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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发展历程(3)

 



 
第一章  
风暴席卷全球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强加给人类的空前灾难,战争加剧了人民的苦难,人民为了寻求出路,奋起革命。俄国作为帝国主义体系链条上的薄弱环节,革命首先在这里取得了突破,这就是震撼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十月武装起义后,最紧要的问题是保住革命的成果——苏维埃政权。而与此同时,欧洲和亚洲相继爆发了革命运动,这样俄国革命、欧洲革命和亚洲觉醒遥相呼应,互相影响,互相支持,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体系。
  一、俄国建立新秩序,收拾旧山河
 
布尔什维克党接管政权之时,正值天下大乱。当时,前线溃败,国家分裂,人民挨饿。整个国家群龙无首,全国出现了三个权力中心。一个权力中心是位于莫吉廖夫的俄国陆军指挥总部,它负责前线作战。另一个权力中心是位于首都彼得堡的临时政府,它是有头无身子,全靠苏维埃的支持,但它向各地派出了许多特派代表行使权力。再一个权力中心是苏维埃,它手握实权,但内部成分极其复杂,纷争不息,甘愿把权力交给临时政府,自己充当所谓的“监督者”。至于地方一级,有地方自治局、地方苏维埃。苏维埃里面还有农民苏维埃、士兵苏维埃、工人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又受各种党派的影响。总之,简直是政出多门,不是一般的混乱。布尔什维克党掌权以后,立即着手结束这种混乱局面,将国家从战乱、分裂和饥饿的灾难之中拯救出来。
 


·· 社会主义发展历程


第二篇 凯歌行进 ··

1.联合执政——与社会革命党左派结盟
 俄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必须解决好同农民的关系。在十月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农民在政治上的代表是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党与社会革命党的关系如何,对局势的发展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一起控制了苏维埃的多数,他们支持临时政府,后来又加入临时政府的联合内阁。然而,社会革命党内部的左翼力量比较接近布尔什维克党的主张。七月事变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遂在组织上与社会革命党分手,形成自己的独立组织。十月武装起义期间,左派社会革命党参加了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参与了起义的领导,它的成员也直接参加了推翻临时政府的战斗。十月革命胜利后,又有许多社会革命党成员转到左派队伍中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社会革命党领导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革命党中央决定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开除出党。于是在1917年11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自己的党章,并正式宣告左派社会革命党(国际主义分子)的成立。
 十月革命后,除工兵代表苏维埃外,农民代表苏维埃还是单独存在和独立进行活动的,其领导权主要掌握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手里。在1917年11月召开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上,选出了由108人(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81名)组成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他们加入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12月初,形成独立政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党正式达成协议,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入人民委员会,分别担任农业、邮电、司法、城乡自治机构、内务、宫殿事务的人民委员。在新成立的“契卡”中,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分别推荐人选担任正副主席。
 当然,列宁主张同其他苏维埃政党“分掌政权”,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其他政党必须服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列宁说:我们坚持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即由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掌握政权的原则;我们过去同意,并且现在仍旧同意同苏维埃中的少数分掌政权,但这个少数必须诚恳忠实地服从多数,并执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体批准的、采取渐进步骤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
 正是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苏维埃政权初期一度实现了以布尔什维克党为领导的多党联合执政。这种多党联合,从当时的国家权力机构和政府机构的组成情况便可看出。
 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1917年10月25日(俄历)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共有代表649人,其中布尔什维克党390人,社会革命党160人,孟什维克72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4人。但孟什维克党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大会。对此,列宁曾说:这不能怪我们。我们曾经建议同他们分掌政权,可是他们却要等与克伦斯基的这场斗争有了结果再说。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它起初由101人组成,其中布尔什维克党62人,左派社会革命党29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6人,乌克兰社会主义党3人,社会革命最高纲领派1人。全俄中央执委会选出的主席团由10人组成,其中布尔什维克党6人,左派社会革命党4人。不久,全俄中央执委会的成员增至326人,其中布尔什维克党182人,左派社会革命党111人,乌克兰社会主义党21人,社会革命党2人,孟什维克党1人,无政府主义者1人,人民社会党1人,波兰社会党左派1人,无党派人士6人。全俄中央执委会在稍后一些时候成了多党联合的机构。
 苏维埃政权的政府机构,是人民委员会。开始,由于其他政党拒绝参加政府机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人民委员会,15名成员全是布尔什维克党。到1917年11月中下旬,便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入人民委员会,担任农业、司法、邮电等人民委员的职务。由此可见,人民委员会后来是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两党的联合机构。
 人民委员会的许多职能部门都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工作。例如,到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的20名委员中占7个席位,还有1人担任委员会副主席。
 布尔什维克党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合执政,在当时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这种联合壮大了革命力量,巩固了苏维埃政权。特别是,这种联合使苏维埃政权迅速取得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和拥护,巩固了工农联盟。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17年11月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共有正式代表790人,其中右派社会革命党303人,左派社会革命党350人,布尔什维克党只有91人。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支持布尔什维克党,这次大会才战胜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激烈反抗,接受了布尔什维克党对于立宪会议的立场,并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农民书》。又如,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在地方、在农村的力量比较小。据48个省的310个县的调查,到1918年3月14日,布尔什维克党在126个县苏维埃(占40%)中没有稳定的多数。而在1918年夏,布尔什维克党仅在苏维埃俄国欧洲地区的30个省里,约有400个农村支部。因此,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也使苏维埃政权在广大农村地区得以建立和巩固。
 尽管两党在联合执政时对某些问题仍有分歧和斗争,但两党的合作是主要的,而且合作得相当好。
 
2.不得不“单干”——从多党制转向一党制
 左派社会革命党同布尔什维克党的合作,为期不长。从1918年2月下旬开始,两党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和实行粮食专卖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
 十月武装起义的第二天(俄历十月二十六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向各交战国发出呼吁:停止世界战争,就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进行谈判,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英、法、美等协约国拒绝苏维埃政府的和谈建议,德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同意和苏维埃俄国进行和约谈判,单独媾和。
 苏维埃俄国面临严重的抉择:要么接受带有侮辱性条件的和约,要么继续同以德国为首的中欧强国进行战争。数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已使整个俄国民穷财尽,疲惫不堪,农村大片土地荒芜,前线士兵士气低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如果继续战争,无异于葬送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此时,一些被打倒的反动人物俨然把自己装扮成“伟大的爱国者”,指责布尔什维克党接受和约条件是出卖民族利益。更为严重的是,围绕着要不要缔结单独的对德和约问题,布尔什维克党内也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
 1918年2月23日,德国发出最后通牒,限定48小时内必须接受全部条款,才能恢复和约谈判。当天,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接受德方提出的新的媾和条件问题。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央全会,会上争论激烈,最后全会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列宁的提案,接受德方提出的全部条款,立即缔结和约。2月24日凌晨3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对德和约问题。会议以116票赞成,85票反对,26票弃权,通过了同意签订和约的决议。3月3日,和约在布列斯特正式签署生效。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坚决反对签订对德和约,认为条件太屈辱,签订和约是“右倾”、“投降”,甚至提出要撤消列宁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918年3月的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他们仍留在苏维埃内,同时表示除和约问题之外依旧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的工作。
 从1918年5月开始,苏维埃政权为解决饥荒问题而颁布粮食专卖法,实行余粮征集制。对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表示激烈反对,主张废除粮食垄断,恢复贸易自由,解散征粮队。当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们同布尔什维克党的关系更加紧张起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没有退出全俄中央执委会,但已开始在各项重大问题上投票反对布尔什维克党。7月上旬,全俄苏维埃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会上激烈攻击布尔什维克党,号召对苏维埃政府投不信任票,但他们的动议遭到大会多数代表的否决。
 与此同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用炸弹炸死德国大使,在彼得格勒等城市发动叛乱,还逮捕了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结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遭到严厉的镇压,布尔什维克党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盟彻底破裂了。
 实际上,从1918年3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人民委员会之后,布尔什维克已作好一党执政的准备。列宁的思想也从原先的“分掌政权”发展为肯定“一党专政”。1918年5月,列宁指出:现在政权已经由一个政党,即无产阶级政党夺到手了、保持住了和巩固下来了,所以现在根本谈不上分掌政权了。也就在5月,布尔什维克党拒绝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要求重新掌握农业人民委员会的建议。1918年12月,列宁强调:现在看不出有同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妥协的任何实际可能性,至于要布尔什维克党“放弃国家权力,即使是一点点,那也是根本谈不到的”。1919年7月,列宁在谈到有人责备布尔什维克党“一党专政”时断然地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阵地。
 但在当时,多党合作的局面并未立即结束,一党执政的体制也未最后形成。这是因为,左派社会革命党内发生了分化,参加七月叛乱的只是该党的右翼,其左翼并不赞成,七月事件后,立即就有200名代表返回苏维埃代表大会,并谴责该党中央的错误。后来,该党的右翼分子在1918年8月成立新的领导中心,宣布进入地下状态,或组织公开叛乱,或进行破坏暗杀,坚持与苏维埃政权为敌。最后,该党和其他党派一起,在革命政权的多次镇压下烟消云散。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左翼分子,则在七月事件后立即退党,单独成立新党。尽管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反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人曾期望布尔什维克党建立“民主联合政权”,但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布尔什维克党表示,决不离开一党执政的阵地。
 在此前后,苏维埃政权宣布取缔并镇压一切反苏维埃党派。1922年,俄共十一大决议谈道: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胜利,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布尔什维克党“应当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集团的组织自由”,而“俄国共产党是国内惟一的政党”。同年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又强调: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彻底消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这些政治力量”。
 最后,苏维埃俄国形成了完全的一党执政、一党独存的体制。

