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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发展历程(2)

 



革命组织的创建 
 
意识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植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这一肥沃土壤的科学社会主义一旦产生出来,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它排山倒海般的巨大威力。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者,不再似一盘散沙,而攥成了一个铁拳,他们不再盲目地、自发地行动,而朝着资本王国的要害狠狠地砸去。 
在觉醒过来的巨人面前,旧世界瑟瑟发抖! 
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的近70年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奏出了一曲辉煌壮美、气吞山河的乐章,其中两组音符堪称为动人心魄的最强音。它们是:集结队伍、组织起来和拿起武器、夺取政权。 
在这一时期,无产阶级为了反对资本的侵害、维护自己的权益,组织起各式各样的团体。这些团体尽管在人员构成、组织形式、存在时空以及斗争方式等方面各有特点,但它们在历史舞台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相比之下,这些团体中影响最大的,无疑非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布尔什维克党莫属。 
一、初试啼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只有掌握群众并转化为实践,才能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实际的作用。所以,在着手创立革命学说的同时,他们始终不渝地进行着将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努力。经过摸索,马克思、恩格斯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结合的关键途径和重要形式,就是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 

第一篇 开天辟地 ··


·· 社会主义发展历程

1.早期的革命组织 
早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就集合起几位志同道合者,成立一个革命小组。它可以被看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的组织。这一小组发展迅速,1846年,以该小组为基础的通讯委员会形成了。通讯委员会的宗旨是:与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组织建立联系,交流信息,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建立共产主义政党做准备。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影响不断扩大,其联络网很快覆盖了欧洲各国。 
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还不是一个政党。它的组织相对松散,职能以交流情报和传播信息为主,人员较少并且以知识分子为主。为了加快共产主义政党的建立进程,马克思、恩格斯经过考虑之后,觉得对现有的工人组织进行改造,不失为一条捷径。于是,正义者同盟进入他们的视野。 
正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流亡者同盟。它是在1834年由流亡法国巴黎的德国侨民创办起来的。关于其宗旨,它的章程写道:同盟的目的是把德国从可耻的奴隶制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在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里,建立和保持社会的和政治的平等、自由、公民美德和人民的一致。由此可见,该组织是一个具有共和民主主义色彩的团体。 
流亡者同盟建立伊始,内部就形成两个派别,即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右派和代表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左派。由于二者的对立、斗争,同盟不久便发生分裂。独立出来的左派于1836年另起炉灶,建立正义者同盟。关于该同盟的奋斗目标,其宣言界定道:“我们希望世界上的一切人都是自由的。希望无论什么人生活得都一样: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坏,希望大家共同承受社会的重负、苦难、欢乐、喜悦……”日梅霍夫:《国际工会运动史》,
工人出版社1956年版,第64页。为此,他们提出“四海之内,人人皆兄弟”的口号。正义者同盟的主要领导人,有裁缝工人威廉·魏特林、印刷工人卡尔·沙佩尔,皮鞋匠亨利希·鲍威尔等。1839年5月,正义者同盟参加由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布朗基所领导的“四季社”在巴黎举行的一次武装暴动。由于发动群众不够,此次行动仅仅延续几个小时,就被当局镇压下去。同盟的领导人沙佩尔、鲍威尔等被捕,而魏特林则逃亡到瑞士。正义者同盟遭到严重的破坏,濒临瓦解。 
沙佩尔、鲍威尔等人出狱后,移居英国伦敦。面对重大的挫折,他们认真总结了起义失败的教训,检讨了过去所持的宗派主义观点和密谋式的斗争策略,决心抛弃空想、蛮干的指导思想,重新集合队伍,准备东山再起。在他们的努力下,正义者同盟的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到40年代中期,同盟在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瑞典等国家建立了区部和支部,成员也从单一的德国人扩大为包容十多个国家的人士。也就是说,这时的正义者同盟业已发展成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性的工人组织。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根据新的主客观形势,制定合乎实际的同盟纲领,这个任务便不可回避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围绕纲领的具体内容,尤其是实现理想社会的社会力量和基本手段等问题上,同盟内部出现明显的分歧,形成以魏特林和“真正社会主义者”海尔曼·克利盖为代表的右派,和以沙佩尔、鲍威尔和约瑟夫·莫尔为领袖的左派。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为了增加自己主张的说服力,沙佩尔、鲍威尔和约瑟夫·莫尔多次致信和登门向马克思、恩格斯求教,希望他们给予帮助。随着交往的密切,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并日益信服。最终,他们代表正义者同盟向马克思、恩格斯发出正式邀请,请求他们参加正义者同盟的改造工作,并为同盟拟定新的纲领。 
2.批判错误思想的三大斗争 
应当说,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等人的思想转变,除了同他们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交往相关以外,还同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运动中流行的各式错误思潮进行卓有成效的批判有关,其中最主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魏特林、克利盖和蒲鲁东的斗争,我们权且称之为“三大战役”。 
第一大战役是反对魏特林的斗争。威廉·魏特林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理论家,其代表作有《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等。魏特林思想的闪光之处,是猛烈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指出“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提出应当建立一个财富共有、人人劳动、公平分配从而达到和谐与自由的理想社会。魏特林的这些观点,反映了无产阶级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实社会的痛恨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因而在启发无产者觉悟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马克思对此也予以高度的评价。但魏特林的思想带有明显的空想特征和错误成分。例如,他将革命的中坚力量界定为流氓无产者,认为只要依靠少数人的密谋暴动,就能使人类社会在24小时内进入共产主义。此外,魏特林的思想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宣称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他魏特林则是耶稣的继承人。正因为如此,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魏特林学说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前进的绊脚石。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洞悉魏特林思想的局限性,但考虑到他在工人运动中曾经发挥过的积极作用,以及他本人在群众中的知名度,他们对魏特林一开始还是采取团结和争取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邀请魏特林加入“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多次与他通信和面谈,希望他能接受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自觉地抛弃自己的错误主张,实现自我超越。但魏特林听不进忠言和劝告,他以“救世主”自居,好像口袋里装着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并且觉得每个人都打算窃取他的这张药方。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分道扬镳以及斗争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马克思与魏特林最激烈的面对面的交锋,发生在1846年3月30日在布鲁塞尔所举行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会议上。当时,约·魏德迈等人建议集资成立一个出版社,专门出版宣传共产主义的著作,并建议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列为首部出版的著作。对这一建议,魏特林马上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目前革命迫在眉睫,当务之急不是讨论和宣传理论,而是鼓动和组织群众起来暴动。为此他提出应当优先印刷他自己的作品。于是,从出版计划的安排,到对革命形势的判断,到组织革命力量和制定革命策略,马克思与魏特林之间展开了全面的论争。激动之处,双方都拍了桌子。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高屋建瓴地对魏特林的观点进行犀利的解析和驳斥,令魏特林无言以对。马克思的观点,不仅得到与会者多数的支持,也获得包括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在内的许多共产主义者的拥护。此后,魏特林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江河日下。 
第二大战役是反对“真正社会主义”的斗争。所谓“真正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它将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的古典哲学拼凑为一体,主张用超阶级的博爱和人道精神来替代阶级斗争,希图在不变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保护和改善小私有者的处境。所以,所谓“真正社会主义”,其实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假社会主义。但这一思潮,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和美国有不小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是海尔曼·克利盖和卡尔·格律恩。 
在1846年初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社会主义”就已经展开批判。在评价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积极和局限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物质资料生产而非精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而非英雄人物是创造历史的决定性力量。在这样一个平台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真正社会主义”的立足点,就是错误的唯心史观。 
当时,魏特林遭到马克思的批评后,不思悔改,相反却与正义者同盟内部的“真正社会主义”分子勾结起来,进行派别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将炮火专门对准“真正社会主义”,展开正面攻击。1846年5月11日,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克利盖在美国的活动。会议通过了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盖的通告》。针对克利盖把共产主义描绘成“爱的宗教”以及“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作了针锋相对的揭批,指出这套主张实际上是在败坏共产主义的声誉,瓦解工人阶级的斗志。《通告》分发给各地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使克利盖假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大白于天下。 
“真正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头面人物是格律恩,他在法国的正义者同盟支部中有不小的影响。为了有效地进行反对格律恩的斗争,1846年8月,恩格斯受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派,专门赶往巴黎。在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一连三个晚上的讨论会上,恩格斯对格律恩的主张进行逐一批驳,并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共产主义的原则:“(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页。 
恩格斯的滔滔雄辩,教育了大多数与会者,使他们改变了迷信“真正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最后所进行的表决中,与会者以12比2的绝对优势,接受了恩格斯的观点。至此,反对“真正社会主义”的斗争以马克思一方的胜利而告终。 
第三个战役是反对蒲鲁东的斗争。当布朗基领导的密谋暴动失败之后,鼓吹改良主义的蒲鲁东的思想影响,便在欧洲工人运动中膨胀起来。格律恩就自称是蒲鲁东的信徒,他的不少主张都援引蒲鲁东的学说作为依据。所以,当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进行反对“真正社会主义”的斗争时,他们的戈矛锋芒,便顺藤摸瓜地指向了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出生在法国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12岁便给人当童工,先后干过旅店佣人和排字工人,靠辛苦的劳作艰难度日。蒲鲁东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依靠自己的天赋和勤奋,成长为一位有成就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蒲鲁东是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他试图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找到一个中界点。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造成贫富差距,违背平等的原则;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又会压制人的独立与自由,所以,二者皆不可取。蒲鲁东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互助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拥有一定的财产,大家都从事劳动,秉承诚实、互利、平等的原则进行产品交换。这个社会不存在国家、政党和社会组织等一切形式的权威。蒲鲁东主张以温和的手段进行社会改良,反对罢工、工人运动以及革命。 
1846年下半年,蒲鲁东出版他的新作《经济学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此举为马克思、恩格斯展开对他的批判,树立了一个标靶。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集中精力写成一部专门批判蒲鲁东思想的著作。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马克思不无嘲讽地将自己这部著作命名为《哲学的贫困》。 
《哲学的贫困》一书,除了批判蒲鲁东的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外,还集中火力抨击蒲鲁东的经济思想。蒲鲁东认为,任何东西只有通过交换得到社会承认后,才具有价值;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在于资本家在交换过程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从而将本来应当属于工人的财富据为己有。马克思指出,价值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它只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价值不是在流通过程、交换领域里产生的,它是劳动凝结的结果;价值量的多少,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在于资本家购买劳动商品所付出的报酬和这个商品所创造出来的价值之间存在一个差额,而资本家将这个差额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表述的这些思想,实际上包含了被恩格斯列为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的剩余价值学说的雏形。 
马克思、恩格斯在上述三大战役中的胜利,抑制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恶性蔓延的势头,使正义者同盟的大多数成员基本上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从而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3.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建 
1847年1月,莫尔拿着正义者同盟全体领导人签名的委托书,专程前往布鲁塞尔和巴黎,分别拜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莫尔表示:我们确信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正确,愿意摆脱陈旧的密谋主义传统,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阐明自己的观点,并作为正式的宣言对外公布。他还请求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同盟并帮助改组同盟。马克思、恩格斯看条件业已成熟,欣然接受,并号召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一同加入。马克思特别向莫尔说明,即便他和恩格斯所表述的观点为同盟所接受,他们也不希望得到什么特殊的名分和地位。对此,马克思后来回忆道:“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抛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9页。 
1847年6月2日到9日,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正义者同盟支部的代表会聚伦敦,参加同盟的改造大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大会。马克思因为筹措不起路费,无法从布鲁塞尔启程。恩格斯则代表巴黎各支部出席。在恩格斯等人的努力下,大会通过了新的同盟章程草案。它规定:同盟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财产公有制的社会,把人类从被奴役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同盟告别宗派主义和密谋主义,按照民主的原则组织起来;代表大会是同盟的立法机关,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负责;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事先必须提交各支部讨论通过;所有负责人均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不称职者可以随时撤换。考虑到原来的名字已经无法表明同盟的性质,大会决定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以下简称同盟),并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替代“四海之内,人人皆兄弟”的口号。 
由于有了新的名称、新的章程、新的组织原则和新的口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了。 
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后,根据安排,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各支部围绕恩格斯执笔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展开热烈、充分的讨论。参考众人的意见,恩格斯又写出第二个纲领稿本——《共产主义原理》,提交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这是一个群英汇聚、众星闪耀的大会,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年仅29岁的马克思首次出现在代表大会的讲坛上。他那渊博的才学、深厚的理论修养以及热情洋溢的性格,给与会者留下难忘的印象。对他简洁、犀利、逻辑严密且富于感染力的演讲,大家报以心悦诚服的掌声。经过十多天的讨论,代表大会一致决定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思想观点,批准经过马克思修改的章程。该文件的第一条规定:“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72页。大会还郑重委托他们根据《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以及代表大会所达成的共识,以宣言的形式起草一份同盟的正式纲领。 
告别了各路战友,马克思、恩格斯回到他们下榻的旅馆。一连四天,两位伟人朝夕相伴、深居简出,终日切磋琢磨,基本拟订了《宣言》的框架和主要观点。之后,恩格斯回到巴黎,马克思则携带写作大纲返回布鲁塞尔,担负起具体执笔的重任。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小旅馆里,伴随着三个孩子的“二重唱或三重唱”,马克思在夫人燕妮的全力协助下,日夜奋战、笔耕不辍,终于在1848年1月底,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标志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不朽杰 作——《共产 党宣言》横空出世,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宣言》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基本观点;《宣言》对无产阶级的属性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指出无产阶级是旧制度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建设者;《宣言》总结了人类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论证了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的一般道路;《宣言》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特点、任务、使命和奋斗目标;《宣言》还表明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原理和国际主义原则。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首次用德文公开发表,以后逐渐译为法文、英文、俄文、意大利文、波兰文等众多文字。在最初的版本中,均未提到作者的名字。1850年,英国宪章派的机关刊物《红色共和党人》在刊登《宣言》的英译本时,第一次指出了作者的名字。 
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不久,欧洲便爆发了革命,即1848年革命,同盟当即投入汹涌的革命大潮之中。1848年2月底,根据形势的发展,设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决定将领导权移交给马克思所在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代理。在马克思被驱赶到巴黎后,同盟的领导中心也随之转移。在1848年3月所进行的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改组中,马克思当选为主席。德国革命发生后,马克思、恩格斯带领部分德国籍的盟员秘密潜回祖国,亲自参加斗争,并写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作为指导纲领。为了宣传革命道理,协调分散在各处的盟员的行动,马克思拿出父亲留给他的全部遗产,创办了《新莱茵报》。《新莱茵报》名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实际上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喉舌。它处处维护无产者的利益,对资产阶级的软弱、投降和叛卖行径进行坚决的斗争。 
1849年春,德国革命失败,马克思被迫离开德国。他先到巴黎,后又被驱赶到伦敦。在这里,他一面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一面着手展开同盟的重建工作。在冷静分析客观形势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结论,认为革命高潮已经过去,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策略应当是放弃直接发动武装起义的企图,而将工作重点改为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见解,维利希和沙佩尔等人表示反对,他们仍然坚持继续进行革命暴动的主张。于是,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重大分裂。在维利希和沙佩尔的操纵下,伦敦区部于9月23日召开大会,宣布解散同盟中央委员会,将马克思、恩格斯等开除出同盟。为了挽救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同盟的章程,试图在德国的科伦重建同盟的中央委员会,但未能成功。在普鲁士国王的亲自安排下,德国当局对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疯狂的迫害,科伦中央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先后被捕,这就是所谓的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者同盟事实上已经停止活动。1852年11月,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共产主义者同盟宣布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从建立到解散,历时五年零五个月。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它所提出的纲领、所锻炼的队伍、所积累的经验教训,都凝结为一笔宝贵的财富,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继往开来的第一国际 

