的国家驻军,他们可以撤回来。他们也同意起草一个宣言。”
10月20日上午,苏方还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事件的报告送给我父亲,报告上讲由于纳吉(曾经是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被指责犯右倾错误,被开除出党)24日出任匈牙利政府总理,27日要求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苏军坦克部队已于29日撤出。结果纳吉政府进一步解散了保安部队和保安机关,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迅速瓦解,劳动人民党也随之解体。布达佩斯乃至整个匈牙利的局势严重失控,大批反革命分子得以出狱或从国外回来,掀起了反苏反共的浪潮,许多党员、保安部队人员被暴乱分子绞死甚至烧死。匈牙利眼看就要转入西方集团,变成法西斯统治,实行白色恐怖了。因此,米高扬提议,必须从根本上考虑对匈牙利的方针问题了。
由于中共代表团一直不太了解匈牙利的情况,深感意外。师哲同志回忆说:“少奇、小平、稼祥、乔木等整整讨论了一天,研究分析了两种办法:一是苏军撤出来,让反革命分子在那里统治,结果是多少万人头落地,那种情况我们是经历过的;二是苏军不撤,参加到群众中去,采取进攻的政策,把反革命镇压下去。由于两种办法都有利有弊,因此晚上少奇打电话请示毛主席。主席表示,可以把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来,跟他们商量。他倾向于进攻,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为好。”
当晚,根据中共代表团的建议,与苏共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议。我父亲发言时明确表示:对匈牙利的局势,是不是还有挽救的机会 不要就这样放弃了,放弃了可能要犯错误。小平同志更是直截了当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权,不让政权落到敌人手里。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坚决维护人民政权。
赫鲁晓夫表示,他们已经考虑过,一致主张退让。
鉴于苏方已有一致意见,中共代表团也不便再说什么。我父亲告诉他们,中共代表团明天晚上返京。
31日晚,我父亲接到苏方电话,要求代表团提前一小时到达机场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再度会谈。一见面,赫鲁晓夫就告诉我父亲说,今天苏共主席团开了一整天会,又有了新的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赫鲁晓夫说:苏联有那么多的军队在那里,如果在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撤退,放弃匈牙利,让反革命取得胜利,全世界的革命者、共产党员都要骂我们,说我们是傻子。所以我们采取进攻的政策。
我父亲听后笑着说:你们今天的讲话又跟我们昨天的讲话一样了。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时机问题,什么时候办 一是要有政府邀请才好去;二是要有群众基础,群众赞成才好去。只有纳吉政府的反动面目完全暴露了,群众也有很多人看清了,你们的出兵才容易得到谅解。
在10月30日傍晚,苏共将宣言草稿送给中共代表团。师哲同志说:“我边看边翻译给少奇同志听。宣言的内容基本上是少奇讲的话,甚至有的词句都完全一样。”晚上苏共主席团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宣言。并决定当天晚上就广播。第二天,即11月1日,苏共机关报公开刊登了这个宣言。宣言的名称是《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宣言》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巩固起来;在建立新制度和进行深刻的社会关系的革命改造的过程中,有过不少困难、尚未解决的任务和明显的错误,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的错误以及有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平等的原则的那些侵害和错误。苏共二十大极坚决地指责了这种侵害和错误,自己提出了下列任务: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要贯彻始终地实现列宁的各国人民平等原则。
10月31日,中共代表团返回北京。
中共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及对波匈事件的处理是正确和成功的。在批评苏共“老子党”方面,从苏联政府宣言中也可以看出,是有很大成效的,对改变兄弟党之间关系,消除隔阂,加强团结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 1960年11月,父亲第六次防问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960年11月,我父亲率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是他第六次去莫斯科,也是最后一次。
我父亲这次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正是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因此代表团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
当专机到达莫斯科伏努克夫机场时,机场十分冷清,既没有仪仗队也没有红地毯。到机场迎接的苏联领导人是赫鲁晓夫、伏洛希洛夫、苏斯洛夫等。
我父亲下飞机同赫鲁晓夫只是礼节性地握了握手,没有拥抱。
赫鲁晓夫礼节性地对父亲说:“欢迎你到莫斯科来,在你到达之前,二十六国党的起草委员会已经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现在刘少奇同志来了,我们相信会取得更加令人满意的成果。”
我父亲说:“我们是带着团结友好的愿望来的。我相信经过我们双方以及各兄弟党的领导共同努力,可以把这次会议开好。”
代表团一到莫斯科,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就在苏共中央大厦会客厅里同邓小平举行了会晤。双方就会议通报了一些情况和想法后,苏斯洛夫说:“我们准备了一份材料,全面阐述我们的立场和观点,不是为了争论,而是会谈和讨论。”然后又补充一句:“不过里面也加上了一些辣椒。”小平同志听后幽默地说:“哦 那倒要尝尝是什么滋味 ”苏共的这份文件,当时苏斯洛夫并没有交给我们代表团,是后来派人送来的。这篇文章长达6万多字,全是对我们党的攻击。这就必然要在会议上引起激烈的争论。
会议期间,我父亲率中共代表团除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活动外,还先后拜会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还同邓小平同志一起会见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
12月1日,我父亲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当代共产主义面临的任务以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等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呼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反对共同敌人,发展共同事业,同时还特别强调加强中苏两党之间团结的重要意义。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告世界人民书》等文件。
会议结束后,我父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应邀访问了苏联。在这期间接见了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实习生和中国使馆人员;拜谒列宁和斯大林陵墓;参观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的工厂、集体农庄等。
我父亲12月5日到达明斯克,在出席白俄罗斯党中央、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讲话,他说:白俄罗斯人民在卫国战争期间,英勇顽强地进行了广泛的游击战争,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有力地配合了苏军的正面作战,直到最后取得战胜希特勒法西斯的伟大胜利。你们这种英勇斗争的事迹,对于我们中国人民是特别亲切的。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主要的也是采用游击战争的斗争方式,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战斗的。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你们在游击战争中的每一个胜利,同苏军正面作战中的每一个胜利一样,对于中国人民都是巨大的鼓舞。我们把你们的胜利看成就是我们自己的胜利。
我父亲在出席莫斯科各界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的讲话,受到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
这次访苏之后,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
这次行程共35天。第十五章

