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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发展历程(7)

 



 
第一章  
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早在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就已开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构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同时,又结合本国国情有所创新,较好地解决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初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1956年以来,我们力图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由于缺乏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估计不足,急于求成,特别是受极左思想的干扰,探索出现失误,造成严重后果。这个教训十分深刻,值得认真反思与总结。 
一、最初的实践与构想 
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长期追求、热切渴望的宏伟目标。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应当建成什么样子?这是每个投身于这项伟大事业的人始终关切和思考的问题。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进行探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们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从1927年到1934年,他们先后创建了井冈山等几个革命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1934年修订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三条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大纲还规定,人民群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权参与讨论和决定国家事务。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萌芽和雏形。 
这一时期的革命政权,从名称到具体组织形式都照搬苏联,从国家体制的角度看,它们的确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的职责不十分明确,执行机关有时实际上成了权力机关;党政不分,有时以党代政;民主集中制不够完善;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代表大会未能很好发挥地方权力机关的作用,往往不能按时召开;不少地方代表大会仅起临时选举委员会的作用,随着选举的完毕,其使命即告结束;执行委员会内部的民主集中制也未能建立起来,委员会很少开会,凡事均由常委决定,甚至都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者赤卫队长各自处理;由于党在根据地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所以人们形成一种习惯,事无巨细都由党组织出面处理;为图省事,许多属政府管辖的具体事务,也由党组织直接包办代替。久而久之,政府就丧失应有的权威,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毛泽东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时曾指出:“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由此可见,毛泽东在革命政权建立初期就已精辟地论及党政分开的问题。 

第四篇 再创辉煌 ··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曾有 9 550 万人口,其地域北起内蒙古,南至海南岛,遍及十多个省,共计19块地区。这些解放区有的也称边区,例如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延安是所有解放区的领导中心。在所有解放区,都陆续建立了民选的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解放区的革命政权,其名称、组织机构、实施方针都与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政权不同。但二者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革命政权。它们的建立和活动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全国政权和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中国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预演”和“彩排”。 
在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初步构想。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就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比重的增长,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对其领导权的承认,以及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看做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基本特征。继而,他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和《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等论著中,全面勾画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制度的蓝图。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定了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的基本框架。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现代世界各国的国家体制尽管五花八门、多种多样,但按其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可归为三类,即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和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新中国的国体建设,既不能效法欧美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也不能照搬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应当采取第三种形式,即建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但是,这只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的“过渡的形式”,将来它要逐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注定要成为“世界统治形式”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676页。。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把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概括为人民民主专政。他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人民民主专政要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总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在新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帮凶们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对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利和选举权。这两个方面的互相结合,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政体,是指政权构成的形式,即一定的社会阶级采取何种形式去组织政权机关。根据毛泽东的设想,新中国的政体应当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具体来说就是:全国人民不论性别、信仰、财产、教育状况如何,都在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的基础上,选举各级人民代表;由人民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省、县、区直到乡的人民代表大会;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政权的组成和活动应当坚持民主集中制。此外,他主张一切拥护新民主主义的政党、社会团体实行长期合作,共同为创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这一思想,为后来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对新中国国体和政体建设的设想和探索,坚持了两条基本原则。 
其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苏联经验同中国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国体和政体。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他不仅这样讲,而且也这样做。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灵活地运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科学构想。他反对原封不动照搬苏联的国体和政体模式,不赞成模仿苏联实行苏维埃制度和单纯的一党制,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力主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 
其二,坚决反对“全盘西化”。毛泽东说:“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全盘西化,意味着要步欧美各国的后尘,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这条路根本走不通。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决不容许中国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世界处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兴盛的时代,中国革命只能顺潮流前进,不能逆潮流而后退;中国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已经日暮途穷,走到尽头,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梦想也已破灭,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已成为惟一正确的选 择。   
上述两条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验总结。今天,我们只有坚持这两条原则,才能使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第二,提出新中国经济体制建设的主要原则。首先,要把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凡具有独占性质的私有资本企业,如银行、铁道、航空,都要由国家经营管理,使之不能操纵国计民生。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国家要有步骤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建立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工业。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新中国将不没收一般性的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允许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其次,实现“耕者有其田”,发展各种合作经济。新中国将废除农村的封建剥削关系,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耕者有其田”。在此基础上,引导农民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各种合作经济,逐步实现农业社会化。否则,农业与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不相适应,也不可能建立全面、巩固的社会主义体制。 
以上两点,正是日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设所遵循的重要原则。 
第三,指出新中国文化的时代特点。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反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并为其服务。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然而,决不能因此把新民主主义文化同社会主义文化混为一谈,或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就建立社会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部门应当加强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马列主义的学习,但要把这种宣传同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区别开来,把对干部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训练同具体的文化工作区别开来。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文化,应当为工农民众服务,让他们喜闻乐见。它应把提高和普及结合起来,以满足干部、群众不同文化层次的需要。民众是革命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一切文化工作者都应深入社会生活,了解民众,表现民众。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文化,应当有民族特色,要为本民族人民服务。但是,它应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相互联合,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为了充实和丰富本民族文化,应该积极借鉴外国的进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决不能毫无批判地吸收。即使是外国的优秀文化,也必须本着洋为中用的原则,结合民族特点经过消化,方能吸收,而不能生吞活剥。 
新民主主义文化又是科学与民主的文化。它提倡民主,反对专断,弘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封建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真理,实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必须尊重历史,科学地对待历史遗产。同时,应注意古为今用,吸收中国古代文化中民主性的、进步性的精华,去其封建性的、腐朽的糟粕,而不能毫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以人民代表大会为特点的,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政体,以国营经济和农民合作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再加上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文化,这就构成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蓝图。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构想。 
二、借鉴与创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转折。经过七年的艰苦努力,到1956年,我国完成了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和建设事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取得革命胜利的。所以,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体制的进程中,学习和借鉴苏联的经验,甚至在某些领域、某些环节照搬苏联的做法,是难以避免的。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并不是全盘照搬,借鉴中又有创新。尤其在政治体制建设方面,这种创新最为明显。 
