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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楷模(一)

 



目〓〓录
时代楷模

   
时代楷模
新时期共产党员的风采
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目〓〓录 

向优秀共产党员学习〓做实践“三个代表”的模范 
(序言)王唯众1 
留下真情暖人心1 
——记原沈阳市大东区新东街道十七栋居委会党支部书记 兼主任白秀彬 
钢铁之躯托起神圣的天平10 
——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谭彦 
心系百姓的铁汉子20 
——记大连瓦房店市炮台镇党委书记姜云胜 
促进再就业的功臣33 
——记大连劳动力市场职业介绍员戚秀玉 
俺们船厂的“焦裕禄”39 
——记原大连造船厂厂长陈文松 
特殊材料铸成的人51 
——记原大连市旅顺口区委党校副校长关永德 
人民的好记者57 
——记大连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王永海 
默默奉献〓甘当公仆62 
——记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南沙派出所民警方广吉 
神圣使命高于一切78 
——记大连市西岗区检察院纪检组组长刘金铃 
新时代的好工人85 
——记鞍钢化工总厂工人李晏家 
“三个代表”的忠诚实践者101 
——记海城市感王镇范家村党支部书记潘兆魁 
爱国拥军好妈妈113 
——记抚顺西葛联社共产党员胡玉萍 
感天动地118 
——记原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卫生局副局长、县人民 
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李秋实 
红烛颂130 
——记原丹东凤城市东方红小学校长包全杰 
国徽,在他头上闪光136 
——记丹东凤城市通远堡镇公安派出所教导员姜金利 
忠诚卫士〓无悔人生152 
——记武警丹东支队一排排长马卫华 
人民的好医生161 
——记阜新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内科循环 
系主任医师张晓华 
搏击风浪立潮头178 
——记阜新橡胶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 
周久才 
鲜血谱写正气歌196 
——记阜新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阜新市监察局纪检监察一室 
副主任陈明 
英魂永驻天地间205 
——记原辽阳市太子河区祁家镇唐庄子村党支部书记胡介林 
浓缩的钢魂215 
——记凌钢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高益荣 
铁肩担正义〓俯首为人民220 
——记朝阳市公安巡警支队党委书记、支队长郑义 
名校名人明志友228 
——记朝阳北票市娄家店初级中学校长明志友 
大海的儿子234 
——记原盘锦市大洼县辽滨苇场船舶修造厂工人赵景阳

序〓〓言
时代楷模

〓〓
向优秀共产党员学习 
做实践“三个代表”的模范

(序言)
〓〓
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全省广大共产党员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在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并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其中许多人曾分别受到了中央和省、市各级党委的表彰,成为全省广大党员学习的榜样。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为了集中反映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省委组织部将党的十四大以来,全省由市以上地方党委做出表彰决定的24位优秀共产党员的事迹汇编成册,出版了《时代楷模——新时期共产党员的风采》一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于在全社会进一步弘扬他们的崇高精神,促进全省党员和干部队伍建设,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些优秀共产党员大都身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认真履行共产党员的义务,带头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做出了显著成绩。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精神风貌,具有很强的时代特 点和典 型意义,全省共产党员和广大干部都要向他们学 习。〓〓〓〓  
向优秀共产党员学习,就是要像他们那样,做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模范。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成立80年来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是为了最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进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都要把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作为最大奋斗目标,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树立科学思想、学习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发扬科学精神,走在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前列。向优秀共产党员学习,重要的是把他们的精神真正落实到每个人的实际工作之中,化作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自觉行动。要带头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带头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头学习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为促进社会生产力更快发展而奋斗。 
向优秀共产党员学习,就是要像他们那样,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模范。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人承担的又一重任。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不仅反映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而且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的促进作用。先进文化就现阶段而言,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的主要内容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努力学习和吸收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在带领人民群众创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带头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走在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前列。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自觉抵制一切腐朽落后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党员领导干部都要把廉洁自律看成是一种觉悟、一种修养、一种美德,自觉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带头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 
向优秀共产党员学习,就是要像他们那样,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模范。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党的宗旨的鲜明体现。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我们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本书中收录的24位优秀共产党员的事迹,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一个人只有把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同党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同党和人民的事业结合在一起、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才能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才能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都要以这些优秀共产党员为榜样,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保持密切的联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做到想民之所想、帮民之所需、干民之所愿,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好事、做实事,上不负党组织的重托,下不负老百姓的希望,以优秀的工作成绩,来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全省广泛深入地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中,在全面实施“十五”计划的进程中,大力弘扬优秀共产党员的事迹,并用他们的精神引导、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全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将产生强大动力。


新时期共产党员的风采

 
留下真情暖人心 
——记原沈阳市大东区新东街道17栋 
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白秀彬 
 

白秀彬生于1934年,1949年参加革命,1956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79年从沈阳新光机械厂钳工班长的岗位 上退休后,一直 担任沈阳市大东区新东街道17栋居 委会党支部书记、居委 会主任,受到了广大居民群众的忠心爱戴。
1994年12月3日因病逝世。
1994年12月8日,中共沈阳市大东区委命名白秀彬同志为“优秀共产党员标兵”和“优秀党支部书记标兵”。1995年7月1日,中共沈阳市委做出《关于开展向白秀彬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我们记述的是一位已经病逝的居委会干部,一位在党和政府最基层的工作岗位上热心奉献了15载的老党员、老大妈——白秀彬。 
不久前,我们在中共大东区委、在新东街道办事处、在17栋居委会、在居民群众中采访时,无不感受到她的存在,她的人格力量和高尚精神的永存,大人们谈起白书记、白主任有说不完的追思与怀念;孩子们提起白姨、白大妈,天真的眼窝里噙满了泪水…… 
她,留给居民群众难以忘怀的故事太多。  

〓〓我真的得了癌症?不,我不信,我要当抗癌明星,要和老姐妹们一起继续工作  
1993年7月6日这天,60岁的白秀彬在组织委内的老人们跳迪斯科时,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她被医院确诊为晚期肺癌。 
人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委里的老姐妹们埋怨她:“老白她早就发现锁骨淋巴起了个包块,让她去检查就是不当回事。”委里的孤老们说:“白书记成天为大伙儿服务,忙三忙四,她是累病的。” 
从来都是有说有笑、不拿头疼脑热当回事的白秀彬,看见医生的诊断书后也沉默下来:“老伴得癌病去年刚去世,这回轮到我了?不,我不信,该干啥还干啥,到居委会就啥事也没有了。” 
女儿金莉是学医的,心里有数,她流着泪说:“妈,不能再去委里了,赶紧当回事治治吧!” 
白秀彬,瘦小的身材,风风火火的性格,是个能说、能写、能唱、能跳的老太太。1979年秋,她从沈阳新光动力机械厂38车间钳工班长的岗位上退休时,亲朋好友纷纷帮她找事干、挣补差。女婿给她找了个在某公司当保管员的差事,每月能开150元工资。那年月,150元的补差工作,上哪找去?可她不干,心里已有了打算,新东街道相中了我,谁也别拦我。我就到居委会去干!她就这样当上了有689户居民的父母官,风里雨里,白天黑夜,酷暑寒冬,一干就是15个年头。治病的那段日子,白秀彬每天上午去医院做放疗、化疗,下午去委里上班。白秀彬做化疗时,满头花发掉了再长,长了又脱落。头发没有了时,她买个假发戴上依然在居民楼院里奔忙,当头发又长出来时,她充满自信地对居民委内老姐妹们说:“看,我没事了。人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1993年中秋节,白秀彬的白细胞指数已高达2万至3万(正常人是5000左右),癌细胞开始扩散到腿骨,走路如同腾云驾雾般感到不踏实,而且钻心疼痛,可她仍拖着病躯蹒跚着走访了委里的9户军烈属和五保户。 
1994年9月16日,委干部宁淑清、陶文霞、李桂珍、周亚坤老姐妹又来找她研究工作。这时,白秀彬的病情进入暂时的稳定期,一段时间瘫痪的腿也能活动了。她下地扭了一圈迪斯科,冲大伙嘿嘿一笑:“看,我还能跳舞,我又好了!” 
懂医的女儿明白,妈妈的病情只是暂时的稳定,稍有不慎,病情就会急剧恶化。她不让妈妈出门,每天11时从单位赶回来给妈妈做午饭。白秀彬怕女儿担心,满口答应,可她每天吃完早饭就走,约摸10时左右再赶回来。 
从白秀彬家到17栋居民委那间狭小的办公室,仅仅400来米远。过去白秀彬走路风风火火,10分钟内就能走到。现在,她得手拎小板凳,忍着疼痛,走一步挪一步,走几步歇一歇,竟要走上40多分钟。 
有人背后嘀咕白秀彬是老古板、傻子,放着清闲日子不过,专门找罪受;也有人说她为名利不顾死活。可更多的人敬佩她,称赞她。不是吗,在我们这座城市的成百上千个街道居委会岗位上,不正是这些有着优良传统和奉献精神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工人在勤奋工作,在起着党联系群众的
桥梁纽带作用,在干着不挣钱的麻烦工作吗?  

她手中没什么权力。楼院里婆婆妈妈的事是她崇高的事业。居民群众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巨大的人格力量  
白秀彬认为,共产党人办事情,第一靠真理,第二靠人格的力量。居民委干部,手里没多大权力,口袋里没几个钱,还要给群众排忧解难办实事,靠什么?就靠诚心、爱心、恒心来感召群众。 
今年20岁的徐杰,是沈阳机电工业学校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即将毕业为国家贡献聪明才智。可他曾有过巨大的不幸,在9年中接连失去了4位亲人,成为真正的孤儿,是白秀彬阿姨给了她慈母般的爱。 
1981年,徐杰6岁时全家搬到新东街道17栋居民委。他母亲操劳过度病逝了。白秀彬来了,平日帮忙打扫卫生,逢年过节代表委里送东西。一个残破的家庭从此有了欢笑声。 
徐杰上小学五年级时,开始厌学逃课,父亲气急就打。徐杰不敢回家在外乱跑成了野孩子。白姨直着急,顶着烈日,在附近小树林里找到他,一把拽到身边慈爱地说:“别让人家说你是没妈的孩子,缺少教养,你要争气!”徐杰望着白姨噙着泪水的眼睛,“哇”地一声扑到白秀彬的怀里。 
可不幸又接二连三地降临。1987年,徐杰父亲病故。之后,他的爷爷、姐姐也相继离开人世。徐杰哭着说:“白姨啊,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了,以后怎么办呢?”白秀彬捧起徐杰的脸:“孩子,有政府在,有白姨在,委里阿姨都是你的亲人。” 
徐杰这个孤儿,就是在白秀彬和居委会老大妈的精心照料和呵护下长大成人的。 
一段时间里,委里几名残疾青年就业难,白秀彬吃不好,睡不下,东奔西跑,磨破嘴皮帮助找工作。 
弱智青年董玉刚,小名叫二刚,20多岁整天在楼院里溜达,手脚有“舞蹈病”,说话也不利索,哪家企业也不要他。白秀彬去找附近的新东福利厂厂长邓玉厚。邓玉厚是一名老党员,对此十分同情又十分为难:“福利厂也得讲效益,这孩子什么也干不了。”他被白秀彬磨急了,手一指院里的沙堆说:“能把那堆沙子筛了我就收。”白秀彬二话没说,领着二刚回到家就练筛沙子。三伏天,她手把手教,一遍又一遍,弄得满身尘土满身泥。这样,整整坚持了一个月,二刚那不听使唤的双手终于能哆哆嗦嗦地筛沙子了。白秀彬的苦心感动了邓厂长和职工们,大家说,二刚就是啥也不能干,我们也养活他。 
几名残病青年在白秀彬的帮助下,先后找到了工作。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白姨的感激之情。二刚用上班后的第一个月工资买了酒和点心,非要给白姨送礼;还有个残疾青年用工资买了台照相机,非要给白姨照相。白秀彬高兴地让他左拍右拍。照片冲出来后,画面上的白秀彬不是模糊不清,就是缺半个脑袋,逗得大家哭笑不得。可白秀彬却把这些照片精心收藏起来了,她说:“这是孩子们的心意。” 
30岁的聋哑青年徐东辉,经白秀彬努力进了福利厂工作,平时一有空就到白姨家唠家常。50多岁的白秀彬为与他沟通语言,学会了哑语,一老一少在一起用哑语交谈。一次,徐东辉当上厂里先进生产者,拿着证书找白姨报喜:“白姨,我没给你丢脸。”白秀彬也用哑语鼓励他:“别感谢我,要感谢领导,感谢父母,好好干,将来当区里、市里、省里……先进。” 
白秀彬得病后,徐东辉哭着用哑语说:“白姨,你怎么得了这种病。让我替你去死吧!”躺在床上的白秀彬泪流满面,也用哑语回答:“傻孩子,别说傻话了!”一老一少紧紧拥抱在一起…… 
委里的军烈属、五保户、孤寡老人忘不掉白秀彬。白秀彬生前曾和委干部们订立“约法三章”:逢年过节要走访军烈属、五保户;委内老同志、老党员、居民组长去世,要去慰问;居民老人有金婚、大寿庆典,要送一件纪念品。 
五保户庄秀玉年事已高,白秀彬数年如一日照顾她,过年给她包饺子,正月十五送元宵,端午节送粽子,中秋节送月饼,还联系有关单位为老人免费洗澡,换液化气罐,送粮上门。 
1989年,庄秀玉老人临终前,一只手紧紧攥着一个小手绢。那是她80岁寿辰时,白秀彬代表委里送的礼物。老人紧紧拉住白秀彬的手说:“我死了,别的东西都不带,只要这块手绢,这是党给我的呀!” 
失足青年不会忘记他们的白姨。 
有一名小青年打架斗殴成性,后来因伤害罪被送往凌源监狱改造。他的父母伤透了心,不认儿子,白秀彬便和另一名委干部买了生活用品和学习书籍,坐汽车去凌源探望,回来后再开导他的父母:“孩子犯了法,应该帮他重新做人。你们不认他,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看到儿子狱中写的充满悔恨的信,看到白书记满身风尘,两位老人感动得无话可说。几天后,他们跟着白秀彬踏上了去凌源的路。 
也就是从那时起,17栋居民委又多了一条规矩:定期看望委内劳教服刑的青年。从此,马三家子、昌图、凌源等地的劳教劳改所,多次留下了白秀彬和委干部的身影。她们用爱心唤醒了一个个沉沦的灵魂。 
这样的事情,白秀彬15年来不知做了多少。居民委里似乎缺少轰轰烈烈,整天都是琐琐碎碎的小事,有人不以为然,白秀彬做起这些小事来却忘我地投入,不厌其烦。也正是这一件件难以计数的小事把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她心中挂念的是委里的工作、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夕阳西下,创造出人生的又一次辉煌  