○革命胜利后,要保持无产阶级纯洁的革命品质○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
○建设社会主义急需培养人才
○主持建国后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
○提倡节制生育,改正不合理的规定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

■ 革命胜利后,要保持无产阶级纯洁的革命品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几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从打天下到坐天下,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给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带来一系列的新课题。
早在建国之前,我父亲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说:
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唐太宗曾与魏徵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业难呢 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点。
我父亲还说,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在人民感谢和拥护我们的情况下,更应该提高警惕,保持无产阶级的纯洁的革命品质。只有这样,才不至于重蹈历代农民起义领袖和他们的政权在胜利后蜕化变质的覆辙。又说:我们反对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欺压群众。如果我们自己执政,不代表群众的利益,脱离群众,甚至蜕化到欺压群众的话,那我们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
“党外很多人担心:共产党没有当权是好的,当了权是不是会腐化 这的确是个问题,我们自己也应该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注意,不留心,党也可以变质。”
建国后,我父亲开始研究解决这方面的问题。195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准备会议上,我父亲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面临的新问题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迫切性,对党的组织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3月他主持召开了党的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会上,他分析了党的组织状况和存在的问题,阐述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发展新党员、改进干部管理制度和加强党的组织机构等问题。着重论述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指出:由于中国革命已经胜利,新的更伟大更艰苦的革命任务已经被提了出来,因此今后共产党员必须比过去具有更高的条件。提出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会议研究部署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定》,对所有党员进行一次“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要求每个党员对照党员“八项标准”认真检查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由此在全国逐步开展整党工作,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通过这次整党,大大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这对于保持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起了很大作用。
他还指出:思想改造,不只是对一般人们需要,首先对于共产党人就是需要的。共产党人不是只改造别人,不改造自己。共产党人在过去长时期内进行了思想改造,在现在,仍然在进行改造,在今后,还要进行思想改造,直到完全改好为止。