同苏联相比,我国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和构成具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方式创建政治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就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结果。1949年9月21—30日,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人士的662名代表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也体现了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原则,注意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作用,并授予相应的职务和权力。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高岗为共产党人,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均为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和陈云是共产党员,而副总理郭沫若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副总理黄炎培则来自民主建国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也不是共产党员。10月19日组成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包括诸如程潜、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这样一些民主党派或无党派民主人士,有的原来还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吸收如此众多和广泛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建国,进入国家权力和行政机关,共商国是,共同管理国家,这是中国不同于苏联的一大特色。 
第二,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特征的政治体制。1954年9月15—18日,在全国普选的基础上,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经过民主讨论,于9月20日庄严通过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它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宪法文件的正确原则,并从具体国情出发,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向和道路,确立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基本原则和各项制度。 
《宪法》确定了我国的国体。它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组成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仍将继续发挥其作用。《宪法》还确定了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政体结构。它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自己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应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其工作人员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国家设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设总理、副总理。毛泽东和朱德分别当选国家主席、副主席,刘少奇任委员长,周恩来任总理。在此之前,大约在1954年2月中旬前后,党中央曾考虑照搬苏联的模式,采用部长会议制,但最终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政体结构。 
第三,坚持中央统一领导与民族区域自治相结合的制度。十月革命后,苏联人民根据多民族的特点和列宁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建立了联邦制共和国。由于我党是共产国际的成员,政治上还不成熟,所以在早期活动中难免受苏联的影响。1922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蒙、藏、回三个民族实行自治,并按照自由联邦制原则,联合这三个民族成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直到1935年,我们党还主张建立联邦制国家。后来,随着对国情、民族问题的深入了解,我们党开始改变过去的观点,主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解放战争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实践这一原则,于1947年5月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1949年9月,人民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我国将建成多民族的单一制人民共和国,同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50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民族杂居地区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指示》,要求各地大量吸收少数民族的优秀分子和进步人士参加政府工作,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52年2月22日,政务院第125次会议原则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各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试行组织通则》和《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实施纲要》总则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之中,并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实行,它是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区域自治。此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5年10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1958年3月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年10月25日)和西藏自治区(1965年)先后宣告成立。此外,在需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专区、县、区、乡,也相应成立了民族自治机构。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实行这个政策,既满足了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愿望,又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巩固了祖国的统一,保证了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 
从上述三点可以看出,我国国体和政体的建立及其具体形式,同苏联并不完全一样,在许多方面富于独创性和民族特点。这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实践。 
经过七年的努力,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借鉴了苏联的某些经验,但又有创新。我们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开创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成功地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使祖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践证明,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尽管有缺点和偏差,也存在照搬苏联经验的问题,但路线和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 
1955—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初步积累了经验。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同时,我们也逐渐认识到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样,以苏联为戒,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机就成熟了。从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和其他党政领导同志,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最后由毛泽东概括为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4月25日,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5月2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把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党的八大文献主要提出和解决了如下问题: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制度和地主买办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基本得到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全党全国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国民经济的发展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又应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我国的经济体制应在坚持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前提下,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起补充作用;在生产计划方面,全国主要工农业产品要按照计划生产,其他一部分产品可以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前者是主体,后者是补充。 
三、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国家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我们党力求摆脱苏联的影响,纠正因照搬苏联经验而出现的缺点和偏差,进一步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探索中,我们党提出不少正确的意见和设想。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不久,他又提出要在全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958年,他主张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他强调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刘少奇提出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即正规的劳动、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教育制度)的设想。周恩来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意见。陈云提出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主张。邓小平提出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强调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邓子恢提出农业中应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看法。 
上述科学论断的提出,说明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又前进了一步。这些观点坚持并发展了党的八大路线,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这一时期,党中央先后制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商业工作条例草案》、《教育工作条例草案》、《科学工作条例草案》和《文艺工作条例草案》。这些法令法规都比较适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对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我国在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中,虽然遇到严重挫折,但仍然取得很大成就,奠定了后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骨干力量,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1.政治体制探索的错误和曲折 
当然,我们党在探索中也有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探索的出发点,本来是要摆脱苏联模式,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后来却出现“左”的指导思想,犯了“左”的错误。 
当时,在政治和文化建设方面主要存在如下几个问 题。   
第一,错误地估计我国社会阶级矛盾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在发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时,由于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因此文中加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话,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 决”、“我国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的论点。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更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1963年至1965年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统统看做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1965年初,他更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后来,这一 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恶性的发 展。   
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这样一些论点: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问题,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又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事实证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 的估计是错 误的,既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 际。   
第二,错误地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毛泽东的严重失误,导致我们党错误地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伤害了许多无辜的人,造成不幸的后果。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又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引申到党内。在当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存在的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等问题提出批评。毛泽东认定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并发动了对这些同志的批判。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不仅撤销彭德怀等人的领导职务,而且强调“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从而把“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党。这场斗争,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又一次重大失误。它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和民主制度,打击了一大批实事求是、直言敢谏的好同志,支持了浮夸、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它也冲击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为三年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 