1994年6月25日,星期二。按惯例,这天是17栋居民委党组织生活日,也是纪念党的生日专题活动日。 
这天,白秀彬穿戴整齐,梳理了假发,让姐妹们搀扶着来到居委会。委里近50名党员都来了,坐了满满一屋子。由于癌细胞从骨骼扩散到喉部和声带系统,她说话已经非常吃力。但她仍用嘶哑而深情的声音给大家讲述了党的历史,回顾了自己1956年入党以来的人生,叮嘱大家新东街道17栋居委会这面省、市先进党支部的光荣旗帜决不能倒下。 
讲完课,白秀彬站起来,走到过道上说:“来,我打拍子,大伙再唱一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高亢的歌声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响起。唱着唱着,大伙儿发现,白书记挥舞着的双臂在下沉,嘴在翕动、颤抖。她平生最喜欢的歌,今天却因嗓子发声困难而唱不出声。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委里的老党员们此时此刻也是泪如泉涌,他们忘不了白书记带领他们走过的岁月。 
白秀彬1979年刚到委里时,党员没有组织活动,有的党员连党费都不按时交。白秀彬在支部工作会上表示,一定要树起居委会党支部这面旗帜,依靠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凝聚群众、带动群众,创文明楼院。会后,她走遍全委22栋居民楼,到30多名党员家中走访。 
1982年夏,沈阳连降暴雨。17栋居委会楼院里泥泞不堪。白秀彬召集党员们商量给各楼道门口铺一条小路。委里没有资金,白秀彬领着党员们四处拣旧砖头铺路。党员的行动是无声的召唤,居民群众也纷纷走出家门,跟他们一起拣。两个月后,委里22栋楼、60多个楼门口出现了砖石路。 
17栋居委会办公室的墙上挂满的奖状,有市委授予的“特别能战斗党支部”和“先进党支部标兵”奖状,有市政府授予的“先进居委会”奖状,有省委授予的“省先进党支部”奖状等。 
白秀彬的家里也是各种奖牌、荣誉证书装满了一旅行兜。不过,那一大堆证书中还缺个“委屈奖”。在15年的街道工作中,她曾因为检查居民楼道、阳台卫生,被人骂过;为了做一户居民的计划外生育工作,她曾被人打过一耳光;为了把动菜刀、拿铁锹打群架的小青年拉开,她曾被甩翻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1994年9月,白秀彬病情进一步恶化,住进了医院。在病房里,白秀彬为了鼓励大家战胜病魔,强挺着身体为病友们扭大秧歌。委里老姐妹们轮流来看她,她嘱咐大家别忘了那几位孤寡老人和残疾孩子;她询问第二年的党刊订阅情况,想着给她订一份;她打听老党员戴树勤的病情,患脑血栓的聂振义老人能下地走吗…… 
区里、街道的领导来看她,询问她有什么要求。她平静地道出自己在病榻上的想法:居民委党支部虽是小细胞,却连着党和政府与群众。17栋居委会党支部是一面旗,我身体不行了,不要考虑我,要着手配一名新书记,领着大家把这面旗扛下去。我就是病好了,还可以当后盾,当参谋,决不拖后腿。 
1994年12月3日,是白秀彬生命的最后一天。 
上午,她又吐了许多血,还在病床上撑着身子代表全室病友给医护人员写了一封感谢信。下午,街道党委书记曹志成等人看望她,给她送来区委奖励她的200元钱。白秀彬听说奖给每个委主任100元,特别决定奖给她这个标兵委主任200元时,紧紧地攥住了曹书记的手,挨着曹书记耳边用微弱的声音说:“感谢……党……组织。”“不应该……给我……这么多……钱……” 
50多岁的曹志成书记,见白秀彬说一句话用了十几分钟,强忍着悲痛,俯在白秀彬的耳边,一字一句地安慰说:“老大姐,安心养病吧!”话未说完,曹志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急忙跑到走廊里,呜呜大哭。 
当晚20时10分,白秀彬去世了。 
朝夕相处的老姐妹们哭哑了嗓子:“老白啊,你不该走啊……” 
卧病在床的聂振义老人拍着大腿泣不成声:“这么好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让我替你去死吧!” 
孤儿徐杰望着医院的方向痛哭失声:“白姨呀,妈呀,你咋不管我啦……”聋哑青年徐东辉,站在通往医院的路上一边哭一边用手比画着:“白姨,你不能死啊。” 
白秀彬病逝的消息震动了大东区上上下下。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区有关部门、新东街道办事处、新光动力机械公司等单位的各级领导以及老熟人、老同事、老朋友等百余人,纷纷前去为这位居委会干部送葬。中共大东区委很快作出决定,号召全区党员干部向白秀彬同志学习。


 
钢铁之躯托起神圣的天平 
——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刑事 
审判庭副庭长谭彦 
 
谭彦,男,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1985年毕业到法院工作以来,特别是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始终战斗在工作岗位上,先后获得大连市特等劳动模范、大连市模范共产党员、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法院模范等称号,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辽宁省委、大连市委分别做出了向谭彦同志学习的决定。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坐在轮椅上的谭彦出现在我们面前。 
身患重病的他身体已极度虚弱,1 76米的身高,体重只有40公斤。苍白的脸庞十分消瘦,但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流露着执著和坚定。 
7年前,医生断言他如果“不全休治疗,最多只能活5年”。7年来,这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却以自己钢铁般的意志与疾病作斗争,顽强地工作、生活着。 
医生只允许我们采访10分钟。 
10分钟里,被人们称为“老铁”的谭彦用微弱的声音,向我们讲述着他对生命的理解、事业的追求和对生活的无限热爱…… 

不为人情所动,不受金钱诱惑,不被权力左右,
不向恐吓低头。谭彦说:“人民法官头顶国徽,肩扛天平,绝不能在我们手中办一件错案。”  
“老铁,人民的兵,执法的一架天平。 
老铁,坚强的人,一身正气,铁骨铮铮。 
为了社会的安宁,为了司法的公正, 
他无私奉献,燃烧着生命。 
他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谭彦病后,朝夕相处的同事们把对他的钦佩编成这样一首歌。谭彦秉公执法的事迹也像这首歌一样,在当地被人们广泛地传诵着。在情与法、钱与法、权与法的较量中,人们看到了一位铁面无私的人民法官。 
一次,谭彦审理一起盗窃案,被告人的一位亲戚恰巧是谭彦妻子贾丽娜的同学,关系一直不错。这位老同学找到贾丽娜,希望她在谭彦面前说说情。 
贾丽娜知道谭彦一向不徇私情,但老同学的托付又使她抹不开面子。“案子不大,或许这次他能破例。”她想。回家后她把这件事跟丈夫说了。 
“不是我不给面子,同学、朋友的情再大,也没有法大,咱不能让肩上的天平倾斜,原谅我……”谭彦坦率地告诉妻子。 
“我向老同学好好解释解释。”听了谭彦的一席话,妻子对丈夫多了一份理解。 
在开发区法院1994年的廉政记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谭彦,一年拒贿 6 000 余元,拒请吃15次。” 
谭彦不是不缺钱。远在吉林山区的老家,姐姐和弟弟都有病,全家生活只靠父亲的工资维持。作为长子,谭彦常要把自己的工资寄回老家,自己的三口小家却要靠岳父接济。然而,用金钱亵渎法律的神圣,谭彦坚决不干。 
1994年,谭彦审理一起盗窃抢劫案。开庭的前一天,被告人的妻子来到他家,塞给他一沓钱,被谭彦严词拒绝。被告人的妻子把钱往沙发上一放,转身就走。谭彦起床缓慢,走路艰难,赶到门口已不见人影。第二天,谭彦依法对案件进行审判。庭审结束后,他当即把钱交还罪犯的妻子。罪犯妻子感叹:“都说有钱好办事,没想到金钱买不动法官。” 
同许多法官一样,谭彦在办案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有打着各种旗号来拉关系的,也有目无法纪者的恐吓,但谭彦从不屈服。 
一次,一位在当地较有影响的原告律师为使谭彦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向谭彦亮出自己的背景:她丈夫是市里某政法机关的领导,某某局的局长也是她的亲戚。她满以为谭彦听了会掂量掂量,没想到谭彦格外镇静:“你有能耐就找他判,在这儿,我就要依法判。如果只讲权不讲法,我早就不当法官了。” 

1994年,谭彦审理一起财产纠纷案,被告认为谭彦的判决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在法庭上破口大骂:“老子天不怕,地不怕,还怕你这个小法官。”随后,又指使别人两次打电话威胁谭彦:“你就这么判吧,咱们走着瞧。”谭彦毫无惧色:“我依法办案,你不服可以上诉。”被告慑于他的凛然正气,服从了判决。 
谭彦常说:“人民法官头顶国徽,肩扛天平,绝不能在我们手中办一件错案。”他认为,秉公执法的核心就是认真、准确、公正地办案。了解谭彦的法官、书记员、公诉人、律师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谭彦办案容不得半点马虎,从不放过一个疑点。他的一位同事告诉记者:“在谭彦身边工作,总感到有一种压力,他的认真劲逼着我们不得不务实、求真。” 
1995年夏天,谭彦承办一起民事侵权案。庭审中,被告突然对其中一个证据提出异议。这个证据可能对案件的判决结果有直接影响,但核实却要到千里之外的深圳。为了不办错案,谭彦提出前往深圳调查。这时的谭彦病情相当严重,咳嗽不止,呼吸困难。院领导担心他的身体,建议由别人替他去。谭彦说:“别人不了解案情,我经手的案子,要亲手把它搞清楚。” 
在飞机上,谭彦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剧烈咳嗽使他面无血色。几位同事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可千万别出事。”谭彦看出同事的担心,强忍住咳嗽,报以宽慰的微笑。 

到了深圳,他坚持住进一家低档饭店。同事见他被热浪憋得喘不过气来,要给他开个高间,他谢绝了。经过详细询问多名证人,案子的事实细节调查清楚了。当谭彦带着疲倦回到大连的时候,他的心里是充实的,因为又一起案件将得到公正的审判。 
在大连开发区法院的年度总结中,有一行字为谭彦“不办错案”作了注解:1993年至1994年,谭彦结案105起,无一起发回改判。 
在谭彦看来,法官是人们寻求社会正义的依托,如果法官不能秉公执法,必将失信于民。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他恪尽职守,秉公办案,为金色的天平增添了光彩。  