■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

我父亲还十分强调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更要接受群众的监督。他说:“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还强调,为了提高党和国家机关工作,要号召群众监督,要坚决反对那些认为告了状就不得了的看法和做法,有些人不准别人告状,追查写匿名信的人,实际是反对监督。不要把提意见告状看作闹事。我父亲认为:群众多说话是民主积极性的表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是好事,不是坏事。他还说:“好的干部如果没有经常的监督也可能变坏。因此对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当实行监督。除了广大人民的监督以外,还必须加强各级监察机关和检查机关,认真实行国家的监督。”
我父亲在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曾经讲过: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取消领导人的特殊待遇,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他还说:“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在干部中间要用整风的办法进行教育。要批判特权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个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
1957年,我父亲视察河北时,知道他们没有盖楼、堂、馆、所,就称赞他们说:“你们的做法很好,要坚持下去,我们执法者就是要带头勤俭建国、勤俭治国,并使之蔚然成风。宋朝范仲淹有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几百年前的封建官吏都有这样的思想境界,难道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都做不到这些吗 ”然后他用肯定的语气说:“能 我们一定要比古人做得更好。”
我父亲还针对1958年以后出现的不实事求是的一些情况,指出:“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这就在党内不少干部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印象,以为‘谁老实谁就吃亏’。有些人甚至把作假当作聪明,把老实当作愚蠢。我们必须用很大的努力,彻底改变这种情况。”“我们要正告那些不老实的人,必须迅速地彻底地改正错误,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否则,他们的前途是很危险的。”“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应该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同时,必须在党员中间,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对于一贯作假、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予纪律处分。”他强调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
我父亲还深情地提醒大家,他说:“同志们应该记住,我们党是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许多党员是国家政权的各级领导人。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事实上,这些脱离群众的作风,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同志身上,表现得相当严重。党和国家的一切机关,都应该密切联系群众,严肃地处理关系广大群众利益的问题,认真地对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有的同志,对于群众向党、向中央反映情况,不看作是党和群众之间的一种必要的联系,而看作是告自己的状,这是极端错误的。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公然扣压群众来信,甚至追究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对他们实行打击报复,这是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所绝对不能允许的。还有少数地方,使用对付阶级敌人和坏分子的专政工具,任意扣押、监禁群众,甚至对群众施行肉体上的处罚,这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应该把自己看成普通劳动者,没有任何特权,都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和群众同甘共苦。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以艰苦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为耻。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干部处处讲究生活上的享受,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在不少的干部中间,那种摆排场,闹阔气,假公济私,明目张胆地挥霍人民财产的特殊化作风,在最近一个时期内有了滋长。这种旧官僚的恶习,在我们的队伍里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只有打掉了这些官气,彻底纠正了这些恶劣作风,党同群众的联系才能够进一步加强。”
关于党内生活问题,他早在1955年就曾说过:“书记和委员,应当不怕有人反对,你反对得正确,对党有利,很好;反对得不正确,只要不是有意地制造分裂,也不怪罪于你,因为你有反对的权利,党章允许嘛 ”“党内有意见不能怕争论,而应当公开地争论。只有公开地争论才不会破裂,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有意见不能展开争论,就是党内生活不健全。”
1962年1月我父亲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又专门讲了党内生活问题。他也用较长的篇幅谈了党内民主问题。他说:
“应该指出,近几年来,党内生活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这种不正常现象的主要表现是:
有些党组织,不容许党员提出不同的意见,把敢于提意见的人,随便说成是有思想问题,甚至指为‘反党分子’。
有些党组织,不容许党员在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讨论工作问题和政策问题,不容许党员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是批评党组织领导人员的缺点。有些党组织,甚至把党员对具体工作的具体意见,错误地说成是政治问题和路线问题,把党员对党组织领导人员的批评,错误地说成是反对党的领导。
有些党组织,采取过火斗争和惩办主义的办法,斗争和过重地处分了有一些缺点和错误的党员,甚至斗争和处分了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的党员。
有些党组织,对于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党员,进行打击报复。
有些党组织,不按照党章的规定,随意吸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党,随意把党员开除出党。
有些党组织,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竟然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审判和惩罚了一些有缺点和错误的党员,甚至审判和惩罚了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党员。
由于有些党组织犯了党内过火斗争的错误,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损害了党的团结,损害了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使许多党员不敢说真心话,不敢提不同意见,互相戒备,造成隔阂,心情很不舒畅。
党内这些不正常现象,绝对不能允许继续存在。”
我父亲还说:“近几年来,在党内生活中发生了许多不正常现象,这并不是由于我们党内无章可循,无法可守,也不是由于党所制定的章程、制度不正确,而是这些章程、制度在一些党组织中,没有被执行,或者被歪曲了,被破坏了。”“根据党章的规定,任何党员都不准向党说假话,作假报告,欺骗党;任何党组织和党的负责人员,都不准侵犯党员的权利,压制批评,压制民主;任何党组织的负责人员,都不准滥用职权,任意斗争和处罚党员。今后,任何党员如果犯了这类错误,都必须给予纪律处分,直到开除党籍;违反了国家法律的,还应该依法处理。”
他最后指出:“上面所说到的在我们党内的各种不正常情况,是党内绝大多数同志都已经觉察到,都认为是必须纠正的,而且有许多是已经纠正或者正在纠正的。在我们纠正了缺点、错误,改变了那些不正常的情况之后,由于我们不仅有了正面的经验,还有了反面的经验,我们党的战斗力就会加强。”
我父亲说:“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集中,不可能实行集中统一。”“我感觉,我们这几年的主要经验之一是这一条。如果我们这几年根据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有许多错误不会犯,即使犯了,也可以早发现。”
1962年底,在我父亲的关怀和直接指导下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再一次着重讨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会议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任务,不是比过去更轻,而是更重了。党的建设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法宝之一。党要管党,必须对干部和党员施以严格的监督。执政党必须认真地建立和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保证党和国家不变色的根本制度。”
我父亲指出:“组织部门的工作就是要把干部管好,首先是要把成为“统治阶层”的几十万干部管好。要经常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看他们是否脱离群众,是否有特权,并且规定一些制度,限制他们的权力,要他们把工作做好,要他们永远不脱离群众。这是组织工作、干部工作的根本问题。

