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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发展历程(6)

 



 
第四章   
超级大国的盛衰 
 
勃列日涅夫是继赫鲁晓夫之后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出生于1906年,年轻时当过工人,当过基层干部,当过工程师,1931年入党,毕业于莫斯科农业大学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冶金学院,不久担任州党委书记。卫国战争期间,他在部队做政治工作,曾任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战后又任州委第一书记和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他在地方工作14年,在部队工作6年,1952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随后进入党中央机关工作。斯大林去世后,勃列日涅夫在各个方面积极支持赫鲁晓夫,因此深得赫鲁晓夫的赏识,其职务不断上升。1963年6月,他出任苏共中央书记,成为仅次于赫鲁晓夫的第二号人物。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的最高领导人,直至1982年11月去世。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时期,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勃列日涅夫担任最高领导职务共18年(1964?—1982),其执政时间之长,超过列宁的7年(1917?—1924)、赫鲁晓夫的11年(1953?—1964)和戈尔巴乔夫的7年(1985?—1991),仅次于斯大林的29年(1924?—1953),约占整个苏联历史的1/4。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情况比较复杂,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而应做一分为二的评价。这个时期既有成绩,也有错误和问题;既有发展,也有停滞。这是稳定和平静的时期,也是保守和僵化的时期;是苏联综合国力最为强大的鼎盛时期,也是导致苏联后来垮台的危机潜伏时期。人们如果要欣赏苏联的成绩和强大,最应该注意的就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的苏联风光无限,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能够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平起平坐。同时,人们如果要追究苏联垮台的深层原因,最应该注意的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美化现实,掩盖矛盾,不思改革,错过了改革开放的最后良机。 

第三篇 曲折发展 ··

·· 社会主义发展历程


一、稳定、发展和强盛的顶峰 

首先应当肯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政治上保持稳定 
比较起来,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历史上政治局势最为稳定的时期。我们看到,在苏联开国元勋列宁执政的七年间,经历了3年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都很尖锐,政治局势和社会形势并不稳定。在斯大林执政的29年间,先是发生几次激烈的党内斗争,接着搞“大清洗”,随后经历4年烽火连天的卫国战争,战后又发生几起重大政治冤案,整个政治局势和社会形势并不很稳定。在赫鲁晓夫执政的11年间,党内斗争相当频繁和尖锐,领导决策不断发生变化,党政机关反复进行改组,干部队伍也大起大落,因而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定和人心的忐忑不安。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七年间,社会制度出现逆转,国家性质发生剧变;夺权斗争异常激烈,政治局势变幻莫测;经济困难日益严重,人民生活不断恶化;游行示威连绵不断,民族冲突跌宕起伏,全国多次发生流血事件,死伤人数众多。这一时期,也就是苏联从剧烈动荡走向彻底崩溃的最痛苦时期。 
比较起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局和社会是比较稳定的。这种稳定,是在纠正赫鲁晓夫改革的偏向和错误之后出现的。在后期,赫鲁晓夫不断进行各种试验和改革,而且心血来潮,乱改乱革,反复折腾,搞得干部人人自危,社会不得安宁。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针对当时出现的问题,立即开始纠偏。1964年11月,苏共中央作出决定,合并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恢复党在州和边疆区的统一领导。1965年9月,苏共中央作出决定,恢复工业和建筑业的部门管理,重新建立各个联盟兼共和国部,同时撤销各地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1966年4月,苏共二十三大作出决定,正式取消赫鲁晓夫时期实行的干部更新制度。在此前后,勃列日涅夫还对许多具体政策作了调整,并逐步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基本恢复斯大林的名誉,从而纠正了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倾向。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克服赫鲁晓夫后期改革所引起的混乱,有利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总的说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比较稳定。当时,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国内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没有遭到战争破坏,党内斗争也不像过去各个时期那样尖锐和激烈,基本政策变化很少,重大人事变动不多,党政机构和干部队伍比较稳定。同时,国家保持统一,民族之间比较团结,社会秩序良好,整个政治局势和社会形势没有出现动荡和不安。这种稳定,既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特点,也是这一时期的成就。 
2.经济上有所发展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前十年,即1965?—1975年,苏联经济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例如:以1965年的固定基金为100,到1975年已增至209;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1971?—1975)的工业总产值为第七个五年计划(1961?—1965)的218%,投资额为203%,国民收入为186%。这就是说,苏联的经济实力在十年之间大体上翻了一番。因此,勃列日涅夫在1976年的苏共二十五大上洋洋得意地说:“我们总共只用了十年时间,就已经使过去几乎用半个世纪建立起来的经济实力增加一倍。这就是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强有力的步伐。这就是我们取得的成就的规模。”《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52页。

这一时期的农业也有较大的发展。例如,粮食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1961?—1965年间年均产量只有1 303亿吨,1966?—1970年间年均产量达到1 676亿吨,1971?—1975年间年均产量又增加到1 861亿吨。当然,在1975年以后,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大大减慢了,但从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看,苏联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例如,从1965年到1981年,国民经济固定生产基金增长2 42倍,社会总产值增长1 46倍,工业产值增长1 77倍。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不仅是苏联历史上最大的和最高的,而且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勃列日涅夫前期的经济发展,同当时进行的经济改革密切相关。苏联从1965年开始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然,这一改革没有改变计划经济体制本身,但它减少了中央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加强了物质刺激,从而提高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这对推动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说:“1965年的经济改革明显地推动了原地打转的国民经济,仅在随后的五年,工业生产就增长了59%,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2%(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共提高23%),消费品(即‘乙类’产品)生产的增长幅度最后终于同过去总是被特别重视的‘甲类’产品生产的增长幅度相等。”尼·伊·雷日科夫:《改革:背叛的历史》,见《政党与当代世界》1993年第4?—5期合刊。 
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例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1965年为96 5卢布,1983年增至180 5卢布,18年间增长了87%;集体农庄庄员的月平均劳动报酬,1965年为51 5卢布,1983年增至141 1卢布,共增长了174%。在此期间,消费品的价格却保持相对稳定。从1965年到1983年,全部消费品的价格只提高了7 8%。在此期间,每百户居民的电视机拥有量由24台增加到95台,电冰箱拥有量由11台增加到90台,洗衣机拥有量由21台增加到70台,吸尘器拥有量由7台增加到36台。此外,每百户居民的小汽车拥有量,由1970年的2辆增加到1985年的15辆;城市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积,由1965年的10平方米增加到1983年的13 7平方米。以上数字,参见陆南泉、张础、陈义初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 七十年》机 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440、451、498页。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例如,缩短了职工的劳动时间,实行每周五天34小时工作制等等。总之,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全面的提高。尽管戈尔巴乔夫后来再三批判和贬低勃列日涅夫,但他在1985年9月不得不承认:“苏联人对自己国家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苏联人民“对近二十年来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一倍、主要食品价格没有上涨这一点感到满意。我们每年建造二百多万套住宅。住房是免费提供的,房租平均占家庭开支的3%”戈尔巴乔夫对法国电视观众的讲话,见《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9页。。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人民生活,是苏联历史上最好的。 
3.军事上迅速强大 
众所周知,1962年曾发生加勒比海危机,赫鲁晓夫屈服于美国压力,灰溜溜地从古巴撤走导弹,使苏联大丢面子。苏联之所以屈服于美国,主要是当时拥有的战略核武器大大落后于美国,美、苏之间是四与一之比。此后,苏联作出决定,要加快战略核武器的发展。这个任务,后来终于被勃列日涅夫完成了。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利用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不能自拔的良好时机,加大力度来发展战略核武器。到70年代初,苏、美两国的战略核武器已形成均势,苏联在数量上超过美国,而在质量上稍逊于美国。1972年5月,苏美两国在“对等威慑”和“同等安全”的前提下签订了第一个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这个协议的签订,实际上承认和肯定了美、苏双方形成的核均势。 
对苏联来说,取得同美国的核均势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安德罗波夫曾说:苏联“取得这种平衡是最近几十年来的一项最重要的成就”。这标志着苏联已成为一个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全球性军事超级大国,而美国已不再能对苏联搞核讹诈。此后,苏联的世界影响大大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苏联在同美国的争霸斗争中经常处于进攻姿态,已完全不同于赫鲁晓夫时期。对于这种变化,勃列日涅夫显得十分高兴,喜不自胜。他在1976年的苏共二十五大上说:“我们简直是亲眼看到世界在变化,在向好的方面变化”,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做出了“无愧的贡献”,我们“为此感到自豪”;我们“所能做到的一些事情是具有真正不可磨灭的意义的”;“目前在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是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1、13、14页。。另据西方有关材料称,7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曾在内部吹风说,给我十年时间的缓和,我将主宰世界。他相信,苏联“到1985年大概就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行使自己的意志”参见江流、陈之骅:《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 
总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军事实力,已达到苏联历史上的顶峰。 

4.理论上做了调整 
针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和“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等理论偏差,勃列日涅夫进行了调整和修补。 
赫鲁晓夫当年宣称,苏联“国内已没有阶级斗争”,国家镇压剥削阶级反抗的职能已经消亡,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再必要”,因而已变为“全民国家”。赫鲁晓夫强调国家的全民性而否定其阶级性,还鼓吹推进“国家消亡”的过程,把国家的某些职能转交给社会团体。勃列日涅夫则在沿用“全民国家”提法的同时,强调“全民国家”仍然具有阶级性,强调国家的全民性和阶级性的统一。他说,“全民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它仍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它继续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 
赫鲁晓夫当年宣称,苏联社会已形成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已为各阶级和阶层所接受,因此苏共已由工人阶级政党变为“全体人民的党”。赫鲁晓夫强调苏联共产党的全民性而否定其阶级性。勃列日涅夫则强调,苏共既是全民党,又是工人阶级政党,他强调党的全民性和阶级性的统一。1976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的报告中说:“在共产党已成为全民党的时候,它决没有失去自己的阶级性。就其性质而言,苏共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 
应当承认,勃列日涅夫对“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理论所作的调整和修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赫鲁晓夫的偏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当年,勃列日涅夫还提出一个“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应当肯定,这一理论的提出,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一,它承认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当时的理论家苏斯洛夫在1968年5月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的庆祝会上强调:“社会主义不是短暂的阶段,而是共产主义发展中整整一个历史时期”。这就否定了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个“短暂阶段”的传统观点。同时,它承认社会主义具有自身的基础。这就否定了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种“过渡状态”、没有自身基础的传统观点。第二,它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社会主义必须经历几个发展阶段。这就否定了过去对社会主义时期不划分阶段的传统观点。同时,它认为1936年的苏联只是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础,还不能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就否定了斯大林当年过早提出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它还认为,苏联从1936年到60年代是“建设”发达社会主义时期。这就否定了赫鲁晓夫当年提出的苏共二十大后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观点。第三,它认为,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就否定了赫鲁晓夫1961年提出的“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错误口号。总之,“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传统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冒进错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尽管这个理论仍然包含急于过渡的内容,具有超越阶段的特点,但它在纠正“左”的、冒进的理论偏向方面确已走出重要的一步。 
综上所述,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最稳定、最强大的时期,也是人民生活最好的时期。据报道,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由于出现政局长期动荡、经济持续危机、民族矛盾愈演愈烈、人民生活急剧下降、犯罪现象不断增长、国际地位日益衰落的严重情况,广大人民群众普遍产生一种怀旧心理。应当指出,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怀旧,并不是怀念过去的体制,要求回到过去的苏联,而主要是怀念过去那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政局稳定、社会秩序良好、国际地位崇高、人民生活较好的情况。可以说,他们所怀念的,主要就是勃列日涅夫时期。 

二、停滞、僵化和潜伏的危机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严重的弊端和问题。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的后期,苏联出现许多严重问题,实际上已潜伏深刻的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经济上停滞不前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经济,1965?—1975年间发展较快,1975年以后则发展缓慢,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以国民收入为例,在1966?—1970年的“八五”计划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7 7%;在1971?—1975年的“九五”计划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5 7%;在1976?—1980年的“十五”计划期间,年平均增长率降为3 7%;在1981年和1982年,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仅为3 2%和2 6%,已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而且,这种低速增长还是在不正常的基础上,即依靠在国际市场上高价出售石油和在国内大量生产、销售含酒精饮料才达到的。按照戈尔巴乔夫后来的说法,这种增长速度已“达到危机点”。他说,苏联的国民收入年增长3%是不够的,计算表明,至少需要增长4%,否则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戈尔巴乔夫在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5月17日。在农业方面,苏联虽然大大增加了投资,使农业投资占国民经济总投资的27%,但效益并不高,增产也不多。在1975年以后,肉类和奶类的产量徘徊不前。从1979年开始,粮食连年歉收。所以,勃列日涅夫后期的苏联经济,实际上已处于迟缓和停滞状态。到80年代初,苏联经济已濒临危机的边缘。 
经济上的迟缓和停滞不前,同科学技术的落后密切相关。过去,苏联什么都吹嘘自己是世界第一。其实,苏联在勃列日涅夫后期的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已经落后很多了。据苏联著名学者布尔拉茨基在1988年3月说:苏联的科学技术,“同西欧、日本、美国相比,大概落后了15年”。实际上,从70年代开始,世界新技术革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发达国家的技术力量和资金已从传统产业转向微电子、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部门,而苏联长期以来一直把力量集中在传统的重工业方面,把重工业产品的产量作为赶超美国的战略目标。结果,苏联在钢铁、石油、水泥、金属切削机床等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占了世界首位,但在新兴产业方面却大大落后于西方。有材料说,当时在28项主要技术指标中,美国领先15项,苏联只领先3项。苏联使用的电子计算机只有10万台,而美国有130万台。总之,科学技术的落后,是导致苏联经济迟缓和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上的迟缓和停滞不前,其后果和影响是十分严重的。人们看到,苏联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快,因此它同美国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从1974年开始,苏美之间的差距没有再缩小,某些方面的差距甚至在扩大。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的发展速度很快,其势将在短时期内超过苏联。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苏联越来越落后于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严重威胁苏联作为第二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损害苏联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第三世界国家面前的原有形象。因此,有些学者惊呼,苏联已发生“战略生存”问题,苏联有可能变成“二等国家”。 