法律无情,法官有情。谭彦说:“我们是人民法官,在法庭上,要忠实地捍卫法律的尊严;在法庭外,还要用自己的真情,感染和教育更多的人学法、懂法、守法。”  
本来,对一个办刑事案件的法官来说,案子审结了,他的职责也就尽到了,然而谭彦却把人民法官的职责延伸到法庭以外,他在自己庭里建立了对缓刑罪犯的回访制度,定期把有关的法律书籍给他们看,教他们学法、懂法、守法,真正弃恶从善,重新做人。 
一个缓刑罪犯见谭彦又一次来到他家,激动得泣不成声:“谭庭长,我与您非亲非故,您却对我比亲兄弟还亲,我再不好好改造,还是人吗?”还有一个罪犯,听说谭彦病重,拿出了治疗结核病的独家偏方。 
病榻上的谭彦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法官不应只在法庭上惩罚罪犯,还应把执法工作当成普法的课堂,使广大群众受到法制教育。 
1994年4月,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来到开发区法院,状告儿子虐待自己。谭彦受理后,立即赶到老太太住的偏远渔村。调查中,谭彦了解到,被告人的确经常打骂老人,是村里有名的“刺儿头”。谭彦随即将被告人传到法庭,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没想到被告人回村后,不思悔改,继续虐待老人。谭彦非常气愤,经请示准备依法将被告人拘留起来,然后在村里公开审判。可这时,老太太心疼起儿子来,找到谭彦要求撤回起诉。 
按说,这个案子到此可以了结了。但谭彦认为:在农村,不少人法律意识淡薄,虐待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必须让他们知法、懂法、守法。于是,他提出将原来的公判大会改为法制教育大会。在全村人面前,谭彦以这个村民虐待老人的典型案例,给广大村民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会上,不孝之子向母亲叩头认错,当众写下赡养老人的保证书。这件事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今,村里再没发生打骂老人的事情。 
在开发区法院,谭彦办案调解成功的比例居全院最高。一些难以处理的案子,他总是苦口婆心地去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用自己的情去打动别人的心。 
一次,谭彦办理一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一位民工与包工头发生纠纷,包工头纠集一帮人殴打民工,民工夺过棍棒,将包工头打成重伤致残。包工头的妻子起诉,向被告人索赔80万元。 
为弄清情况,谭彦拖着病体来到90公里以外的被告人家。这是一个连温饱都没有解决的家庭,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还欠着别人几千元债。谭彦又来到原告家,家里虽然殷实富裕,可原先威风强悍的汉子如今瘫痪在床上。 
这样的案子,依法判处并不太难,但谭彦考虑更多的是执法的社会效果。 
那些日子,谭彦只要一闭上眼,脑子里就交织着两幅图景:“谭庭长,我们这一家人可就全靠您了。”——这是被告人父亲的哀求;“谭法官,人被打成这样,您可要给我做主。”——这是原告妻子的哭诉。 
谭彦没有轻率结案。他带病艰难地往返于两家之间耐心调解。凭着一片赤诚,谭彦终于感动了双方,原告的妻子看到谭彦病得连气都喘不上来,忍不住掉下眼泪:“谭法官,你是个好法官,我体谅你的一片苦心,既然已查清事情由我丈夫引起,我提出的赔偿费太高了。”被告人的父亲更是感动得老泪纵横:“谭庭长,你病成这样,还如此关心我们,案子不管怎么判我都服。” 
一场看似不可调和的官司,在谭彦的真情感化下,找到了调和的可能。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并一次性向原告赔偿一万元。判决后,原告没有上诉,被告人的父亲给谭彦送来一面锦旗。 
法律无情,法官有情。谭彦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裁判着每一个案子。谁能说得清,这一个个裁判后面凝聚着谭彦多少心血! 
开发区法院院长张晓明说:“一个称职的法官,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做到公正执法就可以了;但是,一个出色的法官,还必须靠自己的人格力量,用真情去感化别人,使更多的人自觉遵守社会主义国家法律,让被破坏的社会秩序恢复正常。谭彦作为一个人民法官,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热爱生命,热爱生活,更热爱工作。在自知不久于人世之际,谭彦对领导说:“我干一天就少一天了,你就让我工作吧……”  
“妈妈,明天,许多小朋友都要跟爸爸妈妈上动物园,你也领我去吧。”“六一”儿童节前的一天晚上,谭彦7岁的儿子央求着母亲。 
“好孩子,妈妈明天要给爸爸打吊瓶。” 
躺在床上的谭彦听到母子俩的对话,艰难地坐起身子说:“孩子,明天爸爸带你去。” 
听了丈夫的话,妻子贾丽娜心里咯噔一下:孩子7岁了,还从没有跟父母上过公园,丈夫病魔缠身,除了拼命工作,回到家里就是打针吃药,从来顾不上带孩子上公园。这次,他的病情又加重了,反而要带孩子上公园,是不是有什么预感?想到这里,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第二天一早,孩子高高兴兴地跟父母出了门。贾丽娜为丈夫换上最好的衣服,并找出了相机。她知道,这是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她要把这美好的一天永远留住。 
1988年底,谭彦还是一名书记员,一个人要为5名法官当助手,承担着超负荷的工作量。由于过度劳累,他感冒发高烧持续20余天。但他仍然一边咬牙坚持工作,一边照顾临产的妻子。就在妻子分娩当天,谭彦再也支撑不住了,一头栽倒在床上 
同事们把他送到医院,经诊断:肺结核由于长时间高烧得不到治疗,恶化为“慢性纤维空洞型肺结核”——这是肺结核病中最严重的一种。从X光片上,肉眼就能看到两片肺叶上有四五个空洞,其中最大的如同鸭蛋大小。医生要他长期“全休治疗,否则,最多只能活5年”。 
残酷的消息一下子让谭彦惊呆了:29年的人生经历,像电影一样,一幕幕从脑海中掠过。他想到家中年迈的双亲、身边年轻的妻子、襁褓中的儿子,想到儿时的伙伴、大学的同窗、单位的同事……而想的最多的,是他深深热爱的事业。人生的追求才刚刚开始,理想的翅膀怎能突然折断?连续几天的辗转反侧,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慢慢占据了他的心:人迟早是要死的,生命的长短用时间来计算,生命的价值却用贡献来计算。即使像流星闪过,也要放射出绚丽的光彩。 
谭彦这次在医院住了不到一个月,高烧一退就回法院上了班。医生留他,留不住;同事们劝他,他听不进去。妻子哭着说:“不是不让你上班,是让你先养好了病,有了好的身体再工作。我不图名,不图利,只图你有个好身体。有你在,我有丈夫,孩子有爸爸,我们才有个完整的家,否则……”妻子说不下去了。 
“丽娜,你快别这么说。不少结核病人长期住在医院也就那么回事。我这么年轻,在医院里憋得慌,还不如上班干点事情充实。”谭彦安慰着妻子。 
开发区法院的考勤表上有这样的记载:1993年7月1日至1995年6月30日,扣除节假日,总共为560个出勤日,谭彦因病请假48天,实出勤竟多达512天。而这段时间恰恰是谭彦病情严重的日子,医生嘱其“全休治疗”。 
1994年夏天,他又一次发高烧。当时,有3个刑事案件需要审理。领导和同事们劝他往后推一推。他还是那句话:“案子急,不能等,我吃点药就行。”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虚弱的谭彦端坐在法庭上,有条不紊地审理着案件。中午,同事们都吃饭去了,他只想躺下。但又怕一躺下就起不来了,误了下午的开庭,硬是不敢睡上一会儿。下午,又一起案件开庭,谭彦除了身上疼,还一直想咳嗽,为不影响法庭气氛,他不断喝水把咳嗽压住。 
一回到家,谭彦便瘫倒在床上。同事们把他送往医院的时候,他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了,嘴里
却还在嘟囔:“我手里还有那么多案子,我不去医院。一去医院,他们就不让我出来了。”到了医院,一量体温,高烧39 5度。那天是两个新来的医生值班,她们看了他的X光心肺透视片,惊异地问:“这是谁的片子?这人还活着吗?”同事告诉她们:“他不但活着,还一直在上班,今天就开了6小时的庭。” 
就在谭彦这次住院不久,一向身体硬朗的父亲在吉林老家突然病逝。这时,谭彦病情加重,高烧不退,还咯血。为不影响治疗,妻子和同事们决定暂不告诉他真相。谭彦是个孝子,一出院就给老家打电话。母亲和叔叔知道他的病情,每次接电话都说,他父亲去深圳出差了。就在父亲百日祭辰那一天,谭彦又给叔叔打电话,叔叔去父亲的坟上了,谭彦终于从叔叔的同事那里知道了真相。这个消息使他一下子惊呆了。撂下电话,一向不在众人面前流泪的谭彦趴到办公桌上哽咽起来…… 
过了许久,谭彦突然站起来,擦干眼泪,穿上制服,摇摇晃晃地向法庭走去。到了法庭门口,他停下来,整了整衣帽,深深地吸了口气。原来,下午有一个案子正等着他开庭。望着他的背影,同事们的眼睛湿润了…… 
一坐到审判席上,谭彦仿佛换了一个人。庭上,他以一个法官的威严和严密的逻辑审理着案件;庭下,他的同事们却在悄悄地抹泪……  
质朴的生活陶冶情操,艰苦的环境磨炼意志,良好的教育塑造人格。谭彦说:“人不能愧对生命,干一行就要干出名堂。”  

谭彦1960年出生在吉林省集安县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从小学到中学,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学生干部”和“学雷锋先进分子”…… 
1981年谭彦考入吉林大学法律系。从那时起,当一名人民的好法官,成了他最大的理想。 
1985年7月,谭彦大学毕业分配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久,组织上派他与其他几名同志一道筹备组建开发区法院。当时,开发区还是个荒凉、偏僻的小渔村,荒草遍地,道路泥泞,距市中心30公里。没有宿舍,谭彦就住进四面透风的工棚里。白天,谭彦骑着自行车深入工地、渔民家中调查;晚上,由于电力不足,他常点着油灯看书、写材料。冬天,呼啸的北风吹来,工棚如同冰窖。与他一起到开发区的人,有的调走了,有的回到了市里,谭彦却留了下来。 
谭彦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在一次执行公务中,因车祸受伤,领导和同事们立即把他送往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单位又让他回吉林老家休息。当年冬天,两位院领导冒着大雪千里迢迢赶去探望他。1989年谭彦病重以后,院里更是千方百计为谭彦治疗,凡是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了。谭彦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一次在重病之中,同事们劝他休息,他说:“我的生命是党给的,活着就要为党工作,死也要死在岗位上。”当时在场的夏宪平日前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这句话如果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可信,谭彦说得却那么真诚,我们知道,这确实是他的真情流露,让人听了直想哭。” 
1990年3月16日,谭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中郑重地写道:“我是一名司法工作者,要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依法办事,刚直不阿,做一名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司法战士!” 
几年来,谭彦先后获得多种荣誉:大连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大连市杰出法官、大连市特等劳模、辽宁省共产党员标兵。面对这些荣誉,谭彦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鼓励和鞭策,等我的身体好转了,我将加倍努力工作。” 
在接受我们采访的短短几分钟里,谭彦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却一字不差地说出了他最喜欢的一句名言:“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至于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至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这就是一个年仅36岁的共和国法官的座右铭。 
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燃烧着自己的生命。谭彦用钢铁般的意志和信念,托起了神圣的法律天平,实践着自己的人生誓言。

 
心系百姓的铁汉子 
——记大连瓦房店市炮台镇党委书记姜云胜 
 

姜云胜,男,大连瓦房店市炮台镇党委书记、瓦房店市市委委员。入党20多年来,他始终牢记党的宗旨,扎根农村,心系农民群众,虽身患多种疾病,仍然忘我地工作在生产第一线,被群众誉为“当代铁人”。1997年辽宁省委、大连市委分别做出了向姜云胜同志学习的决定。 
 
当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这方土地和人民时,他没有想到过回报。 
28年他没和妻儿在家过上一个春节,没和妻子散过步、看过电影。早晨4点钟,当人们还在梦乡中,他已经走在了上班的路上;晚上七八点钟,人们已经吃过晚饭,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旁的时候,他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每年只休两天,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他把全部的心血和汗水都倾注在这片他挚爱的土地和挚爱的人民身上,自己却身患多种疾病乃至在打吊瓶时昏倒在办公室里…… 
他,便是被人们称为“铁人”的瓦房店市市委委员、瓦房店市炮台镇党委书记姜云胜。  


〓〓“老百姓就像我的父母、兄弟姊妹,要实实在在地为他们办实事,说实话,丝毫不敢懈怠。”  
炮台镇坐落在瓦房店市西南部岚崮山下,1984年时人均收入不足500元,人们生活较为贫困。这年7月,38岁的姜云胜就任炮台镇党委书记。这个出身贫寒,自幼丧父,跟着母亲要过饭的农民儿子深深地体会过普通百姓的疾苦,所以,上任伊始,他便将自己的命运与3万炮台百姓的命运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把“振兴炮台,致富于民”8个字作为自己的工作宗旨和奋斗目标,并制成牌匾,高悬在镇政府办公楼前。他带领班子成员制订炮台镇各个时期的发展规划并一一付诸实施。为了炮台镇的发展,为了老百姓早日脱贫致富,担任镇党委书记13年来,他走遍了炮台镇的山山水水。从种粮大户的田埂,到贫困户的险房,从村小学的教室,到农户的蔬菜大棚,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身影。筑虾场,建增殖站,他披星戴月,奋战在第一线;修水库,打大口井,他挥锹抡镐,干得最猛;植树造林,拓公路,垦荒山,他先挖示范坑,先干样板田。人们说:“跟姜书记在一起长了,懒汉也会变成勤快人。” 
在姜云胜简陋的办公室里,除了那陈旧的桌椅和一条普通的长凳外,最显眼的莫过于长凳下那4双鞋了。那布鞋是他上下班穿的轻便鞋,皮鞋是接待外商时穿的,解放鞋是去农建、造林现场劳动、下工地时穿的,水鞋则是雨季时去防汛现场和探访困难户时穿的,4双鞋不知记录了姜云胜多少奋战在第一线,与老百姓共甘苦的感人事迹。1991年11月,老染房立轴闸工地上,一场抢时间争立项的筑坝大会战正在进行。姜云胜和机关干部们吃住在工地,率领劳动大军昼夜奋战,力保在封冻前拿下全部工程。工程越干越难,河底泥土越挖越稀,一锹下去,只能铲出一点土,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姜云胜急了,不顾人们的劝阻,撸起衣袖,双手插进冰冷的稀泥里,干脆用手捧。在姜云胜的带动下,人们纷纷挽起衣袖,捧起泥来。不一会儿,他们的手上、脚上、身上全都沾满了泥,一个个都成了泥人。一位目睹了这一切的老汉说:“干自家活儿,也没见过像姜书记他们这样干的。”经过24天的艰苦奋战,立轴闸如期建成,这使炮台镇又新开发水田500亩,赢得大连市政府35万元的投资。 
把普通百姓视做父母和兄弟姊妹的姜云胜没有一天不记挂着他们的冷暖。大冯村缺水,人们吃水要到1 5公里外的邻村去拉,洗脸的水舍不得倒,接下来洗衣服、洗脚、喂猪,人们盼水盼红了眼,他们一眼接一眼地打井,可接连打的15眼百米深的井全是空井,结论是残酷的:大冯村根本没有地下水。 
“有女不嫁大冯村,水贵如油家家愁。”这句流传了不知多久的民谚像针一样刺痛了姜云胜的心,“不,一定要结束大冯村没水吃的历史。”他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眼睛熬红了,嗓子沙哑了,终于,一个新的设想在他脑海中形成:从磙桥村引水入冯!磙桥是大冯的邻村,早已通上了自来水。村中有眼大井,水量旺盛且水质甘甜。姜云胜设想在大冯村建一个水塔,将输水管道通到大冯村,使大冯村的家家户户也能吃上自来水。 
这一设想却遭到了磙桥村部分群众甚至个别村干部的强烈反对:井是磙桥村打的,凭什么要让给大冯村用?两村共用一旦水不够用怎么办?一时间议论纷纷,流言四起。 
姜云胜家就住在磙桥村,他能理解这部分群众的情绪。他请来水利专家进行科学论证,井水充足,可供合用。然后他又组织干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人们的疑团解开了:“姜书记这么做图个啥,还不是为咱炮台镇!” 
1991年5月4日,大冯村人世世代代靠拉水度日的历史终于结束了!拧开水龙头,哗哗的甘泉饮醉了家家户户,人们奔走相告,热泪盈眶。老党员冯万海端着两碗自来水,来到姜云胜面前,激动地说:“姜书记,你把大冯村缺水的问题解决了,比我多养了个儿子还强呀!我以水当酒,敬你一碗。”说罢,一饮而尽,老泪纵横,姜云胜的眼睛也不由得湿润了。 
随着炮台镇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姜云胜的目光越来越集中在那些尚处在贫困中的人们身上。1995年7月上旬的一天凌晨,瓢泼大雨下个不停。姜云胜立即召开机关干部调度会布置抢险工作。安排完毕,他穿上水靴,披上雨衣,直奔小刘村贫困户王永昌家。此刻的王永昌和他年迈残疾的老母亲及一个10多岁的儿子,正蜷缩在炕头一角,呆呆地瞅着屋顶漏下的雨水发愣。“砰”地一声,门被推开,姜云胜水淋淋地闯了进来。他气喘吁吁,顾不得擦拭脸上的雨水,便登上凳子察看房子。“这是险房,好几根檩子都断裂了!人命关天,赶紧搬出去!”说罢,姜云胜马上派人找来村干部,及时将王永昌一家转移到村委会办公室安置下来。第二天一大早,姜云胜便召集专题会议,决定由各部门共同筹资,为贫困