1848年席卷西欧的革命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沉重地打击了落后、保守的封建势力,动摇了它的存在根基,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在19世纪50—60年代,欧洲在政治上虽然进入一个黑暗时期,但在经济上却得到了大发展。以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动力,资本主义经济形成又一轮快速增长的浪潮。作为资本主义的孪生子,无产阶级的队伍也迅速扩大起来。60年代的欧洲,产业工人的数量已经达到800多万,此外还有1  000多万手工工人。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内在的各种矛盾日益发育且不断尖锐,终于酿成1857—1858年横扫欧美大陆的第一次国际性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所造成的产品过剩、企业停产、市场萧条、社会动荡,不仅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限性,也展现并激化了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势同水火的阶级矛盾。为了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工人阶级纷纷行动起来,展开反抗
斗争。于是,沉寂多时的工人运动,又开始活跃起来。 
1.第一国际的组建 
1859年,英国伦敦的建筑工人为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举行大罢工。在其他行业工人的同情和支援下,这场斗争坚持了一年,最终取得了胜利。伦敦建筑工人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英国乃至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在他们后面,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例如在法国,60年代初期巴黎、马赛等地的工人成立不少工会和互助会组织。在它们的领导下,工人们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终于在1864年迫使政府废除了禁止工人集会、结社和罢工的法令。在德国,1862年,莱比锡的进步工人毅然退出由自由资产阶级创办的工人教育协会,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前进协会;在此基础上,他们于次年又成立“全德工人联合会”。在美国,1857年纽约出现一个名为“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组织;1863年初,美国工人又建立起全国性的组织——工人联合会。 
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各国工人加强国际团结和联合的愿望明显增强。在斗争中,无产阶级不断走向成熟。他们逐渐认识到,由于资本的剥削、压迫所具有的国际性,因而反对资本的无产阶级的斗争,也必须超越国界的藩篱,实行国际间的携手与相互支援。起初,为了阻止资本家从国外招募工人来压低本国工人的工资,来破坏本国工人的罢工活动,英、法、德等国的工人曾经自发地进行过合作。后来,这种合作逐渐稳定化,并向政治领域扩展。最终,以声援波兰人民反抗沙俄侵略为契机,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走到一起,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的组织——第一国际。 
1863年1月,饱受俄、普、奥等外族欺压的波兰人民举行起义,建立了自己的临时政府。沙皇派出大批军队,血洗波兰,将起义残酷地镇压下去。波兰人民的命运和沙俄政府的暴行,在欧洲各国民众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激起强烈反响。一时间,各式各样的集会、示威、声援如火如荼。1863年4月28日,英国伦敦工联理事会召开声援波兰起义的工人大会。会议不仅谴责沙俄的暴行,而且选派一个代表团去面见英国首相,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措施,阻止沙俄政府的镇压行动。英国首相借口没有法国的参与,不宜单独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工联领导人产生一个想法,希望与法国工人联络,通过双方的努力,以促成两国政府的合作。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在同年7月下旬,一支法国工人代表团抵达伦敦。7月22日、23日,英国工联理事会连续举行大会,欢迎法国代表团的到来,共同声援波兰人民的正义行动。参加大会的除了英法两国的工人代表外,还有流亡在伦敦的其他国家的工人代表。在会后的进一步接触中,英国工联领导人与法国工人代表团达成一个协议:建立一个宗旨比声援波兰民族独立运动更宽泛的国际联合组织。为了落实这一共识,英国工联理事会专门组成一个筹备委员会。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中,筹备委员会与法国工人多次交换信件,就建立国际组织的问题沟通意见,同时也与在伦敦的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的侨工组织、民主团体反复商谈,听取建议,最终决定在1864年9月,英、法两国的工人代表团在伦敦再一次举行会晤。 
1864年9月28日晚上8点,在英国伦敦圣马丁教堂的小礼堂,第一国际成立大会正式举行。除了英国工人、法国工人派出正式的代表团外,其他如德国、意大利、波兰也有代表出席。全部与会者有2 000多人,把小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比斯利担任会议主席。在英国代表团和法国代表团相互宣读致敬信后,侨居伦敦的法籍青年吕贝向大会介绍了法国代表团所提出的关于建立国际工人联合组织的方案。该方案的序言写道:为了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利益一致的本国工人以及各国工人之间,应当订立友好团结公约,依靠这种公约,把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从不同程度的奴隶和依赖地位,提高到自由和相对独立的公民地位。为此,他们提出如下具体组织计划。(1)在伦敦建立一个中央委员会,由居住在伦敦的各国工人代表选举组成;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伦敦举行。(2)在英国、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大城市设立分会,分会与中央委员会之间保持联系。(3)中央委员会提出各种供讨论和研究的问题;各分会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研究,并将结论向中央委员会汇报;中央委员会将这些情况用文字印刷出版。(4)尽快在比利时召开一次有各国工人阶级代表参加的工人代表大会,讨论并制定章程和解决组织管理问题。 
英国工联理事会的代表紧接着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法国代表团的方案,并建议马上选举一个委员会,授权它具体负责制定协会的章程和条例。其后,德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国家的工人代表依次发言。他们对法、英提出的建议都表示赞同和支持。于是,大会主席提议将法国、英国代表团的建议作为决议案付诸表决。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决议案被与会者一致通过。 
接下来,大会根据决议的要求,推举产生一个由居住在伦敦的各国工人代表组成的委员会。马克思等35人入选,英国工联理事会成员和英国代表在其中占据约半数的席位。这个委员会自同年10月18日起称为中央委员会,1866年10月又改称为总委员会。在完成所有议程后,这次大会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胜利闭幕。 
这样,一个崭新的国际性的工人组织诞生了。它的出现,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大事。“这个协会无论是在工人自己眼中或是在资产阶级及各国政府眼中,都可以说是活生生地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使无产阶级欢欣鼓舞,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恐慌畏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0页。1864年10月11日,这一组织正式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协会”或“国际”。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后,它又被称为“第一国际”。 
在10月5日所举行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英国工联理事会领导人奥哲尔、克里默分别担任委员会的主席和书记。经过热烈的讨论,委员会决定组成一个更精干的小委员会来具体负责起草“协会”的纲领和章程。马克思等9人入选。 
从10月5日到10月18日,委员会和小委员会围绕纲领和章程不断召开会议。马克思因为没有按时接到开会通知和身体有病,所以没有全力投入这项工作。其他委员所提出的几个草案文本,都无法获得委员会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决定将这一重要而艰巨的工作委托给“马克思博士”去完成。10月20日,马克思抱病参加小委员会的会议。在得到授权后,他又废寝忘食、日夜奋战,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就拿出《国际工人协会》和《协会临时章程》两个草案。10月27日,小委员会通过马克思所写的文件;11月1日,它们又在中央委员会中获得一致通过。两年后的1866年,国际工人协会在日内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得到批准,从而成为“国际”的正式文件。 
在《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中,一方面,马克思以比较含蓄的语言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若干基本观点。例如在《共同章程》的引言即纲领部分,马克思写道:(1)“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2)“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3)“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4)“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16页。。 
另一方面,考虑到当时工人阶级的觉悟水平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在“国际”中的巨大影响,马克思也作了不少妥协。例如,在《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的行文中,马克思没有使用“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类的概念,没有提出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以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主张,等等。所以,通观全文,《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的内容设计,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艺术。正如马克思就此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的出台,使第一国际在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方面,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它也奠定了马克思作为第一国际的精神导师和灵魂的地位。 

2.第一国际的功绩 
那么,在所存在的12年间,第一国际(以下简称“国际”)做了哪些工作、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第一,它增强了各国无产阶级的团结。第一国际是顺应各国无产阶级要求加强国际间的联系与合作的愿望而诞生的,它的出现,反过来又促进这种愿望的实现。第一国际共召开六次代表大会和三次代表会议。按照时间顺序,它们分别是:1865年9月的伦敦代表会议,1866年9月的日内瓦第一次代表大会;1867年9月的洛桑第二次代表大会;1868年9月的布鲁塞尔第三次代表大会;1869年9月的巴塞尔第四次代表大会,1871年9月在伦敦秘密举行的第二次代表会议;1872年9月的海牙第五次代表大会,1873年9月的日内瓦第六次代表大会和1876年7月在美国费城举行的最后一次代表会议。每当这时,各国的无产阶级的代表冲破重重阻碍汇聚到一起,交流信息、协调行动、鼓舞士气。在“国际”大家庭里,各国无产者的代表欢聚一堂。在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闭会期间,“国际”也通过各种途径,如出版刊物等方式,沟通各国无产阶级的声息,保持它们的往来。在其鼎盛时期,“国际”在欧洲、美洲、非洲三大洲的18个国家中建立了自己的支部,拥有成员近一百万人。毫不夸张地说,在“国际”的旗帜下,世界各国的无产者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联合,集合成一支有组织的队伍,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自己的战斗力。 
第二,它提高了无产阶级的觉悟。“国际”既是各国无产阶级联合的组织,也是他们学习科学理论的课堂。在“国际”里面,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流派,如英国的工联主义、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等等,马克思主义与它们之间展开了不懈的斗争。正是在这些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成熟起来,其真理性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无产者所理解和接受,最终上升为工人运动的主导意识形态。例如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有制问题成为一个中心议题。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必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而蒲鲁东主义则认为小生产者的私有制是理想状态,双方激烈交锋,相持不下,大会在该问题上没有形成决议。到第三次代表大会,双方继续就这一遗留问题展开辩论,马克思的观点终于为大多数代表所接受。于是,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赞同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此举标志着“国际”朝着共产主义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共同
章程》的局限。 
又如,从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始,马克思与巴枯宁的斗争成为主旋律。斗争的焦点之一是,巴枯宁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出发,主张削弱甚至取消总委员会的权力。经过艰苦的较量,以马克思为首的一方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他们的企图,直至将他们开除出“国际”。“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几乎都出自马克思的手笔。1868年《资本论》第一卷刚刚出版,“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就专门通过决议,号召各国工人学习这一巨著。可见,正是借助“国际”这一舞台和渠道,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将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武装了起来,使他们的觉悟从自发上升到自觉的高度。 
第三,它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国际”利用自己的组织优势,将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整合起来,极大地增强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力,从而使工人运动更加有声有色地开展,也取得了更明显的成果。例如在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巴黎缝纫工人和巴黎铜业工人举行罢工。在“国际”的统一号令下,各国的无产者纷纷行动起来,以集会、发表声明和募捐等形式进行声援。一时间造成浩大的声势,逼迫资本家完全接受工人的要求,罢工取得圆满成功。“国际”在工人运动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还突出体现在对“巴黎公社”的支持上。在“巴黎公社”刚刚成立的1871年3月21日,“国际”总委员会便为此召开专门会议。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推动下,总委员会通过了给“公社”的声援信,并号召各支部积极行动起来,发动工人举行集会、示威,支持巴黎工人的伟大创举。伦敦支部行动得最早。他们在3月底便在伦敦、曼彻斯特等几个城市发动游行。到4月16日,他们进一步在伦敦的海德公园组织有3万—4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在《马赛曲》的引导下进行游行,场面十分浩大、壮观。此外,德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俄国、意大利、美国等“国际”的各个支部,均组织了卓有成效的声援“巴黎公社”的行动。“国际”巴黎支部的成员,更是积极投身到“公社”的事业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公社”的64位委员中,有39位是“国际”的会员。有的甚至就是作为“国际”总委员会的特派员派去的。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也竭尽全力,对“公社”的战士进行营救。例如,帮助他们逃出法国,协助他们在国外避难,给他们的生活提供物质帮助等等。这个“国际”,以马克思为代表,为捍卫“公社”的声誉,宣传“公社”的事业,总结“公社”的经验教训,写了大量的著作,使“公社”的精神彪炳千秋,永垂不朽。 
“第一国际”的所作所为在赢得无产阶级的支持与拥护的同时,也招致资产阶级的强烈嫉恨。应当说,从“国际”一成立,资产阶级对它的诋毁、破坏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当“巴黎公社”失败后,整个欧洲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反革命气焰变得十分嚣张。在这种背景下,资产阶级认为时机成熟了,于是对他们早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国际”,赤裸裸地举起了屠刀。 
1871年6月,法国政府向欧洲各国发出通电,呼吁采取一致行动,对“国际”进行绞杀。随后不久,法国政府“率先垂范”,宣布凡加入“国际”的人,一律处以监禁和罚款,并剥夺其公民权。此后,德国、荷兰、丹麦、比利时、意大利、奥匈帝国、西班牙、俄国、美国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也纷纷行动起来,采取措施强制解散“国际”的组织,对“国际”的成员施以逮捕、监禁、驱逐等刑罚。罗马教皇甚至将“国际”指责为“神的死敌”,号召全体基督徒与之进行“圣战”。在这种外部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国际”内部又发生了分裂。一批右派势力、投机分子纷纷离开“国际”,甚至反戈一击,以取悦反动政府。其中英国工联的退出,使“第一国际”的存在根基受到根本性的动摇,——它在英国很难再立足下去了。 
迫于无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建议下,1872年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将总委员会的驻扎地从伦敦迁往美国的纽约。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考虑,美国的工人运动正处在上升时期,这样一个土壤也许更利于“国际”的生存和壮大。但总委员会迁到美国后,与欧洲各国几乎完全失去联络,其影响迅速萎缩。为了遏止这一趋势,总委员会采取过不少措施,其中包括将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地点从美国搬回欧洲。但这些措施的效果差强人意。日内瓦代表大会一共只有28名代表参加,其中26位为瑞士支部的成员。1874年,左尔格辞去总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并退出总委员会。“国际”的工作事实上陷于停顿。 
1876年7月15日,“第一国际”在美国费城举行最后一次代表会议,宣布“国际”解散。 