2.政治上保守僵化 
作为传统体制精心培养起来的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个人性格和作风存在严重缺陷。他生性谨慎,求稳怕乱,平庸无能,意志薄弱。特别是在后期,他思想僵化,因循守旧,照本宣科,故步自封,最后发展到个人迷信,独断专行,搞一言堂,迷恋于狩猎、豪华汽车、自己给自己颁发勋章等等,简直是玩物丧志。最高领导人的这种性格和作风,直接影响到各级党政机关和社会机体,导致整个国家死气沉沉,缺乏活力,得过且过,不思改革。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传统政治体制变得更加完善,其弊病也更加严重。 
例如,权力不断集中,行政命令体制不断加强,形成过分的中央集权和严格的部门管理体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部门管理,变成一种条条专政,既窒息了地方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导致党政机构的极度庞大和臃肿。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央部级单位从1967年的71个发展到1982年的110个,行政管理人员“每年增加30万?—50万人”,最后的总数达到1860万。与此同时,党内还设置许多同政府对口的机构,仅苏共中央就设立了十多个与政府对口的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也有所恢复和发展。起初,他同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一起实行“三驾马车”式的集体领导。后来,他逐步排挤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并兼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把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据当时报道,勃列日涅夫在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作报告时,会场上竟出现“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据后来揭露,苏联在1979年年底入侵阿富汗,就是由勃列日涅夫个人在同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书记)、葛罗米柯(外交部长)、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三人商量后作出决定的。 
又如,长期实行一党执政、一党独存、党政融合、以党代政的体制,造成许多消极影响。在苏联,没有任何民主党派参政和监督,缺乏不同社会阶层参与国家管理的渠道。苏联的以党代政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勃列日涅夫在回忆录中谈道,他当年担任扎波罗热州的州委书记时主持过一次党委常委会议,这次会议共讨论五项工作:一是某个区委的工作报告问题;二是粮食保管和储存问题;三是为支援农村收割庄稼而运送石油问题;四是两个区的秋耕和秋播的进度问题;五是关于卫国战争胜利周年纪念举行庆祝活动的筹备工作问题。这五项工作,可以说大部分是属于政府部门的事务,然而却要由党的会议来讨论和决定。这说明,苏联的以党代政现象是多么的严重。其实,这种情况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变得更加严重了。 
干部队伍的情况更为典型。勃列日涅夫在纠正赫鲁晓夫干部更新制度的偏向时,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分强调干部队伍的稳定。由于废除了赫鲁晓夫的干部更新制度,领导干部如无特殊情况,一般都能留在原有的岗位上,不会被免职或降职。苏共二十三大时,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占79 4%,大大高于苏共二十二大时的49 6%。苏共二十五大时,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达到83 4%,如果除掉去世的中央委员不算,那么连选连任的比例就是90%。而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竟是苏共二十五大时的原班人马。由此可见,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干部队伍稳定到何等地步。然而,干部队伍的长期稳定,却引起许多严重问题,导致高层干部老化、领导职务终身制、核心领导变成“老人集团”等等。例如,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勃列日涅夫上任时的1964年为61岁,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增加到70 6岁。在当时的14名政治局委员中,70岁以上的有8人,占57 1%,60?—70岁的有4人,占28 6%,两者合计占85 7%,而60岁以下的只有2人,占14 3%。所以,在1981?—1985年间,这14名政治局委员竟有7人(占50%)老死在岗位上。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后期,苏共中央领导层的五个核心成员,平均年龄高达75岁,成为不折不扣的“老人集团”和
“老人政治”。 
高层领导的年龄老化,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由于年老体衰,他们难以深入群众和接触实际,也没有精力来搞工作,因此官僚作风随之增长,思想也容易保守僵化,安于现状。当时担任《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主编并与勃列日涅夫过从甚密的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院士在回忆录中说:“我头脑中有两个勃列日涅夫,一个是1976年夏季以前,即在他身患重病之前的勃列日涅夫;另一个是那个不幸的夏季以后的勃列日涅夫。前一个勃列日涅夫是一个精力充沛、活跃、有所作为的人。……应该说他在莫斯科领导苏共中央的最初一段时日干得还是满不错的。后一个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重病缠身、不爱活动、少言寡语、不善思索的人。他的敏感和感伤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尤喜阿谀奉承、贪图荣誉奖赏和礼品。在五年时间里竟获得三枚苏联英雄金星勋章!”维·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
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68?—69页。“老人政治”在苏联引起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在1982年11月?—1985年3月的两年零四个月内,有三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相继因年老而病死任上。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的僵化,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例如,政治生活缺乏民主,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受到限制,宪法宣布的许多公民权利不能兑现,形成干部层层委派、人民代表由党的机关安排、选举制度流于形式等等陈规陋习。前苏共中央领导人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说:“以前几十年人民代表的选举完全是形式化,使选举者消极对待。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没有州党委的许可谁也进不了候选人名单。……当然,这绝不表明代表中没有称职的……但无选择的选举当然是过时的、不民主的,应该改变。”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政机关的干部特权和腐败现象相当严重。当时的领导干部,享受高于普通职工几十倍的高薪,享受名目繁多的补助,享受兼职兼薪的待遇,拥有高级别墅、交通工具和特殊商品供应等等。特别是,领导干部搞裙带关系、贪污受贿、结党营私、损公肥私的现象相当普遍。当时,全国性的大案要案多次发生,层出不穷。1980年破获的“黑鱼子酱走私案”,涉及渔业部、外贸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等等的300多名干部,使国家遭受几百万卢布的经济损失。所谓“乌兹别克黑手党”案件,涉及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等一大批领导干部,他们虚报棉花产量100万吨,从国库骗取20多亿卢布的收购资金。有些案件直接牵涉到勃列日涅夫的亲属。例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参与“珠宝钻石走私案”,他的儿子尤里参与高价出售出国护照案件,他的女婿丘尔巴诺夫贪污受贿65万卢布,构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等等。这些案件,只是在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才得以冲破阻力,揭露案情,并受到惩处。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保守僵化,也表现在理论方面。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已形成固定的理论教条,使人们无法提出改革开放的理论思想。“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它断言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强调目前要“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因此仍未摆脱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冒进错误。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应该是高于资本主义的。在苏联的生产力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条件下,勃列日涅夫奢谈什么“发达社会主义”,这本身就是可笑的。特别是,这一理论把苏联现实社会描绘得尽善尽美,人为加以拔高,断言苏联的生产力已“高度发达”,生产关系已“高度成熟”,政治上已有“高度民主”,从而美化了现实,掩盖了矛盾,麻痹了人民,迷失了方向,否定了改革,积累了问题,孕育了危机。按照这个理论,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既然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一切都已很发达,还有什么必要实行改革开放呢? 
3.对外扩张争霸 
过去的苏联领导人,就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推动“世界革命”的旗号下犯有对外扩张的错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外扩张的错误表现得更加严重,发展到登峰造极。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军事入侵,并提出“有限主权”的理论,把东欧国家的主权说成是有限的,必须服从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即苏联)的利益。1969年,苏联在中国东北珍宝岛和新疆铁列提克地区制造两次大规模边境冲突,企图用武力来压服中国。从70年代开始,苏联加紧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并采取进攻姿态,在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插手,扩大势力范围。1978年,苏联支持越南用武力入侵柬埔寨。1979年,苏联直接出兵入侵“社会主义大家庭”之外的阿富汗,把对外扩张推向顶峰。在鼎盛时期,苏联在20多个国家驻有军队或军事人员,其总数超过78万人;苏军在国外还拥有100余处可供使用的海空军事基地或军事设施。这些霸权主义和侵略行径,严重破坏了苏联在世界上的形象,导致它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大大下降。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外扩张、争霸世界的战略,对苏联国内产生极大的消极作用,它实际上拖垮了苏联的国民经济。首先,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大大超过了国力。1963?—1973年间,苏联的军费总额是674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3%。后来的军费增长率一年比一年高。1971年的军费开支为740亿美元,1973年增加到860亿美元,1975年又增加到1023亿美元,1980年更达到1750亿美元。参见江流、陈之骅:《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80年代初,苏联约有500万?—800万人在军工企业中工作,而美国的这个数字只有220万人左右。当时,苏联的国民收入只有美国的一半多一点,却要维持一个与美国大体相当的军事体系,其负担显然是过重的。其次,促使国民经济走向军事化,导致经济结构畸形化的进一步加重。苏联把很大一部分经济实力用来发展军事工业,其军事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左右,占机械工业产值的70%左右。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导致轻工业和农业的严重落后,从而大大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据当年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1990年在苏共二十八大的发言说,最近二十年,苏联为同西方对抗,军费增加7000亿卢布;为同中国对峙,花费2000亿卢布建设军事设施;入侵阿富汗又损失600亿卢布。这总共相当于一万几千亿美元的资金,如果用来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4.民族问题积重难返 
苏联有100多个民族,俄罗斯人只占50%左右,民族关系异常复杂。在历史上,由于沙皇俄国用武力掠夺和并吞其他民族地区,因而造成严重的民族迫害和民族仇恨。十月革命后,列宁号召在民族平等和自愿联合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几十年来,苏联的民族工作取得重大成绩,俄罗斯人富有成效地帮助各个民族地区发展了经济,提高了文化,扩大了政治权利,但也犯有严重错误,在许多方面没有真正执行列宁的民族平等政策,从而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感情。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民族工作没有多大起色,民族问题越积越多。例如,联邦制被固定为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单一国家制,各民族共和国缺少自主权;40年代11个少数民族被强制大迁徙的严重后果始终没有很好解决,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伏尔加河日耳曼人等迟迟未能回到故土,以恢复他们的地方自治建制;在计划经济和“区域分工”的指导下,各民族地区经济单一化和畸形化的状况更加严重,影响了各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结果,导致俄罗斯与其他民族之间、联盟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各加盟共和国相互之间、中亚各国本地民族与外来民族之间、各加盟共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矛盾更加尖锐。 
苏联现实生活中的民族问题本来已经十分严重,但勃列日涅夫却极力掩盖矛盾,美化现实。1972年,他在庆祝苏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宣称:“苏联民族关系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与此同时,他大肆宣传“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已经形成。按照他的说法,苏联人民是一个“共同体”,其内部既没有阶级对抗,也没有民族对抗,“各阶级、社会集团,各大小民族之间产生了新的、和谐的关系”。总之,勃列日涅夫极力否认国内民族的多样性,掩盖各民族的特点,企图人为加速民族融合的进程。这实际上是听任民族矛盾不断积累,坐等民族危机突然爆发。 
综上所述,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停滞、保守、僵化最严重的时期,也是苏联开始由盛转衰、潜伏危机的关键时期。人们如果要寻找苏联垮台的深层原因,那就首先应当从勃列日涅夫时期去寻找,那些深层原因,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和理论思想的弊端中都有明显的表现。 

三、面临西方经济优势和新科技革命的挑战 

二战以后的世界资本主义,尽管在发展道路上历尽坎坷,险阻重重,但并没有再发生30年代那样的经济大危机,也没有发生新的世界大战,反而在经济上获得空前的大发展。在几十年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飞跃的进步,出现了新的科技革命,使生产力得到迅猛的发展。它们的产业结构不断发生新的变化,新兴产业部门不断出现,并获得迅速的发展,整个经济和社会逐步从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也迅速扩大,逐渐出现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在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的条件下,尽管这些国家的贫困和失业现象依然严重存在,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也比较普遍地建立起来。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危机的规律仍然在起作用,但其表现形态和破坏程度已同过去有所不同。总之,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相对稳定的趋势。 

1.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 
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都经历了恢复、快速增长以及调整和转变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起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使人类遭受空前的劫难,而且使资本主义遭到沉重的打击。在战争中,只有美国远离战场,非但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反而依靠战争发了横财。英法等战胜国和德意日等战败国则损失惨重。战争结束时,德国和日本的工业生产不足战前的20%,英国和法国的工业生产也只有战前的40%左右。当时,欧洲各国和日本普遍呈现一片萧条和灾难的景象:工厂停工,失业严重,原料紧缺,能源断档,食品匮乏,住房被毁,交通破坏,物价飞涨,外汇和资金奇缺。再加上国内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遭到破产,威信扫地,工人运动此伏彼起,社会动荡不断发生,因此,这些国家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原有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力量比较雄厚,也由于美国大力进行援助(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131 5亿美元援助,此外还向欧洲提供157亿美元优惠贷款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所以,这些国家迅速走上恢复和重建的轨道。到1950年前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摆脱危机,恢复到战前水平。 
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快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得到飞跃的发展。尽管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在1957?—1958年、1960?—1961年、1966?—1967年和1970?—1971年曾发生危机,但这些危机来得比较缓和,经历时间较短,因此破坏程度也不是很大。 
在2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各个国家的发展并不平衡,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将近5%。其中,1953?—1962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加拿大4 2%,法国5 1%,联邦德国6 8%,意大利5 8%,日本8 7%,英国2 7%,美国2 8%,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计4 8%;1963?—1972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加拿大5 5%,法国5 5%,联邦德国4 6%,意大利4 7%,日本10 7%,英国2 8%,美国4 0%,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计5 0%。
参见李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在此期间,这些国家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物价基本保持平稳,工人工资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失业率也比较低。 
此后,资本主义进入滞胀时期。1973?—1974年,因中东战争爆发而引起“石油危机”,原油价格从每桶3 011美元提高到11 65美元。这对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重大打击,导致生产成本的提高和物价的全面上涨。在此期间,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迟缓,生产增长速度下滑,而物价却猛烈上涨,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现象,失业率也急剧上升,工人和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则大幅度下降。尽管如此,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并没有出现经济下降的现象。例如,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73?—1983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美国2 3%,日本4 3%,联邦德国2 1%,法国2 5%,英国1 1%,意大利2 2%,加拿大2 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计2 4%。参见李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迅速成为真正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许多学者认为,战后资本主义之所以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它们参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优点,加强国家政权对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干预和调节;二是它们利用和推广新科技革命提供的最新成果,迅速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新兴产业部门,推进国际经济一体化,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增长。 

