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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发展历程(5)

 



第一章 
 
传统体制的变革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一个转折时期。由于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弊病,不能适应二战以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加上社会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纷纷暴露,使苏联出现了严重的困难。针对这种情况,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不仅对内外政策作了重大调整,而且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方面进行了改革。但是,赫鲁晓夫的改革最后失败了,夭折了,他本人也被迫下台了。 
一、出现困难,问题严重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在苏联执政了29年。首先应当肯定,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是有成绩的,而且成绩很大。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迅速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科学与文化,形成了多民族的联盟国家。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苏联又消灭了经济生活中的无政府状态、危机和失业,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并巩固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经济的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超过当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苏联在短时期内便由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的主力,挽救了欧洲文明,并帮助东方人民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这个历史功绩是极其伟大的,是不可磨灭的。规模空前的反法西斯战争,实际上也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考验。事实证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和巩固的,它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而且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但是,斯大林时期也存在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和矛盾。特别是斯大林后期,在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表象下面,国内出现了相当严峻的形势,潜伏着某种危机。 
1.个人迷信盛行,政治体制暴露严重弊病 
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政治体制,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形成之后,党和国家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党的中央,甚至集中于党的领袖个人。因此,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实际上成为这种政治体制的重要标志。 
从30年代以来,苏联开始盛行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二战以后,这种个人迷信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斯大林被说成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是洞察一切、代替一切人思考、绝不会犯错误的超人。斯大林本人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迷信,错误地把自己的权力和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作用被神化了,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归功于斯大林。斯大林的个人专断也得到恶性发展,一切重大问题都由斯大林来决定。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出现极不正常的局面。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不能定期召开,党内外的民主受到很大限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压抑和束缚。 
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的盛行,造成许多重大决策的错误。其中最严重的错误,就是破坏法制,搞大规模镇压,造成很多冤假错案,使大批无辜的干部和群众遭受迫害。30年代的“大清洗”,就是一种极其严重的错误。但在斯大林在世时,这一错误并未得到改正。不仅如此,破坏法制的行为在卫国战争胜利以后又继续发生,出现了“列宁格勒案件”等重大政治性事件。种种迹象表明,斯大林在逝世前还准备进行新的“清洗”运动。“明格列尔案件”和“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的发生,预示着新的大规模镇压已有“山雨欲来”之势,只是由于斯大林的突然去世才戛然而止。斯大林时期的清洗运动,其规模是很大的。据1990年2月13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公布的材料,1930—1953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有
377 8万多人,其中被处决的有78 6万多人,上述数字还不包括“消灭富农”运动中的受害者。1991年6月14日“克格勃”又公布材料说, 1920— 1953年有420万人受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被镇压的。这种大规模镇压的后果十分严重,遭受迫害的人加上其家属和亲戚朋友,大约涉及几千万人,他们的不满情绪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有材料说,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内务部长贝利亚垮台后,有几百万份上诉书雪片似地飞向各级党政机关和法院,要求对过去的案件重新进行核查,对被害人实行平反和恢复名誉。 

第三篇 曲折发展 ··

在斯大林后期,党和国家机关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某些干部的特权和违法乱纪行为十分突出。据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在1952年苏共十九大的总结报告中披露:当时,某些干部把自己所领导的国营企业变为“世袭领地”;某些干部“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粗暴地违背苏维埃法律”,胡作非为;某些干部把党的领导机关变成“特殊的行政命令机关”;某些干部“压制批评并对批评者施以报复”;某些干部“往往使集会、积极分子会议、全体会议和代表会议变成仪式,变成自我颂扬的场合”;某些领导干部在选拔干部时“不以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为依据,而以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和同乡关系为依据”,从而在一些组织中形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他们互相庇护,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一些科学部门也出现“个别科学家集团的垄断现象”;等等。可见,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2.经济形势严峻,轻工业和农业十分落后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这样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正确的。它使苏联迅速发展了经济,巩固了国防,为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然而,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做法,也产生严重的问题,导致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和畸形发展,造成轻工业和农业的异常落后。 
据马林科夫1953年8月8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说:从1924年工业化开始到1952年的28年中,生产资料的生产量增加55倍,日用消费品的生产量只增加12倍;从1940年到1953年的13年中,生产资料的生产量增加3倍多,消费品的生产量只增加72%;从1929年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到1952年,重工业投资达 6 380 亿卢布(旧卢布,下同),轻工业投资只有720亿卢布,农业投资则为940亿卢布。结果,造成轻工业的严重落后,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 
农业的问题更加突出。虽然马林科夫在1952年苏共十九大宣布苏联的粮食问题已经“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马林科夫所根据的是粮食生产的估算量,并不是实际产量。苏联在1952年曾估算生产粮食80亿普特(1普特合10 38公斤),但实际产量只有56亿普特。据赫鲁晓夫在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说,从1940年到1952年,农业总产量只增加10%。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十月革命前的水平。1953年的粮食产量为 8 250 万吨,还低于1913年的 8 600 万吨。 
农业的长期落后,也导致畜牧业的发展迟缓。苏共中央1953年9月全会的决议说:当时,“全国的奶牛比战前少350万头,比1928年少890万头。仅仅在1952年一年内,全国牛的总头数就减少了220万头,其中奶牛减少了55万头”。还说:“全国马匹的数量也在减少:比革命前少60%,比战前1940年少27%。”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8页。
 
农业和轻工业的长期落后,不仅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阻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问题是很严重的。 

3.教条主义严重,理论思想僵化 
在战后的苏联,理论思想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的盛行已经成为一种顽疾。当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和发展只归属于斯大林一个人,斯大林的一切结论被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理论研究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现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所有的学术著作往往只是大量引证斯大林的言论,或者为斯大林的结论进行论证。整个理论界死气沉沉,缺乏新鲜感和创造精神,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的束缚。 
死死束缚苏联理论界而且消极影响极大的教条,莫过于以下四个理论观点。 
第一,超越发展阶段的论点。1936年,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苏联社会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0页。。
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提出,苏联已进入“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新阶段。这种论点,显然忽视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没有把社会主义看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而只看做是一个短暂的阶段。当时宣布已“基本实现”的社会主义,本来是低标准、低水平的社会主义,随后又在这个低标准、低水平的基础上,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这哪里行得通呢?然而,这个论点一旦提出,便成为一种教条,长期统治着苏联社会,成为改革和创新的理论障碍。 
第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合”的论点。斯大林在他亲自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强调:苏联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况完全相适合”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3年版,第159页。。
这个论点长时间内也成为一种教条。问题在于,既然生产关系已经“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还有什么必要进行调整和改革呢?直到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才吞吞吐吐地作了修正,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还有矛盾,但仍说两者不会“发生冲突”。因此,这一修正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斯大林的上述论点,加上他“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说法,实际上阻碍了苏联的改革开放,延误了实行改革开放的良好时机。 
第三,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点。1928年,斯大林说:“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9—150页。

当时这样提出问题,也许还情有可原,因为那时正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处在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的前夜。但是,当1936年宣布苏联已消灭剥削阶级之后,斯大林又在1937年重申:“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9页。。
这个时候还强调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了。这个错误论点,也流行了很长时间,成为破坏法制和大规模镇压的理论根据,成为主张改革和创新的人们头上的一把利剑。 
第四,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的论点。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生产的。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却表明,这一设想是行不通的。列宁是第一个试图修正这一设想的领导人,他力求实行新经济政策。但在斯大林执政后,很快就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试图建立完全的产品经济。后来,经过较长期的实践,才在1952年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他仍然不承认价值规律。与此同时,斯大林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很僵化,长期坚持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深化的理论。1948年,苏联经济学家瓦尔加提出,战后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斯大林竟指责他是反革命的改良主义。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使苏联的改革始终畏避市场机制,无法获得成功。 
除了理论思想方面的教条主义统治之外,还有文化政策方面的严重问题。战后的苏联,文化领域缺乏创作和学术自由,行政控制过于严格。一部电影、一个剧本、一篇小说、一本教科书,往往都要由联共(布)中央直接插手、干预或审定,甚至作出专门决议。联共(布)中央有时还干预某些自然科学,支持一个学派,否定另一个学派。例如在遗传学方面,支持米丘林学派,压制摩尔根学派。对理论家、作家、音乐家,动辄展开大批判,无限上纲,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战后,在联共(布)中央的倡议下,苏联分别举行了关于哲学、生物学、生理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等问题的讨论和批判,用行政命令代替学术讨论,从而挫伤了一批知识分子,造成不良的消极后果。 

4.国际形势紧张,外部压力增大 
二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特点是形成了两极世界格局和两个阵营的对立。帝国主义首先挑起对苏联的“冷战”,并越来越加紧行动,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敌视、封锁和围堵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则在“世界革命”思想的指导下,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到斯大林逝世前后,苏联面临极其复杂和紧张的国际形势。在亚洲,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在加紧进行。在欧洲,围绕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苏联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西方国家从“实力地位”出发,对苏联施加强大的压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相继成立,导致两大军事集团的战略对抗日益加剧。一些年来,关于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言不胫而走,颇为流行,对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造成巨大的威胁。国际形势的日益紧张以及东西方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使经济实力原本落后于美国的苏联承受着极其沉重的负担。此外,苏联同南斯拉夫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很不正常,有时甚至相当紧张。 
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布尔加宁,在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内部会议上描绘当时苏联的外部环境说:“在斯大林逝世的前几年,国际形势对我们是非常严峻的。在同西方强国和美国的关系上,我们处于战争的边缘。我们同一些国家——奥地利、日本继续处于战争状态。我们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也没有搞好。这是一个火药桶。在北欧,我们同瑞典、挪威、芬兰的关系处得不错,可是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强权和压迫的原则之上的。在南方同伊朗、土耳其则处于敌对状态。”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上册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91—92页。

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苏联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如何改善对外关系和缓和国际形势,便成了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战后的苏联,无论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还是在思想理论方面和对外关系方面,都存在许多矛盾,积累了大量问题,并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对于这种情况,如果说苏联人民在战争条件下还能忍受的话,那么在和平条件下就是难以忍受的了;如果说斯大林在世时还能压得住的话,那么斯大林一旦去世,就必然会强烈地表现出来。总之,苏联斯大林逝世前后的形势表明,调整和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二、调整政策,改革体制 


赫鲁晓夫是斯大林之后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他出生于1894年,1918年入党,1919年参加苏联红军,当过基层政工干部,1929年到莫斯科工学院学习。当时,赫鲁晓夫积极支持并参加党内斗争,得到斯大林的赏识,其职务不断上升,起先成为莫斯科市委书记、党中央委员,后来又出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进入党中央政治局。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作为新的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在党内斗争中战胜了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反对派,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同时,他在苏联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和改革,力图克服种种困难,解决各方面存在的问题。 
赫鲁晓夫进行的调整和改革,范围相当广泛,涉及政治体制的各个方面,例如党政领导体制、干部体制和司法制度等等;也涉及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例如工业管理体制、农业管理体制和计划体制等等;还涉及基本的理论观点。下面,我们对赫鲁晓夫几项重大的调整和改革措施进行介绍和分析。 

1.加强集体领导,改革党政领导体制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大张旗鼓地开展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运动。批判的直接结果,首先是实行集体领导。由于个人专权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加上新的领导集体“群龙无首”,没有一个人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和超越于其他人之上的威望,因此实行集体领导是大势所趋。当时,主要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第一,把党政最高职务分开。从1941年开始,斯大林始终兼任党政最高职务,集党政大权于一身。这既是个人迷信、权力过分集中的结果,也是高度集权体制的重要表现,同时反过来又促进并强化了权力的进一步集中,使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弊病更加严重起来。斯大林逝世后,党政最高职务开始分开。马林科夫以苏共中央书记的身份兼任部长会议主席(即政府总理)仅仅9天,便不得不辞去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只担任政府首脑。这时,苏共中央书记处就由赫鲁晓夫主持。1953年9月,赫鲁晓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正式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 
把党政最高职务分开,这是领导体制方面的一项改革,有利于加强集体领导,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但赫鲁晓夫并未使它成为一种制度。到1958年3月,由于反对派已经垮台,赫鲁晓夫便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兼任部长会议主席,重新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又一次形成权力过分集中的局面。由此可见,赫鲁晓夫的这项改革并未贯彻始终。 
第二,党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实行集体领导。过去,斯大林把个人权力置于党和国家之上,党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变成“一言堂”,不能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政治局甚至很少举行正式会议,认真讨论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定期举行会议,实行集体领导,一切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主席团成员可以提出不同意见,进行争论,民主气氛比较浓厚。一些重大分歧,主席团解决不了,就提交中央全会讨论决定。这种情况,显然比过去有很大进步。但在后期,在赫鲁晓夫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之后,集体领导原则再次遭到破坏。赫鲁晓夫又实行个人专断,从而犯了一系列决策性错误。 
第三,定期召开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全会。按照苏共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全会本应定期召开,但斯大林时期并没有这样做。尽管1934年1月的党章把党代表大会的时间延长到“每三年召开一次”,把党中央全会的时间延长到“每四个月一次”,实际执行情况仍然差得很远。例如,在1939年3月联共(布)十八大以后,几乎过了14年,才在1952年10月召开十九大;在1941年到1952年之间,党中央全会只召开三次。这种情况,显然很不正常。赫鲁晓夫执政后,情况开始恢复正常。根据1952年党章的规定,党代表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党中央全会“每六个月召开一次”。实际执行情况是,在赫鲁晓夫执政的11年间,党代表大会召开了三次,党中央全会召开了34次。与此同时,党中央全会的地位和作用也比斯大林时期大大提高了。 
苏共强调并实行集体领导,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斯大林时期政治体制方面的种种弊病以及当时所犯的种种错误,基本上都同个人专权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有关。赫鲁晓夫时期加强集体领导的种种措施,实际上是对党政领导体制的重要改革。但这项改革只实行了不多几年。后来,随着赫鲁晓夫权势的不断上升,集体领导又“名存实亡”了。 