三、承前启后的第二国际 

“第一国际”被迫解散后,世界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低潮。即便在如此黑暗的日子里,“第一国际”的精神以及它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响亮口号,也一直回旋在各国无产者的心头,鼓舞他们奋起与资本搏斗,并重建无产阶级的国际大联合。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第一国际”的老战士积极行动起来,开始恢复旧国际的努力。他们给马克思、恩格斯写信,表明他们的态度,希望这两位“第一国际”的精神领袖予以支持和指导。经过慎重考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重新组建国际的条件尚未成熟,故而对这一进程没有直接参与。 
1.创建第二国际的历史条件 
当时间迈入到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重建“国际”的条件与时机基本具备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过高速发展之后,资本主义陷入又一轮大危机。19世纪60—80年代,以电力为代表的科技飞跃,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在电力逐渐取代蒸汽成为工业的主要动力的同时,一大批产业如冶金、化学、交通运输以及通讯蓬勃兴起,共同将整个经济的列车推上了快车道。在19世纪最后30年里,世界工业总产量增加了两倍多。生产力的急剧扩张,使得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一步尖锐。作为其必然结果,经济危机纷至沓来。1866年的危机刚刚过去,1873年的经济危机又在德国、美国爆发。接下来的1882年、1890年,经济危机再三再四地频频光临。如此高频率的经济危机,不仅令资产阶级手忙脚乱,而且大大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其中包括阶级矛盾。 
第二,经过休眠之后,工人运动迎来了新的高潮。伴随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空前壮大。在19世纪80年代,世界产业工人的人数突破2 000万;到19世纪90年代,这一数字进一步增加到2 500万。在经济危机的激发下,欧美国家掀起新一轮的罢工浪潮。在法国,从1882年到1887年,共发生工人罢工758次,1890年的罢工次数更增加到313次;在意大利,从1881年到1885年,参加罢工的工人有8 5万人次,而从1886年到1890年,则增加至13 3万人次;在美国,从1886年到1890年,工人罢工多达6 682起,卷入罢工的人数达163 4万人次,其中1886年芝加哥所发生的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进行的总罢工,就有35万人参加。 
第三,科学社会主义逐渐成为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1867年秋,《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首次出版。第一批印刷的1 000册很快被抢购一空。《资本论》的伟大思想,如黑夜里的耀眼光芒,惊醒了世人,武装了无产者的头脑,成为他们行动的指南。不久,《资本论》被翻译成俄文、法文、英文等欧洲八国的文字,广泛流传,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在《资本论》博大精深的理论力量面前,笼罩在资本主义制度上的种种炫光被拂去了,各式各样的假社会主义迷雾被驱散,共产主义的前景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清晰地展现出来。就在同一时期,恩格斯也迎来自己理论创作的又一个高峰。从1876年5月到1878年7月,他用整整两年的时间写了《反杜林论》。该书全面总结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完整论述了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核心内容和相互关系,堪称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它行文简洁流畅,通俗易懂,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普及起了很好的作用。此外,恩格斯还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一系列著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不仅如此,恩格斯还在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给各国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写了众多的信件,这些都有效地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扬。 
第四,工会组织和工人政党有了明显的发展。在与资本的搏斗中,无产阶级得到了锤炼,其组织性不断增强。法国的工会组织从1884年的68个增加到1890年的1 006个,即六年间增加了约15倍;英国工联的成员也从1881年的不到50万扩展到1890年的将近150万,翻了一番半。更重要的是,不少国家出现了独立的工人政党。1869年9月,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创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组成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此后,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在法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美国、英国、匈牙利、俄国、葡萄牙、瑞士、波兰、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墨西哥等众多的国家,纷纷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组织。 
有了上述这些条件,“第二国际”的成立可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2.第二国际的建立 
要补充说明的是,“第二国际”之所以在1889年7月正式诞生,还与另一个诱因联系在一起。在革命形势好转的大背景下,80年代末,不少国家的工人组织和工人政党都先后发出重建工人国际的呼吁,并分头着手进行一些前期筹备工作。其中英国工联的行动比较迅速。1888年11月,它利用自己的影响,在伦敦发起召开一次国际工会代表大会,决定1889年夏天在法国举行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并由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可能派)具体负责筹备。为了将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了防止新成立的“国际”的领导权落入右派机会主义者手中,恩格斯凭借高度的洞察力和强烈的责任心,断然放下手中的所有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创建新“国际”的斗争中来。 
恩格斯首先给法国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写信,耐心地分析当前的错综复杂的形势,批评他们的调和主义立场和犹豫不决的态度,敦促他们赶快行动起来,立即加快筹备新“国际”的进程。在1888年12月给法国工人党领袖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如果你们一点事情也不做,不宣布你们要在1889年举行代表大会,并准备这个大会,那么人家都跑到布鲁斯派代表大会去了,因为谁也不会跟着退出去的人走。快宣布你们的代表大会吧,在各国社会主义报刊上声张声张,好让人们感到你们居然还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15—116页。在恩格斯的推动和帮助下,法、德两国马克思主义者们紧急行动起来了。1888年12月,法国党成立了专门的筹备组织委员会。1889年2月,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在海牙召开预备会议,决定1889年7月在法国的巴黎正式举行国际代表大会,并向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发出与会邀请。 
为了使会议能够圆满地举行,恩格斯通过撰写文章、发表谈话和个人书信等方式,揭露了机会主义者的用心,呼吁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活动家支持和积极参加马克思主义者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在恩格斯以及德国党的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法国党的盖德、拉法格等人的倾力奋斗下,形势迅速好转,各项筹备工作顺利推进。 
1889年7月14日,即法国大革命中人民攻占巴士底狱一百周年纪念日,来自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在巴黎会聚一堂,举行首次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鲜艳标语下,大家讨论了维护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大计。大会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就国际劳工立法、政治斗争、废除常备军和建立全民武装等问题作出决议,并一致决定将每年的5月1日确定为国际劳动节。会议还谴责了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整个大会开得热烈、隆重、充实,取得了成功。这次代表大会虽然没有就成立“国际”作出正式决议,但它通过确定下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等事宜,事实上宣告了新的“国际”即“第二国际”的诞生。 

3.第二国际活动的三个时期 
在从1889年到1923年的总计34个年头里,第二国际的活动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从1889年到1899年的十年,是第二国际活动的前期。这一时期共召开四次代表大会,即1889年的巴黎成立大会、1891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3年的苏黎世代表大会和1896年的伦敦代表大会。这些代表大会讨论的焦点问题有:争取工人阶级八小时工作制、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参加国际的条件以及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均展开了斗争。由于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盖德、拉法格等人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基本上为国际所接受。所以,从总体上讲,第二国际这一时期的工作,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展开的。 
从1900年到1914年,这是第二国际活动的中期。在此14年间,“国际”共举行了五次代表大会。它们是:1900年的巴黎代表大会,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7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10年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和1912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这些代表大会集中讨论了以下问题。(1)国际的组织原则问题。经过漫长的研究、争论、妥协,1907年召开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最终通过了《国际组织章程》这一重要文件,使整个国际的运作有了可以依据的规范。(2)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这时达到白热化的状态。其诱因是:1899年6月,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未经党组织同意,擅自加入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部长。所谓的“米勒兰事件”,成为当时各国社会主义者关心和争辩的热点问题。1900年的巴黎代表大会和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对这一问题的辩论上。经过反复较量,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终于作出反对社会党人入阁资产阶级政府的决议。(3)关于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随着国际局势的日益紧张,战争的阴霾越来越浓重地聚积起来。正因为如此,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到巴塞尔代表大会,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议题。在德国党、法国党中的左翼力量的推动下,第二国际在这一问题上都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决议。例如巴塞尔代表大会就通过了著名的《巴塞尔宣言》。该文件正确地揭示了战争的根源和性质,号召无产阶级和世界上所有进步力量行动起来,采取断然的行动,坚决制止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保卫人类和平。 
虽然马克思主义者采取了各种措施,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1895年恩格斯的去世,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势力还是在第二国际中逐渐蔓延起来,并最终占据了上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中来自22个国家的27个政党,除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塞尔维亚的社会民主党和保加利亚的社会民主党外,其余政党都背叛了《巴塞尔宣言》的精神,站到本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效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着眼,列宁宣布:第二国际(1889—1914)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 
从1915年到1923年,是第二国际活动的后期。由于世界大战的冲击,第二国际一度完全停止活动。1918年战争结束后,第二国际开始重建。经过一系列努力,1920年7月,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在日内瓦召开。这次大会通过了新的章程,选举了新的组织机构,并决定将国际的驻扎地迁到英国的伦敦。1923年5月,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德国的汉堡举行,有来自欧美30个国家的43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600多名代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实现第二国际和中派所创建的第二个半国际的合并,成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即社会党国际。社会党国际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方式、奋斗目标等方面都区别于原来的第二国际,所以,尽管它自称是第二国际的继承者,但就客观情形论,此举标志着第二国际的终结。 
4.第二国际的贡献 
第二国际生存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所谓“世纪之交”,当时资本主义正经历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过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也处在“准备革命”和“进行革命”的转折关头。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第二国际克服诸多困难,为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推进,作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这些成就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的辐射范围。在此之前,社会主义的影响主要局限在欧美国家。而到第二国际时期,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波及几乎世界各个大洲,形成空前的规模与声势。在最鼎盛的时候,加入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政党有30多个,党员人数达300多万,它们所代表的选民约1 200万人。其中最大的政党,即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家的党员就接近100万人。除了社会主义政党这一核心外,在它们的外围也聚集起形式多样的左翼组织,诸如工会、合作社、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群众团体。 
第二,创建了新的组织形式。与第一国际相比,第二国际的组织形式具有鲜明的特点,最突出之处,在于它非常松散。第二国际没有一个固定的组织,它的存在主要表现为每隔几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每当这时,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便聚集在一起,交换信息,切磋经验,协调步调,总之,大家畅所欲言;代表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对各政党没有约束力,各人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执行;在代表大会之间开始也不设立常设机构,只选出一个委员会负责筹备下届代表大会;1900年后设立一个“社会党国际局”,它由各成员党指派代表组成,权力非常有限;在成立18年后,第二国际才有了正式的章程,但这一文件比较粗略,例如它只规定参加代表大会的资格和表决方法,对代表大会的权力则采取回避态度。所以,第二国际是一个类似国际论坛式的组织。这种构架在加强各社会主义政党相互联系、合作的同时,也确保了各政党的独立自主。 
第三,探索了比较丰富的斗争手段,包括进行议会斗争。在此之前,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形式通常以秘密的、非法的、街头政治为主。第二国际的各政党根据形势的变化,开创性地使用议会斗争这一公开的、合法的斗争手段,在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权益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例如在1904—1909年,法国、美国等欧美17个社会主义政党,共争取选票将近900万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在1912年,它在议会选举中赢得40%的选票,勇夺110个议席,成为德国议会中最大的党团,从而为自己的政治活动营造了一个相对良好的生存空间。正是凭借议会斗争这个支点,第二国际的各政党得以把议会内的斗争与议会外的斗争、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拥有更广阔的活动舞台,也便于更有利地维护工人阶级的权益。 