2.国家调节作用的加强 
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世界资本主义濒临绝境,走到彻底崩溃的边缘。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总结了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经验,特别是从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得到启发,开始大力加强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作用。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般垄断”逐步变成“国家垄断”。例如英国,战后对大英银行实行国有化,建立了英国历史上第一家国家银行。随后又在煤炭工业、冶金工业、铁路运输、电力、航空、航运等部门推行国有化的改革。到70年代末,英、法、意三国的国有化企业在许多部门已占绝对优势,三国的国有化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分别达到11 1%、13 5%、24 7%。与此同时,国家的财政收支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到1983年,英、法、意三国的这一比重分别达到58 9%、50%、56 6%。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主要特点就是垄断资本同国家政权相结合。这种结合,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家阶级的集中代表,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进行干预和调节,发挥了有效的作用。例如,这些国家的政权扩大了经济管理的职能,通过制定和执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协调地区发展平衡、调整经济结构等等,即通过国家政权的干预和调节,使市场经济变得不再是完全无计划、无政府的自发活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社会化与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延缓或减轻了资本主义周期和危机的爆发及其破坏程度。又如,这些国家的政权扩大了社会管理的职能,借助国家机关所制定的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努力调节收入的分配,规定最低工资限额、超额累进税制、低收入补贴、失业救济等等,即把资本家的一部分利润汇集起来,用于建立不同程度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就满足了人民大众的某些要求,使贫困大众能够维持起码的生活需求,从而缓解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 
国家政权干预和调节作用的加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自我调整和改革,它使资本主义发生了某种新的变化。尽管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未消除,尽管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但资本主义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野蛮”,那样“赤裸裸”和那样“血淋淋”。这一点,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较快发展经济的同时能够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对资本家阶级能够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实行的某些自我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危机。 

3.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掀起 
从50年代开始,世界上掀起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深刻和广泛的新科技革命。这场新科技革命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50?—60年代。这次高潮以美国为开端,随后扩展到西欧、日本及其他工业发达国家。当时,美国无论在科学研究方面,还是在技术发明方面,都占据世界的领先地位,美国科学家所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医学奖,差不多占其总数的一半。这场新科技革命高潮的主要内容,包括核能、半导体、合成化学、航空航天等科技领域。这些新科技在生产领域的普遍运用,导致核电站的纷纷建设,各种卫星的广泛发射和运用,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各种家电以及喷气客机等等的大量投入生产。于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第三产业迅速扩大起来,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得到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交通和通讯设施迅速向现代化发展,高速公路、喷气客机、巨型油轮、集装箱码头、现代化电讯线路等等迅速发展起来。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能源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石油成了主要的能源。合成化工、半导体产品、喷气机制造、数控机床和设备、原子能发电和先进军工生产等等新兴产业部门,也迅速崛起。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及新科技产品和新产业部门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飞速增长。 
70?—80年代,新科技革命的第二次高潮又逐步掀起。这次高潮所包括的主要内容,涉及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宇航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等一大批被人称之为“高科技”的领域。在这次新科技革命的高潮中,美国依然走在世界的前列。世界上第一台微处理机,就是美国英特尔公司在1971年发明的。此后,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始终首先出现在美国。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引起一场信息技术的革命。这些高科技在生产中的运用,又促进一系列高新产业部门的形成和发展,高新技术的产品更是层出不穷,日新月异,令人眼花缭乱。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在当代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所以,新科技革命的掀起,大大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人估计,在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诸因素中,科技进步在70年代占50%?—70%,在80年代占80%。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总之,借助国家干预和调节作用的加强,尤其是借助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从而把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四、错过改革开放的最后良机 

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病。这种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高度中央集权,限制地方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容易造成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产生束缚民主、破坏法制、以党代政、干部特权等等消极现象,进而阻碍生产关系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当然,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是在特定条件下、在革命和战争的年代里形成的,它基本上符合当时的苏联国情,而且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这个历史事实谁也无法否定。 
应该说,苏联的问题,主要不在于斯大林时期建立了高度集权体制,也不在于这种体制具有严重弊病,而在于这种高度集权体制及其弊病,没有随着历史条件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进行及时的改革。我们知道,列宁是十分重视改革的。苏联的高度集权体制虽然是在列宁时期开创的,但这种体制在当时尚不完备,还未定型,而且变化较多。列宁晚年曾倡导实行具有伟大意义的新经济政策,同时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但是,后来的领导人没有按列宁的思想坚持改革,而且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改革的时机。 
现在看来,苏联几十年来起码错过了三次改革的良好时机。 

1.斯大林晚年第一次错过改革开放时机 
40年代末、50年代初,即斯大林晚年,苏联出现第一次改革开放的良机。当时,世界战争已经结束,开始出现和平和发展的机会,东欧地区和亚洲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摆脱孤立,不再是资本主义包围中的一个孤岛。同时,苏联的经济规模也扩大了,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迫切需要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本应当实行改革开放,一方面在国内克服高度集权体制带来的弊病,限制个人迷信,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另一方面则应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联系,吸收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济的有效办法。 
但苏联领导人未能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面对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各方面的巨大成绩,斯大林骄傲了,不谨慎了,主观主义越来越严重了,因此苏联的高度集权体制反而被固定起来,出现僵化的趋势,个人迷信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斯大林还提出一个著名论点:“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出现了“两个并行的也是对立的世界市场”《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94页。。斯大林提出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割断了苏联同世界经济的密切联系,导致闭关锁国、故步自封,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总之,个人迷信的盛行阻碍了国内的改革,而“两个并行市场”论点的提出,则妨碍了对外开放。 
战后的苏联,国内的确出现过改革的思潮。当时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辛斯基,首先提出要在经济领域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他在1947年出版的《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战时经济》一书中强调:价值规律是“生产耗费与产品分配方面最起码的规律”,因此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应“利用价值规律来确定社会劳动和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方面所必需的比例关系”,国家计划要“运用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正确分配社会劳动”。然而,这个主张当时遭到严厉的批判,被认为是“谋求资本主义的复辟”。随后,沃兹涅辛斯基本人也被撤职查办,乃至处决。 
当时的农村也出现过改革的实验。1947?—1950年间,苏联很多地区的集体农庄建立了独立的生产小组,实行“包产到组”的试验,其中以库尔斯克州最为突出。库尔斯克州的集体农庄根据州党委指示,把农具、牲畜和所有耕地至少在一年期间或者一个轮作期间内固定包给生产小组,每个小组则负责自己地段上的全套农活,并单独向国家采购站交售粮食。这就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种有效的试验,当时得到负责领导全国农业工作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烈耶夫的支持。然而,这种试验后来也遭到严厉的批判。1950年2月19日的《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批判说,这是“倒退”,是“把统一的大型集体经济分割成为小的生产单位”,是“损害大型的集体的社会主义农业的根本基础”。文章还指名批判了安德烈耶夫。于是,安德烈耶夫被迫作了公开的检讨,随后在1952年的苏共十九大上被排挤出政治局。 

2.赫鲁晓夫再次错过改革开放良机 
斯大林去世后,国际形势发生进一步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更加壮大,和平力量进一步增长。朝鲜战争的相持不下以及最终停战言和,表明世界力量对比已达到某种稳定和均势状态。国际形势开始出现缓和趋势,和平与发展开始成为时代的主题。这些情况,为苏联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苏联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严重困难,个人迷信的危害已经暴露无遗,农业和轻工业的落后已经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高度集权体制的弊端也已表现得更加明显。一句话,苏联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赫鲁晓夫上台后,看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严重弊病,因此主张实行改革。他的改革虽有一定的成绩,但路子不太对头,没有触动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例如1957年,赫鲁晓夫把工业和建筑业的部门管理改为地区管理,撤销管理经济的中央各部,成立为数众多的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这种改革,不是利用价值规律,也没有发展市场取向,而是维持行政命令体制,仅仅是换了一个“婆婆”,把中央的行政命令变成地方的行政命令。结果,改革未见成效,反而产生严重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农业方面,赫鲁晓夫虽然改变了农业计划制度,赋予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以一定的自主权,但同时又强调“一大二公”,用合并的办法大大扩大集体农庄的规模,并把许多贫穷的、亏损的集体农庄改成国营农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没有丝毫改变。 
赫鲁晓夫的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直到1962?—1963年,苏联才组织“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强调利润、工资、奖金等等经济刺激手段。但整个说来,由于赫鲁晓夫的改革路子不对头,使苏联又一次失去改革开放的良好时机。 

3.勃列日涅夫错过改革开放最后良机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国际形势,虽然存在“冷战”和对抗,但总的来说保持了和平的局面。由于苏美两国在核武器方面已经形成均势,发生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变得更小了,和平与发展越来越成为时代的主题。现代资本主义经过不断的调整,处于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它们渐渐倾向于主要依靠科技和经济手段来争夺市场,而尽可能避免使用战争手段。同各主要国家生产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世界经济出现高度国际化和市场一体化的趋势,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国际协作和技术转让等等有了重大发展。特别是,60?—70年代开始掀起新的科技革命浪潮,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新技术和新产业纷纷崛起,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新的时代精神,力求突破旧的传统体制的束缚,探索改革开放、发展本国经济的新路。苏联原有体制的弊病,也暴露得更加明显、更加严重,迫切需要进行改革。总之,新的时代精神和新的形势对苏联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为苏联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时机。 
但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背离了新的时代精神,并没有利用当时实行改革开放的有利时机,而且根本看不到实行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一,在政治方面,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的传统政治体制没有得到任何改革。相反,个人迷信、个人专断、党政融合、以党代政、干部特权、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等弊病更加固定起来,并有所发展。第二,在经济方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多少改变。1965年虽然实行过柯西金领导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但只是在减少计划的指令性指标、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等方面做做文章,改革的办法不多,步子不大,并没有突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即使这样的改革,不久以后也停止和夭折了。到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前后,柯西金领导的改革不再进行,而且后退了。从此,苏联对原有体制只讲“完善”和“发展”,讳言“改革”,而所谓的“完善”和“发展”,实际上倾向于加强集中管理,在许多方面比赫鲁晓夫时期还不如。当时,还组织了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特别是,面对世界科技革命的新浪潮,勃列日涅夫只是空谈科技革命和集约化,不采取实际的有效措施,仍然死守传统的经济结构,偏重发展传统的产业部门,使苏联的科学技术(除军事技术外)和经济水平越来越落后于西方。第三,在对外政策方面,一方面闭关锁国,只同“经互会”国家发展“经济一体化”,自我孤立于国际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推行扩张主义,到处伸手,扩大势力范围,加紧军备竞赛,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从而极大地耗费了宝贵的资金。 
总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又一次错过了改革开放的时机。客观地说,这次错过的是苏联历史上最好的改革时机。这是因为,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的政局和社会比较稳定,其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也有了较大的改善。因此,实行改革的可能条件已相当成熟。同时,这次错过改革时机,比前两次的危害更大,更不可原谅。如果说,在斯大林晚年和赫鲁晓夫时期,原有的体制还在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经济发展的速度还比较高,改革的主客观条件也有某些欠缺,因此当时错过改革的时机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在形势十分紧迫和条件相当成熟的情况下再次错过改革时机,而且是错过了改革开放的最后一次良机,这就无论如何是不可原谅的了。这样,便使苏联社会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形成严重的潜伏危机,从而为苏联的解体提供了条件。所以,从苏联剧变的历史原因来说,勃列日涅夫要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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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苏联、东欧的剧变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先是东欧国家,后是苏联,相继发生了社会制度的剧变。在这些国家,共产党被迫下台,反共势力夺取了政权,社会主义制度被彻底摧毁,转而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苏联、东欧的剧变,使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遭到重大挫折,使本来处于低潮的社会主义跌入谷底,同时也根本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极大地影响了国际形势的发展。 

一、戈尔巴乔夫前期的改革 

谈到苏联、东欧的剧变,首先要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说起。这是因为,无论苏联的剧变,还是东欧的剧变,都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程中发生的,都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然而,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必须作具体分析,要区分前期的改革和后期的方向性错误,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其实,苏联当时进行改革,已是势在必行,它并不取决于戈尔巴乔夫个人意志。但如何进行改革,采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走什么样的道路,却和戈尔巴乔夫个人有很大关系。当然,这也不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问题,因为戈尔巴乔夫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代表了一种思潮。 

1.改革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前面谈到,勃列日涅夫后期的苏联,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大量矛盾和问题,孕育着严重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为经济上停滞不前,政治上保守僵化,领导干部年龄老化,对外扩张争霸,民族关系紧张等等。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勃列日涅夫后期变得越来越僵化,弊病越来越严重,使整个国家死气沉沉,缺乏活力,因此迫切需要改革。但是,勃列日涅夫错过了改革的良机。他后面的两位继承人,也没有抓紧进行改革。 