户王永昌购买新房。同时,姜云胜又责成民政助理,将尚居住在险房中的贫困户底数迅速摸清,拿出解决方案。不几天,王永昌一家便喜气洋洋地搬进了新居。不到一年,另外4家贫困户的险房也得到彻底维修翻新。 
为了促使贫困户彻底摆脱贫困,姜云胜把主意打在科技致富上。1994至1995年,镇政府投资数十万元,建起28个蔬菜温室大棚,并以低息贷款、分期逐年偿还的方式,优先优惠承包给贫困户,使全镇14个贫困户彻底摆脱了贫困。在姜云胜结的“穷亲戚”谢振武家,谢振武的老伴儿董玉香满怀深情地对记者说:“姜书记对我们家可真是太好了,老头子没死那阵儿,送米,送面,送钱,还送来各种各样的药,光钱就送来 1 000 多元。姜书记自己掏钱买麦种买化肥种两亩麦田,打的粮却都给了我们。老头子临死前反复唠叨一句话:“姜书记对咱太好了,你们千万不能忘了他啊!”我们不点头,老头子就不合眼…… 
翻开姜云胜44万字的工作日记,我们仿佛看到了炮台镇十几年的发展史,看到了姜云胜怎样为炮台的发展和人民的富足呕尽了心血。每天早晨4点多钟,他便第一个来到办公室,像上足了劲的发条一样忙碌起来,记工作日记,安排当天工作,然后是打扫走廊、厕所,接着同机关干部一起出操,开调度会,等别的乡镇7点钟上班的时候,他和他的机关干部们已分头工作了。下现场、下工地、与外商谈判,协调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就像一个铁人一样不知疲倦。可晚上一回到家里,常常累得躺到炕上便不愿动,全身酸痛。他毕竟不是铁人,长年的紧张劳碌,使他身患脑缺氧、高血压、脊椎增生等多种疾病,每年365天有200多天姜云胜靠在办公室打吊瓶来减缓病痛。一次,炮台镇召开经济开发小区规划和建设研讨会,当参加会议的市有关部门领导走进会议室时,顿时愣住了,主持会议的姜云胜胳膊上竟挂着吊瓶!他病得很重,四肢无力,额头上渗出一串串汗珠,可那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那频率极快的话语依然铿锵有力,谁能看出,他已连着挂了半个多月吊瓶呢?1995年春的一天,边打吊瓶边工作的姜云胜突然休克在办公室里。副书记于世江发现后,匆匆地把他背到镇医院抢救,闻讯赶来的儿女望着面呈酱色、不省人事的父亲嚎啕大哭:“爸呀爸,你这是不要命了,你这么做图什么?”许久,姜云胜才清醒过来,听说要给他转院,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我这不是好了吗,用不着转院。”第二天清晨,姜云胜照例早早爬了起来,准备上班。妻子刘代君将他拦住:“昨天你差点送了命,今天晚点儿去不行吗?”姜云胜态度坚决:“不行,我在家躺着,别人来看我,会影响正常工作。”说完,便拖着虚弱的病体上路了。此刻,时钟刚刚敲响了四下!刘代君噙着泪心疼地骂道:“傻鬼呀,你把命都搭在工作上了!”那天,从家里到镇政府短短的不足2公里的路,姜云胜歇了3次。 
心中装着百姓,惟独没有他自己。为了开拓视野,扩大知识面,为炮台人民描绘出更科学的发展蓝图,勉强念完初中的姜云胜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凭着顽强的毅力在灯下苦读,在梦中背诵,取得了大学本科学历,并相继拿回了法律、外经贸、财会等7个科目的大专文凭。 
在担任镇党委书记期间,姜云胜先后获得了包括省先进工作者、大连市劳动模范、大连市优秀党委书记在内的大连市级以上荣誉称号27个,这是党和人民对姜云胜13年呕心沥血、辛勤工作给予的最高评价!  

“我也是老百姓中的一员,对自己要求不严,老百姓要指责我,骂我忘本,那将有损党的威信。”  
对于公仆一词,姜云胜有独到的见解:公,公道,公正,一心为公;仆,仆人,为大伙办事的人。合起来就是能公道、公正地为大伙办事的人。要公道,就要抛弃私利,严格要求自己。13年来,姜云胜用他的一言一行对公仆一词做了最好的诠释。 
炮台镇如今已成为闻名辽南的富裕乡镇,而整个镇政府,只工业办有台半新半旧的双排座“轿子头”。有人多次提议镇里买台轿车,姜云胜不依。今年台湾大成长城集团在炮台投资建设的肉鸡孵化、饲养、屠宰一条龙项目达成后,他们准备送给开发区一台豪华轿车,被身兼开发区主任的姜云胜断然拒绝了。他说:“我们是实实在在和人家做生意,一台轿车不过值几十万元,我们应该想到的是挣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他心中筹划的是炮台镇3万人民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舒适。上下班,他始终坚持步行,从不用公车接送,下村检查工作,他从来不坐小车,搭乘摩托车成了他最便捷的交通方式。 
作为镇党委书记,姜云胜从不以镇“一把手”自居,搞特殊化。很多时候,他都是自带午饭,菜饼子、地瓜加点咸菜,是他饭盒中最常见的东西,偶尔在机关食堂就餐,喝碗汤他也照章付钱。镇政府会计小马知道姜云胜爱吃辣椒,有一次自己掏钱买了2公斤辣椒放在食堂,叮嘱炊事员经常给姜书记炒点吃。姜云胜知道此事后,让炊事员把辣椒留着招待客人,自己则一个也没有吃。 
在采访中,炮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的孙士勇主任向记者讲述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1994年夏天,我在大连开完会赶回镇里,向姜书记汇报工作。办公室里,姜书记正在打吊瓶,他让我帮他拔下吊瓶,边听汇报边做笔记。看到天已过午,我说:“姜书记,你还没吃饭吧,我让炊事员下两碗面条吧。”姜书记指指窗台上的饭盒说:“不用,我带着饭呢!”我抓起饭盒:“那我蹭领导点饭吃。”一打开饭盒,我愣住了,里面只有几个熟土豆,“姜书记,你就吃这个,你还生着病啊!”“这东西营养丰富,吃起来省时又方便,你也尝一个。”说罢,便递给我一个,我的眼睛湿润了,当有的领导干部在饭店酒楼里推杯换盏的时候,姜书记却以几个土豆打发胃口,为了节省时间,为了不忘本色,他也太苦了自己了…… 
除极特殊情况,姜云胜很少陪客人吃饭,别人在酒桌上喝酒,他则在灶台旁吃饭、喝汤,就是到大连出差,他也尽量赶回来吃饭。实在赶不回来,几个地瓜,几张吊炉饼,就算一顿饭,连跟他一起出门的同志也要受“连累”。对于他的做法,有人说他“抠”,有人说他“装相”,有人说他“死板”,对此姜云胜往往付之一笑。 
记者曾问过姜云胜这样一个问题:“身为镇党委书记,你所面对的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诱惑太多,你是怎样抵御这些诱惑的?”姜云胜微微一笑:“我每天想的只是怎么多给集体挣点钱,早让百姓富起来,没想过自己先富。如果我想富,恐怕早就富起来了。”是啊!他曾面对大连某集团年薪10万元,在大连市内解决住房的聘请而不为所动;这些年他跑成的合资和独资项目,论功行赏,他也该得个十万八万,可他分文未取;市里考虑他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下文批准他享受副县级待遇,月工资一下子可增加70多元,可这个批文至今还锁在他的办公桌里,他依旧拿原来的工资。他出门从来不报差旅费,发的奖金没等到妻子手里,往往就被他捐给了养老院或贫困户。对于别人送给他的礼品,他或拒绝,或交公,或对送者给予严厉的批评。1987年,市有关部门拨给炮台镇机关4个转干指标,其中有一名干部除差点工龄外,其他条件都符合。这位干部找到姜云胜,求他给通融通融,并掏出随身携带的500元钱,姜云胜当时就告诉这名干部“不行!”并坚决让他把钱拿回去。那人回去后,思来想去,难道是钱送少了?第二天晚上,他拿了1000元钱,又来到姜云胜家,没想到,姜云胜一看到钱就火了,把那人狠狠批评了一通,直到他承认了错误才作罢。以后,再也没有人敢给姜云胜送礼了。 
对自己如此,对亲戚、邻居、机关干部他同样严格要求。他亲自给各企业的厂长写条子,不允许自己的子女到企业办任何事,谁办了后果自负。他的一个小姨子当了24年民办教师,年近半百之际想求他帮忙说句话转公办,不想姜云胜一句话便冲到南墙:“我手中的权力不是用来谋取私利的,等着排吧!”气得小姨子直抹眼泪。另一个小姨子刘华君是后来搬到炮台镇的,搬来后想在炮台村盖个房,姜云胜一直不同意。刘华君在镇水利站工作,站长考虑到她平时工作表现突出,便调她顶替现金会计一职。姜云胜得知此事后,当即找来水利站长,对他说:“你马上撤下刘华君,否则我撤你的职!”站长一脸委屈:“我用她,跟你又没什么关系。”“不行,谁让她是我的小姨子。”站长无奈,只能照办,气得刘华君直哭,时至今日仍理解不了姐夫的做法。 
炮台镇的一位机关干部对记者说:“在炮台镇政府机关,没有没被姜云胜批评过的干部。再好的亲戚、朋友、近邻,只要违背原则,他也会六亲不认。”1993年,炮台镇有6家镇办企业因领导不力、管理不善、厂长不廉等多方面原因而导致严重亏损。姜云胜及时召开党委会,研究处理办法。6名厂长有3个是他的近邻,亲戚们劝他别把人得罪得太苦。姜云胜在压力面前毫不让步,果断地免除了这6名厂长的职务。 
也许姜云胜严厉得近乎绝情,然而,常言道,无情未必真豪杰。在母亲面前,姜云胜是个孝子。在一次清明节护林防火时,姜云胜从自己母亲的坟前经过,却没停下脚步,他内疚地对镇政府郭秘书说:“没时间去给母亲的坟培培土,真遗憾。”平时,他很少去看望岳父母,更谈不上送东西,但单位发的米、面,自己得的纪念品,他却全都送给了敬老院。老人热了,镇里拿钱买电扇;老人寂寞,房间里又配上电视机,他曾对妻子说:“岳父岳母子女一大帮,不缺我这一个。可敬老院里却都是些孤寡老人哪,他们无儿无女,无依无靠,作为镇党委书记,我不当他们的儿子,谁当?”不错,姜云胜是人民的儿子,3万炮台人民忠诚而优秀的儿子!  

