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我的父亲刘少奇

 



我的父亲刘少奇
第一章

      ○11岁的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
      ○我想像着父亲母亲,又想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
      ○我多年所受的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哇”的       一声,扑到父亲怀里哭了起来
      ○和爸爸一起回家

11岁的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

  1938年,是我来到人世间的第十一个年头。可我这个小傻瓜却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更不晓得他们的长相和身在何处。因为这之前,我只知道自己是个家里养活不起的苦小囡,并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身世。
3月的汉口,阴雨  。而我的心情就像这天气,既冰冷,又压抑。我实在不知道这当牛作马的日子何时是个头?这挨打受骂的折磨何时有个休?这童养媳的绳索会捆绑我多久?
就在我在婆婆家度日如年,难以支撑的时候,奶妈和一个穿戴整洁的人突然来到婆婆家。我一看到奶妈,立即扑过去痛哭起来,嘴里喊着“妈妈,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奶妈搂着我的头,边给我擦眼泪,边安慰我:“孩子,别哭了,妈这次来,就是接你回家。”婆婆一听愣住了,奶妈赶紧同婆婆耳语了几句,同奶妈一起来的叔叔又把婆婆拉到门外低声说了好半天。奶妈在屋里给我换了一套衣服,又给我梳辫子。嘴里不住地说,“这回好了,回家了”。我紧紧地拽着奶妈的衣角,很怕她再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之后,叔叔给了婆婆一包东西,便带我离开了这个家。
一出门,我头也不回,跟着奶妈、叔叔一溜儿小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走,快离开这个不是人呆的地方。此时的我,真的就像出了笼的小鸟,自由、轻松,又有点不知所措。
拐过路口,叔叔对奶妈说:“给她照张像吧。”照像?我长这么大,从没照过像,也不知照像是怎么回事。在大人的摆布下,我第一次坐在了摄影灯下,拘谨地照了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从照像馆出来,叔叔又让奶妈带我去洗澡、理发,之后给我换上了一套白褂蓝裤的学生装。站在镜子前,看着焕然一新的自己,我不明白这是要干什么,睁着一双迷惑的眼睛问奶妈。奶妈高兴地说:“孩子,这回你可真要回到自己的家了。”说着,奶妈的眼圈里涌上了一层兴奋的泪花。那位叔叔指着奶妈对我说:“她是你的奶妈,你还有亲生父亲,他在很远的地方。这次我来接你,就是要把你送到你爸爸那里去。”她是“我的奶妈”?我的“亲生父亲”?我刚刚轻松一点的心,一下子又缩紧了,这是真的?我惊愕地睁大了眼睛。“不,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你是不是又要把我卖到别的地方去?”我紧紧抓住奶妈的手,扑在她的怀里放声大哭,闹着要跟她回家。奶妈看到我这样,也泪如雨下。她摩挲着我的脸说:“我真的是你的奶妈。孩子,这些年你受苦了,妈也是没有办法呀。这次是把你送到你爸爸那里去,绝不会再卖你了。”我转过头来望着那个人,好像要从他的脸上找出答案,只见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再看看奶妈,她那张饱经风霜,过早地布满了皱纹的脸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堆满了慈祥、温柔的笑。我紧紧地抱着奶妈,抱着这位把我从小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风里雨里疼我爱我胜过爱她亲生儿子的奶妈不肯松开。

■ 我想像着父亲母亲,又想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

奶妈离开后,叔叔把我送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一位叫夏之栩的妈妈接待了我。她像早已熟知了我的一切,一边抚摸着我身上被打的伤痕,一边告诉我说,我的亲生父亲在延安。延安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那里没有压迫,没有欺凌,没有苦难……她说了许多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新鲜事儿。我的心早已随着她的讲述飞到了千里之外的延安,飞到了从我记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的父亲身边。
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又住了几天,我身上的伤痕开始一块一块地愈合。我高兴极了,心想这里真好,不挨打不挨骂,大人们对我都那么和蔼可亲,延安也一定是这样的。
想到延安,我就想到了爸爸。爸爸是什么样子的?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几经思索,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了想像中的爸爸的轮廓:高高的个子,匀称的身材,慈祥的笑容,一双大手把我揽在怀里……爸爸,我的亲生父亲,虽然我们还不曾见面,但我的心一直处在一种久违了的亲情之中。还有妈妈,我的亲妈妈,一定也在延安,和爸爸在一起。此时此刻,爸爸妈妈一定也像我的心情一样,渴望早日见到自己的女儿。
过了几天,又有几个亲人在延安的孩子来到了这里,我们都急切地想快点启程,快点到达延安,快点看到自己的父母。终于,一天晚上,八路军办事处的人把我们送上了一列开往西北的火车,告诉我们是去延安找自己的亲人。我高兴极了。我们上了一节货车厢,里面有许多用稻草覆盖着的大木箱子,不知装的是什么。大人嘱咐我们,如果有人查问,就躺在箱子上装睡,不要动。
夜,黑沉沉的。我们乘坐的载货列车风驰电掣般地由武汉驶往西安。我躺在封闭货车的木箱上,怎么也睡不着。望着车的顶棚,一遍遍地猜想着父母的模样,一遍遍地编织着同父母见面的情景……。想着父亲母亲,又不禁想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一幕幕悲惨的经历浮现在眼前,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在我五六岁刚刚记事时,我们一家四口人——养父、养母(奶妈)、我和弟弟就在贫穷困苦中挣扎着。养父曾是武汉当年参加罢工的工人积极分子,早已失业,整天在外打零工,找活干,一天挣不了几个钱,家里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养母则常常是一只胳膊挎着篮子,里边装着袜板和针线,另一只手牵着弟弟和我,到处揽活,替人缝补浆洗,挣点钱糊口。
我们没有固定的住处,也没有什么铺盖行李。一家人今天住在这儿,明天住到那儿。有时只有我们一家,有时又有很多人挤在一起,都是些无家可归的人。
一年,我们住在一个破阁楼里,地上铺了些稻草和棉絮。我正在出麻疹,发高烧。养母看着我那烧得通红的小脸儿,想留在家里守着我,可又得出去找生计,于是哄着我说,“好孩子,你在家里躺着,妈干完活回来给你买一根油条吃。你好好等着妈,嗯?”我尽管害怕阴冷和孤独,可是身不由己,只好点了点头。养母带着弟弟走了,我躺在草铺上浑身冷得发抖。昏沉中等啊,盼呀,好不容易捱到天黑,养母才两手空空地回来了。一进门就赶忙过来摸我的额头,然后长吁了一口气,“老天保佑,可算好些了。”弟弟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养母看看我,又望望他,眼泪吧嗒吧嗒地落在了我的脸上。我明白了,妈妈又是一天没有找到活干,哪里还会有油条呢?
城里的日子实在熬不下去了,养父母带我们离开了武汉,回到乡下的老家。老家也穷,一个70多岁的奶奶守着一间半破房子。养父给人家打短工,我们仍要靠挖野菜度日。
我8岁那年,奶奶饿得骨瘦如柴,眼看就要不行了。养母哭着对我说:“孩子,明天妈送你到城里亲戚家去,他们家能吃饱。只是你以后不能再回来了,妈有空儿会去看你。”说完后,她的泪水簌簌地往下流。我怎么能离开妈妈,离开家呢?家里虽然穷,日子虽然苦,但生长在穷苦中的我,心里不觉苦,因为我有妈妈,有母女之情啊。如今要离开妈妈,去亲戚家,这怎么行?!我哭着闹着喊着:“我哪儿也不去,我要和妈妈在一起。”养母一边擦着泪水,一边劝我:“孩子,去吧,亲戚家的日子好。”那时幼小的我,哪里知道被生活逼迫无奈的养母是送我去当童养媳啊!
奔驰的列车,咣当咣当地响着,这单调、机械的节奏,在我听来,却成了“干活,干活,干活”的斥责。我又想到了凶狠的婆婆。
自从我到了汉口这个“亲戚家”,我的身份一下子由女儿变成了女奴。
养母一走,婆婆就扔给我一把扫帚“干活”!
每天天不亮,婆婆就喊我起来劈柴、扫地、担水、烧火……,一会儿指使我干这个,一会儿又吆喝干那个。对我,她没有满意的时候,不停地咒骂,稍不高兴就拳打脚踢。我的身上,胳膊上,腿上到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儿时,养母给扎了耳朵眼,戴上一对小耳环,婆婆总是使劲地揪我的耳朵,使耳朵流血化脓,都要豁了,疼得我哇哇直哭。
然而,更倒霉的事情还在后头。
不久,婆婆的孩子,也就是我那才1岁多的“丈夫”出天花死了。婆婆把罪过都推到了我的头上,骂我给她家带来了邪气,整天拿我出气,动不动就打我一顿。一边打,一边骂:“为什么不让你生天花死了,让我的孩子生天花?”“不打死你这个晦气鬼,就难出我这口气!”她气势汹汹,一手拿根竹子,一手揪住我的辫子,朝我劈头盖脸地打过来。
整天过度的劳累和挨打受骂,我的神经非常紧张。在一次惊吓之后,我患了遗尿症。这下子就更糟了,婆婆一发现我尿了床,就没头没脑地打。然后逼我双腿跪地,把尿湿的褥子蒙在我的头上,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冬天屋里没有火,我跪在通风处,凛冽的寒风吹透我那又薄又破的衣衫,冻得瑟瑟发抖。我光着的双脚和遮不住的小腿被冻出一块一块的肿包。不久肿包化脓成疮,流水结痂,一走路就像针扎一样的疼。
火车一声长鸣,打断了我的思绪。我翻了个身,感到很疲乏,真希望能睡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刚刚经历过的往事就像过电影一样,不停地在眼前浮现。
这会儿,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是我和弟弟挎着篮子去转垃圾堆、捡煤核、拾柴禾、挖野菜的情景。偶尔捡到人家丢下的老丝瓜,我们会高兴地带回家煮煮吃。虽然嚼也嚼不烂,总还可以充饥。
一会儿又想到了养母。以前,我只知道妈妈对我比对弟弟还亲,有了一点好吃的,不给儿子也要给我。我身体弱,经常有病,一发起烧来,她就抱着我哭。这些年来,她从没有透露过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我们相依为命,度着艰难的时日。
突然,婆婆的骂声又不绝于耳,我回想起了自己掉在井里的事情。婆婆家的院角有口井,一丈来深,井口上没有辘轳,一根绳子拴在桶上,在井里灌满水后,全靠用手往上提。他们一家吃用的水都由我打。有一天我去打水,因为头天又被婆婆毒打一顿,身上又疼又累,肚子也空。当我由井里向上提水时,只觉得一阵头晕眼黑,身子随着水桶,“咕咚”一声掉进井里。这家的男主人是个拉人力车的,这时正好在家,他听到喊声,赶忙跑来,放下梯子把我捞上来。出来后,我一连发烧了好几天,昏沉中,常梦到婆婆打我,不时发出骇人的惊叫。那时,我真恨不得掉在井里淹死才好,免得活受罪。
呜,又是火车一声长鸣,把我从痛苦的回忆中拉回到了现实。我更盼望早点见到父母。于是问陪我们的叔叔:“什么时候到延安?”叔叔笑着说:“快了。”快了,我很快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
在西安,我们下了火车,住进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我们同样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照。过了几天,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叔叔的妻子熊天荆妈妈见我又瘦又小,身体虚弱就把我接到她家住了一个星期。熊妈妈尽力为我加强营养,并鼓励我到院子里散步、玩耍、锻炼身体。和熊妈妈在一起的短短几天,我有一种久别归家的感觉,于是便总是希望熊妈妈能讲讲延安,讲讲我父母的事情。熊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在我即将赴延安前,她让我坐下来,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这次到延安,只能见到你的父亲,你的妈妈在4年前就牺牲了。”我睁大了眼睛,默然不动。熊妈妈告诉我,她和我的生母何宝珍同被关在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妈妈是一个坚强的人,为革命吃了不少的苦,顽强地同敌人进行斗争。后来又被转到别的监狱,1934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听了熊妈妈的讲述,我两眼无泪,长久地坐在那里,心里充满了遗憾和仇恨。

■ 我多年所受的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哇”的一  声,扑到父亲怀里哭了起来

汽车扬起一路尘土,在黄土高原上颠簸着向延安驶去。几天的旅程虽然感到有些疲倦,可一想到快到延安了,快见到爸爸了,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我的双眼,舍不得眨一下地看着途经的天地,似乎眼睛里装的东西越多,对延安的了解就越多,对爸爸的了解就越多,就越有资格到延安、到爸爸身边去生活。短短的几天,延安已成了我心中的圣地。我觉得这里的阳光格外明媚,天空格外高远,空气格外清爽,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突然,一位叔叔大声说:“前面就是延安了,你们看,那个塔,就是延安的宝塔;那座山,就是宝塔山。”我们看到了宝塔!大家高兴地叫喊起来:“延安,延安!”我瞪大了眼睛,看着巍峨的宝塔山,看着绵长的延河水,看着这里的一草一木,禁不住又流下了热泪。
下了汽车,一位叔叔把我们带到了城里的招待所。同我一起来的小朋友都陆续被接走了,最后只剩下了我自己,我又开始不安起来。后来一位叔叔告诉我,父亲正在从北方局回延安的途中,很快就会回来,让我安心等待。
一天,我正准备吃晚饭,只听有人喊:“刘爱琴,有人接你来了。”我放下饭碗,跟着一位叔叔来到了一排窑洞前,门外的土平台上拴着两匹马。叔叔告诉我,你爸爸就在屋里开会,一会儿就能见到他了。
我站在土平台边上,怀着急切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只是窑洞里不时有人出出进进,我却不知道有没有我爸爸。于是,每出来一个人,我都仔细观察着。
不一会儿,从窑洞里走出一个人,身上穿着洗得十分干净的灰军装,头戴灰军帽,胳膊上佩有和其他人一样的袖章,脚穿草鞋,打着绑腿。他,四十来岁的模样,高高的个子,面部清瘦,两眼炯炯有神。我下意识地感觉到,这就是我的爸爸。还没等我问身边的叔叔,只见他大步来到我的面前,拉住我的手,上下打量着,亲切地说,“爱儿,你来啦。”我站在那儿,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事先想好的话,都不知哪儿去了。带我来的叔叔捅了捅我,低声说,“快叫爸爸。”我仰起头,望着爸爸,嘴张了张,却叫不出口,忙低下头。爸爸笑了笑,拍拍我的肩膀,领着我进了窑洞。坐下后,爸爸把我搂在怀里。我感到这样很别扭,身子一个劲儿往外趔。父亲又笑了笑,再次上下打量我,自言自语地说:“太瘦了,太瘦了。”这时爸爸身边的一位年轻叔叔问:“几岁了?”我心情紧张,停了一会儿才开口说:“不知道。”周围的人“哄”地笑了起来。爸爸也笑了,说:“这么大了,还不知道自己的岁数。”看到大家都在笑我,我多年所受的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哇”的一声,扑到父亲的怀里哭了起来。人们不再笑了,整个窑洞的气氛霎时改变了。父亲收敛了笑容,深情地说:“你吃苦了,爸爸知道。”他稍停了停,又说:“这回就好了,你回到家里来了,以后把身体好好检查检查。”父亲停了话语,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像你这样受苦的人还有很多,我们就是要解放那些和你一样的受苦人。要记住,你是党用几百块大洋换回来的,是人民用血汗赎回来的,等你长大了,也要为千千万万的受苦人办事。”爸爸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抚平了我那颗饱受摧残,又因远离父母而感到孤寂的心。我开始感觉到,虽然这10年父亲没和我生活在一起,但他深深地知道女儿的一切。我抬起头,同样深情地望着爸爸,真切地感到,我们相隔的时间再漫长,空间再遥远,在感情上,我们父女仍然是亲密无间,心心相通的。
“你是党用几百块大洋换回来的,是人民用血汗赎回来的,等你长大了,也要为千千万万的受苦人办事。”爸爸的这句话,当年我听起来亲切易懂,今天回想起来仍掷地有声。几十年来,我一直把这句话铭记在心里,作为激励、鞭策自己的动力。

■ 和爸爸一起回家

吃过饭,爸爸要带我一起回家去了。这时我才知道这里并不是父亲的住所,他是住在城外延河北边的一个窑洞里。爸爸骑上马,把我放在马屁股上,让我抱住他的腰。我从来没骑过马,心里有些害怕,两只胳膊紧紧抱着他,两只手还牢牢地抓住父亲的衣服。爸爸微笑着回头看看我说:“不要紧张,把手放松一点,抱住就可以了,不会掉下去的。”
爸爸一路和我说着话,不一会儿就出了城,来到一座小桥边。爸爸大声告诉我:“这是延河桥”。只见桥下河水潺潺,清澈见底。爸爸索性信马由缰,不走小桥,锳河而过。马蹄激起了无数朵浪花,清凉的河水溅到我们的腿上,凉爽宜人,别有一番情趣。
爸爸说:“这地方很好,是革命的心脏,安宁,祥和,以后你就在这里上学吧。”一听父亲要送我上学,心里非常高兴,可又有些担心。爸爸见我没有马上回话,就问:“你愿意上学吗?”我满怀顾虑地小声问:“我都这么大了,学校要我吗?”“要。你放心吧。”“我能跟上吗?”“能。只要你好好学习,就一定能跟上。”爸爸的鼓励给了我信心和勇气。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从事我今后要做的每一件事,让爸爸看看他的女儿是好样的。
说着话,来到了一排三间窑洞前,爸爸领我进了中间的窑洞。只见里边放着铺板的土炕上,铺着一条很薄的褥子,一床被子整整齐齐地叠在那儿。靠着窗户的一张办公桌上摆着一摞摞的书籍和文件,还有笔筒、墨盒和一盏小油灯。桌旁有两个凳子,屋角的一个脸盆架上斜拉着绳子,两条毛巾搭在上边。这就是窑洞里的全部家当。我和爸爸就住在这里。后来我又去过毛主席的家和蔡畅妈妈的家,他们的家也都是这个样子。家里虽然简陋,但这是我自己的家啊。和爸爸在一起,我感到了从没有过的温馨、幸福和欢乐。我爱延安,爱我的家。 第二章