2.加强法制,整顿改组内务机构 
斯大林时期之所以发生大规模镇压的错误,除了指导思想上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错误,受“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理论影响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内务机构权力过大,地位过高,违法乱纪,为所欲为,凌驾于党和国家机关之上。苏联30年代以来的内务机构,主要存在四个问题。第一,它直接受斯大林控制,不受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第二,它下设的“特别会议”,包揽从逮捕、审讯、判决、监禁或处决这一司法程序的全过程,把公检法三方面的职权集中起来行使。第三,它有权使用“特别程序”,不按正常的诉讼程序办案。根据30年代的规定,对“恐怖行为案件”和“反革命破坏行为案件”的审理,“无须当事人到庭”,起诉书只在审理前一昼夜送达被告,被告对判决“不准上诉”,被判处枪决者在判决后立即执行。第四,它有权刑讯逼供,使用肉刑,而且把被告的口供当做基本证据。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破坏法制,造成许多冤假错案。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加强法制,整顿内务机构。其主要措施有以下几项。 
第一,平反和恢复名誉。斯大林去世不久,苏联就宣布为“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列宁格勒案件”等等平反。1954年,苏共中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从事恢复名誉工作。据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说,从1954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夜,共恢复了 7679 人的名誉。苏共二十大以后,平反和恢复名誉的工作大规模地开展起来,30年代以来的几乎所有案件都作了重新审理。与此同时,当局还大批释放在押犯人,多次对“没有重大罪行的罪犯”实行大赦。1957年5月14日,苏联副总检察长库德里雅夫采夫在接见一位美国教授时说,自斯大林逝世以来,苏联的在押犯人已有70%以上被释放,西伯利亚的劳动营已有2/3被解散,目前政治犯所占的比例还不到2%。 
第二,整顿和改组内务机构。首先,撤销内务部的“特别会议”和“特别程序”,并批判了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其次,处决贝利亚等一批内务机构的高级领导人,撤换内务机构的原有干部,由党政机关选拔的大批人马所取代。再次,把内务机构一分为二,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通过这些措施,不但取消了内务机构的特权,打破了内务部自成体系的“独立王国”,而且大大降低了内务机构的地位,使它不再凌驾于党和国家机关之上,而要接受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 
第三,修改法令,制定新的立法文件。苏联当局对过去过于严厉的刑事立法进行了修改,取消或减轻了某些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例如,取消了孕妇堕胎、私自搭乘货车、售卖或挪用设备、职工自动离职或无正当理由而旷工、集体农庄庄员未完成最低限额的劳动日、城市职工逃避参加农业工作的动员等等行为的刑事责任。同时,又颁布一批新的法律,如《刑事立法纲要》、《刑事诉讼纲要》等等。其中明确规定:“只有根据法院判决,才能适用刑罚”;“非依法定根据和法定程序,不得把任何人当做刑事被告人追究”;“审判员独立,只服从法律”;“被告人享有辩护权”;等等。 
总之,赫鲁晓夫在加强法制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这也许是赫鲁晓夫各项改革中最有成效的改革之一。 

3.调整农业政策,改革农业管理体制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采取各种措施,调整农业政策,强调物质刺激,改革农业管理体制,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一,大规模开垦荒地。从1954年到1956年,赫鲁晓夫不惜耗费大量资金,动员几十万人,运去几十万台拖拉机,在哈萨克和西伯利亚建立起几百个国营农场,共开垦荒地 4200 万公顷。赫鲁晓夫的垦荒运动,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扩大了粮食生产,获得了大批粮食,缓解了粮食危机。有材料说,苏联1954年的粮食总产量达到 8560 万吨,其中来自垦荒地的产量为 3720 万吨,占总产量的43%;1955年的粮食总产量达到1 037亿吨,其中来自垦荒地的产量为2770万吨,占总产量的27%;1956年的粮食总产量达到1 25亿吨,其中来自垦荒地的产量为6330万吨,占总产量的51%。但是,垦荒运动也犯有错误,主要是破坏了土壤结构和生态平衡,在某些地区引起严重的土地风蚀和沙尘暴。同时,垦荒地种植几年之后,地力下降,加上缺少化肥,收成逐年减少。结果,继续垦荒还不如提高原有耕种面积的单位产量合算。 
第二,改变农业计划制度。1955年3月,苏联决定改变农业计划办法,取消自上而下的各种硬性计划指标,扩大集体农庄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规定集体农庄有权自行编制生产计划,自行确定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以及畜牧业的产品率和各种牲畜的数量。 
第三,逐步取消义务交售制,发展农村个人副业。过去,国家除了农业税之外,还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农产品,集体农庄又要将收获量的1/3交给机器拖拉机站,作为实物报酬。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赫鲁晓夫上台后,逐步取消了这种义务交售制,国家采取统一的形式来采购农产品,并多次提高农产品的采购价格,还鼓励发展宅旁园地和个人副业。结果,不但使集体农庄得到很大的实惠,而且把市场关系引进农业经济,从而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第四,撤销机器拖拉机站。机器拖拉机站是随着集体农庄制度的确立而建立起来的。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它实际上是国家控制农业经济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作为国营经济的机器拖拉机站,同作为集体经济的集体农庄始终存在矛盾。一方面是国家与集体农庄之间利益分配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土地和机器设备分别由两个主人掌握而产生的经营管理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赫鲁晓夫决定改组机器拖拉机站,把机器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这一改组进行得非常匆忙。从1958年到1959年的两年间,苏联共解散8000多个国营机器拖拉机站,改组成3500个“技术修配站”,共出售120万台机器和拖拉机,平均每个集体农庄购买20台拖拉机和5台联合收割机。这一改组,改变了经营土地的多头管理现象,扩大了集体农庄的经营自主权,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成本,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这一改组也挖空了集体农庄的资金积累(购买机器设备需要花很多钱),延缓了农业技术设备的更新(集体农庄无力再去购买新的机器设备),引起农业机械制造工业的危机(产品大量积压),削弱了农机修配力量(使许多机器坏成一堆废铁),并使50%的农机手离开农村而流向城市,从而对农业的发展起了消极作用。 
综上所述,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总的来说并不成功。苏联的农业生产,从1954年到1959年的几年间发展较快,平均每年增长7 6%。而从1960年到1964年,则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平均每年只增长1 9%。特别是1963年,农业出现大歉收,粮食生产比1962年减少近4000万吨,造成农业危机。当年,苏联从国外进口粮食310万吨,并从此由传统的粮食出口国变成粮食进口国。 

4.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 
赫鲁晓夫看到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存在严重弊病,因此主张改革,扩大地方权限,把部门管理变为地区管理。赫鲁晓夫的主张,遭到马林科夫等领导人的反对,但得到苏共中央全会的赞同。1957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决议。按照决议的规定,苏联撤销了15个联盟兼共和国部,在全国建立105个经济行政区,把原来由上述部门管辖的企业,移交给经济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从而把“条条”管理形式变为“块块”管理形式。这次改革,触动了高度集权体制的要害,有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且取得了某些成效。 
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效果不是很大,而且出现了严重的负面作用。改革以后,不少地方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企业的领导人破坏国家纪律,拒不执行地区之间的协作计划,把规定用于全国性项目的资金和物资用在次要的、地方性项目上,甚至把原定用于建设重要工业企业的资金用来修建戏院、休养所和游泳池。这次改革,不仅没有促进工业的发展,反而导致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的下降。这次改革的目的,本来是要克服各个经济管理部门的“本位主义”,结果却出现了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而且它们比“本位主义”更为严重。诚如外国俗语所说:“本来想躲雨,离开了原地,结果却发现钻进了下水道。” 

5.建立干部更新制度 
在斯大林时期,各级干部实际上是从上到下层层委派的,领导干部实际上都是终身制。对此,赫鲁晓夫进行了改革,建立了干部更新制度。这一改革具有积极意义,但并未取得成功。 
干部更新制度是赫鲁晓夫在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其具体规定是:每次例行选举,苏共中央委员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的成员至少更换1/3;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党委会或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1/2。同时规定: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以及设有州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领导机关的成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三届,每届任期四年;不设州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以及市委、区委领导机关的成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三届,每届任期两年;基层党组织的书记,连续当选不得超过两届,每届任期一年;如要超过上述规定更长期地连续当选,必须有3/4以上的投票赞成。除了党的干部以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各级干部也照此办理。 
这种干部更新制度,由于规定实行干部的任期制和轮换制,因此具有积极意义。它有利于打破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有利于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有利于加强集体领导,有利于防止个人迷信的重演。它对某些干部的特权地位也是一个重大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说,干部更新制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同时,它也有利于提拔年轻的新干部,防止干部队伍的老化。 
但是,这种干部更新制度也存在严重的缺点和问题。第一,它是不彻底的。例如它规定:“某些党的活动家,由于他们享有公认的威信,具有高度的政治品质、组织品质和其他品质,可以在更长的时期内连续选入领导机关。”这就是说,某些领导人可以不受干部更新制度的约束,长期连任领导职务甚至终身任职。这显然是为赫鲁晓夫这样的大权独揽者留下了足够的余地,使他们能够终身担任领导职务而不致丧失权力。第二,它是不完善的。它对上级领导松,而对下级干部严,上下不一致,而且相距甚远。例如它规定,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可连任三届,每届任期四年,共十二年;边疆区和州的党委书记可连任三届,每届任期两年,共六年;基层党组织书记只能连任两届,每届任期一年,共两年。这种规定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实行的结果,导致基层党组织书记的更换过于频繁,其更换率由原来的每年30%—35%上升到每年60%。第三,它在实行过程中发生了偏差。后来的干部更新规模,实际上大大超过原来的规定。据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在1962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当时,“在党的州委会、边疆区委会和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第一书记中,担任这一职务不满三年的占78 8%”。也就是说,三年前的各级地方党委第一书记,大部分已经更换了。又据有关材料透露,在1963年划分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过程中,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州党委的成员更换了50%以上,市委会和市属区委会的成员更换了75%以上。 
因此,这个干部更新制度实行的结果,造成干部的频繁调动和大批更换,各级领导核心缺乏继承性,干部队伍极不稳定,广大干部没有安全感。最后,干部更新制度遭到广大干部的强烈反对,赫鲁晓夫也由于丧失广大干部的支持而被迫下台。 

6.划分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 
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决定“以生产原则为基础”,对地方党组织进行改组,把原本统一的州和边疆区的党组织,划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两个独立系统,并分别建立领导工业和领导农业的两个独立的党委会。各州和边疆区的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的组织和领导机关,也照此办理,变成两个系统。对于这次改组,赫鲁晓夫提出两个理由:一是可使党“更具体地领导”工业和农业;二是可使党“更合理地”配备和使用干部。 
事实证明,这次改革非但没有产生积极作用,相反却造成一系列严重恶果。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看,它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它破坏了党的统一领导。按照党章规定,党组织是按地区原则建立的,党的领导机关应对本地区实行统一的领导。同时,在统一的州和边疆区内,工业、农业以及其他各个领域和部门是紧密相联系的,不能人为地把它们割裂开来。但是,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划分,一方面割断了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又造成意识形态、社会治安、文教卫生、社会服务等领域的无人负责。所以,原来设想通过改组可以加强党对生产的“具体领导”,实行结果却是破坏和取消了党的统一领导。当时流行这样一个政治笑话:一个党员向农业州委书记告状,说某人用铁锤敲了他的脑袋,农业州委书记无可奈何地说:“我很想帮你的忙,但这不属于我的职责范围,如果他用镰刀砍你的话,那 就……”  
第二,它造成党政机关的进一步膨胀。由于党、政、工、团都分别成立两套机构,所以使州和边疆区的整个机构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了。 
第三,它发展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错误。由于强调党要对工业和农业进行“更具体的领导”,因此在工业党委会和农业党委会之下设立了一系列管理部门,它们实际上代行了政府各部门的许多职能。 
总之,这是一次考虑极不周到的、失败的试验。 

7.调整对外政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开始调整对外政策,改善苏联同外部世界的关系。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三和”理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赫鲁晓夫这样做,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这有利于探索防止现代战争的可能性,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也有利于苏联国内的建设。我们看到,苏联当时的外交活动是十分活跃的,赫鲁晓夫也多次访问世界各国,同各国首脑进行对话,力求解决各种国际问题。当时的这些活动,总的说产生了积极的作用。1953年7月,苏联积极支持中、朝两国同美国签署朝鲜停战协定;1954年,苏联积极支持印度支那三国同法国达成停止军事行动协议;1955年5月,苏联同美、英、法、奥签订“对奥和约”,解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的奥地利问题,使奥地利保持永久中立;同年6月,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签署苏南两国《政府宣言》,恢复和改善了苏南关系;7—8月,苏联同美、英、法举行四国首脑日内瓦会谈,讨论了德国问题和裁军问题;9月,苏联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1956年10月,苏联同日本签署《苏日联合宣言》,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同年10—11月,苏联同波兰举行会谈并签订协定,改善了两国关系。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从5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紧张局势和东西方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尽管亚非拉许多地区仍然战火不断,但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和东西方对峙的交界处的欧洲,始终比较平静和安宁。而且,两大阵营之间开始从对抗过渡到对话,苏美之间形成既对立又对话、既争夺又合作的局面。与此同时,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所有这些,对探索建立新的国际格局,对推动人们在国际问题方面的思想解放,都具有积极意义,具有时代的精神和价值。 
但是,赫鲁晓夫在对外活动方面也犯有不少错误。第一,他低估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矛盾和对立的尖锐程度,一相情愿地大肆渲染“和平”、“友好”和“国际合作”,并过分地讨好西方国家。他提出“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认为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这其实是毫无根据、幼稚可笑的幻想。他鼓吹苏美信任与合作的“戴维营精神”,连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都不承认其存在。第二,他无限扩大了“和平共处”的适用范围,把“和平共处”说成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甚至把它引申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人的总路线。同时,又过分夸大局部战争转化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胡说“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引起世界大战”,而一打起世界大战就是热核战争,就是人类毁灭。第三,他低估了西方的决心,高估了苏联的实力,常常表现得很鲁莽。他起先信口开河,扬言要“埋葬资本主义”,后来又说“我做不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太大了”。在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中,他起先投机取巧,冒险地把苏联导弹偷偷运进古巴,企图威胁美国,后来又在美国的压力下节节退让,灰溜溜地撤走导弹,给世界落下笑柄。 
还要指出,赫鲁晓夫的“三和”理论,对苏联的外交战线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它实际上成了戈尔巴乔夫后来推行的外交“新思维”的重要思想来源。赫鲁晓夫当时过分渲染的核恐怖理论,大肆鼓吹的“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以及“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引起世界大战”,会导致热核战争和毁灭人类的理论,实际上为戈尔巴乔夫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新思维”奠定了思想基础。 

8.修改理论,提出冒进口号 
在政治理论方面,赫鲁晓夫提出很多新的观点,其中不少观点包含严重的错误。这里主要指出两点。 
第一,提出“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这个论点的同时,走向另一极端,宣扬苏联国内已经没有阶级斗争,而且否认苏联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又宣布,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已变为全民国家”,共产党“已变成全民党”。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口号。所有这些理论观点,显然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苏联当时的实际情况。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阶级社会的人是划分为阶级的,不可能有超阶级的、抽象的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的专政,不可能有超阶级的、全民的国家。同样,政党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具有阶级性,根本没有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也没有什么“全民党”。尽管赫鲁晓夫说这是为了“竭力发展民主”,但他提出的这一套理论观点本身却是错误的,其要害是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赫鲁晓夫的这一套理论观点,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它实际上成为戈尔巴乔夫后来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渊源。 
第二,超越阶段,提出“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冒进口号。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本来就有超越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冒进思想,但他当时从未提出过建成共产主义的时间表。赫鲁晓夫虽然批判了斯大林,但他继承了斯大林的冒进思想。不仅如此,赫鲁晓夫甚至走向极端,更加发展了这种冒进思想。1961年,他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口号。其实,苏联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即使经过二十年的高速度发展,到1980年时超过了美国,仍然离共产主义的要求很远很远。赫鲁晓夫的冒进口号,完全是主观主义的产物,是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典型错误。这个错误口号的提出,不仅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掩盖和妨碍了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重要任务。 