  ■ 建设社会主义急需培养人才

开国初期各种工作千头万绪,国家事业百废待兴。党的中心任务由武装斗争转到了国家建设。这一转变,带来的突出问题是人才奇缺,尤其是经济管理和技术人才更为缺乏,极不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
早在建国之前,我父亲就多次指出:“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他对出国留学生也非常关心,一再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待新中国建立后,回到祖国参加建设。他还专门给东北发电,请他们关心和帮助国外留学生。他在电报中说:“最近接到一些小孩子从莫斯科寄来的信,他们都在中学快卒业或已入大学与专门学校或在大学快卒业。请你们代表中央对他们的学习加以可能的指导,要他们学习工业、农业、采矿、医学等各种技术,同时尽可能参加共青团、职工会及其他组织的活动。并请你们把《东北日报》及其他报纸书籍分别各学校按期寄给他们,使他们多知道一些祖国的情形。”
1949年我父亲到莫斯科还专门接见了在莫斯科的留学生,关心和鼓励他们并当场把即将在莫斯科组建中国大使馆大使的王稼祥同志介绍给大家,请他来关心和帮助这些在国外学习的学生。
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就着手主持创办一所新型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培养国家的建设人才。
我父亲在新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讲:我们是以为工农服务为目的的,我们国家的教育也应该是为这一目的,我们的大学要教育出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我们不只是破坏旧中国,而且还要建设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因此要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干部。为了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干部,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
同时,他还要求人民解放军开办专门学校,帮助干部、战士学习文化、学习技术,为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培养人才。1950年5月16日,我父亲在全军参谋会议上讲:“部队和地方老干部,是我们党的精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骨干。”但也有缺点,其缺点“就是文化水平低,技术知识少,业务能力差,因而应付新的工作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水平”。他还提出:部队每个师要开办一个学校,把文化程度低的抽上来学习,只要他们愿意学,我们就给他提供学习的条件和时间。部队原有的技术人员,也可以进专门学校进一步提高。他说:我们将来就要靠这些干部来管理国家各方面的技术工作。军队要建设海军、空军、炮兵及各种技术兵种,也有赖于这些干部的提高和掌握军事技术。
同年9月我父亲在马列主义学院开学典礼上也讲到:“现在,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这是一项经常性的任务,不可能一下做好,大约要花十年的工夫才能前进一步。”他还说:缺乏理论是很大的弱点。“掌握了理论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有些人不懂理论,又要站在指挥台上指挥,行吗 不行。”“仅仅读了几本书,有了一些理论知识,并不等于就有了理论。”“我们学习马列主义,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要把马列主义变成教条。”
我父亲后来写信给马列主义学院副院长陈伯达、教育长杨献珍时,很关心工厂管理问题的教学情况。他说:“马列主义学院对工人运动及工厂管理问题的教学情形,不知怎样 应认真地教一教这一门课。因为我们多数党员对于工人中的问题太生疏了,这就使他们不能很好地领导工人群众。”

我父亲对培养干部是十分关心的。他一次对赴苏留学的学员讲:去苏联学习是一种投资,建设工业需要投资,首先是投资在干部的培养上。要去学习,首先要下定一个决心:为人民学习,为国家学习,学得了以后为人民工作,为国家工作。
同时,我父亲对旧有技术人员的使用也非常注意,他在1953年8月底阅改一份中央文件中指出:“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必须十分重视争取和改造中国旧有技术人员的工作,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即使还有许多错误的观点需要改正,但一般地说来,他们对于我国过去的经济恢复工作已有不少的贡献。在今后的建设事业中还会有更多的贡献,恰当地估计他们过去的功绩,诚恳地妥善地改正他们的缺点,认真地团结他们,逐步地改造他们,使他们安心地更好地为今后的建设事业服务,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

国家建设要有干部。训练干部,一个要看可能,一个要看需要,数量和质量要结合起来,增加招生人数一定要有限度,要逐步增加,既不要右倾保守,也不要急躁冒进,工作要做得又多又快又好。