      ○听父亲讲革命
      ○延安就像一个大家庭
      ○父亲问我们:“你们知道我们国家北边是什么       国家?”我和哥哥异口同声:“苏联!”
      ○到父亲身边仅一年的时间就又要离开

■ 听父亲讲革命

我脱离苦海,来到延安,来到父亲身边。新生活的第一堂启蒙课,是父亲给我上的。
这一天晚饭后,我坐在炕沿上,父亲坐在办公桌前。父亲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到延安来,住在山沟里吗?因为要抗日。日本鬼子侵占我们的土地,杀害我们的人民。我们住在这里,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父亲看看我,似乎怕我不懂,又说:“就是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说到这里,父亲声调提高了:“领导抗日队伍的是共产党、毛主席!”父亲喝了一口水,又接着说:“在日本鬼子来之前,我们是反对蒋介石的,因为他不让我们革命嘛!你知道什么是革命吗?革命就是要让像你奶妈那样的工人、农民和大多数的受苦人,像延安人民这样自由,将来都过上好日子。”他稍停一下,接着说:“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你的母亲就是为革命牺牲的。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把她杀害了。”听爸爸讲到这儿,我往前凑了凑,挪到了桌前的椅子上。爸爸接着说:“你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在湖南老家,很快也要到延安来,弟弟还没有找到。当时把你们送出去,也是没有办法,这也算你们为革命付出的代价。”就是在这一天,我从爸爸口中知道了我被送给人家寄养的经过。
那是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导致了国共合作的破裂。在武汉,汪精卫也谋划着向共产党展开新的进攻。天低云暗,反革命的腥风血雨阵阵袭来。在这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我呱呱来到了人间。
随着武汉形势日趋变化,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罪恶行径更加肆无忌惮,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干部转移。而我正在襁褓中,在那种残酷的斗争环境中,父母没有办法把我带走,他们只好把我寄养在汉口的一位工人积极分子家里。我到这家时,奶妈刚生了一个男孩,她用乳汁哺育了我们两个孩子。奶妈心地善良,对我像对亲生女儿一样。开始,党通过父亲的亲属和旧谊,经常给奶妈家一些经济补贴,日子还能过得去。不久,这个关系断了,生活一天不如一天。缺食无住的日子实在难以为继,奶妈才不得不送我去当童养媳。
从我离开父母后,父亲从白区转到苏区,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这期间,爸爸为革命呕心沥血,妈妈献出了生命。
爸爸接着告诉我,“你母亲已经牺牲四五年了,要想知道你母亲的事情,以后你可以去找易妈妈、帅妈妈,她们都和你母亲在一个监狱里住过。”说到这儿,爸爸默然了。爸爸了解妈妈,思念妈妈,但为了避免过于伤感,又怕我在见到父亲时为失去母亲而难过,很少在我面前过多地讲起她。
为了改变一下气氛,父亲拿过一张纸,一枝笔,写了一个“刘”字,指着问我:“你认识这个字吗?”我想了想,我在来的路上和在延安的墙上到处都看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标语,我都会念了。一看到父亲写的这个字,我的脑子猛地闪过这条标语来,这不是标语中“打倒”的“倒”字吗 我高兴地回答说:“是‘倒’。”父亲说:“噢,你还认识‘倒’字。”接着又写了个“倒”字问:“这个念什么?”我一看,两个字都有“刂”旁,那边的笔画也挺多。我茫然了,只好说:“不知道。”父亲指着后写的字说:“这个字念‘倒’。”又指着先写的那个字说:“这个字是‘刘’,你就姓刘。以后送你去上学,学校里有很多孩子,老师教你们读书、认字。”父亲还问了我许多过去的事情。
夜深了,父亲看我困了,就铺好被让我先睡。等我躺下后,他又坐在桌旁,开始写东西。我一觉醒来,天已大亮,睁眼一看,父亲仍然坐在桌前写着,小油灯还亮着。我想,父亲是一直没有睡呢,还是睡过后又起来了?父亲便伸了伸胳膊,打了个哈欠,说:“醒了?咱们到外边走走吧,延安的早晨是非常好的。”
朝阳被连绵的丘陵山峰烘托着,霞光映照着延安的山山水水,空气清新、凉爽,天空显得格外高远。父亲带我下了山,沿着河走了一会儿,又把我领到一片园子边,指着园子里那油绿茁壮、枝繁叶茂的秧稞问:“这是什么,知道吗?”我在南方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便摇了摇头。父亲说:“这是西红柿。我自己种的。”说着就走进园子里给西红柿掰杈子,一边掰,一边给我讲,杈子长多了,就长不好,就不结果了。
吃早饭的时间到了。父亲又带我循原路回到了窑洞。早饭是黄澄澄的小米粥和馒头、咸菜。父亲端过一碗小米粥给我,并问:“你喝过吗?”我说:“没有。”父亲说:“小米很好哇,营养多,又好吃,八路军就靠吃小米啊。”我吃惯了南方粗大米,接过父亲手中的碗,下意识地端到鼻子边闻了闻,喝了两口,觉得挺好吃,就上老咸菜吃起来,越吃越香甜。
父亲看到我吃饭的那个样子,他很高兴。他又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就是靠吃小米来打仗的,革命就是靠的小米加步枪。”
吃过饭,父亲说:“你没事,就玩吧。”说完就骑上马走了,我想大概是去开会了吧。
短短的一天,父亲给我讲了许多以前从没有听到过的道理。父亲非常理解我,他知道我年龄小,一出世就不在他们身边,刚到延安解放区,人地生疏,所以他同我讲话用语简练,通俗易懂,循循善诱。他讲话时,我感到他心情很不平静,似乎内心中有对我的愧疚,更重要的是对我的关怀和期望,也体会到父亲对女儿的抚爱。听了父亲讲的话,我的眼前豁然明亮了,宽广了。从这次谈话起,在我小小的心灵中,种下了一颗革命的种子,我的革命人生观从这时才开始萌发和逐步开始形成。我的命运开始紧紧地同革命、同延安联系在一起了。


■ 延安就像一个大家庭

我到了延安,不久,哥哥也被党组织接到了延安,我们就像自由的小燕子一样,整天蹦蹦跳跳,高兴极了。
我见到了毛主席,又见到了朱总司令和林伯渠、任弼时、吴玉章、聂荣臻……好多伯伯。父亲分别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朱总司令打仗最勇敢,带兵很有办法。到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师。”爸爸看我好像没有听懂,就又通俗地说:“他们把两个部队合并在一起,这样力量就大了啊。”
林老当时头发有些白,岁数也大,爸爸称他是“革命队伍的老同志”,每次见到了都很尊重地叫他“林老”。
爸爸给我讲了好多老一辈领导人干革命的故事,使我知道了许多事情,现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我们打日本鬼子,将来还要建设新中国。爸爸勉励我,将来长大了也要为国家为民族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整个延安就像一个大家庭,充满了亲切、和睦、团结、欢乐的气氛。机关、团体都过大礼拜,每隔一周,一家人团聚一次。
谢飞妈妈也是这样,每两周回来一次,同我们住在一起。谢飞妈妈13岁参加革命,长征后和父亲在延安结婚。我和哥哥在延安的日子里谢妈妈一直像亲生母亲一样照顾我们。平时爸爸工作很忙,谢妈妈就照料我们的一切。后来她在党校学习,回来的次数就少些了。
初秋,我进了延安保育小学,上一年级,哥哥上了三年级。
记得,我有一次上学,是谢妈妈送我,她给我做了一身新衣服。可我上厕所时一不小心,把夹在腋窝下的新衣服掉在便坑里。我急得哭叫起来。谢妈妈知道后,就用棍子打捞,费了好大劲才从粪坑里将衣服捞上来,衣服上全是屎尿。谢妈妈一边哄我,一边用手拿着掉在粪坑里的衣服到河边给我洗;一边洗,一边还逗我说:“你看,一洗就干净了,我们爱琴又有新衣服穿了。”谢妈妈先把我送到学校,等衣服干了,谢妈妈又把它叠好,送到我的手里。
几十年后,有一次同谢妈妈谈起这件事,两个人还哈哈大笑一通。我的孩子们听了,也觉得好玩。
延安保育小学也是一个大家庭。老师和我们吃住都在一起,彼此亲密无间。我们同学中,有年龄大些的,也有小点的,有中央领导干部的子女,也有一般干部的子女,还有炊事员、保育员的孩子。我们都享受同样的待遇。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坚强、努力、活泼、团结、友爱的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
由于日寇飞机经常轰炸,我们无法在教室里上课,常常挎着马扎,到宝塔山下、延河边上来上课。后来,学校搬到了一个村子里。临走时我和哥哥来向爸爸告别。爸爸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不要贪玩,要关心同学、帮助同学。并且让谢飞妈妈给我和哥哥每人改做了一套小八路军装。谢妈妈的手可巧了,给我们做的军装很合身,我们穿上这套军装可神气了。哥哥高兴地喊着“立正,敬礼”,逗得爸爸大笑起来。
学校为了培养和锻炼我们的实战能力,经常组织一些军事活动,如防空演习、夜间紧急集合、夜行军等等。一次夜行军后回到家里,我和哥哥争着向爸爸讲这次夜行军的情况。哥哥说我说得不对,我说哥哥说得不对。爸爸看我们争得很起劲,就说:“你们都要讲的,谁也逃脱不了。爱儿先说吧。”我一听爸爸让我先说,就以胜利者的姿态斜了哥哥一眼,高兴地说起来,可刚刚说了几句就没词了。哥哥平时学习好,说话有条有理,让他讲起来,有声有色,活灵活现。爸爸听了很高兴,边表扬哥哥边鼓励我:“宝华 哥哥的乳名 讲得很好,爱儿也会讲好的。学校组织这些活动都是很好的,你们要积极参加,不能落后。做革命的后代,不能不参加这些活动。”父亲还问了我们的学习情况和学校活动,问我们的老师姓什么。他非常认真地对我们讲:“你们一定要尊敬老师。”

■ 父亲问我们:“你们知道我们国家北边是什么   国家 ”我和哥哥异口同声:“苏联 ”

1939年暑假,我高兴地完成了一年级的学习任务,我和哥哥回到了父亲身边,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过这样欢乐而有意义的假期:我同哥哥一起去找过去同妈妈在一起工作和在监狱中的难友,从那些老妈妈那里知道了一些我妈妈的情况,也加深了对延安的了解。
时间过得飞快,第二天我们就要返回学校了。就在这天下午,父亲把我和哥哥叫到他的窑洞里。父亲让哥哥坐在凳子上,把我搂在他的怀里。父亲望着我们说:“明天你们就要开学了,你们两个就不要回学校了。”怎么?我和哥哥都不由得一怔。
父亲问我们:“你们知道我们国家北边是什么国家?”
我和哥哥异口同声:“苏联!”
“对!苏联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斯大林领导的。那里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剥削,人民生活得很幸福,将来我们也要建成这样的国家。”又问:“这样的国家好不好?你们想不想到那里去呀?”
“当然好啊!我们想去,可到那干什么呀?”
“去学习。那里学习条件要好些,到那儿去会学习得更好。”
“爸爸,我去,我去……”我和哥哥同声答道。
但,我的心里还是想念爸爸,舍不得离开爸爸,也舍不得延安。
哥哥似乎看出了些什么,他看了我一眼后,又重复了一句:“我们去,我们去!”
父亲笑着说:“很好。你们到那里最大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学到更多的本领。另外要把身体搞好,回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什么时候走?”哥哥问。
“明天就走。周恩来伯伯要去苏联治臂伤,带领你们去。现在快准备一下吧。”
我和哥哥飞快地跑出父亲的窑洞。我担心地问哥哥:“到那里我们也不会说他们的话怎么办?”哥哥笑着说:“嘀里嘟噜地瞎说呗。一定会学会的。”

■ 到父亲身边仅一年的时间就又要离开

第二天清晨,父亲来为我和哥哥送行。我和哥哥由一位叔叔领着上了一辆卡车。父亲站在人群中望着我们。我注视着父亲那消瘦的面容,心中不禁难过起来。虽然我们兄妹是到一个光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我和哥哥来到爸爸的身边仅一年的时间,就又要离开,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同爸爸何时才能相见!其实,在决定我们去苏联之前,中央已决定父亲到中原局。对此,我们当时一点也不知道。
汽车开动了,父亲向我们挥了挥手。我想爸爸心里一定也会想念我们的。我和哥哥不停地向爸爸挥手告别。我透过模糊的泪眼和扬起的尘土,仍然清晰地看到父亲那扬起的手臂和那瘦长的身影。汽车驶离了很远,我和哥哥还看到父亲站在那儿向我们挥手告别。
“再见了,亲爱的爸爸!再见了,可爱的延安!”我在心里默念着。 第三章

      ○每逢遇到毛泽东伯伯,他都亲切而风趣地和我       拉话
      ○父亲一贯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父亲对毛主席是作为党的杰出领袖来拥护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对毛主席仍是尊重的
      ○父亲同毛主席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

■ 每逢遇到毛泽东伯伯,他都亲切而风趣地和我拉话

我来到延安第一天就从父亲口中知道了毛泽东这个名字。后来又时时听父亲提到这个伟大的名字。每次说起毛主席,父亲都那么尊崇、敬仰。我那幼小的心灵倏地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毛主席呢?
一次晚饭后,我跟父亲在延河边散步,河边上来往着许多收了工的老乡和紧张工作之余散步的机关干部。这时迎面走过来一位身材高大的人,慈祥温厚,红光满面。父亲对我说:“这是毛伯伯,快给毛伯伯鞠躬。”我拘谨地照做了,问候了毛伯伯好。毛主席衣着朴素,一身黑色中山装,裤子膝盖上打着补丁,脚上穿一双粗布鞋。以后,每逢遇到毛泽东伯伯,他都亲切而风趣地和我拉话,问我又长高了多少,字又识了几个。
过后,父亲对我说:“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队伍里绝大多数人都是一些在家里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穷人。他们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打倒土豪劣绅,以后还要打倒整个剥削阶级,到那时农民就会有地种,工人就不再作牛马,大家都有饭吃,日子会越过越好。”父亲的话,仿佛在我眼前展示了一幅雄壮的画卷:一群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穷苦人,正在砸碎铁锁链,扭转乾坤。那指挥千军万马向旧世界开战的正是我们的领袖毛主席!

■ 父亲一贯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我父亲对毛泽东主席是一贯拥护的。王首道同志回忆1932年在苏区同我父亲在一起的时候,他说:“在当时‘左’倾机会主义高压下,少奇同志坚持正确主张,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方针,这是多么难能可贵。”“自此以后,我一直看到少奇同志总是紧紧地和毛泽东同志站在一起,坚决捍卫和执行正确路线,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
1935年在决定中国命运的遵义会议上,朱德爹爹、周恩来伯伯、张闻天伯伯、王稼祥伯伯和我父亲等一些党内老同志对毛泽东同志鼎力支持,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而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毛主席在多年以后,回忆此事时也曾说过:“在遵义会议上,他(刘少奇)表现是不错的。在那个时候是很宝贵的。”
1943年7月4日,我父亲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这两个概念。王稼祥同志同时也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明确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并为大家所接受。
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开头就讲“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1945年4月,我父亲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报告中,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并且指出,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他还说:“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中国革命历史所决定的,是全党智慧的综合结晶。一个革命者,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都会知道,在当时树立、维护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对党的统一团结,推进革命进程是非常必要的。同样,毛主席也多次肯定和赞扬我父亲刘少奇。1938年在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我父亲批判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时,毛主席明确支持说:“少奇同志说得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少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同时决定父亲留在中央指导华北工作。后来又派他到华中指挥华中党和军队的工作。1941年九十月份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不约而同地推崇我父亲。毛泽东同志在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和《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两个重要文件里,多处肯定和称赞我父亲刘少奇“他是很好与很老的群众领袖”,“正确的领袖人物”,“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在这次会议期间,就发电报要我父亲回延安,同时委托他路过山东时解决山东党在锄奸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及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同时指挥山东和华中党政军全局工作。1942年毛泽东同志还对我父亲在华中局党校演讲的《论党内斗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个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毛主席称赞我父亲说:“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并把我父亲在白区工作的策略思想主要部分写在该决议内加以肯定。
毛泽东主席同我父亲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们并肩战斗,相濡以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相互理解、支持,友好相处了40多年。他们之间的相互支持,对党的团结统一起了重大的作用。当然,他们之间也有过一些分歧和矛盾。

■ 父亲对毛主席是作为党的杰出领袖来拥护

我父亲拥护毛泽东是出自内心的。刘澜涛叔叔说得很清楚。他说:“在延安和少奇同志接触中,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对毛泽东同志非常敬重。他从不宣扬自己,总是把我们党的业绩归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归功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而把自己摆在人民之中。”“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拥护是出自内心的。”刘叔叔还说:“少奇同志对于毛泽东同志,是把他作为党的杰出领袖来拥护,而不是作为神来信奉的。他从来不相信世间有超人的圣人。他肯定革命领袖的重要作用,又认为任何领袖和英雄,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只能做一部分的工作,尽一部分的责任。”“他反对夸张领袖的作用和把领袖神化的做法。他忠于毛泽东思想,同时又科学地解释毛泽东思想。”“正因为如此,他遭到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攻击。有人说他早在1947年在晋察冀边区时,就反对毛泽东同志。这是对事实的歪曲。”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事情是这样的:当时边区群众写了‘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饮水不忘掘井人’等标语。我们晋察冀边区下级党组织某些文件中,也出现这样的词句。少奇同志说:人民贴出这样的标语,是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我们党内的文件有这样的词句,也是表现了干部朴素的阶级感情,这是很可贵的。但是应当认识到,救星不是哪一个人,而是我们整个党。那种提法是不科学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他认为我父亲这个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他说:“我从和少奇同志多年接触中感到,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态度是有高度的党性原则的,是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的。”
王首道同志在一篇回忆我父亲的文章中写道:“少奇同志一贯热烈拥护毛泽东思想,主张采取科学的态度,理论结合实际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记得在1964年,正当林彪鼓噪所谓‘活学活用’,大搞生摘硬套只言片语的形式主义之际,我看到少奇同志给某位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亲切谈心式的信,十分感人而又发人深省。信中恳切地指出了这位同志有过一次只摘引毛泽东同志讲话和上级文件而‘讲空话’的错误,又循循善诱地讲清道理,教育他要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反对教条主义。信中说:‘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应当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来分析你们那里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总结你们那里的实践经验,正确地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计划和步骤。’”