  3.生死搏斗——为了捍卫新政权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苏维埃俄国退出了战争。这使协约国深感惊恐。出于对苏维埃政权的敌视,英、法、美、日等国在1918年3—4月间派遣小规模的干涉军,先后在俄国北部的摩尔曼斯克、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登陆,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挑衅。与此同时,在高加索、顿河一带,都有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白卫军的武装叛乱。外国干涉军、白卫军和隐藏在苏维埃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互相策应,进行叛乱、阴谋和破坏活动。国内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协约国的第一次干涉。
 1918年夏,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获得的和平喘息时期告终,苏维埃国家被迫进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战争。
 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苏维埃政权决定以东方战线为重点。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踊跃参加红军,开赴前线。在7—8月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东方战线就编成5个集团军和一支伏尔加河舰队。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经过夏季的激战,红军挡住了敌人的攻势。秋季,红军转入反攻。10月初,红军先后解放了喀山、辛比尔斯克、萨马拉。东方战线的红军肃清了伏尔加河地区的白卫军,把敌人一直赶到乌拉尔。
 在南方战线(顿河、伏尔加河下游、北高加索等地区),夏秋两季,红军击退了克拉斯诺夫将军的顿河哥萨克白军和邓尼金将军的多次进犯,粉碎了南方与东方两股白军会合的企图。1月份开始转入反攻,先后解放了哈尔科夫、基辅、顿河和第聂伯河的大部分地区。
 从1918年底至1919年初,红军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协约国的第二次干涉。
 1919年春,在帝国主义的策划下,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国内外反革命联合的武装进攻开始了。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纠集一些仆从国,组成新的干涉军,连同国内的几股白卫军,共集结了约130多万兵力,向苏维埃政权发动新的联合进攻。
 旧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控制着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大片土地,拥有25万兵力,还有近20万外国干涉军保护着高尔察克的后方。3月4日,高尔察克军队从北乌拉尔森林至南伏尔加河东岸大草原,在长达2 000公里的战线上向西推进。1919年秋冬两季,高尔察克的军事力量被彻底消灭了。
 1919年5月,正当东方战线形势十分严峻的时刻,尤登尼奇的白卫军发动了向彼得格勒的进攻。彼得格勒工人、红军第七集团军和波罗的海海军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奋起保卫革命的摇篮彼得格勒。至6月底,终于击退了白卫军对彼得格勒的进犯。
 7月,协约国在南方指使邓尼金将军向苏维埃政权发动第二次进攻。7月初,邓尼金占领了顿巴斯和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进攻的目标直指莫斯科。成千上万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响应党的召唤,开赴南方战线。红军奋力遏止邓尼金的攻势。10月中旬,经过几天激战,终于歼灭了邓尼金的精锐部队,解放了奥廖尔和沃罗涅日。1920年1月,解放了察里津、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1920年春,最终击退了邓尼金的叛乱。
 1919年9月底,尤登尼奇白卫军在英国坦克的掩护下,对彼得格勒发动第二次进犯。彼得格勒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工人紧急动员起来,于11月粉碎了尤登尼奇的白卫军部队。
 1919年是红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到该年年末,红军总数已达400多万人。这一年,红军从敌军手里解放了乌拉尔、西伯利亚、乌克兰、北高加索和中亚细亚,击退了国内外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联合进攻,巩固了苏维埃政权的地位,也赢得了1920年初出现的新的和平喘息时机。
 协约国的第三次干涉。
 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时候起,波兰就在领土问题上对苏维埃俄国持敌对态度。1920年4月25日,波军在毕尔苏茨基指挥下侵入乌克兰境内。5月6日,攻陷基辅。6月,弗兰格尔也在南方发动攻势。南乌克兰、顿河、顿巴斯、库班河一带受到威胁。
 红军组织全面反击,迅速向西推进。6月12日,基辅重获解放,波军仓皇退却。7月底,红军进入波兰境内。8月中旬,红军已抵达华沙城郊,但由于进军过快、战线过长而处于不利地位。8月16日,波军发动反攻,使战局逆转,红军一下子后撤400多公里。由于双方都十分疲惫,遂于10月12日在里加签订了停战和预备和约,波兰占领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
 人们不禁要问,刚刚接管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能量,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保住新政权。其实,苏维埃政权存活下来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布尔什维克党权力集中,组织严密,步调一致,这为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建设新国家的工具。不管当初的情况如何,列宁从1903年以来一手发展和维护的布尔什维克党,毕竟拥有自己的特色和力量。在当时那种政党纷争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能够赢得政治上的多数,就说明它拥有自己的优势。在此后的岁月里,世界各地凡是在发动和组织群众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革命政权,几乎都有布尔什维克党的这种影子。
 二是布尔什维克党是当时各派政党中惟一有心劲有干劲维护俄国利益和国家统一的革命政党。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党有这份心劲和干劲,许多本来持敌对立场的爱国军官,才愿意加入红军,并为其出力效命,否则决不可能在很短时间里建立起红军队伍。对于这些爱国军官而言,他们当时之所以选择红军,并不是因为他们赞成社会主义,他们的着眼点是要维护一个完整的俄罗斯,使其不至成为战败国而分崩离析。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就是因为战争失败而崩溃的。幸运的是,正因为有了布尔什维克党发动的革命,沙俄的领土才不至于步前两个帝国的后尘,总算保持住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的领土完整,而且长达74年之久。
 三是革命让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民是俄国社会的核心,也是革命政权新建立的军队主力。在紧要关头,俄罗斯农民看到,如果让地主富农回来掌权,渴望已久好不容易分得的土地必定不保,因此他们支持革命政权。农民不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但切身利益使他们选择了支持革命政权的立场。1918—1920年的俄国内战,因为有农民相助,布尔什维克党才取得决定性的优势。这又一次应验了中国那句古训:得民心者得天下。

4.“收拾旧山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建立


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后,政局陷入空前的混乱,国家体制走向崩溃。先是波兰、芬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宣布独立,尔后是乌克兰、南高加索等地各行其政。十月武装起义后,苏维埃政权以铁的手腕,经过生死搏斗,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并把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联合起来,组成苏联。这是俄国革命了不起的历史功绩。
 在十月武装起义之时,正在召开的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明确宣布,苏维埃政权保障俄国境内各民族拥有真正的自决权。11月2日(俄历),苏维埃政府发布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其中宣布,在俄国消灭民族压迫,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自由,直至实行民族自决。并指出,在沙皇专制时代,俄国各族人民不断地被唆使互相残杀,又遭受共同的民族奴役,现在这种时代结束了,俄国各族人民应当友好相处,实行各民族自愿和真诚联盟的政策。这个宣言宣布了苏维埃共和国民族政策的重要原则:第一,俄国各民族的平等和主权;第二,俄国各民族的自由自决,拥有直至分立和组织独立国家的权利;第三,废除任何民族和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第四,国内各少数民族与民族集团的自由发展。11月20日,人民委员会又通过《告俄国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其中宣布,穆斯林人民的信仰、风俗、民族和文化制度今后是自由的和不可侵犯的,苏维埃政权将全力保卫和维护俄国各族人民的权利。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根据列宁和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先后宣布承认波兰、芬兰、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国家(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独立。这些国家原先都是沙皇俄国的附属国。1917年12月31日,列宁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承认芬兰独立的决议。1918年8月,苏维埃政权废除了沙皇政府有关瓜分波兰的条约,承认波兰独立。但直至1920年苏俄与波兰的战争结束后,两国才签订和约。1920年,苏俄又分别同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缔结了和约。
 国内战争结束时,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存的,还有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5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俄罗斯联邦同其他共和国之间分别缔结了条约,形成了军事、经济上的同盟关系。此外,还帮助境内的少数民族组织自己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省。从1919年到1922年初,参加俄罗斯联邦的有巴什基尔、鞑靼、吉尔吉斯等19个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和自治省。
 天下初定,列宁和俄共中央立即着手,将所有的苏维埃共和国组成统一的联盟国家。
 鉴于俄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各民族人民又受到沙皇专制制度和大俄罗斯民族的奴役和蹂躏,所以民族隔阂和民族仇恨不是轻易能够消除的。列宁从一开始就提醒全党,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1919年3月的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某些共产党员出现一种情绪,他们不尊重各民族的独立权利,不愿在诸如领土归属等问题上向少数民族作丝毫让步。对此,列宁提出尖锐的批评说:刮一刮某个共产党员,你就会发现他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在我看来,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这种人在我们中间还很多,我们必须同他们作斗争。
 在列宁的坚持之下,所有少数民族共和国以平等的资格同俄联邦一起加入了新的联盟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是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革命之后建立起了新的秩序,消除了政局混乱和社会动荡,国家解体崩溃的局面被制止住了。在庞大的沙俄帝国内,要求独立的民族单独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而那些愿意留下来的民族,也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以列宁为首的俄共所起的核心纽带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否则,国家的分崩离析是不可避免的。
 1922年10—12月间,各加盟共和国普遍举行了省、县、乡级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群众大会,讨论了各共和国联合组成联盟的问题。在此期间,乌克兰、南高加索、白俄罗斯分别举行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工农群众大会,一致拥护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2月30日上午,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团一起开会,并在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条约上签字。当天晚上,全苏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共2215名,代表名额按各共和国的人口比例确定,俄罗斯联邦有1727名,乌兰克的代表有364名,南高加索联邦的代表有91名,白俄罗斯的代表有33名。列宁因病未出席大会,他被选为代表大会的名誉主席。斯大林在会上作了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报告。
 代表大会基本上批准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和条约,决定提交各加盟共和国审查。大会责成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听取所有加入联盟的共和国的最后意见后,即可批准宣言和条约,并立即生效,宣言和条约的最后全文则在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加以批准。宣言指出,只有统一的联盟国家才能保证对外安全和国内经济繁荣,保证各族人民的民族发展自由。它宣布联盟国家的组织原则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苏联各族人民的自愿、平等和兄弟般的合作。无论是现已存在的,还是将来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随时都可以加入苏联。条约规定了共和国加入联盟的手续,并宣布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
 1923年7月,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苏联宪法草案,决定批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根本法(宪法),并立即生效。会议批准了第一届联盟政府——以列宁为首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并开始工作。7月13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发布《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告各国人民和世界各国政府书》,向世界各国宣告了苏联的正式成立。1924年1月,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了第一部宪法,它用宪法形式正式确定,统一的联盟国家是苏维埃多民族国家的联邦结构的最高形式。
 这部宪法明文规定了已经取得的革命胜利的成果,确认了各族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无条件地承认各族人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同时确定了各平等民族联合的自愿原则,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现有的或将来成立的各苏维埃共和国可以随时加入联盟。这个曾经一度分崩离析的国家,经过革命洗礼之后,又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统一起来了。
 这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对国家和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至于69年以后苏联的解体,那是后人的事情。
 
二、资本主义心脏地带发生震荡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使得俄国发生了革命。但俄国毕竟处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和边缘位置。在俄国,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旧的封建制度已经腐朽,资产阶级力量并不强大,而且组织得非常差,再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特殊环境,它没有能力应付。所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只执政了8个月就垮台了。总之一句话,就是十月革命的对手比较弱。
 那么,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的情况又怎么样?所谓心脏地区,是同外围和边缘地带比较而言的。在这个地区,旧的封建制度已经消失,资本主义生产力相当发达,资产阶级力量强大,而且很有组织,国家机器运转得更加有效。总之,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牢固。
 尽管如此,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区也不得安宁,出现阵阵痉挛,革命运动此起彼伏。德国发生了十一月革命,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等都爆发了以“反对战争,支持苏俄”为口号的革命运动。虽然说,革命要在这些国家取得成功很不容易,因为双方力量对比悬殊,革命的对手十分强大,因此失败不可避免。但是,这些革命运动在客观上支持了俄国革命,因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得不为平息国内的革命而忙活一阵子。