在意识形态领域,当时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知识分子问题和科学教育文化方面出现愈来愈“左”的偏差。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浩劫”从反对所谓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开始,连续发动了针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的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以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和再次打倒邓小平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最后把全党全国推向极其危险的境地。 
第三,削弱和破坏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左”倾错误还造成一个严重后果,即削弱和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1954年宪法本来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四年,基层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年。但第三届人大(1964年12月)延期了6年,直到1975年1月才召开第四届人大。从1954年到1964年的10年中,全国人代会共召开10次会议,平均每年召开一次,但1964年以后,竟连续10年不开会。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怎能当家做主、行使自己的权利呢?至于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从1953年到1963年进行了5次选举,基本是按时进行的,但1963年以后,这种选举连续十多年没有举行,人民群众的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无形中失效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政机关普遍受到冲击,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级领导干部被当做“走资派”受到批判斗争,大多数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毛泽东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1967年初,时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被打倒后,书记处实际上停止了活动。批判“二月逆流”之后,中央政治局也被迫停止活动。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政治局,夺取了处理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大权。在踢开党委、砸烂政府机关以后,各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到1968年9月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革命委员会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均被打乱。 
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实际上已无法进行正常的活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无从谈起。“公检法”,即国家各级公安、检察和法院机关,以及整个司法制度、司法机构,被“彻底砸烂”。正式的司法程序被“群众专政”所取代。全国普遍出现乱抄家、乱抓人、乱关押、逼供信甚至肉体消灭的现象,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失去法律的保护,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干部制度也被打乱。在大批党和国家的优秀干部被当做“走资派”打下去的同时,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火箭式提拔干部。一些极左分子、阴谋家、投机分子、帮派头头、打砸抢分子,却能高官厚禄,鸡犬升天。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结党营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等封建主义的 陋习恶行,在革 命口号的掩饰下,死灰复燃,到处泛 滥。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探索,以《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为标志,本来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良好的开端。但是自1957年下半年起,却出现了严重的滑坡。 
2.经济体制探索的过程和问题 
我国对经济体制的探索和建设,也并非一帆风顺。这一探索,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56年至1958年“大跃进”运动之前。1956年,党中央已开始注意经济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有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倾向,我们应引以为戒。
同时他又强调,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指出:“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只有上级国家机关的强有力的领导同企业本身的积极性互相结合,才能把我们的事业迅速地推向前进。”《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3页。周恩来在“八大”的讲话中,就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问题提出七条原则。同年,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反冒进”,强调要适当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和农轻重比例,要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基本上通过了由陈云主持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商业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草案)。这些文件强调,在国家统一领导下,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权限,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同时,注意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这些设想无疑是好的,可惜未能很好贯彻。 
第二阶段,从1958年到1960年,即所谓“大跃进”时期。在“左”的和急于建成共产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我国的探索出现较大的偏差和失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在农村,通过合并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基本取消了自留地。在城市,原则上不要个体经济和个体经营,限制集体经济和集体经营,把相当一部分集体企业转为或并入国营企业。在管理体制方面,盲目地将中央所属的铁路、交通、航空、电网及其他一些重要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将涉及国计民生的计划决策权、基建项目审批权、财政拨款权、税收权、劳动工资控制权、商业调节权和银行管理权逐级下放,有些甚至直接交给县、公社。结果,导致地方自成体系、各自为政,整个国家的经济失去控制,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企业经营管理陷入混乱。在分配问题上,“一平二调”严重,平均主义泛滥,按劳分配原则遭到歪曲和破坏,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被挫伤。所有这一切,最终导致严重的经济困难。 
第三阶段,从1961年至1965年的经济调整时期。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党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一方面缩小投资和基建规模,放慢经济发展速度,改善人民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经济管理体制。在农村,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小段包干和生产责任制,推行定额计分或评工记分等按劳付酬的分配制度;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同时,加强中央的集中管理,合理地扩大地方管理权限,改善经营管理体制,试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并建立一些专业协作公司。这一时期,中央十分重视经济立法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条例,其中包括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以及计划、财政等方面的工作条例。经过调整,克服了暂时的经济困难,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从总体上看,上述措施仍未超出旧体制的框框,不过是在旧体制内部进行了局部的调整。 
第四阶段,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在十年动乱中,调整时期的正确方针和合理措施均被否定,代之以极左的方针政策。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方面,进一步提高公有化的程度。农村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割除,一些地方的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上升到大队、甚至公社,供销合作社也变成国营商业单位。城市中的个体经济和个体经营几乎全被取缔,集体核算的工商业相继改为国营企业。在经济管理方面,批判“利润挂帅”,反对运用价值规律对国民经济实行宏观控制,把合理的规章制度都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取消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管理制度。在分配方面,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现象更为严重。结果,国民经济的管理和发展陷于极大混乱。在周恩来、邓小平的主持下,1971年至1973年和1975年,中央试图整顿国民经济的管理,终因政治运动的冲击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3.几个重大问题上的认识偏差 
回顾20年的探索可以看出,我们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摇摆不定,认识不清,从根本上影响了我国经济体制建设。 
我们强调以农业为基础,力求使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地发展,但是与此有关的管理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却没有得到切实保障。我国经济的发展从农业起步,跳过大力发展轻工业阶段,直接大力发展重工业,即重工业所需要的资金主要不是从轻工业的积累而来,而是靠农业的积累。国家通过扩大剪刀差得到农村的剩余产品,同时又使大量的劳动力滞留在农村。结果,便形成所谓的以先进的重工业和落后的农业为基点的二元化结构。所谓先进的重工业,是相对于我国的农业和轻工业而言的。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的重工业非常落后,产品不能打入国际市场,缺乏出口创汇能力。这样,重工业只能依靠国内市场。而轻工业、农业又因发展缓慢而无力购买重工业产品。结果,重工业只好自我循环,自我膨胀,更加依赖农业提供资金。然而,落后的农业所提供的资金毕竟是有限度的,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出现困难,造成国民经济的混乱。以1958年的大跃进为例,重工业要大发展,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了城市、工矿,致使农副产品供应吃紧。于是,迫使中央进行大调整,动员2000万人从城市回到农村,并相应压缩重工业的指标。此后,重工业的发展始终受到农业的制约。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如何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这是人人关心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比较正确的认识。1956年的八大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努力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但是,这一正确路线后来逐渐被“左”倾错误路线所取代。“左”倾路线的基本观点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搞政治运动放在第一位,经济建设要为政治服务;只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用大力发展生产力,不用提高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可以很快实现共产主义。由于实行这一路线,实际工作中必然出现“穷过渡”和“急于过渡”的倾向。 
所谓“穷过渡”,就是脱离我国具体国情,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企图单靠抓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变革所有制关系、提高公有化的程度,在人民物质生活非常贫困、甚至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条件下,硬要向共产主义过渡。有些人以为,生产资料所有制越纯越好,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个体经济就等于资本主义经济,农村自留地、自留畜是资本主义尾巴。在分配方面,他们一味要求平均,把一切差别都看做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把合法的发财致富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在1958—1959年间,我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当时说,人民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结果,人民公社的范围搞得很大,大约相当于原来的一个乡,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也很高。当时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政社合一”。结果,政府部门与生产部门合为一体,由政府直接领导和指挥农业生产。当时甚至出现这样的提法:“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也就是说,通过人民公社就可以很快走向共产主义。有些人头脑发热,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有些人以为共产主义就要到来了,居然在自己领导的小天地里实行吃饭不要钱的制度。结果,不仅吃饭不要钱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而且连有钱也吃不上饭了。加上生产管理的瞎指挥、强迫命令、一平二调、浮夸风、报喜不报忧等等现象的普遍泛滥,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农业生产力遭到破坏,从而出现全国范围的大灾难。后来,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我们不得不对人民公社进行必要的整 顿。   