■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对毛主席仍是尊重的

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亲对毛主席仍是尊重的。刘澜涛同志回忆他亲眼看到我父亲被批判的情形时说:“1966年8月,他到一所高等学校去,有人开会对他批判。我参加了这次会,也是最后一次听到他的讲话。当时他仍然热情地拥护毛泽东同志,不以个人的进退荣辱改变初衷。他从来不以为自己屈居人下,相反地,他感到自己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事业贡献不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革命的献身精神,曾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就是从许多小的事情上,也能看出我父亲对毛主席是非常尊重的。他自己工作起来废寝忘食,不知疲劳,但对毛主席的休息和身体健康,却时刻挂在心上。他有事要报告毛主席,总是先问毛主席是否在休息,如果在休息,父亲就绝不打扰主席。如果毛主席那里打来电话,他则明确告诉身边工作人员,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马上向他报告,毛主席批示的文件也要及时送给他看。

■ 父亲同毛主席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

建国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从1953年起制定和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还在这之前的1952年9月毛泽东主席就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在1953年6月把实现“一化、三改”作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
新中国成立,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我父亲同毛主席的意见是一致的。比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能是资本主义;中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建立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但是,在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我父亲同毛泽东主席也有不尽一致的地方。比如:
对私营工商业,毛泽东主席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一面;而我父亲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
在农民问题上,都主张建立合作社。毛泽东主席强调组织起来,加快合作化道路的速度;我父亲则主张不宜过早地轻易地动摇农民私有制,先办供销合作社,提出不要怕农民冒富。
在实行工业化问题上,毛泽东主席主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安排农业、轻工业的比例;我父亲则主张以农业为基础,按农、轻、重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的发展。
还有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席从1952年就开始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我父亲则主张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其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主张立即动摇、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入社会主义。以后在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在困难时期对形势的分析,以及“三自一包”、“发展农业和多种经营”、“取消公社食堂”等问题上也有颇多分歧。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同我父亲对形势的分析分歧就更大。所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又强调阶级斗争,大批所谓“黑暗风”、“翻案风”、“包产到户”等。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强调到使人难以理解的程度,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似乎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复辟。1964年以后又多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并且号召地方起来造反。看来那时毛主席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目标。在“四清”运动中对什么是运动的主要矛盾,我父亲与毛主席的认识也不相同。毛主席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二人在上述问题产生分歧的呢?如果从思想方法来分析,我认为毛主席强调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老人家把斗争看成是极大的乐趣,要不停顿地斗下去。他主张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所以主张不断地打破旧秩序,哪怕是刚建立不久的秩序。而我父亲是更强调有秩序、有计划、有步骤地工作。这也许就是他们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分歧和矛盾的所在。
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没有重提毛泽东思想是汲取了苏共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及造成斯大林晚年的独断专横的教训。有的人说什么“刘少奇八大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交毛泽东过目”,事实绝非如此。毛泽东就八大政治报告先后主持各种会议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后才定的,林克同志在《历史的真实》一书中较详细地介绍了这些情况。后来不到一年的时间毛泽东同志改变了他所同意的看法,又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发展到以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利用,那是后话。十年动乱造成的历史悲剧其教训是相当深刻的,给党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不幸和创伤。在政治上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威望大大降低,在组织上,各级党的组织遭到破坏,许多老同志被扣上党阀、军阀、走资派、大小赫鲁晓夫、叛徒、特务等各种罪名进行批斗。什么“国民党”“内人党”“统一党”……无奇不有,对这些同志残酷迫害,所用刑罚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不少人被迫害致死,甚至连所谓的“黑崽子”也不放过,国家的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在经济上由于到处批“唯生产力论”、割“资本主义尾巴”,主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使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在世界各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候,我们却贻误了良机,大大地落后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在文化上许多历史文物古迹被破坏,很多优秀文学、戏剧作品被批判,一些知名的学者、作家、艺术家被打成学阀、黑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分子,就连科技界的很多著名学者、教授也成了“反动权威”,真可谓是一场浩劫。 第四章

      ○在延安,我知道了我的母亲何宝珍
      ○杨开慧妈妈是我父母相识的介绍人
      ○在安源工人运动中我父母结成伴侣
      ○在长沙,父亲被捕,母亲配合组织营救
      ○父母在大革命时期的风口浪头

■ 在延安,我知道了我的母亲何宝珍

自从到延安见到父亲后,我时刻都在怀念已经牺牲了的母亲,很想多知道一些母亲的事情。哥哥到延安以后在父亲的介绍下,我们兄妹一起拜访了曾和我母亲一起战斗过的帅孟奇妈妈、夏之栩妈妈,从她们口中我们知道了母亲生前的一些情况。
80年代我曾去母亲的家乡湖南道县和江镇,并两次到母亲念书的湖南衡阳及三沸旧址和衡阳师范中学,调查了解母亲生前的家庭状况,以及她的成长过程、学习生活和革命斗争生涯。后来又从“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查到一些关于我母亲的资料,从而使我对母亲的身世及革命生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母亲何宝珍,1902年4月出生在湖南道外城内(今道县江镇)的一个贫民家里。我母亲是长女,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舅舅乾林小我母亲5岁,我姨妈小我母亲11岁。一家五口人靠我外公卖些油盐、米酒来维持生活,家境十分清贫。那年母亲到了上学年龄,就哭着闹着要上学读书。家里人拗不过她,只好同意她上学。我姨妈说我的母亲从小就非常懂事,放学回家后抢着帮助家里干活并照看他们。天黑了要复习功课,为了节省灯油母亲就在月光下学习。苦难的家境、残酷的现实孕育出母亲坚强进取的性格,她的学习成绩总是头一二名。1918年母亲以优异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并考入湖南省设在衡阳的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
1919年,轰动中外的“五四”反帝爱国学生运动在北平爆发。很快衡阳的学生亦开始行动起来。我母亲积极组织参加了这一反帝爱国运动。除参加罢课、罢市、查禁日货的宣传活动,揭露军阀政府腐败无能、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外,还组织讲演团、宣传队,深入到农村、城郊、厂矿等宣传演出。她作为第三女子师范进步学生爱国活动的积极组织者,被全校学生选为湘南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在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时,又被选为学联负责人之一。1922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第三女师青年团组织的负责人。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组织学生声援各地的工人运动,揭露军阀政府和学校的腐败,后被学校当局开除。
1922年我母亲离开衡阳省立第三女师后在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张秋人的帮助下到长沙清水塘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住地。白天我母亲到自修大学学习,晚上回来,毛泽东还布置她读些进步书刊,并每天写一篇学习心得。毛泽东同志还将我母亲的名字“宝珍”改为“葆贞”。

■ 杨开慧妈妈是我父母相识的介绍人

1922年一个金秋的日子里,我父亲到长沙参加中共湘区委会议,来到清水塘向区委和毛泽东同志谈安源工人罢工胜利后的情况。杨开慧妈妈将我母亲何宝珍介绍给我父亲认识。杨开慧妈妈说:“小何很有学问,是衡阳第三女师的高材生和学生运动的组织者,现正在自修大学深造,是不是可以到安源去工作?”毛泽东也对我母亲讲“安源工人俱乐部的职员中,正需要女干部,你去很合适”。我父亲认为安源罢工胜利要扩大工人补习学校和子弟学校,很缺教师,也表示同意。杨开慧建议让我母亲先到安源了解些情况,等在长沙自修大学结业后再正式去工作。就这样他俩第一次见面,并一起到安源。
安源大罢工胜利后,显出勃勃生机。工人俱乐部在李立三伯伯和我父亲的领导下,人数发展到两万多,俱乐部组织得如同一支军队,工人教育和工人文化生活也在发展和改善,工人兄弟纷纷进夜校读书。这里的景象感染了我母亲,她爱上了这块黑色的土地,爱上了这里勤劳、纯朴、勇于斗争的工人和干部。她觉得这里也需要她。

■ 在安源工人运动中我父母结成伴侣

1923年春,我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从长沙自修大学结业后,立即到安源工作。这时安源罢工取得胜利不久,有许多工作亟待开展,她担任工人补习学校第三分校教师并兼学校书报科委员。她一心扑在工作上,白天给工人子弟学校上课,晚上在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讲革命道理。没有教材就请人帮助或自己编印教材,没有教具自己动手制作。她经常用参观、访问,深入农村组织讨论和化装演讲等多种办法生动形象的把传授文化知识和宣传革命道理结合起来。当年,在我妈妈那个班里读过书的一位老工人周德华回忆说:“何老师教书,把课文引到我们心里,至今我还能背诵她教的许多课文。”我妈妈那种热情生动多彩的教学方法和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深受工人和工人子弟的欢迎和爱戴,都称她为“咱们的好老师”。
自从我母亲同我父亲结婚后,母亲更加积极工作,不仅白天给工人子弟讲课,参加工运活动,深入矿井调查,晚上还在工人夜校教书,回到家里除备课、批改作业外,还不停地为我父亲抄写文件、整理资料,细心照料我父亲的身体和生活。特别是李立三调走后,整个工人俱乐部的领导重担都落在我父亲身上。他们两人更是没日没夜地工作着。为了工人的事业,他们呕心沥血,身体越来越消瘦。可他们却始终是热情、饱满、不停地工作着。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军阀镇压失败以后,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各地很多工会被封闭和解散,有的被迫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活动。萍乡和安源的军阀、资本家对安源工人俱乐部恨之入骨,他们相互勾结,“从各个方面设法破坏工人组织”,时时刻刻想消灭俱乐部。在这最艰难的日子里,我父亲心急如焚,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巩固和发展俱乐部的胜利成果,针对当时在工人中产生的各种思想和军阀、资本家的态度,他白天下矿井调查,找工人谈心,找干部商量,找资本家、工头谈判。深夜他又在灯下伏案疾书,总结工人斗争经验,指导工会工作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在这段时间里,我父亲写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史略》、《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救护汉冶萍》、《整顿萍矿意见》等著作及大量文件和报告。为了工作,父亲开始累得吐血。妈妈见爸爸的病情越来越重,还没日没夜地工作,非常心痛,对其照顾也更加悉心周到。妈妈虽然自己也在一天一天地消瘦,但除了做好自己的工作外,还为父亲抄写文件,整理资料,经常通宵达旦。经过这段艰苦的斗争,终于使安源俱乐部在全国白色恐怖中,巍然独存,并有所发展,成为全国工人运动低潮时期的“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
在这段时间里,父母一起过着十分简朴节俭的生活。每月同其他职员一样只拿15元生活费。他们同工人们一起在食堂吃一样的伙食,有时回来晚了,就用水把饭泡一泡;穿的衣服也同工人一样,从不特殊。一双从老家带来的棉线袜子补了又补。父亲抽纸烟非常厉害,他经常夜间工作,抽得更多,连抽剩下的烟蒂也不丢掉,积攒起来用纸卷上再抽。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尽量节约,将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工人们见我父亲为大家操心多,工作十分劳累,生活太差了,多次提议给他增加工资,都被我父亲坚决制止,并耐心说服了工人。父母十分严格要求自己,但对工人的冷暖时刻记在心上。新年到了,父母一起到工人家里登门拜访。有的工友病了,他们前去看望,帮助解决困难。炼焦处老工人谢福山患病故去,矿局不予理睬,父母带头凑钱给他办理丧事。后来在父亲的提议下,俱乐部还专门成立了互济股和故工抚恤会,关心和解决矿工们的生活实际问题。
也就是在这一年旧历年底的时候,父母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将他们调离安源到白区工作。这时我允斌哥哥还不满一岁。父母考虑到在白区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于是决定把哥哥留下。这一决定被我六伯刘云庭知道后,他特意从长沙赶来,坚决要把孩子带到农村老家。哥哥临被接走时,母亲抱了又抱,亲了又亲,恋恋不舍。后来我和弟弟也同样遇到像哥哥这样痛苦的离别。
1925年春,父亲参加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他一到广州就投入到紧张的筹备工作中。据文件记载,那次大会要讨论30多个文件,其中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经济斗争决议案》等许多文件都是我父亲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亲自起草或主持起草的。父亲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的报告,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
会后不久,中央决定我父亲到上海筹备组建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5月下旬,我父母急忙赶到上海,刚刚开始工作,青岛工人大罢工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我父亲又立即赶到青岛。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中央急电要我父亲火速返回上海。我母亲被这一惨案所激怒。《张国焘回忆录》中有这样的一段,那就是张国焘回到闸北宝兴里住地时(当时我父母同张国焘同住一个楼内),我母亲问他:“你知道吗?两个多钟点以前,南京路巡捕开枪,打死打伤许多学生和市民,难道我们中国人是可以随便宰杀的吗?我这次一定要同帝国主义拼了。”
6月1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正式成立。6月初我父亲从青岛返回上海,担任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负责总工会的日常工作。反帝运动随之扩大,五卅运动的声浪,随着血的洗礼,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我父亲叙述当时情况说:五卅以后,上海所有工厂,英国的、日本的统统都罢工了,共25万多人。不但工人,洋行的职员,领事馆的雇工也都罢了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
正当反帝运动深入发展的紧要时刻,资产阶级由动摇走向妥协,屈服了帝国主义的压力。6月19日上海总商会宣布单独提前开市。从8月初开始,由于商人先后开市,学生放暑假离校,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开始集中力量镇压工人运动。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新的形势变化,作出了改变斗争的策略,有条件的开始复工。在敌人气焰十分嚣张,形势极为严重的情况下,要组织几十万罢工工人在满足基本条件的前提下,有秩序的复工,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我父亲面对这种严重的局势,他的工作更加繁重,几乎整日工作在工厂,并进一步提出加强工会组织建设的任务。由于过度劳累,父亲的肺病日趋严重,11月病情加重,由我母亲陪同,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

■ 在长沙,父亲被捕,母亲配合组织营救

他们回到长沙,一下火车便与湘江党组织取得联系,湘江党委委员易礼容同志把他们安排在湘区党委所属活动机关长沙文化书社住下来。这里离湘雅医院较近,看病比较方便。我父亲白天有时去医院看病,晚上就在书社看书写作或同昔日的战友交谈了解湖南党和工会的活动情况,与党的负责人研究工作。在长沙治疗休养一个来月,父亲身体渐渐好转。正准备返回上海时,一件难以预测的事情发生了。
12月16日中午,我父亲从外面办完事刚刚回到书社二楼书店,湖南省会戒严司令部密缉队的几个人突然一拥而上,将我父亲抓走,收押在盐道衙门监狱。
我父亲过去在长沙、安源以及在全国工人运动中的威望和影响,湖南省省长反动军阀赵恒惕是清楚的。他听到我父亲到长沙的密报后,非常惊恐,他生怕在湖南引起一场新的群众性的反帝反军阀的怒潮。特别是在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和长沙及湖南各地数十万工人、学生、市民声援上海斗争后,赵恒惕心中更为恐慌,加上近来长沙和湖南各地又连续发生新的工农革命运动和学生运动,尤其是10月,长沙、株洲、醴陵、衡阳数万人抗议江西军阀枪杀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黄静的斗争和盛大的游行示威活动,以及11月,长沙爆发的数万名学生抗议他逮捕和开除长郡、兑泽两个中学进步学生的请愿游行的学潮等一系列事件,使赵恒惕惶惶不可终日。就在这个时候又知道我父亲来到长沙,就更为惊慌不安。他马上派出大量侦探四处搜寻和盯梢,当他们弄清了我父亲的行踪和立脚点,就立即命令军法处逮捕我父亲进行秘密审问。我父亲愤怒地质问:“赵恒惕为什么要无缘无故抓人?”军法处按照赵恒惕的指令,将我父亲关到盐运街盐道衙门监狱单独关押。
父亲被捕后,妈妈心急如焚,但并不慌乱,革命斗争已经把她锻炼成一位沉着、机智、勇敢的共产党员。妈妈立即将此事向湖南省党组织报告。为了防止赵恒惕阴谋暗害,第二天在长沙《大公报》和其他各报刊登出我父亲被捕的消息并积极采取营救措施。在湖南省党组织的领导下,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立即发出营救的呼吁。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各界地方工会、全国各地的农民协会以及各界进步人士谴责赵恒惕的电报纷纷飞向长沙。此时,也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的前夜,国民党一些人士包括国民党显赫人物汪精卫、谭延 等为了表示对共产党友好,也发电报给赵恒惕,要求立即释放我父亲。正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致电赵恒惕说:“据报载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刘少奇同志,因回乡养病,突被先生饬戒严司令部捕去。查刘同志尽瘁国事,服务劳工,五卅运动勤劳卓著,正民众拥护之人,先生何遽加逮捕,兹经本大会一致议决,电请台端释放,特此电达,即希察照。”
与此同时,我母亲一方面想方设法先疏通与狱中的联系,送些衣被和吃的东西进去,一方面找我六伯商量营救办法,他们四处联系,并经常不断地与党组织及中华全国总工会联系,积极依靠和配合党和工会组织的营救,而且也千方百计八方求助,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昼夜紧张地进行营救。我母亲了解到她在衡阳第三师范读书时教过他的老师欧鸣皋已经调到省政府教育厅,于是就特意到他家拜访求助;我母亲还打听到何姓族上一位远房表叔何维璞先生在长沙做事,是省内知名人士,于是又几经周折,找到何先生。欧鸣皋和何维璞先生对我父亲的活动也略有所知,对赵恒惕逮捕我父亲也很感不平,并同情我母亲的处境,表示愿意出力帮助营救。这两位老先生都与当时担任省议会议长、国会议员的欧阳振声很熟,他们二位一同晋见了欧阳振声先生,并联络了湖南省议会里的一部分议员,共同向赵恒惕上书请求保释我父亲出狱。同时,我六伯也拜访了当时担任湖南省禁烟局长的同乡洪赓扬,请他出面帮助营救。洪先生虽是赵恒惕统治集团的成员,但他刚从国外回来,看到国共合作后出现的好形势,也受到些革命影响。同时,他还没有忘记与我父亲同窗共读的同学友情,当即表示愿意出力。他一方面派人到监狱打点关照,一方面送信给赵恒惕身边的亲信和重要军事首领叶开鑫、贺耀祖等人,请他们出面保释。叶、贺都是宁乡人,叶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在护国讨袁中立过战功,是赵恒惕手下四个师长中最受信赖和器重的;贺曾加入过同盟会,在湘军担任要职多年,是赵恒惕的第四师师长。我六伯在湘军多年,同他们两人都有过接触。洪赓扬同叶、贺不仅是同乡关系,而且相互间依靠也使他们之间关系更加密切。叶、贺需要洪给他们拨发些军饷,洪也需要他们的保护。我六伯又请洪赓扬一同出面,分别在长沙天乐居和怡园酒家设宴招待省内帮助营救我父亲的军政要人。酒宴以后,以叶、贺为首,书写了保释书,在座的一一签名后,送给赵恒惕。
赵恒惕逮捕我父亲,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麻烦,使他遭到国内各地、各界进步力量的反对和自己亲信的谴责,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面对这四面楚歌的复杂局面,他不得不放我父亲。叶、贺等联名保我父亲,正好给他一个台阶。他顺水推舟,答应释放我父亲并要5天内离开湖南。我父亲在狱中被关押了42天后终于出狱。我母亲经过这一个多月的急虑和劳碌,如同大病一场,当得知我父亲恢复自由这一消息后,她心中的一块重石才落下来,顿时觉得精神爽朗起来。在我父亲临走前,赵恒惕为了顾全面子,派人送来一部《四书》。我父亲轻蔑地将其丢之一旁。赵恒惕这一自打嘴巴的举动,被当时报刊讽之谓“最滑稽”的事情。
“四人帮”为篡党夺权的目的,硬把这段历史说成是我父亲“叛徒、内奸、工贼”的一大罪状。说这是我父亲“借口养病”,“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12月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军阀赵恒惕亲批“斩决”,迫使他完全接受“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随后,“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据参与审理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图们将军写的《共和国最大冤案》中所说:“这一切都是精心罗织、周密布置的。既然要将刘少奇置于死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制造什么样的罪名,怎样制造,是既重要又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它们必须使刘少奇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不重要则是因为它们可以完全不顾正常的逻辑、法律和事实。”