5.第二国际的教训 
第二国际虽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最终却未能避免在政治思想上破产的命运。分析这一历史性的悲剧,有两条重要教训值得记取。 
第一,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与国情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旗帜鲜明地展开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出现若干新情况的大背景相呼应,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内部逐渐蔓延起来。这些机会主义者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借口发展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进行篡改和否定。这一股势力的恶性膨胀,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催化,最终导致第二国际在政治思想上的破产。 
尽管右倾机会主义是导致第二国际破产的直接和主要因素,但却不是全部因素。综观第二国际的历史,可以发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一直在进行着,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为什么这一斗争没有能够遏止修正主义的滋长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呢?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左”的思想的妨碍。面对时代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教条主义不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加以研究分析,得出新的、有说服力的结论,而只满足于机械地重复已有的结论。这种状况不仅不能有力地打击修正主义,而且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增强了修正主义的力量。所以,为了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推向前进,就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哪一方面都不能偏废。只有做到这一点,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才能拥有锐利的武器。 
第二,必须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斗争手段和斗争策略。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去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必须根据客观情况而定,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在19世纪后半期,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较平稳,缺乏进行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条件,第二国际的许多政党将和平的、合法的斗争手段作为反对资本的主要方式。这种做法有其合理的一面,在实际中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对此应予实事求是的肯定。但进入20世纪后,随着经济政治形势的改变,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大战的威胁日益逼近。在这种变化了的情况面前,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调整自己的斗争策略。但第二国际的许多政党没有这样做。它们继续陶醉在合法斗争当中,忘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以及暴力革命的一般规律。所以,在帝国主义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它们反应麻木,不能采取得力的措施进行反对,对资产阶级抱有程度不同的幻想;而当战争真的打起来的时候,它们又惊慌失措,方寸大乱,被形势所裹胁,迷失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为本国资产阶级所操纵和利用,走上社会沙文主义的道路。所以,任何一种斗争方式和斗争手段,说到底,都必须服从本阶级的利益,都必须根据客观的形势来制定,离开具体的客观环境,试图将某一种斗争方式和斗争手段凝固化、恒定化的做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必定是有害的。 

四、翻转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 

18世纪初,彼得大帝以“开明专制”的模式启动了俄国的改革,从而正式打开了把西方文明灌入落后的俄罗斯的大门。之后,经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更大力度的继续推动,俄国的西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深化。该进程的结果之一,就是在作为俄国专制统治支柱的贵族,尤其是青年贵族之间,一些人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按照西方的标准衡量,俄国的现实多少显得不尽如人意。 
19世纪初,俄国与拿破仑领导的法国频繁进行战争。在经历多次失败后,俄国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拿破仑的战略失误,取得最终的胜利。1814年,俄军攻入巴黎。在越出国界追击法军的过程中,俄国士兵“游历”了众多的欧洲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国家。于是,这种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客观事实,与头脑中已经存在的、模糊而抽象的观念结合,构成一股强大的合力,瞬间更改了一批在军队中服役的青年贵族的立场,使他们从军事上的胜利者变成文明上的被征服者,从忠君保皇的良民变成愤世嫉俗的叛臣逆子。在这种背景下,以反对沙皇专制、要求解放农奴为宗旨的所谓“十二月党人”革命发生了。这场以1825年12月武装起义为高潮的“十二月党人”革命,可看做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波。 

第一篇 开天辟地 ··


·· 社会主义发展历程


作为“十二月党人”革命的继承者,民粹主义在19世纪中期掀起俄国近代革命的第二波。在经历思想启蒙、民众发动、密谋暗杀的“三部曲”后,这一运动也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 
报国无门与救国无路的打击,在令一部分人消沉颓废的同时,也激发起另一些人去另辟蹊径,探索新的解放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开始被引入俄国。对这一工作贡献最大的,是普列汉诺夫。 
格·瓦·普列汉诺夫,1856年12月出生在俄国中部唐波夫省的一个小贵族家庭。作为民粹派领袖,他先后创建和领导了“土地和自由社”、“土地平分社”等组织,并在1876年12月在彼得堡组织了俄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人政治示威。在以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展开活动的这一段岁月里,普列汉诺夫曾经三次被捕、两次被流放。 
普列汉诺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组织者,也是才华横溢的政论家和宣传家,有很高的理论素养。所以,在流亡国外的日子里,带着对民粹主义运动的反思,普列汉诺夫开始广泛地涉猎西方各式各样的学术著作,希望从中得到启发和引导。在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后,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从而告别了民粹主义立场而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徒。后来在回忆这种转折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写道:“我可以说,学习《共产党宣言》构成我一生中的一个新时代。我被《宣言》所鼓舞,并立刻决定要把它译成俄文。”《普列汉诺夫遗著》第8集,第1部分,
莫斯科1940年版,第17页。为《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的面世,马克思还专门撰写了一个序言。 
普列汉诺夫曾经尝试说服民意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将它改造为无产阶级政党,但这一努力没有成功。于是,普列汉诺夫联合几位志同道合者,如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于1883年9月在国外创立了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劳动解放社。劳动解放社最重要的功绩,就是大大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向俄国的传播,为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它的努力下,一大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被翻译成俄文,在国外印刷出来后,通过各种渠道偷偷运回国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普列汉诺夫还写下诸如《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等著作,从各方面批判了民粹主义的观点,对俄国革命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如道路、进程、手段和阶级力量等等,一一作了论述。此外,普列汉诺夫为劳动解放社所撰写的两个纲领草案,即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对后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也发挥了直接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将一批革命者培养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以他们为骨干,19世纪90年代,在俄国国内也形成了若干共产主义的秘密小组。1895年11月,列宁将彼得堡的20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为一体,创建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诞生,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俄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1895年和1896年彼得堡工人的罢工风潮中,协会在鼓动、宣传、组织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促进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此外,协会所实行的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也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彼得堡“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俄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迈出关键的第一步。 
以彼得堡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为榜样,许多城市的革命者也纷纷行动起来,建立自己的组织。截至1897年,在莫斯科、基辅、奥德萨、里加、萨马拉等十多个俄国的主要城市,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 
为了将俄国各地的社会主义力量团结起来,列宁早就有筹备组织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设想。但没等将它付诸实施,1895年12月,列宁第二次被捕。在坐牢期间,列宁仍然继续为这一目标而努力,他不仅通过“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向各地的战友发出倡议,而且克服种种困难,在狱中为拟议中的代表大会设计方案并起草党纲草案。由于彼得堡的革命组织在列宁被捕后不久也遭到破坏,所以筹备建党的事宜便转由基辅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具体承担起来。 
经过艰苦的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3月在明斯克秘密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莫斯科、彼得堡、基辅等地的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以及“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简称“崩德”)的代表。代表大会举行了三天。除了宣布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外,还选举了由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并指定基辅的《工人报》为党的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在会后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该文件大体上采用普列汉诺夫在1885年所撰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的基本观点,其中写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起诞生,一起发展、巩固,而且在自己发展中越来越多地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随着社会的发展,“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越是懦弱、胆怯、卑鄙,落在无产阶级肩上的文化和政治任务就越重。坚强的俄国工人阶级应当担负起并且能够担负起争取政治自由事业的重大责任。”转引自尼·尼·波波夫:《苏联共产党(布)历史概要》第1卷,
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由于这次代表大会没有能够制定出党的纲领和章程,并且大会闭幕后大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一回到驻地就遭到逮捕,所以,统一的俄国社会主义政党并没有因为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建立起来。 
1900年7月,结束流放生活的列宁离开自己的祖国,开始海外流亡。在日内瓦,列宁会晤了普列汉诺夫。经过协商,双方决定合作出版一份覆盖全俄的政治类报纸。同年12月,这份报纸——《火星报》的创刊号在德国的莱比锡出版。《火星报》的诞生,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重建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首先,从创刊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火星报》共出版了45期。它所发表的文章,其中包括列宁的32篇文章,旗帜鲜明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了各种机会主义主张,极大地提高了革命者的觉悟,统一了他们的思想认识,为重新建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次,《火星报》借助媒体的优势,将俄国零散的社会主义者集合在自己周围,而它的编辑部,事实上也成为俄国社会主义者公认的领导核心。这样,《火星报》便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重建打下了组织基础。最后,《火星报》还利用自己的得天独厚的资源,为党的重建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例如,经过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联手努力,终于拟订了一个比较成熟并且得到比较广泛拥护的党纲草案。该文件在1902年6月出版的《火星报》第21期上全文公布。 
1902年11月,根据列宁的建议,在普斯科夫召开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专门讨论筹备第二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事宜。在此次会议上组成的组织委员会中,火星派占据主导地位,这就为代表大会的成功举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03年7月30日,意义重大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俄国全体社会主义者的瞩望中开幕了。这次会议一共开了12天。会议的前半程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由于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只好临时转移到伦敦继续进行。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共有来自26个社会民主组织的43名代表,基本上囊括了当时俄国社会主义团体的各个派别。本次会议的议程共计20项,其中最重要的,是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章程,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以便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恢复起来。 
由于与会者的成分复杂、观点各异,所以代表大会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例如在党纲问题上,“崩德”和经济派代表联合起来,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如何对待民族自决权、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实行怎样的土地政策等问题上,对火星派所提出的党纲草案提出质疑。为此,普列汉诺夫、列宁等火星派成员对纲领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有力的辩护,最终使该文件以仅有一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新党纲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明确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必然替代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是旧社会的掘墓人和新世界的建设者;无产阶级实现自己历史使命的必要手段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完成这些繁重的任务,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自己独立的政党。纲领规定:党奋斗的最终目标,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消灭所有阶级和一切形式的剥削,以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党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使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实现广泛的民主化。其具体措施包括:实行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实行地方自治,实行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和结社的完全自由,实行公民和民族的完全平等,等等。 
新党纲的通过,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这一文件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也体现了俄国的特色,例如,它是当时世界各社会主义政党中惟一一个载入无产阶级专政条款的党纲。新的党纲不仅为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指明了方向,也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成长,提供了精神支柱。如同普列汉诺夫在进行总结时所指出:“自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现在起有了自己的纲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通过的纲领为我们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同敌人进行斗争的牢固而可靠的武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59年版,第258页。 
在讨论列宁所起草的党章草案时,团结一致的火星派发生了严重分歧。分歧最大之处集中在党章第一条上。列宁所提出的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马尔托夫的条文则是:凡是承认党纲,并且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从文字上比较,双方的差异只在是否参加组织这一点上,但所折射出来的底蕴,却是深刻的和原则性的。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是一个精干的、职业革命家的组织,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个人能否成为其中的成员,要由党组织来决定。马尔托夫则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党员的称号散布得愈广泛愈好;一个人能否成为党员,主动权操在他自己手里,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自行列名入党。马尔托夫的主张,基本上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党章的第一条。如果按照它行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不可能成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只能是第二国际政党的翻版。 
由于列宁的思想没有得到多数代表的理解,所以这场论争以马尔托夫的胜利而告终。但接下来所进行中央机关的选举中,由于五名“崩德”分子和两名经济派分子不同意代表大会在民族组织问题上的决议而退出,使得各派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按照党章规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它至少每两年召开一次;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总委员会是党的最高常设机构;在总委员会下面,设立双中央机关制:中央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党的实践活动,而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则负责在思想上领导党;二者之间的关系,由总委员会协调。总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各出两位委员,总委员会委员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代表大会选举的结果,普列汉诺夫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在总委员会的成员中,拥护列宁观点的成了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而拥护马尔托夫的成了少数派,即孟什维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将俄国各社会主义团体集合起来,成立了统一的组织,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它的怀抱中,一个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即布尔什维克党孕育成型了。毫无疑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布尔什维克的出现,标志着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呼之欲出了。 
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分裂趋势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加速进行。由于普列汉诺夫转向孟什维克一边,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事实上成了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少数派。1904年,对列宁及其支持者而言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在列宁被迫退出《火星报》编辑部后,该报完全落入孟什维克的掌握之中。从第52期起,所谓的新《火星报》实际上成了攻击列宁的一个炮台,它不断发表非议列宁的文章。同年春,两位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在俄国被捕,使列宁在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中都成了少数派。为了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列宁不顾总委员会的反对,公开发表《进一步,退两步》的论战著作,全面地、直截了当地批判了孟什维克的主张。于是双方的矛盾公开化并进一步激化。1904年7月,孟什维克联合布尔什维克中的温和分子召开一次会议,它所通过的特别宣言宣布,禁止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讲话。 
在这种情况下,1904年8月,列宁在日内瓦召集有22位布尔什维克参加的会议,呼吁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除了通过《告全党书》外,会议还选出“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具体担负筹备工作。此外,会议还决定创办一份报 纸——《前 进报》,作为宣传布尔什维克主张的舆论阵地。 
1905年4月,布尔什维克在伦敦举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孟什维克以会议不合法为由,拒绝出席,而同时在日内瓦召开自己的所谓全俄党的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两大派别各自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表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上的分裂进一步加深。此后,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除了在表面上还维持同属于一个政党的形式外,实际上已经成为相互独立的两个政治组织。 
在布尔什维克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思想得到与会者的支持。按照列宁的建议,党章第一条进行了修改;大会决定对党的领导机构进行改组,撤销总委员会,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针对俄国革命的形势,代表大会还就一系列策略问题作出相应的决议。 
此后,在列宁主义的指导和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不断成长壮大起来。1906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列入党章。到1912年1月,考虑到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分歧已经难以弥合,在形式上维持双方的联合非但不具有积极的意义,反而会产生助长机会主义发展的消极后果,布尔什维克在布拉格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作出决定,将孟什维克开除出党。至此,一个从形式到内容都完全独立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最终形成了。 
列宁曾经套用阿基米得的名言(即“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翻转过来”)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7页。现在,这个革命家组织有了。果然,五年后,俄国真的被翻转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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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崭新世界的诞生 
 