所谓“急于过渡”,就是急于求成,企图超越必经的阶段,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以人的主观意志代替客观经济规律,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社会主义建设,盲目地制定不切实际的经济指标。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1958年的大跃进。当时,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确立了10年到15年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提出了钢、铁、粮、棉等生产的高指标。总路线虽说是多、快、好、省,但是基点仍放在“快”字上,即片面追求高速度。于是,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大发展、大跃进的势头,经济指标不断提高,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建设投资急剧增长。结果,不仅预定的目标没有达到,而且由于基建规模过大,造成资金和原料紧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比例失调,出现极大混乱。后来,不得不停止大跃进,改变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做法,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除了“穷过渡”、“急于过渡”之外,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观也严重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片面强调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固守自然经济的狭小天地,忽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其实,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同世界各国进行正当的贸易和技术交流。国际交流、国际市场是现代经济活动绝对不可缺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对此认识不足,片面强调自力更生,甚至把自力更生变成了闭关锁国。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只能维持国民经济的低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低水平。由于生产落后,我们的产品不能打入国际市场,不能换回发展生产、改进技术装备所需要的资金。这样,国民经济就长期停滞不前,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国内各地区、各部门、各个企业也片面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形成许多大小不等的封闭体系,使现代化大生产所需要的专业分工、密切协作遭到破坏。这种“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型生产结构,必然是消耗大、效率低、速度慢、产品质量差,缺乏竞争能力,而且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 
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观点也反映在建设资金的积累上。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主要依靠两个渠道。一是内部积累,即依靠发展轻工业为重工业提供资金。二是外部积累,其中包括“正当”的对外贸易和野蛮地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贩卖奴隶、做鸦片生意。离开了外部积累,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可能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历来强调内部积累,但外部积累是否就无足轻重呢?过去,我们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单纯依靠内部积累,没有把外部积累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对外贸、技术出口、劳务出口、旅游观光等创汇工作不够重视,未能积极创造条件吸收外资。因此,大大影响了现代化的进程。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还有两个严重的思想干扰,即过分强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反修、防修”。我们强调批判资本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却没有搞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也没有分清资本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中哪些是反动的、腐朽的、我们必须抛弃的,哪些是进步的、文明的、我们应该借鉴的。结果,把许多与现代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有联系的经验和具体做法,都看做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加以批判和排斥。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单纯的计划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和重视市场机制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规章、制度和方法都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办法,必须加以否定。这种认识,大大限制了我们客观地观察和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动,并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制度,既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资产阶级统治的产物,也是现代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一面,也有适合现代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一面。社会主义经济毕竟是同现代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完全有必要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商品经济、管理现代化企业的一些经验,这决不等于要否定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过去几乎天天讲反修、防修,但是并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实际上,许多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的措施被当做修正主义加以否定和批判了。60年代初,有些地方试行农业联产承包、包产到户,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就被当做修正主义压了下去。凡是有关努力发展生产的主张,都被说成是唯生产力论。由于思想的禁锢,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也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一方面,人们的积极性和多方面的能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没有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另一方面,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现象。 
综上所述,1956年以后,我们对苏联模式的弊病开始有所认识,力图摆脱苏联模式,探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我们并没有真正认清苏联模式的根本弊端。因而,在1956年至1976年的20年中,我国的经济制度并没有真正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更严重的是,我国屡屡受到极左思想、平均主义和自然经济观的干扰,不能很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述问题的出现,是同我们队伍中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空想主义、极左思潮和小农意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行动的指南,而是当做僵化不变的教条;不是从实际出发、从具体国情出发,而是从抽象的定义和教条出发。这就必然使我们产生种种错误认识。我们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本来是好事,但又简单地把这些经验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用搞群众运动、进行人民战争的方法来组织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生产。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国是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农业国,小农意识的存在往往影响我们站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高度来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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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思想理论的伟大飞跃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伟大胜利,首先是由于有科学理论的指导。这个科学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新者是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新者是邓小平,这就是邓小平理论。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才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然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它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这一理论的主要创新者是邓小平,但它又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将其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 解放思想,为理论创新作准备
 


·· 社会主义发展历程


1976年10月,我们党粉碎了“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此后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他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并开始整顿党和国家组织,平反冤假错案。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本来,我们可以以此为起点,逐渐走上正确的轨道。但是,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自1976年10月7日起)和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却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和“左”的那套做法,使我们党的工作不得不在徘徊和曲折中前进。 
1.两个“凡是”的错误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在华国锋领导时期,党中央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失误主要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并将其写入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和党章;肯定“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并说粉碎“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认为“四人帮”是“极右派”,其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而不是党内外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和投机分子;坚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的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反对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阻碍人们解放思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压制1978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阻碍全国的拨乱反正工作;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 
当时在经济上的失误,主要是再次出现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粉碎“四人帮”之后,按理应当深刻反思,认真吸取过去的教训,坚持从实际出发,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扎扎实实地整顿和发展国民经济。然而,在百业待兴、百事待举的情况下,却搞了一次“洋跃进”,其计划之庞大,目标之宏伟,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例如,1978年2月,华国锋在向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1978年至1985年的8年中,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0%以上,重要工业产品新增加的产量要大大超过过去28年的总和,国家财政收入和基建投资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国家要新建120个大项目,其中包括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钢铁基地。在农业方面,提出到198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机械作业达85%。这个计划远远超过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结果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 社会主义发展历程

上述情况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也促使理论界开始认真思考和讨论一些问题。其中影响最大、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7年1月,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以后又多次加以重申。按照这一方针行事,“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无法纠正,大批冤假错案就无法平反,许多老干部无法重新出来工作,党和国家的工作也无法走上正确的轨道。因此,这一方针遭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和反对。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致党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9页。。5月24日,他在一次谈话中更明确地表示:“‘两个凡是’不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年底,中央党校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明确规定研究党史要遵循两条原则,即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和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此后,全国各大报纷纷转载此文,并在全党和全国引起强烈共鸣。但是,华国锋和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却指责文章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这样,一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的原则争论就广泛展开了。 
邓小平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点。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提出解放思想的主张。他的讲话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明确肯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著名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江泽民后来说:“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江泽民: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是思想路线问题,关系到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也是政治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次讨论,对于我们党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过去的工作,以及对全国各项工作的拨乱反正,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我们党的工作走上正确轨道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创造了思想条件。 