■ 父母在大革命时期的风口浪尖

  父亲从长沙出狱后即到上海向中央报到。当时因我父亲身体仍未完全恢复,安排他在上海再住院治疗一段。可是还没有几天,因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林伟民病重,不能坚持工作,中共中央和全总决定,让我父亲立即到广州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样,我母亲随同我父亲又匆匆赶到广州。我父亲既要主持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又要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的巩固工作,还要组织工人参加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带着病弱的身体忙得团团转。母亲一面要帮助父亲抄写一些起草的文件,又要照顾好父亲的工作和身体,也是十分紧张繁忙。
7月,北伐军挥师北上,10月,我母亲又随我父亲从广州到武汉。我父亲负责组建全总武汉办事处,同时直接领导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川等省的工人运动。从10月到12月,武汉工会会员迅速增加到30万人,湖南、江西等省也发展得很快,反帝罢工此起彼伏,工人运动迅猛发展。为了发展大好形势,从思想上、组织上把新发展的工会建设好,父亲连续几个昼夜起草《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工会基本组织》等文件。母亲当时被党组织安排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做收发管理文件的工作。她除了完成党组织交给她的文件收发管理工作和联络工作外,还经常参加慰问北伐军伤病员和救济妇女、儿童的活动,帮助党组织派到武汉来的同志解决食宿等困难。许多老同志都得到过我母亲的帮助。那时我母亲正怀着我,又昼夜不停地操劳,可想而知是多么不容易的了。1927年元旦的欢笑声还在回荡时,1月3日发生了英国武装水兵刺杀在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听讲演的群众,当场刺死1人,刺伤打伤30多人的“一三惨案”。我父亲亲自到现场察看并带领工人纠察队向英方提出强烈抗议。接着领导这场运动,给英国政府一个沉重的打击,终于在2月19日迫使英国当局签署了协定,收回了被英帝国主义霸占60多年的英租界。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收复英租界的斗争。它是中国工运史上的一个壮举。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形势急骤恶化。5月17日、21日,武汉国民革命军内的反动军官夏斗寅和许克祥相继在湖北宜昌和湖南长沙叛变。我父亲领导武汉工人纠察队担负起卫戍武汉三镇,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配合叶挺部队击败叛军,保卫武汉安全的重任。可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迅速滑向反动,形势更加紧张严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决定:为维护国共合作,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这时武汉纠察队已拥有5000多人,3000多枝枪,是共产党掌握的一支不小的力量。对中央决定解散纠察队不少人有不同意见。我母亲听到解散工人纠察队的决定后,也坚决反对,我父亲和省总工会一些负责人也不同意这个决定,可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陈独秀则坚持解散。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同省总工会一些负责人在执行中央这一决定时,采取了一种应付的办法,他们将工人纠察队中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陆续转送到叶挺部队,所谓解除纠察队的武装,只不过是些破旧枪支和一些梭镖木棍应付了事。这就是“文革”中强加在我父亲头上的解散纠察队向反革命缴枪投降的“罪行”。
随着武汉形势日趋恶化,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干部隐蔽。中央一些负责干部逐步离开武汉向江西转移。我父母也要转移。当时我还在襁褓中,在那种残酷的斗争环境中,父母没有办法把我带走,只好把我寄养在汉口的一位工人家里,直到1938年,我才又见到了我的父亲;可是,却再也见不到我的母亲了。究竟母亲是什么样子,还是后来从仅有的一张照片中才看到了我亲生母亲的模样。
父母把我留在武汉后的这年7月,父亲到江西庐山白鹿洞养病。1982年8月,我到江西庐山开会去白鹿洞游览时,听那里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27年的七八月时,国民党一军官到白鹿洞搜捕共产党人。走到一排低矮的房屋前逐一察看各房间。在一房间里,看见板床上躺着一个又瘦又弱的中年男人,便问是谁。领他来的人说是一传染病人,快要死了。这个军官怕自己被染上病,就没再详细追问,赶忙走了。这位病人就是当时在这里养病的我的父亲。他当时来不及躲藏,便急中生智,用了这个办法。
父亲在此养病,等待我的母亲将我在武汉安排妥后到此与他会合,并于10月又到中央领导机关所在地上海。当时形势十分严峻,革命面临着考验。共产党在白区的组织大部分被破坏,少数幸存者被迫转入地下。此时,中国共产党分两条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建立革命根据地;另一条是以我父亲为代表的在白区发动群众,积蓄力量,进行配合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 第五章

      ○父亲在顺直省委
      ○父亲在满洲省委
      ○父亲再遭逮捕,母亲再次配合组织积极营救
      ○父母第四次进上海
      ○上海分手后,父亲与母亲再也没有见面

■ 父亲在顺直省委

1928年3月我父母到天津,当时我父亲是以中共中央委员身份指导顺直省委工作。除了主要领导北平、天津、河北地区党组织外,还兼管山西、察哈尔、绥远、热河、豫北、陕西等整个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当时顺直省委的问题较多,内部纠纷严重,党内意见纷纷,对很多问题看法不一致。
顺直省委的问题,从1927年5月下旬传达中央关于成立顺直党委时,天津出席的几位代表之间就产生了意见分歧。8月1日顺直省委正式成立后,主持省委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继续坚持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放弃对群众斗争的领导,在组织上实行家长制作风,发展了个人意气的争执和党内派别的纠纷。
党的“八七会议”后改组的新省委,由于对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认识不足,不顾一切地蛮干,在北平、唐山、玉田等地组织暴动,使历经艰辛保存下来的一点革命力量又遭到新的损失,北方局、顺直省委和铁路总工会等机关连续被敌人破坏。
由于改组中,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一味批评过去,把以前的省委工作不管是好是坏,都一概否定,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促成顺直党组织的进一步分裂,导致保南出现第二个“省委”,与顺直省委对抗。
我父亲到天津后试图努力解决顺直省委存在的问题,使顺直省委的工作尽快转入正确轨道。但受到当时顺直省委一些同志的抵制。5月15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指定我父亲参加顺直省委常委。在这之后中央又多次开会研究北方形势和顺直省委的工作,认为顺直省委主要负责人表面上接受中央的批评,实际上继续坚持错误。因此,1928年6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处理顺直问题特派机构”指派陈潭秋、我父亲刘少奇、韩连惠为特派员,代行顺直省委职权,领导党的北方工作。
7月,我父亲和陈潭秋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改组顺直省委,推举韩连惠为省委书记。陈潭秋和我父亲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常驻省委,以加强对顺直省委的领导。
9月7日,父亲向中共六大新产生的中央写了《关于最近顺直党内状况的报告》。10月,父亲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汇报了顺直工作。
中央详细讨论了顺直的工作,决定由陈潭秋和我父亲分别起草《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和《中央告顺直同志书》。10月12日,中央正式发出这两个文件。
我父亲为了提高顺直党员的政治水平和统一思想,同韩连惠同志决定编印一个党内刊物——《出路》。我父亲为《出路》创刊出版写了“绪言”,并在《出路》上先后发表了一些文章。
我父亲在顺直省委工作一年的时间里,虽然处境艰难,矛盾重重,但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经过努力,初步扭转了顺直党组织的严重涣散和无政府状态,使党的工作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929年春,我母亲随我父亲返回上海。

■ 父亲在满洲省委

我的父母回到上海没有几个月中央又决定我父亲任满洲省委书记。
在这之前的1928年底,一次满洲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到会的有省委书记、省委委员等近20人。会议进行中,突然一群荷枪实弹的警察破门而入,除少数人乘乱逃脱外,其余13人全部被捕,省委常委无一幸免。
后来恢复的省委,由于主要负责人谨小慎微,畏首畏尾,不敢主动联络已断绝联系的组织,甚至基层组织来信或派人来联系,也不敢接触,使一些党员丧失信心。到1929年5月,满洲省委所辖党员已降到120来人,党员的数量少,质量亦不高。
1928年底,中共中央曾派谢觉哉以特派员身份到满洲巡回视察工作。三个月后,他给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满洲工作报告》,报告提到:“满洲党需要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
1929年6月中央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派我父亲出任满洲省委书记。父亲临危受命,母亲随我父亲于7月14日到达奉天。这时的满洲省委工作,正是举步维艰,百废待兴的时候。
我父亲到任后,立即着手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并在整顿中求得新的发展。
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各地党团组织基本得到恢复,组织起19个支部182位党员,不久党支部增加到38个。我母亲在这个期间,从事工人和妇女工作。
我父亲在党团组织得到基本恢复之后,经过反复考虑,准备在奉天亲自发动和组织一次产业工人的罢工,以推动全满工作的展开。我母亲积极支持我父亲这个计划,帮助了解情况。
我父亲经过调查了解,决定把工作重点选在奉天纺纱厂。

■ 父亲再遭逮捕,母亲再次配合组织积极营救

我父亲同省委常委孟坚到纱厂参加纱厂党支部会。他们在纱厂门口等候时,发现情况不对,正准备分头离开,被冲出的一伙持枪的厂警抓住了。
原来是出了叛徒,泄露了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工厂先找了常宝玉,然后策划了逮捕我父亲和孟坚的行动。
我母亲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刻向党组织报告。晚上,她又走了10多个联络点,通知有关人员疏散,然后才开始营救我父亲。
连续几天,都没有打听到我父亲和孟坚被关在哪里。后来母亲得知我父亲被押在奉天高等法院检查处看守所,经组织同意带上衣服,买了些水果和点心前去探视。一见面就问我父亲身体怎么样?我父亲告诉她:还好,不要紧,没有什么事,过两天就出去了,让家里放心吧!我母亲立刻会意他们未暴露身份,把东西和钱交给我父亲说:“还需要钱,我可以想办法。”9月的东北天已变凉,我母亲又托人给我父亲送了些衣服。9月初法院对我父亲宣布“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经过组织和我母亲的努力,很快就找到了铺保。9月中旬出狱。
在省委派人掩护下,安全返回省委秘书处。随后,父亲向中央报告了这次被捕及出狱的情况。中央很快复信,指示我父亲继续担任满洲省委书记。
我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抱病到东北后,因工作十分紧张,加上东北冬季严寒,使其肺病复发,一个多月都不能好好睡一觉,加上他昼夜不断地工作,身体非常虚弱。我母亲既要完成党组织交给她的工作,协助父亲抄写文件,又要照顾好我那身体虚弱的父亲,也是力不能支,但她始终用欢笑的面孔去工作、去生活。他们就是这样互相关心、互相支持。
在东北紧张的八个多月的时间里,父亲除了主持满洲省委全盘工作外,他还两次到哈尔滨组织领导中东路的工人斗争。我父亲强调:“要把工人反对待遇恶化的经济斗争和拥护苏联、反对军阀强占中东路的斗争逐步结合起来。”他指出:“要根据斗争的情况及时转变群众的斗争方式和领导方法,避免白色恐怖的摧残。满洲职工运动的中心是铁路、海员、矿工、兵工厂。”到1929年底、1930年初,中东路工人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中东路工人的斗争,推动了当时东北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
1930年3月下旬,我父母奉命离开满洲调回上海。

■ 父母第四次进上海

父母这次回到上海,处境更加险恶。开始他们住在杨树浦高朗桥菜场一家豆腐店楼上的亭子间里,后又迁住到宁波路、昆明路、北京路,几易其居,条件极端艰苦。
此时,正是以李立三同志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时期。6月11日,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不切实际地提出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进而在全国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左”的总策略路线。
对李立三这一主张我父母以及一些同志都反对。我父亲劝李立三不要冒险,要避免白色恐怖的摧残。父亲警告说:现在条件还不成熟,罢工会失败的。李立三听了很不耐烦地说:“你怎么知道罢工一定要失败呢?斗争嘛,要趁热打铁。”
由于李立三坚持他的错误主张,使刚刚恢复和发展起来的白区工人运动遭到严重损失,许多革命工会被破坏,干部和积极分子被逮捕杀害,赤色工会会员人数急剧减少。
我母亲在这种极端艰苦险恶的情况下,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顾个人安危,任劳任怨,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想方设法为同志排忧解难。我母亲这些事迹,许多同她一起有过工作接触的同志都交口赞誉,上海革命历史资料中,也有记载。
在这段时间里,我父亲的工作十分紧张劳累,经常咳血。我母亲时刻为父亲的身体担忧。我父亲也尽力想法减轻母亲的负担,时时关照母亲的身体。他们就是这样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下,相互关心、相互支持,忘我地工作着。
张琼阿姨那时在上海沪东纱厂做工,同我父母住在一起。那时我父亲患肺病经常咯血,而生活又很艰苦。我父母的津贴加起来每月只有28元。而张琼阿姨在工厂一天只赚两角钱,不够糊口,也要靠我父母的28元生活费过日子。我弟弟毛毛还小,身体也不大好。四口人的生活过得十分艰苦。
张琼阿姨还回忆说:有一次我父母知道张琼阿姨的丈夫贺树同志病了,十分焦急。可是谁都没有钱去看医生,我父母商量后悄悄地将父亲穿在身上的惟一的一件御寒的皮袍脱去当掉,为贺树治病。
不久,我父亲离开了上海。自此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那做过交通、当过教员、搞过联络、住过机关、守过店铺、进过工厂的母亲,独自带着我的毛毛弟弟继续在上海从事党的工作。

■ 上海分手后,父亲与母亲再也没有见面

1930年夏,我父亲受中央委派率中国工会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我父亲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我母亲何宝珍根据党的决定,在全国互济总会担任领导职务并兼任营救部长,负责同赤色国际互济会联系,争取国际援助,同时为到沪工作的同志安排生活和护送、转移以及对被捕、遇难的同志及其家属进行营救、援助等,整日四处奔波。
1931年秋,我父亲回到上海,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六届四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此时,父母虽然又在一起,但他们各自的工作都很忙,碰头的机会也不多。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日趋残酷,加之“左”倾冒险主义,革命损失更加惨重,开展活动也愈来愈困难。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和发展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
我父亲针对当时工会工作中“左”的倾向,10月5日给中央写了《关于工运的意见》。但临时中央很快就否定了我父亲的意见并指责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10月10日他再次给中央写了《关于工运问题》的信,中央又否定了他的意见并起草通过了《中央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
11月起,我父亲以仲篪等笔名写了一系列文章,发表在《工运指南》、《红旗周报》等刊物上,他全面分析了反帝运动中工人斗争的特点,阐述了领导工运的策略思想。
我父亲在同“左”倾错误的斗争中,遭受过不少的挫折和打击。从1932年2月开始,临时中央多次开会批评我父亲的“右倾”错误,并认为是“一贯的”,决定撤销他的中央职工部长职务。
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文章的后记中,也不点名地指责我父亲是“罗章龙路线的残余”、“机会主义错误的倾向”,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右倾”。
我父亲调离职工部和全总后,积极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一面深入沪东区纱厂从事党的基层建设工作,一面研究白区和苏区工人运动理论,为扭转职工运动屡遭失败的严重局面做了不懈的努力。
在这时,我母亲坚决支持我父亲的观点,她除了忙于党交给她的营救任务外,还帮助我父亲抄写文章,抵制王明“左”倾路线。1931年,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和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更使中共中央机关和地下党组织受到极大的威胁,很难立足,1932年,中央不得不决定让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迁往江西苏区。就在这年的冬天,我父亲告别了我母亲和弟弟毛毛,离开上海迁往苏区。没想到从那以后,父母再没有见面,这次离别成了永别。 第六章

      ○母亲迅速抱起我三岁的弟弟,塞到邻居一位阿       姨怀里说:“请帮我照看一下孩子……”
      ○在监狱里,难友们称我的母亲为“小大姐”
      ○七天过去了,绝食斗争继续坚持
      ○母亲英勇就义,父亲追念她时称赞“英勇坚        决,为女党员中之杰出者”

■ 母亲迅速抱起我三岁的弟弟,塞到邻居一位阿姨  怀里说:“请帮我照看一下孩子……”