三、路子不对,改革夭折
 


赫鲁晓夫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对斯大林体制的第一次大规模改革。赫鲁晓夫的改革不仅范围很广,而且具有一定深度,触及原有体制的要害,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体制形成强大的冲击。但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其中有些改革相当成功,效果显著;有些改革既有成绩,同时伴有错误;有些改革很不彻底,前后不能贯彻始终;有些改革则是心血来潮的蛮干,危害很大。特别是在后期,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越来越严重,改革中的错误也越来越突出。最后,这些错误终于导致他本人的下台,改革也中途夭折了。 
赫鲁晓夫的改革之所以遭到失败,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1.缺乏理论准备,对原有体制的弊病没有认真总结 
如前所说,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面临改革的形势。总的说来,赫鲁晓夫代表了革新的思潮,体现了改革的趋势。在当时的领导集体中,赫鲁晓夫的保守思想最少,了解下情最多。因此,他的政策主张大都反映了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例如,个人迷信、个人专断已为多数人所厌恶,赫鲁晓夫就首先起来批判个人迷信,揭露问题。“大清洗”的后果严重,引起许多人的不满,赫鲁晓夫就抓紧进行平反和恢复名誉的工作。农业状况十分落后,赫鲁晓夫就首先起来抓农业,强调物质利益原则,调整农业政策,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主张开垦荒地,增加粮食产量。总之,赫鲁晓夫的改革主张,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 
然而,赫鲁晓夫的改革主张往往来自实际工作中的感性认识,没有上升为理性认识。他虽然主张改革,但他对原有体制的弊端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并没有从理论上搞清楚。也就是说,他搞改革的理论准备不足。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的改革没有一个总体方案,更多的是看到一条改一条,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随意性很强,有时简直是心血来潮,胡改一气。同时,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体制下成长起来的领导人,他身上有斯大林体制的深刻烙印,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传统的理论观点和工作作风。所有这些,都影响和制约着改革的方向和进程。有些东西甚至是根深蒂固的,赫鲁晓夫根本没有想到要加以改革,例如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指令性计划体制、行政命令方法、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以及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理论观点等等。所有这些,说明赫鲁晓夫的改革既不可能彻底进行,也不可能贯彻始终。 

2.许多改革有始无终,前后矛盾 
赫鲁晓夫的许多改革,实际上是有始无终、前后矛盾的。例如,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大力批判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对党政领导体制进行了改革。当时,他强调集体领导,把党政最高职务分开,并定期召开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全会。但在战胜“反党集团”之后,从1958年开始,赫鲁晓夫又开始欣赏和培植对自己的个人迷信,大搞自己的个人专断,并把党政大权集于一身。这样一来,就把前几年的改革成果化为乌有了。 
又如,赫鲁晓夫在执政前期,曾鼓励发展农村个人副业。但1958年农业丰收以后,他又头脑发热起来,认为农业问题已经解决,开始限制个人副业的发展。他要求国营农场的职工把自有牲畜卖给农场,号召集体农庄庄员把奶牛“自愿地”卖给农庄,并放弃自留菜园。结果,引起农村居民的不满,也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据统计,仅在1959年,个人副业中的牛减少了425万头,奶牛减少了141万头,猪减少了133万头。 
再如,赫鲁晓夫在推行农业改革时,一方面强调物质利益原则,改变农业计划制度,扩大集体农庄的经营自主权;另一方面又依靠行政命令,大搞瞎指挥,而且出尔反尔。例如,他发动大种玉米的运动,使苏联的玉米播种面积由1953年的350万公顷发展到1960年的 2800 万公顷。赫鲁晓夫本人也在别墅里搞试验田,挖去名贵花卉而种植玉米,以示带头。但是,苏联很多地区的气候不适合玉米生长,农民也没有种玉米的习惯和经验,再加上缺乏劳力、肥料和专用设备,因此种植玉米的产量很低,得不偿失。后来,赫鲁晓夫不得不放弃种植玉米的努力。此外,赫鲁晓夫还干预具体的农业生产活动。哈萨克本来主要种植小麦,赫鲁晓夫却指挥这个地区“一会儿种豌豆,一会儿种大豆”,并规定要占整个种植面积的25%。结果,导致小麦的大幅度减产。1957年5月,赫鲁晓夫还提出一个“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畜产品产量赶超美国”的冒进口号,并在全国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赶超”运动,使各地方出现一股猛烈的浮夸风。几年后,这场“赶超”运动不得不宣告失败,赫鲁晓夫的这个口号也销声匿迹了。 

3.经济改革方向不对头 
总的说来,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是不成功的,因为他大部分改革措施的方向不是利用价值规律,没有发展市场取向。1957年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是这样。这场改革的主要方向并不是要触动行政命令体制,也不是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而仅仅是给企业换一个“婆婆”,把中央的行政命令变成地方的行政命令。结果,改革未见成效,反而产生严重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农业方面,赫鲁晓夫虽然改变了农业计划制度,赋予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以一定的自主权,但同时又强调一大二公,用合并的办法扩大集体农庄的规模。有些集体农庄甚至扩大到无法管理的地步。例如,基洛夫州有一个集体农庄竟拥有3万公顷土地和120个村庄,而且大都地处森林地带和丘陵地区。此外,赫鲁晓夫还把许多集体农庄改成国营农场,而且越是贫穷的、亏损的集体农庄就越要改为国营农场,从而导致国家的严重损失。 
总之,赫鲁晓夫的改革排斥市场经济,基本上是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体制的范围内进行调整和改革。直到1962—1963年,苏联才开展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强调利润、奖金等经济杠杆的作用,并在某些企业进行试验。整个说来,赫鲁晓夫的改革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4.领导人作风粗暴,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严重 
作为改革的领导人,赫鲁晓夫的综合素质并不高,个性也有许多缺点。赫鲁晓夫自称“是一个性格不安静的人”。的确,他生性好动,很不安分,既粗鲁又粗暴,常常信口开河,卖弄噱头,哗众取宠,瞎说一气。他文化水平不高,文学知识贫乏,也不懂外语,但他是个吹牛家和万事通,似乎样样都懂,到处指手画脚。他不断地周游全国,周游世界,到处发表演说,表扬这个,指责那个。随着年岁的增大,他变得越来越喜怒无常,捉摸不定。他总是招惹是非,想入非非,老想进行各种试验,实行各种改革,什么都想变个样,老是瞎折腾。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在《仅仅一年》一书中说:“斯大林当权的时候,赫鲁晓夫默默无闻,从不肯多嘴多舌。可是,他一旦掌了权可就了不得了:话也多了,爱揽权了,脾气也暴了,一副霸主派头。”总之,像赫鲁晓夫这种个性、这种作风的领导人,要搞好改革是很难的。这就是赫鲁晓夫后期的改革错误频生的重要原因。 

5.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的抵制和反对 
在赫鲁晓夫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国内的政治斗争和苏共的党内斗争异常激烈,戏剧性事件不断出现,层出不穷。这种斗争,基本上是围绕改革而进行的权力斗争。贝利亚的垮台,是斯大林逝世后爆发的第一场重大斗争。只是在搞垮贝利亚之后,苏联才开始批判个人迷信,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平反和恢复名誉,才开始改组内务机构和健全司法制度。赫鲁晓夫在进行农业改革、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时候,在调整对外政策的时候,都遭到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领导人的抵制和反对,赫鲁晓夫只是通过党的中央全会在党内斗争中获得胜利之后,这些调整和改革才得以进行。即使在“反党集团”垮台之后,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仍然很强大。例如在推行干部更新制度的过程中,许多干部害怕损害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因此强烈反对改革,反对赫鲁晓夫。最后,他们利用改革中发生的错误,乘机把赫鲁晓夫搞下了台。 
赫鲁晓夫一旦下台,他所推行的种种改革措施,或者被束之高阁,或者被宣布废除,能够保持下去的很少。总之,赫鲁晓夫的改革夭折了,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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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际共运的震荡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转折点,也是国际共运发展的转折点。苏共二十大大张旗鼓地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新的理论观点,不仅对苏联国内的建设和改革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引起中苏两党的大论战和国际共运的分裂。 

一、批判斯大林,轰动全世界
 


苏共二十大最重要的内容,是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这是轰动苏联全国、轰动国际共运、轰动全世界的重大事件,其后果和影响极为严重。 

1.“解冻”从斯大林去世开始 
苏联批判个人迷信,其实并非始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而是早在斯大林刚去世的时候就已开始。有材料说,就在斯大林葬礼后的1953年3月10日,马林科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说:“我认为,个人迷信政策必须加以制止。”当然,马林科夫所说的话,当时没有公开,因此不为人们所知,而且他所说的“个人迷信”,也不过是指在礼仪方面对领袖人物的过分颂扬,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形成一个特定的概念。最早公开批判个人迷信的征兆,见之于1953年6月10日《真理报》发表的未署名文章。这篇题为《共产党是苏联人民的指导力量和领导力量》的文章,不仅指责个人迷信是“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且批评苏联国内“直到最近仍在宣传工作中”传播个人迷信,还强调党和国家领导的集体性是“最高原则”。这是当时人们所见到的批判个人迷信的最早材料。 
苏联正式开始批判个人迷信的标志,是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这次全会的决议虽然一直没有公布,但从后来透露的情况看,这次全会在揭露和处理贝利亚问题的同时,也讨论了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并严厉批判了个人迷信。阿里斯托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关于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说:“1953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揭发了因个人迷信而对党的最重要领导原则的严重破坏,并要求从上到下贯彻列宁关于党的集体领导……的指示。”又据《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2期的材料披露,马林科夫在七月全会上说:“斯大林同志的个人迷信在日常实际领导中达到病态的地步,集体领导方法被抛弃,……这种丑恶的个人迷信导致武断的个人决定,近年来开始给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由此可见,批判个人迷信并非始于苏共二十大,它在此之前早已拉开了序幕。而且,从七月全会的情况看,批判个人迷信和强调集体领导正是苏共新领导集团的共同要求和一致意见,并非是赫鲁晓夫的个人独创。 

第三篇 曲折发展 ··

七月全会之后,直到苏共二十大之前,苏联报刊连续不断地发表文章,批判个人迷信,批判教条主义,并开始批判斯大林的某些理论观点。但当时并未公开点名批判斯大林,也未把个人迷信同斯大林直接联系起来。当时对斯大林的批判,只限于党内上层;批判的内容,主要是斯大林在战后的错误;即使公开批判个人迷信,也主要同强调集体领导联系起来,尚未涉及破坏法制、大规模镇压等等问题。 
与此同时,苏联文艺界出现了“解冻”思潮。1954年5月,著名作家爱伦堡在《旗帜》杂志发表名为《解冻》的中篇小说(第一部)。这部小说一反过去那种文艺作品主要歌颂正面人物、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的传统,书中没有一个英雄模范人物,描写的事件又大都是社会的阴暗面,因而可以说是一部“离经叛道”的作品。特别是,这部小说以冰河“解冻”来隐喻斯大林时代的结束,并说:“春天就在眼前了。”总之,这部小说创造了“解冻”这么一个描绘斯大林死后时期的流行名词。自此以后,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文艺作品纷纷出笼,并形成一股强大的“解冻”潮流,其中包含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 