  1.中途夭折——德国十一月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德国的社会矛盾迅速尖锐化。资本家大发战争横财,而劳动人民承担了战争的全部灾难,200万人死于前线,150万人成为残废,近100万人死于饥饿和瘟疫。战争使德国的经济濒于崩溃,工业生产下降了近一半,农业的收成也只有战前的1/2。工人的实际工资比战前降低了1/2,口粮供应减少了一半,广大劳动人民已经到了无以为生的境地。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工人阶级首先行动起来。1918年1月,正当德军统帅部迫使苏维埃俄国接受掠夺性的“和约”时,柏林爆发了有50万工人参加的政治罢工,表示向苏俄致敬,要求立即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推翻反动政府。一月大罢工,是十一月革命的前奏。革命的客观形势已经成熟。
 1918年9月—10月,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德国的政治、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由于面临彻底崩溃,德国的统治集团决定孤注一掷,幻想用庆祝军事胜利的欢呼声来掩盖工人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因此,在10月29日命令基尔港的舰队出海同英军作战,提出要么是“辉煌的胜利”,要么是“光荣的沉没”,企图迫使水兵为帝国主义战争作无谓的牺牲。基尔港的8万水兵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在11月3日举行了武装起义。起义水兵在工人群众的全力支持下,迅速占领了各个战略据点,控制了全城,并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工兵代表苏维埃。德国历史上有名的十一月革命开始了。11月3日—8日,除首都柏林外,全国各大城市,如汉堡、不来梅、莱比锡、慕尼黑、卢卑克、斯图加特、汉诺威等都先后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
 正当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派别林立,分歧严重。当时,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掌握在右翼头目艾伯特、谢得曼之手。11月7日,艾伯特背着左翼斯巴达克派写信给巴登亲王,提出妥协条件,主张保留德皇统治,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同时又向工人群众呼吁,要他们“忍耐一些”。11月8日,谢德曼在内阁中保证:“我党决不让德国受到布尔什维克的侵害”。
 可是,革命的洪流已经难以阻挡。11月9日,在斯巴达克派和中派的号召下,柏林的工人和士兵举行了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容克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立刻土崩瓦解,霍亨索伦王朝被推翻,德皇威廉二世逃往荷兰,帝国总理马克 斯·巴 登亲王被迫辞职,帝制被废除,德国宣布退出战争。卡尔·李卜克内西在皇宫的阳台上向游行的工人和士兵队伍发表演说,提出“一切权力归于工人士兵苏维埃”的纲领,并号召工人为争取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斗争。
 但是,左翼革命派并未真正掌握政权。艾伯特、谢德曼眼看革命已无法阻止,于是赶快炮制一份号召书,宣布“整个运动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来做总的领导”,要工人、士兵“注意保持治安和秩序”。他们决定用牺牲皇帝的办法来保存资产阶级的统治。在柏林起义胜利的当天,即在李卜克内西宣告成立共和国之后两个小时,他们立即和中派分子联合组成“人民全权代表苏维埃”政府,宣告“自由德意志共和国”成立,把左翼斯巴达克派排除于政府之外。
 11月10日,由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控制的柏林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用“苏维埃”的名义“批准”了这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产阶级政府。在“民主和自由”、“立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社会主义在前进”等漂亮词句的掩护下,这个政权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统治,旧的国家机器被全部保留下来;宣布保障私有制,拒绝实行土地改革,并用选举立宪会议的办法来维护资产阶级统治。
 艾伯特在上台的当天,就和德军参谋部签订了秘密协定,恢复旧军官的指挥权,解除起义工人的武装,并组织一支名为“志愿团”的反革命武装;对外则实行反对苏俄的反动政策,把苏俄大使驱逐出柏林,并拒绝接受苏俄工人支援德国工人的50车厢粮食。11月11日,艾伯特政府与协约国缔结了停战协定,并同协约国一起,共同反对苏俄和镇压德国革命。
 当时,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和士兵认为,既然战争已经结束,王朝已被推翻,共和国已经成立,普选权已经争得,这就是走向社会主义了。再加上这场革命运动实际上已由社会民主党右翼掌握了领导权,所以革命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从11月中旬开始,德国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斗争更加激烈。11月11日,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同盟,并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革命方针,要求解除反革命武装,武装无产阶级,向资本主义发起进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反革命派针锋相对,提出“国民议会决定一切”的口号,以此作为对革命派的回应。
 1918年12月中旬,反革命派在柏林越来越得势。全德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在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操纵下,通过了把全部立法和行政权交给艾伯特政府和召开立宪会议的决议。这就等于自动取消苏维埃。
 革命派忍无可忍,决定单独组成政党。1918年12月,斯巴达克同盟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建立德国共产党。第二天,德国共产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威廉·皮克主持大会,卡尔·李卜克内西作了关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危机的报告,罗莎·卢森堡作了党纲的报告。所通过的党纲明确指出:“必须以无产阶级革命暴力对付资产阶级反革命暴力”,从而“使社会主义成为事实和行动,把资本主义连根拔掉”;“革命的任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德国共产党的成立,对革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但却引起反革命派的惊恐。艾伯特政府决定趁革命力量还未巩固的时候,先发制人。
 1919年1月5日,柏林工人举行抗议示威。1月6日,柏林工人发动总罢工,有20万人参加。11日,艾伯特政府大开杀戒,宣布“总清算的时刻”已经到来,对起义工人进行残酷镇压。15日,革命派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杀害。列宁在获悉这一事件后,以极大的悲愤写道:简直找不到言语来形容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者所干的这种杀人勾当的卑鄙和无耻。
 艾伯特政府在镇压了一月起义后,洋洋自得,宣称“柏林秩序井然”!1919年1月19日,柏林开始“国民议会”的选举。2月,国民议会立宪会议在魏玛召开,通过了确保资产阶级利益的《魏玛宪法》,宣布成立资产阶级联邦共和国。右派社会民主党领袖艾伯特任总统,谢德曼任总理。德国革命结束了。
 资产阶级统治在经历一段革命运动的冲击之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如果把这次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结局加以对比的话,就会发现两国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差很大。二月革命后,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根本无法控制局势,无力把革命运动引向符合自己利益的轨道,它受英、法驱使,推行继续战争的政策,从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和阶级统治。而德国资产阶级对自己的根本利益却很有主见,11月9日首都爆发革命,三天后即11日,就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从而腾出手来,集中全力引导革命运动朝着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方向发展,甚至不惜采取血腥镇压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可以看出,在对付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德国资产阶级比俄国资产阶级组织得明显要好,力量也强大得多。

2.“不准干涉苏俄”——美、英、法、意等国的革命运动
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在资本主义阵地最为强大的西欧和美国也掀起了革命风暴。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并没有转变为夺取政权的斗争,而表现为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和反对战争、支持苏维埃俄国的运动。
 1919年1月,美国纽约码头工人举行罢工,揭开了战后初期美国工人运动的序幕。2月,西雅图发生总罢工。7、8月间,芝加哥、波士顿、费城和丹佛等地的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9月,由共产党人福斯特领导的钢铁工人大罢工,把战后初期美国工人运动推向了最高潮。这次罢工席卷了10个州的50个城市,并持续到1920年1月。
 1918—1920年,威尔逊政府也和其他帝国主义一样,参与了反苏武装干涉。但是,美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垄断资本家的斗争中,提出了“不准干涉苏俄”的口号,并于1919年夏成立了“苏俄之友同盟”和“技术援苏协会”,在各地开展反对武装干涉苏俄、声援苏俄人民革命斗争的活动。仅1919年,就爆发了由400多万工人参加的3 500多次罢工。工人运动的高涨,促进了共产党的成立。1919年8月13日,以约翰·里德(1887—1920年)为首的美国共产主义劳动党正式成立。1919年9月1日,以鲁登堡(1882—1927年)为首的美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21年12月,两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合并为统一的美国共产党。
 在英国,工人阶级把捍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的斗争同争取基本民主权利的斗争结合起来,并把“不准干涉苏维埃俄国!”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战斗口号。
 1919年9月,在曼彻斯特成立了“不准干涉苏俄全国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反对武装干涉苏俄、争取与苏俄建立友好关系的斗争。1919年,有250万人参加了罢工斗争。1920年5月,当波兰白军进犯苏俄时,伦敦码头工人拒绝给他们装运军火。8月,苏俄红军反击波兰白军,逼近华沙,英国外相寇松则向苏俄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企图强迫红军停止进攻,承认由他提出的波苏边界线(即寇松线)。当时,英国工人阶级发动了大规模的“不许干涉苏俄”运动,迫使寇松收回了最后通牒。列宁高度评价这次运动,称它为“英国整个政治上的一个伟大的变革”。工人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共产党的诞生。1920年7月底至8月初,英国共产党在伦敦召开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各个共产主义党派的155名代表,这标志着英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在法国,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工人阶级和士兵掀起了强大的反对战争和支持保卫苏维埃俄国的革命运动。1919年4月,驻在敖德萨的法国水兵举行起义。起义水兵拒绝向塞瓦斯托波尔的革命工人开火,并向革命工人表示友好。4月20日,从地中海开进黑海的法国舰队爆发起义。主力舰“法兰西”号和“约翰·巴维特”号升起了红旗,水兵们要求停止反对苏俄的战争,立即向法国返航。这一起义迫使法国统帅部从黑海和南俄调回了自己的干涉军。
 在法国国内,罢工浪潮蓬勃发展,1919年的罢工人数达到120万。罢工工人坚决反对装运进攻苏俄的武器弹药。但另一方面,为镇压工人运动,加强反苏武装干涉,代表银行资本、工业资本和农村资产阶级利益的各政党组成“国民联盟”,并于1920年1月建立了以前社会党人米勒兰为首的“国民联盟”政府。
 工人阶级不但没有停止斗争,反而掀起新的斗争高潮。1920年爆发的“五一”大罢工,把战后法国工人运动推向了高峰。参加罢工的人数超过100万,工人们拒绝装运反对苏俄的武器,使数以万计的枪支大炮不能运往波兰。法国工人阶级以自己的英勇斗争支援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20年12月,在图尔举行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以马赛·加香(1869—1958年)为首的革命派与右派和中派分子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右派和中派分子反对法国社会党加入共产国际,但表决结果,多数人赞成参加第三国际。这实际上就是法国共产党的成立。
 在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斗争从1919年起也逐步走向高潮。参加罢工的人数,1919年是150万,1920年增加到220万。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停止武装干涉苏俄,并拒绝生产和运输供给干涉军的武器。
 热那亚港的水兵和码头工人发动了武装起义,一度控制了该地区的政权。从1920年8月31日到9月26日,米兰和都灵的工人发动了夺取工厂的运动。意大利北部许多工厂都被工人所占领,由工人们直接组织工厂的生产和分配,并建立了武装的工人赤卫队来保卫工厂。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等广大农业地区,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与退伍军人共同开展了大规模的武装夺取土地的斗争。意大利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标志着意大利革命形势的日益成熟。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打击了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1921年1月,以葛兰西(1891—1937年)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退出社会党,举行大会宣布成立意大利共产党,并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使得革命在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取得了突破。而在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区,由于资产阶级的统治更为牢固,革命的对手更加强大,革命力量过于弱小,革命运动没有转变为夺取政权的斗争,而且最后被平息了下去。

  三、遥远的东方开始觉醒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重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苦难,加剧了它们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十月革命胜利后,革命浪潮席卷全世界,先是欧洲,然后是亚非拉。
 亚洲首先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参与这场风暴的国家之多,斗争之激烈,成果之显著,实为世界之冠。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在革命运动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朝鲜爆发了“三一”人民起义,印度发生了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土耳其发生了凯末尔革命,在伊朗、阿富汗、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也都发生了反对英、法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和人民起义。
 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主要在北非发生。埃及人民掀起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群众运动,代表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的华夫脱党提出了埃及独立、英军撤出埃及等主张。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和苏丹等国家,也都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斗争。
 在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没有发展到像亚洲诸国那样全国性的斗争规模,它主要表现为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拉丁美洲各国的代理人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比较突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严重地削弱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崩溃了,德国战败了,英法则在战争中受到削弱。这就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它的影响向四面八方扩展。当时,环视全球,不论何处,只要是有劳工的地方,都从俄国革命中汲取灵感和启示,奋起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即使远在中美洲的古巴烟草工人,尽管并不知道俄罗斯在天涯海角的哪一方,他们也采取了“苏维埃”的形式。也不论何地,只要是遭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地方,人民就采取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矛头都指向帝国主义。
 在当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之中,三个东方国家发生的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浪潮最为壮观,它们由于国情的不同而各自形成鲜明的特色。中国的先进分子提出“反帝反封建”、“走俄国人的路”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价值体系——毛泽东思想。印度展开“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出现了甘地主义。土耳其拿起武器为民族独立而战,出现了凯末尔主义。
 
1.“走俄国人的路”——中国革命孕育出毛泽东思想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开始疯狂地侵略和瓜分活动。在那些年月,中国年年挨打,月月受辱。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止,近80年的斗争先后都失败了。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正如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08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在1919年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产业工人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激化了,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国际帝国主义继续加紧侵略和瓜分中国。在1919年的帝国主义分赃会议——巴黎和会上,协约国英、法、美、意、日帝国主义操纵会议,拒绝了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即取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归还德帝国主义在山东侵占的权利,废除外国在华特权等等。相反,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让给日本。这说明国际帝国主义要继续宰割中国,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远东的侵略势力将急剧地膨胀起来。在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当有关巴黎和会帝国主义继续宰割中国的消息传来时,群情激愤,反帝反封建的怒火就像火山一样爆发起来。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3000多人为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革命口号,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全国各地的学生也纷纷响应。北洋军阀政府则勾结帝国主义,对爱国的学生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这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接着,工人阶级挺身而出,英勇地投入战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在工人阶级的带领下,全国20多个省,150多个城市的广大群众都积极参加斗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店员罢市的斗争在各地广泛开展,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反帝反封建的联合行动。这次规模巨大的革命运动,最终迫使北洋军阀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等三个亲日派卖国贼的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五四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即封建军阀势力,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为保卫民族独立和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的伟大力量。五四运动与同一时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相比,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在这次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革命从此进入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他说,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而这种结合的产物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五四运动前后,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都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在北京,李大钊于1918年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论文。上海、北京、长沙、天津、武汉、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都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站在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最前列。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对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及其改良主义主张进行了反击和批判。
 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条件逐渐成熟。在北京、上海、长沙、天津、武汉、广州、济南等地,以及在法国、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一个伟大事件。毛泽东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1514页。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价值体系——毛泽东思想。
 中国是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最大的国家,这里聚集着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中国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革命的命运如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死存亡,还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由于这些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解放带来了希望,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的道路,而且对整个被奴役的东方和全世界的革命运动,都将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2.“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印度出现甘地主义