  ■ 主持建国后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

新中国刚刚诞生1个多月,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就要在北京举行。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亚洲、澳洲一些国家的工会代表100多人。我父亲是世界工联副主席,又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就被推选为这次亚澳工会代表会议的主席来主持这次会议。
在开幕式上,我父亲致开幕词时,响亮地说:“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今天能够在中国召开,这是由于亚洲和澳洲进步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强大发展的结果。这是世界工联所领导的世界民主工会力量的发展壮大,反对美、英、荷反动工会领袖的分裂政策,坚持国际工人运动团结统一,以保卫世界和平、民主与工人阶级权益的一个伟大胜利。同时,这也是由于中国人民大革命在中国这一块广大的土地上获得了决定性胜利的结果。在这样的基础上召开的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无疑的,它将推动亚洲、澳洲进步的工人运动和广大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更加向前发展,并在国际工人阶级亲密团结的基础上促进亚洲、澳洲各国工人阶级的亲密团结。”
出席这次大会的是来自亚澳31个国家的代表,他们中有的是共产主义者,有的是工团主义者,还有的倾向于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各国的国情也不相同,因此,对工人运动的要求自然不会一致。
原苏联总是摆出一个老大的样子,想把会议的方向完全纳入他的轨道,在大会的议程上,特别是通过一些决议时发生了尖锐的争执。据当时出席会议的金凤同志回忆:法共中央委员、世界工联总书记赛扬是跟着苏联走的,他看到会议不大符合他和苏联的要求,大发脾气。赛扬甚至想甩手不干,声明他马上要回欧洲去 一些苏联代表也摆出一副不合作的样子。“少奇同志此时显示出他非凡的组织才能和高度灵活的政治策略。他不慌不忙,几句话就平息了赛扬的怒火,然后少奇同志和所有到会的,包括不同政治倾向但要求进步和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各国代表充分协商,终于顺利通过了大家满意的议程和决议。”“傲慢的赛扬和傲慢的苏联人低头了,他们认识和承认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地位,承认和认识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刘少奇同志的杰出的才能。在告别宴会上,我亲眼看到傲慢的赛扬举着酒杯走到少奇同志面前翘起大拇指说:‘伟大,中国共产党 伟大,中国工人运动久经考验的领袖 请你一定干杯,亲爱的刘少奇同志。’”
这次国际会议,就这样圆满结束了。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建立世界工联亚洲联络局的决议》和《告亚洲各国工人和一切劳动者书》等文件。