父亲走后,我母亲带着弟弟继续留在上海,化名王芬芳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仍然担任全国互济总会领导职务兼营救部部长。
残酷的白色恐怖使需要营救、援助的同志及其家属也多了起来,紧张繁忙的工作常累得母亲喘不过气来。
1933年3月,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被捕,中共地下党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我母亲通过各种关系组织营救,同时还多次与张琼、贺树夫妇联系,并同他们一道去做在国民党内享有盛名的何香凝 廖仲凯夫人 和其他有影响的社会人士的工作,保释廖承志出狱。为此引起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注意,派特务跟踪。我母亲对此虽然也有察觉,但为了革命同志早日出狱,她早已不顾个人的安危。
3月底的一天,一群便衣特务包围了我母亲的住处。我母亲意识到要出事,迅速地抱起我年仅三岁的弟弟毛毛 允若 塞到邻居一位阿姨的怀里说:“请帮我照看一下孩子,过几天会有人来领他的。”说完立即转回室内,销毁了文件,从容地应付前来搜捕的敌人。
我母亲被捕后,被囚禁在上海市公安局。敌人威逼她供认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我母亲坚持说自己是教师。敌人则一口咬定“你不是教师是政治犯”。我母亲装着听不懂说:“我只会煮饭,不会蒸饭。”敌人多次对她严刑拷打,始终没有结果,就把她押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又经过多次审讯,母亲仍未暴露身份。敌人无奈,判她15年徒刑,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牢房。那时同我母亲在一个牢房的有黄海明阿姨,海明阿姨还带着一个一岁的女孩。一天,熊天荆阿姨路过她们的牢房,从窗孔里塞进了一个小纸条。还没来得及打开看,就听见门外看守嚷嚷拿号子钥匙。我母亲急忙将纸条扔进空便桶里,从海明阿姨手中搂过娃娃说:“你坐在便桶上,我来唱歌。”我妈妈逗着小孩唱起歌来。闹腾了好一会儿,看守到别的号子去了。我母亲她们把纸条拿出来擦干净,打开一看,原来是让她们传递给男号子的。于是她想办法把这张纸条夹在食品里送给了男牢。因为我母亲遇事沉着果断,又能关心体贴难友,宪兵司令部监狱里的难友都称她“大姐”。母亲在这里被关了三个多月,又被转押到南京模范监狱。据帅孟奇妈妈回忆:南京模范监狱,因为没有关押女政治犯的监牢,就在这所普通犯人的牢狱中,单辟一隅,把我们近30名女政治犯关了进来。和我同室的难友有耿建华和夏之栩同志,论年龄耿大姐居长,她是小脚,故又称她“小脚大姐”;我居二,因为受刑时损坏了眼睛和腿,行动缓慢,放风时总排龙尾,故而送给我一绰号“区区”;夏之栩居三,大伙就称她“老三”。
帅妈妈讲:“那是1933年的仲夏,南京这个闻名全国的‘火炉’又热又闷。火辣辣的太阳当空照着,一丝风也没有,牢房里的空气散发出腐烂发霉的臭味,令人窒息。大家浑身汗水涔涔,粘得实在难过,都盼望着晚饭时刻早点到来。因为饭后小放风时可以到井边打水洗洗 。可是太阳还高挂在天上,到天黑还早着呢 ”

■ 在监狱里,难友们称我的母亲为“小大姐”

“突然哐啷一声,牢门开了。大家惊异地朝门口望去,一位新难友被推了进来。她30来岁,细瘦的身材,个子不高。身穿一件咖啡色的旗袍,女教师模样。从她那披肩的长发,苍白色的脸色和衣服上几处颜色不协调的补丁看去,大概她已被关押了好久,也经受了不少磨难。但清瘦的脸盘上一对大大的活泼美丽的眼睛,却闪烁着倔强、坚毅的光芒。她就是何宝珍,你的妈妈。”
“你妈一进牢房,夏之栩愣住了,‘你……’正要直呼其名。你妈妈马上机灵地接口说‘还认得我王芬芳吗 真没有想到在这里遇见你。’就这样,我们被关进一个号子里,直到你妈妈英勇就义为止。我知道你妈妈的真实姓名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
“我们这个三号号子原是个‘老气横秋’的号子。自从宝珍来后,我们这个号子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了。她机智、聪敏、活泼、开朗,又很关心体贴同志,因为她年龄小点,人们称她为‘小大姐’。”
“‘小大姐’会唱戏、唱歌,而且还擅长表演。她常常把旧戏曲填上自己编的新词,演唱给大家听。她那丰富的表情,诙谐的动作,常常逗得大家捧腹大笑。”帅妈妈有点遗憾地说:“可惜我不会唱,也不记得她编的那些歌词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骂蒋介石。她用骂毛延寿的唱词唱‘骂一声,蒋介石,你这卖国的奸臣……’”帅妈妈一说到这里,情绪特别高,而且几乎每次见到我们,都要讲起这件事。可见,帅妈妈对我母亲的印象非常深刻。接着她又讲起当年的往事,在饭后小放风时,别的号子的难友要“小大姐”表演,她也痛痛快快、大大方方地站在门口来上一段,给大家带来几分欢乐,给难友们带来了精神上的鼓舞。
帅妈妈又说:“‘小大姐’来到我们号子后,看到我和耿大姐的行动不便,总是抢着刷碗、提水、倒便桶。乘得便出去的时候接触其他号子的姐妹,打听消息,为同志们排忧解难,向看守做工作,同牢房的战友都非常喜欢她。”
“‘小大姐’是个乐天派,但也有忧伤的时候。每当她热泪盈眶呆呆坐着发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她是在思念你们。但你妈妈毕竟是一个坚强开朗的人,一会儿她抹去眼角的泪水,一甩手说:‘咳 干革命还顾得了这些,人民不解放,我的孩子也得不到幸福。但愿小宝贝们能在艰苦的环境下挣扎着活下来。’”
说到这里,帅妈妈深情地看看我说:“如果你妈妈能知道你们的今天,她该有多么高兴啊 ”

■ 七天过去了,绝食斗争继续坚持

帅妈妈曾跟我讲起她们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的故事。
她说:在狱中,我们常常为改善生活进行绝食斗争,每次斗争“小大姐”都非常积极。
记得,当时职工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牛兰夫妇被捕,恰恰也关在我们这个监狱里。社会上不断声援,要求释放他们,牛兰夫妇也进行了绝食斗争。
为了声援牛兰夫妇,我们向监狱当局提出释放牛兰夫妇,允许向监狱内送书、送食品和改善狱中伙食等要求,接着,我们就开始了绝食斗争。
要取得绝食斗争的胜利,必须齐心。否则,不是有人会饿死,就是坚持不下去。
阴险的监狱当局,对我们采取了分化瓦解的办法,他们先下令把我们几个判无期徒刑的拉出去打了一顿,然后狱长开始训话,他挑拨说:“你们这些人闹什么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关几年就可以出去啦。你们不要跟着那几个无期徒刑的闹。他们是没有指望的,可你们还有希望。不要闹了。”但是,姐妹们团结得很好,没有一个动摇的。平时饭量大的人,两三天后就开始呕吐,到后来都吐出绿水,但大家仍然坚持着。俗话说“七日不食则死”。七天过去了,斗争继续坚持,监狱怕饿死人,不好向上级交代,不得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斗争胜利了。
不久牛兰夫妇被释放出狱。他们走前,牛兰夫人汪得莉珍还到牢房来看望了我们。
帅妈妈讲到这里,似乎心情也好了一些。她说:绝食斗争的胜利,使监狱内的情况改善了不少。外边可以来探监,可以送书,送食品进牢;伙食也得到改善,每周能有一次荤菜吃。
但是,没过多久,监狱当局又下令禁止送食品进牢了。这下子激怒了我们,一天,最凶恶的“二科长”来查号子时,“小大姐”质问他:“为什么不许送吃的 ”“二科长”说你妈带头闹事,拉出去就打。姐妹们火了,大家都闹起来。为此,我们每个人都遭到一顿毒打。你妈妈被打得更重些。于是我们又开始了绝食斗争。四天后,狱方不得不再次同意恢复向牢内送食品的制度。
还有一次,因为我们在普通犯人中宣传,引起了监狱当局的注意。一天,他们突然在政治犯牢房中进行大搜查。对这突如其来的搜查,我们没有防备,敌人在我的铺板上搜出我正在起草的职工运动报告。狱方如获至宝,“二科长”奸笑地质问我,“你不是不识字的工人吗 这回又怎么解释呢 ”我反驳道:“在监狱里闷得慌,不识字,还不行学 这是抄书练字。”这时你妈妈机敏地立即接口就说:“我是他们的老师,是我教他们认字。你们对这个号子有什么不放心的。一个小脚、一个半瞎子、一个老实得连话都不说的。我嘛,一个小学教员,平时就爱唱唱,对这些人有个啥子搞头啊 ”耿大姐和老三也都证明我是练字抄书。“二科长”把那本《世界知识》拿去仔细察看一番。幸亏写的报告刚开了个头,前段讲世界工运发展史,都是从那本杂志上抄的,狱方无话可说,把我们毒打一顿就算了事。

■ 母亲英勇就义,父亲追念她时称赞“英勇坚决,  为女党员中之杰出者”

一次,我看到帅孟奇妈妈写的一篇《忆何宝珍同志》的文章,在文章后面的两段帅妈妈介绍了我母亲英勇就义的经过,她是这样写的:
“1934年秋季的一天,宪兵司令部突然又来提审已被判刑15年的王芬芳。大家都深为‘小大姐’担心,不知究竟又出了什么事情。‘小大姐’从容不迫地离开号子,走到门口时回转身来向我们挥手告别。谁知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
“后来,通过外边送来的消息,得知她被叛徒出卖了。出卖她的人也是个互济会的会员,也曾被捕关在模范监狱。因此人的丈夫叛变自首,她害怕,有些动摇。‘小大姐’趁放风时向她做思想工作,分析说:‘你有孕在身,你丈夫绝不会供出你的。只要你一口咬定自己是个家庭妇女,生孩子时是可以取保释放的。’果然,她丈夫没出卖她,临产时,被保出狱。生育后,她仍做互济会工作,也来监狱探望过小大姐。不料这个人重新被捕,经不住严刑逼供,把小大姐教她的话供了出来,致使宝珍再次被提审。这一回敌人已不再相信她是一名普通教师,狠狠追问她的丈夫和她本人的身份。她备受了各种毒刑,拒不供认。无计可施的审判官最后宣布:‘是死是活,两条路由你自决。要活命,就老实招来。顽抗,则死路一条。’宝珍轻蔑地冷笑回答:‘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请吧 革命者是杀不尽的。’就这样,大家钟爱的小大姐于1934年深秋的一个清晨,迎着黎明的晨曦,壮烈牺牲在雨花台。消息传至狱中,所有的姐妹都哭了。何宝珍同志为新中国的诞生,洒下了满腔热血。少奇同志追念她时,称赞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中之杰出者’。1951年冬,少奇同志曾和王光美同志一道前往雨花台默哀,对何宝珍同志和其他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悼念。”
我深深地爱着和崇敬着我的母亲,我牢记父亲的教导,直到现在每年的清明节我都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代表我那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哥哥允斌和弟弟允若深切悼念我们的妈妈。 第七章

      ○临危受命,领导华北对敌斗争
      ○积极营救一批立场坚定、经验丰富的干部出狱
      ○坚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批判关门主义与冒       险主义
      ○争取阎锡山抗日
      ○推进华北抗日局面迅猛发展

■ 临危受命,领导华北对敌斗争

1938年3月,党组织把我接到延安时,正值父亲从华北返回延安的途中。这样,就拖延了我们父女相见的时间。
当时父亲并没有讲他的情况,就是给我讲,我也听不明白。后来,我通过学习和从当时与他在一起工作的叔叔、阿姨那里听到一些故事,才对父亲有所了解。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中华民族危机达到了空前深重的地步,日军侵略华北的行动急剧升级。
5月,日军借口中国破坏《塘沽协定》,要求中国政府铲除华北抗日行动,撤退中国军队和国民党军政机关。
6、7月又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国民党反动政府全部接受了日军的无理要求,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被解职,中央军撤出河北,宪兵三团南调,禁止河北省与平津两市内的一切抗日活动。6月底取消了察哈尔境内的国民党机关,解散抗日机关和团体,免去了宋哲元省主席的职务,撤退二十九军,成立察东非武装区。
9月,日军又鼓吹“华北五省联合自治”。
10月,日本内阁又通过了“鼓励华北自治案”,企图将整个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华北危机,全中国危机。正像《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所写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定安县 今子长县 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我父亲和邓发、林育英等人。会议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策略,研究了北方局工作方针和组织领导。
张闻天同志认为:北方局管理范围很大,与满洲、热河、太原、察哈尔都有关系。为了加强领导,需派得力的同志前往。张闻天选择了我父亲。据1935年12月29日政治局记录上称:“他 张闻天 同刘少奇在上海临时中央期间开始共事。他赞赏刘善于从实际出发,有独立见解,敢于坚持原则。在党内领导干部中,很少有人像刘那样对白区工作,特别是职工运动熟悉,富有斗争经验。实践已经证明,30年代初临时中央将刘少奇的正确主张,作为机会主义来批判,并进行组织处分,完全是‘左’倾路线的错误。从那以后,刘少奇在党内作用就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现在华北危急,张闻天找我父亲个别交谈,要我父亲担起这个重任。会议决定,我父亲以中央代表 后来为北方局书记 的身份主持领导北方局工作。
王首道同志回忆时曾说:“1935年冬,党中央派他任北方局书记。当时华北地区经过多年严重的白色恐怖,党组织绝大部分已被破坏,只保存了河北省委、若干基层组织和几十名干部,而且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还很严重,局面很困难。记得有的同志对少奇同志说:你这次去白区,是重返虎穴,任务艰巨啊。少奇同志充满信心,回答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杨尚昆叔叔和薄一波同志也讲,我父亲到华北时“我们党面临着领导一场伟大斗争的历史任务。可是,华北地区党组织,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损失严重,干部十分缺乏,无力进行领导”,“偌大一个华北,只剩下一个河北省委组织和若干城市、农村中的一点点地方组织以及几十个中下级干部,而且‘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严重地统治着这些组织和干部。”他们“不顾主客观条件,号召和组织党员、群众,采取严重白色恐怖情况下所不允许的斗争方式,上街游行示威,举行飞行集会,冒险进攻。1936年3月31日,北平学生举行了一次‘抬棺游行’,参加游行的,都是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和极少数思想激进的青年。这是先进分子脱离广大青年采取的冒险行动,遭到敌人的镇压,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很不容易聚积起来的力量,不应有地消耗掉了。”我父亲为此还专门给北平同志写信,并写了《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一文,发表在《火线》第五十五期上。信中总结了北平“三三一”抬棺游行的教训,指出:当敌人想尽一切办法来进攻爱国人民的时候,处于防御地位的爱国阵线,应该采取的正确的策略是:更加巩固与扩大人民的统一战线,保存、巩固与加强自己的组织和阵地,暂时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以准备击退敌人对于人民的进攻。信中说:郭清是应该追悼的,应利用这件事来更激发群众抗日反汉奸的情绪。但不应采取今天这样的方式。薄一波同志介绍说:“少奇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并鉴于历史教训,认为扭转局面的关键,在于恢复和建设华北地区党的组织,把这个地区党的工作引上正确路线。”
杨尚昆叔叔在怀念我父亲的一篇文章中,对我父亲从到北方局至芦沟桥事变之前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做了介绍,他说:“少奇同志到北方局以后,就立刻投入了紧张而繁重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在党的建设方面,他着力肃清‘左’倾机会主义影响,提高党的理论和政策水平,恢复了各地方的党的组织,加强了平津二市的党组织,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工委、河南工委,华北地区党员人数增加到五千多。他还派出少数领导干部到华中、华南,恢复党组织。”
据《张闻天传》中所讲,在我父亲的领导下,“不过三四个月的时间,北方工作就有了基本的转变。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不仅加强了北平、天津市委的工作,帮助环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够顾及到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等等。中央领导同志看到刘少奇给中央的汇报信后,都很重视北方局创造的新的经验”。

■ 积极营救一批立场坚定、经验丰富的干部出狱

我父亲在主持华北工作期间得知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他们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这批幸存下来的干部对我党是极为宝贵的。我父亲作为北方局的书记,他决心尽力保护和营救这批同志。尤其是不能让他们落入日寇之手。再者,华北地区抗日斗争日趋发展,急需一批立场坚定、经验丰富的干部。但这件事关系重大,必须请示中央。
当时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提出:“可以让狱中的同志履行一个手续出狱。”我父亲很快将这个情况写信报告了中央,还把狱中同志提出的三个条件也附上,请中央决定。
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总书记,接到我父亲的报告,当即和在陕北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决定予以批准。张闻天还代表中共中央在狱中干部提出的三个请求条件上签字同意。
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络,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六十几位干部分九批先后履行有关手续出狱,陆续分配到北平、天津、山西、河北等地工作,加强了中共在白区的领导力量。

■ 坚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批判关门主义与冒险  主义

我父亲到达北方局后,就明确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此时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内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 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退却防御的必要性等等 ,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很明白,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执行,就是不可能的。”薄一波同志在回忆当时情况时说:“少奇同志的极大的努力,在华北地区党内彻底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他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是: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这一时期我父亲连续撰写和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等文章,指出:“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是中国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我们战胜侵略者的中心关键。所以阻碍和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门观点,就成了一切救国先进分子中之主要危险。”“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这时如果我党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就不会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开展起来,那就要障碍着我党和革命的前进。”文章还列举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严重危害,分析了这种“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及其在党内严重地长期存在的原因。指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并把它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
杨尚昆叔叔回忆说:“在统一战线方面,他以‘K.V.’、陶尚行、胡服等笔名,发表了许多文章,阐明党的政策和观点,引起了很大反响,使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同华北各实力派、社会名流和学生等接洽,联合一切愿意抗日和可能抗日的力量;他与国民党军队中某些爱国的高级将领联系,发展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注意做国民党二十九军将领的工作促使其同情抗日。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少奇等同志及各级党组织的艰苦工作,华北各界救国会、学生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相继组织起来了,城市工人、市民、学生的示威游行、罢工罢课、抵制日货等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了;还有大批学生下乡宣传,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由华北一些救国团体发起,在上海召集了全国各救国团体的代表会,成立了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等知名人士为理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平、津为中心的‘民先队’则发展到全国各地大中城市。这就汇合成了华北大规模的抗日救国浪潮,为党和八路军以后在华北的独立抗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薄一波同志讲了我父亲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小故事:“党的正确主张,也影响到国民党军政系统的上层人物。当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多次命令驻北平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撤退到保定。宋犹豫不定。少奇同志亲自起草了主张抗日救国的三条意见,通过二十九军的一位参谋处长作为自己的意见拿给宋看,宋认为很好,就没有执行撤退的命令。那时候,北平的爱国学生还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少奇同志派人劝大家改喊‘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不久,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就转上了同情抗日救亡运动的立场。”
薄一波同志赞扬了我父亲在北方局的工作。他说:“从1936年春到‘七七事变’,只有十几个月的时间,少奇同志果断地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使党组织恢复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加强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开展起来了,创造了党在白区工作中前所未有的成绩。”党中央对我父亲在北方局的这一段工作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时中央书记处在给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一封信上说:“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 即我的父亲 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 争取阎锡山抗日