 印度是英国女王王冠上的一颗璀璨的宝石。英国殖民当局出动6 000多名官员,依靠将近7万名来自欧洲的士兵,统治着3亿多印度人民。一方面,英国在印度征收捐税,摊派银两,使无数财富源源不断地流进英国人的腰包。另一方面,英国又把印度当做自己的商品销售和投资市场。这一切,都是为了宗主国的利益,相反却把印度当地搞得百业凋敝,人民贫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被拖入战争的深渊。由于战争的需要,英国减少了对印度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增加了军事订货。为了防止美、日等国商品占领印度市场,英国从1916年起在印度实行“保护关税”,极力为英国垄断资本保存市场。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印度民族资本的发展。印度的纺织、加工工业以及为战争服务的个别重工业,在大战期间得到了一些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随之加强。
 战争期间,英国把3 5亿英镑战费转嫁到印度劳动人民身上,把150万青壮年征调到前线(其中70万人阵亡),有500万吨粮食和369万吨各种装备、物资被运走。在1918—1919年间,印度死于贫困、饥荒和瘟疫的达1200多万人。印度广大劳动人民与英国殖民者及其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大战一结束,英国垄断资本潮涌般输入印度,使刚获得某些发展的印度民族工业受到摧残和打击。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同英国殖民者以及同封建势力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
 十月革命的胜利,推动了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1918年上半年,工农运动高涨起来。1918年2月,阿麦达巴德的工人发动罢工,斗争坚持一个月之久。12月,孟买纺织工人发动总罢工,有12 5万人参加,斗争持续一个多月,罢工工人高举红旗示威游行,提出“民族独立”,“打倒英帝国主义”等口号。在罢工斗争中,不少地方产生了工会组织。与此同时,农民也开展反对殖民官吏、拒绝缴纳租税的斗争。农民运动的中心在旁遮普。
 战后印度工农运动的迅猛开展,预示着大规模的民族运动即将来临。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即“国民大会党”)及其代表人物圣雄甘地手中。
 面对不断高涨的反英斗争,英国殖民统治者采取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一方面积极拉拢和收买印度上层分子,另一方面则残酷镇压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1918年7月,英国殖民当局抛出在印度“逐渐发展自治体制”,“在大英帝国范围内逐步实现印度的责任政府”的改革方案,以笼络和利用印度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实际上,英国殖民者不但不让印度实行“自治”,反而于1919年3月颁布了镇压人民群众的《罗拉特法》。该法令规定:殖民当局可随时宣布戒严;可不经起诉就逮捕、搜查和监视任何一个印度人,甚至可以不加审讯就判刑;警察有权解散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等等。《罗拉特法》的颁布,立即激起印度人民更大的愤怒,印度人民的反英怒潮迅速高涨起来。
 圣雄甘地决定运用他在南非的经验,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方式,来反对殖民当局的《罗拉特法》。为此,他成立了“萨蒂亚格拉哈同盟”(原意为坚持真理)。一方面,他号召印度人民在1919年4月6日举行全国总罢业和绝食斗争,对《罗拉特法》实行消极抵制;另一方面,他不允许人民群众以暴力手段来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但是,人民群众的斗争冲破了圣雄甘地的限制和约束,从3月30日起,他们在各地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罢市甚至武装暴动。
 反英运动在旁遮普省最为激烈。1919年4月13日,数千名群众在阿姆利则城的一个广场集会,英军则截住广场出口,用机枪向场内手无寸铁的集会群众扫射达十分钟之久。据英国殖民当局官方的统计数字,当时有379人死亡,1200人受伤。这就是英国殖民当局制造的“阿姆利则惨案”。这一事件激起人民群众更大的愤怒,使旁遮普的反英斗争进一步发展起来,到4月15日,反英斗争已从原来的30个城镇和地区扩大到50个城镇和地区。在一些中心地区和农村,还爆发了群众起义,起义群众破坏铁路和电讯设施,炸毁桥梁,袭击监狱和殖民军政机关。孟买、加尔各答等城市也相继爆发起义。
 在反英斗争不断高涨的形势下,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印度国大党,从1920年开始,在反英斗争的方式上实行了一次决定性的转变。它决定不接受殖民当局的所谓“改革方案”,决心领导蓬勃发展的群众性民族运动。同年9月举行的加尔各答特别会议,通过了圣雄甘地拟定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12月国大党举行的那格普尔年会,通过了“用和平和合法的手段来获得自主”的斗争纲领,以及关于组织工人和吸收工农及手工业者参加基层组织的专门决议。为了达到自主的目标,他们决定采取以下几种斗争方法:第一,所有印度人必须拒绝或放弃政府赠给的头衔和名誉职位;第二,如果第一条不发生效力则对立法机关、法院和学校实行普遍的抵制,并辅以“家家户户恢复手工纺织”,以抵制英货;第三,逐渐走上抗税阶段。与此同时,国大党进行了改组,设立中央工作委员会,广泛建立基层组织(1921年的党员人数扩大到200万),并派人到农村去宣传非暴力不合作纲领,以动员和组织农民运动。
 1920年举行的印度国大党那格普尔年会,标志着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国大党的斗争方式不再是脱离群众的“讨论”和“决议”,而转变为以一定的群众运动为基础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国大党已经越来越成为领导群众从事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自由的政党。但群众运动往往突破圣雄甘地非暴力主义的束缚。1921年,印度又一次掀起强大的罢工和武装起义的浪潮。
 总之,印度民族民主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以圣雄甘地为首的国大党手中。甘地发动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及所采取的某些措施,诸如手工纺织、抵制洋布、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相互团结等等,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它符合印度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要求,而且促进了人民群众的团结,使民族独立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3.“不独立,毋宁死”——土耳其诞生凯末尔主义


 土耳其地处欧、亚、非三洲的交通枢纽,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战略上极为重要。因此,从19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帝国主义激烈争夺的焦点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土耳其加入德奥帝国主义集团方面,实际上已沦为德国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因为这层关系,土耳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非常艰难曲折。
 战争给土耳其造成极为严重的灾难。到战争结束时,国债由战前的1 53亿金里拉增加到4 657亿金里拉。广大劳动人民承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战争中死亡了150万人,战费达5 81亿金里拉,整个经济损失达10亿金里拉,耕地面积和粮食收获量减少过半,耕畜从270万头减少到38万头,物价上涨了15—20倍。此外,广大劳动人民还要担负沉重的苛捐杂税。战争所引起的饥饿和瘟疫,使250万人死亡。土耳其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十月革命的胜利,对土耳其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前线和俄国战俘营归来的土耳其士兵,带回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1917年11月20日,苏俄政府在《告俄国和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中庄严宣布:沙皇所签订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所确认的关于强占君士坦丁堡的各项秘密条约,今天已被撕毁和取消;俄罗斯共和国反对强占他国的土地,君士坦丁堡必须归伊斯兰教徒所有;瓜分土耳其和向其勒索阿尔明尼亚的条约,已被撕毁和取消。这一文件,大大鼓舞了土耳其人民的反帝斗争。
 但在1918年10月30日,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又强迫战败的土耳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摩德洛斯停战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土耳其的两海峡地区要对各种船只完全开放,并由协约国占领;土耳其军队立即解散,军舰交给协约国;必要时协约国可以占领土耳其的一切军事要地。协定签订后,十多万协约国军队侵占了海峡地区等土耳其的绝大部分领土。1919年12月,英、法军队占领了安卡拉火车站。在协约国的指使下,希腊侵略军在1919年5月16日侵占了伊兹密尔,1920年7月又侵占了布尔萨和亚德里亚那堡。土耳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为了民族的生存,土耳其各阶层人民纷纷行动起来,开展反对外国占领者和本国封建主的斗争,为维护民族主权而战斗。工农群众毅然拿起武器,对侵略军首先打响了第一枪,开始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接着,游击战争席卷了安纳托利亚的广大农村地区。资产阶级、军官、官吏和伊斯兰教的代表人物也纷纷组织“护权协会”。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并逐渐走向联合。
 从1919年7月23日至8月6日,土耳其各界爱国人士聚集在埃尔祖鲁姆,举行东部各省护权协会的代表大会,选出了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军官凯末尔为首的“代表委员会”。代表委员会获得了在必要时成立临时政府的全权。实际上,这就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个临时政府。
 1919年9月4日至12日,土耳其各地的护权协会在锡瓦斯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包括反对协约国帝国主义,要求国家独立,不准外国干涉和维护民族主权等内容的纲领。凯末尔以代表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号召全国人民:“不独立,毋宁死!”“团结一致,进行自卫!”代表委员会宣布自己“代表祖国的整体”,其所在地安卡拉成了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
 凯末尔派的影响在日益扩大。1920年1月,在苏丹政府召开的土耳其议会上,凯末尔派议员占了多数,议会通过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瓜分土耳其的《国民公约》,其中宣布:我国能够循序前进,直至取得独立,并废除阻碍我国政治上、司法上和财政上发展的治外法权。帝国主义对此极为不安。
 1920年3月16日,英国海军陆战队在伊斯坦布尔登陆,并唆使土耳其苏丹解散议会,逮捕和流放议员,甚至勾结苏丹进攻安纳托利亚。与此同时,英军又指使希腊侵略军进犯安纳托利亚内地,妄图用武力消灭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凯末尔派于1920年4月在安卡拉召开了新的议会——大国民会议,成立了国民政府,凯末尔出任临时总统兼国民军总司令。以凯末尔为代表的商业资产阶级,为了本阶级的利益,领导了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苏丹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
 1920年8月10日,协约国与土耳其苏丹政府签订了瓜分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根据条约,原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丧失了4/5,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除伊斯坦布尔及其邻近的不大一块地区外,全部被列强分割;在西亚和北非的所有属国全部被英、法、意等国瓜分;英法军队占领了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并进驻当时的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英、法、意帝国主义还控制了土耳其的财政经济和关税。这样,土耳其的领土只剩下了亚洲安纳托利亚高原地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丧失了独立和自主,沦为英、法、意的半殖民地。这个条约的签订,加剧了土耳其人民与帝国主义及反动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激起了土耳其人民的反帝怒涛。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斗争进一步高涨起来。
 为了反对外国侵略军,争取民族生存,凯末尔组织了土耳其国民军,并出任国民军总司令。他认为,游击队在组织训练、军事纪律和技术方面,同外国侵略军的差距太大,因此,他主张建立一支正规军队。凯末尔号召参加过战争的土耳其退伍军人为祖国生存而战,并以他们为骨干,建立土耳其国民军。许多青年农民参加了国民军并成为其主要组成部分。在1921年1月第一次伊努诺战役和3月第二次伊努诺战役中,国民军取得了重大胜利。
 随着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大部分游击队参加了正规军,从而壮大了国民军。游击队协同国民军作战,国民军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甚至老人和妇女也帮助军队挖战壕、修工事。工人踊跃上前线打击侵略者,妇女背着孩子在前线参加运输弹药的工作。留在工厂的工人则忘我地劳动,为前线制造武器、弹药。侵略者遭到沉重的打击。
 土耳其人民的反帝民族革命得到了苏俄的同情和支持。1920年6月,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俄国宣布承认凯末尔政府。1921年3月16日,苏土签订了友好条约。苏维埃俄国在自己的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及时给予土耳其人民以一定的物质援助。土耳其人民的反帝斗争,还得到各个被压迫民族的支持。印度、埃及和北非人民都捐款支援土耳其,西亚的伊斯兰国家也声援土耳其,英国派往土耳其的印度籍士兵则调转枪口,向希腊侵略军开火。同时,凯末尔政府利用英、法、意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开展外交斗争。1921年10月,法、意退出战争,从而可以从意大利购买武器,并可以集中兵力来对付英国支持的希腊侵略军。
 在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在苏俄和其他国家的援助下,凯末尔政府在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1922年8月26日,土耳其国民军向希腊侵略军发动总反攻,一举击溃了希腊侵略军,总司令被俘投降。9月,土耳其军队赶走了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侵略军和全部外国占领军。接着,又开进伊斯坦布尔,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则乘英国军舰逃往马耳他岛。11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会议宣布废黜叛国投敌的苏丹。
 1922年11月,在洛桑召开了有土耳其国民政府参加的国际会议。1923年7月签订的洛桑条约,废除了色佛尔条约中一系列不平等条款,规定土耳其的本土归土耳其所有,东色雷斯归还土耳其,承认土耳其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赔款;关税自主,财政不受外国监督等等。虽然根据这个条约,土耳其仍然丧失许多领土,而且帝国已不存在,但这已是凯末尔政府所能达到的极限。客观地讲,原土耳其帝国境内的欧洲和北非属地毕竟相继获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不承认这个事实,还要恢复过去的版图是不切实际的。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凯末尔被选为第一任总统。此后,土耳其政府实行一系列民主改革,废除伊斯兰教主“哈里发”制度,实行政教分离,把奥斯曼皇族的一切成员驱逐出境,从而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六百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以资产阶级民法和刑法代替伊斯兰教法规;扩大世俗教育;给予妇女在选举、教育和就业方面以一定的平等权利等等。
 1923年,护权协会改称人民党,第二年又改称人民共和党。1931年,人民共和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纲,它完整地概括了凯末尔革命的思想体系——凯末尔主义。新党纲把凯末尔主义概括为六项原则,并用人民共和党的党 徽—— “六箭头”作为标志。这依次是:“共和主义”,即要求实现资产阶级共和政体;“民族主义”,即为保卫民族独立而斗争;“平民主义”,即表示国家权力属于全国人民;“国家主义”,即保护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世俗主义”,即政教分离;“改革主义”,即表示反对保守、坚持进步的改革。这六项原则,实际上是凯末尔革命的建国原则,也是1932年土耳其宪法的基本原则。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凯末尔革命推翻了君主政体,建立了共和制度,把土耳其从帝国主义侵占下拯救出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实行了一系列进步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等等。所有这些,在土耳其历史上和同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和突出的历史地位,其影响波及欧亚和北非。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3期刊载了蔡和森等人称赞凯末尔革命的文章,称凯末尔为“伟大而有胆识的将军”,表示要学习凯末尔革命的斗争精神,“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
 如果把以上三个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加以对比,就可以看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非常弱小,对外无力对抗帝国主义,对内无力对付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它没有能力领导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因此,这个任务就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这些目标后来都一一实现了。由于革命的彻底性,使新中国建国后的社会发展状况超过了印度和土耳其,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印度的资产阶级比中国的资产阶级要强。它虽然不主张用暴力手段反对英国统治,但它用不合作来抵制英国殖民当局,后来也终于取得胜利。然而,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国大党,对封建主义和土地问题的解决非常不彻底,甚至对极其丑陋的社会现象——几乎占全国人口近1/6的“贱民”阶层未作彻底革除。在一个号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竟然容忍这种奴隶社会的残余继续存在,这是国大党的政治“污点”。
 土耳其的资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团结一致,领导人民坚决反对协约国的侵略。虽然新建立的国家不能恢复原有帝国的疆土,但一个贫弱的民族能在大为缩小的领土上建立起新的国家,这也算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在伊斯兰国家中,凯末尔革命算是独一无二的。但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这可以说是革命留下的尾巴。
 总之,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中,那些以社会主义为向导为目标的革命运动都是彻底的,那些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革命运动都有不彻底的方面。但不管怎样,这些革命运动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体系,间接地支持了俄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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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探索建设道路 
 按照列宁的说法,俄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发起革命容易,进行建设困难。十月革命开始了在一个落后国家里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这是一次充满困难、风险和不可测因素的史无前例的探索。说实在的,列宁也是怀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情开始这个探索历程的。他说:
社会主义的改造必然要经过一段很长的路程,“当我们取得政权以便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了,但是,无论改造的形式或具体改造的发展速度,我们都不可能知道。
只有集体的经验,只有千百万人的经验,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指示。”《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5页。这是列宁当时的真实心情。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已经确立,但为此将采用什么方式和体制,这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
 