2001年不仅是新千年和新世纪的开端,也是巴黎公社的130周年和苏联剧变的10周年。在这样一个时刻回望历史,我们除了感叹革命前辈改天换地的非凡气概和赫赫功业外,还有几分悲壮的情怀袭上心头。 
一、横空出世的巴黎公社 

1789年,法国爆发意义深远的资产阶级革命。进入19世纪后,整个法国社会依然处在连续不断的社会震荡之中。1830年革命打击了封建复辟势力,使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得以巩固。在1848年革命中,法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资产阶级共和派则乘机掌握政权,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48年12月,根据刚颁布的宪法,法国举行总统选举。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在小资产阶级的拥戴下问鼎成功,将法国的最高权柄揽入怀中。其后,又经过一系列的阴谋与阳谋,波拿巴终于在1852年12月正式称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波拿巴不惜使用高压、强力手段。用作家维克多·雨果的话说:“他们扼杀了权利,禁止了自由,侮辱了旗帜,践踏了人民,而感到兴高采烈!”这种做法在给广大民众带来巨大痛苦的同时,在客观上也使法国社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从而为经济发展造成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波拿巴还继承他叔叔的野心,不遗余力地对外扩张。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法国军人的足迹遍及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向一个又一个国家用兵,与一个又一个对手交战。到1870年,法国通过对外战争,共获得9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00多万人口以及难以计数的财富。这些,也为法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一时间,第二帝国仿佛将法兰西引领进了“黄金时代”。 
但在这种繁荣的背后,矛盾在日积月累。专制统治取代共和制度,波拿巴实际上将自己置于与时代潮流、与人群意愿公然对抗的位置上;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壮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而且也使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持续尖锐。其结果,就是法国在50年代和60年代接连发生两次经济危机。而连年的对外用兵,也消耗了大量的财富,使整个国家疲惫不堪。所以,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法国社会已经陷入深刻的全面危机。 


第一篇 开天辟地 ··


·· 社会主义发展历程

为了摆脱国内日益严重的矛盾,也为了争夺欧洲霸权,波拿巴于1870年7月以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为借口,仓促发动对普鲁士的战争。士气低落的战士与狂傲无知的统帅,使法军从一开始就接二连三地吃败仗。普鲁士军队乘胜追击,越过边界深入法国境内,将25万法国军队分割包围。9月1日,普军对色当发起总攻,仅一天,波拿巴率领的8万法军便举白旗投降。 
1.巴黎公社革命 
法国军队失败的消息传回巴黎,全城沸腾起来。成千上万愤怒的工人、学生、市民自发地聚集在大街上,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积压已久的愤懑如火山一样迸发出来。激动的人群高喊“打倒帝制”、“共和国万岁”等口号,冲进立法院大厅,赶走里面正在开会的议员,宣布推翻第二帝国,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由于缺乏组织,人民革命的果实又一次落入反动势力的手中。新组建的“国防政府”,实际上由狡猾的前拿破仑帝国的将军和阴险的资产阶级政客所把持。 
色当大败后,普军长驱直入,兵临巴黎城下。面对巨大的威胁,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巴黎人民毫不畏惧。他们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了自己的军事队伍——国民自卫军。不到一个月时间,国民自卫军的人数达到30万人,分为194个工人营队。就在巴黎人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决心与入侵之敌决一死战的时候,“国防政府”却紧锣密鼓地加紧与普鲁士媾和,希望通过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换取普军的撤退,以便腾出手来镇压被他们视为心头大患的人民革命。 
1871年1月底,法国与普鲁士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同年2月17日,法国召开国民议会,宣布成立梯也尔政府。该政府成立后,将解除巴黎民众的武装作为最紧要的任务列入议事日程。经过一系列谋划,3月18日凌晨,梯也尔派出军队偷袭国民自卫军所控制的巴黎市的制高点——蒙马特尔高地,企图夺取部署在那里的一百多门大炮。于是,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交火。 
听到枪声,早就对梯也尔政府强烈不满的巴黎人民瞬间动员起来,他们奔向各个战场,投入与政府军的搏斗。同日上午,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在研究了当前形势后,它发表宣言指出:“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转引自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的版,第371—372页。据此,它向国民自卫军下达展开战斗的命令。不到半天时间,士气低落的政府军被击溃,梯也尔等政府要员狼狈逃往凡尔赛。红旗升起在市政厅、陆军部、警察局等地方的上空。巴黎工人用枪杆子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诞生了。 
在巴黎人民英雄行为的鼓舞下,法国许多城市的劳动者也纷纷行动起来。一时间,里昂、马赛等地的民众也拿起武器,攻占市政府,赶走旧官僚,建立公社。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外省的公社只存在了短短几天,就被镇压下去了,没有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巴黎公社成立后,由于轻敌和人道考虑等原因,既没有马上向凡尔赛进军,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也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切断梯也尔政府的财源,更没有大力镇压反革命,于是在他们忙于庆祝胜利和进行内部建设的时候,凡尔赛的反革命大本营形成了。从巴黎逃奔出去的梯也尔政府,在稳住阵脚之后,纠集起四万军队,从4月2日起,向巴黎发起几次进攻。在巴黎人民的英勇抵抗下,这些反扑被一一瓦解。 
面对巴黎的革命火焰,国际反动势力结成联盟。在梯也尔政府的请求下,普鲁士一下子释放了10万法军俘虏,使梯也尔掌握的军队迅速增加到13万。此外,普鲁士还答应推迟索要法国第一笔战争赔款的时间,让梯也尔政府能够集中财力来对付巴黎公社。双方甚至还化干戈为玉帛,达成军事合作:普鲁士军队从北面封锁巴黎,在凡尔赛军队发动进攻期间,不让一个公社战士通过普军防线。如此一来,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5月21日是星期日,巴黎照例举行盛大的游艺活动,不少公社战士离开防地去度假。在叛徒的接应下,凡尔赛军队从空虚之处突入巴黎。到第二天凌晨,进入巴黎的凡尔赛军队已经达到12个师,约20万人。至此,整个巴黎的形势发生了逆转。面对极端险恶的局面,公社战士表现出大无畏的气概,他们将每一条街、每一幢建筑物都变成堡垒,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在这场悲壮的搏杀中,涌现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例如在保卫蒙马特尔高地的战斗中,公社的战士只有200—300人,而围困他们的敌军却多达两万。但公社战士们抱着视死如归的气概,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攻击,使阵地岿然不动。气急败坏的敌人调来大炮,用密集的炮火将高地削平了几尺,所有工事都被摧毁,几乎所有公社战士都光荣牺牲。又如在保卫伊西公园的战斗中,14岁的公社战士恩斯特高举战旗,将它插到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街垒上;一颗子弹飞来,他壮烈牺牲;哥哥菲里克斯见状冲上来,一手撑起旗帜,一手抱住弟弟遗体,结果又饮弹身亡;父亲赶上来,抹一把夺眶而出的泪水,强压住满腔的悲愤,端起武器,继续投入战斗……。5月27日,巴黎的大部分城区都已经陷落,公社的最后一场保卫战斗在拉雪兹公墓展开。几百名公社战士依托墓碑,用步枪等简陋的武器,与五千多正规军搏斗,他们冒着密集的炮火,一直战斗到弹尽粮绝,最后一批战士在“公社万岁”的口号中,悉数倒在墓地的墙脚下。为了纪念巴黎公社战士们的不朽业绩,人们把这堵墙命名为“公社战士墙”,它至今仍然屹立在巴黎城东,向世人昭示着历史上这辉煌的一页。 
巴黎陷落后,凡尔赛匪徒在城里展开极其残酷的大屠杀。被抓的俘虏和伤员、穿着带红条的裤子(国民自卫军制服的标志)的、身上嗅出有火药味的、带枪伤的以及一切被认为与革命有关系的人,统统格杀勿论。在短短的几天里,嗜血成性的凡尔赛匪徒先后杀戮了3万人,逮捕、监禁、流放了5万人,将巴黎这座举世闻名的大都市,变成了令人发指的人间地狱。由于这场浩劫,巴黎的许多住宅无人居住,不少街道荒芜凄凉,很多曾经发达的行业因为缺乏专业工人而绝迹多年…… 
面对敌人的疯狂和残暴,公社社员们无论在监狱里,还是在法庭和刑场上,都表现出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骨气和气节。公社检察长里果落入敌手后,凡尔赛匪徒让他喊:“打倒公社!”里果却振臂高呼:“公社万岁!”“打倒杀人犯!”等口号,结果被恼羞成怒的匪徒当场杀害。另一位公社委员费烈将审判他的反革命法庭变成了揭露敌人罪行、宣扬革命真理的讲堂。在作最后陈述时,他对着前来旁听的人们说道:“我是巴黎公社的委员,现在处在我的战胜者的手掌中。他们要我的头颅,让他们拿去吧。我永远也不想用卑鄙的行为来拯救自己的生命。我曾经自由地生存,也将自由地死去……我的遗言是在将来要纪念我并为我复仇。”临刑前夕,在给战友的信中,费烈深情地写道:“不要为我们的失败而悲伤,而要更好地分析失败的后果,你我都应该深信:社会主义事业从来没有过像今天那样令人感到必要!”(法)卢利耶:《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49页。 
也就是在公社失败的第二天,刚刚参加完街垒保卫战的幸存者、公社委员、诗人鲍狄埃,在枪炮的轰鸣和死亡的威胁中,在巴黎市郊的一所简陋的木屋里,用沸腾的热血和满腔的悲愤,写下了气吞山河、惊心动魄的不朽诗篇《国际歌》。一百多年来,这首在血与火中诞生的作品,激励着世界各地的无产者和劳苦大众挺起胸膛,为他们自己的解放而前仆后继地拼争。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2.“巴黎公社原则” 
虽然前后仅仅存在了72天,但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赢得了以政权为杠杆,去将社会主义理想物化为现实的史无前例的机遇。在所取得的众多业绩中,最突出的成果集中在政治方面,这便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的“巴黎公社原则”。这一原则的底蕴,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具体内容和措施,大体构建起了一个相对成型的政治体制的骨架。 
第一,全方位的人民自治。公社政权机关里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由普通劳动者组成;不少以前完全没有从政经验的工人,甚至还担任相当重要的领导职务。例如在3月18日起义的当天,奉命接管政府教育部的,就是一位鞋匠,名字叫做路利耶。公社委员茹尔·瓦莱斯后来在他的回忆录《起义者》中描述说:“在历史和社会经济方面,这个做鞋师傅确比在他以前所有抱过部长皮包的学校毕业生都知道得多。”“在他递给我的一叠皱皱巴巴、涂得很脏的纸上,有一整套教育规划,它的明智,足以推翻科学院和国务院的教条律文。”这种普通劳动者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直接而广泛的参与,彻底改变了以往国家机器的面貌,使得巴黎市政机关在工作人员只相当于过去1/4的情况下,工作的效率却大幅度提高。《巴黎公社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1页。对公社的这种创举,马克思予以高度的重视和评价。他写道:“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组成,它组织着巴黎的防务,对波拿巴的御用军队作战,保证这座庞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担负着原先由政府、警察局和省政府分担的全部职务,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公开地、朴实地做它的工作。”“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职务——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4—415页。 
人民自治除了体现在普通劳动者到公社机构中任职外,还有其他多种的实现形式,例如,老百姓随时都可以通过俱乐部和民众集会等渠道,对各种问题发表意见,施加影响。在公社里,人们自由地组成各式各样的俱乐部,形式各异的集会也经常举行。在这些场合中,劳动者可以对所关心的问题充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意见、建议甚至批评;公社的公职人员则出席聆听。民众的意见和呼声,不仅成为公社制定政策、措施的依据,有的干脆就直接被采纳。实际上,公社所颁布的大多数法令和规定,都是巴黎各阶层民众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所讨论、酝酿的主张。毫不夸张地讲,公社的一切决策,都来源于人民群众。 
第二,切实的选举制。选举制度在巴黎公社之前就已经存在。但这种选举制度,说到底,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对无产者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公社的选举制度则完全不同,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巴黎公社选举制度的民主性,首先体现在选举主体即选民的平等上。由于时间的仓促,公社来不及制定新的选举法,但它对原先的选举法作了重大修改。例如,原来的选举法奉行属地原则,规定巴黎的各区不论人口多寡,一律产生三位议员,以此确保人口稀少的资产阶级居住区能够获得与工人居住区同等数量的选票。公社则按照属人原则对选举法作了重大修改,规定每两万居民产生公社委员一名。这样一来,不仅体现了人人平等的原则,也确保了无产阶级的代表在公社中的多数地位。例如,按照旧选举法,人口4万人的资产阶级居住区和人口15万人的无产阶级居住区,都只能各产生三位代表;而按照新的选举法,前者只能产生公社委员两名,后者则可以推选七名。 
巴黎公社选举制度的民主性质,还表现在选举对象的广泛性方面。公社规定:“全体公职人员须经选举始得任命。”《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74页。实践的结果是:作为公社最高权力机关的公社委员会的全体成员,由巴黎的全体公民选举产生;国民自卫军营以上的指挥官,由战士选举产生;企业中的厂长、车间主任、工长,由工人大会选举产生。也就是说,选举制度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彻底根除了剥削制度下沿用了上千年的官职委任制。 
第三,严格的监督制。为了将人民对公职人员的监督落到实处,公社开辟了多种让人民了解自己工作状况的渠道。例如,公社及各委员会的决议,凡不涉及军事机密的,一律及时地、完整地刊登在各种传媒上,让老百姓知道。据统计,在短短的几十天中,公社公开发布的公告就有360多件。此外,公社的各级领导人还经常出席各种群众集会,向他们汇报工作,接受他们的咨询,听取他们的呼声。公社的一份文件写道:“作为选民的真正受托人,当公正的要求产生时,我们永远要服从选民的意志,承认大家的正当权力,不追求虚名。完成任务的信念,履行任务的信心,将是我们对你们的报答。我们愿每月、每周告知你们市政状况。”《巴黎公社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8页。 
除了信息公开外,公社在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时,还经常邀请普通劳动者和有关人员列席和参与,让他们切身了解整个工作情况。在国民自卫军选举产生的团委员会、营委员会中,也吸收普通战士参加军务管理工作。此外,为了落实监督工作,公社还采取若干制度化的措施。例如在工厂建立工人监督委员会和职工委员会;在司法系统建立陪审制度等。借助这些举措,整个公社的工作完全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从实际情形看,这种监督并不是摆花架子,而是得到切实实行的。例如,巴黎第八区选出的一位公社委员,由于身体原因,难以胜任自己的工作,根据群众的意见,公社免去了他所担任的区长职务。公社警察部门的官员、美术局局长被群众检举有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行为,经公社有关方面核实后,马上被解除了职务。 
第四,普遍的同薪制。为了确保公职人员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公社在个人收入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规定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并且兼职不能兼薪。在成立后不久的3月31日,公社便专门召开研究公社公职人员薪金问题的会议。经过讨论,与会者一致同意根据民主的原则和人民公仆的身份定位,参照当时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将公社委员的工资上限确定为每天15法郎。4月1日,公社正式发布“废除各市政机关职员最高薪额并规定最高薪金为六千法郎”的法令。该文件指出:“鉴于到目前为止,各公共机关的高级职务均享有高薪,因而被视为可钻营和私授的肥缺;鉴于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里,既不应有闲职,也不应有高薪;为此……规定各公社机关职员最高年薪为六千法郎。”《巴黎公社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5页。在实际执行中,公社委员的最高年薪为5 400法郎;有的区政府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只有1 400法郎。 
除了对薪金进行封顶限制外,公社在公职人员的物质待遇方面还制定了许多规则。例如,公社规定原市政机关使用的豪华马车不得继续使用;市政厅公共伙食费用为每人每天两个法郎,主要解决经常在公社机关上班的工作人员的用餐问题,仅限公职人员本人享用,不得扩展到其家属身上。 
第五,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当时在欧洲大陆比较通行的政体,是所谓的议会制即内阁制,即选民选出的议员组成议会,议会再选出内阁。在公社看来,这种政体有两大缺点。其一,它不民主。管理国家的大权事实上集中在内阁手里,而内阁只对议会负责,游离于公民的监督、制约之外。其二,它违背效率原则。由各方职业政客组成的议会,是争论不休的俱乐部,一件事情议来议去,做不了决策,不能拍板,白白花费了无数的时间。 
为了克服资产阶级议会制既不民主,又有悖效率的弊病,公社创造性地建立起集行政和立法权力于一身的、在全体公民的监督下进行工作的崭新的政治机构。公社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十个委员会组成,它们分别是: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粮食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司法委员会,治安委员会,劳动、工业和交换委员会,社会服务委员会,对外联络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等。其中执行委员会拥有广泛的权力,负责实施公社的一切法令和其他委员会的决议。 
当然,巴黎公社的创举还体现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77页。 
二、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的爆发,既是俄国社会各种内在矛盾孕育的产物,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催化的结果。 