第三篇 曲折发展 ··

勃列日涅夫是1982年11月10日去世的,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是尤·弗·安德罗波夫。此人做了15年的外事工作,到过许多国家,又当了15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主席,比较了解国内外情况,也比较精明和开明。他上台后,看到国内形势的严重性,因此主张进行改革。他用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论”,取代了勃列日涅夫的“建成论”,并大力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强调发扬民主;他开始调整领导班子,试图解决干部老化问题;他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加强劳动纪律,反对贪污腐败,并查处了几个大案要案,为此甚至不惜触动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和亲属。经过他的努力,国内形势出现某些积极变化。但是,老天给他的时间太少。他“接班”时已经68岁,年老体衰,三个月后,肾功能丧失,使用人工肾,随后卧病在床,连苏共中央全会也不能出席,只能作书面发言。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不幸去世。他执政仅仅15个月,却给苏联人民留下比较好的印象。人们没有忘记,改革是从安德罗波夫开始的。1995年俄罗斯共产党三大通过的“俄共纲领”说:安德罗波夫“于1983年开始了对国民经济管理的改革和国家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一创举对人民的生活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尔后,由康·乌·契尔年科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此人上台时,已经73岁,处于风烛残年。他执政的时间更短,只有13个月。他实行的方针是维持现状,力求稳定,避免变化。在他执政时期,中央领导班子没有发生任何变动,“既未出,也未进”,“既无升,也无降”,从而使领导集团年龄老化的问题更加突出;他虽然继承了安德罗波夫的某些改革措施,但推行的劲头不足,仅仅是敷衍应付。惟一的变化,是个人迷信现象有所抬头。契尔年科刚上台一个星期,报纸上就称他是“伟大领袖”、“天才组织家”、“久经考验的列宁式领导人”。他的所作所为,使人们感到又回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后期。于是,人们期待着改革,盼望着改革,感到改革已延误得太久了。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此人当时只有54岁,年富力强,受过高等教育,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而且能说会道,作风新颖。他上台后,立即在“完善社会主义”的旗号下进行改革,提出“加速战略”,强调“公开性”和“民主化”,在苏联掀起改革的大浪潮。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发动改革,正好符合苏联的现实需要,符合人民的希望和要求。这一点,无疑是客观的事实。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5月说:“有时人们说,社会主义的革新方针是同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新方针的形成是苏联社会和苏联人民普遍认识到必须进行变革的一种表现。换句话说,即使没有戈尔巴乔夫,也会有别的人。我们社会的变革条件已经成熟,变革的必要性已经为自己开辟了道路。”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88?—1989年号美国《外交季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说:如果认为只有戈尔巴乔夫才会搞改革,那是错误的,“实际情况会迫使任何掌权人去重新构想苏联的内外政策”。 
总之,苏联当时进行改革,那是势在必行的。 

2.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范围 
苏联的剧变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有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有前期和后期之分。前期的改革,从1985年3月开始,到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为止。这一时期,苏联十分强调改革,但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当时的改革,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的范围之内,并未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当然,有些方面已经出现严重错误。 
这一阶段主要有八件大事。 
第一,苏共中央举行三月全会(1985年)。在这次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在当选后强调:苏共二十六大和以后几次中央全会制定的“战略方针”不会改变。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当时的表态是靠不住的。 
第二,苏共中央举行四月全会(1985年)。这次全会强调改革方针,提出“加速战略”(即“加速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其实,这个“加速战略”包含严重错误,因为它只讲发展速度,忽视经济结构的调整,走的仍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片面追求数量的老路。尽管如此,它当时体现了苏联人民要求改革和发展的愿望。 
第三,苏共举行二十七大(1986年2月)。这次大会的基本口号,是“有计划地完善社会主义”。它强调苏共是社会的“领导力量”,肯定苏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精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确定苏共的“最终目标”是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这次大会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体制,相反还肯定斯大林时期“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肯定过去“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新社会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则说现在已发展成为“全民国家”。总的说来,大会强调了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的方向,也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 
第四,苏共中央举行一月全会(1987年)。这次全会的主题是干部问题。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提出:对改革的态度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对企业和基层单位的领导人要实行群众直接选举制,对区党委直到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领导人要实行差额选举和无记名投票制。同时强调:苏联存在一种“障碍机制”,它“阻碍社会经济发展,限制进步改造”;民主是“改革的实质”,应把“社会的民主化提到首位”。这次全会的召开,为大批撤换各级干部提供了根据,为无限制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拉开了序幕。 
第五,苏共中央举行六月全会(1987年)。这次全会主要讨论经济改革,并通过了《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6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又通过《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下半年,又制定了经济改革的10个配套文件,还先后颁布了《合作社法》和《个体劳动法》。当时的基本思路是给企业放权让利,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将过渡到以经济手段为主。但是,这些文件后来并没有认真加以贯彻,经济改革基本上流于空谈。不久,戈尔巴乔夫的兴趣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把经济改革置之脑后。 
第六,苏共中央举行十月全会(1987年)。在会上,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突然发难,猛烈批评改革进程太慢,声称要辞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他的发言,引起多数中央委员的不满和批评。他最后承认“今天的发言是个错误”。会后,叶利钦被解除党内领导职务。这次全会发生的争论,是苏共内部“激进派”同“传统派”的第一次激烈交锋,影响十分深远。 
第七,戈尔巴乔夫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1987年11月)。该书一方面说,苏联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改革的,是“用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的;另一方面又强调“全面民主化”、“扩大公开性”等等,提出要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使每种报刊上都出现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在对外政策方面,该书提出一些有利于纠正对外扩张、缓和国际局势的主张,但又错误地强调“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该书把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思想和观点汇集在一起,从国内到国际,形成一个体系,名之为“新思维”。这个“新思维”,突出了“民主”和“人道”两个主题,在思想上为后来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打下了基础。 
第八,苏共中央举行二月全会(1988年)。这次全会主要讨论意识形态问题。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强调:“要校正一个多世纪以来被共产党人视为准则的我们实际行动的主航道”,对70多年来苏联的许多问题进行“彻底的研究”。他提出:要使各级苏维埃成为国家的“全权中心”;要成立“一系列社会团体”,使它们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这次全会,实际上为后来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建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等等作了酝酿和准备。 

3.已经出现错误倾向 
戈尔巴乔夫前期的改革,尽管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的范围之内,但他的一些理论观点和实际措施,已经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犯有严重错误。大体上说,错误是从1987年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开始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第一,片面倡导“公开性”。针对过去政治生活过分保密和封闭的弊病,提出扩大公开性的要求,这本来是正确的。但戈尔巴乔夫宣扬的“公开性”,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它主要有两个错误。一是他鼓吹“彻底的公开性”(在1986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的讲话),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1988年1月8日的讲话)。其实,世界上并没有“彻底的公开性”,只有适度的公开性。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很多事情也是保密的,过了几十年才能公开。戈尔巴乔夫不从实际出发,不顾一切后果,在苏联这样一个原本比较封闭的国家,推行所谓“彻底的公开性”,这显然是错误的。二是“公开性”的导向有问题,把公开性变成“单行道”,允许利用“公开性”来反共反社会主义。这种“公开性”,专门揭露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和消极现象,进而全面否定革命历史,丑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相反,那些主张坚持社会主义和拥护共产党的意见却很少能够发表,即使发表了也要受到围攻。安德烈耶娃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她在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的长篇来信,对当时改革的许多做法表示不同意见,结果遭到大规模的围攻。4月5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指责安德烈耶娃的长信背离苏共二十七大的方针路线,是“反对改革势力的思想纲领和宣言”。随后,各种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围攻安德烈耶娃,同时迫使《苏维埃俄罗斯报》作了公开检讨。这一场所谓的“两报之争”,实际上完全是由戈尔巴乔夫等人利用苏共中央的权威发动和组织的。据了解内情的卡尔佩切1992年5月22日在俄罗斯《自鸣钟报》上发表的文章说,《真理报》编辑部那篇批判文章“最后由戈尔巴乔夫作了修改”。这充分说明,所谓的公开性实际上只是“单行道”。这样的“公开性”,实际上成了苏联剧变的重要突破口。 
第二,推行无条件的“民主化”。针对过去缺乏民主的弊病,提出发扬民主的任务,这本来是正确的。但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允许利用民主的口号来反共反社会主义。然而,戈尔巴乔夫强调民主是“改革的实质”,是“改革的基础”,是“改革的灵魂”。他甚至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说,苏联要有“无条件的民主”。这种“民主化”,显然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它主要有两个错误。一是不分阶级,不要专政,对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讲民主。二是不要集中,不讲法制和纪律,搞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结果,导致群众性的集会和游行示威此伏彼起,络绎不绝。据苏联内务部人员说,在1988年,170个城市和居民点共发生 2 600 次大规模行动,参加人数达
 1 600 万。 
同时,戈尔巴乔夫又在“民主化”的旗号下人为培植反对派,鼓励萨哈罗夫等“持不同政见者”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允许和鼓励“非正式组织”大批建立。有材料说,苏联在1987年12月就出现3万个“非正式组织”,其中许多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它们有纲领,有组织,有群众,还出版刊物。后来,它们逐步联合,发展成为政党,向苏共展开夺权斗争。 
第三,鼓吹“多元论”。针对过去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上、道义上一致”的传统观念,以及党内外不允许存在不同意见的实际做法,提出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意见多元”,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承认“意见多元”不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去搞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但戈尔巴乔夫撇开这一切,片面鼓吹“让我们的言论多样化一些吧!让全社会都参加,让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充满每一种刊物”(1987年7月14日的讲话)。 
戈尔巴乔夫鼓吹的“多元论”,实际上是后来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因为,把“多元论”引进意识形态领域,必然导致“意识形态多元化”,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允许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把“多元论”引进政治领域,必然导致“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第四,把“激进民主派”人物提升到中央,委以重任。例如,把雅科夫列夫提升到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成为改革的“设计师”。此人早就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不仅利用个人关系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巨大影响,而且利用职权,选拔任命一大批与自己思想吻合的干部,去掌握重要的宣传舆论工具,对革命历史和现实社会进行猛烈的揭发批判。他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人。据1993年5月“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发表的回忆录《谍嫌》说:雅科夫列夫同美国特工机构有联系,他“同外国勾结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克格勃”曾把情报材料报告了戈尔巴乔夫,但他没有表态,不了了之。又如,把谢瓦尔德纳泽提升到中央,并担任苏联外长的重要职务。此人早在1984年就同戈尔巴乔夫进行过一次长谈,两人都认为苏联“这个社会已经烂透了”。后来,他成为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改革的急先锋。 
上述两人,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的左膀右臂,他们串通一气,推动了苏联的剧变。1995年俄共“三大”通过的“俄共纲领”,在总结苏联剧变的原因时,着重点了四个人的名。其中说: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和谢瓦尔德纳泽应对“毁灭我们的祖国负个人责任”。 

二、东欧的剧变 

东欧地区原本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受苏联的控制。“莫斯科下雨,布拉格打伞”,就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真实写照。因此,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改革,特别是他鼓吹的“公开性”、“民主化”和“新思维”那一套,很快就推广到东欧国家。结果,导致1989年的东欧剧变,许多东欧国家先于苏联抛弃社会主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东欧八国的剧变,先后掀起三波恶浪。 

1.第一波恶浪:波兰和匈牙利 
波兰 波兰本来由统一工人党掌握政权。1980年,“团结工会”在罢工浪潮中建立,它反对波党的领导,反对政府,企图夺取政权。1981年12月,波兰当局宣布取缔团结工会,在全国实行“军事管制”。1988年,利用当时出现的经济困难和改革浪潮,在西方国家的支持和援助下,团结工会东山再起,在各地发动空前规模的大罢工。1989年1月,波党中央全会决定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 2—4月, 波党召开有团结工会参加的圆桌会议,决定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制,允许团结工会参政。4月,团结工会获得合法地位。6月,举行议会选举,结果团结工会获得胜利。与波党结盟45年的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突然倒戈,投靠团结工会,使波党在议会中沦为少数派。7月,在议会选举总统时,波党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以一票的微弱多数当选为总统,但这个总统实际上已被架空。8月,议会批准团结工会的马佐维耶茨基为政府总理。9月,团结工会领导的联合政府成立,波党由执政党变成参政党。1990年1月,波党举行十一大,宣布停止活动,随即召开新党成立大会,大多数代表赞成建立波兰社会民主党,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少数代表则决定成立社会民主联盟。 
匈牙利 几十年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一直执掌政权。匈牙利与波兰不同,强大的反对派主要在党内。1988年5月,卡达尔被解除总书记职务,波日高伊等人进入波党政治局,他们认为1956年事件是“人民起义”,应该平反,并主张尽快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制。9月,反对派的联合组织“民主论坛”成立。1989年1月,国会通过“结社法”,规定“个人和法律实体有权建立政党”,从而为实行多党制打开了缺口。2月,匈党中央全会决定实行多党制,声称匈党“不想继续垄断执政权利”。 6—9月, 匈党召开圆桌会议,对反对派步步退让,最后同意修改宪法,改变国家性质,匈党组织从工作单位撤出。10月,匈党召开十四大,决定改名为社会党,提出要建立“民主社会主义”,从而导致匈党的分裂。12月,匈党部分党员重新召开十四大,提出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1990年3—4月,匈牙利举行国会选举,反对派“民主论坛”取得优势,获得386个议席中的164个,并取得组阁权。改了名的社会党失去执政地位,沦为在野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则未能进入国会。