一、俄国革命的两个“没想到”

 采用什么方式和体制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对俄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基本估计有密切关系。对列宁及其战友而言,自发动十月武装起义、接管政权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出现了两个完全出乎预料的局面。
 


·· 社会主义发展历程


第二篇 凯歌行进 ··

1.第一个“没想到”——期待的欧洲革命没有大规模爆发

列宁期待的世界革命没有爆发,欧洲革命风暴大致在1920年底趋于平静。这是第一个“没想到”。
 列宁之所以期待世界革命的爆发,是因为他当初发动十月武装起义之时,就把这次起义当做欧洲革命的序幕看待的,他把俄国革命的胜利与欧洲发生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1918年3月,列宁对国际形势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在他看来,苏维埃政权不可能与帝国主义和睦相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在俄共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上表示,国际帝国主义拥有雄厚的资本,拥有非常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无论按其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其代表的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都是这样。在这方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把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为世界革命。摆在面前的这个任务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列宁说,现在我们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苏俄在进行空前困难的组织工作时,必将经受一系列痛苦的失败。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俄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俄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苏俄已经把全部事业掌握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手里,当这个党肩负起这个事业时,确信各国的革命正在成熟起来,不管这个党会遇到怎么样的困难,不管这个党会遭到多大的失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最终(不是马上)一定会来到,因为它正在到来。它一定会成熟,因为它正在成熟起来,而且会完全成熟。列宁强调,能把苏俄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欧洲的革命。
 对于社会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列宁的信心十足。1918年4月24日前后,列宁在致美国国际主义社会党人的信中表示:坚信社会主义革命终将在所有文明国家中获胜;当这种革命在美国爆发时,它将远远超过俄国革命。
 1918年7月29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阐述了对形势的基本看法。列宁说:我们的努力必然会导致世界革命;帝国主义政府发动的战争不可能靠帝国主义政府的力量来结束,这场战争只有靠全体无产阶级的努力才能结束;在苏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而其他国家还保留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迫切的任务就是保住这个政权,保住这个社会主义的火炬,继续使它尽可能迸发出更多的火花,促使社会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烧得更旺。列宁还说,目前的任务就是维护、捍卫和保住这个社会主义力量,这个社会主义火炬,这个对全世界有着强烈影响的社会主义策源地;当前,这个任务就是军事任务。
 1918年8月2日,列宁在霍登卡红军战士大会上发表讲话说,俄国革命给全世界指出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使资产阶级看到他们得势的时代就要结束。列宁还说,革命是不能按定单制造的,但是确有迹象表明,全世界正在酝酿着大事变。西欧革命的大火迸射火花和烈焰已经日益频繁,国际工人革命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
 1918年8月23日,列宁在综合博物馆群众大会上说:苏俄曾经期望德国发生革命,但当时革命还没有成熟,现在革命正在成熟,革命无疑在酝酿中,它必然会到来。不过只有傻瓜才会问西欧革命什么时候到来,革命是无法推算的,革命是无法预报的,它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它逐渐成熟,而且一定会爆发。列宁还说,必须把苏维埃政权保持到西欧革命开始的时候。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不仅仅是列宁持有这种观点,其他领导人也持有这种观点。党内的普遍看法是:苏维埃国家和帝国主义是无法和平共处的;俄国革命依赖于国际革命;国际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从上述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乃至整个布尔什维克党都将俄国革命的胜利同世界革命,尤其是欧洲革命联系起来。列宁当时的基本思想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完全有可能从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并有可能暂时避免帝国主义的联合围攻;但俄国革命仅仅是世界革命的第一把火,俄国革命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起一种“导火索”的作用,通过俄国革命点燃欧洲革命的熊熊烈火;没有其他欧洲国家革命的胜利,没有欧洲国家革命的支持,俄国革命不会坚持多久。这就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对俄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基本看法。正因为如此,列宁和其他领袖不能不怀着热切的期待心情关注欧洲国家的革命形势,欧洲国家每一次革命形势的到来都会使列宁及其战友们欢欣鼓舞,因为欧洲革命关系到俄国革命的成败。
 可是,俄国革命并没有成为欧洲革命的序幕和信号。到1920年底,欧洲革命形势逐渐趋于沉寂。
 
2.第二个“没想到”——苏维埃政权竟然百劫余生


 尽管欧洲没有爆发大规模的革命,尽管没有来自欧洲革命的支持和援助,可是出乎众人意料,苏维埃政权竟然百劫余生,存活了下来。这是第二个“没想到”。
 列宁期待的欧洲革命没有发生,但是苏维埃政权却保住了,其寿命甚至比1871年的巴黎公社还要长。对此,列宁感到非常欣慰。其实,新生政权的生命力颇为顽强。它熬过了危机和灾难不断的苦难岁月,诸如德国的占领、国内各地的分离活动、反革命活动、内战、外国势力的武装干涉以及大饥荒与经济崩溃。
 布尔什维克党接管政权后,灾难不断,险象环生,时刻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面对这种局面,它没有别的路好走,只好日复一日地对付那些难以预料的难题,解决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许许多多的事情,都需要立刻作出决断,根本没有功夫去考虑长远后果,去仔细斟酌这些决定会带来何种影响。眼前如果犹豫不决,恐怕连革命都将不保,更谈不上今后的长期后果。于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新生政权只好走一步算一步,来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直到新生的政权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磨难,从战争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才发现已经同列宁当初的想法越来越远。
 当初,列宁设想俄国革命将成为欧洲革命的序幕,在欧洲革命的支持和援助之下,俄国会克服自己经济技术上的落后,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可是欧洲革命没有爆发,苏维埃政权却存活了下来。于是,苏维埃俄国不得不在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农业国家里、不得不在没有欧洲先进国家支援的条件下,孤零零地摸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情况,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当初发动十月武装起义时完全没有料到的,是一种全新的同时也是非常严酷的现实。反正没有退路,只能继续往前走。
 当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在经济方面。
 1920年底,战争状态基本结束,但战争造成的创伤极其严重。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经济任务作为最主要的、最基本的任务提到面前来了;现在正处在转折时期,正处在从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的时期。列宁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任务要比军事任务复杂得多,困难得多,这是一项新的任务。列宁认为,经济战线上的战争更困难,更持久,要在这条战线上获胜,必须使更多的工人和农民变得主动、积极和真诚。
 列宁不厌其烦地强调,最困难的任务是在经济方面。他说,俄国革命只是利用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暂时故障,它本来一定会像火车碾碎独轮车那样把苏俄碾得粉碎,可是它抛了锚,原因是两个强盗集团发生了冲突。他说,革命运动在帝国主义国家大都还处在开始阶段,它的发展速度完全不像俄国那样,在欧洲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而在俄国开始要容易得多,但是要继续下去,却比在欧洲困难。列宁还说:“在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我们刚刚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5页。所以,采用什么方式和体制来建设社会主义,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二、“直接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
 
布尔什维克党接管政权后,最先试行的体制是“战时共产主义”。一方面,这是形势所迫,想不了那么多,先顾眼前的生存,渡过难关再说。另一方面,这也受到革命热情的鼓舞,把战时共产主义当做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有效办法。事实证明,战时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临时的应急办法,这是可行的,而要将它作为一种长期的政策,这是行不通的。
 