1.沙皇俄国存在的主要社会矛盾 
对20世纪初期的俄国而言,其主要的社会矛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大体上推行了一条所谓“开明专制”的路线。这一路线的基本内容,是在经济上适度地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和生产组织形式,在政治上则固守一家一姓的独裁统治。经过200多年的不断演进,及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可观的规模和水平。这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作为资本主义高级阶段本质特征的垄断,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业已出现。例如在1910年,全国最大的8家银行所控制的银行资本,已经占到全国资本的2/3以上;不到企业总数5%的大工厂,却集中了全国半数以上的工人。但在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同时,落后、腐朽的封建上层建筑却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持着。于是,先进的生产力与陈旧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与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之间,其相互抵牾的状况愈演愈烈。 
第二,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尽管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但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仍然占到近60%的份额。这表明俄国从总体上讲还是一个农业国,农民是构成人口的主要成分。俄国的封建关系,具有比较浓厚的农奴制色彩。封建主占有绝大多数的土地,对农民实行超经济剥削和人身迫害。由政府所颁布的、对农民可施以肉刑的条例,一直到20世纪初都保留着。面对这种非人的待遇,俄国农民在历史上进行过无数次的斗争。进入20世纪后,这种斗争继续发展。例如在1902年这一年,全俄所爆发的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就多达340余次。 
第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内含的各种矛盾也在不断激化,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为了改变自己的悲惨处境所进行的反对资本的斗争,也在蓬勃地发展。例如在1900—1903年,俄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数千个企业停产或破产,十多万工人失业。不甘任人宰割的工人阶级奋起抗争,掀起一轮又一轮斗争的浪潮。仅1901年一年,俄国就爆发千人以上的工人罢工120次,不少罢工提出了带有明显政治内容的要求。 
第四,民族矛盾。在俄国幅员广大的国土上,生活着一百多个大小不等的民族。除了俄罗斯族外,其他民族基本上都是被沙皇俄国征服后并入俄国的,所以从一开始,这些民族与俄罗斯人就存在严重的隔阂甚至敌对关系。沙皇实行一条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政策,不仅从精神上歧视、侮辱各少数民族,而且对它们实行加倍的剥削与压迫,使这些民族如同生活在监狱中一样,处境非常凄惨。例如,这些民族的文字在自己的学校里不能教授,不能用来出版正式的出版物,民族的风俗习惯也不被尊重等等;并且一旦产生不满或反抗,将遭到包括种族灭绝在内的惩处。所以,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各少数民族对俄罗斯人都怀有很深的仇恨。 
总之,沙皇俄国是带着丛集且复杂的矛盾进入20世纪的。统治集团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带着转移矛盾的想法,俄国铤而走险地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料事与愿违,这场战争非但没有能够缓解这些矛盾,相反却将这些矛盾催化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最终点燃了1917年的二月革 命。   

2.战争对革命所起的催化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俄国的革命起了催化作用。 
第一,这场战争加深了人民生活的困苦。战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在参战的各方中,俄国是相对落后的国家,所以战争对它的压力便显得特别大。而这些压力,最终还是要由老百姓担负起来。例如,为了打仗,无数工人、农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到前线去当炮灰。截至1917年初,为了应付战争,俄国40%的劳动力、共计1 500万人被征召上了前线;两年多的战争打下来,俄国损失的士兵人数高达700万人。毫无疑问,能够上前线去作战的人,大都是家庭生活中的顶梁柱。所以,对那些失去这根顶梁柱的众多家庭而言,它们所陷入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此外,从更宏观的视野着眼,为了将战争机器运转下去,就离不开巨额的花销,不言而喻,这些花销只能靠加紧生产来满足。由于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生产要素被从生产领域中抽走,因而直接败坏了俄国的生产力。如此的透支,几年下来,本来底子就比较薄弱的俄国经济,不可避免地陷入濒临崩溃的边缘。到1917年初,即便是在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国家重点确保的大城市,老百姓日常所必需的食品、燃料,都已无法维持正常供应。满大街到处都是排队抢购的人群,人民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第二,这场战争引发了统治集团的危机。这种危机是全方位的,并且与时并进。例如,在尚武传统和光宗耀祖愿望的激发下,开战之初,大批年富力强的俄国青年贵族争先恐后地投身沙场;长期的娇生惯养与急于立功的迫切心情,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众所周知,贵族是沙皇制度的支柱,现在,这根支柱被严重地削弱了,罗曼诺夫王朝的大厦变得更加不稳固了。另外,除战争初期取得了有限的胜利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局实际上朝着越来越不利于俄国的方向发展。进入1916年后,战争基本上是在俄国的土地上进行的。接二连三的失利以及越来越严峻的战场形势,无情地销蚀了沙皇头上的神圣光环,使老百姓对其统治国家的能力与资格提出强烈的质疑。不仅如此,在对战败原因的检讨中,皇后的德国公主的身份、涉嫌向德国出卖情报的传闻以及她对巫医拉斯普廷的重用和亲密关系等等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在朝野上下传得沸沸扬扬,并遭到越来越强烈的非议。所有这些,合力将把尼古拉二世推到悬崖边上。为了扭转颓势,沙皇在战争期间先后撤换了四个大臣会议主席、六个内务大臣、四个陆军大臣和三个外交大臣,但都无济于事。这些表明,腐朽的沙皇统治的确已经难以维持下去了。 
第三,这场战争导致革命力量的壮大。经过1905年革命失败的挫折和斯托雷平相对成功的改革,俄国的革命形势一度陷入低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俄国的经济发展势头不错,工业保持高速增长,农业也年年丰收;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从皇家和贵族那里分到了一些土地,他们对现状变得相对满意;温和的革命者到国家杜马中当了议员,怨气有了发泄的场所,并且拥有了不错的生活待遇,因而革命斗志衰退;而那些坚定的革命者,则因为国内缺乏革命形势而重新流亡国外。然而,战争将这些都改变了。利用战争所造成的形势,革命力量迅速壮大。以布尔什维克党为例。在战前,布尔什维克党在军队中基本没有什么影响;但到1916年底,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已经建立起许多秘密支部和小组,成员达几千人,例如在海军最精锐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每一艘军舰上,都建有秘密的党组织。其他革命组织如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的情况也类似。在这些革命组织的发动下,1916年全俄发生的工人罢工共计1 500起,参加人数逾百万。进入1917年,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光头两个月,工人的罢工次数就突破1 000次的大关。 