2.
第二波恶浪: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

民主德国 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和矛盾,同联邦德国的经济差距很大。从1989年8月开始,民主德国出现“移民浪潮”,大批居民逃往联邦德国。10月7日国庆四十周年前后,各地接连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新论坛”等反对派加紧活动,要求进行“民主改革”。10月18日,德党召开中央全会,昂纳克辞去总书记职务,由克伦茨接任,随后他宣布承认“新论坛”的合法地位,答应举行自由选举。此后几个月,德党领导机构多次更迭,政府也多次改组。11月9日,隔离东西柏林28年之久的“柏林墙”被推倒,两德边界全部开放。12月,德党举行特别代表大会,克伦茨下台,居西当选为德党主席,大会决定将该党改名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不久又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根据当局与反对派在圆桌会议上达成的协议,1990年3月,举行人民议院的选举。结果,由反对派组成的“德国联盟”取得胜利,成立以梅齐埃为总理的政府,民主社会主义党沦为在野党。与此同时,两德达成一系列协议,双方合并的步伐加快。1990年10月3日,德国实现统一,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结束了独立41年的历史。 
保加利亚 保共执政已经几十年。1989年4?—5月间,穆斯林聚居区发生示威游行,并出现土耳其族居民向国外的移民潮。同时,反对派开始公开活动。10月下旬,“生态公开性”组织借保加利亚举行国际环保会议之机,组织签名活动,并与警察发生冲突。11月10日,保共举行中央全会,解除日夫科夫的党政领导职务,选举姆拉德诺夫为总书记。随后,保共把与日夫科夫立场一致的领导人全部排挤出领导机关,并将日夫科夫开除出党。反对派势力联合组成“民主联盟”,发动大规模游行示威。12月,保共中央全会同意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许诺进行自由选举。于是,与保共合作多年的农民党也成了独立的反对党。1990年1月16日,保共开始同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1月30日,保共召开十四大,通过《民主社会主义宣言》,宣布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不久,该党改名为“社会党”。4月3日,根据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议会通过宪法修改法、政党法和选举法。同日,姆拉德诺夫在国民议会当选为总统。6月,社会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组成以卢卡诺夫为首的社会党政府。然而,反对派在议会内外发动一次又一次夺权斗争。7月,姆拉德诺夫被迫辞去总统职务,由民主力量协调委员会主席热列夫取而代之。11月,卢卡诺夫政府也被迫辞职,由无党派人士波波夫组成“和平过渡政府”。 
捷克斯洛伐克 这个联邦制国家,受到东欧其他国家政治浪潮的猛烈冲击。1989年11月17日,首都布拉格的大学生举行示威,并与警察发生冲突。随后,全国各地掀起政治风暴。“七七宪章”等12个反对派组织,联合组成“公民论坛”,向当局发起进攻,捷共则步步退让。11月24日,以雅克什总书记为首的捷共中央领导班子集体辞职,乌尔班内克出任总书记。随后,雅克什等人被开除出党。11月29日,联邦议会批准修改宪法,取消捷共领导地位等宪法条款。12月3日,政府宣布改组,吸收5名非党人士入阁。但“公民论坛”并不满足,继续组织示威。政府总理阿达麦茨被迫辞职。随后,胡萨克也辞去总统职务。在新组成的联邦政府中,捷共本来已变成少数,而新任总理恰尔法和两名副总理随后不久又退出了捷共。12月中旬,联邦议会选举杜布切克为主席,并选举“公民论坛”领导人哈韦尔为总统。同月,捷共召开非常代表大会,通过“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根本改变了共产党的性质。1990年6月,反对派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在300个议席中占有170席。随后,哈韦尔任命政府,捷共被完全排除在外。11月,捷共十八大将党组织改为联邦制,由捷克?—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两个独立的共产党自愿组成。不久斯洛伐克共产党改名为民主左派党。1993年1月1日,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别成为两个独立的国家。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的剧变,带有突发和暴力性质。多年来,罗国内对齐奥塞斯库拒绝改革、高压统治的做法深感不满,社会充满怒火。1989年12月16日,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抗议活动(起因是一个匈牙利族新教神甫被法院判处开除公职),后发展为反政府示威,并与警察发生冲突。随后,反政府示威波及全国。21日,齐奥塞斯库总统从伊朗回国,在首都万人大会上发表讲话。会后,部分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同军警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22日,示威群众占领党中央大厦,国防部长自杀,国防军倒戈,宣布支持示威群众,同支持总统的保安部队发生激烈战斗。示威者包围了总统府,齐奥塞斯库夫妇慌忙出逃,在出逃途中被捕。22日晚,反对派成立救国阵线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并公布十条施政纲领,其中包括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选举等等。救国阵线选举扬·伊利埃斯库为主席,任命彼得·罗曼为临时政府总理。25日,齐奥塞斯库被处决。1990年1月,伊利埃斯库宣布罗共为非法,后来又说这个问题由公民投票来决定。5月,举行大选,伊利埃斯库当选为总统,救国阵线在议会两院均取得多数,保持了执政党地位。伊利埃斯库说,他将仿效瑞典模式,把罗建设成“社会民主国家”,从高度集中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3.第三波恶浪: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的执政党是劳动党,从60年代起就与苏共分道扬镳,受苏联的直接影响较少,因此剧变发生得稍晚一些。1990年7月,约5000公民通过闯入外国使馆而逃往西方。12月8日,首都地拉那的大学生因宿舍停电而举行抗议活动,进而提出政治要求,并于次日走上街头,与警察发生冲突。12月11日,劳动党中央全会作出决定,实行“政治思想多元化”和“多党制”。不几天,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的民主党宣告成立。此后,全国各地罢工罢课、示威游行、绝食抗议等活动接连不断,此伏彼起。1991年3月底到4月初,阿举行人民议院的选举,劳动党获得2/3以上议席,但总书记阿利雅却落选了。4月10日,阿公布新宪法草案,取消有关劳动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指导的条款。4月30日,阿利雅当选为首任总统。5月3日,劳动党成员纳诺受命组阁,议会少数派民主党拒绝参加联合政府。纳诺政府成立仅22天,就在全国总罢工和反对派的压力下宣布辞职。随后成立的联合政府,劳动党成员在22人中只占10人。6月中旬,劳动党召开十大,决定改名为社会党。1992年3月,民主党在人民议院的选举中获胜,在140个议席中取得92席,取得执政地位。4月,民主党领导人萨利·贝里沙当选为总统。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脱离苏联的影响最早,它独树一帜,搞“自治社会主义”。该国的剧变同解体联系在一起,也发生得稍晚一些。该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由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六个共和国组成,执政党原来是南共联盟。1989年10月,“南共联盟”中央决定实行多党制。1990年初,“南共联盟”因内部矛盾爆发而解体,各共和国的“共盟”先后改名并进行独立活动。7月,南斯拉夫联盟议会通过《政治结社法》,导致各种政党纷纷出现。7月17日,塞尔维亚的“共盟”和“社盟”正式合并,组成社会党。这一年,各共和国先后举行议会选举。结果,除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仍是“南共联盟”(也已改名)占优势外,其他四个共和国的议会均被反对派控制。反对派掌权后,各共和国加紧进行独立活动,最后导致南联盟的解体。经过公民投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于1991年6月宣布独立。接着,马其顿于同年11月、波黑于1992年3月也宣布独立。于是,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于1992年4月组成了新的南斯拉夫联盟。 
东欧八国的剧变各有各的特点,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从时间上说,六个国家是在1989年发生剧变的,变得较早,两个国家是在1990年以后发生剧变的,变得稍晚一些。从方式上看,有的国家是执政的共产党本身改变了性质,变成了社会党,从而导致社会发展方向的改变;有的国家则是共产党主动向反对派让权,从而使国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多数国家的剧变是“和平演变”,个别国家则以暴力推翻了原有政权。 
但是,东欧各国剧变的性质是相同的。第一,共产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执政的共产党,蜕变成了社会党,它们不仅改变了党的名称,而且改变了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政治地位和奋斗目标。第二,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掌握政权的,不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党,就是由共产党蜕变而来的社会党。第三,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被彻底摧毁,各国搬用西方式的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选举和议会民主制,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和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三、苏联的剧变 

苏联的剧变,主要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后期,从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开始。苏联的剧变,同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提出和推行密切相关,它们基本上是同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1.提出和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 
这一阶段的时间,从1988年6月到1990年7月。在此阶段,苏联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提出并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改革的方向发生重大改变。结果,社会动乱和民族冲突大规模爆发,反共势力迅速壮大,苏共地位急剧下降,并在许多重要地区丧失政权。经济发展则开始出现负增长,199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4%。 
这一阶段发生的四件大事,成为剧变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第一,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苏共在1988年6月28日?—7月1日召开的代表会议,有三个重要内容。一是强调现行政治体制已成为改革的“障碍”,必须加以“根本改革”,并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到“首要地位”。结果,使上层领导和广大群众把精力集中到政治领域,导致社会动乱和民族冲突此伏彼起,遍及全国。二是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推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并强调“自由选举”。随后,在1989年初进行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运动。此后,苏共中央不再成为国家大事的决策中心。三是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口号。这标志着改革的指导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此后,这个口号成了苏共的奋斗目标。总之,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标志着苏联的改革开始走上邪路。奥地利《信使报》1988年7月3日发表评论说:这次会议力求“对苏联共产主义大厦”“从根本上进行翻修”。 
第二,发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11月26日发表的这篇文章,提出许多新的论点。一是提出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说明,他对改革的看法完全变了,他认为改革已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完善。二是主张“三权分立”,强调应保证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分开、司法权的独立。这是他第一次肯定“三权分立”原则。三是论证社会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说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实实在在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概念中的主要东西是“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同时宣布:苏联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进一步发展。这说明,1989年的东欧剧变,使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在1990年的新年讲话中说:“过去的一年,我们获益匪浅。许多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今天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已经与一年前不同了。现在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我们为之奋斗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第三,苏共中央举行二月全会。1990年2月5日?—7日召开的这次全会,作出几项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定。一是提出修改宪法,取消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随后正式修改的宪法,取消了关于苏共是“社会领导力量”和“政治体制核心”的规定。二是准备实行多党制。1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发表讲话,承认多党制原则。他说:“我认为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我们不应当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这次全会则正式决定实行多党制。随后修改的宪法规定:“公民有权结成政党”。三是建议实行总统制。这种总统制,显然是从西方引进的,其实质是剥夺苏共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权,使总统取代苏共中央成为国家大事的决策中心。随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 
这次全会,还提出要改变联盟的国家体制,建立各种形式的联邦关系。总之,二月全会勾画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基本面貌。奥地利《萨尔茨堡新闻》为此发表评论说:“1990年2月7日将作为同列宁意识形态最终告别的日子载入史册。”
约瑟夫·普拉斯科夫:《同列宁意识形态最终告别》,奥地利《萨尔茨堡新闻》1990年2月8日。 
第四,苏共召开二十八大。1990年7月2日—13日举行的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纲领性声明(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党章以及其他一系列决议,从而使“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这次大会的内容,集中表现为改变共产党的性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变化上。一是指导思想变了,不再讲苏共“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二是奋斗目标变了,不再讲苏共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而讲“以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自己的目标”。三是阶级性质变了,不再讲苏共“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党”,只讲苏共是“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它“表达和捍卫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忠于社会主义选择的阶层的利益”。四是地位作用变了。不再讲苏共是“政治体制的核心”和“社会的领导力量”,却宣布苏共同其他政党、社会政治团体将是平等竞争、合作的伙伴关系。也不再讲苏共是“久经考验的战斗先锋队”,而说苏共既是先锋党又是议会党。五是组织原则变了。不再讲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强调允许少数人利用党的舆论工具捍卫自己的不同观点,允许党内横向组织活动,允许党员“按纲领进行联合”;还强调“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是独立的”,所有苏共组织,从基层组织开始,“在安排自己内部生活和活动方面是独立的”。 
总之,苏共二十八大确定了一种“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基本面貌。后来的事实证明,由于改变了共产党的性质,否定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便破坏了苏共的团结和统一,搞乱了党员的思想,瓦解了党的组织,使苏共在反共势力的进攻面前丧失了战斗力。 