2.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贡献 
1978年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政治思想领域,这次全会集中解决了如下几个重大问题。 
第一,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求全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第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第三,确定了党的正确组织路线。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某些遗留问题,为所谓的“二月逆流”、“天安门事件”、“右倾翻案风”等冤假错案彻底平了反,纠正了对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全会彻底否定了极左的组织路线,增选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并把一批卓越的老同志选入中央领导机关;相应调整了中央的组织机构,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这就为保证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执行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四,恢复了党的民主传统和优良作风。会议中,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发扬党内民主以及党的实事求是、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这就为今后我们党同心同德、齐心合力、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会议强调,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 
第五,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全会指出,在过去一个时期,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全会认为,要保障人民民主,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还必须加强立法工作,使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保持应有的独立性,保证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在经济领域,全会讨论和解决了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指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基本方向。全会分析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和经济管理过于集中的弊端,强调要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强调必须进行改革。全会确定了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这就是:有领导地大胆下放权力,让地方和工商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克服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提高工作效率,认真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 
第二,确定了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的方针。为此,会议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下发试行。会议强调,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并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三,重新确定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对过去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的否定,是按劳分配原则的生动体现。它有利于鼓励人们勤劳致富,有利于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们党的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从此,我们党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掌握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全会指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和基本方向,开了改革之先河。这说明,党和国家的工作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步入正轨。 
3.三年的调整和初步的改革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以调整为基础的。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就强调“整顿”的思想。他先后发表《军队要整顿》、《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军队整顿的任务》、《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和《各方面都要整顿》等重要谈话。他说:“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5页。在他的主持下,召开解决交通、工业、农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着手对许多部门进行整顿,使全国工作明显好转。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一方针由于受到江青一伙的严重破坏而未能真正实施,直到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全面彻底的贯彻落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党和国家面临的最直接、最迫切的任务,还是拨乱反正,调整国民经济,整顿各方面的工作,使之走上正常的轨道。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1979年3月2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以理顺各方面的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 4月 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轻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工业内部结构正朝着合理的协调的方向发展,国民经济调整开始有步骤地进行。 
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农业、轻工业和有关人民生活的日用品生产,能源、交通建设,以及科学、卫生、文化教育,还在继续发展,因此,整体上仍在稳步前进。这是同改革相互结合,为改革站稳脚跟而进行的调整。在调整时期,“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改革的步骤需要放慢一点,但不是在方向上有任何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5页。。 
这一阶段的改革,重点抓住农业这一环。早在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80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1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几个文件的贯彻执行,克服了过去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恢复和扩大了农村社队的自主权,恢复了自留地、家庭副业、集体副业和集市贸易,逐步实行各种形式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同时提高了粮食和其他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接着又确立了农村多种经营的方针,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从而使农业面貌很快发生显著变化。农业由原来的停滞不前变得欣欣向荣,粮食产量创建国以来最高水平,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也获得丰收,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农业生产责任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说来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曾规定,“不要包产到户”。但是,1979年1月,安徽省凤阳县却出现了包产到户的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该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位农民,自发地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起了大包干。他们知道这样做要冒一定的风险,便在一张纸上按了红手印,发誓:“哪个人因为大包干进了大牢,全村就养活他一家。”邻村及附近一些地区得知后,也模仿着悄悄干起了大包干。6月,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来到凤阳,听了有关大包干的汇报后,当即表示支持。这样,承包责任制很快在全县推广。不久,承包责任制在安徽全省,以及四川、贵州、河南、山东等省的许多社队逐步铺开。结果,凡搞包产到户的地方,生产都得到大发展,特别是有些贫困地区,一年就解决了吃饭问题。 
当时,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不少人反对这样做。党中央及时发现并总结了群众的创举。1980年9月,中共中央转发的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就这种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7—508页。这样,就为包产到户正了名,给予它合法的地位。当然,中央对这个问题还是比较谨慎的,没有急于求成、搞一刀切。中央在肯定包产到户做法的同时,也强调:“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8页。在党中央的支持和指导下,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迅速增加,它们在生产队总数中所占的比例,1980年初为1 1%,1980年底为14 9%,到1982年6月就上升到86 7%。这样,包产到户的生产组织形式就从个别地区发展到全国,从贫困落后地区扩展到经济发达地区。 
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方面,也进行了初步的改革。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我们党的一项战略决策,决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这些文件的下达,促进和推动了多种经济的发展。 
国营工业企业的改革也开始迈出可喜的步伐。1979年4月,国家经委召开企业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座谈会,要求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5月,京、津、沪8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在此基础上,国务院于7月13日通过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按此规定,企业在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经济计划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原材料条件,按照生产建设和市场的需要,制订补充计划,自行安排生产;企业利润留成,可自行研制新产品;企业有权按国家劳动计划指标择优录用职工,有权在定员、定额内,根据精简提高效率的原则和实际需要,决定自己的机构设置,任免中层和中层以下的干部,其机构设置不一定与上级主管部门对口。到1980年6月底,全国已有 6 600 家企业实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1980年7月1日通过的《国务院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指出:“走联合之路,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是调整好国民经济和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的需要,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献资料选编》,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1980年9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出,要积极进行企业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的试点,企业经有关部门批准可以调整生产计划,可以销售超产的产品和自己组织原材料生产的产品,可以下调一些供过于求的产品的价格,自定新产品试销价格,对没有统一价格的自销产品实行浮动价格,有权使用留成资金。1981年5月,国家计委等10个单位联合发出《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扩权文件,巩固提高扩权工作的具体实施办法》,在一些具体环节上明确了企业的自主权。9月24日,国家经委和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提出《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开始把工业企业的生产责任制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82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决定从1982年起用两三年的时间,对企业进行全面整顿和综合治理,重点抓好领导班子配备和领导体制改革。同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这一条例和已颁发的《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以及《中国共产党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共同遵循的原则是,党委集体领导,职工民主管理,厂长行政指挥。 
与此同时,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在酝酿和试验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首先提出“上层建筑的改革”问题。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强调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集中讨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并讨论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同年8月,党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全面论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他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权力不宜过分集中,要实行简政放权;兼职、副职不宜过多;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逐步实行党政分开;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必须坚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但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他强调,要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要继续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3页。,要实行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班子逐步得到了调整、整顿和加强。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党和国家各级组织的领导权已经基本上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干部手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决议》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5页。。这说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始产生。 