2.“秘密报告”在苏共二十大出笼 
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掀起了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高潮。这个高潮的标志,就是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本来,在苏共二十大的正式议程中,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内容并不突出。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只是笼统地批判了个人迷信,并没有点斯大林的名。他说:苏共“坚决反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迷信,因为个人迷信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迷信流行的结果就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米高扬的发言,调子较为高一些,但也没有太出格。他说:“大约20年内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而流行着早就被马克思后来又被列宁斥责过的个人迷信,这当然不能不对党内状况和党的工作发生极不良的影响。” 
但在1956年2月25日,即苏共二十大最后一天的凌晨,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突然被紧急召集到会议大厅,由赫鲁晓夫作了一个长达四个小时、轰动世界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苏共领导集团在作不作“秘密报告”的问题上,意见很不一致,而且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许多领导人认为,“秘密报告”一作就会泄露出去,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的影响和后果。但赫鲁晓夫坚持要作这个“秘密报告”,声称即使其他人反对,自己也有权“以个人名义”来作这个报告。鉴于这种情况,经过激烈争论,苏共领导层达成某种妥协。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不在苏共二十大的正式会议上,而在非正式的内部会议上另作批判斯大林的报告。由此可见,苏共领导集团在反对个人迷信问题上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基本上是苏共领导集团的集体行动,无论是成绩,还是错误,都不能仅仅归于赫鲁晓夫一个人。既不能把反对个人迷信的积极作用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也不能把这一过程中发生的错误全部归咎于赫鲁晓夫。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方面的确起了突出的作用,反对个人迷信的整个斗争带有浓厚的赫鲁晓夫的个人色彩。事实证明,正是赫鲁晓夫定下了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基调,也正是赫鲁晓夫坚持要作那个“秘密报告”。所以,赫鲁晓夫个人应对反对个人迷信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负主要责任。 
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内容松散杂乱,结构体系也不甚合理,但主旨十分明确,就是全面揭露和批判斯大林。其揭露和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斯大林利用各种方法颂扬个人,助长个人迷信;斯大林违反法制,实行“大规模镇压”,斯大林晚年还“有一个消灭政治局内老同志的计划”,甚至暗示1934年的“基洛夫案件”是斯大林幕后筹划制造的;斯大林对德国法西斯缺乏警惕,后来又指挥失误,只是“按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造成卫国战争的重大损失;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犯了错误,把车臣—印古什、卡尔梅克等几个少数民族强行迁徙到远方;斯大林在处理苏联同南斯拉夫关系方面犯了错误,最后导致两国关系的决裂;斯大林在经济工作中犯了错误,几十年不访问农村,“只是从电影上看农村和农业”,造成农业的困难和落后;斯大林违背集体领导原则,实行个人专断;等等。 
客观地讲,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确实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这些错误的确是骇人听闻和前所未闻的。揭露和批判这些错误,对于吸取教训、纠正错误、改进今后的工作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同时也应肯定,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的时候,并没有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没有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在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历次党内斗争的评价方面,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实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方面,甚至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方面,赫鲁晓夫同斯大林基本上是一致的。在这些基本问题上,赫鲁晓夫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等人有根本的区别。 
但是,赫鲁晓夫也犯了严重错误,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秘密报告”这种方式本身就有严重错误。本来,揭露和批判斯大林这样的大事,党内应该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领导层先要集体商讨,统一意见,作出一致决定,报告的文本也应仔细研究,反复推敲。同时,由于斯大林是当时国际共运公认的领袖,因此批判斯大林这样的大事也应当同其他兄弟党进行磋商。但是,这些工作赫鲁晓夫都没有做。尤其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在苏共中央领导层意见很不一致、许多领导人表示反对、党内外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出笼的,报告文本也是草草写成的,未经党中央主席团审查,其中还夹杂了许多赫鲁晓夫个人的即兴发挥,因此可以说是一种“突然袭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非深思熟虑和理智分析的结果,而是感情激动的控诉,带有心血来潮的因素。赫鲁晓夫的态度也很不慎重,十分轻率,根本不考虑影响和后果,只图一时痛快。此外,赫鲁晓夫之所以要作这个“秘密报告”,也包含权力斗争的因素。他在“秘密报告”中多次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同斯大林联系起来进行批判,这显然是想搞臭自己的政治对手。 
第二,“秘密报告”的许多内容严重失实。赫鲁晓夫所批判的斯大林的错误,有些确是事实,有些则是过分夸大,有些还是随意捏造,根本不符合事实真相。例如,关于“基洛夫案件”,赫鲁晓夫暗示斯大林在幕后策划杀害了基洛夫,这就毫无根据。1956年,苏共中央为搞清“基洛夫案件”,曾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其中有莫洛托夫、苏斯洛夫、卡冈诺维奇、福尔采娃等12人参加,他们审查了全部材料,最后的结论是斯大林与杀害基洛夫案件无关。又如,关于1942年的哈尔科夫战役也是如此。这次战役遭到重大失利,苏联红军为此损失了几十万人,赫鲁晓夫作为西南方面军的军事委员,本来负有一定责任。可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却推卸责任说,他早就建议停止这次战役的作战行动,是斯大林坚持按原计划进行,才遭到了失败。但根据朱可夫等将领后来发表的回忆录,赫鲁晓夫事前并未提出要取消这场进攻,赫鲁晓夫的说法完全没有事实根据。 
总的说,赫鲁晓夫对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批判,既有积极意义,也有严重错误,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它“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吴冷西:《忆毛泽东》
,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3.批判个人迷信“揭了盖子” 
苏联当时批判个人迷信,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这是因为,个人迷信是历史非常悠久的陈旧社会现象,是剥削制度的产物,是非无产阶级、非社会主义的表现。个人迷信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运的发展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所以,苏联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大方向是正确的,而且表现了极大的勇气。这种勇气,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应当肯定,这是一场重大的斗争,而且具有深远的意义。我国《人民日报》在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说:“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苏共二十大“展开的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障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邓小平同志在1956年中共“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苏共二十大对坚持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迷信“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苏联批判个人迷信的积极意义,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个人迷信的严重危害之一,就是教条主义盛行,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长时期以来,斯大林的思想和言论被绝对化和神圣化了,以至被看做绝对真理,不容置疑。斯大林的一切结论,都被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人们普遍认为,凡是斯大林提出和肯定的理论和政策,都是正确的;凡是斯大林反对和否定的观点和措施,都是错误的。而批判个人迷信,则打破了这种神化主义和“凡是”主义,揭开了盖子,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这是一种伟大的解放。从此以后,人们敢于讲话了,敢于独立思考了,思想不那么僵化了。斯大林的许多理论观点以及某些政策,不再被人们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而被放到历史的实践中加以检验。事实证明,批判个人迷信有助于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发挥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改变思想僵化的状态,活跃理论的研究和探讨,显示创新精神。这就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二,促进了内外政策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人们看到,苏联的调整和改革,就是随着批判个人迷信的逐步开展而不断进行的。批判个人迷信开展得越深入,调整和改革也进行得越广泛。例如,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批判个人迷信之后,苏联便在政治、经济以及对外关系方面出现一系列新的变化。其中包括:加强集体领导,定期召开党中央全会和主席团(政治局)会议;改组内务机关,为大批冤假错案和无辜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平反和恢复名誉,健全法制;扩大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权限,提出加速发展轻工业的方针;强调物质利益,改变农业计划制度,开始大规模垦荒;调整对外政策,改善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等等。如果没有七月全会对个人迷信的批判,以上种种变化是不可能发生的。又如,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个人迷信之后,调整和改革进一步全面展开。其中包括:定期召开党代表大会;建立干部更新制度;加强人民监督;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撤销机器拖拉机站;开展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改革司法制度;实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等等。尽管这些调整和改革也有不成功和错误的东西,但批判个人迷信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从总体上说,批判个人迷信推动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 
第三,推动了国际共运的新发展。赫鲁晓夫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错误,对国际共运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形成一次强大的冲击波,为国际资产阶级提供了的炮弹,给各国共产党人造成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使国际共运从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其实,战后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共运,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斯大林关于国际共运的那一套理论和政策,“共产国际”和“情报局”那种干涉或指挥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做法,早已不适合新的发展形势。也就是说,个人迷信的流行已严重影响并束缚国际共运的发展。正由于苏联批判了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错误,使各国共产党人打开了眼界,开始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利弊得失重新进行思考。他们认识到:苏联模式并非惟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每个党都应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国际共运不应当服从一个统一中心的指挥,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之间应当是平等和互利合作的关系;国际共运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只能通过各国共产党共同讨论和协商的办法来加以解决,只能通过历史的实践来加以检验。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就在苏共二十大后不久,“情报局”在1956年4月18日正式宣布解散,这对国际共运的新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总之,从国际共运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苏联批判个人迷信所起的主要作用是积极的,它客观上推动了社会主义各国走上探索和改革的道路,开辟了国际共运发展的新阶段。 

4.赫鲁晓夫“捅了娄子” 
苏联批判个人迷信虽然具有积极意义,但在批判的过程中却犯了重大错误,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斯大林缺乏全面和公正的评价,没有确立斯大林的历史地位。斯大林是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达29年之久,曾经是国际共运公认的领袖,是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虽然犯有严重错误,但他仍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斯大林的一生来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功绩远远大于错误。所以,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并确立斯大林应有的历史地位。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批判,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功绩。对斯大林的一生,应作全面的、公正的评价。即使对于斯大林的错误,也应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 
但是,赫鲁晓夫不是这样。他对斯大林不是进行公正的、全面的、历史的评价,而是不分是非,一味谴责。他不是用对待同志的态度对待斯大林,而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斯大林。他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进行人身攻击,辱骂斯大林,把一切错误推到斯大林身上,甚至把任意编造的所谓错误硬栽在斯大林身上,把斯大林时期说成是一个阴森恐怖的“个人迷信时期”。他把斯大林的错误说过了头,同时又拒绝肯定斯大林的基本成绩,这实际上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潮打开了闸门。赫鲁晓夫当时这样做,其消极影响是很大的。后来对苏联的解体负有重大责任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一批“掘墓人”,就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大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政治生涯也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 
第二,拒绝承担责任,完全不做自我批评。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时期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长期深得斯大林的信任,并积极推行斯大林的路线和政策。无论斯大林时期的成绩,还是错误,赫鲁晓夫照理都有自己的一份,都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却把一切错误推给斯大林,而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完全不做自我批评。 
其实,赫鲁晓夫过去就鼓吹“天才论”,百般颂扬斯大林,特别起劲地宣传个人迷信。可以说,在称斯大林为“天才”的人中,赫鲁晓夫是最早、最积极的一个。1937年1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红场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谴责皮达可夫—拉狄克等人说:“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们全体,攻击工人阶级,攻击劳动人民!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也就是攻击人类所拥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因为斯大林就是希望,就是期待,就是全体进步人类的灯塔。斯大林是我们的旗帜!斯大林是我们的意志!斯大林是我们的胜利!”在后来的多次讲话中,赫鲁晓夫的调门又不断提高,称斯大林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当代最伟大的人物”,甚至称斯大林为“自己生身的父亲”。总之,在鼓吹个人迷信和颂扬斯大林方面,赫鲁晓夫的调门最高,用词最肉麻,几乎用尽了人间一切最美好的词汇。然而,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且根本不做任何自我批评。毛泽东当年就说:“苏共‘二十’大一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做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4页。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分析是很深刻的。 
赫鲁晓夫也曾积极推行斯大林的肃反政策,在莫斯科和乌克兰实行“大规模镇压”,冤枉了大批无辜的干部和群众。赫鲁晓夫是1938年1月到乌克兰担任领导工作的。有材料说,1937年6月乌共十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66人,到1938年6月乌共十四大(即赫鲁晓夫上任5个月)时,只有3人继续当选,其余大部分人都被清洗或处决了。还有一个材料提到,有人在同莫洛托夫谈话时说:“有许多文件记载,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千上万名共产党员被屠杀了。在莫斯科委员会和乌克兰他都给斯大林开过名单。”莫洛托夫立即回答说:“当然,毫无疑问。否则,他就不会被提拔了。”
(苏)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35页。


然而,赫鲁晓夫在这些问题上从来不做自我批评。他的理由是:自己受了骗。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在同卡冈诺维奇辩论时说:“我投过许多次票,而且,比如说,把亚基尔斥为叛徒。我相信了,因为我认为你们查清了他是敌人,可是你们欺骗了我们的信任。”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上册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第三,反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又搞自己的个人迷信。赫鲁晓夫一方面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另一方面却竭力培植对自己的个人迷信。当时的苏联,一方面把斯大林踩在脚下,另一方面又把赫鲁晓夫捧到天上。特别是在赫鲁晓夫后期,无原则的吹捧和个人迷信现象已经司空见惯,甚嚣尘上。例如,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国内战争时期只是红军的基层政工人员,但他竟被吹捧为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卫国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又被归功于他,赫鲁晓夫被说成是“斯大林格勒人的灵魂”。苏联核武器和导弹技术的成绩,也被归功于他,赫鲁晓夫被说成是“宇宙之父”。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依,还在苏共二十二大的发言中肉麻地吹捧赫鲁晓夫,把他1961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敲皮鞋的不文明行为,说成是“表现了外交的灵活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第四,没有抓住要害,把个人迷信同政治体制的弊病联系起来分析。也就是说,赫鲁晓夫批判个人迷信并没有批到点子上。他没有能科学地回答产生个人迷信的根源问题,只把问题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1957年8月,赫鲁晓夫在接见文艺界人士时说:斯大林的错误,“在许多方面是他的个性,他的性格中的重大缺点所造成的”。这种说法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也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当然,个人品质在一定条件下会起某种作用,但过分强调个人作用,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的实质。 
其实,个人迷信固然同领导人的思想作风和个人品质有关,但政治体制,首先是党政领导体制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更带有根本性。邓小平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苏联的问题在于,由于长期实行过分集权的体制,使权力高度集中在个人手里,以至在体制上为个人迷信的盛行创造了条件。因此,撇开党政领导体制的改革,便不可能找到防止个人迷信重演的正确道路。赫鲁晓夫后期以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之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反复重演了相当程度的个人迷信,其原因就在于此。 

二、中苏两党论战,国际共运分裂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笼,在苏联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对国际共运产生巨大的冲击,并引起严重的混乱和动荡。在这个背景下,国际共运中两个最大的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并展开了大论战。这场规模空前、长达十年之久的大论战,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和影响。它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国际共运的分裂,使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并由高潮转入低潮。 

1.混乱与动荡的蔓延:从格鲁吉亚到波兰、匈牙利 
赫鲁晓夫对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批判,在苏联国内外引起强烈的震荡,造成极大的混乱和动荡。下面仅列举三个事件来加以说明。 
第一,格鲁吉亚骚乱。苏共二十大刚刚开完,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就爆发群众性的示威游行。有材料说,当局曾动用军队进行镇压,造成流血事件,死伤达数百人
罗伊·梅德韦杰夫:《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英国《苏联问题分析家》报道说:“当时,第比利斯曾实际上掌握在示威者手中达数小时之久。”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在《仅仅一年》一书中说得比较详细,书中说:“1956年3月,几百个格鲁吉亚的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聚集在第比利斯党中央委员会门口,要求澄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 告’。…… 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吓得要死,赶紧调来了军队。游行是和平的……人们手里举着斯大林的画像。”又说:“当一群学生向莫斯科拍发了电报,然后走上街头以后,就给抓了。同志们去援助他们,混战一场,军队于是开了火。人行道上遗下数十具尸体,其余的人给驱散了,……这引起了整个小国的愤慨。”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
,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0年9月编印,第145—146页。
在同一时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列宁格勒、莫斯科等城市都发生过罢工,立陶宛的一些城市也出现了群众性的示威游行。 
赫鲁晓夫对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批判,在苏联国外引起的反响更为强烈。一方面,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为国际资产阶级提供了炮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利用这个机会,大肆攻击、诬蔑和挑拨离间,掀起反苏、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狂风恶浪。另一方面,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各国共产党是一个“突然袭击”,给各国共产党人造成极大的困难。于是,国际共运内部出现严重的混乱和动荡,不少共产党员发生了“信仰危机”。当时,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有1/3的党员退党,其中仅意大利共产党就有20万人退党。 
最严重的事态出现在波兰和匈牙利。就在苏共二十大结束之后不久,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了。 
第二,波兰事件。波兰是东欧地区的重要国家,历史上一直是大国角逐的场所。二战结束之后,波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一方面对波兰提供了国际主义援助,另一方面又极力控制波兰,强制波兰照搬苏联模式,不许波兰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当时,波兰党的领导人哥穆尔卡曾受到迫害,不但被撤销领导职务,而且被逮捕入狱,为此受牵连的还有很大一批干部和党员。因此,波兰与苏联之间存在许多矛盾,波兰内部也积累了许多问题。苏共二十大一开,这些矛盾和问题就立即爆发出来。 
1956年6月,波兰的重要工业城市波兹南发生罢工事件,要求增加工资。随后,1 6万名工人(其中包括4000名波党党员)上街示威并发生骚乱。他们冲击监狱,释放了257名犯人,并打出“我们要面包和自由!”“俄国佬滚出去!”的标语。波兰政府出动保安部队,和平示威转变为流血冲突,导致数百人的伤亡。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波兹南事件”。 
“波兹南事件”发生后,波兰党内斗争加剧,哥穆尔卡得以平反和复出。哥穆尔卡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求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并提出解除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波籍苏联元帅)的职务。赫鲁晓夫则对波兰施加强大压力,企图强迫波兰就范。1956年10月,赫鲁晓夫命令驻波兰的苏联军队兵分四路,包围波兰首都华沙。同时,又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强行来到波兰,要求参加波党中央全会,并改变波党中央政治局的组成。这些要求遭到哥穆尔卡的坚决拒绝。经过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被迫作出让步,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同波方达成妥协,双方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这就是波兰的“十月事件”。 
第三,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刚刚平息,匈牙利又起风波。匈牙利也同波兰一样,在二战以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拉科西照搬苏联模式,使匈牙利走进了死胡同。拉科西在国内大搞个人迷信,排斥异己,并制造许多冤假错案。仅仅一个“拉伊克案件”,就牵连迫害了20万人。斯大林去世后,拉科西被迫辞去兼任的部长会议主席(政府总理)一职,改由纳吉·伊姆雷担任。随后不久,纳吉·伊姆雷又被解除职务,并被开除出党。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在匈牙利引起巨大的反响。一批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空前活跃,组成一个“裴多菲俱乐部”,要求维护国家独立,争取民主自由,让纳吉·伊姆雷上台执政。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便让拉科西下台,由格罗出任匈党第一书记。但这一人事变动并没有阻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1956年10月23日,首都布达佩斯爆发群众性的示威游行,要求纳吉·伊姆雷重新上台。随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趁火打劫,枪杀保安人员,向党政机关、电台和军火库发动武装攻击,并冲进监狱,释放大批犯人,使犯人也加入骚乱队伍。匈党领导人惊慌失措,决定让纳吉·伊姆雷复职,并吁请苏联军队帮助维持秩序。纳吉·伊姆雷上任后,宣布废除一党制,组织联合政府,并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使匈牙利成为中立国。与此同时,群众性骚乱也逐渐发展为反革命暴乱。于是,卡达尔等领导人决定成立临时党中央,组成工农革命政府。11月4日,苏联军队在卡达尔政府的邀请下,开进布达佩斯,迅速平息了暴乱。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匈牙利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共死亡202人,受伤两万多人,另有20万人逃亡国外,造成空前的民族大悲剧。 