2.两种政治力量激烈斗争 
这一阶段的时间从1990年8月到1991年8月。在此期间,主张维护联盟、维护苏共领导和社会主义选择的“传统派”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激进派”进行激烈斗争。这一阶段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为“传统派”占优势,后期为“激进派”占上风。打着“中派主义”旗号的戈尔巴乔夫,前期倾向“传统派”,后期又转向“激进派”。 
第一,“传统派”展开反攻。苏共二十八大后,国内形势更加危急。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连续不断,此伏彼起;民族分裂主义越闹越凶,联盟国家出现解体危机;反军活动十分猖獗,有些共和国开始组织自己的军队,非法武装组织越来越多,它们袭击军警和军事设施,危害社会秩序和公民的生命财产;苏共党员大批退党,广大党员对党的前途失去信心。从9月上旬开始,“激进派”掀起猛烈进攻,矛头直指苏共和联盟中央。先是刮起“倒阁”风,企图迫使雷日科夫政府下台,后又发动一场宣传攻势,指责军队要发动军事政变。10月,“民主俄罗斯”运动正式成立,形成一支强大的反对派力量,向苏共展开夺权斗争。 
面对严重危机,“传统派”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强大压力,要求他采取措施稳定局势。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俄共中央 十一月全会、 11月13日的军人人民代表会议、11月30日的莫斯科党组织代表会议、12月1日的各级人民代表全苏联合组织会议,都对戈尔巴乔夫提出严厉批评。戈尔巴乔夫本人则在莫斯科党代会上承认“在工人阶级面前有罪”。多数群众的政治态度也很鲜明。1991年2月23日,莫斯科30万人举行集会,声明支持国家统一,反对叶利钦。3月17日,全苏举行公民投票,76 4%的投票公民赞成保留联盟,保留苏联国名,反对分裂国家。 
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主要是1990年12月召开的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前后,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有所转变,局势出现某种转机。这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组成一个倾向“传统派”的领导班子。当时确定亚纳耶夫为副总统,帕夫洛夫为政府总理,普戈为内务部长,亚佐夫为国防部长,克留奇科夫为“克格勃”主席,并以此为基础组成“国家安全会议”。这是一个以“传统派”为基础的领导班子。二是采取若干强硬措施。如制止反军活动,宣布解散非法武装;扩大“克格勃”的权限,打击怠工和经济犯罪;在全国449个重要城市实行军警联合巡逻,加强社会治安;等等。甚至动用军队,企图在立陶宛实行“总统治理”。三是加强舆论导向,任命克拉夫琴科为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此后,电视台中止了宣扬激进思想的专题节目,基本上扭转了广播电视失控的局面。四是公开同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对抗。1991年2月26日,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指责民主派是“右翼反对派”,企图“否定社会主义思想并主张使社会资本主义化”。在3月28日开始举行的俄罗斯人代会上,俄共议员团向叶利钦发动进攻,企图逼迫他下台。 
与此同时,“激进派”也发动攻势,公开向联盟中央“宣战”,要戈尔巴乔夫立即下台,要中央政府辞职。3月10日,“激进派”在莫斯科组织30万人举行集会,表示支持叶利钦,还发动持续两个月(3?—4月)的百万矿工罢工,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 
在这个时期,两种政治势力的斗争异常激烈,而“传统派”略占优势。但戈尔巴乔夫当时向“传统派”的靠拢只是策略性的转变,仅仅是权宜之计,一到关键时刻,他就实行后退让步。例如1991年1月发生的“立陶宛事件”,本是戈尔巴乔夫授意搞起来的,联盟中央还向立陶宛增派了军队。但在发生流血事件后,戈尔巴乔夫立即后退,宣称要用政治办法解决问题,并撤走了军队,解散了“救国委员会”。又如3月28日,“激进派”不顾中央政府的禁令,在莫斯科举行10万人参加的示威,政府派出5万军警企图制止,双方发生对峙。在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作出妥协和让步,下令撤走了军警。于是,俄罗斯人代会的形势急转直下。俄共中央委员鲁茨科伊发起成立“民主共产党人”议员团,宣布同俄共议员团决裂,表示支持叶利钦。结果,叶利钦不仅没有下台,反而在会上取得重大胜利,获得类似于总统的授权。 
第二,“激进派”后来居上。1991年4月下旬,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发生急剧变化,从倾向“传统派”一变而为倾向“激进派”,从批评叶利钦一变而为同叶利钦联手合作。这种变化的标志是4月23日的“9+1”联合声明。 
“9+1”联合声明的发表,是苏联剧变过程中的一大转折。这里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9+1”会议本身违背宪法。它撇开合法产生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由戈尔巴乔夫同9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坐在一起,来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这实际上是“激进派”所一贯主张的“圆桌会议”。二是“9+1”联合声明规定,在签订新联盟条约后半年内,要通过新宪法,重新选举苏联人民代表、最高苏维埃和总统,建立新的中央政府。这实际上是要推翻合法产生的、任期尚不到一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三是“9+1”联合声明规定要签订的新联盟条约,把国名改为“主权共和国联盟”,突出了各共和国的“主权”,删去了反映联盟性质的“社会主义”。这意味着苏联将改变国家的性质、破坏统一的联盟和抛弃社会主义的选择。 
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以57 3%的多数票当选为俄联邦总统。这说明“激进派”的势力大大增强,“传统派”的力量一落千丈。7月20日,叶利钦签署“非党化”的总统令,宣布禁止政党在俄联邦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进行活动,其矛头主要针对共产党。 

3.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这一阶段的时间,从1991年8月到12月。当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了“八一九”事件,目的是要维护统一的联盟国家、共产党的地位和社会主义的选择,但由于力量对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所以遭到了失败。这一事件失败后,形势急转直下,反共势力夺取了联盟政权,分裂了联盟国家,苏联出现“亡党亡国”的局面。 
第一,“亡党”——苏共垮台。“八一九”事件后,苏共丧失了全部政权。苏联内阁的全体成员均被撤换,从联盟中央到各地方的政权均为“激进派”控制。其他共和国的政权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同时,全国掀起大规模的反共浪潮。叶利钦发布命令,“停止俄共活动”,没收俄共财产。戈尔巴乔夫则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要苏共中央“自行解散”。随后,《真理报》等苏共报刊被停止出版,苏共中央大楼被查封,苏共档案被接收。各共和国的共产党也被禁止活动,某些领导人甚至被追捕。苏联共产党彻底垮台了。 
第二,“亡国”——苏联解体。“八一九”事件后,联盟迅速走向解体。促使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是俄联邦领导人表现出露骨的大俄罗斯主义。他们不但夺取了全联盟的政权,而且提出要同其他共和国“重划边界”。其他共和国担心出现新的“沙皇帝国”,于是纷纷宣布独立,力求摆脱俄罗斯的控制。促进苏联解体的致命一击,来自乌克兰。8月24日,乌克兰宣布独立。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公民投票,批准了乌克兰的独立,选举克拉夫丘克为乌克兰首任总统。乌克兰是苏联仅次于俄罗斯联邦的第二大共和国,它的独立说明苏联已经难以维持。 
导致苏联解体的最后事变,是“独联体”的成立。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在明斯克签署协议,决定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理政治现实已不存在”。12月21日,11个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签订议定书,决定共同创建“独立国家联合体”,正式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新成立的“独联体”,既不是国家,也不是国家之上的结构,它只起协调作用。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无可奈何地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至此,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终于落地,已存在大半个世纪的苏联,走完了历史的最后一步。 

四、剧变的三层原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重大的历史事变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恩格斯说:“有无数互相交叉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7页。苏联、东欧的剧变就是如此。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既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以及理论、思想、外交、民族、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所以,要进行综合的、全面的分析,同时又要抓住关键,分清主次。 
现在看来,苏联、东欧的剧变,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1.西方的插手干预是外部原因 
80年代,西方大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力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不仅通过“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宣传舆论工具,大力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攻击和夸大社会主义的弊病,而且积极插手干预苏联、东欧国家的内政,做了许多坏事。这里只提两个方面。 
第一,利用“人权外交”和经济援助来施加压力。1988年5月,美国总统里根访问苏联,大谈人权问题,并提出一个14人的名单,指责苏联侵犯人权。随后,里根会见50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鼓励他们坚持斗争。他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给你们加把劲。”美国多年来始终拒绝向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理由是苏联公民出国不自由,违反“人权”。1991年5月20日,苏联通过“公民出入境法”,规定公民可自由迁徙。随后,美国总统布什在7月底访苏时答应,美国将给予苏联以“最惠国待遇”。 
“哈佛计划”是西方利用经济援助来促进苏联演变的一个例子。这个计划虽然没有兑现,但它暴露了西方援助的真正目的。这个计划是亚夫林斯基受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委托,在1991年5月到美国同哈佛大学的学者联合制定的,其内容是把苏联的改革同西方的援助密切联系起来。计划规定,西方每年提供300亿?—500亿美元援助,五年共提供1500亿?—2500亿美元援助,为此苏联要实行“私有化”、“市场化”、彻底的“民主化”,并允许民族自决、削减军事力量等等。还规定要定期检查,苏联实现多少,西方便援助多少。外电说,其原则是:“大改革多援助,小改革少援助,不改革不援助。”1991年6月2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文章,一针见血地说:“美国的关键战略利益,不在于从经济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美国的政策应该是促进建立民主政府、市场经济和俄罗斯及非俄罗斯民族实行自决。” 
西方对“八一九”事件的态度,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时,它们公开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宣布停止对苏援助,施加强大压力。美国总统布什还给13个国家的元首打电话,统一口径,对苏联实行制裁。这个事件失败后,西方各国又宣布恢复对苏援助。10月8日,日本外务省负责人指出,日本准备提供25亿美元援助,这是对苏联八月事变后发生的急剧变化“表示欢迎并给予肯定”。 
第二,直接支持和扶植国内反对派。这是西方插手干预苏联、东欧国家内政最突出的表现。例如在波兰,西方大力支持反政府的“团结工会”。1981年12月,波兰宣布实行“军事管制”,取缔团结工会,西方立即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使波兰蒙受大约1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随后,西方通过非法途径,把资金、地下活动器材、印刷品等秘密运入波兰,支持团结工会的地下活动。1983年,西方别有用心地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瓦文萨。1987年9月,美国副总统布什访问波兰,公开表示支持团结工会,并同瓦文萨共进晚餐。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向团结工会提供100万美元经费。1988年,又提供500万美元经费。1988年8?—9月,波兰政府停发了罢工者的工资,但罢工者却从团结工会那里领得了工资。1989年4月17日,在团结工会重新合法化的当天,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决定给波兰以贸易和投资优惠,推迟偿还外债,并提供新贷款,以资鼓励。在同年6月波兰举行议会选举时,美国和联邦德国都有人公然为团结工会筹集竞选经费,“自由欧洲电台”则每天通过广播来为反对派作宣传,美国著名政治家布热津斯基还亲临波兰,去做团结工会的“政治鼓动员”。 
又如在苏联,西方国家对反对苏共的叶利钦提供特别多的支持。1989年7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中出现一个以叶利钦等人为首的“跨地区议员团”。据安德烈耶夫1991年3月9日致叶利钦的公开信揭发,该议员团曾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得到活动经费。1989年9月,美国邀请叶利钦以苏联人民代表的身份访美,并给予热烈欢迎。叶利钦一到美国就说,共产主义只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苏联要向美国学习“民主”。1991年4月,美国“胡佛研究所”作出决定,派专家定期赴苏,为叶利钦提供免费咨询。在叶利钦竞选总统时,有五位美国专家充当顾问,由美国人支付报酬。同年6月,叶利钦刚刚当选为俄罗斯总统,美国又邀请他访美,布什当场赞扬叶利钦对“民主价值”和“自由市场原则”所作的承诺。 
在“八一九”事件时,西方作出一切努力来支持叶利钦。美国总统布什同叶利钦通了三次电话,表示支持。据英国《独立报》1994年5月17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当时破译了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与国防部长亚佐夫的加密电话,尔后把情报告诉了叶利钦,使他确切了解到各地军事指挥官谁支持“政变”,谁反对“政变”。同时,美国驻苏使馆还派专家去议会大厦,帮助确保叶利钦的通讯联系安全可靠。 
西方还直接支持苏联国内的动乱和民族分裂主义。1991年3?—4月,苏联近百万矿工举行罢工,美国驻苏使馆的两位工作人员,竟参加顿巴斯煤矿罢工工人的代表大会,表示支持。美国的“劳联?—产联”,也公开表示支持苏联矿工罢工,并提供物质援助。据“克格勃”副主席季托夫在1991年3月30日揭露,美国曾派15名教官去立陶宛帮助搞军事训练。 
总之,西方的插手干预,对苏联剧变起了重要作用。 亚· 季诺维耶夫(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后移居西方)在1991年9月说:“没有西方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分子和激进分子恐怕连一个月也坚持不下去。他们之所以能坚持下去,只是因为他们按西方的意志行事。”但西方的“和平演变”毕竟是外因。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堡垒主要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2.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路线是关键原因 
苏联、东欧剧变的关键原因,是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推行错误路线,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提出并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从内部配合西方的“和平演变”,从而搞垮了这些国家。 
首先,从东欧国家的剧变来说,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他倡导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等等,极大地促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这种思潮,在东欧国家共产党内本来就根深蒂固地存在,经过戈尔巴乔夫的挑动,便迅速泛滥起来,而且占了上风。结果,使这些党改变了性质,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社会主义。东欧国家的反共势力,也利用“新思维”来煽起社会动乱,夺取政权。当时,反对派的示威经常高呼戈尔巴乔夫的名字,甚至喊出“戈尔比,戈尔比,救救我们!”的口号。 
戈尔巴乔夫还直接插手干预东欧国家的剧变。在匈牙利,正当匈党内部波日高伊等人要求实行多党制,而总书记格罗斯尚犹豫不决的时候,苏联公开宣布,东欧各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实行多党制,匈牙利实行多党制“对苏联没有威胁”。结果,导致匈牙利首开先河,宣布实行多党制。在波兰,他表示支持搞“政治多元化”和“议会民主”的实验,并建议波党向团结工会让步,让团结工会组阁。事后,波党一些党员责骂戈尔巴乔夫“出卖了统一工人党”。在保加利亚,他支持姆拉德诺夫把不赞成“新思维”改革的日夫科夫搞下台。在民主德国,他支持党内外的反对派把抵制“新思维”改革的昂纳克搞下台。在罗马尼亚,他通过“克格勃”支持军队中的反对派,直接参与搞垮齐奥塞斯库的暴力事件。 
总之,戈尔巴乔夫推动了东欧剧变。为此,他得到西方的高度赞扬。1990年1月1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用俄语向苏联人民发表广播讲话说:东欧发生剧变要“感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主席理应因席卷欧洲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而受到特别的称许”
法新社1990年1月1日伦敦电。。同年2月2日,美国总统布什称赞戈尔巴乔夫说:“我认为,他所做的工作的结果便是东欧发生了和平变革,这种变革是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会预见到的”。同年7月6日,法国《快报》周刊发表文章说:“巨大的震动使东欧集团在几个月内发生了爆裂,而这一震动完全是源于莫斯科的”;“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引爆的火星来自莫斯科”。 
其次,从苏联的剧变来说,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条路线的矛头始终针对共产党,针对社会主义,结果导致苏共变质,丧失政权,社会主义制度被摧毁。具体说来,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倡导“公开性”和“民主化”,否定现实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鼓吹的“公开性”,其实就是自我否定,专门用来揭发共产党的错误,挖掘社会主义的消极现象。正是在“公开性”的旗号下,苏共领导起先批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进而批判斯大林的“罪行”,把过去的革命历史描绘得一团漆黑,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民主化”,其实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它煽起社会动乱和民族骚乱,人为培植政治反对派,促进“非正式组织”的大批建立,容许并鼓励反共势力发展壮大起来。然后,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又利用“公开性”和“民主化”旗号,向执政的共产党展开斗争,最后夺取了政权。 
苏联当年的情况,诚如法国《费加罗报》1990年7月23日的文章所说:“日常生活中的民主建立了”,“清规戒律都废除了,人们可以随意攻击党和军队”;“反对派运动获得允许,并得到鼓励”;“党和军队七十年来一直是社会的支柱,如今均遭指控”,“党的威信扫地”;“昔日‘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似乎成了虚无主义、怀疑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祖国”。 
第二,宣扬“多元论”,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戈尔巴乔夫鼓吹“意见多元化”,“摒弃精神垄断”,并宣布“新闻自由”。这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实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力图搞乱党内外的思想。不仅如此,其最后目的还要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这一点,从戈尔巴乔夫的亲密助手雅科夫列夫的言论可以证明。1991年8月2日,雅科夫列夫公开说:“我越来越确认,我们的不幸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我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断定社会主义会失败”。同年10月3日,他又说:“马克思主义最终使我们陷入了灭亡、落后和良心泯灭”;共产主义“在其基因中包含着原始罪恶”。 
事实证明,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一是摧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助长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发展壮大;二是破坏多民族联盟国家的意识形态保证,导致民族分裂主义的恶性膨胀。这正是促使苏联演变和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鼓吹“根本改革”政治体制,引进西方政治制度。戈尔巴乔夫主张,按照西方模式,实行“三权分立”、“自由选举”、“议会民主”、“多党政治”和“总统制”等等。这一切的矛头所向,都对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所谓“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实际上是允许反共势力合法地进入国家权力机关。所谓“总统制”,实际上是把共产党的领导权交给戈尔巴乔夫个人,使苏共中央丧失政治权力。 
而所谓“多党政治”,实际上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鼓励反共势力组织起来,结成政党,展开夺权斗争。就在苏共 二月全 会宣布实行多党制之后的一年里,苏联便出现全国性政党20个,共和国一级政党500多个。这些政党大部分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它们积极展开活动,夺取各级国家政权。结果,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人民阵线”在1990年春季夺取了政权;列宁格勒市和莫斯科市的政权在同年3?—4月间落入反对派之手;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在5月底落入叶利钦之手;格鲁吉亚的反对党在同年11月夺取了政权;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的政权随后也落入反对派之手。到1991年8月,苏共已在七个共和国和一系列重要城市失去政权,沦为在野党。然而,共产党一旦失去政权,掌权的反共势力就立即宣布禁止共产党活动,把共产党排除在“多党政治”之外。 
总之,戈尔巴乔夫对政治体制实行的“根本改革”,实际上是“根本摧毁”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这正是导致苏联演变最重要的原因。 
第四,改变共产党的性质,分裂共产党的队伍。戈尔巴乔夫起初虽然说过“苏共是改革的倡导者”,但他后来并没有依靠苏共来推行改革。相反,他把矛头始终指向共产党,极力改变党的性质,分裂党的组织,一步一步搞垮了苏联共产党。当时,苏共内部形成激进派、中间派和传统派三大派别。激进派虽然活跃,但传统派占有优势。戈尔巴乔夫表面上装作“中间派”,打起“中派主义”的旗号,实际上却利用总书记的职权,奉行打击传统派、扶植激进派的干部路线。最后,使苏共中央乃至国家政权的领导层发生有利于激进派的变化。 
与此同时,苏共逐步走上组织分裂的道路。起先成立的,是“民主纲领派”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在苏共 二十八 大决定改变党的性质、否定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后,组织分裂的趋势愈演愈烈。到1991年6?—7月间,俄罗斯的共产党人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倡议运动”,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等人发起成立“民主改革运动”,鲁茨科伊发起成立“共产党人民主党”,安德烈耶娃发起成立“布尔什维克纲领派”,先后共成立了10个左右比较大的派别组织。苏共党员的数量则减少了400多万。结果,苏共走上四分五裂的道路,失去了应有的战斗力。整个苏共分崩离析了。 
第五,忽视民族问题,放任民族分裂主义自由泛滥。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由100多个民族组成,俄罗斯人只占51%左右,民族关系异常复杂。因此,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显得特别重要。但是,戈尔巴乔夫在这方面犯了一系列的错误。起初,他忽视民族问题,完全重复过去的观点,强调苏联已“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后来,当民族冲突和民族分裂主义在“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旗号下变得无法收拾的时候,他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然而又惊慌失措起来。他不是采取果断措施加以阻止,而是放任自流,甚至步步退让,企图以退让和妥协谋求团结。他提出的建立新联盟的构想以及先后三次制定的新联盟条约草案,一次比一次退步,把国名改成“主权共和国联盟”,突出了“主权”,放弃了“社会主义”和“苏维埃”,让每个共和国成为“主权国家”,在自己的领土上拥有全部国家权力。当立陶宛在1990年3月宣布独立的时候,当叶利钦等三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1991年12月上旬商谈并宣布解散苏联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表现得特别软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加以制止。所以,苏联就被民族分裂主义者肢解了。 
当年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卢基扬诺夫,1994年7月5日在俄罗斯议会就成立独联体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说,当时并没有任何重大原因会导致苏联必然解体,苏联之所以被断送掉,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行动。他说:戈尔巴乔夫只要“动一下手指头”,就能阻止叶利钦等三人签署成立独联体的条约;如果戈尔巴乔夫采取行动,这三个人“会别无选择,只能逃往国外”合众国际社1994年7月5日莫斯科电。。 
总之,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把“改革”变成“改向”,是导致苏联剧变的关键原因。苏联的剧变不是说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说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不能过分突出个人的作用,得出“英雄创造历史”的错误结论,但也承认,个别领导人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能够起重要作用。因此,戈尔巴乔夫可以说是导致苏联垮台的历史罪人。这一点,人们还可以从西方资产阶级这个“反面教员”那里得到证实。西方世界从敌对的立场出发,对戈尔巴乔夫搞垮苏联这件事是感激不尽的,曾多次表露出掩盖不住的内心喜悦。据1991年12月25日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布什发表电视讲话说,近来发生的苏联解体事件“显而易见是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的”。美国前任总统里根说:“戈尔巴乔夫将永垂史册”。法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弗朗索瓦兹·汤姆认为,苏联的自我毁灭是直接由戈尔巴乔夫导演的。他说,所谓“戈尔巴乔夫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这个制度先是耗掉了国家的财力,然后就开始了自身的内耗,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打消耗战。
法国《巴黎日报》1991年12月27日报道。英国一位议员杰弗里·迪肯斯则提出,英国女皇应授予戈尔巴乔夫“荣誉爵士”称号。他说:“全世界——尤其是英 国——对 于这个人所做的好事是无法报答的。”法新社1991年12月21日伦敦电。 