“要把炮台建成辽宁省重镇,大连市卫星乡镇,必须大胆改革,早改早进步,否则就要失掉机遇。”  

1984年姜云胜就任镇党委书记时,炮台是个乱摊子,“四大家族”网罗“五朵金花”、“八大金刚”把炮台镇搞得乌烟瘴气。姜云胜就职后,不信邪,不畏恶,先后处理了其中的8个人,使其势力全面瓦解。之后,姜云胜突出抓了镇机关干部队 伍建设, “实行军事化管理,标准化要求。”在炮台镇政府机关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床上摆闹钟,上班车带灯。进屋先翻牌,然后再集中。开完调度会,东西南北中。”每天早5点刚过,镇机关干部便陆续到岗,“翻牌”报到后即到后院列队跑步。50多名机关干部,在武装部长的指挥下,精神抖擞,步伐整齐,口号嘹亮:“团结拼搏,务实高效!”“奋战‘九五’,大干‘九六’,夯实基础,再攀高峰!”出操磨炼了干部们的意志,增强了班子的凝聚力,塑造了机关整体新形象。晨跑后,是工作调度会,干部碰头会,总结昨天工作,安排当日任务。当其他乡镇上班时,炮台镇各部门的工作早已运作起来了。如今的炮台镇机关,每年几乎不开什么大会,像农田基本建设这样的大事只需要下一份通知单就可以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开支。现在让姜云胜最感欣慰的就是班子建设抓出了成效,大家达成共识,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截至1995年,镇党委已连续10年获大连市先进党委称号;1987年以来,炮台镇一直是省文明乡镇。1995年,镇机关31个部门,有29个获瓦房店市级以上先进单位。争先进,创一流,已成为炮台镇各部门工作的最起码要求。 
沈大高速公路的兴建,为炮台人创造了一个机遇。但按计划在炮台没有下道口,姜云胜多方奔波,终于争取到在转山头开了一个下道口。下道口有了,要促进经济加速腾飞,还必须大胆地改革和创新。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一个成熟而大胆的设想,在姜云胜主持召开的党委会上达成共 识——地 处沈大高速公路两侧的炮台镇,应当建立经济开发区! 
1990年5月,中共大连市第七次党代会期间,出席大会的代表姜云胜,深夜在旅社内挑灯疾书,给当时的大连市委书记毕锡桢写信,建议在炮台镇建立经济开发小区。不久毕锡桢亲自带领有关部门来炮台镇进行实地考察。1992年6月,炮台镇经济开发区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正式宣告成立!从此,炮台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 
经济开发区虽然成立了,但吸引外资谈何容易?大连市第十一届人代会期间,作为人民代表的姜云胜又给当时的大连市长魏富海写了一封求助信,希望大连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能帮助炮台镇提供一些国际市场信息,介绍一些“三资”项目。这封信,同样引起了魏市长的高度重视。他亲自批示有关部门为炮台镇招商引资牵线搭桥。当年,炮台镇就成功地与日商签约,建起了第一家“三资”企业——松井食品有限公司。如今的炮台镇“三资”企业已发展到38家,吸引外资 5 800 万美元,年出口供货额由1991年的500多万元,猛增到约2亿元,工业总产值18 6亿元,财政收入达850万元…… 
也许人们要问,炮台镇“三资”企业迅猛发展靠的是什么?姜云胜答得好:“好话哄骗不了外商,酒肉也吸引不住外商,只有建设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以实招商,以情招商,以外引外,才能真正赢得外商的心。”姜云胜说到做到,炮台镇先后投资 8 600 多万元,改造架设高低压供电线路25公里,铺设柏油路面21公里,修建上下水管路37 7公里,安装程控电话548门,绿化小区2万多平方米。他们还将镇文化俱乐部修缮一新,建起图书馆、中心幼儿园、镇医院,岚崮山下建起了一排排造型别致的小楼,一座乡村中的“小都市”已初具规模。 
建在炮台的日商独资企业——大连新来利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小仓秀雄这样评价姜云胜:“姜是一个先进的以身作则的人,接触时间越长,他身上优秀的东西显示得越多。在日本,姜也会是最优秀的领导者。”台湾大成长城集团总经理的话则更直率:“姜书记是条汉子,跟他做生意我们放心。” 
缘何他们对姜云胜给予这么高的评价?也许这件事能说明:1993年11月,台湾咏泰公司占地 1 400 余亩、投资200万美元的名特优果树独资项目正式签约。第二年春,咏泰公司的苏老板却为能否在清明前后将13 2万株果树全部栽到地里而备感忧虑,不得已暂定大部分树苗推迟一年栽种。姜云胜得知这一情况后,即刻赶到咏泰公司,他握着苏老板的手说:“我姜云胜说话算数,当初承诺,如有困难,我们将全力相助,今天决不食言。13万棵果树,由我们来栽!”苏老板愣了:“13万棵树,需要多少天能栽完?时间不等人哪!”姜云胜胸有成竹地回答:“不出半月!” 
接下来,姜云胜率领镇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千余人大军,仅用13天时间,便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果树抢栽任务。 
一花引来百花香,经咏泰公司全力引荐,历经两年考察一直举棋不定,不知在何地投资为好的台湾大成长城集团,毅然决定将投资 5 000 万美元,集种鸡、孵化、饲养、加工、储运、销售为一体的养鸡一条龙项目,投在炮台! 
以诚招商,以外引外的良性循环不断发展。就在大成集团与炮台镇签约之际,大成集团总经理还以一封书信,将已在山东洽谈了3个月的“亲家”——韩国永安公司拉到了炮台,并主动接待、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原打算在大陆投资250万美元的永安公司老板信心大增,又追加了150万美元的投资额,以求更大的发展。 
改革开放搞活了经济,同时对封闭保守的小农意识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少数人或善意或恶意地把他们的气撒在了姜云胜身上。 
1989年正月十三晚上10点多钟,随着一声巨响,姜云胜家的整个后窗被震塌下来,后门也震碎了,屋墙裂开一条大口子。儿女们惊呆了,刘代君惊呆了,片刻,姜书记家被炸的消息不胫而走。严冬的夜,寒风呼啸,乡亲们不约而同地在姜家被炸毁的门窗上钉毯子挡风。姜云胜却逐家走访被波及的四邻,真诚地说:“让大家受牵连了,我深感不安。”说罢,鞠躬致歉。邻居们个个眼含热泪:“姜书记,这能怪你吗?到什么时候都有小人哪!” 
第二天一大早,姜云胜又照例早早地踏上了上班之路。而他的儿女们,则按照他的吩咐,买来两箱玻璃,将被爆炸事件波及的10来户人家的破损玻璃全部换上。 
1990年春,中日合资企业“光彩制药有限公司”在炮台镇正式成立。然而,正当公司厂房破土动工之际,少数农民想不通了:“好好的地办药厂,不是祸害人吗?”“你们卖国,你们就不靠地吃饭吗?”这种情绪在地基刚挖完时演化为一种盲目的“群众运动”:一些群众拔掉了施工界桩,另外一些人操起铁锹就往已挖好的地基里填土。姜云胜听说此事,马上和镇长匆匆赶到现场,他们先是劝阻、开导,苦口婆心地解释,然而,回敬他俩的全是“汉奸!”“卖国!”等不堪入耳的骂声。 
姜云胜豁出去了,他不再劝解,“扑通”一声跳进地基沟里:“你们要填地基,就先往我身上填吧!”说完便拄着铁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泥土没过了他的脚背,没过了他的小腿,姜云胜仍然站在沟里纹丝不动。半个小时过去了,填土的群众心里发毛了:“看来今天姜书记是动了真的,这样下去,咱们可要违法了。”抡锹填土的手也不由自主地渐渐停了下来。 
姜云胜相信,群众思想不通是暂时的,迟早事实会教育他们。如今炮台镇的群众从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中得到的直接和间接效益越来越多,剩余劳动力得到了就业安置,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家庭收入大幅度增加,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当年险些被“填掉”的光彩制药有限公司,现在已成为大连市明星企业,年利税达540万元,解决了100多人就业。已经投入施工的大成长城集团肉鸡一条龙项目投产后,年产鸡2 400万只,可供炮台镇 6 000 多户每户养鸡 4 000 只,仅此一项,每户就可增收2万多元。更不用说由它带动的建材业、包装业、服务 业……  
当记者1995年11月末在炮台镇采访时,惊异地发现,他们已经完成了1996年各项规划、指标,提前一个月进入了1997年!在姜云胜的心中,早已为炮台镇的明天勾画出宏伟蓝图:奋战 1 000 天,建成北方张家港,到本世纪末,把炮台建设成为辽宁省重镇、大连市的卫星乡镇。 
姜云胜,一个心系百姓的铁汉子,当他面对苍天的时候,他只求炮台人明天的生活更美好、更富足,相信他的宏愿一定能够实现!


 
促进再就业的功臣 
——记大连劳动力市场职业介绍员戚秀玉 
 

戚秀玉,女,大连市职业介绍中心职业指导师,自1993年从事职业介绍工作以来,曾先后获得大连市“三八”红旗手、模范共产党员、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三八”红旗手、十佳职工职业道德标兵等称号。辽宁省委、大连市委于1999年分别授予戚秀玉同志“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并开展了向其学习的活动。  

跨入1999年,大连劳动力市场传出新闻:职业介绍员戚秀玉1998年给 4 718 人找到工作,其中,有 2 162 名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自1995年以来4年间,她已累计为 11 504 人找到工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赞扬她是:“职业介绍当大姐,促进就业立新功”。 
当年,雷锋同志在风雨路上护送行人,情景感人。如今,戚秀玉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护送万余名求职者走好就业之路,有口皆碑,人称“就业路上的‘雷锋’”、“促进再就业的功臣”、“广大求职者心目中的亲人”。  

〓〓“下岗职工用下岗支持了企业的改革,我对待他们的态度要像春天般温暖,帮助他们尽快重新捧上‘热饭碗’”  

1993年2月,大连这座沿海城市的企业改革,已经切实地动作起来。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由点到面地展开。下岗人员的吃饭问题、安置问题,成了党和政府亟待解决的难点、热点问题。市领导在全市劳动工作会议上大声疾呼:“什么是大事?职工下岗了,没有‘饭碗’了,这就是大事。”这年1月,市劳动部门共为36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的 9 915 名待业职工发放了115 2万元救济金。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组建由市领导牵头的大连再就业办公室,开办大连劳动力市场;全社会通力合作,抓好再就业工程。 
戚秀玉每天看到大厅里坐着等待工作的求职者,心里总是沉甸甸的。她想:“下岗职工用下岗作为代价,支持了企业的改革,作为一名职业介绍员,我一定努力工作,让他们重新捧上‘热饭碗’。即使不能帮助他们全部再就业,对待他们的态度也要像春天般温暖。” 
为了让求职者宽心,戚秀玉宁肯自己忍受些委屈。她常常遇到言行偏激的下岗职工:“今天你要不给我找到工作的话,我就到你家里去吃饭!”对这些求职心切的下岗职工,戚秀玉从未与他们发生争执,而是耐心劝解。 
一天,一个男青年求职,并要求48小时内再就业。戚秀玉要看他的“下岗证”,他拍案发火,丢下表格,扬长而去。戚秀玉感到委屈,却冷静地照常工作着。第二天晚上,戚秀玉给这个男青年家里去电话,男青年问:“你是谁?”戚秀玉答:“我就是你昨天在劳动力市场骂的那位职业介绍员。”“有什么事吗?”“我给你找到了个工作。”“真的吗?”“真的!”男青年在电话里语塞。次日,他来到劳动力市场,办了再就业手续,并向戚秀玉赔礼道歉。 
还有5天过春节,女青年胡艳梅来到劳动力市场,她的脚步和心情一样沉重。下岗,离婚,幼儿生病,她渴望春节前能找到一份工作。戚秀玉让小胡填表,随即用电话和电脑给她查找用工信息。没想到就在这时,小胡悄然离去,留下一张未填完的表。戚秀玉感到莫名其妙,十分焦急。那份表格上连地址和电话都未填,怎么与她联系呀?戚秀玉从办公桌上找到一张八一路街道劳动服务站为胡艳梅开来的“特困职工证明”,立即抓起话机,让这家劳动服务站设法通知胡艳梅下午务必到市劳动力市场来。经过多方联系,很快为她在一家灯具公司找到一份当营业员的工作。当天下午,胡艳梅应约而来,戚秀玉热情地告诉她:“你快到灯具公司报到吧!”胡艳梅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这时,她才解释说,上午填表时,考虑到打点不起人情,担心填了也白填,所以不辞而别。戚秀玉笑着对她说:“大妹呀,你都想到哪儿去了!” 
类似的故事还有许多。戚秀玉曾在双休日冒着大雨为一对下岗兄弟下达再就业用工通知。没想到两兄弟写错了家庭地址,跑了两天也未找到。戚秀玉又托一位同学继续查找,终于把用工通知送到他们家里。  
放弃权力意识,提高服务技能,促进就业机制由“行政管理”向“中介服务”转变,努力成为现代化的新型劳动工作人员  
大连劳动力市场头两年是练兵。第三年,市里在民意街24号建起大厦,电脑等现代化办公设备俱全,并在大连所辖区、市、县遍设分支机构,职业介绍员队伍发展到500人。攻坚阶段的国企改革与就业机制的激烈变革互联互动、相辅相成。戚秀玉作为职业介绍和职业指导这一新兴职业的工作人员,她在思想观念、工作态度和方式方法上感受最深刻的一点是:必须放弃过去劳动就业管理人员的“权力意识”及其派生的工作方法,在就业机制改革的实践中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技能,树立起现代化的新型劳动工作人员的形象。这从她安排失业职工邵鹏的就业过程可以得到印证。 
邵鹏失业两年多没找到工作,家庭生活困难,他给市委书记于学祥同志写了封信。于书记很重视,批转了他的上访信。邵鹏的就业意向是当司机。戚秀玉落实市领导和市劳动部门批示时,与一些单位联系,这些单位都表示“是不能也,非不为也”,因为企业改革而无空岗。曾在大连皮革厂劳资科当了8年劳资员的戚秀玉,痛感再仅仅依靠昔日行政管理的手段已无法奏效,便下功夫多方联系,为邵鹏在一家合资企业找到司机岗位。可是,没过几天,邵鹏不干了,因为他的驾驶技术不高,怕发生交通事故。戚秀玉的汗水付诸东流了。但她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又给邵鹏联系到一家合资企业当操作工,邵鹏干得不错,单位效益也好,每月工资近千元,邵鹏前不久给市劳动部门写了感谢信。由此,戚秀玉认识到,求职者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是两回事,用工单位的空岗信息和上岗条件也是两回事,职业介绍员一定要探索做好新时期工作的规律性,为此,她注意知识的积累,自学了《心理学》、《公关学》,熟悉国企改革和劳动就业的方针政策,研究求职者的心态。她写出《浅析掌握求职心态》等论文,在《中国就业》等刊物上发表。记者在大连看到一部即将出版的《戚秀玉职业指导法》书稿,这是戚秀玉在同事帮助下总结的工作经验,也是她高超的工作技法。书稿中归纳出职业介绍员应具备7个方面的“职业指导法”,还回答了工作中的36个“怎么办”。内容包括:信息咨询、心理教育、职业适宜性、用工合理性等的指导技法,如对较长时间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求职者应该怎么办,对不顾自身条件而盲目攀高的求职者应该怎么办,如何向三资企业推荐求职者,等等。 
戚秀玉说:“职业介绍员应该‘两头清,中间通’。”“两头清”是对用人单位的情况清楚,对求职者的条件清楚;“中间通”是当好用人单位与求职者的“红娘”。戚秀玉的办公桌上不仅有电脑、电话,还有许多表册、小本本,这里面都储存或记录着“两头清”的大量资料。为了做到“中间通”,她把自己上班的时间从8时提前到6时多,因为她发现这个时间段里,求职者一般都在家,可与其及时、准确地交流职业信息、就业意向。晚上,她也时常利用家里电话传达用工通知、回答求职咨询。  