3.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 
1917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一觉醒来的妇女们发现面包店里根本没有面包出售,于是,积累已久的愤怒如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她们聚集到一起,开始举行示威。在妇女的带动下,工厂的工人也行动起来,罢工和游行瞬间席卷了整个城市。3月11日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天,几乎所有的市民都走上了街头,“打倒战争”、“打倒沙皇政府”等口号响彻云霄。为了控制局势,警察悍然向人群开枪,造成了流血。示威者则拿起石块、木棍等一切可能的武器,勇敢地投入战斗。于是,斗争发展到暴力革命的程度。在事实的教育下,在革命党的鼓动下,在人民的感召下,军队开始大规模地倒戈。到3月12日,起义者基本上控制了整个城市。3月14日,尼古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二月革命以胜利而告终。至此,统治俄国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寿终正寝。 
二月革命后,俄国产生两个政权,一个是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另一个是临时政府。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在3月12日晚上组建起来的。它的权力中心——中央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绝大多数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领袖齐赫泽被推选为主席。苏维埃本来有机会将所有权力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但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执行一条妥协路线,使资产阶级政党得以乘虚而入,分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许可下,由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扶植起来的临时政府在3月15日宣布成立。在这个政府中,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党占据主导地位,李沃夫公爵则担任首相。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在沙皇政府所空出的权力废墟上,临时政府担负起了管理俄国的重任。顺便补充一句,这一权力机关之所以叫做“临时政府”,是因为根据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国家临时委员会的商议,将在适当的时候通过普选组成全国立宪会议,由该组织制定国家的宪法,然后按照宪法的规定去成立正式的国家权力系统。临时政府只是在这一过渡期内暂时扮演执政者的角色。 
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可谓内忧外患、形势险恶、百废待兴。其中最突出和最紧要的问题是三项,即和平、面包和土地。和平,就是要退出战争,使精疲力竭的俄国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面包,就是要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土地,就是要让占俄国80%以上的农民能够耕者有其田,从而安居乐业。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临时政府囿于阶级本能和政治短视,既不愿意也无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致使俄国的处境日暮途穷、江河日下。面对临时政府的狭隘和懦弱,彼得格勒的民众忍无可忍,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抗议浪潮,使临时政府陷入一次比一次深重的危机。在1917年3月到11月的短短八个月间,临时政府共改组了五次,其窘境由此可见一斑。 
在风云激荡的时局中,有两大事件具有转折的意义。其一,1917年7月1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下,彼得格勒50万民众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立即退出战争。军警开枪镇压,造成700多人死伤。鲜血擦亮了人民的眼睛,他们看清了临时政府的本质,从此临时政府的支持率急转直下。其二,同年8月,沙皇将军、俄军最高司令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要求解散苏维埃,恢复所谓的正常秩序。临时政府本来想借用叛军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在人民高昂的斗志面前,这场叛乱无果而终。科尔尼洛夫叛乱被平息后,革命的力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增强,人民群众、工人赤卫队和苏维埃基本上都转到布尔什维克一边。也就是说,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此后,临时政府对局势的控制能力急剧萎缩。进入10月份,不少政府官员开始挂冠出逃。10月24日,临时政府下令征用彼得格勒的私人车辆,结果无一人听命;又下令调城外军队进城,也未见一兵一卒。至此,临时政府事实上已经趋向瓦解。 
在临时政府行情看跌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却在逐渐壮大。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列宁就高瞻远瞩、旗帜鲜明地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呼吁人民行动起来,拒绝为资本家卖命,而趁资产阶级狗咬狗的时机,发动革命,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二月革命爆发后,列宁克服千难万险,于1917年4月16日回到俄国。在次日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干部会议上,列宁发表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即著名的《四月提纲》。在这篇著作中,列宁深刻地分析了俄国的形势,完整地规划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当时进行斗争的目标、手段、途径和策略。《四月提纲》最要害的思想就是一句话,即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俄国革命的第二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不容回避地提上了实践日程。这一阶段的使命,就是在无 产阶级的领导 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苏维埃共和 国。   
列宁的《四月提纲》,是一份夺取政权的动员令和挑战书,故而它遭到其他政党的反对和诅咒。但麻烦在于,即便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列宁的上述主张起初也很难找到知音和坚定的支持者。例如,当时主持《真理报》工作的加米涅夫、斯大林等人就未能理解列宁的思想,前者甚至公开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对列宁的观点进行批驳。而在4月21日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会议上,在总共16位与会者中,只有两个人与列宁站在一起。面对党内外的一片非议之声,列宁凭借非凡的责任感、自信心和意志力,展开一场势单力孤的战斗。他撰写一系列文章,发表多次演讲,详细地、反复地解释和宣讲自己的观点。在列宁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同志逐渐转变了原先的立场,成为列宁思想的支持者。在接下来的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会议上,列宁与加米涅夫公开进行辩论,最终,会议采纳了列宁的主张。此举标志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已直接地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具体操作的事情。或者说,后来所发生的十月革命,在此刻已如箭在弦上。 
7月流血事件后,临时政府干脆撕下了面具,对布尔什维克党进行打击。加米涅夫、托洛茨基被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也被通缉。在这种困难的形势下,1917年8月,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列宁虽然没有能够出席这次会议,但他的思想成为大会的指导观点。在分析了时局之后,代表大会认为和平夺取政权的可能已经 消失,必须 采取武装起义的方式去推翻临时政府。布尔什 维克党第六 次代表大会,确定了进行十月革命的具体方 式。   
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后,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彼得格勒到处洋溢着高昂的革命热情。1917年11月6日凌晨,孤注一掷的临时政府派出军队袭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报》的印刷厂,并下令逮捕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此外,它还准备进攻革命的指挥中心——斯莫尔尼宫。面对危急的形势,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作出立即举行起义的决定。同日,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向革命武装下达出击的命令。一队队早已准备好的工人赤卫队、士兵和水兵即刻行动起来,占领了彼得格勒铁路车站、电报局、银行等要害地点。最后,在“阿芙乐尔”巡洋舰炮声的号令下,向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冬宫发起总攻,并迅速将它占领。至此,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1917年11月7日晚,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召开。代表大会宣布临时政府已经垮台,一切权力由苏维埃掌握。大会组成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11月8日,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新的一天——不仅是自然界意义上的,更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的一天开始了。 

4.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的、意义深远的事件。 
第一,它改变了俄国的发展方向。由于开国的时间比较晚,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在过去的一千年间,俄国一直是欧洲乃至世界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尤其是在西欧国家从漫长的中世纪苏醒过来、步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快车道、从而实现整个社会形态的更替和跨越的背景下,依然固守封建专制的俄国,更益发显得落伍。也就是说,在20世纪初,沙皇的腐败统治,业已成为俄国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所以,当软弱的俄国资产阶级无力将反封建的任务彻底完成的时候,无产阶级挺身而出,勇敢地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正是凭借十月革命,俄国彻底打碎了上千年的封建枷锁,使国家焕发出青春与活力。循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苏联迅速实现了工业化,打赢了卫国战争,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第二,它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新阶段。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将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变成科学,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在此后的几十年间,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向资本的统治展开形式多样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罢工、示威直到暴力行动。这些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资产阶级的气焰,动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改善了无产者的处境,但由于没有能够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因而从总体上讲,社会主义依然停留在理论形态上面。而作为十月革命的结果,苏维埃俄国建立了,无产阶级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的理想被全面地、有条不紊地物化为现实。正因为如此,人们将十月革命看做是社会主义从理论物化为制度的标志。 
第三,它改变了时代的面貌和世界格局。以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为肇始,世界历史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伴随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其对外侵略和扩张越来越疯狂。这种侵略和扩张的结果,便形成几个帝国主义宗主国瓜分世界并分别统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世界格局。而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的国家——苏联的建立,则打破了帝国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不仅如此,在十月革命的鼓舞和启示下,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也行动起来,掀起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最终导致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使整个世界的面貌为之天翻地覆,焕然一新。 
三、透过表象的历史必然 
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创建了崭新的社会制度,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但在此后的数十年间,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之后,一些抱有偏见的人纷纷起来说三道四,横挑鼻子竖挑眼,指责和攻击十月革命。他们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不顾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国情,提前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搞早了,搞糟了,如此云云……。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俄国二月革命后,列宁之所以提出要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由当时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当时,得到苏维埃支持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表现得既固执又无能,它像一头犟牛一样,为了本阶级的狭隘利益,置国家整体利益和人民死活于不顾,继续进行战争。结果,使得国家在战争、混乱和饥饿的灾难中越陷越深,国家迅速走向瓦解和崩溃。十月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可以说是临时政府把政权送上门来,布尔什维克党焉有拒绝之理?
1.当政权送上门来,为什么不抓住机遇先夺取政权,然后再发展生产力?
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国一度成为欧洲最自由的国家,各种政党公开活动,各种声音自由表达。在2月到10月的“民主时期”,政治集会和游行示威一个接着一个。此外,苏维埃的代表大会(仅在首都就有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农民苏维埃、全俄工兵苏维埃)和各个党派的代表大会纷纷举行,其中一些党派竟在一年之中召开了两次甚至三次代表大会。每一次代表大会都通过决议,都向国内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发出呼吁。可是一切都没有改变。例如战争问题,在1914年到1917年2月之间,俄国约有600万人在战争中死伤和失踪,在1917年2月到10月的“民主时期”,又增加了100万战争牺牲品。参见《应该从二月革命走向十月革命吗?》,(苏)《对话》杂志1991年第2期。因此,人民强烈要求停止战争。但这一呼声却湮没在党派纷争之中。在首都,苏维埃虽然掌握着实际权力,但是各个党派却在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和斗争,宁愿把权力交给临时政府,自己充当所谓的“监督者”。临时政府也是一事无成,8个月里改组了五次,连个像样的施政纲领也没有。一个社会哪能容忍这种无政府状态?人们希望尽快结束这种局面。于是,十月革命就成为拯救国家的必要行动,成为“民族的需要”、“国家的需要”。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当时不是战争环境,国家和人民没有遭受那样的灾难,那么列宁、普列汉诺夫、加米涅夫这些人完全可以坐在沙龙里,品着咖啡,平心静气地认真探讨究竟该不该举行十月武装起义。但当时并不是这样的形势。当时,前线天天在死人,国家在走向分裂,饥饿已经降临大中城市。 
关于举行十月革命的问题,即使在当时,列宁已受到许多许多的责难。因此在1922年底,当列宁病情加重、医生不允许他读书看报、更不允许他伏案写作的时候,他决定把自己对俄国革命的一些想法记录下来。1923年初,列宁分两次口授的《论我国革命》一文,就是他生前的最后几篇论文之一。在这篇论文中,列宁结合当时俄国的情况,提出了先夺取政权,然后发展生产力的理论。 
列宁口授《论我国革命》,是为了评述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在这一札记中,苏汉诺夫指责列宁关于《四月提纲》的讲话,说这个讲话缺少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的分析,以及对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强调落后的农民的俄国不可能在西方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认为代表微弱少数的无产阶级和雇农苏维埃不能反对多数的意志和利益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苏汉诺夫的观点代表了第二国际首领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看法。列宁口授的《论我国革命》一文,既是对苏汉诺夫责难的答复,又是对苏汉诺夫和第二国际首领的批驳。 
列宁同苏汉诺夫等人的分歧,并不在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否需要一定的经济前提。无产阶级革命应该具备一定的经济前提,社会主义也需要一定的生产力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公认的原理。列宁之所以批驳苏汉诺夫和第二国际的首领,是因为他们以俄国经济落后、缺乏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为理由,反对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继而反对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列宁指出,苏汉诺夫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迂腐到了极点,他们只知道对过去的盲目模仿,稍微离开一下榜样,就要持保留和反对态度。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革命的辩证法一窍不通,不懂得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可以变更通常的历史发展顺序。 
如果按照苏汉诺夫等人的意见,完全照搬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公式,那就根本不会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如果老是重复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那么,遇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影响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这种斗争至少会使他们有一些机会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一些并不算太好的条件。尽管当时的俄国还没有像西欧先进国家那样,完全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但俄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这时还简单地背诵过去的“公式”,那是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的。 
因此,列宁指出:“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1、692页。 
很清楚,列宁既没有否定生产力的发展对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也没有因此束缚自己的手脚,而是采取创造性的态度来对待夺取政权和发展生产力的关系。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反对死抱教条不放的形而上学,认为无产阶级可以在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大力发展生产力,追上别国人民。 
当客观形势业已成熟,政权送上门来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如果认为生产力落后而不去夺取政权,那是什么革命者?那不是叶公好龙,又是什么? 