1.应急之举——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最初动因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发动了十月武装起义,而且成功地接管了政权。可是,政权一旦到手,就得承担全部的压力,开始接受艰巨的考验。当时,苏维埃政权立即面临两个大问题:一是帝国主义的包围;二是经济破产的严重威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开始的。列宁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又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不能没有理想,也不能不顾现实。在非常严峻的历史条件下,列宁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
 列宁的第一条方针是:打开帝国主义军事包围的缺口,争取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哪怕只是争取到“短暂的喘息”时间。这是巩固新政权的一个基本条件。
 在十月武装起义的第二天,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就通过《和平法令》,向各个交战国发出呼吁:停止战争,为缔结公正民主的和约进行谈判,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当时,英、法、美等协约国拒绝苏维埃政府的和谈建议,德国则出于自身利益,同意与苏俄进行谈判,单独缔结和约。
 可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在签订条约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以列宁为代表的一派主张立即签约;以布哈林为代表的一派反对签约,坚持进行战争,嚷嚷即使把新生政权赔进去也在所不惜;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一派提出不战不和的策略。
 由于列宁的坚持和耐心说服,党中央多数人接受了他的主张。1918年3月,苏俄同德国签订了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
 列宁不顾反对派的指责和攻击,不怕被戴上“扼杀革命”、“投降”、“德国走狗”等罪名,阐述他坚持签订和约的理由。
 第一,苏俄没有军队,没有打仗的物质条件,士兵和农民早就痛恨战争,渴望和平。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战争将导致失败,最后只会把新生政权也赔进去。列宁认为,贫苦农民能够支持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但他们不能在现在这种时候再去进行战争;如果忽略阶级力量的这种客观对比,将是一个无法挽救的错误。
 第二,必须为新生政权争取一段“喘息”的时机。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尚未立住阵脚。列宁强调,只要缔结和约,就能最大程度地摆脱两个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之间的敌视和战争,使得苏俄争取到行动自由,以便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苏维埃政权。事实证明,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苏维埃俄国争得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用来争取和组织群众,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为后来对付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列宁的第二条方针是:采取务实和谨慎的步骤,开始改造俄国社会。在争取到“喘息”时机以后,列宁立即开始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造工作,组织对俄国的管理,用新的方式去建立经济生活。
 列宁当时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第一,银行国有化;第二,土地国有化;第三,工人监督;第四,全民统计和分配;第五,用高薪争取资产阶级专家组织生产。这些措施都没有触及资产阶级所有制,更没有提出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可以说大部分措施是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革命措施。
 列宁非常务实和谨慎。他告诫全党说,在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我们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究竟还要经历多少阶段。所以,许多问题都需要探索。例如,对待旧专家的政策,起初列宁把他们划到资产阶级一边,当做打击对象,随后又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改变政策,把他们当做争取、团结和依靠的力量。列宁提出一个富有俄国特色的口号:在无产阶级国家里,苏维埃政权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来包耕土地,使这块土壤绝对不能再生长出任何资产阶级。这可以说是列宁务实精神的一个代表作。当时,如果沿着这一条路走下去,苏维埃俄国有可能走向后来的新经济政策的道路。
 然而,当时的处境极其险恶。正如俗语所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形势的变化,打断了列宁的这种探索。布列斯特和约仅仅为苏维埃政权争得三个月的“喘息”时机。1918年3月15日,协约国首脑和外长伦敦会议作出决定:不承认这个和约,并对俄国实行武装干涉。它们出于反革命的本性,反对苏俄退出战争。于是,它们从俄国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北方、南方三个方向,发动了武装干涉。于是,从1919年夏天起,苏维埃国家便不得不进行一场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生死搏斗。
 战争的严酷环境,大大改变了新政权的路线和政策。为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苏维埃政权的生存,除了建立战时体制以外,别无出路。于是,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许多特别措施。
 第一,实行余粮征集制。由于战争的破坏,粮食问题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日起就成为最紧迫的问题。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开始后,粮食问题更加尖锐。从1918年5月起,苏维埃政府加强了对粮食的集中控制。在1918年底、1919年初的全俄粮食会议上,列宁说,余粮征集制就是征集所有的余粮,建立强制性的国家垄断,目前不可能有其他办法。1919年1月,苏俄人民委员会颁布余粮征集制法令。余粮征集制有三个特点:一是强制性,当时曾派遣大批工人征粮队下乡征集粮食;二是阶级原则,规定富农多征,中农少征,贫农不征;三是国家下达的征集数额必须完成。
 实行余粮征集制后,国家的粮食征购量有较大幅度的上升。1917—1918年度征粮7340万普特(1普特合10 38公斤),1918—1919年度征粮10790万普特,1919—1920年度征粮21250万普特。结果,使红军得到应有的粮食,使城市居民得到最低限度的口粮。
 第二,实行广泛的工业国有化。除已经国有化的大企业外,又对中型和部分小企业实行了国有化。
 第三,工业实行集中计划管理。为动员全部工业为前线服务,对工业的管理实行集中制,管理和计划集中于最高经济委员会各个部门的总管理局。1920年时,这种总管理局有52个。
 第四,私人商业国有化,限制市场流通和私人贸易。虽然当时的法令只规定对经营国家垄断物品的私人商业实行国有化,但在执行中,一些地方几乎把所有私人商业都实行了国有化。
 第五,经济实物化。由于物资奇缺和物价飞涨,导致货币的急剧贬值,同时也导致经济关系的实物化。
 第六,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事化。这是为了保证前线的胜利,为了保证工厂的劳动力需要而实施的。
 当时,以上各种战时的应急政策很快发展成为一个体系,这就是著名的“战时共产主义体系”。
 
2.走错了房间——试图“直接过渡”
 战时共产主义是非常形势下的一种选择,是战争环境里不得不采取的应急举措。当初采取这些举措,只是为战争所迫,为形势所逼,只是想通过这些举措保住新政权。可是,历史发展充满偶然性和戏剧性变化,它往往超出早先预定的轨道。正如列宁所说,在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即本来想进入那一个房间,可是不知为什么,却不知不觉走进了这一个房间。看来,战时共产主义的举措也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
 

由于革命热情的高涨,当时不仅把战时共产主义当做是应急的举措,而且当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途径,认为通过这一途径可以“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他们认为,通过战时共产主义,很快就能剥夺剥削者,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取消商品货币,并把全国组织成为统一的生产——消费公社,对居民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并按照劳动时间进行分配,从而消灭阶级,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列宁起草的、俄共八大通过的党纲写道:在一个遭受帝国主义战争破坏的国家里,实行余粮征集制,禁止自由贸易,严格地计算和平均分配每一磅粮食,不仅是为了维持生存和战争,而且已经超越“一般革命”的任务,是共产主义的任务,是推进社会主义的“真正的主要的门径”。后来,列宁在回顾和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曾多次承认一度有过“直接过渡”的思想。他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和生产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176页。又说,那时认为革命的发展,可能是通过比较短的道路,也可能是通过漫长而艰苦的道路。“但是,在估计到可能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多半(我甚至不记得有什么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这种设想也许不是每次都公开讲出来,但始终是心照不宣的。我特意重新翻了过去写的东西,例如1918年3、4月间所写的关于我国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任务的文章,我确信当时我们真正有过这样的设想”。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220页。 当时,俄共(布)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有类似的思想,即不仅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当做应急的政策,而且把它当做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布哈林撰写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就很有代表性。书中主要表达了三个观点。
 第一,关于商品生产终止的观点。布哈林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被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商品生产以及政治经济学中所研究的所有基本问题,诸如价值、价格、利润等问题都将消失一空。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经济不是由市场和竞争的盲目力量来调节,而是由自觉实行的计划来调节。在他看来,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消灭商品生产体系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货币“自我否定”的过程。货币的“自我否定”,首先表现为所谓货币的贬值,其次表现为货币不再充当普遍等价物的角色,只是充当社会产品流动的计算手段。
 布哈林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起来的国家垄断战时经济,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过程,它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必定会消灭市场,废除货币,把整个经济变成一个“联合托拉斯”。国家垄断战时经济的模式同样决定着苏维埃政权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式。这就是说,如果把战时经济的特定组织看做是符合历史需要的形式,那么这种特定组织的特征都会变成客观规律的具体表现,留给社会主义做的事情,只是使得这些规律得到充分的发挥。
 布哈林的这一观点集中代表了当时流行的看法,即认为战时经济的特点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准则是等同的,一样的,可以通用的。
 第二,关于经济关系实物化的观点。布哈林把商品和货币关系单纯地解释为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并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经济关系必须“实物化”。布哈林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商品货币范畴将会发生变化,一旦市场的自发势力被自觉的社会调节所代替,商品就变成产品而失去自己的商品性质。他同时认为,价值规律是无政府状态的商品生产的平衡规律,在过渡时期,商品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消失,价值规律也将随之失去作用。布哈林得出结论说,过渡时期的基本趋势之一,就是冲破商品原有的属性。
 布哈林的上述实物经济、自然经济的思想,在1919年俄共(布)九大通过的党纲中也有反映,这个党纲把取消货币当做争取实现的目标,认为能以此来结束通货膨胀。
 第三,关于国家强制的观点。布哈林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当无产阶级的觉悟还没有提高之前,组织和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手段是国家采取强制办法。在布哈林的这本著作里,很少提到物质利益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作用,相反却着重论述强制的作用。他援引马克思有关暴力在人类历史上所起作用的论述,强调暴力可以加速也可以延缓经济的发展,强调在一种生产方式取代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特殊时期,暴力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这种“集中的暴力”也适用于人民内部,它是劳动人民实行自我组织和对自己实行强制纪律的因素。因此,必须分析强制的两个方面:对非无产阶级阶层的强制和对无产阶级自身以及同盟集团的强制。
 布哈林进一步解释说,无产阶级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它的不同阶层带着不同的影响。因此,必须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工具,把无产阶级最有觉悟的部分自愿接受的纪律强加于其他阶层。当然,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这种外部强制将会逐渐地消失。然而,在当时的确是这样做的,例如消灭了劳动市场,推行了义务劳动制和劳动军事化。
 列宁曾经称赞布哈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和《共产主义ABC》两本书,影响甚广。布哈林的上述三个观点,实际上就是当时颇为流行的“直接过渡”思想的系统阐述。随着战时共产主义逐渐演变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直接过渡”的思想也在俄共(布)党内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战时共产主义已经超出应急举措的范围,而成为苏维埃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体制。
 战时共产主义虽然实行的时间很短,但它的确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初体制。它起初虽然只是应急措施,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出现了变异,许多人把它当做俄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尝试,搀和了革命的理想和浪漫主义的色彩。
 
3.辩证的分析——战时共产主义的“功劳”和“局限”


 作为苏维埃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模式或者体制来说,战时共产主义是当时战争环境的产物,是小农经济环境的产物,是当时社会主义观念的产物。这就决定了战时共产主义具有两面性,既有“功劳”,又有“局限”。
 战时共产主义作为战争环境的产物,它是有功劳的。当时实行的一系列措施,使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能够把全国极其有限的人力和物资高度集中起来使用,保障了红军日益增长的武器和军备供应;建立起领导国民经济重要部门的各级苏维埃经济组织,组织战时生产;镇压了资产阶级的公开反抗,剥夺了他们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主要手段;打击了富农的粮食投机活动,农民保住了从地主富农手中夺取的土地等胜利果实。
 总之,战时共产主义完成了自己最主要的任务,即战胜了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者的干涉,平息了国内反革命分子的武装暴乱。新生的工农革命政权——苏维埃共和国最终站住了脚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基础的工农联盟经受住了考验。战时共产主义的功劳正在于此。
 那么战时共产主义的局限是什么?作为小农经济环境和当时社会主义观念的产物,战时共产主义在实践过程中采取明显的自然经济、平均主义、单一公有制的做法。这些做法在战争环境还可以勉勉强强地实行,一旦战争结束,它的局限性就立即暴露出来。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局限性,主要是脱离俄国实际,脱离社会的大多数民众。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脱离了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要向社会主义过渡,不能采取直接过渡的办法,而只能采取迂回、间接的过渡办法。在这样一个社会化生产程度很低的国家里,立即实行全面国有化,在组织生产、管理和分配方面实行统一集中,并不能真正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脱离了农民。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经过土地革命,小农在俄国占据优势。从政治上讲,农民是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因为它实行土地革命,把土地交给了农民。从经济上讲,小农经济离不开商品交换和市场交易。战时共产主义实行余粮征集制,完全禁止集市贸易和私人买卖,试图割断千百万小农和市场的联系,由国家直接实行工农业之间的产品交换。这就脱离了农民,使农民无法接受,使农民无法从事生产经营和正常生活。
 第三,所谓无货币社会是空想。战时共产主义在开始实行时,否定商品货币关系还只是一种理论主张。后来,经济实物化普遍实行起来,消灭货币的理论就付诸实践了。于是,本来是由战争造成的经济实物化,被当做是一种合理的东西,取消货币也被认为是更加接近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现。这样的理论主张,实际上是一种空想。
 关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功劳”和“局限”,列宁也作过评价。列宁最先是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提出这个问题的。他写道:当时不这样就不能在这个经济破坏的小农国家里战胜地主和资本家;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考茨基之流说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过错,他们实际上起了资产阶级走狗的作用;应当说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他接着指出:“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性的办法。在小农国家里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适应无产阶级的任务,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才能使得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
版,第208—209页。
 从以上可见,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的评价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是非常准确的,也是令人信服的。列宁从两个方面看问题:从保障战争取得胜利、捍卫新生政权方面来说,它是工人农民英勇创造的
奇迹,是一种功劳;但从无产阶级的经济任务、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来讲,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无产阶级的正确政策,人们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这里讲的“限度”,就是说不能把“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的权宜之计与“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正确政策混淆起来。可见,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的评价与那种笼统地说它的功过孰大孰小是大不一样的。
 在《论粮食税》一文之后,列宁的许多报告、讲话和文章又多次明确指出:实行余粮征集制、战时共产主义是犯了错误,干了蠢事,是企图在一个小农国家直接过渡,脱离了农民经济和农民的常规。并且指出,这种政策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事实上,到1921年春天,在胜利地渡过国内战争最重要阶段之后,苏维埃俄国内部就出现重大的政治危机,如果不迅速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苏维埃俄国就有灭亡的危险。列宁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而是说明它有两面性,既有功劳,但这种功劳又有其限度。
 