为了尽快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和年轻化,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为了加强法制建设,1982年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草案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国家体制的重要改革和新的发展。它加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并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它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委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设立国务委员,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它规定设立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它规定中央和地方适当分权,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加强了地方的职权,肯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它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区域自治。它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规定设立乡政权,保留人民公社作为集体经济组织。它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组织。这些规定,使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职权划分得更加合理,有利于实行严格的岗位责任制,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 
党政机构改革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已开始。1982年6月,中共中央就印发《中央党政机关机构改革第一阶段总结和下一阶段打算》发出通知。通知说,必须着手进行党政机构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的第一步是精简机构,调整领导班子,紧缩编制。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是革体制和制度的命,革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命,革官僚主义的命。 
经过三年多大规模的调整和初步的改革,国民经济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走上稳定发展的健康轨道。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已基本实现拨乱反正,确定了正确的方向,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和道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机构的改革已初见成效,各项领导制度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改革。这样,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正式出台,就具备了基本条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式提出,时机也已成熟。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概念,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1.十二大推动体制改革的发展 
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战略任务,并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它集中阐述了以下几项原则:在坚持国营经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有步骤地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办法;改革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建立符合我国情况的经济管理体制,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积极引进、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设备和先进技术。大会还重申要加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大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任总书记,邓小平任军委主席和中顾委主任,陈云任中纪委第一书记。 
党的十二大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1982年11月26日至12月10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我国第四部宪法,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听取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草案》、《国务院组织法草案》、《关于修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若干规定的决议草案》、《关于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若干规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1983年3月1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拟订的《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草案),其中规定,把企业上缴利润改为缴税。这是对财政税收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6月6日至21日,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继续改革和完善政府机构和领导制度;继续抓紧省、市、自治区政府的机构改革;开始推进县和基层两级政权的机构改革;各级政府要努力改善领导制度,改进领导作风,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提高工作效率;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严守法纪,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那些给国家财物人力造成重大损失的严重官僚主义者,坚决给予相应政纪处分,触犯刑律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凡属无视国家法纪,利用职权谋私利,参与经济犯罪活动的,一律依法惩处。 
此后,企业整顿和机构改革继续展开。1983年7月1日,有关部门转发了全国整顿领导小组《关于用改革精神搞好企业全面整顿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经委会《关于坚持标准,加快企业领导班子整顿步伐的意见》。8月初,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小组提出,当前要着重研究和解决五个问题:进一步明确各部委的主要任务和职责;适当地层层放权;逐步建立科学的领导体系;机关服务工作企业化、社会化;使干部结构更合理。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 
1984年5月15日至31日,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把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作为今后经济工作的中心。会议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决定成立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6月3日,国务院宣布在武汉市进行经济综合改革的试点,规定武汉市的经济计划今后单独开列。6月5日,劳动人事部在北京成立人才交流咨询服务中心。这是干部调配工作方面的一项改革措施。7月13日,国务院同意大连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并赋予该市省级经济管理权限。7月14日,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当前城市商业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就实行政企分开,扩大企业权力,加强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商业体制的改革设想。7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决定改革干部管理体制,适当下放干部管理权限,采取分级管理,层层负责的办法,缩小由中央管理的干部的范围。8月1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机械工业部关于机械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意见的汇报,认为该部实行政企分开、企业下放是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对整个工业体制的改革具有重大意义。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草签一个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现行的制度五十年内不变。这将使“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成为现实。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文件确定了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全会以后,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步展开。12月16日,国务院作出决定,规定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实行任期制。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扩大研究机构的自主权,以造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5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农村改革三年成功,城市改革要三年至五年,要坚决地改,不丧失时机,但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犯了错误,及时发现,及时纠正。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与此相适应,6月8日至18日举行的人大常委会决定设立国家教育委员会。到1985年6月,全国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全部结束,全国共建9 2万个乡(包括民族乡)、镇人民政府。9月18日至23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1986年3月25日至4月12日举行的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通过了民法通则、义务教育、外资企业法三个重要法律。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新旧体制转换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及两种体制同时并存、交互发生作用而产生的种种问题;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要逐步转到主要搞好统筹规划、掌握政策、组织协调、提供服务、运用经济调节手段和加强检查监督方面来。9月9日,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上述文件的公布实施,是建国以来劳动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同时发出有关通知。通知说,实行厂长负责制,必须保证厂长在企业生产经营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权,突出厂长在行政指挥中的作用。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1987年1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规定》强调:要进一步放活科研机构,促进多层次、多形式的科研生产横向联合,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进一步改革科技人员管理体制,支持和鼓励科技人员以调离、停薪留职、辞职等方式走出科研机构,到城镇和农村承包、承租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兴办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技术开发、技术贸易机构,创办各类中小型合资企业、股份公司等,允许那些能带领人民致富的科技人员自己也富裕起来。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6月10日,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商业部、财政部《关于深化国营商业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这一改革要坚持公有制为基础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发挥国营商业在市场上的主导作用。 
在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1986年9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1980年我们提出改革,其中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向前走了一步之后,就会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成功。9月13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关键首先是要党政分开,其次是权力下放,再次是精简机构。9月28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决议》还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1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说,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不能照搬美国的三权鼎立、普选,否则就会出现动乱局面。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并原则同意《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把它的主要内容写入十三大报告。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是曲折的,也曾受到干扰。1986年底至1987年初,合肥、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出现学生闹事的问题。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就学生闹事问题,约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谈话。1987年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党全国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同意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推选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这一斗争是长期的,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召开之前的九年中,我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大大前进了一步。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我们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并非纯而又纯,只存在单一的公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在生产方面,我们开始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不仅在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在企业试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对长期亏损的商店实行租赁经营,甚至将其拍卖给私人。在分配方面,打破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旧观念,拉开了工资、奖金及其他收入档次,允许并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在管理体制方面,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简政放权,给地方和企业以更大的自主权;冲破条块分割的旧框框,实行横向经济联合;撤销了一部分重叠、多余和不利于生产发展的上级主管部门,成立了非行政的经济实体,试行厂长负责制和聘任制。这些措施增强了企业的活力,激发了工人的劳动热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为了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争取来自海外的建设资金,使我国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我们逐步实行了对外开放。其中包括引进外资、国外的先进技术,兴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我们先后建立了深圳、珠海等十余个经济特区。沿海地区,从南到北,正在形成广阔的前沿开放地带。 