薄一波同志讲到我父亲和北方局同阎锡山进行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段故事时说:“1936年8月下旬,我刚从监狱出来,阎锡山的代表来见我,拿着阎的电报,邀我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我过去一直做党的秘密工作,没有做过上层统战工作,也不愿意同阎锡山打交道,所以婉言谢绝了。过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北方局。第二天,徐冰同志来告诉我:‘胡服 刘少奇当时的化名 同志说机会难得,要去 ’又告诉我,少奇同志还指出:‘不想去,大概还是认为我们不能同阎锡山合作抗日,只应当做基层群众工作,不应当搞上层工作,这也是对形势认识不足。一定要看到,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当前,党的任务是,既要搞好基层群众工作,又要搞好上层统一战线,阎锡山找你去,是个好机会;找上门来,不去,就失掉了这个机会。”接着薄一波同志又讲了他9月到太原经过40多天的各方面调查和了解的情况后说:“深深体会到少奇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和提出搞好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要求是非常正确的。”
我父亲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对当时山西的情况和阎锡山动态进行了分析,认为:阎锡山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封建统治者,是个地方实力派。他在山西经营了20多年,在“西北实业公司”的名义下,办了35家大企业,修了同蒲路,还有银行、钱庄之类。他的家当和他的势力都在山西。他总是要千方百计保住这些的。他当时处境十分困难,经济破产,民怨沸腾。日本侵略军步步向华北紧逼,山西受到威胁,危在旦夕。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而且随着日本侵略军的进逼而激化。
与此同时,阎锡山同蒋介石也有着矛盾。在反共这点上,他们虽然一致,但蒋介石一直是要吃掉山西,一面暗地策动河东道独立,一面收买阎锡山的高级军官,挖山西的墙脚。阎蒋之间矛盾也在激化。
这个时候,在阎锡山看来,降日、迎蒋都不是办法,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他不得不另谋出路,寻找暂时的同盟者,也就是想借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力量。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使阎锡山感到是个很大的威胁,同时,他又看到共产党要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机可乘,联共可能还是他一条暂时的出路。一方面打出抗日的旗号,用上一批共产党人,采取某些进步性的暂时措施,扩充实力,同共产党周旋;一方面去对付日本人和应付蒋介石,达到他保持对山西统治的目的。
北方局和我父亲认为:尽管阎锡山有他自己的打算,对抗战是动摇的、不彻底的,但是,他表示愿意抗战同我们合作这一点还是好的。我们应当从抗日救亡大局出发,积极地争取他、推动他抗日,并且通过合作来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薄一波同志回忆说:当时“少奇同志提出对阎锡山的方针是:与阎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戒备他来反对我们和群众;要尽可能地通过阎的组织形式,例如‘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去进行工作,但又不受他框框的限制”。北方局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同志同薄一波同志一起,第一批去太原。薄一波同志回忆说:“临行前,徐冰同志传达了少奇同志对我们的指示:一、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冒险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会戴‘官办团体’的帽子。二、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能做‘清客’,不要‘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三、决定成立做山西统战工作的党的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成立山西工委,由张友清同志负责。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党的公开工作要为党组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接着薄一波同志说:“在少奇同志提出的正确策略原则指导下,我们利用合法形式和‘官办组织’积极开展工作,推动阎锡山抗日,壮大了抗日救亡的力量。”

■ 推进华北抗日局面迅猛发展

杨尚昆叔叔回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父亲在北方局工作时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燃起了抗日烽火。当时北方局先是在太原,后来又转移到晋南临汾。这一段时间我和少奇同志朝夕相处,亲眼看到他是怎样有声有色地领导华北人民抗战的。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头,少奇同志不失时机地指出:“华北今后反对日寇的主要斗争形式,应该由‘七七事变’前的非武装斗争迅速转变为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斗争。华北党组织今后的中心任务,就是广泛地组织、领导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把八路军扩大到数十万人枪的强大集团军;就是要武装自己、武装人民,独立自主地坚持华北抗战。”他又说:“但是,当时有少数同志不同意这个方针……还有的同志不善于随着形势的转变而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习惯于秘密工作的方式,满足于一点一滴的做法。这时,少奇同志表现了既有驾驭革命形势的魄力,又有掌握全局、推动形势向前发展的能力。”“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活动,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短短时间内,先后开辟和建立了晋察冀、太行、太岳、晋西北、晋中、冀鲁豫、冀东、冀南等抗日根据地,几百支游击队在各地组织起来了,八路军迅速地扩大到拥有几十万人枪的集团军。各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了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善了人民生活。”我父亲在总结华北工作经验报告中曾说到:“总起来说,华北党在这个时期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灵活地执行了中央的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没有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了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正确、及时地决定了前进的方向,并且动员和组织了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了。”我父亲对于白区工作的正确决策和成功的实践,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热情称赞。当年他说,刘少奇领导白区工作“有丰富的经验”。 第八章

      ○党的白区工作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转变
      ○毛泽东说刘少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       是一个模范”

■ 党的白区工作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转变

我父亲到北方局以后,深深地感到白区工作问题很多,这种状况不仅仅在平津存在,而且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各大城市也存在着,急需来一个根本转变。然而,实行这种转变是相当困难的。他根据自己过去长期从事白区工作的经历和体会,针对目前这种状况,对党在白区的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性的回顾和总结。他在1936年4月开始撰写《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工作提纲》,总结了1927年以来白区职工运动的历史经验,阐明了白区职工运动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原则。然后,又针对白区工作存在的问题,撰写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与联系》和《怎样进行群众工作》等文章。同时,还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同有关同志做认真的宣传和教育。据当时在北方局工作的郭明秋同志的回忆:“有关白区工作的方针、策略、方法问题,我曾听少奇同志讲过多次。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志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谈到过去天津市委如何反对立三路线。少奇同志仔细地听着。待那位同志说完,他站起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的那套做法还是没有摆脱立三路线。你刚才不是说人越搞越少吗 我们白区就是吃的这个亏。’少奇同志还说,过去类似这样的教训是很多、很痛苦的。那时,我们的同志不明白农村包围城市,城市配合农村的道理,不清楚白区城市工作的目的,以为白区工作的目的就是向统治阶级实行革命的进攻和决斗,总是考虑在自己所在的那个城市一举推翻反动政权,建立苏维埃。从性急发展到冒险盲动,一而再,再而三,以致每次行动都被反动派各个击破。不懂得积蓄力量,好不容易在群众中交了一些朋友,组织了一些力量,一个飞行集会或是别的一个什么冒险行动,就把这点力量都损失掉了。再搞,就又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这样无休止的重复下去,力量永远也积蓄不起来。讲到这里,少奇同志加重语气说:‘我们有多少共产党员让敌人这样抓去,被杀害呢 ’”
1937年的二三月间,我父亲连续给中央写了《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等四封长信。在信中,提出了一个长期以来党内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敢承认的问题,那就是:过去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上“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信中系统地揭露“左”倾机会主义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群众斗争的策略、宣传鼓动工作及党内斗争等四个方面的表现。信中强调指出:“我认为在1927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我提出过很多次,也是很多次被当作机会主义来批评过我的。然而我的意见至今还是保留着。”“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一切‘左’倾错误,认为这些‘左’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但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说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信任。”信中还指出:“左”倾机会主义的传统,四中全会后“基本上没有纠正,还继续着,在某几点上还有发展。这些错误在党内影响最久、最深,给党的损失也最大。这种错误当然是一贯的、也有系统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转变白区工作的问题。白区工作一方面需要策略的转变,另一方面还有十年来的传统要转变。这个转变最艰苦。”“为要转变十年的传统,对于过去的错误不能不在党内公开批评,不能不有一个检讨。”
中共中央很重视我父亲的意见,决定5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

■ 毛泽东说刘少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中央政治局准备向白区工作会议提交讨论的一份《关于白区工作的报告》。我父亲在5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份报告作了说明。第二天在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开幕式上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报告阐明了白区工作实行彻底转变的必要性和艰巨性,指出:“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已经引起了全国政治情况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动。反动了十年的国民党及追随它的民族资产阶级重新转向抗日,两个政权的对立取消,国内和平基本上实现,国共两党重新走向合作,极广大的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中来。这些变动,已经改变了并且今后还要继续改变我们全盘工作的环境,同时也改变了我们所提出的任务、口号和政策。”“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目前阶段,是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二阶段,在目前阶段,‘停止内战’、‘争取和平’的口号已经过去了。在今后我们主要的口号,应该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并且指出:争取民主,是目前任务的中心一环,我们需要在全国进行一个广大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为了民族统一战线在各方面实际地建立起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就全然依靠于我们党的组织工作的转变。”“因为环境的变动,新的任务与口号的提出,使得我们党与群众工作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也必须随之而全部的实行转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我们党内,在各种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高傲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这种恶劣的传统,从‘八七’会议以后的盲动主义就开始了,直至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很长的时间内,还没有肃清。因此,它深入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及党与群众的日常工作方式中,以至成为恶劣的传统习惯。这种传统至今还没有在全党同志中彻底揭发,并给以应有的致命的打击与肃清,这在目前就特别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争取群众的多数。为了肃清这一传统于每一具体工作中,就需要新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斗争方式的创造,需要党的组织工作的全盘转变。”“因此,目前的转变,是党与群众工作全盘的、彻底的转变。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极艰巨的任务,然而这是决定一切的东西。”报告还论述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以及党的转变等诸多问题。《刘少奇选集》只收入了全篇报告十一个部分中的四个部分。报告要求“坚决抛弃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代替;坚决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用布尔什维主义来代替。”报告号召全党同志学习,学习,再学习 通过学习过去的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实现党和群众工作的彻底转变。
这个报告在会议上震动很大,发生了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集中反映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关于对过去白区工作的估计问题;二是关于白区工作转变的两重性质及对“左”的历史传统的认识问题;三是关于白区工作的策略方针问题。其中心问题是:过去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是否犯了“左”的错误。
在白区工作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我父亲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所引发的一些意见分歧。我父亲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重申对过去白区工作的看法,认为“左”倾关门主义的传统“是顽固的,是有历史的,是基本问题上的错误”。会议肯定我父亲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在北方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同志发言说:少奇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同志,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在中共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
在白区工作会议结束之前,我父亲作结论发言,表示同意张闻天同志的报告。指出这次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每个同志都充分表现了对革命极端负责的精神。说明5月17日在会上所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他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的说得过火了。
结论发言,着重阐述了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问题,指出:我们不只是争取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要争取组织上、首先是思想上的领导权。在党内,主要是反对关门主义,同时又要同尾巴主义作斗争。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中心问题是组织广大群众的问题。利用公开工作与合法手段,去组织广大群众,已成为白区党和群众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
发言还对白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提出了要求。
最后,会议表决通过了张闻天作的《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和我父亲的结论发言。
这次会议从统治白区工作长达十年之久的“左”的思想禁锢中解脱出来,总结了10年白区工作的经验,统一了思想,明确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对党的白区工作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白区工作走向彻底转变的历史转折。
我父亲3月4日给张闻天同志的信,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期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高级学习组的学习文件之一。
我父亲在信中所提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白区工作的历史教训,就是指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当时的临时中央不承认此时革命正处于低潮的现实,提出了一套“左”倾冒险方针,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进行着”,强调城市工人斗争“已经带有浓厚的进攻性与政治性”,要求在白区普遍地武装工农和“尽量用全力来准备各个企业的总罢工”等错误主张。

■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  一个模范”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决议指出:“在白区工作方面,他们在革命已转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步骤,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方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及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曲解这一切行动的失败为‘胜利’。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的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这些,也正是我父亲一直在批判和抵制的。
《决议》肯定了我父亲在白区的工作,指出: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1927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主张有计划地把1924—1927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的隐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我父亲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
“文化大革命”为了否定我父亲在历史上的这段贡献,硬把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这一决议从《毛泽东选集》中拿掉,不让人们知道我父亲这段历史曾被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用决议的形式肯定和赞颂过。历史毕竟是历史,篡改、掩盖都是无济于事的。真的不会变假,假的也不会成真。革命者就是革命者,罪人就是罪人。历史是最公正的。 第九章

      ○我们在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的时候,有一       天,哥哥悄悄对我说:“爸爸去前线了,去新
       四军了……”
      ○华中已是抗日的生命线,父亲去扭转被动局面
      ○二进中原,发展华中根据地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我们要有备在先,有理有利有节地同国民党的       反共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深入敌后,开展华中抗战新局面

■ 我们在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的时候,有一天,  哥哥悄悄对我说:“爸爸去前线了,去新四军了  ……”

大约是1941年冬天,我们在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的时候,有一天,哥哥悄悄对我说:“爸爸去前线了,去新四军了……”
其实,早在我们刚到延安的几个月后,父亲就已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发展中原武装力量,创建和扩大华中抗日根据地。
1938年11月,我和哥哥还在延安保育小学上学的期间,爸爸已经离开延安去中原了。临行前托人给我们捎来一小筐鸡蛋和一张便条,嘱咐我们好好学习,注意锻炼身体,要与同学们团结友爱,尊敬老师,听老师的话……我当时很天真也没多想什么,只是想:爸爸你不用担心,这么好的条件,我们一定会好好学习,不会有什么事情的。哥哥没有同我说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心里有话不便对我直说。他那时也许能猜到,爸爸可能又要离开我们到远处去了。
我爸爸这次离开延安四个多月,也就是1939年3月,奉命返回延安。8月送我和哥哥离延安去莫斯科学习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重返华中抗日战场。

■ 华中已是抗日的生命线,父亲去扭转被动局面

抗日战争初期,党中央提出关于深入敌后,广泛地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这一战略方针,在华北,得到了我父亲和北方局的坚决贯彻执行,他们积极主动,抓住时机,各项抗战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而在华中,因为受到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王明路线的抵制,不仅整个华中,就是在新四军内,由于项英的错误指挥,除陈毅等同志一部分深入苏南、苏北和皖东北敌后外,其余还徘徊于国民党统治区和敌伪边缘区,依赖国民党,而不积极地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他们丧失了大好良机,使华中和新四军的发展,不仅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还埋下了遭受挫折的祸根。
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我父亲在会上作了《华北三年来工作基本总结报告》,批判了王明在统一战线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支持我父亲的意见,他说:“刘少奇同志说得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会议批判了王明在统一战线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会议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提出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这时的抗战局势已经相当严峻,国民党军队在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仅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就丢失了华北、华中和华南大片国土。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以后,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寇便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把军事进攻的矛头主要指向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建立的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当时日本侵略军已经推进到开封、信阳、合肥、岳阳、芜湖、杭州一线。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已投入近百万兵力。日本侵略者认为:“只要控制中原,实质上就能支配中国。”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夺取中原这一重要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在日寇诱降,英美劝降之下,积极反共、反人民,多方制造摩擦。
我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的 后来为华中局书记 。
“发展华中最好的时机,事实上已经过去了,但还没有完全过去,还来得及补救。”这是我父亲当时对华中情况的分析。
1938年11月23日我父亲同朱理治、郭述申、李先念、谭希林一行离开延安奔赴中原。据当时同父亲在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回忆,我父亲一到河南渑池,就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传达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根据中原地区的政治形势、军事和地理特点,尤其是武汉外围党的工作基础,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情况,决定撤销湖北、河南省委,建立鄂中、鄂西北区党委及豫南、豫西、鄂豫皖、豫皖苏省委。他明确指出,“沦陷区党的任务是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未沦陷区党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积蓄力量,准备游击战争和支援敌后抗战。从而,在思想上、组织上基本纠正了王明投降主义错误。”
1939年1月15日组成了以李先念为司令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开辟抗日根据地。
针对武汉失守以后,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的战略形势,他对不同地区,作了不同的部署。他说:“豫西地处敌我斗争的前沿,还有沦陷的可能,因此摆在豫西党组织面前的任务是,随时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为此还要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加强统一战线。豫西南情况不同,还会稳定一个时期。他说,整个中原地区的形势,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形势,是发展的形势,你们这个地区还是国民党顽固势力统治区,在当前的形势下,是要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在上层人士中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友军 国民党中主张抗日的部队 工作中,要积极进行和上层人物交朋友的活动。同时还告诫他们,最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出现一股逆流,国民党顽固派怕群众起来抗日,怕群众拥护我们。在他们力所能及的地方,压制抗日救亡运动,打击我们。对此,你们要有精神准备。对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则要求他们下决心沉下去。”对鄂中地区,他指出:“你们那里有国民党的桂系部队,有川军,也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有地方势力。这些部队中间,有进步的,也有倒退的;有主张团结抗战的,也有坚决反共的。它们互相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矛盾,斗争是很复杂的。”“你们得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要争取时间,扩大武装力量,迅速打开敌后抗战局面。”鄂中特委高举抗日旗帜,大力发展抗日武装。不久他们便在鄂中组织了公安寨伏击战和夜袭云梦城两次著名战斗,还打死了一名日本天皇的皇亲,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对豫皖苏边区根据地的开创我父亲指出要向敌后发展,由小块到大块,由一块到多块,然后连接在一起,使豫皖苏边区成为联系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枢纽,成为我军向东挺进,开辟苏北的前进阵地。
我父亲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发展华中的指示,认真分析了华中地区的抗战形势,坚定地提出:“向敌后发展,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放手扩大新四军,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派,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彭雪枫对李波人讲:“少奇同志这一来,许多根本问题都解决了。”几个月之内,华中抗战形势有了较大的发展。
1939年3月18日父亲奉命返回延安之前,再次分析了当时的抗日战争形势和华中情况,对豫西、豫南、鄂中、鄂东、鄂西北、皖北、鄂豫皖、豫皖苏各省工作做出周密果断的决策。
我父亲3月底从中原返回延安到9月15日第二次进入中原的这半年时间里,除向中央书记处报告了关于华中工作的情况,具体分析了目前华中地区的军事、政治情况及其特点,初步总结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和党的工作等方面的经验。同时继续指导华中的工作。5月1日电示朱理治,对发展中原游击战争和确立我党在中原抗战中的巩固地位与基础作出具体指示。还出席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陕西、山西、华北、南方局、东南局的工作;讨论《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德波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以及讨论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等问题,并同王稼祥同志共同负责起草了七大组织问题的决议。
这期间,我父亲为纪念七七抗战二周年,在《解放》和《新中华报》上同时发表《巩固团结,粉碎敌人的阴谋》的文章。
紧接着,又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毛泽东同志为此写信给延安《解放》杂志编辑部,认为这个讲演,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
1942年延安整风,又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为整风学习的文件之一。谁又能想到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颠倒是非的年代竟把它当成“毒草”、“黑修养”在全国范围内批判呢  