三、审时变通的新经济政策
 
如前所述,战时共产主义是非常条件下的一种选择,是一种必要的选择。它的实施同战争环境联系在一起,一旦战争结束,这种政策就难以继续实行。实行一种新的政策,就成为形势发展的需要。
 
1.可怕的口号——“要苏维埃,不要布尔什维克党”


 1920年春天,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秋冬之时则完全结束。1914—1918年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1918—1920年三年的国内战争,再加上布尔什维克党政策上的失误,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已经困难得不成样子,可以说是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这种经济危机,正在演化成政治危机。
 最尖锐的问题,是农业生产遭受到严重破坏。到1920年,不论是农业耕种面积,还是总收获量,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09—1913年的平均水平低很多。虽然国家要求农民扩大耕种面积,但农民没有积极性。粮食问题特别严重,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缺少粮食。没有市场,没有贸易,没有买卖,导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交换渠道完全中断。这更加剧了粮食危机。
 至于工业生产,由于缺少粮食,缺少原料,缺少能源,加上交通不畅,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到了难以开工的地步。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到1920年,工业品产量仅相当于1913年的1/7。由于大批工厂不能开工,大量工人逃往乡下糊口谋生。按照列宁的说法,工人阶级正在失去自己的阶级特性。因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大为削弱。
 经济危机也引起农民的严重不满和频繁骚动。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农民得到土地,所以农民支持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期间,为了保住土地,农民全力支持革命政权,而且忍受了余粮征集制。但是,到1920年春天内战基本结束时,余粮征集制不仅没有取消,反而强化起来。农民对革命政权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们的不满上升为怨气和频繁的骚动。从1920年底到1921年春天,各地普遍发生农民暴动。在黑土地带、伏尔加流域、北高加索、西伯利亚,都发生了农民骚动。规模最大的骚动发生在西西伯利亚,参加人数有6万余,他们占领托波尔斯克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两大城市,并在1921年2—3月初切断西伯利亚铁路的一些区段,时间长达3个星期之久。农民的不满也牵动着工人和士兵。
 最严重的一次暴动,是1921年2月28日发生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参加者多是刚刚穿上军装的农民。他们占领要塞,提出“要苏维埃,不要布尔什维克党”、“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取消粮食征购队”的口号。士兵们组织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并发布了《告喀琅施塔得要塞和市民群众书》,其中声称:执政的共产党完全脱离群众,没有力量把群众从全面崩溃的现状中拯救出来,只有靠全体工人的努力和决心,才能给祖国提供面包和燃料,才能让人们穿上衣服和皮靴,才能使共和国摆脱困境。
 喀琅施塔得爆发水兵暴动,并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兵变表明,国内存在的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已经危及革命政权。此时正值俄共十大召开之际,于是代表大会休会,出动6万红军,在3月18日平息了兵变。

  2.一致同意——改行“粮食税”
 1920年春天,大规模的战争基本结束。农民公开反对战时共产主义的过激政策,尤其是反对余粮征集制。许多农民给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提交请愿书,诉说自己的艰难与痛苦,要求停止实行余粮征集制。奥格涅茨省的一位农民在信中诉说道:与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强盗的战争已经三年了,这需要国家做出巨大的牺牲和忍受极度的困苦,而这一切都给我们带来新的沉重负担,一会儿动用马匹,一会儿动用耕牛,各种各样的劳役,无休止地征收余粮等等,我们毫无怨言地承受着这些重担。但是,1920年对余粮征集额的增加,这是我们无力负担的,农村缺少鞋子、衣服和日用品,有些农民干脆同余粮征集队发生冲突,征粮队也到了不携带武器就寸步难行的境地。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省份已经被迫停止实行余粮征集制。列宁经过大量调查,在1921年2月8日写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其中提出:满足非党农民有关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愿望;降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上年余粮征集制的数额;同意使税额与农民积极性相适应的原则;农民在本地范围内自由支配余粮。
 随后,《真理报》发表了列宁的这一提纲,并进行讨论。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严峻形势下,俄共十大一致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决议。在那些年月里,党内一致通过某项决议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例如,在十月武装起义,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军事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等等问题上,党内都出现过意见分歧。惟独这一次,党内是一致通过的。当时,作出这样一项根本不同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改革措施的决定,党内竟然没有遇到反对,这也是形势逼人的结果。
 粮食税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党把国内最大的经济成 分——小 农经济放到市场的基础上(尽管是限于本地范围内)去考虑,标志着苏维埃俄国开始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而且这种转变的速度之快,力度之大,确属罕见。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3.全新的思路——“国家监督下的自由贸易”


 改行粮食税,这是朝着修正原有经济体制迈出的第一步。随着粮食政策的实行,一个广大的国内市场随着地方贸易的活跃而发展起来,现代经济的力量迅速突破原有的物物交换的樊篱,要求发展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俄共(布)领导人及时地认识到了它的意义,从承认国家资本主义和商品交换形式,进而提出工农国家监督下的自由贸易,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巨大转变。同时也改变了农业、工商业政策和组织管理制度。于是,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体制逐步转换为完全不同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建设体制。
 改革从粮食问题入手,首先在农业领域展开。自1921年3月通过改行粮食税决议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3月21日通过了《关于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收集制》的法令。这个法令表明,苏维埃国家不是只考虑粮食问题,而是把它和整个经济政策联系起来,粮食税开始超出自身的范围。同年5月下旬,俄共(布)举行第十次代表会议,列宁在会上第一次提出新经济政策的概念。会议通过了《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其主要精神是:新经济政策是一项长期政策;商品交换(产品交换)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在国家监督下由合作社执行商品交换任务;部分修改大工业生产计划,发展日用品生产;发展中小企业,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扩展表明,整个经济政策已发生重大变化,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结束了。1921年6月16日,列宁在全俄第三次粮食工作会议上指出:目前,粮食政策有了极大的改变,苏维埃政权不仅要改变粮食政策,而且在许多方面要改变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党和苏维埃工作者必须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实践中建立经济政策的新的形式,为整座苏维埃大厦奠定基础。
 新经济政策的改革,已深入工业领域。1921年5月27日,苏俄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废止1920年11月的国有化法令,随后开始了工业企业非国有化的进程。大部分企业实行了非国有化,国营企业则实行经济核算并参与市场活动,允许私营企业存在。当时,由国家包管的企业共3 7万家,经过租赁出租等形式,最后只剩下4500家。1921年10月,重建国家银行,以促进工农和商业周转的发展。1922—1923年,又相继成立各专业银行。
 与此同时,国民经济的组织管理制度也发生相应的变化。1921年6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建立地方经济会议及其报告制度和领导制度》的决议,在国民经济管理组织体系上初步完成了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地方经济会议主席由同级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兼任,拥有处理地方经济问题的相当大的独立性,但同时必须向中央报告。1921年5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代表会议,决定对工业领导机构实行进一步的改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再是国家最高经济领导机关,它只限于领导工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的总管理局,由52个缩减为16个。工业领导工作主要通过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大企业区域联合组织来实现。这样,战时共产主义总管理局制度至此已经被大大削弱。
 1921年春天开始的改革,从其指导思想、基本政策和组织管理来看,完全不同于战时共产主义,而是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体制。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政治上强调工农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在经济上承认商品货币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实践证明,这一政策符合俄国实际,而且取得良好成效。
 
4.变通的意义——改行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启示
 战时共产主义是当时特殊条件的产物,它从起初的应急措施发展成为一种体制。但它只能适应战时条件,战争一结束,就难以继续实行。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审时度势,从实践出发,果断地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并在很短时间里完成了这种转变。这给我们带来极其重要的启示。
 第一,商品经济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越过,但商品经济阶段不能越过。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化生产水平低。在建立革命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如何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什么途径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在落后国家,最根本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国家要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建立正常的经济联系。在夺取政权和国内战争中,为了捍卫工农政权,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了政治和军事同盟关系。在和平建设时期,无产阶级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同农民结成正常联系,这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农民之所以支持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想得到土地,但农民是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要在政治上领导农民,在经济上尽快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照顾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农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求自由买卖,否则他们无法从事生产经营,也无法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经济是巩固工农联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前提。
 第二,在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像苏维埃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条件、物质基础是非常低下和薄弱的,要想创造这些条件,必须经过长期的过程,要经过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努力。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还没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发达得多的社会生产力之前,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只是暂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曲折反复是可能出现的。如果不是改行新经济政策,农民骚动定会四处蔓延,喀琅施塔得暴动水兵喊出的可怕口号——“要苏维埃,不要布尔什维克党”,就会变为现实。无产阶级政党在掌握政权,成为执政党之后,必须对此保持政治上清醒。
 第三,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加强党的领导,是从战时共产主义顺利转向新经济政策的保证。改变现行体制,转向新的体制,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事件。这种转折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并引起意见分歧。能否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关系极其重大。列宁在俄共十大上发出呼吁:党要加强团结。他指出,俄共(布)党内存在的意见分歧,会引起党的分裂,“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正是可能导致分裂的主要因素。这次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的统一》和《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两项决议。在《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中,强调要彻底取消一切派别活动,不允许按“纲领”组织派别,并立即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对违反这一纪律者要开除出党。在《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中,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为了在体制转换中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加强党的领导,这些都是必要的。

  四、应时而生的斯大林体制

 斯大林体制——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它可不是凭空产生的。这是时代的产物、国情的结晶。从国际环境来看,苏联面临着资本主义包围和战争逼近,从国内条件来看,工业经济技术落后,小农人口像汪洋大海。一句话,苏联不仅在世界上比资本主义要弱,而且在国内社会主义物质力量也很弱,要改变这种力量对比的不利格局,必须要有超乎寻常的努力和对策,否则,社会主义很难在险恶的国际环境里站住脚。俄共(布)党内经过激烈斗争,最终选择了斯大林体制,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因此,斯大林体制的形成,是苏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是应时而生的。
 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政策。然而,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在列宁去世5年之后,它实际上已经停止实行。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苏联又开始从新经济政策向斯大林体制的转变。这一次转变,对苏联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国际环境——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战争逼近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原本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开始,这已经是非常困难的条件。但是,如何建设?采取什么方式?建立什么样的体制?这又受险恶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为了生存,苏联有时被迫采取一些违背常规的方式和做法。20—30年代,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战争逼近。这对斯大林体制的产生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2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
 斯大林从1924年开始执政。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开始进入稳定时期,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这是一种既定的无法选择的环境。面对这种形势,斯大林和党中央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1925年1月,斯大林在俄共中央全会上分析国际形势时指出,近来由于经济机关的要求增多了一些,由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要求超过了国家的能力,因此在军队问题上产生了一种取消主义的情绪。他认为,必须坚决消除这种情绪,原因就是,国际形势已经开始发生根本变化。斯大林说:“由于在远东已经开始引起纠纷,由于北非的局势将有新的发展,整个欧洲都在准备力量和重新部署力量。
……