2.中苏论战爆发:原因和四个阶段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出现严重分歧,并由此演化为整个国际共运范围内的大论战。中苏论战的爆发,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带有时代的特征。 
当时之所以爆发中苏论战,同三件事情密切相关。 
第一,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二战结束以后,世界进入两极对抗、两大阵营对立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的历史新时期。这种新的国际形势,给国际共运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要求各国共产党人加以回答。例如:怎样认识当前的时代和新的形势?怎样对待战争与和平?已经取得政权的共产党在国内怎样进行建设?尚未取得政权的共产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怎样进行革命?怎样对待席卷亚非拉三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怎样处理各国共产党以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怎样评价斯大林?等等。由于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苏两党所处的环境和国情各有不同,斗争的经历、取得政权的时间以及所面临的任务也各有不同,因此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不可能一致,因而必然出现分歧。这些不同的认识和分歧一旦处理不当,就会爆发矛盾,形成公开的论战。 
第二,同苏共长期坚持大党主义的错误密切相关。过去,苏共长期掌握共产国际和情报局的领导权,养成发号施令和干涉别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坏习惯。例如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苏共领导人就出过一些不好的主意,给中国共产党造成重大的损失。50年代情报局解散以后,各国党要求独立自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但苏共坚持国际共运要以苏共为中心,并以“老子党”自居,挥舞“指挥棒”,把苏共的纲领和策略强加于人,要求各国党服从苏共的意志。对此,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会答应。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运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大党,不仅已在革命斗争中取得成功的经验,而且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探索自己的道路和模式。因此,国际共运中早已存在的那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在涉及中苏两党关系的时候,会表现得更加尖锐和激烈,一旦时机成熟,就必然爆发公开的论战。此外,从中国党来说,这场论战的爆发也同1957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逐步“左”倾密不可分。 
第三,同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矛盾密切相关。二战以后,先后成立了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执政党虽然都是共产党,但它们都代表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领土、经济、民族和政治等方面也会出现矛盾和纠纷。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这些矛盾和纠纷有些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有些则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的。如果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这些矛盾和纠纷本来是不难解决的。但苏共坚持大国主义,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甚至采用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来压制中国,这就必然激起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由于中、苏两党是国际共运中最大的两个党,而且都掌握着国家政权,可以调动全国的舆论工具和其他力量,因此使中苏分歧变成声势浩大的论战,而且从意识形态的分歧上升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 
中苏论战的发展,从1956年开始到1966年为止,前后经历十年之久。这十年论战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内部争论,时间从1956年2月到1959年年底。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苏两党表面上团结一致,内部争论却越来越尖锐。 
中苏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苏共二十大掀起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并提出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论点。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中苏两党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当时,中共领导人多次在内部会谈中对苏共提出批评。1956年4月5日,中共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同年12月29日,又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在批判国际反共浪潮的同时,对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的分析,一方面肯定了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迷信”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委婉地批评了苏共的错误论点。考虑到当时的形势和实际情况,为了顾全大局,中共没有对苏共进行公开的批评。不仅如此,中共在许多公开场合还竭力维护苏共的威信,表示支持赫鲁晓夫。 
1957年6月,苏共中央通过一个谴责“反党集团”的决议,中共曾发表声明加以支持。同年11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代表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在这次会议上,中苏两党在“和平过渡”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为此中共向苏共提出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但经过争论,双方作了必要的妥协,最后达成了协议。 
1958年春,苏联领导人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遭到中国的拒绝。为此,赫鲁晓夫曾秘密访华,同中国领导人大吵了一场。这是中苏两党第一次面对面的抗衡。随后,苏共开始“影射”攻击中国。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原子弹协议。同年9月9日,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事件发表一个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随后,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宴上发表讲话,影射攻击中国“公鸡好斗”,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中、苏会谈也不欢而散。于是,中苏分歧不断加深,中苏关系日益恶化。 
第二阶段是不指名论战,时间从1960年初到1963年初。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苏两党的内部争论发展为公开的不指名论战,双方都指桑骂槐,中共指南斯拉夫批苏共,苏共指阿尔巴尼亚批中共。 
1960年2月,华沙条约国在莫斯科开会,中共派观察员参加。在这次会议上,苏联鼓吹通过裁军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中共不同意这种观点,赫鲁晓夫则对中国发动猛烈攻击,矛头直指中共领导人。同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中共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名义上是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上是批判苏共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裁军等方面的观点。为此,赫鲁晓夫大为恼怒。同年6月,苏共利用罗马尼亚工人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代表大会之机,突然抛出一个《苏共致中共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当时,赫鲁晓夫不仅亲自出马咒骂中共,而且组织50多个党围攻中共。布加勒斯特的突然袭击,引起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中共代表团当即发表严正声明,表示决不向苏共的“错误观点屈服”。 
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在华的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两国签订的600项合同。同时,苏方还挑起中苏边界纠纷。这是苏共企图压服中国,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严重事件。当时,中国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正处于困难时期,而苏共的上述做法,无疑是对中国“落井下石”。对此,中国并没有屈服,而是奋起反抗。1960年11月,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随后发表了《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同苏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也作了一定的妥协和让步。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大搞“四反”,即反斯大林、反“反党集团”、反阿尔巴尼亚、反华,同时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以及“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等等观点。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致词中对苏共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并愤而提前回国。1962年11月至1963年3月,苏共利用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五国党代表大会的讲坛公开批判阿尔巴尼亚,甚至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共则进行反击,发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等七篇文章,阐明自己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当时,中共虽然直接批判了意共、法共等等,甚至公开点名批判了这些党的领导人,但仍然留有余地,没有指名批判苏共领导人。总之,中苏两党的不指名论战越来越激烈。 
第三阶段是公开大论战,时间从1963年3月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苏两党的不指名论战发展为公开大论战,双方都指名道姓地猛烈批判对方。这是中苏论战最为激烈的阶段。 
1963年3月30日,苏共给中共发来一封信,明确提出要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并系统地阐述了苏共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的观点,同时也全面地批判了中共的观点。同年6月14日,中共给苏共发去回信,提出自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同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从而挑起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随后,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连续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批判苏共的一系列观点。在此期间,苏共先后发表 2000 多篇反华文章,还利用党中央全会的报告和决议的形式来攻击中国,同时又组织世界上80多个党围攻中国共产党,只有少数几个党在中苏大论战中保持中立。 
第四阶段是中苏两党断绝关系,时间从1964年10月到1966年3月。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苏两党关系和两国关系破裂,国际共运发生分裂。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当时,中国共产党力图改善中苏关系。当年11月,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活动,并同苏共新领导举行会谈。但苏共新领导继续坚持反华立场,并明确表示:“在同中共分歧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完全一致,甚至可以说没有丝毫差别。”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75页。 
1965年3月,苏共在莫斯科召开所谓“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企图对中国采取“集体措施”。结果,只有19个党参加,中国、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罗马尼亚、印度尼西亚、日本等7个党坚决拒绝参加。会后,中国发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日本、秘鲁、新西兰等国共产党也发表声明和文章,谴责莫斯科三月会议是分裂会议。此后,中苏两党关系走向破裂,国际共运发生分裂,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共拒绝派代表参加,这标志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正式断绝。同时,中共同欧洲各老党之间的关系也全部断绝。 
但是,中苏两党关于国内政策的论战仍然没有停止。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告平息。 

3.论战内容:既有原则是非,也有“空话” 
中苏两党展开的大论战,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在论战中,双方针锋相对,不仅观点大相径庭,而且上纲上线,都想把对方置于死地。当时,中共批判苏共是“现代修正主义”,苏共则攻击中共是“托洛茨基主义”。现在看来,当时争论的有些问题的确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是非,但有些问题却是“放空炮”,对条件变化以后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双方都没有真正搞清楚。正如邓小平在1989年5月中苏会谈时所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关于意识形态方面争论的那些问题,“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4页。。
 
中苏论战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关于斯大林问题。中苏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不仅是苏共的领袖,也是国际共运公认的领袖。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不仅没有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且有严重的片面性,对斯大林缺乏全面和公正的评价,所以引起国际共运内部的混乱和动荡。为此,中国共产党在肯定批判个人迷信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对苏共领导所犯的错误提出了批评。 
中国共产党认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犯有严重的错误;斯大林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斯大林功大于过;等等。

这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随着论战的激化,后来把苏共反对个人迷信说成是一个“幌子”,是“别有用心”等等。《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
,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9—141页。
这些说法看来是不正确的,不仅说明中共对个人迷信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而且说明中共对自己领袖的个人迷信已开始滋长起来。 
第二,关于时代和当代世界基本矛盾。苏共认为:当代世界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战后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变化,“社会主义体系对于世界发展进程的影响越来越大”,“帝国主义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可能性在明显地缩小”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37—540页。。
苏共的上述观点,具有明显的片面性。 
中共则认为: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包括“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不能把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7页。上述观点当然比较全面,但后来又走向极端,提出当前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林彪:《毛泽东语录·再版前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67年版。。 
中、苏两党的上述争论,看起来纯属抽象理论问题,实际上却是一系列分歧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证明,中、苏两党当时都有推动“世界革命”的思想,而且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估计过高,因此,双方的说法都有主观臆断的因素。 
第三,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苏共过分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当时提出:“现在,对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正在形成以和平形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在新的条件下,通过“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就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转引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90、413页。

中共则认为:不能“把和平过渡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世界战略原则”,“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准备两手,即在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须对革命的非和平发展作充分的准备”
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23页。。
 
现在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双方都有失误。苏共的错误在于:只讲和平过渡一手,不讲暴力革命一手;把和平过渡仅仅归结为争取议会多数,看不到暴力后盾和议会外斗争的作用。中共的基本观点虽然是正确的,但有时把暴力革命绝对化了,强调“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完全排除了非暴力革命的可能性,甚至把议会斗争、和平过渡统统贬斥为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这样做显然也是片面的。其实双方都应该认识到,革命的道路问题,应由各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本国的国情去探索和解决,而不应由别国党从外部来加以规定。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道路。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调整内外政策,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实行某些改革,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进行新的探索。赫鲁晓夫的改革曾经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出现了许多错误。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又提出“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以及“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当时,中国也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模式,进行“人民公社”运动等等的试验,而且同样出现了不少错误。其实,双方应当相互交流经验,彼此吸取教训,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但在论战中,双方都指责和批判对方,而且无限上纲。在这方面,中共做得尤其过分,例如:批判苏联实行“物质刺激”、“利润原则”和争取外资是搞“修正主义”;指责赫鲁晓夫“在苏联培植新的资产阶级,恢复和发展剥削制度,加剧阶级分化”,“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断言苏联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在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占据了统治地位,形成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等等。接着,又根据中国的实践和指导思想,提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十五条理论和政策。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9—516页。


现在看来,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有不少是片面的,说明中国共产党当时尚未冲破斯大林模式的束缚,指导思想方面存在“左”的倾向。正是这种“左”的思想,后来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系统理论,并导致“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悲剧的发生。 
第五,关于战争与和平。苏共认为:“目前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使得社会主义各国同所有爱好和平力量一起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个完全现实的任务——防止新的世界战争,保障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帝国主义用以威胁人类的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转引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542—543页。。苏共的这个观点,既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某种片面性。 
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强调:“在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的同时,必须指出还存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只有同时指出这两种可能性,采取正确的政策,作两方面的准备,才有利于动员群众进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时,在帝国主义一旦把世界战争强加于世界人民头上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才不至于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256—257页。