  ■ 二进中原,发展华中根据地

我父亲第二次返回中原,是在我和哥哥离开延安不久的9月15日。可是,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时,已是1941年的冬天了。那时我们正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有一天哥哥悄声地告诉我:“父亲去前线了,去新四军了。”听到这个消息,不知道怎么的,我幼小的心里忐忑不安。我只有这么一个最亲的人了,他在枪林弹雨中,东奔西跑,多危险啊,我们又在异国他乡,心里很不是滋味。哥哥看出了我的心思,以大人的口气,安慰我:“在国内,现在就是打仗,哪一个参加革命的人,不都是早就把自己的生命拚出去了。”然后,他又严肃地对我说:“在这儿,我们是学习,你想爸爸,我也想爸爸,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照顾他呢 咱们只有听爸爸的话,加劲学习。”其实,这个时候,我父亲早已在华中的抗日战火中经历了两个多年头了。
父亲二进中原,是1939年9月15日同徐海东、刘瑞龙同志一批军政干部走的。当时国民党反共投降逆流已经掀起,国民党顽固派向解放区和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起军事进攻。在父亲第二次奔赴中原前几个月内连续给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同志致电,对发展中原游击战争和确立我党在中原长期抗战中的巩固地位与基础作了具体指示,强调在适当的方式下给顽军的进攻以坚决地打击,坚决实行一切进步办法创立根据地。6月19日致电李先念和陈少敏同志统一整编豫南、鄂中党的武装力量成立和扩大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委。李先念、陈少敏根据父亲的指示,将整编后的四个团分四路分别向大别山区、河南罗山地区、湖北应城地区、武汉近郊汉阳地区敌后挺进,广泛而勇敢地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使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跨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父亲这次到中原正迎着国民党反共高潮即将到来的满天乌云。据一些当年同父亲在一起的老同志讲,当时国民党亲日派首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副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已公开投敌,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国民党顽固势力,不断制造摩擦,随时会发生危险。父亲一行为了应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无理刁难和可能出现的一些麻烦,让徐海东佩带上少将军衔,我父亲则化名胡服由徐海东同志掩护,公开的身份是徐海东将军的秘书。在出发之前,我父亲对徐海东将军说:“海东,我们一起去。”徐海东说:“好啊,我很高兴跟少奇同志同路。”我父亲笑着说道:“不要忘了,路上,我可是你的秘书哟 ”徐海东将军不好意思地说:“我可没有那么大的福气 ”我父亲说:“这也没什么,需要嘛,该装成什么样人,就装成什么人。”
我父亲和母亲何宝珍多年在白区做地下工作,为了隐蔽自己身份便于开展工作,常常装扮成各种各样的人,装过工人,扮过农民,也打扮过教书先生和阔老板。这次到中原又扮作徐海东将军的秘书,路上同国民党军政界人士打交道时,由徐海东出面同他们周旋,我父亲则身穿一身八路军普通军服,站在徐海东背后,就如同真的秘书一样,一会儿双手接住徐海东脱下的军帽,一会儿接住他的外衣。回来后,徐海东很是不安。我父亲却笑着说: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必须机智哩,就跟演戏一样,演得要像才成。晚间,陕西省委向我父亲汇报工作,徐海东坐在一旁静听。过后,徐海东风趣地说:“这几天,我白天当首长,晚上可就是个小学生了。”

■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我父亲到达河南的时候,也是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行动越来越甚的时候。在中原,国民党顽固派正在用一切力量建立他们反革命统一战线,向鄂东、豫南、鄂中三个地区武装进行“围剿”,企图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来最后驱逐、消灭我们新创立的武装。
9月26日,父亲一行到达河南洛阳。当时洛阳仍在国民党手里,在八路军办事处周围,门口常有特务盯梢。我父亲一到八路军办事处立即召开了中共豫西省委会议,听取了省委同志的汇报。晚上又找来正在向省委汇报工作的洛宁地委书记邵文杰。在一盏煤油灯下,他向我父亲汇报了洛宁、宜阳、新安等县地下党的工作情况。父亲一面听,一面问,一面讲自己的意见。当谈到豫西地下党员常常有被捕的,有些同志不能在当地继续工作而转移了地方时,我父亲针对当时豫西情况强调指出:当前国民党到处与共产党摩擦,时局趋向恶化,豫西党的任务应该以巩固为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在洛阳除对豫西党的工作做了部署外,还听取了在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的中共地下党员赵荣声的汇报,并指示他要有长期打算,跟着司令卫立煌安心呆下去,绝对不可以性急暴露,要等待时机。我父亲知道他的处境很危险,从××那边来的,有一些人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在这样的高级司令部,有个风吹草动,自然引人注意,要做突然事变的准备。我父亲同赵荣声同志从晚上一直谈到东方发白。

■ 我们要有备在先,有理有利有节地同国民党的反    共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四天同徐海东等离开洛阳向竹沟进发,昼行夜宿,行程4天,于10月2日到达中原局驻地竹沟。我父亲一到竹沟,立即全面了解党政军的情况,检查财政经济工作,以及敌、顽、友的军政情况。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中原局战略转移到皖东地区。在转移前,我父亲召开了党政军主要干部会议,对工作做了全面安排,并布置了具体任务,要求机关干部和部队迅速行动起来,做到敌后抗日的准备。在中原局、豫南省委、竹沟留守处及竹沟地委、竹沟县委干部会议上作了《国民党反共高潮必然到来,我们如何应变》的报告。在分析形势与应变工作具体部署后说:“总之,我们要有备在先,有理有利有节地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时,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一、二支队,开展了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争,建立江南敌后游击根据地;张云逸、罗炳辉率领的四、五支队,开辟了皖中、皖东敌后游击根据地;彭雪枫率领的游击支队开辟了豫皖苏游击根据地,配合八路军,开展了津浦路东的工作;李先念率领的豫鄂挺进纵队,打开了豫鄂边的抗战局面,开辟了鄂豫边游击根据地。中原工作的重心,逐渐向敌后根据地转移。

■ 深入敌后,开展华中抗战新局面

11月6日我父亲一行到达安徽涡阳新兴集。他听取了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和吴芝圃、张震、肖望东同志的汇报,对支队的各项工作给予高度评价。特别是对部队由1938年9月30日由竹沟出发时的380人,在一年多的时间发展到1 7万多人,非常满意。他根据中央的方针和华中的情况,特别强调要深入敌后,开创华中抗战的新局面,反复说明中央这一战略意图的重要意义。他说:“将来华中根据地南扼长江,北倚陇海,东到海滨,西抵平汉线,可以造成威胁宁沪,逼近武汉、徐州之势,对中国抗战的全局,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父亲在这里的工作紧张繁忙,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针对豫皖苏地区的情况,对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实行减租减息和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等问题作了指示。我父亲对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非常关心,他强调,“我们的政权,应该成为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成为包括所有抗日阶层联合的民主政权。下层 区、乡 政权的改造,应树立农民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把基层政权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和进步分子手中。”我父亲还特别注意对干部的培养和提高,针对当时的形势和干部的思想问题所作的多次有针对性的讲话,非常受当地干部的欢迎。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刘少奇的指导与关怀下,豫皖苏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1939年11月成立了豫皖苏边区参议会,吴芝圃任参议长,耿蕴斋任副议长。“不久召开了豫皖苏边区各界人士代表大会,成立了豫皖苏边区政权的最高领导机关——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选举吴芝圃为主任,刘庞光为副主任。”“到1939年底,豫皖苏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粗具规模。”
1939年11月19日,党中央发出江北新四军向东海发展的指示。我父亲为了尽快实施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于当月下旬启程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他号召所有江北部队要以实际行动实现中央提出的东进方针。
自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转向反共为主后,先后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反共文件。国民党军队由正面战场向敌后退败,转向与我军争夺敌后根据地和日军无法控制的地区。6月12日,国民党第27集团军司令长官杨森,派部队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的通讯社,杀害新四军参议徐正坤、八路军少校罗梓铭等6人。9月,国民党湖北保安司令程汝怀,在鄂东新集围攻新四军后方机关,惨杀共产党员和群众500多人。11月11日,国民党第31集团军少将参议耿明轩纠集确山、泌阳、信阳三县保安团1800多人,向竹沟突然袭击,惨杀抗日军民、伤病员2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竹沟惨案。
我父亲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后,连续几天,夜以继日地听取汇报。他对张云逸等同志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东进敌后方针所做的工作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分析了淮南与华北平原的异同,指出:淮南除了国民党顽固势力比较雄厚,控制了大片土地政权之外,其他和华北相同,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建立根据地的条件。至于不利条件,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他号召所有江北部队要以实际行动实现中央提出的东进方针。
12月中旬,日本侵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纠集盘踞在南京、明光、蚌埠、巢县日伪军3000多人向我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发动进攻,实行“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我初建的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我父亲同张云逸指示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徐海东同志“避敌锋芒,击其弱翼,精心捕抓战机,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出敌不意地在运动中给以歼灭性地打击,以缩小‘扫荡’范围,缩短‘扫荡’时间,减少人民损失。”徐海东将军按照这一指示立即部署,决定由七、九两个主力团打好这一仗。
战斗从21日开始,经过3昼夜的激烈战斗,粉碎了敌军3000余人对我根据地的三路“扫荡”,共击毙敌人160余人,其中击毙日军队长毛高干穗,活捉敌分队长1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河镇等地,群众纷纷返回家园,大小村镇一片欢腾,人们奔走相告,颂扬新四军为国为民打了胜仗。这次反“扫荡”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使我军在津浦路西站稳了脚跟,打开了皖东抗战的新局面,为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9年底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粗具规模。
我父亲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发展华中的指示,扭转在华中的不利地位,从12月中旬到1940年2月,连续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讨论了华中发展方向,根据地的建设,发展人民武装和统一战线等问题。决定在华中实施向西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略。他说:我们全力向东发展,既有理也有利,解决了苏北问题后,我军即可背靠山东,凭江据海依托水网,开展华中抗战。他针对一些同志的错误看法指出:我看招兵买马就不错,革命的兵为什么不招,革命的马为什么不买 发展革命的武装是多多益善。我父亲又进一步分析了华中情况后说,我们有六大宝:一是抓武装、二是抓政权、三要抓发动群众、四是抓财政经济、五是抓发展党、六是抓培养干部。这六大宝的总体思想,就是要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同时建议中央派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主力北上,大力发展华中。使华北、华中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八路军、新四军互相支援。
中央采纳了我父亲的意见即派八路军第二纵队三三四旅及新二旅共5个团1 2万人,由黄克诚率领于1940年6月20日抵达新兴集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会合,分编为第四、第五纵队。彭雪枫任第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任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
1940年1月初我父亲同张云逸等同志将豫南、鄂中、鄂东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游击纵队。整编后的豫鄂挺进游击纵队的主力挥戈东进,创建鄂东抗日根据地。战斗区域和队伍越来越大。活捉国民党十九纵队司令蒋少瑗。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大小悟山附近的新县、红安、麻城、黄陂、杨店等地区,成立了人民政府,初步建立了鄂东抗日根据地。
中共中央3月致电我父亲和李先念,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武汉地区挺进队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了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在华中或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与发展。其先决条件,是地方党应有组织武装的坚决决心与工作布置,有不怕与顽固派摩擦的勇气与意志。”从此,这支新四军万人主力部队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进行强有力的武装斗争的同时,根据地建设迅猛开展,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原敌后抗战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2月7日,中原局向彭雪枫、江华、金明发出《关于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我父亲在连以上主要干部会议上作了反顽斗争的动员报告。他说:摩擦是非反不可,否则就犯了原则错误,如果不在反摩擦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抗日就没有我们的地位,就没有我们的根据地,抗日统一战线也就统不起来。
3月28日,我父亲又写信给张爱萍、江华、刘瑞龙等同志,提出了建立皖东北的方针和政策。
就在1940年春节后,桂系军阀李品仙主力一三八师在津浦路西向新四军发起进攻。接着,江苏省主席、国民党嫡系24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也调集10个团兵力向津浦路东的新四军进攻,妄图切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消灭新四军江北部队,孤立江南部队。一时皖东上空乌云翻滚。对此,我父亲指出:“现在局势逆转,国民党准备投降。我们要坚决揭露他们的反共投降阴谋。我们不但要打日本鬼子,还要进行反摩擦。”
我父亲同张云逸对这次自卫反击战已胸有成竹,调兵遣将,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先反击威胁最大的李品仙部,以巩固路西根据地,然后再挥戈向东击破韩德勤的进攻。历时9天,路西反顽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韩德勤于3月21日发起了以来安半塔集为重点的全面进攻。半塔集西逼津浦铁路,南扼长江,北据淮河,是皖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中央书记处肯定了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部署。来电指出:“你们的决心及布置均是正确的,望坚决执行。……在这种艰苦斗争中巩固这个战略上极为重要的抗日根据地。”这一指示极大地鼓舞了皖东军民胜利展开半塔集保卫战。从3月21日进入防御阶段将近一周的战斗,韩德勤在半塔集和其他地区均无进展,3月29日,我军开始全线反击,前后历时20天,用2000人打败了韩德勤1万多人,共歼灭顽军有生力量3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韩顽主力逃往三河以北,本地土顽也大部退走,淮南运河以西、津浦路东的顽固武装已不多,再加肃清,即冲开了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道。
4月10日,我父亲向党中央报告了粉碎韩德勤进攻新四军的情况。毛泽东获悉后,十分高兴,于5月4日致电我父亲说: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陈毅说:“半塔保卫战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
第十章

      ○把苏北作为战略突击方向
      ○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王光夏的进攻
      ○建立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
      ○在“皖南事变”中
      ○“皖南事变”后,担起重建新四军的重担
      ○重振新四军军威

■ 把苏北作为战略突击方向

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华中的情况,5月5日又同王稼祥致电,指出:“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又指出:“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德、彭德怀两总及胡服(刘少奇)同志指挥。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统由胡服负责”。
紧接着,我父亲连续在几天内致电或写信给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华中各部队、各区党委,江北特委和苏北特委就江北反顽行动做了部署和提出已建政权地区普遍实行减租减息的具体办法和保护麦收的指示,提出目前苏北党的总任务;就豫皖苏边区财政问题致电彭雪枫等同志。还在皖东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在敌后怎样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报告。
同时,还多次向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致电,提出解决皖东、皖东北问题的工作布置的意见,通报部队活动情况。
我父亲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负责同志打开皖东局面后,立即到皖东北,其更重要的目的是谋求开辟苏北的最佳途径,以便尽快使南方的新四军和北方的八路军连成一片。
半塔集保卫战胜利后,我父亲立即召开五支队干部会议,他说:“中央已确定把苏北作为战略突击方向,集中陈毅、黄克诚和罗炳辉等各方力量,向苏北发展。在发展苏北这盘棋上,决定这第一着棋就是把五支队这只棋子,放在淮宝地区。”然后又说:“在淮宝立足生根,主要是建立民主政权,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民兵工作抓起来。你们去淮宝后,要把淮阴、淮安、宝应、高邮四县的民兵工作搞好。”会议结束后,他们便进行了紧张的战前练兵,为夺取强渡三河战斗胜利作渡河准备。