不断提高职业介绍成功率,为大连提高再就业率和控制失业率做出贡献  
6年勤学苦练,戚秀玉练就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介绍的本事,被评为市三八红旗手、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市职业介绍员标兵。 
去年,市委、市政府要求劳动力市场开展“即时服务”,凡对工作不挑不拣的求职者,职业介绍员应在48小时内为他们找到工作。1998年7月,到戚秀玉名下登记的求职者是600人,她介绍成功580人;8月份,到她名下登记的求职者是 2 000 人,她介绍成功762人。 
有些求职者条件有限,就业难度大,戚秀玉是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去完成工作任务的,这种责任感,体现了一个职业介绍员胸怀全局、为党分忧、为民谋福利的崇高思想境界。 
张俊兰6年前砸伤了颈椎,脖子用6根不锈钢固定着,身边还有一个上中学的女儿需要抚养,她要求参加工作。这真是难为了劳动力市场数百名职业介绍员。戚秀玉确实高人一筹,她耐心地接待,为张俊兰联系10余家用工单位。这些单位见了情况介绍,都不敢用,怕担责任,背包袱。戚秀玉考虑张不能干体力活儿,初通日语,又煞费苦心地与几家日商企业联系。得知迈凯乐忆思岛商厦需要懂日语的电话员,戚秀玉努力做商厦经理的工作,张被破格录用。张现在觉得生活很充实,她说:“是劳动力市场和戚秀玉给了我生活下去的勇气。” 
安排上访人员和劳动教养、劳动改造的“两劳”释放人员就业,也是职业介绍员的工作难点之一。每逢这些人员前来求职,戚都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就业。有个刑满释放人员找戚求职,到劳动力市场怕被别人看见,就在午饭时间来。戚秀玉与他商定,可每隔一天在下午4点钟电话联系。不久,戚为他在一家合资企业找到工作,他工作上进,现已被调到业务科,成为骨干。据就业信息反馈,凡经戚秀玉介绍出去的刑满释放人员就业后,没有重新犯罪的。 
大连市劳动局关于劳动力市场职业介绍员的工作考核档案记载,戚秀玉担任职业介绍员已6年时间,头两年为许多人找到工作,但是没有留下准确数字。1995至1998年的4年中,记载翔实,戚秀玉共计给 11 504 人找到工作。其中,1995年是 1 600 人,1996年是 2 286 人,1997年 2 900 人,1998年 4 718 人。 
在这 11 504 人中,绝大多数是国企改革分流的下岗职工,此外,还有集体企业和个体户中的失业人员,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毕业的硕士和博士。 
大连市领导告诉记者,戚秀玉4年中能给 11 504 人找到工作,是件不简单的事情。市领导分析认为,戚秀玉这3年职业介绍的成功数量分别占全市当年就业量的4 6%、3 2%和5 8%。4年来,戚秀玉为全市失业率控制在3%以内做出了贡献。


 
俺们船厂的“焦裕禄” 
——记原大连造船厂厂长陈文松 
 

陈文松,男,生前是大连造船厂厂长、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年专家,是“大船人”的杰出代表,1992年10月8日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去世,年仅49岁。1993年1月,大连市委授予陈文松同志“优秀党员干部”称号,并做出了向其学习的决定。  