由于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国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的增长。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这九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大体上翻了一番,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左右,大大超过前26年的平均速度。过去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社会经济问题开始得到解决,或者找到了解决的途径。过去,农村一般都比较贫穷,尤其边远、落后地区,人民还不能吃饱穿暖。现在,大多数地区的人民都过上了温饱生活,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的人民开始达到或接近小康生活水平。过去,城市存在大量失业人口。现在,通过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城市新就业劳动力达 7 000 万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业压力。为了解决农村出现的劳动力过剩问题,为了脱贫致富,全国各地普遍创办起乡镇企业,使 8 000 万农民转入或部分转入非农业生产。九年来,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已明显改变,各个主要生产部门的关系大体理顺,市场供应也有所好转,日用消费品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总而言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给社会主义带来新的生机。 
但是,九年来也遇到不少困难和挫折,前进道路上还存在很多问题与障碍。我国还处在新旧经济体制交替、换轨时期,新的体制尚不健全,旧的体制还在运转。许多方面出现新旧体制的交错、碰撞,并由此产生一些新的矛盾。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步子迈得比较大,但管理落后,监督制度不健全,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经济发展战略仍存在急于求成的倾向,以致基建规模过大,能源、原材料紧缺,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矛盾得不到根本缓解。一部分干部思想僵化,官僚主义严重,有些人腐败堕落,钻改革的空子,利用职务之便图谋私利。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 
面对这些问题,是前进还是后退?是继续加快和深化改革,还是半途而废,重新回到旧体制?毫无疑问,后退是没有出路的,旧体制已经走到绝境和尽头。惟一的出路就是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识,加快和深化改革。只有继续加快和深化改革,社会主义事业才能繁荣兴旺,充分显示自己的优越性。 
2.十三大促进体制改革的深入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党的十三大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总结了改革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确立了今后经济建设、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它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大会报告的题目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报告指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大会宣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新发展,它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3页。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如此鲜明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提出来,并将其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密切联系和统一起来。 
十三大强调,要完成大会提出的任务,必须实现思想观念的转变。 
首先,要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既不要把非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当做社会主义制度加以固守,也不要把非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当做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否定。例如,中央过分集权、指令性的指标过多、实行统购统销和供给制式的分配,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必然要求的东西,随着情况的变化,其弊端日益明显,必须加以改革。又如,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等四大市场,都是伴随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必然出现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逐步建立上述四大市场,恰恰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而不是搞资本主义。 
其次,要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具体来说,必须认清如下几个基本观念。一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除此之外,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应是共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商品经济方面的一些做法我们可以借鉴。过去,我们一直把市场调节看成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实际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样离不开市场调节,既需要国内市场的调节,也需要国际市场的调节。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使我们学会利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并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二是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过去,我们的经济管理脱离了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不仅忽略市场调节机制,而且把计划调节和指令性计划混为一谈,实行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这必然造成政企不分,以政代企的弊端,使企业丧失应有的自主权,企业之间也缺乏正常的经济联系和合作渠道。改革就是要增强企业的活力。为此,必须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国家对企业的管理也将由直接管理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三是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的核心就是市场。没有市场,也就谈不到商品经济。今后,国家不再单纯利用行政和指令性计划直接管理企业,而是通过市场间接管理企业,即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来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合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而企业除了执行国家下达的必不可少的指令性计划,参照国家的指导性计划,将主要依靠市场的需求状况来安排生产,决定企业的经营方针。这里所讲的市场,不是过去人们所片面理解的消费品买卖场所,而是包括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在内的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没有这种市场体系,企业所需要的原料、资金、技术、人才、劳动力、信息、房地产就没有可靠的保证,就不能真正享有经营自主权。 
企业是生产的直接组织者和经营者,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企业没有活力,整个国民经济就没有生机。因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为此,党的十三大强调,经济体制的改革应抓好六项工作:按照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促进横向经济联合的进一步发展;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 
根据党的十三大精神,国务院提出了198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其主要内容是: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总目标,以落实和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深化企业经营体制改革为重点;改革计划、投资、物资、外贸、金融、财税体制和住房制度,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基金和物价的管理,更好地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198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坚持经济要进一步稳定、改革要进一步深入这一经济工作的总方针,从全局出发,立足于解决经济运行中急需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把经济体制改革同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有重点、有步骤地深入进行。1988年1月召开的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公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草案),并提请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也逐步深入。1987年1月12日至24日召开的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同意赵紫阳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由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任代总理。会议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11月14日,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的工作规则。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同意党中央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12月底,国务院决定,对今明两年调整干部结构任务中的社会招收部分,将采取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办法招考人员。 
1988年1月,中共中央强调,省级换届人事安排工作必须适应改革的要求,换届调整后的省级党委不再设置不在政府任职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副书记或常委,党委委员的职数要适当减少。2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共海南省(筹建)工作委员会。2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负责政治体制改革实施过程中的综合研究和协调工作。 
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关于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以及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会议选举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万里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会议根据国家主席的提名,决定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4月9日,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将撤销12个部、委,组建9个新部、委。6月中旬,有关部门宣布,我国将从1988年起建立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年度工作考核制度。8月下旬,有关部门宣布,中共中央直属机构改革工作进展顺利,各直属机构和事业单位的设置、调整工作已基本完成。9月15日至2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1989年和1990年要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 
我国十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乡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据统计,1979—1988年,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 6%,超过1953—1978年每年平均增长6 1%的速度,大大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年平均增长2%—4%的速度。1988年和1978年相比,进出口总额增长4倍。1989年,中国在世界贸易出口中已由十年前的第32位上升至第14位。这十年间,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年增长11 8%,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平均年增长6 5%,城乡共建住宅约80亿平方米。在吃、穿、用、住全面改善的基础上,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1978年末的211亿元,增加到1988年末的3802亿元。实践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 
然而,正当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深化改革的时候,北京等地却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这场政治风波,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相结合的产物。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这场风波,目的是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变成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场斗争的性质,是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是关系我们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人的正确决策。党和政府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制止了这场政治风波,使国家和人民避免了陷入严重内乱和历史倒退的巨大灾难。