  ■ 提倡节制生育,改正不合理的规定

开国初期,国际、国内事情千头万绪,清剿土匪、镇压反革命、稳定物价、救济失业、恢复经济、进行土地改革、巩固新生的政权……。党和国家领导人昼夜操劳,日理万机。当国民经济恢复好转,进行有计划地经济建设的时候,就不能不考虑我国人口众多、且繁殖增长较快,给落后的农业国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我父亲深深为中国人口众多而且还在不断继续增长给国家带来的困难而焦虑。为此,他于1954年12月27日召集国务院第二 文教 办公室、卫生部、轻工业部、商业部、中央宣传部和全国妇联等单位的负责人座谈节制生育问题。
我父亲在会议上从节制生育的意义讲到如何宣传,怎样组织生产避孕药品、器具的生产供应等具体问题。并建议成立一个经常工作部门。
我父亲针对座谈情况在总结讲话时,首先提出了对节制生育是提倡还是反对的问题。他说,有些人反对,有的还写文章反对。可我们党是赞成的,这点是肯定的。我父亲进而还说明了苏联开始也是搞节制生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减少,又有大量荒地需要人来开垦,所以才提出“母亲英雄”的口号。我们中国情况不同,我们现在不搞“母亲英雄”,就是“将来也不搞,可能永远也不搞”。“我们在陕北时提过‘人畜两旺’的口号。据我所知,当时陕北婴儿死亡率很高,生下来的小孩有百分之五十都死了,人们要求改变这种情况,我们才提出‘人畜两旺’。我们并未提倡多生,主要是设法降低婴儿死亡率。”“但就在那时‘人畜两旺’在干部中也没有提倡。”“我们已经有了六万万人,每年生的比死的多得多。全国每年出生二千多万人,除掉死的还增加一千多万人”“全世界的人口增加,以中国为最快,现在每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二。如果不节育,增加还要快。人口增加后有没有困难 有困难,困难很多,而且一下子解决不了。例如北京的粮食、布匹、药品就都不够。国家在这方面有很大负担,很多个人也有困难。总之,小孩生多了困难很大,父母、家庭、小孩子本身都困难,社会和国家也困难。衣、食、医药、学校等等都不够,而且一下子也解决不了。因此,应当赞成节育,不应反对。反对的理由都不能成立。说节育不人道,这不对。说节育影响不好,这不是实际问题。”
在谈到节制生育的宣传问题时,他考虑到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赞成甚至抵制节育问题,我父亲说:“首先搞一个党内指示,在党刊上发表,先把党内思想统一起来,使干部看法一致。卫生部可以用卫生常识的名义专门编些技术指导小册子。”“医药公司卖些避孕药品和器具,生意好得很,也用不着登广告。”
他还指出,“在卫生机关和医院中,对医务工作人员讲清楚道理是必要的,以澄清思想。”
我父亲还对当时卫生部门一些不合理的规定,提出了他的意见:“堕胎、绝育等问题,卫生部应有具体规定。现在结扎输卵管要生过六个孩子,限额太高了。特别是有病的人,最好一个小孩也不要。还有难产的,据说上海有剖腹生过三个小孩子的人要求结扎输卵管,医生还不干。其实,这样难产的,不必等第三个就应该结扎了。”
在谈到避孕药品与器具的供应的时候,我父亲说:“避孕药品与器具的供应,不要从商业问题上着眼,这是个人民需要的带政策性的问题。商业部门和生产部门要努力供应,力求满足,尽可能做好。国家控制有必要。私人工厂也要加工订货。扩大生产有困难,可以克服。这生意不会亏本,但不赚很多。自己生产不足,允许进口,从苏联、人民民主国家进口,也允许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也不禁止到香港去买。”
谈到农村节育时,我父亲说:“现在乡下人也在叫苦,他们不知道如何节育,也不知道可不可以不生孩子,溺婴的很多,特别在贫苦农民中更多。可见农民中也不是没有人要求节育的。做妇女工作的同志就应该采取适当办法,告诉他们如何节育。”
最后,我父亲指示有关部门:根据今天讨论的结果,起草一个报告,叫中央批下去登党刊。同时指出,节育的经常工作主要由卫生部负责。
1955年2月,中共卫生部党组,根据我父亲在这次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起草了关于节制生育的报告。3月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的批示中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群众中 少数民族地区除外 ,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这一指示下达后,并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1957年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被错误地说成是“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加以批判后,人口增长速度迅速。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马寅初先生的观点才得到肯定,对他的错误批判得到平反,计划生育才被提到基本国策的高度。这已经被耽误了20年,中国人口现在已达到12亿之多。