中共的这个论述,无疑是全面的和正确的。遗憾的是,关于世界战争存在两种可能性的正确观点,后来一度被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错误观点所代替,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才恢复原来的正确观点。 
此外,苏共还提出“全面彻底裁军”和“三无世界”的口号,鼓吹“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思想,把实现世界和平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身上。特别是,苏共宣扬“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说什么“现今,任何战争,即使由普通战争、非核战争开始,也会变成毁灭性的火箭——核战争”
转引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262页。,进而无限扩大“和平共处”的适用范围,把“和平共处”说成是所有各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波诺马廖夫:《革命运动的若干问题》,转引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297页。。
苏共的这些观点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因此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反对。 
第六,关于国际共运内部党与党之间的关系。苏共长期坚持大党主义立场,以领导党、老子党的态度对待别国党。这种情况,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当时的论战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凡是不同意苏共的观点和做法的党,苏共就以上级领导的身份加以指责,进行讨伐,甚至施加强大压力,以破坏国家关系相威胁。 
为此,中国共产党严厉批判了苏共的大党主义,强调指出:“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不存在谁有权领导谁的问题。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同时又是相互联合的关系,对于共同有关的问题,兄弟党应当通过协商途径达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59页。
这一论述的基本精神,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当时强调:“团结,经过斗争甚至分裂,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辩证法。”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7—338页。
这种把分裂确定为一种必然规律的说法,显然不利于国际共运的团结。 
其实,中共在有些方面也是有错误的。例如,专门发表文章批判南斯拉夫,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断言南斯拉夫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并成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等等。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49—198页。
这种批判,不仅在做法上违反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在内容上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总之,从当时论战所涉及的内容看,苏共无论在理论观点方面,还是在实际行动方面,都犯有严重的错误。而中国共产党在批判苏共错误的过程中,也并非完全正确,且犯有许多错误。换句话说,中苏两党都有错误和不当之处,但比较而言,苏共的错误显然更多,也更为严重。中国共产党的某些观点尽管也有片面性,但中共坚决反对苏共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坚持独立自主和维护国家主权,这一点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4.国际共运发生分裂,世界格局出现变化 
持续十年之久的中苏大论战,其后果和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它导致苏共和苏联国际地位的下降,造成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还引起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新的变化。 
第一,苏共丧失垄断地位,国际共运发生分裂。长期以来,苏共一直以国际共运的中心自居,领导共产国际和情报局,指挥各国共产党的活动,使国际共运成为苏共的一统天下。当时,苏共往往把各国党看做是“下级”,把自己的纲领和策略当做衡量是非的标准。如果有谁敢于违抗苏共的意志,就会遭到严厉的压制和打击。南斯拉夫在二战以后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但苏共二十大对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批判,使人们打开了眼界,提高了认识,解放了思想。各国党看到,苏共并非一贯正确,苏共领导人也会犯严重错误,因而不再把苏共看做神圣不可侵犯,也不再惟苏共的马首是瞻。于是,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垄断地位开始动摇了。 
持续十年的中苏大论战,促进了国际共运的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进一步打破了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垄断地位,使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和地位一落千丈。在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大胆批判苏共的大党主义,坚决顶住苏联在各方面施加的强大压力。这就大大加强了各国党实行独立自主的要求和信心,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共运中独立自主潮流的发展。同时,大论战也导致国际共运的分裂。当时,全世界89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有78个党支持苏共,同中国共产党断绝了来往。但是,也有不少兄弟党支持中国党,还有更多的兄弟党表示同情中国党。自此以后,统一的国际共运已不复存在。这一方面削弱了国际共运共同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使许多党摆脱了苏共的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第二,苏联模式遭到置疑,社会主义建设出现多样化的趋势。长期以来,苏联是世界上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被看成是惟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其实,苏联模式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带有明显的特殊性和严重的弊病。由于未能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苏联的社会主义越来越变成一种僵化的模式。但是,苏共领导人始终坚持这种僵化的模式,不作任何更改。二战结束以后,苏联模式又被强制推广到东欧各国。南斯拉夫企图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却遭到苏共的批判和压制,并被苏共控制的情报局“革出教门”。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模式的严重弊病明显暴露出来,国际共运出现了独立自主的潮流。许多党开始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中苏论战的展开,中国共产党对苏共的理论观点和内外政策的批判,更加促进了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趋势,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向深化的方向发展。在这方面,中苏论战的影响和意义无疑是巨大的。正由于中国等许多国家拒绝苏联模式,走上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后来在苏联模式垮台之后,这些国家仍然能够坚持社会主义的红旗不倒。 
第三,社会主义阵营迅速瓦解,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二战以后的世界,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形成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当时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变化,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中苏论战的结果,不仅导致国际共运的分裂,而且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在论战中,中苏两党从意识形态的分歧和论战,发展为两国政治、经济的矛盾和对抗,甚至酿成边境地区的武装冲突,使两国的国家关系严重恶化,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也随之破裂。 
中苏同盟的破裂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对国际舞台的力量对比产生重大的影响。此后,苏联的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下降了,世界社会主义由高潮转入低潮,其力量和影响削弱了,原有的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也消失了。当然,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两极对抗依然存在,它们时而妥协合作,时而激烈对抗,都想夺取世界霸权。但是,世界毕竟已出现许多新的因素和制约力量。其中包括出现了美、苏、中战略大三角关系,中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美、苏两国起某种牵制作用。此外,第三世界也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这一切,无疑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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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东欧国家的探索   
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二战以后,东欧国家在苏联的帮助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起初它们想搞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久却被迫接受苏联模式,只有南斯拉夫是个例外,它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斯大林去世后,东欧国家也像苏联一样,开始进行调整和改革,走上艰难的发展道路。它们的改革,有时走在苏联的后面,受苏联的推动和指挥,有时又走在苏联的前面,突破了苏联模式,从而受到苏联的干涉和镇压。70年代中期以后,东欧国家的经济形势也像苏联那样,出现严重的困难和问题。80年代中期以后,它们的改革又受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影响,越来越走上斜路。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优势和“和平演变”攻势,东欧国家内部的自由化思潮迅速泛滥起来。由此可见,东欧国家的发展和改革,始终没有摆脱苏联的控制和影响。尽管如此,它们的发展和改革仍然拥有自己的特色,具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下面,我们选择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作为代表,对它们1989年以前的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进行介绍和分析。 

一、苏联模式的强行推广 


二战结束以后,东欧地区出现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当时,它们建立的是人民民主政权,共产党和其他进步政党一起,组成了联合政府。例如,罗马尼亚建立了全国民主阵线政府,参加政府的有共产党、国家自由党、农民阵线等等,共产党只掌管内务部、司法部和公共工程部。波兰建立了民族团结政府,参加政府的有工人党(即共产党)、社会党、农民党等等,政府首脑是社会党人。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临时政府,其领导人是战前的总统贝奈斯。 
当时,东欧各国领导人都表示,要建立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通过人民民主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1945年12月,瓦·哥穆尔卡在波兰工人党一大上提出,要走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苏联实行一党制,波兰则实行多党议会制,波兰的社会制度是人民民主制度。后来他又强调,波兰不能像苏联那样大搞重工业,农业集体化也不是波兰的样板。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提出,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寻找自己“特殊的道路”,苏联的道路并不是惟一可行的。保共领导人格·米·季米特洛夫提出,保加利亚“不会照搬苏联的模式,而是根据自己的历史条件、民族条件、文化条件和其他条件走自己的道路”。总之,东欧国家都主张走不同于苏联的道路,建立符合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 

第三篇 曲折发展 ··

但是,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转折点是情报局的建立和苏联与南斯拉夫两国关系的破裂。1947年9月,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等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决定建立情报局。情报局表面上是各国党交流经验、协调行动的机构,实际上是苏联控制东欧各党、推广苏联模式的工具。1948年,南斯拉夫因不接受苏联控制而被开除出情报局。于是,苏联发起声势浩大的批判南斯拉夫、批判铁托的运动。这个批判运动的目的,一方面是对南斯拉夫施加强大压力,企图强迫南斯拉夫就范,另一方面是力图控制其他东欧国家,强行推广苏联模式。 
结果,多数东欧国家都被迫接受苏联模式,不顾具体国情,照搬苏联那一套政治经济体制。这里,主要指出以下几个方面。 

1.照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苏联的政治体制,是列宁时期开创、斯大林时期的30年代正式形成的,其基本特点是“高度集权”。它不是一般的集权,而是高度的、过分的、极端的集权。具体说来,这种高度集权表现为一党制、党政融合、个人迷信、中央集权、机构重叠、干部委派、缺乏民主、监督无力、安全机关特权严重、社会团体作用微弱等等。苏联的这种政治体制,在二战以后已变成一种僵化的模式,但东欧国家基本上都照搬了过去。 
例如,东欧国家都像苏联那样大搞个人迷信。它们不仅大搞对斯大林的“大”个人迷信,而且大搞对本国领导人的“小”个人迷信,大肆颂扬斯大林和本国领导人,把他们说成是洞察一切、从不犯错误的神圣。当时,匈牙利的拉科西、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就是两个突出的典型。 
又如,东欧国家都把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党合二为一,向一党制靠拢。早在1946年,民主德国的共产党就同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德国统一社会党。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匈牙利的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波兰的工人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波兰统一工人党。同时,有些东欧国家还取缔其他小的政党,如匈牙利取缔了小农党,罗马尼亚取缔了非共产主义的其他政党。 
东欧国家的这种做法,都是按照苏联模式来搞的。1920年9月,共产国际二大的决议说,“每一个国家必须只有一个统一的共产党”。因此,苏维埃政权在取缔和镇压反动政党的同时,把一些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小政党并入布尔什维克党。1936年,斯大林作出结论说,“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
《斯大林文选》(1934—1952)
,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00页。
苏联的这种做法,在二战以后成了东欧国家效法的榜样。其实,东欧国家这样做并不明智,给后来留下很大的隐患。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本来就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同共产党的合并,使社会党人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人。然而,他们的思想并没有根本改变。我们看到,在1989年东欧剧变时,这些共产党内的原社会党人,起了很坏的作用。 
当然,东欧国家的政治体制仍稍微保留了自己的一些特点。例如,某些国家仍然保留一些小党,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波兰有统一农民党、民主党;捷克斯洛伐克有人民党、复兴党、自由党;保加利亚有农民联盟;民主德国有民主农民党、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党、国家民主党;等等。又如,东欧国家没有采用苏维埃政权的形式,仍保留“阵线”那样的统一战线组织。波兰有民族复兴爱国运动,保加利亚有祖国阵线,罗马尼亚有社会主义民主团结阵线,匈牙利有爱国人民阵线,民主德国有全国阵线,捷克斯洛伐克有民族阵线,等等。但这些具体特点并不影响东欧国家整个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性质。 

2.照搬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苏联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也是高度集权。具体说来,这种高度集权表现为指令性的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部门管理、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经济管理、国家所有制占绝对优势等等。为此,要对原有的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城市对工厂企业实行国有化,在农村则对个体农民实行集体化。随后,又实行特有的经济发展战略,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片面追求数量和速度的经济发展战略。苏联的这种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东欧国家基本上都照搬过去了。 
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东欧国家(除南斯拉夫以外)都按照苏联模式,加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城市,对工业和商业实行国有化,连小企业、小商店、小商贩都实现了国有化,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全部纳入国家的统一控制。在农村,则推行农业合作化,尽管强调“自愿原则”,但具体过程仍然采用各种行政强迫手段。同时,这些国家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把发展重工业放在突出的优先地位。这样做的结果,在开始一段时间还取得明显的效果。直到50年代中期,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建设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例如,保加利亚1952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39年净增3倍;罗马尼亚1955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50年增长一倍,比战前增长近两倍;阿尔巴尼亚1955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50年增长2 8倍;波兰1955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0%。 
总之,东欧国家也和苏联一样,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 

3.照搬苏联“大清洗”,实行大规模镇压 
30年代,苏联根据斯大林“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依靠专横的国家安全机关,搞“大清洗”,制造许多冤假错案,对无辜的干部、党员和群众实行大规模镇压。二战结束以后,苏联又制造许多冤假错案,重犯当年“大清洗”的错误。苏联的这一套做法,也推广到东欧国家。当时,苏联向东欧各国派去安全顾问,直接指挥这些国家的安全机关。 
结果,东欧各国相继出现许多冤假错案。匈牙利发生了“拉伊克案件”。1946年9月,匈党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拉伊克等人被捕入狱,随后被处决,罪名是“铁托的帮凶”。为此受牵连的人很多,后来的著名领导人、当时的内务部长卡达尔·亚诺什也曾被捕,坐了三年牢。波兰工人党的总书记哥穆尔卡,1948年被批判有“右倾民族主义倾向”,说他同情铁托,结果被撤销总书记职务,随后被开除出党,1951年被作为“间谍”逮捕入狱。阿尔巴尼亚的内务部长科奇·佐泽,1949年被作为“叛徒”、“铁托代理人”处决。保加利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保共政治局委员科斯托夫,1949年被撤职,随后被逮捕并处决,罪名是与铁托有密切联系,企图将保加利亚并入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总书记斯兰斯基,1951年被捕,一年后被处决,说他是“托洛茨基—铁托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罗马尼亚的司法部长亚卢·波特拉什卡,1949年被撤职逮捕,说他是为“铁托集团”效劳的“间谍”,随后被处决。 
东欧国家的这些冤假错案,每一个案件都牵连许多人,镇压的规模很大。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1952—1954年间党内发生8起政治冤案,处决72名高级干部,整个清洗的蒙冤者共有7万人。仅在“斯兰斯基案件”中,就有11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被处决,另有3名高级干部被判处无期徒刑。在波兰,波党领导人贝鲁特在1948—1949年间搞了三次清洗,全国1/4的党员受到牵连,不少领导人被撤销职务并受到处分。在匈牙利,法院在1949—1953年3月间对39万人判处了徒刑,其时全国人口才1000万。有材料说,在这场反对“铁托分子”、反对“民族主义”的浪潮中,东欧各国党内被清洗者共达250万人,其中被捕入狱者达12 5—25万人。(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下册
,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20页。 
东欧国家的高度集权体制建立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随着苏联模式弊病的不断暴露,出现了严重的困难,遇到了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大张旗鼓地揭露和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错误,并在国内进行调整和改革。在这种情况下,从50年代开始,东欧国家也走上了艰难的改革之路。 
二、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是一个联邦制共和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长期武装斗争,最后主要依靠自己力量,解放了整个国家。1945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正式建立。胜利初期,南斯拉夫也一度照搬苏联模式,用中央集权体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几年之后,南斯拉夫不得不抛弃苏联模式,走上“自治社会主义”的道路,试图开创另一种社会主义模式。 

1.“逼上梁山” 
南斯拉夫之所以走上“自治社会主义”道路,主要是因为受到苏联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逼迫。南斯拉夫共产党成立于1919年4月,1952年改名为南共联盟。南共的壮大和发展,是在1936年以后,当时铁托从苏联秘密回国,对党的组织进行了整顿。1941年4月,德意法西斯军队侵入南斯拉夫,国王逃离本国,留在国内的政府和军队宣布投降。铁托领导的南共则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积极组织武装抗击斗争,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 
二战结束后,苏联企图控制南斯拉夫,铁托则坚持独立自主,抗拒苏联的控制,从而引起苏南两党和两国之间的尖锐矛盾。从1945年到1947年,双方在利亚斯特领土的归属、巴尔干联邦的建立和国内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爆发激烈的争论。1948年3—5月,苏南两党交换了7封信件,双方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铁托始终坚持不妥协的立场。于是,苏共在同年6月召开情报局会议,通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并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当时,情报局指责南共对苏联和苏共不友好,“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说南共已变成“富农党”。同时,号召南共内部“健康力量”行动起来,“撤换现领导”。7月,南共召开五大,全体代表群情激愤,表示决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要团结在铁托周围,同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进行斗争。 
同年11月,情报局再次召开会议,通过《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凶手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攻击南共已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工具”,是新战争挑拨者的“帮凶”、英美帝国主义的“奴仆”、法西斯的“政治匪帮”。随后,苏联和东欧各国对南斯拉夫施加更大的压力,断绝与南斯拉夫的外交关系,撕毁与南签订的友好条约和各种经济贸易协定,并对南实行经济制裁和军事封锁,使南斯拉夫陷入空前困难和孤立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一方面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则不得不抵制苏联模式,在实践中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南斯拉夫走上“自治社会主义”显然是被“逼上梁山”的。 
除此之外,南斯拉夫这样做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例如,受解放区传统的影响和考虑国情的需要。在二战中,南共武装力量控制了许多村庄和城镇,建立了解放区。在解放区,工人组织起来管理工厂,用产品支援前线。当时并没有国家的统一领导,但生产和流通却照常进行。解放区建立的各级人民解放委员会,也十分注意发扬民主,让人民当家做主。解放区的这些传统,实际上就是“工人自治”的萌芽。南斯拉夫的具体国情是,它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6个共和国和2个自治区联合而成。如果实行苏联那种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将不利于照顾每个民族的利益,不利于国内的民族团结,容易引起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对抗。 
还有,南共对社会主义本身也有不同的理解。铁托、卡德尔等南共领导人认为,马克思、列宁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都提出“劳动解放”、“国家消亡”和建立“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思想。按照南共领导人的理解,所谓“劳动解放”,就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应当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由国家和党来垄断和包办,工人阶级应当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南共领导人还认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国家消亡”要从社会主义阶段开始做起,要把社会主义的国家看成是逐渐走向消亡的国家,为此要把国家的职能逐步转交给社会团体,建立工人自治制度,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 