1989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领导。1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的领导。12月30日,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90年3月12日,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决定提出,鉴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今后必须从以下七个方面努力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建立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和决策执行程序,保证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的利益;坚持各级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制度,扎扎实实做好工作,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坚持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积极沟通和拓宽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强廉政建设和党风建设,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建立和完善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制度,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注意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宣传和组织群众,带领群众一道前进;在党内普遍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教育,增强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性。 
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全会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肯定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指出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要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全会认为,制定与实施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必须遵循正确的指导方针,最重要的是: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会议结束时,江泽民同志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这个《建议》是我们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行动纲领,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建议》强调,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根本保证。《建议》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第一次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概括,指出十二条基本原则: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专心致志地搞好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其他领域的管理体制,充分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采取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等多种形式,通过举办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区和实行必要的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发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对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补充作用,并对它们加强正确的管理和引导;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鼓励先富起来的帮助未富起来的,以利于全体人民和各个地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续发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和实践,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逐步实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十二条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就是按照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因而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91年1月4日至8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围绕治理整顿,继续深化改革。会议强调:在治理整顿中完善和发展承包经营责任制,继续实行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进一步发展企业集团,强化企业管理,有计划地推进各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反复讨论修改了国家体改委起草的《在治理整顿中深化企业改革和强化企业管理的意见》。1月23日,国家有关部门宣布,外贸体制改革新方案出台。其要点是,在已经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基础上,建立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机制,使外贸逐步走上统一政策,平等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的轨道。2月7日至1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企业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经济工作要转到以提高效益为中心的轨道,搞活大中型企业,既要改善外部环境,更要加强内部管理。 
1991年3月25日至4月9日,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讨论并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纲要共分十个部分:序言;1991—2000年的主要目标和指导方针;“八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和政策;地区经济发展的布局和政策;科学技术、教育发展的任务和政策;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人民生产和消费政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纲要》强调如下几点。其一,确定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今后十年要消除过去形成的经济体制中的弊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其二,指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其三,提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即继续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适当发展其他经济成分,形成适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所有制结构;建立富有活力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探索公有制经济多种有效的实现形式;加强市场体系和市场组织的建设,逐步建立在国家指导和管理下的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逐步理顺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理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建立和健全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相结合的,中央与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经济调控体系。其四,明确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即继续增强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其五,突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即建立和健全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积极稳妥地推进价格改革;改革财政税收体制,建立稳定的和规范化的财政税收制度;正确发挥银行作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按照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继续改革计划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工资制度;加强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建设。 
《纲要》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保证,也是我国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健全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程序和制度,建立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理顺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继续改革干部人事制度;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继续加强廉政建设,纠正不正之风,精简机构,减少层次,裁减冗员,转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特别要长期不懈地同各种腐败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 
《纲要》指出,国家和社会稳定,是顺利实施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必要前提和基本保证。《纲要》号召全国人民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民事诉讼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艰苦奋斗,为全面实现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的宏伟任务而努力奋斗。 
三、“邓小平理论”的正式提出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推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到我国南方视察,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他精辟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在实践中和理论上经常困扰我们思想、影响我们前进的许多重大问题。 
首先,他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因此,他要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敢于闯,不能因为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就不敢大胆改革。他强调,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取得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当今世界各国发达资本主义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其次,他强调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他批评了违背基本路线的“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因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而且“左”的东西根深蒂固,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 
此外,他还谈到,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发展是硬道理,关键是发展经济,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经济发展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江泽民: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它对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迈开更大的步伐深化改革,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992年10月12至18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四大。其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江泽民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就,其根本原因是在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全面、科学概括和总结: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 
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基本路线和基本理论的总结,也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因此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党的十四大以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正当我们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时候,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因病于1997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全国各族人民沉痛悼念邓小平同志,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的遗志,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的召开,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江泽民在大会上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这次大会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高度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并充分肯定了它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江泽民: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根据党中央的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十五大报告指出:“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江泽民: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页。  
报告认为,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由于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1978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到提出判断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三个有利于”,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不仅指导和全面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且实现了理论上的创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我们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历史性转变。 
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 
第四,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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