  ■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

关心和帮助少数民族,是我父亲一贯重视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就明确指示:少数民族事务必须细心地注意处理,要保护他们的利益,多和他们发生关系,不论他们是上层或是下层,是僧侣或平民,以求得更多地了解他们、处好关系,安定他们,然后再慢慢帮助他们。
当我父亲发现在这方面出现问题时,就立即指出并加以处理。1950年6月13日,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最近由于若干下级党委和干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不慎重,不将所要处理的问题向上级报告和请示,因而发生了不少的事件。”“以后各地有关少数民族问题,应集中由各中央局处理,重要的问题则报告中央处理。如遇紧急情况发生,各地除立即向上级报告和请示外,各地亦应只作防御和退却的处理,不得采取进攻的步骤。此外,关于各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改革,特别是有关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土地制度、租息制度、婚姻制度的改革等,必须从缓提出。”“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必须首先了解少数民族中的具体情况,并从各少数民族中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决定当地的工作方针和具体工作步骤。必须严格防止机械搬用汉人地区的工作经验和口号,必须严格禁止以命令主义的方式在少数民族中去推行汉人地区所实行的各种政策。
1951年9月4日,我父亲又在他亲自起草的中央给新疆分局的指示中提出:“由于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又有严重的宗教问题,在这些地区内进行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的斗争,是一件十分严重的需要周密考虑后来进行的事情。”随着形势的发展,1952年5月17日父亲在中央起草的《对新疆若干工作方针的指示》中说:“在新疆农业地区,今年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这是一个坚决的革命的进攻,不容动摇。但在实行这个进攻的具体步骤上,必须十分慎重,切戒急躁,必须准备充足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去实行进攻,以便获得全胜。在新疆实行社会改革,充分地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的问题上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社会改革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
后来,他又指示新疆分局,应“在你们的土改法令上明文规定保留清真寺、拱北和喇嘛寺的土地。在土改进行中,所有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及土改工作队均应向群众明白宣布这条法律,不许含糊或不予宣布,更不许宣布其他办法。”“因为今年要集中最大的力量去进行土地改革,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就不要同时进行改革。在土地法令上也应有一条规定:土改法令不适用于牧区或畜牧经济,并应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广泛宣传这条法令,以稳定牧区。”
我父亲还多次强调,汉族干部要尊重少数民族干部,不能有大民族主义;少数民族干部也要欢迎汉族干部。要相互帮助、真诚团结。
1958年我到内蒙古支边之前,爸爸也一再嘱咐我要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民族礼仪,要虚心向少数民族群众和干部学习,要全心全意地为内蒙古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爸爸让我多到农村牧区调查了解情况,真正地关心他们,努力把工作做好。爸爸还说:“你在那里工作,就要学蒙语,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他们、帮助他们,为他们服务好。”我每次从内蒙古回来,爸爸都要问我你到过牧区吗 学了多少蒙古话 和那里的同志们团结得好不好 有没有不尊重少数民族同志的生活习惯 等等。