而新战争是不能不波及我国的。”“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要准备应付一切,要准备好自己的军队……这就是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做的事。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去满足军事部门的要求”。《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15页。


 1927年5月,英国宣布断绝英苏关系,同时废止了1921年签订的英苏贸易协定。英国这样做,意在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孤立苏联,并希望其他国家仿效和追随其行动,从而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为此,英国竭力为组织反苏武装干涉创造条件。1927年6月,英国外相张伯伦发起英、法、德、日、意五国外长会议,提出“和共产国际作斗争”的口号。这些针对苏联的国际事件,在苏联国内引起强烈反应。1927年8月初,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国际形势,最后通过的决议指出:反革命的反苏战争的危险性是目前最尖锐的问题,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是目前时期的主要趋势。1927年12月,斯大林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趋向活跃起来,他们实行孤立苏联、包围苏联、准备条件来对苏联进行战争的政策。“帝国主义阵营中武装干涉趋向的加强和战争的威胁(对苏联的威胁)就是目前形势的基本因素之一。”《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45页。当时,不仅是斯大林一个人,全党包括反对派在内都一致认为,世界战争的威胁正在增长,苏联已进入一个国际形势极为紧张的新时期,英国正在准备反苏战争。
 30年代战争的逼近。
 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大危机迅速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受此影响,各种国际矛盾迅速激化,动摇着资本主义统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采用改良政策,企图缓和矛盾。德、意、日则建立起法西斯统治,公开叫嚣战争。当时,在欧洲和亚洲形成两个战争策源地。1931年9月,日本出兵占领中国东北三省。1935年10月,意大利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1936年7月,西班牙爆发内战,意大利和德国共同进行武装干涉。同年11月,墨索里尼在米兰发表演说,声称新时代已经开始,罗马和柏林是轴心,欧洲各国都要围绕这个轴心进行合作。1937年11月,德、意、日三国达成反共产国际协定,组成“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宣布合力防止共产主义的“破坏”。
 局部战争已经开始,国际局势更加险恶。早在党的十七大上,斯大林和党中央就得出结论,认为现在又像1914年那样,新的战争显然逼近了,苏联应当采取措施,保卫国家以防止突然事变,随时准备捍卫国家以抵御侵略。
 战争问题关系到苏维埃国家的生死存亡。尤其是,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俄的情景历历在目。于是,党内外产生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要求国家优先考虑对付外敌入侵。这种形势,使斯大林体制打上了明显的备战特征。
 既然是备战,那就要求全党全国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高度统一,要求高度集中使用国家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要求高速建立和发展强大的工农业经济基础,首先是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斯大林说:“人们有时问: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降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页。“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党不可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最高速度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8页。
 20—30年代的这种国际环境,对斯大林体制的建立有非常大的影响。不论什么时候,备战总是和高度集中密切联系的。可以说,苏联在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医治战争创伤——备 战——第 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恢复和重建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样的命运和经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极大。所以,难道帝国主义国家不该为此承担主要罪责吗?
 
2.艰难的抉择——党内发生严重分歧
 列宁的去世,对布尔什维克党造成巨大损失。正如托洛茨基所言,“伊里奇走了,工人阶级成了孤儿,党成了孤儿”。党立即面临一个突出问题:新经济政策开辟的改革进程还要不要继续下去?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将选择哪一种体制,走什么样发展道路的重大问题。是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还是实行类似战时共产主义的那种政策?对于这个重大问题,当时党内存在不同意见的争论,而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又掺杂进个人权力之争。因此,这种争论很快就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党内斗争。这场斗争表明,选择什么样的体制,在党内是有严重分歧的,但主张建立斯大林体制的呼声逐渐被全党所接受,因为这同国际环境的恶化有密切关系。
 斯大林体制的建立,有一个准备阶段,大致时间是在1924—1929年。这个阶段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在实施新经济政策问题上表现出摇摆性。列宁逝世后,从总体上看,苏联基本上在继续推进新经济政策,但在具体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决心不是一贯坚定,而是摇摆不定。这反映在政策上时紧时松,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之所以这样,同全党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存在分歧有密切关系。分歧的实质,是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成分和市场经济。这具体表现在两个问题上。(1)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长期政策,还是一种短期政策?(2)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体制,还是一种特定的临时措施?归根到底,就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要不要有一个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阶段?当时,不同的理论、路线和政策的斗争,都是围绕这些问题进行的。
 列宁逝世后不久,斯大林发表谈话,把俄共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前的全党争论归纳为两大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所谓新经济政策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还是需要修改?”对此,斯大林明确回答:“中央委员会和党内绝大多数都认为党应当成为统一的党,新经济政策不需要修改。”《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页。然而,1924年1月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四月中央全会和5月党的十三大都提出,必须消灭私人中间批发商,不允许国营商业机构将商品交给私人代售,而是要建立国营批发商和私营零售之间的联系。因此,使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范围有所缩小,国家更多地采取行政手段,加紧对私营工商业进行限制和排挤,把同私人资本的斗争当做重要任务。当时,国家减少了对私商的贷款,提高了对私人工商业的征税额。
 1925年4月的党中央全会,研究了新经济政策实施中发生的严重问题,对经济政策又进行重大调整。全会决议指出,必须在全力改善农村消费合作社工作的同时,减轻对农村私商的税务负担和取消行政措施。决议承认,同私商作斗争所采取的行政措施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所以,这一年的政策又趋放宽,不仅鼓励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而且放宽对农村租佃关系的限制。经过这次调整,私营工商业重新获得较大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也发展良好。到1926年,鉴于资本主义成分有较多的发展,党的政策又有所改变。根据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议的精神,苏联执行一条进攻性的路线,又开始把私人资本看成是一种敌对的力量,把同“耐普曼”作斗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1927年是私营工商业受到很大限制和排挤的一年。1928年初,国家采取“非常措施”来征购粮食。虽然斯大林强调不会取消新经济政策,但这项政策实际上开始逐渐停止实行了。
 第二个特点是,党内爆发激烈的斗争。列宁去世后,党内出现频繁而激烈的斗争,大的斗争有两次,一次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另一次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斗争。这种党内斗争,既有不同理论、路线和政策之间的争论,又掺杂了个人权力斗争。在个人权力斗争方面,斯大林的主要对手是托洛茨基,而在思想理论斗争方面,斯大林的主要对手是布哈林。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苏联能否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形势下,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能否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一句话,就是苏联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一直认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可能胜利,但如果没有欧洲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国际支援,革命是不可能持久的。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不能持久,原因在于经济文化落后,无产阶级同农民将要发生不可避免的利害冲突。他始终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权宜之计,是为等待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因而,托洛茨基否认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他断言,社会主义是从一国开始的,但不能在一国完成,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暂时状态。
 当时,斯大林在布哈林的有力支持下,在理论上坚持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从而坚定了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在实践上继续坚持新经济政策,满怀信心地在苏联一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斯大林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为全党全国人民所接受,但关于如何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几乎没有触及。因此,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还潜伏新的矛盾和斗争。
 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的斗争,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苏联应当采取什么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是继续坚持新经济政策,还是结束新经济政策?一句话,就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一次斗争的导火索,是1927年底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和布哈林对发生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以及应对措施,看法完全相反。斯大林认为,发生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国家工业化速度太慢,社会主义积累太少,致使对农村的商品供应不足;二是小农经济生产的商品粮食太少;三是富农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囤积粮食,破坏国家的粮食收购工作。因此,斯大林主张用非常措施来解决粮食收购危机。布哈林则认为,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计划存在失误;工业和农业比例失调;粮食价格太低。因而,布哈林反对使用非常措施来解决粮食收购危机。从表面上看,这只是粮食问题,但实际上它涉及工农关系,涉及能否坚持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显然,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的分歧是带根本性的。斯大林的方针是要结束新经济政策,根据国家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计划来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布哈林则要求坚持新经济政策,按照新经济政策来建设社会主义。
 党内斗争的结果,是斯大林战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布哈林反对派,斯大林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取得了胜利,布哈林的理论观点被当做“右倾”而遭到批判,他本人及其支持者还受到严厉的组织处理。这种结局,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使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偏离新经济政策的轨道,从而为斯大林体制的建立准备了政治条件。其次,助长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左”倾,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只能有一种模式,从而给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运带来不利影响。再次,损害了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从而使个人迷信盛行起来。

  3.三大运动——斯大林体制的建立
 斯大林战胜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反对派之后,随即发动了农业全盘集体化、高速工业化和大清洗三大运动。通过三大运动,苏联完全改变了新经济政策的道路,形成了后来人们所说的斯大林体制。
 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1927年12月举行党的十五大,着重研究农业的落后状况以及解决办法,通过了《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目前要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应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1929年4月,斯大林在战胜布哈林反对派以后,立即开始大规模组建集体农庄的运动。这场运动先在各主要产粮区展开。1929年11月7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认为目前集体农庄运动的新现象是农民已不像从前那样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全盘集体化运动在全国推广开来。1930年1月5日,党中央通过《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决议规定了农业集体化的时间表:主要产粮区应在1930年秋或迟至1931年春基本上完成;其他产粮区应在1931年秋或迟至1932年春基本完成。这场全盘集体化运动的特点是:政府派出大批工作队,配合基层苏维埃,用行政命令手段,要求农民集体加入农庄,而对富农则扫地出门。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社会变革运动。它使农民在30年代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把以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以农业劳动组合为基本形式、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集体农庄经济。经过集体化运动,不仅完成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借此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农业管理体制。
 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通过决议,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当时,这个决议还未强调侧重发展重工业。只是从1928年开始,苏联才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从1928年到1937年,苏联用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这场工业化运动的特点:一是高速度;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三是采用行政手段。通过工业化运动,苏联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基础,同时也形成重工业过重、农业和轻工业过轻的畸形经济结构,以及形成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
 大清洗运动。在30年代,在农业全盘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疾风骤雨中,斯大林又掀起一场政治大清洗运动。从1934年底到1938年秋的近四年间,苏联先后发生两次大规模清洗的高潮。在大清洗运动中,破坏法制和滥用权力的现象十分严重,在党内外造成一种恐怖气氛,窒息了社会主义民主,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与此同时,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个人专权。这对斯大林体制的形成也起了促进作用。
 上述三大运动,它们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彼此有着紧密的联系。斯大林坚持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要求苏联在10年内跑完资本主义国家五十年至一百年走过的路,这对小农占优势的国家是难以承受的。首先,高速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从何而来?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斯大林发动了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把个体农民组织到集体农庄,并实行义务交售制,将农村纳入国家指令性计划的运行轨道。不论是高速工业化,还是全盘集体化,都是用行政命令手段推行的,这就引起党内外的普遍不满。为了镇压这种不满情绪,斯大林又发动大清洗运动,以便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扫清政治障碍。总之,三大运动相辅相成,密切配合,最终形成了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斯大林体制。
 
  

第二篇 凯歌行进
 20世纪初期,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既是世界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产物,也是俄国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产物。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从一种社会思潮变成一种社会制度、从一种社会运动变为一种政治实体。社会主义横空出世,它一登场就覆盖世界1/6陆地面积,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一统天下的局面,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苏维埃政权百劫余生,终于存活下来。可是国际环境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十分不利。随着20年代末30年代初波及全球的经济大危机的爆发,法西斯势力四处横行,战争逼近。就是在这种国际环境里,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苏联开展了工业化运动,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正是凭借着雄厚的工业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军,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从一国向多国发展,地理上连成一片,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和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极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这段历史时期,社会主义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可以说是凯歌行进,猛进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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