■ 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王光夏的进攻

自从日军进占苏北后,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保安第三纵队司令兼淮泗专员王光夏,在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指使下,暗中勾结日军,到处组织汉奸伪政权。这次趁固镇、玉河、泗洪的日军向新四军进攻之机,也将其所属4个团的兵力倾巢出动,公开配合日军“扫荡”。占领我朱湖、新行圩子及其以北地区,给新四军造成了四面受敌的困境。
据当时同我父亲在一起的张爱萍同志回忆当时向我父亲请示汇报的情景说:“我把当时的敌情和我们的困难处境向他作了汇报。少奇同志一面听着,一面看着地图,脸色仍然那样开朗、平静。等我讲完后,他微微点了点头说:‘是很困难啊,你看该怎么办好呢?’我说:‘看来不反击是不行了。王光夏经常和我们闹摩擦,这家伙这次竟公开对我们进行武装进攻,是狠狠给他回击的时候了。’少奇同志很赞成地说:‘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毛主席指示我们的。我们在反击日本鬼子的扫荡,顽固分子却趁机向我们进攻,这就逼得我们不得不自卫了。因此,打他,我们是有理由的。这一点也一定要给干部,特别是战士讲清楚。’”接着少奇同志又问了部队的政治情绪和有关作战等问题,当他了解到要以一部分力量牵制日寇,又要歼灭王光夏四个团是有困难,但打垮他,赶出我们根据地是有可能的时候,他肯定地说:‘现在情况的确很严重,但是,打了,情况就会好的。……我们既然有理又有利,就坚决地打垮顽固分子的进攻!’”
张爱萍继续回忆说:“记得是我们同王光夏部队战斗的第五天夜晚,顽军两个团被我们打垮,并被驱逐到根据地边缘上——界头、曹庙一线。”“我从前方指挥所来向少奇同志报告情况并陈述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少奇同志对伤亡情况和政治情绪很关心,当他知道我们部队营以上干部没有伤亡,战士伤亡也不大的时候,才放下心来,谈了同敌人斗力、斗勇、斗智的问题。”“为了狠狠地教训这些‘反共摩擦专家’,彻底粉碎王光夏的进攻,完全恢复我根据地,他又决定在我们已取得胜利的基础上,组织当时在淮北津浦铁路东地区活动的八路军南进支队和苏鲁豫支队的一部,与我们共同行动。在少奇同志的统一指挥下,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在运河以西洪泽湖以北地区,又歼灭了王光夏两个多团,把残部赶回运河以东,完全恢复了我们原有的根据地。”
八路军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第三四四旅(辖六八七、六八八、六八九团)、新二旅(辖五团、六团)共5个团和教导营共1 2万余人分两个梯队从冀鲁豫边区南下华中。分别于6月20日、27日到达豫皖苏边区涡阳县新兴集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部胜利会师后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为了适应向西防御、向东发展的需要,随后根据中原局决定,又将新编第四纵队分编为第四、第五两个总队。彭雪枫任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坚持豫皖苏边区的斗争。黄克诚所部与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八路军陇海路南进支队合编为第十八集团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3个支队(旅)两万余人,执行向东发展的任务,带领部队东进淮海和盐阜地区,从此向苏北的战略进军开始了。
7月20日,我父亲向中央提出关于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意见。随后又作出开辟淮(阴)宝(应)地区的部署。与此同时,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其部队在陈毅、粟裕率领下,在镇江和扬中之间渡江北上,与先期到达的挺进纵队、苏皖支队在大桥镇、郭村地区会合。这时,他们接到我父亲关于“原地整顿,以逸待劳。以诱韩德勤来犯后,固守待援……集中兵力与之决战”的电报。陈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后,提出东进黄桥计划。我父亲认真考虑了陈毅同志的意见后改变原意见复电称“东进黄桥计划甚好,此次行动及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新四军、八路军行动将由陈毅统一指挥。”据当时同陈毅同志在一起的老同志讲,陈毅接到我父亲的电报后,对我父亲的豁达大度十分钦佩。开始指挥部队东进黄桥地区,开始了著名的黄桥战役。

■ 建立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

新四军取得黄桥战役胜利后,乘胜北上,10月11日,陈毅、粟裕率新四军部队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南下部队一支队在白驹镇会师。
10月下旬,我父亲率“乌江支队”——江北军政干校学员和其他干部千余人,从半塔集出发到达阜宁,11月5日到达海安,与离别10年的陈毅将军见面,老友重逢,百感交集。陈毅将军即兴赋诗一首:

  十年征战几人回,
  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
  红旗十月满天飞。

然而正当父亲领导、指挥的华中敌后抗战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却磨刀霍霍,向共产党开刀了。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他消灭共产党的极好机会。这时德国为了能使日本南进,派大使从中调停,日本也采取在正面战场停止攻击的办法来诱蒋投降。日军将领土肥原以让出华南、华中一部为条件,要求国民党消灭华中新四军。特别是百团大战之后,日本内外交困。汉奸汪精卫也劝蒋降日,合力对付共产党,讨伐八路军和新四军。并许诺让蒋任南京政府主席。蒋介石原来本想利用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战,借用日军之手消灭共产党。事实恰恰与他的想法相反,新四军、八路军的队伍迅速壮大。这时的他认为消灭共产党新四军的好机会到了。决心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消灭新四军和八路军。
我父亲同陈毅将军会见后,立即根据中央指示,和蒋介石的反共行为以及华中情况,对如何建立、巩固与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问题,作了充分的讨论研究。11月12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建立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我父亲任政治委员,陈毅任副总指挥。在叶挺到达苏北前,陈毅为代理总指挥。11月24日我父亲同陈毅率华中总指挥部机关移驻盐城。26日下达了曹甸战役第一个攻击命令,12月4日下达了第二个作战命令。整个曹甸战役经过18天的激战,歼灭韩德勤主力8000余人,是继黄桥战役后对韩德勤又一次沉重打击。苏北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 在“皖南事变”中

这时的皖南由于项英的右倾不听叶挺意见,抵制中央北上的指示,对国民党仍报有幻想,毫无警惕,已成了国民党蒋介石进攻的首要目标。他们认为:“选择皖南剿共,一定马到成功。”蒋介石经过一番策划,20日晚蒋介石又面授机宜:“要保证皖南剿共成功,要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并作了具体部署。11月下旬又制定了《黄河以南剿共作战计划》的密令,并多次给在皖南的顾祝同发去特急电报指示,要顾祝同调32集团军到皖南,任命上官云相为皖南前线总指挥,统一指挥23和32集团军7个师的兵力。12月中旬蒋介石又命令顾祝同召开徽州作战会议制定围剿新四军的作战细则,要彻底干净地消灭新四军。
情况发展很快,中央已将蒋介石要围剿新四军的情况多次通知叶挺、项英,而项英仍犹豫不决。在如此紧急关头,还在考虑讨论是北进,还是东移,还是坚守?叶挺将军早就对他不执行中央关于军部北移的方针十分不满,他说:“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早有指示,用不着讨论”,接着他讲了今年以来中央多次来电催促北移的指示后说:“中央把国共两党在华中的矛盾焦点说得如此透彻,而且焦急的心情可想而知,可是我们却按兵不动,迟迟不肯北移。不出毛泽东所料,蒋介石要下手了,皖南已在一触即发之际。现在当务之急是立即执行中央指示迅速北移”。可项英仍抱有幻想。他同周子昆讲:“顾祝同还是开明的,我们相处得不错,三年来皖南从未发生摩擦,他不会向我们动手的,要动手早动了。”仍迟迟不动。
在此期间我父亲为使皖南新四军北移,给中央和项英发报不少于十来次,并为他们顺利北移做了安排,可项英就是不动。12月22日顾祝同电令必要走铜陵、繁昌北渡,并要在12月底前移完。这时项英已经知道顾祝同要消灭新四军,但仍按兵不动,还发报给中央,要中央给明确肯定的方针。中央回电批评了项英,指出:“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求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可项英同志仍不果断行动,无休止地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叶挺气愤地说:“九千名将士的生命葬送在这无休止的会议上。你把毛泽东党指挥枪的名声搞臭了。”
1月3日,中共中央再一次命令项英:“你们全部坚决离开苏南,并立即行动。”在中央一再命令督促下,项英才不得不指挥部队在4日晚开始转移。7日,部队正在转移途中,遭到伏击。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在顽军三面包围之下,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除一小部分部队在群众的支持掩护下保存下来,整个部队遭到毁灭性打击,叶挺军长被俘、袁国平英勇牺牲,项英、周子昆不告而别离开军部,企图从小路突围。因道路不熟没有溜出去,却成了归来的逃兵,后被叛徒杀害。

■ “皖南事变”后,担起重建新四军的重担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发生了。
在“皖南事变”发生的日子里,我父亲不顾日军飞机轮番轰炸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的危险,经常守候在译电室内,了解电台同延安、皖南联系情况,度过了八个不眠的日日夜夜。他打电报给皖南被围困的项英,要他想法突围到江北,并派曾希圣、黄火星回皖南的繁昌、芜湖一带组织皖南独立支队,负责收容事变中失散的武装人员,并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1日,我父亲与陈毅同志联名致电新四军各部队,通报了皖南事变的情况,要求各部队向各方呼吁,并通过各种统战关系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制止围攻新四军的行动。
1941年1月16日晚,顾祝同用电话向蒋介石报告:“围剿皖南新四军战斗胜利结束”。1月17日在《中央日报》上,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解散新四军的命令。蒋介石同时命令汤恩伯、李品仙等数十万大军向新四军各部发起进攻。从而,使第二次反共高潮发展到了顶峰,把国共合作局势推向全面破裂的边缘。
1月18日,我父亲和陈毅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皖南事变”后的工作部署,建议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陈毅任代军长。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同日,又发布了成立新四军军分会的任命。我父亲被任命为军分会书记。
1月23日,刘少奇、陈毅、张云逸等新四军将领发表就职通电:“当此寇氛弥漫秦桧横行之际,陈毅等誓遵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与万恶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亲日派奋斗到底。”
蒋介石得知后被震呆了。
1月24日,我父亲主持中原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皖南事变”的报告。会后,我父亲同陈毅等17位新四军将领发表了《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通电》。
1月25日,新四军军部成立大会在盐城举行。因为我父亲一直是用胡服的化名,这是第一次公开真实姓名。陈毅同志特地向大家介绍说:“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刘少奇是我党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他走到哪里,哪里的革命形势就迅速好转。他到华北,华北抗日运动大发展;他到皖东北,皖东北就展开了新局面;他到苏北,苏北出现了一片新气象。”他接着说:“新四军直接在中央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好像火车在轨道上行走,一定能够顺利地到达目的地。……”
随后我父亲发表讲话,他首先揭露痛斥了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罪行及投降日寇的阴谋。最后号召全军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做好准备,随时粉碎顽固派的任何阴谋。
重建的新四军扩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全军共9万余人。
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低低地叹气说:“没料到“皖南事件”起了割韭菜的作用,越割越旺。”

■ 重振新四军军威

“皖南事变”以后,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进攻华中,命令汤恩伯、李品仙、顾祝同等继续东进北上,向豫皖苏、皖东、皖中、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攻。韩德勤、李明扬、李长江等部也准备策应。这时的日本侵略军,一方面诱降蒋介石,一面加紧进攻各抗日根据地。日寇用于同新四军作战的日军达11万人,加上华中15万伪军共26万余人向新四军疯狂进攻。
我父亲同陈毅将军,根据中央指示顽强坚持抗战,将战略指导中心着重放在巩固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根据地,大力经营苏南,坚持皖南,发展皖中,准备条件成熟时向西、向南发展。一面声讨国民党顽固派,一面加强对部队的教育,坚定全体指战员抗日到底的决心,同时重新整编部队。1月24日到28日,我父亲主持中原局和军分会高级干部会议,作了关于皖南事变的报告,分析了皖南事变后的形势。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中央的指示,讨论确定了新四军今后的任务,并做了具体部署,提出“建设一个正规化的党军”的要求。
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华中形势,加强对整个华中地区党和军队的领导,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成立华中局,同时成立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我父亲被任命为华中局书记兼华中军分会书记。
6月初,由我父亲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扩大会议。我父亲同陈毅将军分别在会上作了建军工作的报告,会议全面地总结了新四军党的领导、政治、军事、干部、教育、锄奸、敌工、供给、卫生等部门的工作,提出了改进措施;系统地论述了建军工作的重要性;全面制定了建军工作计划,强调整训和扩大主力兵团,进一步提高全军的政治、军事素质;号召全军为建设正规化的党军而奋斗。
1941年新四军同日伪军及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全军作战2 391次,缴获步枪26 182枝,轻重机枪600挺,各种炮41门,歼灭日伪军3 3万余人,俘虏20 782人。
到年底新四军的阵容较“皖南事变”前更加充实、更加壮大,主力部队发展近9万人。根据地地方抗日武装也迅速壮大,地方部队发展到4 1万人,民兵51 5万人。为坚持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打下牢固基础,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都有明显进步。
同我父亲一起在华中工作的刘瑞龙同志回忆说:“少奇同志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发展华中任务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扭转了当时新四军面临的困难局面,造成了生机勃勃的主动进攻的迅速发展的局面。我过去只知道少奇同志曾在白区和苏区工作,有丰富的群众运动经验,这次和少奇同志一路到华中,并且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才使我深刻领会到他是我们党内有理论修养,重调查研究,有远见卓识,密切联系群众,有自我批评精神,有高度领导艺术,有细致组织才能,自奉俭朴的一位可敬的领导者。”
用陈毅同志在欢送我父亲的大会上的一段话,就可以概括了他在华中这段工作情况,他说:
少奇同志在华中局势危急时刻,于1939年年初到华中,组建中原局,并担任中原局书记,统率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皖南事变”后,担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少奇在华中工作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这三年,是血雨腥风的三年,是不平凡的三年,几乎日日夜夜都在战斗。以他的雄韬伟略,为发展华中根据地和新四军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功绩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圆满完成了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1939年年初,少奇肩负发展华中的重任,离开延安到华中,第一站到河南竹沟,在那儿听取了湖北省委、鄂西北地区党委有关鄂中、鄂西北情况汇报,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对发展敌后抗战作了具体部署,组建了李先念的独立游击大队,向豫鄂边挺进。这支部队,在不到半年时间内,迅速发展为拥有6个主力团的游击兵团。现在这个游击大队改编为新四军5师,拥有1 5万人,已在黄安、应山、京山、天门、荆门等广大农村立足生根,部队发展数量多质量高。这时候的淮南和淮北,已有4支队、5支队、6支队和黄克诚的第5纵队。由于项英的错误影响,这4支部队步伐不一致,各有各的主张,少奇在定远县藕塘集召开中原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东进,东进,再东进’的战斗口号,把发展苏北作为战略任务完成,今天苏北抗日根据地已粗具规模。
第二,少奇提出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根据地。少奇同志说,国民党顽固派是新四军东进的障碍,要东进就要反摩擦。1940年5月,少奇领导江北指挥部在定远和半塔,一举击败李品仙和韩德勤的夹攻,坚持了津浦路东、西两侧阵地,为建立苏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第三,提出了正确处理“皖南事变”的斗争策略。提起“皖南事变”,人们的视力往往都投注到战火连天的皖南,而对当时在苏北盐城华中指挥部少奇同志作出的贡献却甚少知之。少奇同志平时每天只抽一包烟,“皖南事变”那阵子,每天抽五包烟都不够,他七天七夜没合眼,紧张地处理皖南事变。1月9日,我们收到叶挺来电,说项英和袁国平、周子昆逃跑,少奇同志非常气愤。项英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和副军长,身兼数职,东南半壁归他领导,在关键时刻他竟然做出这等丑事,谁听了都难以相信,即使相信了也难以启齿。少奇同志向中央建议:撤掉项英一切职务,政治上由饶漱石负责,军事上由叶挺负责,以挽危局。中央接受这一建议。中央为了救军部,提出要山东八路军包围沈鸿烈,苏北新四军包围韩德勤,以交换的筹码逼迫老蒋在皖南撤兵。少奇同志冷静地分析了全局,感到这份电报事关重大,处理不当,全局被动。当时的形势是皖南军部已遭损失,我军总体上反击兵力不足,根据地不巩固,有限的军事动作不一定能挽救皖南危局。同时,国民党也未正式投降,仍在抗战,国共关系未全破裂。此时此刻我军大举进攻,一是军事上无胜利把握,二是政治上被动。少奇同志建议中央:撤销包围韩、沈计划,军事上处守势,政治上取攻势。党中央接受了少奇同志的建议,稳妥地处理了“皖南事变”,既从政治上打击了蒋介石,又在军事上发展了八路军、新四军力量。
第四,用先进的理论武装了华中党组织。少奇同志担任华中党校校长,倾注全部心血于党的教育事业上。有一段时间,他住在党校,同学员同吃同住在群众家里。白天找军政干部谈心,了解情况,晚上在油灯下备课,写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为什么犯错误》、《人的阶级性》、《论抗日民主政权》、《论党内斗争》等不朽的著作,并在党校演讲,用马列主义,提高了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
至于少奇同志关心人民群众生活的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少奇同志为华中人民和新四军建立的卓越功勋,将永垂青史,人民将永志难忘。

25
  1937年8月初,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太原组建北方局新的领导机关,图为刘少奇在抗日前线同彭德怀、杨尚昆合影。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图为主席团合影,后排右三为刘少奇。
刘少奇家乡炭子冲。
刘少奇的母亲刘鲁氏画像。
  1939年8月27日,刘少奇在延安机场送周恩来去莫斯科疗伤。
  1939年6月,刘少奇在延安出席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与毛泽东 左一 等在主席台上。
  刘少奇 左三 在延安接回儿子刘允斌 左一 、女儿刘爱琴 右二 时,与哥哥刘云庭 左二 和刘云庭儿子 右一 合影。
1936年冬,毛泽东和朱德在保安。
1945年,刘少奇在延安。
  1944年11月1日,刘少奇 右三 同毛泽东 左二 、朱德 左一 、林彪 右一 等出席八路军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的誓师大会,在检阅主席台上。
  1959年9月,刘少奇和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开幕式主席台上,中间为荣高棠。
  1949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访苏期间,中共中央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代理。图为刘少奇等到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为毛泽东等送行。
  1964年11月29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首都各届人民支持刚果 利 人民正义斗争的集会。图为刘少奇同毛泽东及外国朋友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2年10月1日,刘少奇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22年夏,刘少奇到湖南,在长沙清水塘同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第一次会面,上图为当时的刘少奇和毛泽东,下图为长沙清水塘的中共湘区执委会旧址。
  1924年1月,刘少奇领导创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补习学校,图为刘少奇 二排右二 同该校教职员工合影。
  1922年12月,中国最大的产业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在湖北汉阳成立,刘少奇被选为执行委员,后当选为委员长。图为总工会成立大会合影。
  图为中共满洲省委旧址。刘少奇1929年7月至1930年
3月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其字为刘少奇手迹。
  1923年4月中旬,刘少奇同何宝珍 又名何葆贞 结婚。1934年
冬何宝珍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图为何宝珍烈士遗像。
1958年9月28日,刘少奇同王光美瞻仰南京雨花台烈士墓。
1960年4月18日,刘少奇在郑州接见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代表。
  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刘少奇在延安出席中共白区工作会议,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图为刘少奇1937年在延安。
  1938年9月,刘少奇在延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图为主席团合影。右三为刘少奇,左一为毛泽东。
1958年9月,刘少奇在开滦煤矿井下视察。
刘少奇、陈毅与在新四军工作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合影。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后任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图为1941年的刘少奇。
1938
  1922年夏,刘少奇到湖南,在长沙清水塘同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第一次会面,上图为当时的刘少奇和毛泽东,下图为长沙清水塘的中共湘区执行

 

 

关闭窗口

主办: 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 承办: 辽宁工学院
  中共辽宁省高校工委、省教育厅 TEL: 0416-4199778/0416-4199670
  中共锦州市委 E-mail:    lnsgdb@126.com   
Copyright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