他终于能够安安静静地躺下了。此刻,鲜花和翠柏簇拥着他,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着他。 
大连造船厂厂长陈文松,为我国的造船事业和海军装备现代化事业,一息尚存,奋斗不止,终因积劳成疾,1992年9月3日病倒在工作岗位上。经国内著名医学专家全力抢救,仍无法挽回他年仅49岁的生命,10月8日与世长辞。 
噩耗传来,悲痛洒满了船台、码头和车间。海军领导机关和驻厂军代表认为,陈文松逝世,是海军装备建设的重大损失;党员、干部们认为,陈文松病逝,使“大船”失去了一个好“船长”;全厂万余名职工则从心底发出共同的呼唤:文松厂长是为我国造船事业和船厂万名职工累死的。他是俺们船厂的“焦裕禄”…… 
他倒在战场上 
9月1日,一场罕见的暴风雨袭击了大连市。陈文松向国家人事部有关领导汇报完工作回到家里,已是晚上8点多钟。尽管下午他已经两次打电话询问过雨情,但一进家门,他又操起电话。 
“香炉礁新区207库进水了吗?我马上赶到。”他迅速通知了厂内几个有关领导后,饭也没顾得上吃,身影便消失在茫茫的夜雨中。 
陈文松的爱人李秀文,对这一切虽然早已习以为常,但这天晚上的心情格外沉重。并非是夜雨影响,而是陈文松这些天的身体实在令人担心。不知何故,他的身体明显消瘦,脸色也不好看……本来这天上午已和厂医院的大夫说好,要为陈文松检查一下身体,可他一忙起工作来,又顾不上了。 
207库存放的是重要船用设备,一旦被淹,损失巨大。陈文松 NE941 着没膝深的雨水,率先冲进库房,带领大家仔细察看水情。 
蓦地,他感到腹部、胸部阵阵撕裂般地剧痛。只有他自己知道,这种现象,近半个月来,已经发生过几次,而且大便中还出现了潜血。站在冰冷的雨水中,身着单薄的短袖衫,他感到身上一阵阵地发抖。“不能让大家看出我不舒服,影响抢险”,他咬紧牙关强忍着,豆大的汗珠和着雨水从额头上往下滚…… 
“调集车辆,抢运设备!”夜雨中,人们并未十分注意厂长的异常,而听到的却是坚定从容的指挥令。 
午夜过后,大部分设备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他才在人们一遍又一遍的催促下,离开207库。 
可他并没有回家。他回到厂里,又带人一个船台一个船台,一个码头一个码头,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查看防汛情况。夜雨如鞭,浊浪拍岸,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走起路来都十分困难,而陈文松却如钢铸铁打般,一直奋斗到东方破晓。 
9月2日,虽然是厂休日,陈文松照常工作。晚上还与外宾谈判,很晚才回家。 
9月3日,陈文松上班后头一件事就是主持生产调度会。与会者发现厂长脸色异常,不断出虚汗。 
开完调度会,陈文松迈着沉重的双腿回办公室。刚上了两级楼梯,便感到一阵眩晕。厂办的同志把他扶回了办公室,操起电话要请大夫,陈文松制止说:“今天是厂周一,大夫们都很忙,不要麻烦人家。”厂办的同志三次要打电话请大夫,都被他制止。最后只好背着他请来了厂医院的大夫。 
医生检查了他的身体,血色素竟然仅有4 5克!相当于正常人的1/3。 
莫非测量有误?再测,仍然4 5克!医生实在不敢相信这一事实:已经到了极度危险的临界点,可陈文松仍然在坚持工作。 
“立即住院检查治疗。”医生的决定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陈文松头一回听了医生的话。但他仍要打点折扣:临行前,又在自己的办公室,召集在家的厂领导开了一次厂长办公会,把近期的工作一一作了交待。离开办公室时,已过了下班时间。 
医院里,拿着病情诊断报告的专家、教授们惊呆了:胃、肝、肺等腹内器官,癌细胞短时间内大量扩散——这是一种目前国内罕见的恶性肿瘤——男性绒毛膜上皮细胞癌! 
令医生们不解的是,为什么陈厂长病情恶化到这种程度还在坚持工作?是眼前这位企业家的知觉神经出了毛病,还是那些毫无情感的现代医学仪器出了毛病? 
陈文松病倒的消息不胫而走。国家人事部、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海军和省、市领导指示,尽一切可能组织抢救、治疗!北京、上海、沈阳……国内著名的专家、教授被用飞机接到了大连。大连医学院附属二院组织专家教授,成立了抢救医疗小组。深夜下班的工人,习惯地抬头望着厂长办公室,希望那熄灭了的灯光早日亮起。海军军代表室年近花甲的王宗敏大校,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陈厂长是光荣地倒在战场上的勇士!” 
市场的宠儿 
1985年7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陈文松,以他扎实的理论功底,20余年的实践经验,踏着车间工艺员,车间技术副主任、厂总工程师助理、厂副总工程师的台阶,走上了船厂的领导岗位,成为主管经营和军工的副厂长。 
有人说,陈文松受命于船厂危难之时。持续的世界航运业大萧条,使国际市场上的船价在短短几年中下跌了一半,造成世界上半数以上的船厂倒闭。大连造船厂当时已经造好和正在建造的4条出口船,也因为船东倒闭,被闲弃在厂内,工厂的经营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陈文松刚一上任,就受到市场风雨的洗礼。 
但那时,向大连造船厂询价的客户却出人意料地多,1986年一年就有230次之多!面对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国外询价,有人认为机不可失,应当多接一些出口船。 
“不能接!”陈文松道破天机:这是国外船东企图利用造船业不景气的时机,玩弄低价购船把戏,大批接船无异于饮鸩止渴,只能让船厂的包袱越背越大。我们的策略应该是,暂时紧缩造船,坚持不接赔本船!他的主张得到了当时工厂厂长王有为和党委书记李少丹的赞同和支持。 
在这期间,工厂大力发展修船业,开拓非船产品,修船产值直线上升,跃居国内同行业之首;多种经营打入石化、冶金、能源大型设备领域,形成了锅炉、压力容器、炼钢转炉、大型钢结构件等非船支柱产品。 
1988年,国际船舶市场出现了转机,船价开始回升,国内不少船厂如久旱逢雨,开始批量接受出口船订单。而此时已担任常务副厂长的陈文松却稳如泰山。他没有被眼前的蝇头小利所迷惑,他在经过周密的市场调查之后,做出了国际船舶市场价格会继续回升的预测,因而协助王有为厂长做出了“批量谈,单艘签”的正确决策。 
1991年春,海湾战争的硝烟还未散,身为大连造船厂厂长的陈文松,便出现在广州。在新广州酒家,他挥笔签下了两艘6万吨油轮的建造合同,为国内船舶工业接船带了个好头。这一年,他抓住海湾战争后船舶市场价格进一步回升的大好时机,一鼓作气,连续承接了7艘、34万吨,总计13亿元的船舶订单,使工厂到1994年的任务全部饱满。
1991年,船厂的经济效益是上年的2 5倍,创历史最高水平。 
有人说,陈文松是市场的宠儿,陈文松说:我并非天才,只不过注意学习,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罢了。 
陈文松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在船厂是出了名的。经过不断的知识更新和实践磨炼,他不仅成为公认的船舶电工专家,掌握了三门外语,而且还逐步成为生产经营、企业管理和财务、外贸等方面的专家,以至国内建造新型的导弹驱逐舰,他还被任命为副总设计师。 
陈文松不仅自己注意学习,还带动“一班人”和推动全厂职工的学习。他担任厂长伊始,第一个题词是“大船崛起,教育为本”;第一个建议是厂级领导班子每月两个半天的新知识培训。国际经贸知识、现代化管理、股份制等造船新技术和新知识,他们都逐一进行专题学习、研究。陈文松常说:一天不学习,就可能被风云变幻的市场抛到后面。 
为了制订工厂1993年工作方案,陈文松去年年末带领有关人员,历时近一个月,调查了厂内26个基层单位,每到一地,他都认真地听取干部职工的意见,从而制订出一个切合工厂实际的计划方案。其实,工厂的每项重大方案出台,承接的每一笔较大的合同,陈文松事先都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准备。 
陈文松勤奋学习、扎实细致、以诚待人的工作作风,不仅赢得了船厂干部职工的拥戴,而且得到了国内外船东以及同行的敬佩。1989年前后,这个厂曾经连续为广州海运局建造了5艘3 5万吨散装货轮。由于合同签订前后,原材料差价太大,陈文松曾五下广州与船东谈判。他提出翔实而具有说服力的数据,以理服人,以诚感人,不仅为工厂追加了船舶销售价格,而且与船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挪威船级社驻厂高级验船师格林威斯虽然来厂仅仅一年,但在工作中已与陈文松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洒泪送别陈厂长后,深情地说:“陈厂长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赢得了我们挪威船级社的敬佩。陈厂长英年早逝,我们感到十分悲痛,这对我们挪威船级社和大连造船厂来讲,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用行动感动“上帝” 
陈文松走上领导岗位以后,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像船厂这样的国营大中型企业,目前都有不少困难,职工的收入不高,住房等福利欠账又多,我们只有加倍努力工作,用实际行动去感动我们的“上帝”——职工群众,才能完成党赋予我们的重任。 
和陈文松一道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他干起工作来不要命,急、难、险、重的场合,他总是冲在最前面。那是在某新型导弹驱逐舰火炮实弹射击试验的日子里,由于参加实弹射击的海军战士心情紧张,操作有误,接连出现了三次哑炮事故。试验船上当时有来自国内几十个单位的数百名专家和工作人员。有些人沉不住气了,提出终止试验。如果终止试验,对海军装备建设和船厂的经济效益都将造成很大损失。作为这艘舰的副总设计师和现场领导小组组长,陈文松挺身而出。他在查明事故原因后,首先耐心说服了所有参加试验的同志继续进行试验。然后亲自站到了炮位旁,指挥试验圆满完成。 
人人都愿意和陈文松一道共事,大家都说他像“一团火”——燃烧自己,温暖他人。去年一艘4 4万吨出口船的船体出了质量事故。正当设计和建造两个部门为责任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陈文松站出来说:“这艘船先天不足,后天不良,主要责任应由我这个厂长来负。”一席话,说得争论双方都不好意思,各自查原因,想办法,使事故很快解决。陈文松曾经担任过好多舰船的交船队长和现场总指挥,这些舰船好多都获得了国家的重奖,而每次申报获奖证书,陈文松都把其他同志推到前面,而他却利用职务之便,悄悄地抹掉自己的名字。以至于在他晋升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评审时,在他的名下竟然找不到一项这样的“硬指标”,评委们不得不违心地把他的名字划掉。陈文松对海军装备建设的贡献是人所公认的,可当中央领导亲临某导弹驱逐舰接见船厂代表时,作为现场总指挥的陈文松却把位置让给一道工作的技术人员。甚至当南海舰队为某导弹驱逐舰举行命名仪式,专电请他出席时,他也借故请别人代他出席。 
艰苦朴素、廉洁奉公——陈文松始终保持着工人阶级的本色。除了涉外的重要场合,陈文松总是一身工作服,一顶安全帽,置身于普通工人群众之中。夜半更深,陈文松劳累一天之后,最大的休息和爱好就是,到船台和车间去,与干夜班的工人一道聊聊天,抽根烟。职工们也不把厂长当外人,一面抽着厂长的烟,一面对厂内或社会上的不公之事骂着娘。有回,陈文松晚上上船忘记带烟了,工人们照例围过来和厂长要烟抽,弄得陈文松好狼狈。回到办公室,他立即请厂办值班的同志给工人们送去了4盒烟,才算是了了一桩心事。出差的路上,不认识的人绝对看不出他是个万人大厂的厂长。火车上、飞机上,只要来得及,他总是自己从家里带个饭盒。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招待所总服务台的服务员都知道,陈厂长是最好安排的重要客人,无论房间好坏,有个睡觉的铺位就行。有一回,陈文松去广州参加一个重要谈判。船东方面看到当时正值淡季,白天鹅大酒店减价一半接待国内客人,就把陈文松安排到白天鹅大酒店,陈文松坚决不住。无奈,只好给他另找了一家廉价的旅馆。开始,给陈文松安排了一个单间,给陪同他来的两位同志安排了一个双人间。陈文松仍不满意,要和大家住在一起,最后到底是换了一个仨人间,他才高高兴兴地住进 去。〓〓〓〓  
“陈文松心里装着全厂职工,惟独没有他自己”——接受采访的每一个人都这样说。青年大学生进厂了,他关心他们吃得好不好,住得暖不暖,上下班方便不方便……经过亲身体验,陈文松建议工厂为独身职工增加伙食补贴,开设上下班专车,并付诸实施。工人们出海试航,陈文松若是工作忙不能亲自去,清晨他会送每位职工上船;深夜他会送最后一位下船的职工回家。军造科一位监造师有急事要去外地出差,走时还惦记着家里要动迁。回来一看,陈文松早已帮助安置得妥妥帖帖。电装车间王学进老师傅说:“我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挺大了,家里住得挺紧巴,不知怎么被陈厂长知道了,他千方百计帮助我解决了一套三室的住房。可我最近才知道,陈厂长也是一男一女两个大孩子,家里还有两位老人,可厂长住的房子还不如俺这个普通工人。” 
“严律己,宽待人”——小车班的司机们说起陈厂长这方面的事迹来,滔滔不绝:今年“五一”前夕,厂里一艘船下水,一艘船交工,陈厂长一高兴,破天荒地抽出半天时间陪爱人去看一位老朋友。朋友家交通不便,陈文松自己掏钱打“的士”,让朋友好一阵笑话:这么大个厂长,连个专车都没有。还有回,陈文松的70多岁、腿脚不便利的老岳母要去沈阳的儿子家看看,陈文松的儿子想请爸爸用小车给捎到车站去。陈文松正色道:“小车是办公用的,公私一定要分明。”硬是让儿子挤公共汽车送老人去车站。最让司机们感动的还是那些常人不注意的“小事”:陈厂长的确没有专车,只要工作需要,遇上谁,捎上谁;陈厂长无论多忙,下车总要向司机说声“谢谢”;陈厂长每天忙到深夜,遇到月黑夜,宿舍大楼院子里有二三十米路很黑,司机们怕厂长走路不方便,总要打开车灯为厂长照明,作为回报,陈文松总要来一段跑步,“冲刺”到楼门口,再转身向司机们招手告别,请他们早点回去休息……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陈文松和他的同志们,早已用行动感动了他们心中的“上帝”——船厂万名职工,那连年递增的效益指标,就是职工们对他无私奉献的最好回报。 
一个未圆的“潇洒梦” 
陈文松自从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就自动告别了节假日。工作太忙,甚至厂长办公会都得放到每周六下班后进行。 
秘书们曾经描绘过办公会的景象:厂领导们几乎个个都是烟民,开会前每人掏出口袋所有的烟,实行“共产”。烟雾缭绕的会议经常持续到深夜,有时甚至到天明。饿了,领导们啃块饼干,或泡袋方便面;困了,用冷水浇浇头……所有的烟抽完了,工作有了头绪,会议也结束了。 
今年初,在一次这样的办公会将要结束时,陈文松突然发表了一通宏论:“今年,咱们争取干得潇洒一些,逐步实现少加班或者不加班,有时间,搞点业余文体活动,我带头学跳舞,怎么样?”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党委书记李少丹说:“得了吧,你还有时间学跳舞,能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就不错了。” 
4月初,陈文松开始感到左腹部时常隐隐作痛,在大家的催促下,他去医院做了检查,发现左腹部肝与胃之间有一个2×2 8厘米的肿块,医生们建议开刀探查。当时,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罗裕民正患晚期癌症住院抢救,厂里“五一”前夕又要下水、交工各一条船,工作离不开他。医生们只好建议转院继续检查,随时注意病情发展。 
6月份,陈文松利用工作之便在北京检查了病情,身为医生的爱人李秀文被请去护理。检查结果,肿块暂没有发展,医生建议:如果不能开刀检查,也要定期检查监护。 
李秀文说:“从打文松1980年担任车间副主任以后,几乎就没有休过一个节假日,更不用说陪家人逛逛公园、看场电影了。小姑娘已经上初中二年级了,由于文松每天早出晚归,几乎就没和爸爸一块吃过几顿饭。在北京检查病的空余时间,文松突然心血来潮,跟别人借了一台照相机(不怕大伙笑话,别看文松是个大厂长,可他的心思用在工厂和职工身上,俺家不光照相机,录音机、录像机等家用电器,都没置上),要陪我去公园照相。我心里惦着他的病情,哪有心思照相,那照片洗出来,张张都是愁眉苦脸的样。” 
7月份,陈文松开始感到体力不支。为了既不影响工作,又不影响职工的情绪,他请厂医院的同志身着便装,来办公室为他打吊瓶。他每次都是一边挂着吊瓶,一边坚持工作,有时,厂务会都是挂着吊瓶主持。7月15日厂休,一名中层干部来找他汇报工作,进门一看,陈厂长正挂着吊瓶批阅文件,这名干部鼻子一酸说:“厂长啊,你不要命 了……”〓〓  
陈文松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清楚,如果不叫陈厂长工作,那干脆就是对他生命的扼杀。他的生命,就是为工作而存在的。 
8月份,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组织厂级领导去外地疗养。考虑到陈文松的身体状况,厂党委首先安排他参加。可陈文松找到李少丹说:“基层的领导比我们更辛苦,我准备在厂疗养院举办一个高研班,一面组织各单位的一把手疗养,一面研究一下今后的工作。”为了组织好这个高研班,陈文松仍然没得到休息。在此期间,他的病情开始恶化,便中出现潜血,并 出现剧烈的 腹痛。为了不影响工作,他悄悄地瞒住了这一 切。〓〓〓  
8月29日,他去看望正在参加疗养的厂劳模时说:“希望大家休息好,9月5日,我将作大干今年最后100天的动员,那时,咱们还要为完成全年的任务大干一场!”没想到,他竟没能作这个动员,提前两天便倒在工作岗位上了。 
在船厂,喧闹的车间,沸腾的船台,繁忙的码头,再也见不到陈厂长那来去匆匆的身影。人们都说,厂长太累了,他早就该好好地歇一歇了。人们同时在暗暗祈祷:陈厂长,快点康复吧!船厂不能没有你,海军建设不能没有你,中国的造船事业不能没有你! 
在医院,来自国内的专家们在全力抢救。陈文松斜躺在病床上,尽管医院禁止前来探望的人进入病房,但每当有人在门外向他致意时,他总要伸出两个手指做“V”字状,表达他战胜病魔的坚强信心。 
陈文松人在病床,心在船厂。他关心船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改革试点的实施情况,他关心工厂“八五”的技术改造进程,他关心工厂几位老知识分子的房子,他关心现任厂领导们的身体,建议大家今后要苦干加巧干,要注意劳逸结 合……〓〓〓  
陈文松拉住李秀文的手说:出院后,我要休养一段,那时,我带你去福建老家看看,我还要抽空辅导一下小女儿的学习,我要尽量弥补这些年欠下家人的旧账…… 
在陈文松弥留之际,他向党组织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最后的情怀:“感谢这段时间党政各级领导对我的关怀。如果抢救不成功,我没有任何埋怨。家里的事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个人没有任何要求。大家今后要好好干,领导班子要抱成一团,把船厂搞好。我在工厂还没干够,很想继续再 干……”〓〓〓  
1992年10月8日11时37分,陈文松带着他对船厂和万名职工的眷恋,带着他尚未完成的宏伟蓝图,带着他难圆的“潇洒梦”,离开了人世。 
陈文松接任大连造船厂厂长不久,中共辽宁省委便作出了《关于组织全省工业企业向大连造船厂学习的决定》。面对络绎不绝的新闻采访和舆论宣传,陈文松要么是谢绝不见,要么是闭口不谈自己。因而,很多人不要说是他的事迹,甚至至今不知道他是“大船”之长。 
陈文松生前曾向党组织表示过:“我一不求名,二不图 利……”他 的胸前没有花环,就是别人背着他上报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的称号,还是因他病危提前特批 的。〓〓〓〓  
没有花环不等于没有丰碑。万余名“大船”人有口皆碑。 
10月10日,职工们自发地赶来与自己的好厂长告别。那漫山遍野的人流,那铺天盖地的花圈,那雪片似飞来的唁电、唁函,那洒落在遗体告别大厅的晶莹泪花……表达了人们对陈文松的无限哀思。 
陈文松永远活在“大船”人的心中。


 
特殊材料铸成的人 
——记原大连市旅顺口区委党校副校长关永德 
 

关永德,男,生前是大连市旅顺口区委党校副校长,1995年9月4日,因患肺癌医治无效去世,终年54岁。他从教21年来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党的理论教育事业。1996年6月,大连市委授予关永德同志“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并开展了向其学习的活动。  

1995年9月4日清晨,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在旅顺口区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迅速传开:旅顺口区委党校副校长、理论教员关永德被无情的病魔夺走了生命。遗体火化那天,参加追悼会的人员一下子来了400多…… 
一个普普通通的区级党校副校长的去世,为什么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反响? 
“用党员标准管好自己”,是他追求的永恒目标 