3.原有体制存在严重弊病是深层原因 
苏联、东欧的剧变,决不只是戈尔巴乔夫的问题,不能把全部责任都加在他一个人身上。围绕苏联、东欧的剧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思。例如,为什么“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会在苏联、东欧那么泛滥,有那么多人拥护?为什么剥削阶级消灭已经几十年,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还能如此迅速地发展起来?为什么一搞“自由选举”和多党制,共产党就顶不住,逐步丧失政权?为什么许多群众对共产党的下台和社会主义的被颠覆无动于衷,连共产党员起来斗争的也不多?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思考,需要寻找其深层原因。 
古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应当承认,苏联、东欧原有的体制存在严重弊病,共产党的领导过去犯了严重错误,社会主义搞得并不理想,所以遇到危急关头,许多群众抛弃了共产党。这种情况,恰恰为反共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苏联的原有体制,是一种高度集权体制。这种体制是斯大林时期的30年代形成的,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国情,并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它同时具有严重弊病,不利于发挥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体制需要不断进行改革。然而,苏联领导人没有及时进行改革,一次又一次地错过改革的良好时机,使这种体制基本上保持原状,成为一种僵化的体制。结果,这种体制的弊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东欧国家的体制,是从苏联照搬过去的,后来虽有某些改良,但基本情况也和苏联一样。南斯拉夫的体制虽然具有某些特点,但也拥有高度集中的许多特点,具有不少弊病。所有这些弊病,归纳起来就是:经济上缺少活力,政治上缺少民主。 
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总的说都是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因素不多。这种经济体制,加上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的畸形经济结构,不适合新时代科技革命的要求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所以,从7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国家的经济缺乏活力,发展迟缓。特别是苏联,由于把经济实力主要用来搞军备竞赛和对外扩张,因此出现严重困难,人民得不到实惠,生活改善不多,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扩大。这种情况,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使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产生怀疑。尤其是东欧国家的群众,他们只要同资本主义邻国一比,就会对本国政府产生不满情绪。 
苏联、东欧国家的政治体制,总的说来也都缺乏民主。特别在有些国家,个人迷信、个人专断、干部特权、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等还相当严重。再加上历史上搞过“大清洗”,发生过不少冤假错案,委屈了许多干部和群众,在人们心里留下深刻的创伤,其消极影响极难消除。此外,某些国家的民族政策犯有错误,民族关系紧张,民族矛盾尖锐。所有这些,都种下了社会动乱和民族分裂的根源。 
总之,高度集权体制实行了几十年,使社会积累了大量矛盾和问题,孕育了严重危机。最后,在西方“和平演变”的强大攻势下,在国内反共势力的猖狂进攻下,在执政的共产党推行错误路线的条件下,苏联、东欧国家便发生了社会制度的剧变。尤其是东欧国家,它们的社会主义是从苏联搬过去的,基础本来就不太牢固,它们与西欧国家相邻,受资本主义的影响既直接又深刻,在执政的共产党内,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又根深蒂固,所以,它们的剧变自然就走在苏联的前面。 

五、必须记取的五大教训 

苏联、东欧的剧变,给各国共产党人和世界人民留下许多值得深思的教训。但如何总结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这里首先有一个政治态度问题,因为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在西方资产阶级看来,苏联、东欧剧变是大好事,它说明社会主义必然灭亡,资本主义将永世长存。而在世界进步人民和各国共产党人看来,苏联、东欧剧变是历史的倒退,但它并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只要善于总结教训,社会主义事业依然会发展壮大起来。所以,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苏联、东欧的剧变,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1.必须正确对待共产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的实践 
苏联、东欧的剧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共产党自己否定自己,自己丑化自己,结果为共产党的垮台和社会主义的崩溃创造了条件。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所以,正确对待共产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 
当然,在改革的年代,回顾和总结过去的历史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改革就是要克服以往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消除原有体制的弊病。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时候,敌对势力乘机歪曲和污蔑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攻击和否定社会主义的实践,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共产党本身采取什么态度。 
令人痛心的是,戈尔巴乔夫等人站在错误的立场上,采取错误的方法,自己带头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他们在“公开性”的旗号下,把过去的革命历史描绘成一团漆黑,把共产党说得一无是处。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违背了历史的真实。 
就拿苏联的历史和现实来说,就应当作全面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 
首先,要历史地分析问题,充分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苏联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处在战争或备战的条件之下,不仅国际形势极端紧张,国内阶级斗争也异常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需要把权力集中在共产党中央的手里,以便汇集一切力量来巩固苏维埃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以,当时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而且采取激烈的阶级斗争手段,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避免的。总的说,这种体制符合当时的苏联国情。我们决不能用现在的条件,用现在的认识水平,用现在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历史上建立的这种体制。 
其次,要全面地分析问题,区分成绩和错误、主流和支流。必须肯定,共产党的领导和高度集权的体制在历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正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高度集权的体制之下,当时的苏联才能够统一意志、统一步伐,集中全部人力物力去解决最重大、最紧迫的任务,从而保证苏联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情况复杂的国家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正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高度集权的体制之下,苏联迅速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发展了科学文化,形成了多民族的巩固联盟,特别是经受住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严峻考验,为人类文明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人们看到,苏联前几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苏联在短短几十年之内,从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发展为社会主义的强国,能够同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相抗衡,这恰恰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高度集权的体制之下取得的积极成果。所有这些,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 
第三,要科学地分析问题,区别根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应当肯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缺陷和弊病,或者是具体体制造成的,或者是某些领导人的政策、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造成的。因此,纠正过去的错误和弊病,并不是要抛弃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要改革原有体制的弊病,改正原有政策和工作中的错误,以便完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这就说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同具体的运行机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是有区别的,不能因为具体的运行机制存在缺陷和问题,就否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戈尔巴乔夫等人的错误在于,不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区分成绩和错误,不区别根本制度和具体体制,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把共产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的实践说得一无是处,统统加以抛弃。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既搞垮了共产党,又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 