2.十月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和平、土地、面包 
十月革命的目标是什么?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历来就有争论。从当时的考茨基到现在俄罗斯的某些学者,都认为十月革命实质上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后来布尔什维克党把社会主义目标强加于俄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因此,当十月革命已过去80年的今天,我们重新研究这一革命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不能回避这一问题。只有弄清这一问题,我们才能弄清十月革命与后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关系。 
我们历来称“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十月革命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就其所要实现的目标看,包含两重性质,既有眼前目标,又有长远目标。这是由俄国革命所处的特殊条件决定的。 
二月革命后,政权落入资产阶级手中,临时政府成立时发表宣言,声称它将实行政治大赦和宗教大赦,允许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废除等级的、宗教的、民族的限制等。但是这里只谈一般政治民主改革,不谈建立民主共和国,回避结束战争和社会民主改革问题。临时政府对人民普遍渴求解决的重大问题,即和平、土地和面包,均不予以满足。人民要求和平,临时政府却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在3月6日《告公民书》中表示要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农民要求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临时政府却镇压各地“擅自”夺取土地的农民。工人要求八小时工作制,但临时政府所支持的资本家却加以抵制。 
布尔什维克党坚决反对临时政府的政策,主张满足人民对和平、土地与面包的要求。列宁认为只有实现革命的转变,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指出,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争取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在和平问题上,列宁指出,现在临时政府进行的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向群众解释,说明帝国主义与战争的必然联系,如果不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就不能以民主和和平方式结束战争。在土地问题上,列宁主张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并收归国有,交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 
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前夕这段时间,临时政府始终没有能够解决和平、土地和面包问题。十月革命的胜利,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才为解决这些问题创造了政治前提。 
苏维埃政权从成立之日起,就进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的实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7年10月26日(俄历)颁布《土地法令》开始,到1918年6月11日发布成立贫农委员会法令为止。这一阶段主要是没收地主的土地,进行平均分配。第二个阶段从成立贫农委员会开始,到1919年春为止,主要以打击参加反革命活动的富农为主,剥夺他们多余的土地,均分给贫农。在土地革命中,俄国农民不仅获得了原属地主、资产阶级、皇室和教会的一亿五千万俄亩的土地,而且到1918年夏秋,还“剥夺了富农五千万公顷的土地”。由于农民的土地要求得到了满足,便加强了工农联盟,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3.十月革命的远景目标是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追赶先进国家
十月革命提出的直接动员群众的口号是和平、土地和面包,而不是消灭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因此,有人认为它实际上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例如当时的考茨基就认为,十月革命“实际上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当然,十月革命的眼前目标是民主革命性质,但十月革命还有长远的走向社会主义的目标,考茨基之流忽视了这一点,因此他们的观点完全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十月革命的远景目标是走向社会主义,这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指导思想和革命实践来讲都是明确的。 
列宁在1905年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早就提出革命转变的理论。他强调,民主革命要及时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他把民主革命比作第一步,把社会主义革命比作第二步。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不直接触动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也不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根本目的,所以必须尽快走完第一步,并做好向第二步过渡的准备。因此列宁提出,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列宁全集》第11卷,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3页。列宁提出革命的两个阶段及其互相联系的理论,回答了在落后国家进行革命的两个目标及其转变问题。后来俄国革命就是在列宁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政权,在这个新型国家政权之中,资产阶级没有地位。这一政权从成立第一天起,除了去实现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土地改革外,就一步一步采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措施。例如,1917年11月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工人监督条例》,条例规定在一切工业、商业、银行、农业、运输业、合作社等企业中实行监督。工人监督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它是苏俄劳动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这是在工业方面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措施之一。实行工人监督意味着工人阶级成为企业的主人。列宁在1918年11月的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十月革命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剥夺资本家的工厂,使生产工具归全民所有;把全部土地交给农民,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0页。又如,十月武装起义胜利不久,苏维埃政权就对银行实行国有化。1917年12月8日,苏维埃政府通过关于银行国有化的法令,决定将一切私人银行收归国有,并同国家银行合并,组成苏俄人民银行。这项法令也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列宁也考虑到俄国的具体国情,并没有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而采取一系列的过渡性措施。1918年春,列宁写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文章。他曾设想,在城市不要忙于没收私人企业,最好是实行工人监督,无产阶级可从中学习经营管理的办法。在已经国有化的企业中,要高薪聘请资产阶级专家组织生产。经过一段努力,逐步使工业生产真正成为社会化大生产,最后由国家统一组织生产和分配。他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不是赤卫队进攻资本,不是进一步国有化,而是要停止一下进攻,要同资产阶级实行某种妥协,逐步建立全民的计算和监督。要加强纪律,战胜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要组织生产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这样,才能在苏俄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可见,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是在向社会主义前进。但同时,列宁又从实际出发,用一系列过渡性措施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可惜,从1918年夏天开始爆发了三年内战,由于战争需要,形势逼人,原来的过渡性措施就演化成战时共产主义的“直接过渡”。 

应该说,十月革命的眼前目标,即策略目标,是完成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十月革命的远景目标,即战略目标,是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追赶先进国家。它的策略目标是为它的战略目标服务的,在当时那种特殊形势下,没有切合实际和具体的策略目标,就不能动员和组织群众,形成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更谈不上向社会主义目标前进。俄共(布)领导的工农政权的建立,正是策略目标实现的主要成果,同时又是为逐步实现战略目标而创造的基本条件。这是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所阐述的主要思想。从这种策略目标与战略目标统一的观点看,我们说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有充分的根据的。 
然而,策略目标与战略目标具有既统一又区别、既联系又分开的两重性和复杂性。如何从策略目标向战略目标过渡,如何准确客观地分析这一过渡的极为复杂的国内外条件,又如何细心谨慎地依据这些条件确定过渡的步骤、形式和速度,即正确地制定过渡的路线、战略、方针和政策,这些都是难度很大的事情。列宁极其准确地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开头容易,完成困难”。列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一方面坚决主张,俄国无产阶级应该当机立断地夺取政权,绝不能因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够发达而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又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相当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比较容易,要完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他写道:“我屡次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294页。在另一处他还写道:“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革命比较容易,因为在这个国家敌人已经腐朽,资产阶级没有组织起来,但是要把革命继续下去,就需要万分谨慎、小心和坚韧不拔。”《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3页。十月革命后,列宁的浩繁著作就是这种艰苦探索的记录和经验总结。研究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复杂性、曲折性和特殊性,是研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发展和失败的一把重要钥匙。 

4.十月革命的偶然性只是表层现象 
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为什么会发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性,即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还是一种历史偶然性,即越出俄国历史自然发展进程的带有深刻的人为烙印的例外的历史现象?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是我们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各个问题的出发点。毫无疑问,任何历史现象都会有偶然性,但是归根结底,这是由于历史的必然性在偶然性中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讲过的历史辩证法。我们应该用这一观点观察和分析十月革命。 
如何看待落后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现象,不能像过去某些人那样,一提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强调是否具备成熟的社会经济条件。当然,如果按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俄国的条件是不成熟的,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确实在俄国发生了,这如何解释?我们认为,像俄国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而归根结底,它是受历史必然性支配的,是反映历史规律的。 
之所以说十月革命具有某种偶然性,是因为“谁也没有想到在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俄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想到二月革命后在很短时间就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想到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着极其罕见的独自夺取政权的机遇,等等。十月革命的这种情况,与当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造成的俄国的特殊形势紧密相联。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沙皇俄国已是一个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国家,是各种矛盾的集合点。战争对沙皇俄国无疑是雪上加霜。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沙皇政府为了给前线输送炮灰,使大批青壮年离开工厂和土地。到1917年3月,共征集1 490万壮丁,其中大多数来自农民。由于缺少劳动力和耕畜,农业生产受到极大摧残。为了保证战争需要,沙皇政府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资本家通过政府的军事订货,攫取大量超额利润,对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压榨。总之,战争造成极大的破坏和困难,导致人员伤亡,财富毁坏,生活必需品匮乏,社会矛盾加深,并发展成为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 
战争加剧了社会矛盾,因而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到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形势随之发展起来。自1915年起,俄国革命运动出现新的高潮。1914年8月至12月,全国有3 5万人进行了68次罢工。1915年,有54万人进行了1 000次罢工。1916年,参加罢工的人超过百万,罢工次数达到 1 500 多次。许多罢工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农民的革命斗争也在加强,他们从抗交地租、夺回被地主霸占的粮食、牲畜和农具发展到烧毁庄园、砍伐森林、赶走地主。许多农民起义的矛头还指向富农。从战争开始到1917年,农民起义骚动达457次。连沙皇内务大臣赫瓦斯托夫都毫不掩饰地说:“农村呈现了1905年的景象。”军队中士兵的反战情绪在增长,前线某些地方的士兵甚至不顾军官的反对,同敌国士兵联欢。集体抗命和零星起义时有发生,战壕里出现“要和平、不要进攻”的标语。 
在革命运动的猛烈冲击下,沙皇政权垮台了。二月革命后,按俄国当时的经济条件,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似乎是遥远的理想。当列宁提出《四月提纲》时,反对的声音不仅来自党外,而且来自党内。但是,恰恰有一个被列宁称为“万能的‘导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使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前到来了。列宁说,战争异乎寻常地加快了事态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地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要求各族人民立即作出选择:是死亡,还是马上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坚决步骤。这样,几个月前还对社会主义缺少认识的大批工人、农民和士兵,一旦切身感受到其他党派都不能给他们带来和平、土地和面包时,便迅速转向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本来看上去很遥远的夺取政权的目标立即接近了。 
所以,问题不在当时俄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具备了多少,而在于战争灾难所造成的革命形势选择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并使得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行动大大提前了。列宁曾精辟地指出:如果没有战争,俄国也许会过上几年甚至几十年而不发生反对资本家的革命。因此,战争对革命形势的提前到来具有很大的催化作用,十月革命是与战争条件密切相联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十月革命具有某种偶然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间大大提前。然而,俄国无产阶级之所以能顺利地实现夺取政权的目标,这也带有偶然性,这就是它的对手俄国资产阶级异常软弱。沙皇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较晚,在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才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俄国资产阶级完全是在沙皇政府的卵翼之下发展起来的。另外,俄国资产阶级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也很深。因此,俄国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软弱,而且在政治上也软弱,它只是在二月革命后才掌握政权,缺乏统治经验。由于它所实行的政策仍然是沙俄政府的那一套,因而遭到人民的反对。所以列宁说:“俄国工人阶级比国际无产阶级的其他队伍要弱一些。使我们这支队伍走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其他队伍前边的,是历史形势,是沙皇制度的后果,是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而不是我们的意志。”《列宁全集》
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318页。俄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时候遇上这样软弱的敌人,是带有偶然性的。 

5.偶然性下面隐藏着历史必然性 
十月革命带有某种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是表面的,在偶然性的下面隐藏着历史的必然性,并受这一必然性的支配。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十月革命是这一国际大环境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垄断。帝国主义阶段的垄断不仅没有缓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反而使这一矛盾更加尖锐化。这集中表现为三大矛盾的空前激化。首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空前激化。由于少数垄断者对广大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加重,就使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其次,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由于一小撮帝国主义大国对世界各民族进行愈来愈厉害的压迫,就使得被压迫民族迅速觉醒,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变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再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大大加剧。由于帝国主义凭借实力争夺霸权,瓜分世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教育了人民,引起了革命。由于上述三大矛盾不断加剧,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深刻危机,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突现出来。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越加紧密地同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随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逐渐转向东方,转向俄国,那里就出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布尔什维克党,产生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以,十月革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总危机,并在其薄弱环节取得突破的产物。 
第二,俄国的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已有一定的发展,十月革命不仅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总危机的产物,而且是俄国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物。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没有一定的发展,十月革命是不可能出现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虽然在时间上比西欧晚得多,但从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却获得迅速发展。到20世纪初,俄国的生产力增长速度已跃居世界前列,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其煤炭开采量居世界第六位,生铁和钢铁产量居世界第五位,机器制造居世界第四位。20世纪初的俄国,已具有帝国主义垄断的一些特征,诸如生产集中程度高,垄断组织分布到各个工业部门,金融寡头开始操纵国家重要经济部门。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俄国形成了无产阶级队伍,到1910年,产业工人增至350万人,其中40%在千人以上的大企业工作。俄国无产阶级的特点,主要不在于它的人数多少,而在于身受资本主义和封建农奴制残余的双重压迫,处境非常悲惨。这使他们的革命性特别坚决,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列宁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很多,他多次指出,俄国工人阶级所受的剥削压迫大大超过西欧。因而,虽然他们的觉悟、组织、文化程度均不如西欧,但比西欧工人阶级有更高的自发革命倾向。因而,俄国开始革命比西欧要容易得多。这种分析,完全符合当时俄国实际。然而,单凭自发革命倾向决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因此,列宁特别重视要建立革命家组织,以便利用有利的社会条件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第三,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富有战斗力的成熟的党。随着俄国工人阶级形成,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俄国产生了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走上了政治舞台,这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大事件。这个政党有以列宁为代表的一批职业革命家为核心,具有坚定的革命原则,极高的理论水平,良好的组织,灵活的斗争策略。它同第二国际大多数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社会党有根本的区别。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当时惟一能抵制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影响的党。在一战前夕,第二国际大多数党都投票支持本国政府扩大军事预算,放弃了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而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则坚决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斗争。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斗争中根据当时阶级力量对比和群众的觉悟程度,提出了正确的策略方针。当二月革命后出现两个政权并存局面时,它提出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到七月事变时,又及时提出武装起义的方针;当夺取政权的革命目标接近时,则抓住时机义无反顾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经受住三年国内战争那样的严峻考验。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充分说明这是一个具有坚定革命目标和高超斗争艺术的成熟政党。实际上,二月革命后社会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即和平、土地和面包问题一样也没有解决,战争仍在继续。通过什么方式、由哪派政治力量来领导解决这些问题,当时还是个未知数。从阶级利益和政治立场来说,资产阶级自由派注定不可能解决人民渴望的和平、土地和面包问题;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倒是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它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对群众的影响大于布尔什维克党,但它却死抱住教条不放,甘愿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自己充当“监督者”。形势逼人,革命进程选择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这就证明,光有革命形势,没有坚强成熟的政党还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 

6.十月革命归根结底是历史的必然性起支配作用 


十月革命发生在战争条件之下,这一点带有某种偶然性,但在这种偶然性背后又隐藏着历史必然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资本主义体系危机加深的产物,这使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战争使俄国原有的社会矛盾加剧,并使社会主义革命提前到来。当然,不能仅仅用战争来解释十月革命的必然性。战争的作用仅仅表现在“加剧”和“提前”方面,它并没有制造原本潜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主义革命。战争带来的普遍痛苦可以引起极大的社会动荡,但如果没有新的社会政治力量来充当向导,其结果只会使旧的社会制度在经过一番动荡后得到重建。这里所指的新的社会政治力量,就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工人阶级形成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产生了革命政 党——布 尔什维克党。就1917年俄国的情况而言,如果没有一经生活教育和思想引导便立即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力量,如果该阶级没有自己的政党,十月革命是根本不能想象的,因为战争本身并不能提供这种条件。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早就具备了这种新的社会政治力量。 
所以说,十月革命归根结底是历史必然性的产物。至于它带有的某种偶然性,只是这种历史必然性的一种补充和表现形式。马克思说:“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是由偶然性支配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社会的发展过程,“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必然性“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页。
如果说十月革命纯粹是一种偶然事件,那它虽然有可能侥幸取得政权,但绝不会经受住三年国内战争的考验,更不可能在后来有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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