  1945年7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会见国民参政员褚辅成 右一 ,图为刘少奇同褚辅成握手。
  1945年5月14—15日,刘少奇在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1946年,刘少奇同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
1946年,刘少奇、朱德在延安。
  1946年春,刘少奇 左一 同毛泽东 右一 、陈毅、聂荣臻等在延安机场。
1947年3月,刘少奇在陕北。
1948年,刘少奇在西柏坡。
1949年,刘少奇同国际友人在西柏坡。
1948年,刘少奇、王光美和女儿刘涛 左 、儿子丁丁 右 在西柏坡。
1949年3月12日,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
1949年3月,刘少奇在北平西苑机场。
1949年3月,刘少奇在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
1949年秋,刘少奇同王光美在中南海。
1949年4月,刘少奇在天津碱厂。
1949年5月,刘少奇从天津到唐山视察。
1949年夏,刘少奇和王光美在北平。
1949年,刘少奇访问苏联时同儿子刘允斌 左 、女儿刘爱琴 右 在一起。
1946年,访问苏联期间,刘少奇在莫斯科宾馆的办公室里。
  1949年8月14日,刘少奇在莫斯科同在苏联学习的子女刘允斌、刘爱琴及朱德的女儿朱敏 右二 合影。
  1949年6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图为刘少奇同代表团成员高岗 右一 、王稼祥 左一 在莫斯科合影。
 1952年,刘少奇在参加苏共十九大后同王光美到黑海边索奇休养。
刘少奇1953年1月11日从苏联回到北京,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
1955年,刘少奇深夜工作。
1959年3月,刘少奇在办公室查看地图。
1957年5月1日,刘少奇同毛泽东、伏罗希洛夫 左一 在天安门城楼上。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廖承志、刘宁一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
   刘少奇同邓小平、彭真等在莫斯科红场向列宁墓献花圈。
  1949年10月1日,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右起:刘少奇、张澜、朱德、毛泽东。
1950年10月,刘少奇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
  1958年9月28日,刘少奇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高级步兵学校的教职员工。
  1961年6月,刘少奇接受苏加诺总统赠送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一级勋章。
  1963年5月,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在金边政府饭店举行告别宴会,招待西哈努克亲王。
  1963年5月,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到达河内时受到越南人民的热烈欢迎。
1959年,刘少奇同孩子们在庐山。
1955年7月,刘少奇同全国人大代表果基木古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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