2.公开性和民主化要掌握适度的原则 
苏联、东欧剧变的过程,起先是从戈尔巴乔夫鼓吹“公开性”和“民主化”开始的。本来,针对过去政治生活不够公开和不够民主的弊病,提出扩大公开性和扩大民主的任务,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越发展,民主也越发展。但是,戈尔巴乔夫后来要搞“彻底的公开性”和“无条件的民主”,从而使国家失去控制,导致社会动乱和民族冲突此伏彼起,连续不断。而反共势力则利用这种“公开性”和“民主化”,拼命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并乘机夺取了政权。这也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这里的教训主要有两点。 
第一,扩大公开性和发扬民主,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扩大公开性和发扬民主必须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进行,不能允许反共势力利用这个旗号来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戈尔巴乔夫起初曾提出“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会主义”的口号,看起来是想把发扬民主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但他后来又改变了态度,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 
第二,扩大公开性和发扬民主应该有一个过程,不能一下子放开。西方国家的民主,并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它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过程。苏联、东欧国家过去缺少民主的传统,因此需要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但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就鼓吹“彻底的公开性”和“无条件的民主”,这样做即使不是恶意,起码也是幼稚无知。 

3.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相互关系 
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发展是硬道理,因为提高经济水平,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切都离不开发展。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稳定则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和条件,因为发展和改革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否则就无从谈起。所以,一个好的领导人,必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才能领导国家走上繁荣富强、欣欣向荣的道路。 
然而,苏联、东欧国家的领导人没有这样做。就以苏联为例,勃列日涅夫只讲稳定,不讲改革和发展,戈尔巴乔夫又只讲改革,不讲稳定和发展。戈尔巴乔夫不仅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而且搞乱了政局,制造了社会动乱,从而破坏了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他的错误,首先是没有正确处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是相辅相成、相互配合的,但整个改革还应先从经济改革人手。只有通过经济改革发展了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才能为进一步改革奠定基础。戈尔巴乔夫起先虽然抓了经济改革,但并没有认真去搞。后来,他的兴趣越来越转向政治改革,甚至强调把政治改革“放在首位”,从而导致政局动荡和社会动乱,破坏了稳定。一旦破坏了政局和社会的稳定,不仅经济改革无法进行,而且政治改革也变了质,出现“亡党亡国”的局面。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处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不能把政治改革“放在首位”。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慎重,要逐步进行,稳步前进。而且,必须根据本国国情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改革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不能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决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照搬西方的多党制、议会民主制和三权分立。

4.改革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社会主义社会是需要不断进行改革的。恩格斯早就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页。但是,改革有一个方向问题。社会主义的改革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必须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决不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江泽民也强调:“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苏联、东欧国家的惨痛教训就在于,它们的改革选择了错误的方向。它们的改革不是为了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甚至把“改革”的矛头始终对准共产党;它们的改革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而是放弃了社会主义,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苏联、东欧的剧变,归根到底是因为执政的共产党出了问题,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了社会主义,改变了共产党的性质,推行了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从而严重地脱离了广大群众。所以,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清除腐败现象,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才能使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 

5.要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 
苏联、东欧之所以发生剧变,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起了重要作用。这虽然不是导致剧变的决定性原因,但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自世界上出现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西方就把颠覆苏联作为自己的根本战略目标。它们起初企图用武力、战争和经济封锁来颠覆苏联,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从50年代开始,它们改变了策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经济和科学技术得到较快发展的条件,利用社会主义国家遇到暂时困难、需要改革的时机,转而采用“和平演变”的办法。所谓“和平演变”,就是在保持强大军事压力的前提下,扩大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并运用各种手段,促使它们从内部进行演变。西方的手段,概括起来就是:政治上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开展“民主外交”和“人权外交”,同时直接插手和干涉内政,收买和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反对派,力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西方的模式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制度;经济上利用合作、援助、经济联系(必要时使用经济制裁)等等,引诱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西方的条件和要求,从内部来渐渐改变自己;意识形态上则加紧进行渗透,利用大众传播工具和人员交往,鼓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西方的价值观,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攻心战”,攻击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腐蚀人们的灵魂。 
但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能否得逞,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态度。苏联的情况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过去的苏联一直积极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所以西方的“和平演变”始终没有得逞。但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不但不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反而心甘情愿地接受和配合“和平演变”,甚至欢迎和乞求西方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 
总之,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记取苏联、东欧的教训,积极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任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当今世界对立的两大体系,尽管世界经济出现一体化的趋势,但两大体系的矛盾和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不可避免。特别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相对落后于西方的态势还难以改变。因此,西方实施“和平演变”的能量还比较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会始终存在。所以,“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仍然是一种长期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为此必须时刻提高警惕,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能等闲视之,掉以轻心。 

六、严重的后果和影响 

苏联、东欧的剧变,是20世纪发生的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立即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其后果之严重,影响之广泛,足以同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相比拟。1992年12月26日,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评论苏联的剧变和解体时说:“作为一次政治地震,苏联帝国的解体是里氏震级表上震级最高的一次地震。这次地震的第一次冲击波产生了十几个新国家,推倒了许多政府,打破了旧的世界格局。这次地震对一切都发生了影响。这仅仅是开头。到余震停止和尘土全部都落下来的时候,全球的面貌将会完全不同于过去。” 
的确,由于苏联、东欧的剧变,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原苏联、东欧地区陷入混乱和动荡,世界社会主义则遭到重大的打击,从低潮跌入谷底。 

1.世界格局发生根本变化 
苏联、东欧的剧变,导致两极格局的彻底瓦解,促进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第一,两极格局彻底瓦解。二战以后,世界进入美国和苏联两极对峙的格局。由于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遭到溃败,英、法等国遭到削弱,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和军事大国。惟一能够同美国抗衡的,就是把东欧地区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苏联。几十年来,美、苏两国在欧洲分别建立“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和“华沙条约”集团,进行冷战对峙,争夺世界霸权。这种两极对抗,时而紧张,时而缓和,时而美国进攻,苏联防守,时而苏联进攻,美国防守。最后,由于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彻底瓦解,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 
第二,多极化趋势的加强。虽然美国成了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而且力求实现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化,但多极化的趋势却越来越加强起来。日本和欧洲共同体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其政治影响不断扩大。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提高。此外,印度的发展潜力以及德国统一后的动向也不可忽视。苏联、东欧的剧变,没有挡住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而是加强了这种发展趋势。 
第三,大三角关系有了调整。原来形成的美、苏、中战略三角关系,是两强一弱,中国力量最弱,但中国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起“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苏联的垮台,使原有的战略三角关系不复存在,但大国之间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态势依然存在。新出现的美、俄、中三角关系,是一强两弱,美国处于最强地位。美国不愿意俄罗斯重新崛起,因此通过北约东扩和“科索沃战争”等等力求限制和弱化俄罗斯。美国更不愿意中国强大起来,因此通过种种办法打压中国,力图使中国“分化”和“西化”。因此,中俄发展友好关系有助于牵制美国,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但是,中俄之间不会结成同盟,也不愿同美国发生对抗。 

2.原苏联、东欧地区陷入混乱和动荡 
剧变之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处于内外交困的艰难境地。1992年2月,美国参议员查克·哈格尔和杰克·里德发表的文章评论说:俄罗斯“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中苦苦探索着未来”;它的“前途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查克·哈格尔、杰克·里德:《俄罗斯处于十字路口》,1999年2月2日美国《商业日报》。。在过去和今后的若干年内,“风雨飘摇”也许是对原苏联、东欧国家的真实写照。 
第一,政治上,多数国家的政局动荡不安。反共势力在这些国家掌权之后,内部矛盾爆发,权力斗争加剧,不仅总统、政府、议会之间以及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充满尖锐斗争,而且执政党内部各派之间也存在明争暗斗。同时,又导致民族矛盾尖锐,犯罪活动猖獗,社会问题成堆。在俄罗斯,总统在1993年10月用武力镇压议会,发生“炮打白宫”事件,后来议会同总统又多次发生对抗,政府的更迭也异常频繁。直到普京上台,才出现稳定的趋势。在南斯拉夫,不仅原本统一的联盟国家发生分裂,出现五个独立国家,而且为此发生四场战争,造成巨大破坏和损失。在东欧和独联体其他国家,权力斗争也十分尖锐,左派政党和右派政党轮流执政、在朝派和在野派相互换位、政府不断更迭的情况比比皆是。直到最近两年,政局才出现稳定的趋势。 
第二,在经济上,多数国家由于推行“休克疗法”和私有化,或由于联盟解体而中断经济联系,出现严重而持久的经济危机。剧变后,东欧国家的经济急剧下降。例如,波兰经济下降两年,累计下降20%;捷克经济下降四年,累计下降22 7%;匈牙利经济下降四年,累计下降22%;罗马尼亚经济下降四年,累计下降33%;保加利亚经济下降五年,累计下降49%。俄罗斯的经济危机最为严重,从1992年到1996年,俄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56%,工业总产值累计下降61%,农业总产值累计下降38%,其下降幅度大大超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25%和美国1929?—1933年大危机时期的30%,使俄罗斯经济实际上倒退了20年。与此同时,人民生活也急剧下降。即使某些国家的经济形势后来有所改善,但要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还需走很长一段路。 
第三,对外关系紧张,国际地位下降。剧变后,由于综合国力大大降低,苏联、东欧国家的对外关系受到很大束缚,受到西方大国的欺压。于是,多数东欧国家不得不投靠西方,并寻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庇护。南斯拉夫不愿投靠西方,随即受到严厉的经济制裁,甚至遭到残酷的狂轰滥炸和军事侵略。尤其是俄罗斯,不仅昔日的大国地位一落千丈,威信扫地,而且连本国的安全也受到严重的威胁。北约的东扩、“科索沃战争”、反导弹条约的修改、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等等,都对俄罗斯构成严重的威胁。 

3.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打击 
苏联、东欧的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到重大打击,使国际共运出现新的分化和分裂,从低潮跌入谷底。原来执政的15个共产党,有10个丧失了政权。除中国以外,世界各国原来有
 4 400 万共产党员,后来减少到 1 000 多万。参见肖枫:《两个主义一百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页。 
第一,苏联、东欧地区的共产党人遭到沉重的打击和迫害。这些国家的右派掌权后,不但宣布解散共产党的组织,禁止共产党的活动,没收共产党的财产,而且采取种种手段迫害共产党人。在原苏联地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两次发布禁共令,其他各共和国也随即仿效,相继宣布“中止”或“禁止”共产党的活动,从而出现大规模的反共浪潮。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被逮捕或被通缉,许多干部和党员失去职业,左派出版物被勒令停刊。直到一年多以后,经过漫长的起诉、法院审理和裁决,俄罗斯共产党才得以重建,其他一些共和国的共产党也开始恢复活动。然而,它们的党员人数已不足原有的5%。 
在东欧一些国家,右派政权对共产党人的迫害更为严重。在阿尔巴尼亚,右派总统贝里沙不仅把共产党视为死敌予以取缔,而且把劳动党的全部领导人逮捕审判,处以长期徒刑。还在政府、军队、学校和国营企业进行大清洗,把大批原劳动党的党员开除公职。甚至通过法令,禁止原劳动党的中高级干部参与政治和从事新闻、司法工作。在波兰,团结工会组阁的头一年,就把统一工人党的干部从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完全排挤出去。在捷克斯洛伐克,右派政权把在机关、学校、厂矿担任领导的捷共党员解除职务,甚至通过法律,对所有过去担任领导职务的捷共党员进行审查,让他们写出详细的书面交待。东欧国家原来的领导人,如民主德国的昂纳克、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萨克等等,都受到右派政权的逮捕和审讯。 
第二,西欧各国共产党受到强烈的冲击和影响。欧洲共产党的力量原来相当强大,在政治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苏联、东欧剧变后,许多党改名,大批党员退党,共产党的力量大大削弱。意大利共产党原是一个大党,党员人数有150万,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达26 6%,拥有177个议席。该党在1991年初改名为左翼民主党,脱离了国际共运,加入了社会党国际。后来,一批党员成立“重建共产党”,拥有党员12 7万。法国共产党原有60万党员,后来党内出现三个派别,党员人数减少到27万。葡萄牙共产党原有20万党员,后来减少到14万。西班牙共产党原有70万党员,后来减少到4万人。圣马力诺共产党原来与天民党共同执政,后来改名为民主进步党,放弃了马列主义原则。由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改名而来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宣称自己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欧洲新左翼党。英国共产党也改名为民主左翼党。奥地利共产党则分裂为三个派别。荷兰共产党干脆宣布解散。结果,欧洲共产党由35个减少到21个,党员总数由260多万减少到不足100万,其在议会中的议席也由288席减少到89席。 
第三,南北美洲、大洋洲的共产党受到重大的冲击和影响。在北美洲和大洋洲,国际共运的基础比较薄弱,共产党原来有10个以上,党员人数达两万多。苏联、东欧剧变后,新西兰共产党销声匿迹,澳大利亚共产党停止活动,共产党的数量减少到10个以下,党员总数也减少到不足一万。 
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一度陷入混乱。巴西的共产党决定放弃马列主义,并解散共产党,成立“民主左派党”,不久又改名为“社会主义人民党”。随后,党内的马列主义派重新建立巴西的共产党。该国另一个共产党组织名叫巴西共产党,其党员人数则反由9万猛增到20万。乌拉圭共产党原有党员5万人,后来减少到 7 000 人。巴西、智利、秘鲁、哥伦比亚的共产党都发生了分化,但经过一个时期的动荡之后,又渐趋稳定。 
第四,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洲和非洲的共产党受到的冲击虽然很大,但它们多数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古巴、朝鲜、越南等国受到的打击很大,不仅失去原有的政治依托和经济依靠,而且面临能源供应中断和西方制裁的严重威胁。但它们坚持马列主义,进行调整和改革,依靠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共产党则顶住压力,基本上保持稳定,有的甚至有所发展。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近年来几度执掌政权。印度共产党已成为参政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西孟加拉省连续21年领导着邦政府。南非共产党由2000多人增加到7 5万人。 
苏联、东欧剧变对中国的冲击也很大,但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教训,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党的建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重大成绩,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的一个坚强堡垒。 

第三篇 曲折发展 ··

·· 社会主义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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