2.三个阶段 
南斯拉夫从提出社会主义“自治”,到形成比较系统的“自治”理论和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工人自治”阶段(1950—1963)。1949年12月,南斯拉夫政府作出《关于在国营经济企业中建立工人委员会及其工作方法的指示》,决定在全国800个企业建立工人委员会,进行工人自治的试点。1950年6月,南斯拉夫联邦议会通过“工人委员会法”,从法律上确立了工人自治制度。此后,政府便把工厂直接交给工人管理,实行“工人自治”。1953年以前,工人委员会的权限并不大,企业的经理仍由国家任命,扩大再生产的权力还集中在国家手里。1953年以后,工人委员会的权限扩大了,企业经理由国家任命改为招聘,他们要执行工人委员会的决定。 
第二,“社会自治”阶段(1963—1971)。在此期间,“工人自治”的权限进一步扩大,国家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干预进一步减少,企业只要完成了缴纳税金的任务,就有权决定本企业分配和积累的比例。国家在调整价格时,也扩大了企业自由定价的范围。同时,社会主义“自治”也超出工厂的范围,扩大到除党和军事机关以外的所有国家机关和社会事业单位。各地区普遍建立“自治利益共同体”,对各地区的事务进行管理。 
第三,“联合劳动自治”阶段(1971年以后)。1971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要求经济部门在工人自治的基础上,按联合劳动的原则进行改组。1974年5月制定的新宪法,以及1976年通过的《联合劳动法》,对经济部门的组织形式、相互关系以及生产单位与社会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系列新的规定。例如,在工矿企业、农业和商业中组织“联合企业”,使它们协调起来,解决产供销失调的问题;在文教、卫生、体育等事业单位普遍建立“自治利益共同体”,在基层居民点普遍建立“地方共同体”,在政权机关和社会团体系统建立各级和各类“社会政治共同体”;通过各类共同体之间的“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实现全国性的社会联系。这样,便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创立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 

3.基本内容 
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经济制度。它在经济方面,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在所有制方面,主张把国家所有制改变为社会所有制。南共认为,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内,当劳动人民还没有能力直接支配生产资料的时候,为了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了发展经济,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是必要的。但国家所有制包含一个基本矛盾,即把劳动者同管理分离开来,使劳动者不能直接支配生产资料,也不能掌握分配,只能消极地履行国家的指令。这样,劳动者与所在企业的经营好坏没有直接挂钩,难以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南共认为,国家所有制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只是一种低级形式;只有以企业自治为基础的社会所有制,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它使劳动者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因此,南斯拉夫决定把国家所有制改变为社会所有制,同时又保留城乡个体经济。直到1981年,社会所有制在农业耕地面积中只占16 5%。 
第二,在商品生产方面,主张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南共认为,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否则就没有发展经济的内部动力。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各企业的产品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和竞争。同时认为,国家的经济活动要由市场来调节,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计划管理的基础。基于上述看法,南斯拉夫把自己的经济称为“社会主义自治商品经济”,或称为“统一市场下的社会计划经济”。 
第三,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方面,主张二者实现最佳配合。南共认为,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在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的条件下,要制定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那是不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决定了市场和价值规律必然要发挥作用。因此,计划和市场是管理经济的两个缺一不可的机制,两者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最佳的配合。基于这种认识,南斯拉夫把指令性计划变为自治社会计划,国家只编制和下达指导性计划,提供各种信息,让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发挥最大的独立作用。还通过“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的形式,实现全社会的经济联系,企业内部则由劳动者自行决定劳动成果的分配,国家不再规定统一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 
第四,在对外方面,主张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1958年通过的《南共纲领》指出:“现代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一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有日益广泛的联系。……闭关自守、自给自足……是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相违背的。”铁托在1978年6月的南共联盟十一大上说,“南斯拉夫是一个开放国家”。基于这种认识,南斯拉夫50年代就开始举借外债、购买外国专利。60年代以后,则广泛实行对外经济合同,并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企业。截至1983年底,南斯拉夫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合资经营合同达200项。同时做出规定,外资的利润至少要缴纳35%的税收,合资工厂也要贯彻工人自治原则,经理要由南斯拉夫人担任等等。 
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在政治方面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把党的领导作用改变为引导作用。南共认为,一党制容易产生缺陷,与社会主义自治“不相容”,主张实行党政分离。南共强调,行政工作和经济业务由国家处理,南共不加干预,南共主要从事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并加强党本身的建设,南共对国家和社会发挥引导作用。 
第二,扩大民主,实行代表团制。南共认为,社会主义应实现广泛的民主,使广大劳动者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企业生产。南共主张实行代表团制,这与旧的代议制不同,它由本单位的选民直接推选出来的代表组成代表团,在出席各种会议前,代表团要对各项重大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取得一致意见,代表只能按照代表团的意志行事,不得自行其是。 
南斯拉夫的权力机关分为联邦议会、共和国(自治省)议会和区议会三级。后两级议会由社会政治院、联合劳动院、地方共同院三方组成,三院是平行的,它们分别解决不同范围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则由三院联合解决。联邦议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一切全国性的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均由联邦议会制定,由联邦政府执行。 
第三,司法独立,实行法治。南共主张立法、行政、司法三者分离,强调利用法律形式来协调社会的各种活动。南斯拉夫的宪法有四百多条,对各方面的问题作了规范,此外还有联合劳动法、工人权利法、刑法、民法、经济法等等。法院也有四种,即宪法法院、联合劳动法院、经济法院和普通法院,它们分别负责处理各类案件。要求各单位都有律师,使人人都了解法律和遵守法律。由于重视法治,法制健全,南斯拉夫的社会生活能够有条不紊,有法可据。 
总之,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已渗透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4.实践效果 
南斯拉夫实行“自治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绩。有材料说,从1947年到1981年,南斯拉夫的社会总产值每11年翻一番;从1947年到1976年,工业产值增长11倍;1948年的农业人口占71%,城市人口占29%,1982年正好倒了过来。从1960年到1986年,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2 4倍和4 4倍。南斯拉夫的科学、文化、教育都有很大发展,达到较高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总之,南斯拉夫已从过去的贫穷落后国家变成中等发达国家。 
但是,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也有缺陷,因此遇到许多困难。主要问题是国家的权力太小,不能在宏观方面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容易出现比例失调,各类建设基金和消费基金也难以有效控制。南斯拉夫的自治经济体制虽然具有市场导向,但它毕竟不是现代市场经济,对发展经济的作用有局限性。再加上外债激增,外贸不景气,导致南斯拉夫经济在80年代出现严重的困难,社会总产值的增长率一度下降到0 6%,通货膨胀率在1982年达到30%,1983年达到58 4%,1987年达到170%,1988年则突破200%,1986年的外债上升到190亿美元,人民实际收入也下降了。在政治方面,由于强调民主过多,集中不够,导致民族主义和地方势力抬头,各个民族和各个地方“各唱各的调”,各顾各的利益,使全国性的利益受到损害,从而出现严重的民族分裂危机。 
三、匈牙利的一波三折
 


在二战期间,匈牙利沦为希特勒德国的仆从国。当时,匈牙利共产党组织游击队,开展反对法西斯政权的斗争。后来,苏联军队解放了匈牙利,匈共也在苏联的支持下发展壮大起来。1946年2月,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1947年,匈共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国内第一大党。1948年,匈共同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匈牙利劳动人民党。 

1.三个阶段 
从1946年以来,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照搬苏联模式阶段(1946—1956)。匈牙利解放后的头十年,匈党领导人拉科西不顾本国国情,照搬苏联模式,片面发展重工业,盲目扩大投资,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并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等等。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产量显著减少,城市食品供应紧张,国民收入减少,职工工资连续三年下降,社会骚乱不断发生。在政治上,拉科西大搞个人迷信,压制民主,并提出“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极左口号,扩大了打击面。这一切,都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导致国内局势不稳,给反共势力的破坏活动造成可乘之机。1956年10月爆发的“匈牙利事件”,就既有群众性的示威游行,也有反动分子的兴风作浪。事件以后,匈牙利成立了以卡达尔·亚诺什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 
第二,酝酿和准备改革阶段(1957—1967)。卡达尔上台后,总结和反思了十月事件的原因和教训,决定采取稳健的方针,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他一方面批判“左”倾错误,并在1962年把拉科西等25人开除出党;另一方面则从具体国情出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酝酿和准备工作。1964年,匈党中央决定成立经济政策委员会,随后又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并在某些部门和地区进行试点。1966年11月,匈党九大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第三,全面改革并及时调整阶段(1968年以后)。从1968年1月起,匈牙利开始实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2.经济改革 
196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包括计划体制、经济调节机制、行政管理机制等各个方面的改革。当时强调三个“结合”:一是中央的集中领导与企业的分权经营相结合;二是计划管理与货币市场关系相结合;三是企业经营效益与劳动者实际利益相结合。这三个“结合”,体现了匈牙利经济体制的特点,它既有别于苏联模式,又不同于南斯拉夫模式。其主要内容和具体做法,有以下几点。 
第一,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加强中期(五年)计划的作用。政府各部只规定4—5项最主要的指标,如劳动生产率、成本和盈利率等指标,缩小由中央直接分配的产品的范围,使企业有权自行制定生产计划。同时发挥市场作用,把计划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国家通过价格等经济手段来指导和管理市场,而不是放任自流。许多产品的生产,由国家和企业分别制定计划,然后通过协商,使两者在国家计划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如果协商达不成一致,国家将使用多种经济手段,使企业从经济利益出发来接受国家计划。 
第二,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企业联合。从1957年起,实行企业的联合。到1963年末,有600多个工业企业合并成200个大型企业。大企业拥有更大的权限,可以决定生产、销售和原材料供应的计划。除国家规定的产品以外,企业有权决定本企业产品的价格。企业有权建立各种基金,发放内部工资,管理职工福利,有权任免副经理以下各级干部,确定劳动力编制,根据合同招收和解雇工人等等。 
第三,突出物质刺激的作用。国家只通过税收形式来支配企业的一部分利润,企业有权支配其余的利润,决定发展基金与分红基金的比例。废除固定工资制,使职工的切身利益同企业的经营效果挂钩,使他们的收入同自己的贡献挂钩,从而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 
第四,放宽对个体经济的限制。1957年通过一个法令,允许并保护小手工业的有益社会劳动,同时在价格、资金、税收和经营方面进行必要的监督。结果,使小手工业和小商贩得到一定的发展。到1958年,私营手工业的从业人数达15 3万,相当于工业部门从业人员的13%。 
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在1968—1972年间取得显著成绩,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 9%,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平均每年提高6%。但从1973年开始,又出现经济困难,改革一度停顿。原因是国际石油价格猛涨,苏联对匈牙利改革产生怀疑,因而施加了压力。为解除苏联的疑虑,卡达尔忍痛免去福克总理的职务,但坚持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从1979年起,匈牙利采取增加出口、压缩进口、控制投资规模、控制工资增长速度等措施,初步扭转了困难局面,使经济重新得到发展。1984年4月,匈党中央全会决定进一步完善经济体制,并修改了企业法,以便适应现代化的需要。1985年3月的匈党十三大,提出今后几年要“使经济活跃起来”,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经济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仍然很多。 

3.政治改革 
匈牙利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 
第一,推行联盟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卡达尔上台后,一反拉科西的做法,提出“谁不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朋友”的口号,宣布不论什么出身、什么阶级成分和信仰,不分党员或非党员,只要接受社会主义,就要加以团结。后来,匈党多次强调,“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时期已经结束”,“国内已没有剥削阶级”。同时强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社会主义联盟中最大的同盟者。1961年农业合作化完成后,匈党不再按过去的办法把农民划分为各个阶层,而统称为社会主义农民阶级。从1963年起,匈党取消了“新”、“旧”知识分子的划分,也不再对青年学生进行阶级成分的分类。此外,对1956年参加叛乱的外逃人员,也允许他们回国而不受惩罚。匈党还通过“爱国人民阵线”这个组织,团结和协调各种社会力量。这个阵线在全国有4000多个委员会,它定期召开代表大会,商讨国家大事,在政治上对一党制起辅助作用。所有这些,都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团结各个阶层的力量,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第二,实行党政分开。匈牙利从60年代起实行党政分开。1966年,党中央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中规定,党组织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取代经济机构的职能,党在经济方面的领导作用,主要表现为制定指导方针、规定主要经济指标、进行协调和监督,而具体的实施由政府部门负责;基层党组织一般只管政治思想工作,不干预生产和业务。同时规定,各级党的领导人不再兼任政府职务。卡达尔早就以身作则,在1965年辞去政府总理职务,只担任匈党中央第一书记。 
第三,扩大党内外民主。为纠正过去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的错误,卡达尔提倡党员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和观点,保护批评自由,党政机关决定重大事情,先要听取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同时规定,公安部门不得干预纯属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争论。法律规定: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时必须听取工会的意见和建议;企业工会对本企业的生产、工资福利和劳保等问题有监督权、参与权和否决权;工会、共青团、全国农业社联合社代表有关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在议会拥有自己的代表。匈党党章规定,党政领导人不许搞特殊化,不许突出个人。从1985年开始,政府和议会的选举实行差额选举,每个职位至少要提两个候选人。 
第四,加强法制。1956年十月事件后,卡达尔立即解散了独立于司法机关之外的国家保安队,改组了公安、检察和司法部门。接着又修改宪法,并制定了土地法、议会法、农业生产合作社法、法院工作法、国民经济法、刑法、国防法、外贸法、国营企业法等等,使各个领域都有法可循,公民的各种权利也得到法律保证。 
4.成绩和问题 
匈牙利的改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据统计,1978年的国民收入,比1966年增长80%,年均增长6%;工业生产增长86%,年均增长6 4%;农业生产增长36%,年均增长3 1%。从1966年到1975年,职工平均收入增长99%,农民平均收入增长119%。 
但从70年代中期开始,匈牙利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出现不少问题。主要原因是自然资源贫乏,国内市场狭小,工业基础薄弱,对外依赖性很大,经济适应能力差,新产品少,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外贸逆差和外债不断增大等等。所以,匈牙利经济的发展水平仍然不高,与资本主义邻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政治体制方面,也存在党内民主不健全、人民参政不充分等问题。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对国内的影响很大,西欧社会民主党对党内的影响严重,这些都对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四、波兰的曲折发展 


1939年,波兰为希特勒德国所侵占,其东部领土(即现在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则被并入苏联。波兰共产党在1938年被共产国际解散,1942年5月新建的波兰工人党,在国内坚持反对法西斯德国的游击战争。后来,主要依靠苏联军队的帮助,波兰得到了解放。1945年6月,波兰民族统一临时政府正式成立。这是一个联合政府,参加者有工人党、社会民主党、农民党以及在伦敦流亡的资产阶级政府的代表等等。当时,由社会民主党人莫拉夫斯基任总理,工人党的哥穆尔卡则任副总理。1947年普选后,资产阶级代表被赶出政府,工人党和社会民主党人在政府中占了支配地位。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改名为统一工人党,由贝鲁特任第一书记。 

1.四个发展阶段 
波兰的社会主义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照搬苏联模式阶段(1948—1956)。二战结束以后,德国的一部分领土(约10万平方公里)划给了波兰,但波兰东部(约17 7万平方公里)仍然为苏联占领。由于领土疆界的东移,波兰公民被迫大量西迁。当时,波兰工人党的第一书记是哥穆尔卡,他提出一条波兰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他在1948年被迫下台,由贝鲁特出任第一书记。贝鲁特上台后,照搬苏联模式,允许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原籍波兰)担任波兰国防部长,并控制波兰军队,同时又片面发展重工业。1950—1955年的六年计划,45%的投资被用于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则不受重视,致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在对外关系方面,波兰也屈从于苏联,双边贸易很不平等。波兰卖给苏联的煤,比国际市场价格低90%,而苏联卖给波兰的铁矿石,却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出很多。这一切,都引起波兰人民的不满。苏共 二十 大对个人迷信的批判,以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揭露,激起波兰人民强烈的民族情绪,于是爆发了1956年6月的“波兹南事件”和“十月事件”。随后,哥穆尔卡复出,担任波党中央第一书记。 
第二,第一次经济改革阶段(1957—1970)。哥穆尔卡复出以后,主张进行改革。他在当年10月的波党八中全会上说:“社会主义的形式也可以是不同的。它可以是苏联所产生的那种形式,它还可以有别的不同形式。”他提出,波兰应建立工人委员会,让它直接参加经济管理。1958年,波兰议会通过工人自治法,规定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工人自治会议,它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其他事务。参加工人自治会议主席团的,有党委书记(任主席)、工会主席、团委书记以及3—7名工人代表。在农村,波兰解散了一部分不合格的合作社,重申合作化运动的自愿原则。在经济建设方面,波兰暂时取消重工业的优先地位,加紧发展农业,并减少中央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扩大企业的自主权。1960年以后,波兰又撤销中央各主管部,把权力下放给州管理局,并设立联合公司,使它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核算单位。 
上述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波兰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未从根本上解决中央控制过多的问题,其成效是有限的。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在增长。加上哥穆尔卡在60年代末又屈从于苏联的压力,在国内搞“反修斗争”,把党内革新派赶下台,并封闭《新文化》和《文化周刊》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刊物,从而使他的威信大幅度下降。1970年12月,波兰政府决定提高物价,结果触发了大规模的罢工和骚乱,示威群众高呼“要自由!要面包!”“打倒哥穆尔卡!”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哥穆尔卡不得不宣布辞职,由爱·盖莱克出任波党中央第一书记。 
第三,第二次经济改革阶段(1971—1980)。盖莱克上台后,实行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的“三高”政策,这一政策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70—1975年,波兰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 38%,人均收入达 3 000 美元,群众对此比较满意。但是,由于借用外债和引进外国技术过多,导致波兰的外债激增,外债从1970年的8亿美元上升到1980年的234亿美元。加上工人工资的大幅度增加,不但加重了政府的负担,而且加剧了市场供应的紧张。于是,盖莱克政府企图用提高物价的办法来解决矛盾,结果导致群众的强烈反对。1980年,波兰出现规模空前的“团结工会事件”。同年9月,盖莱克下台,斯·卡尼亚出任波党中央第一书记。不久,卡尼亚又为沃·雅鲁泽尔斯基所取代。 
第四,第三次经济改革阶段(1981年以后)。雅鲁泽尔斯基出任波党中央第一书记后,在实行军事管制的同时,主张通过“协商和社会主义革新路线”来解决危机,并决定改变领导体制,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加强企业自治和工人自治等等。这些改革虽然遭到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和其他反政府力量的攻击和指责,但却取得一定的成效。从1983年开始,波兰经济出现转机,同上年相比,当年的国民收入增长5%,工业总产值增长36%。与此同时,政治形势也趋于缓和。同年7月,波兰政府宣布取消军事管制。1984年,波兰农业继续丰收,外贸增长,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1986年6月,波党召开十大,决定进一步推进改革。同时,雅鲁泽尔斯基强调:“工会运动不应该,也不是行政机构的延续,也不是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集团。新工会必须是独立的,完全自治的。” 
但是,波兰经济仍然存在严重困难。其中之一是外债过多,失去控制。波兰的外债,从1980年的234亿美元进一步上升到1986年的312亿美元。 

2.三个特殊问题 
波兰是东欧国家中动乱最多、政治斗争最为复杂的国家,它存在三个非常特殊的问题。 
第一,教会势力强大,在社会上的威信很高。波兰的天主教,社会影响极大,90%以上的波兰居民信奉天主教,教堂遍及全国各地,神职人员很多,很多军人和波党党员甚至也是天主教徒。波兰在历史上多次遭到外族入侵,教会曾号召人民为波兰的独立而进行斗争,故而教会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群众相信教会甚至超过相信波党。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教会在意识形态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它虽然不直接参加对抗,但积极介入政治斗争。它经常批评政府,但政权稳定时又同政府合作。所以,波兰党和政府需要慎重地对待教会,考虑教会对政局变化的巨大影响。 
第二,民族感情强烈,对俄罗斯存有极大戒心。在历史上,波兰曾三次被邻国瓜分,沙皇俄国每一次都是侵略者。从18世纪以来,波兰受沙皇俄国的统治达150年之久。所以,波兰人民的反俄情绪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波兰人民珍视国家的独立,民族荣誉感特别强,他们情愿为国家独立而光荣牺牲,却不愿受奴役而偷生人间。二战以后,波兰人民既感谢苏联帮助他们打败德国法西斯,又不满于苏联占去东部的大片领土,以及苏联对波兰的控制。他们往往把苏联的大国主义看成是过去沙皇俄国侵略政策的继续。所以,波兰党和政府需要考虑人民的民族情绪,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如果屈服于苏联的压力,就会激起人民的愤怒。 
第三,人民群众富有反抗精神,经常爆发反政府的动乱。从1948年以来,波党未能充分考虑国情,坚持正确的方针政策,常常因为政策失误而引起群众不满。波兰人民富有反抗精神,不愿忍辱负重,更不愿苟且偷生,如有不满情绪,必将爆发出来。人们看到,几十年来波兰曾经发生许多次群众性的反政府骚乱,几乎是“五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最严重的骚乱,例如有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和“十月事件”,1968年的“三月事件”,1970年的“十二月风暴”,1976年的“六月事件”和1980年的“团结工会事件”。这些重大事件,虽然各有各的特点,但起因都是波兰党和政府的政策失误,结果也都是降低了波兰党和政府的威信,损害了波兰的社会主义事业。所以,正确总结教训,加强党的建设,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避免发生群众性的骚乱,始终是波兰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还必须看到,波兰地理上靠近西欧,西方资本主义对波兰的影响很大,波兰国内的亲西方情绪也很强烈。西方国家始终把波兰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突破口,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收买或鼓励波兰国内的反政府势力,力图颠覆波兰的社会主义。这一点,也许是波兰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障碍之一。 
五、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与“布拉格之春”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主要由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地区组成。在二战初期,该国就被希特勒德国武装占领。当时,捷克和摩拉维亚地区被强制并入德国,斯洛伐克则成立傀儡的“独立国”。在国家沦亡和民族分裂的情况下,捷克共产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抗击法西斯德国。后来,游击队配合苏联军队,解放了全国。1945年4月,捷克斯洛伐克建立民族阵线联合政府。次年5月,通过国民议会的选举,以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新联合政府正式成立。1948年,联合政府排除了反动分子,捷共在其中占据绝对领导地位。同年,社会民主党并入捷共。 

1.曲折前进 
二战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不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水平较高,而且具有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传统。根据这样的国情,该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本来应该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捷共也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一开始就照搬苏联模式,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而且也和苏联一样,片面发展重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1949—1953)期间,捷共强调要“最大限度地增长重工业”、“压缩消费”和“增加积累”,结果使原有的经济结构遭到破坏,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外贸由顺差转为逆差,人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1953年实行的币制改革,又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曾发生“比尔森骚乱”。 
1956年6月,捷共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国家计划管理体制的改进问题。1958年2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实行管理、计划和财政新体制》和《提高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经济效益的原则》的决议。这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次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思想是:扩大企业和生产经济单位的自主权,缩小中央集中计划和分配的范围,减少工业管理的层次,由部——管理局——企业三级管理体制,改为部——生产经济单位两级管理体制。当时,曾将全国 1417 个工业企业改组为383个“生产经济单位”,部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同时,实行物质鼓励制度,在企业内部设立奖励基金。总的说,这次改革的原则是正确的,但它未能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这次改革也未认真推行。 
1960—1968年间,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第二次经济改革。这次改革,要求迈出更大的步伐。此时,捷共内部的派别斗争异常尖锐。一派是以安·诺沃提尼为首的保守派,他们主张紧跟苏联,照搬苏联模式。另一派是以亚·杜布切克为首的革新派,他们要求奉行独立自主的路线,主张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指责诺沃提尼“机械地接受和推广不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和传统的政策”。当时,两派的斗争愈演愈烈。 
1962年,改革派经济学家奥塔·希克写了一本批判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著作,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使人们的改革要求更加强烈。1963年底,捷成立一个经济改革委员会,让奥塔·希克负责制订经济改革方案。1965年1月,捷共公布《关于改进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的原则》。1966年4月,又通过《关于加速实施新管理体制的原则》,要求实行党政分开,简政放权,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企业实行自治。 
这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1966—1968年间,捷克斯洛伐克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7 2%,而1961—1965年间年平均才增长2%;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6 7%,而1961—1965年间年平均才增长5 2%。但是,改革也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是市场供求不平衡,部分企业抬高物价,牟取暴利,某些企业亏损倒闭,造成失业。于是,保守势力要求停止改革。到1967年,捷经济遇到更大困难,财政赤字达6亿多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派要求实行进一步的改革,并要求诺沃提尼下台,党内两派的斗争更加尖锐起来。与此同时,苏联开始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强大压力。 

2.“布拉格之春” 
1968年1月,改革派在捷共中央全会上取得优势,他们不顾苏联施加的压力,决定解除诺沃提尼捷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由杜布切克接任。诺沃提尼暗中指使国防部长扬科上将等人搞军事政变,企图逮捕杜布切克等人,结果遭到失败。于是,改革派进一步解除诺沃提尼的总统职务,并把他开除出党。新的捷共中央清除了保守分子,大量提拔主张改革的新人,让切尔尼克担任政府总理,同时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十分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 
1968年3—4月,捷共中央举行全会,作出三项决议:一是提名斯沃博达为总统;二是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三是通过捷共《行动纲领》,强调要走捷克斯洛伐克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捷共《行动纲领》的主要内容包括:实行党政分开,把经济管理部门与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使每个企业都有权脱离或加入某个联合企业,也可以独创新的企业,享有独立的经营管理权;发扬民主,实行民主管理,成立工人委员会,规定企业经理由工人委员会任命;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这实际上就是捷共新领导的施政纲领。这个新的施政纲领,得到国内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当时掀起的改革浪潮,被人们称为“布拉格之春”。 
但是,捷苏关系却越来越紧张起来。1968年6月,捷作家瓦楚利克等77人发表一个“两千字声明”,表示对现状的不满,强烈要求迅速实现自由化和民主化。这一声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苏联要求捷共中央出面谴责这个声明,同时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会议,对捷共施加强大压力。8月20日,苏联不顾捷苏两党在双边会谈中刚刚达成的协议,悍然率领“华沙条约”的五国军队,从东、北、南三个方向越过边界,一夜之间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国。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等捷共领导人全部被捕,押往苏联。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苏军侵捷事件”。由于苏联的武力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中途夭折了。 
这次改革的夭折,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从1971年到1980年,捷国民收入持续下降,生产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改善。因此,1969年4月出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古·胡萨克主张继续进行改革。他强调,过去诺沃提尼推行的是一条“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导致1962—1964年的经济停滞;后来杜布切克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导致1968—1969年的危机,这两条路线都不对。于是,从1980年起,捷克斯洛伐克进入第三次改革时期。当年1月30日,捷政府公布《关于1980年以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的一整套措施》,强调在坚持中央集中领导的基础上,适当扩大生产经营单位的自主权,加强企业经济核算,提高企业的利润提成,完善计划工作等等。但是,这次改革的成效甚微,经济效益不断下降。有材料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劳动生产率,1971—1975年间年平均增长6%;1976—1980年间年平均增长4 1%;1981—1985年间年平均增长只有2 2%。1986年3月,捷共召开十七大,胡萨克在政治报告中提出,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通过国民经济的集约化和加速科技进步等等措施,在今后15年内使国民收入增长2/3以上。但是,这个指标显然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幻想。  

第三篇曲折发展 
从5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8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逐步由高潮转入低潮,由凯歌行进转为曲折发展,走上艰难的调整和改革之路。在此期间,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进一步得到改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较量始终处在国际舞台的中心。然而,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断遇到困难,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不断出现曲折,社会主义的改革也进行得异常艰苦。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由低潮跌入谷底。 
综观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可以看到一条贯彻始终的主线,得出一个无可争辩的结论,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原有的体制不能固定不变,必须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进行改革,而改革又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如果不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就不能继续向前发展。同样,如果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革就会迷失方向,走向社会主义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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