1961年1月,刚刚20岁的关永德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他举起拳头,站在党旗下宣誓的那一刻起,就下了决心:“按照党员标准管好自己,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关永德入党当年,就被推选为旅顺口区三涧堡镇韩家村党支部书记。 
他在担任党支部书记的8年中,总是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他也从严要求家属、亲戚。他给他们约法三章:集体的粮食一粒不能动,集体的秸草一根不能拿,集体的好活一律不沾边。他从而成为一个很受村民欢迎的好支书。 
关永德从田野走上讲台,特别是1984年他担任区党校副校长主管教学工作后,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他经常这样反省自己:“进城了,工作地位变了,自己的共产党员形象不能变。” 
关永德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从一点一滴管好自己,从每一件小事做起。 
做了半辈子农活的妻子,进城之后,多么想找个固定工作。善良的妻子不要求进机关进事业单位,只想让丈夫给找个普通工作。关永德却说:“现在许多企业都不景气,还有不少待业青年都没安排工作。这个嘴,我不好张啊!” 
“你教了那么多学生,有权的,有钱的,找谁说说还不给个面子?”妻子央求他说。 
关永德只是摇头,谁也没有找。直到他去世时,妻子仍然是一个没有工作的普通家庭妇女。 
后来,关永德的妻子对找工作彻底失望了,想拣起理发手艺开个理发店。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丈夫,让他托人找块地皮办个营业执照,关永德虽是点了头,却一拖再拖,最终还是把这事给拖黄了。病危时的关永德曾紧紧握着妻子的手,含着满眼的泪水对妻子说:“工作的事,我实在对不起你……” 
妻子的事关永德没有管,儿子的事关永德同样没有管。关永德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工厂,一个在家待业。在工厂工作的因企业不景气,想调个好单位;在家待业的想找个工作。可两个孩子在家里从来不敢提,因为爸爸对孩子早有声明:“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不准打着我的名号办!” 
两个儿子结婚,没有房子,很多人给他出点子,让他找组织要一套,再找房产部门解决一套,实在不行借一套也行。关永德却说:“组织上已按规定标准考虑了我的房子,我再不能多要了。”就这样,两个孩子结婚,都安排在他家里,硬是一户变三户,挤在一起。 
“说到做到,为人师表”,是他做人的基本准则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时候停止了学习,什么时候就停止了政治生命。”这是关永德常说的一句话。为了上好课,他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体察民情。一辆自行车、一件黄大衣、一个饭盒,伴他走遍了旅顺口的每一个乡镇。据统计,21年来,他共讲课 2 000 余场,受教育面达16万多人次。全区几乎所有的党员,都听过他讲课。 
人们不仅称赞他课讲得好,更称赞他廉洁自律作风好。 
不论是哪个单位请他去讲课,只要挂个电话,报个内容,定好时间即可,他从不推辞,也从来忘不了最后加上一句:“不要派车,我骑自行车去。” 
关校长讲课不坐车、不吃饭、不收费,早就在全区出了名。有人劝他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坐坐车,吃点饭都很正常啊,再说讲课费也是你的劳动所得。而关永德却说:“我是个教员,讲课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还是个共产党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还得靠咱们去维护,做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就只能为党旗添彩,而不能往党旗上抹黑。” 
1993年,铁山镇党委搞党员冬训,这次有意安排全天的课,留关校长吃顿午饭。那天的课程一直讲到中午12时多,大家一看,关校长这回可走不了了。没想到,拖他去吃饭时,他拿起饭盒让大家看,“我已经吃过饭了。” 
1995年5月25日上午,铁山镇全体组宣委员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等待着关校长来上课,然而,他迟到了。这是他第一次因迟到而没按时上课。 
8时30分,身披黄大衣的关永德慢慢地走进了教室,脸色苍白的他朝大家点了点头说:“对不起,刚才吃了点药,让大家久等了。”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讲课题: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加强党建工作。关永德讲了不大一会儿,汗珠就从脸上滚了下来。大家看他病成这样,一致要求他坐着讲,他两手使劲把着讲桌,真的坐了下来。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应站着讲却坐下来讲的课。镇党委宣传委员小刁关切地说:“关校长,不讲吧,我看你坚持不住了,还是去医院吧。”“没关系,感冒了,休息一会儿就行。”关永德一动不动地在讲桌旁坐了15分钟后,又坚持把课上完。 
谁能想到,这竟是关校长最后的一次讲课;谁能相信,关校长从此离开他21年朝夕相伴的讲台。 
关永德病逝不久,铁山镇党委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许多人闻讯都主动参加。当人们讲到他的“三不”精神时,在场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 
“先人后己,乐于奉献”,是他心灵的美好体现 
“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在于先人后己,乐于奉献他人。”这是关永德上党课时常说的一句话。他说到了,也做到了。 
1968年冬,韩家村的一名电工被电线杆砸成重伤,立即需要输血抢救。当时身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关永德二话没说,首先伸出了胳膊:“输我的!” 
1975年,党校的一名同志病重急需输血,又是他,带头输了200毫升的血。至今,他的妻子还经常痛心地念叨:“老关两次输血,没有耽误过一天工,没吃过一口补养品。” 
关永德为人处事,总是想着别人。党校的教职员工一口气能说出许多这样的事情:每逢春节值班,他总是抢年三十的班;朋友到他那里挂电话,他总是偷偷地把钱付上……这些虽是小事,然而这些小事能坚持几十年如一日又该是多么不容 易。〓〓〓  
在事关个人利益的大事上,他更是先考虑别人。党校教职员工最感动的是他让职称。按照他的资历,早该申报高级职称,但他一直也没申报。他总是说,还是先让够条件的同志上吧。每年年终的职称考核,都是由他主持,他总是把优秀的称号让给别人。这是他有意在为别人晋升职称创造条件,而主动放弃自己晋级的机会。 
和同志们相处,他反对互相送礼的庸俗作风。党校86届中专班临近毕业时,学员们看他家没有彩电,出于对他的感情,想凑钱给他买一台彩电。他知道这一情况后,严肃地对学员说:“你们要这样做,我们就断绝师生关系,咱们是处感情,而不是处东西。”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学员的心。 
首都北京一直是他向往的地方,他早就想亲眼看一看天安门,在天安门前留个影,但这个心愿却一直没能实现。是他没有机会去吗?不是的。每年假期,有关部门都要组织一两次外出联谊活动,可他都是先安排了别人。 
“持之以恒,笑对人生”,是他生命的延续和升华 
关永德发病以后,一直坚持带病工作,仍然骑着自行车上下班。1995年6月3日下午,关永德感到身体有点支持不住,下班时他两腿还没跨上自行车就摔倒在地上。水暖工小李发现后,急忙把他扶起来,送到班车上。这是关永德第一次坐班车下班回家,也是他最后一次告别党校,还有那辆跟随他几十年的破自行车。 
6月8日,关永德被党校领导和家属强行送进了区医院。 
他一再要求:“不住干部病房,党校没有钱。”他住进了有8张床位的病房。 
7月12日,病情恶化,他被转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7月18日,他的病情得到了最后确诊:肺癌晚期,已大面积扩散。 
这一切,关永德都知道了。 
面对这无情的打击,关永德想些什么呢?他想的不是如何治疗,而是想到如何给国家节省资金。他开始拒绝治疗,要求出院。就在确诊的第三天,他没办任何出院手续便回到了家中。 
全家人知道病情结论后,都哭成一团,而他却没掉一滴眼泪,他安慰家里人:“不要难过,我这病吃点中药就会好的。” 
7月24日,关永德第二次被区、校领导强行送进了医院。 
在抢救中,他拒绝打白蛋白,拒绝打血浆,连止痛针也很少打。晚上,实在痛得受不了,就咬牙坚持到10时打一针,再咬牙坚持到天亮,以便让护士们休息。医护人员说:“我们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病号。” 
9月1日,关永德的生命到了最后关头,他感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便用微弱的声音,留下了遗嘱。 
他嘱托妻子:“我走了,你要挺得住,最重要的是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他对两个儿子说:“爸爸对不起你们,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财产,这房子是组织分配给我的,我死了,要调给别人;还有家里的电话,也是公家的,要撤走……”最后,他特别嘱咐儿子:“我死后,把我的骨灰送到你奶奶墓旁,我没能好好地照顾她……”这位坚强的汉子,在得知自己患了绝症时没有流下眼泪,而此时,他却早已变成了泪人。 
关永德说完这些话,就昏迷过去了。过了一会儿,只见他抬起胳膊,摆着手,又张开了嘴。在场的人都屏住呼吸,只听他断断续续地说:“课程……都……安排……好了吗?” 
这是他在昏迷中的一句话,也是他生前大脑中最清醒的一句话;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句话,也是一位由特殊材料铸成的共产党人的最闪光的生命音符。 
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他的一生是那么平凡,他的一生又是那么不平凡……


 
人民的好记者 
——记大连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王永海 
 


王永海,男,大连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近30年来,始终奔波在新闻战线的第一线,以坚强的党性原则和高尚的职业道德,给新时期党的新闻工作者树立了良好的形象。1997年1月,大连市委授予王永海同志“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并做出了向其学习的决定。 
 

王永海的名字,大连人并不陌生。在电台广播中,人们经常可以听到他的报道;在先进人物的光荣榜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在英模报告会上,人们也经常可以听到他的事迹报告。 
他虽然只是大连人民广播电台一名普通记者,却为人们树立了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的形象。 
一个信念:当好记者 
从踏上记者岗位那天起,王永海就抱定一个信念:党让我当记者,我就要干出个样来。王永海是采访城乡建设战线的记者。20多年来,他始终奔波在建设工地的第一线,全身心地投入到新闻事业中。有一次,已是晚上7时了,王永海接到台长电话,说200公里以外的盖县发生了交通事故,需要现场报道。王永海马上驱车赶到现场,连夜采访。第二天下午赶回台里,马不停蹄地复制录音,在大连新闻媒体第一个报道了这起事件。有一次,采访李鹏总理视察大连,王永海突患急性肠炎,疼得浑身冒汗,但为了及时反映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他便捂着肚子整理录音,从半夜写稿到早晨5时,完成了报道任务。听众常来信表扬王永海为他们提供了“最新消息”。王永海对自己的要求是,必须具备“全天候”的工作态度,时刻拨动自己的“新闻神经”,坚持做到脚板底下出新闻,视线之内有新闻,勤奋笔耕多写新闻,多写有价值的独家新闻。 
20多年来,他很少休过节假日;他没和妻子、两个儿子逛过一次公园,进过一次影剧院;他多次放弃了组织上安排他到外地疗养的机会。1995年11月,老母亲从病危到去世的20多天里,他也没中断过一天发稿,夜里一边看护着母亲输液,一边写稿。1995年“五一”,他到北京参加全国劳模表彰大会,尽管他没有报道任务,但他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反映大连的全国劳模在京活动情况,天天从北京往大连发稿,有一天发稿达5篇。1987年,大连市开始兴建国内最大的城市立交桥,在立交桥施工的7个多月时间里,他每天早晨7时准时“上班”,到工人中间采访,成为立交桥建设者最熟悉的人。7个月时间里,共采写播出各种形式的稿件200篇,不仅及时报道了大桥的进展情况,而且深入报道了大桥对于城市发展的重大意义和大桥建设中形成的“大桥精神”。在工程结束时,主管市长在表彰大会上说,大桥建设,应当给王永海记大功。1995年,大连市确立了“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城市建设思路,王永海围绕这一思路,深入到城市改造和绿化的各个工地中,及时报道城市长高了、变绿了、变美了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一年中发稿530多篇。当大连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率先把农村的“包”字移植到工地,抓“包”创优,实行层层承包经济责任制时,王永海抓紧进行连续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联播节目》中头条播发了他写的报道,并配发了短评。《工人日报》刊发了他的报道后,在全国建筑业产生了轰动效应,促进了建筑业改革的顺利进行。1994年6月,王永海看到一份“天伦大厦”开工启事,全文21个字,其中没有提到要搞开工典礼,王永海如获至宝,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天伦大厦工地采访,并在当晚的新闻节目中播发了录音报道。市委书记听了广播后,专门写信赞扬,并要求全市向天伦大厦学习,勤俭节约办事业。 
一门心思:为民鼓与呼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要处处为群众着想,反映群众的心声、维护群众的利益,王永海总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言与行。王永海每年都接到许多群众来信,反映各自遇到的麻烦,他便在采访的同时,帮助解决一些困难,有些实在难以解决的问题,就与有关部门联系,请有关部门予以解决。1994年11月16日晚上,也就是王永海母亲去世的当天晚上,他刚把母亲遗体送进太平间回家,一位中学生家长就打来电话,反映学校滥收费问题,王永海强压悲痛,耐心听了20多分钟。办完母亲丧事后,他便给这所中学所在区区长打电话,反映了这位家长的意见,希望区里认真解决这个问题。过了两天,区长来电话说问题已得到解决,退回了滥收的费用。还有一次,大年三十下午,王永海刚回到家,就接到一位居民从西山村打来的电话,诉说天冷煤气管道冻裂,全楼已停止供气,吃不上除夕夜团圆饺子了。王永海当即打电话,向市公用局、市煤气公司领导反映这个情况。市公用局、煤气公司迅速采取紧急措施,给每家每户送去了液化气罐,并积极抢修。大楼居民高兴得给王永海打电话表示感谢。 
“谁侵害了人民利益,我就决不客气地予以曝光;谁跟群众过不去,我就让谁丢丑。”有一年,大连市建设高架立交桥,大桥动迁办给两位孤儿解决了一处楼房,谁知这处房子却没分到两位孤儿的名下,竟被工厂转送给了单位干部,气得两位孤儿直哭。王永海了解这个情况后,便与大桥指挥部合作,公开揭露这件事儿。最后,这俩孤儿终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还有一次,天刚放亮,大雨倾盆,住在西岗区的一户居民敲开王永海家门,反映房产工人责任心不强,大修房盖不盖苫布,雨水把家淹了,被子、面袋全浸透了。王永海二话没说,冒雨去现场察看,接着,他又去找市房产局长,一起到现场调查,他建议局长严肃处理这件事,向居民赔礼道歉,包赔损失,处罚责任者。局长当场拍板,对有关责任单位提出了处理意见,事后,住户高兴地说:“多亏了电台记者。” 
王永海热情为群众服务,得到了群众的信赖,群众有话愿对他说,有事愿对他讲。这对他多出新闻、出好新闻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1990年至1996年的7年间,他共在电台发稿 3 400 篇,平均每年485篇以上。与此同时,他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市容报》、《辽宁日报》等新闻单位刊发稿件650多篇,7年合计刊发稿件 4 050 多篇,是大连人民广播电台发稿最多的记者。 
一个心愿:严守职业道德 
我国著名记者范长江曾经说过:“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做新闻记者。新闻记者应当是社会所尊重的人物,如果在人格上有了根本的缺点,就不能算做新闻记者。”王永海把范老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理直气壮大讲新闻工作者要自尊、自重、自爱,并身体力行。他说,我要清清白白写稿,堂堂正正做人。有人求他利用关系推销建材,答应事后给他几万元好处费,他一口拒绝;有人提议同他合伙办公司,他不干;有的单位高薪聘请他,他不去。有些单位见王永海50多岁了,仍在一线采访,就硬往他兜里塞“辛苦费”,还有的单位送高级礼品表示感谢之情。王永海能谢绝就谢绝,实在谢绝不了的,就交给电台党组织。王永海参加大连市委、市纪委组织的廉政事迹报告团,先后在市、县、区报告10多场次,直接听众达两万多人次,在大专院校作专场报告时,被近20次掌声打断。 
这些年来,王永海先后被评为省市优秀党员、省劳模、市特模,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当上全国先进工作者,又当选为全国“百佳”、辽宁十佳记者,有的人说:“你现在劳模越当越大,名气也越来越大,该为自己想想了。”有的人公开打电话,邀王永海一起搞生意,“炒地皮”,他不干。他说:“我最看重的就是这一个个荣誉证,这一枚枚奖章,因为它是党和人民给我的,我要珍惜它,决不用它作为谋私利的跳板。”还有的单位老板对他说:“老王,你到我们这来干吧,有专车,你只要动动嘴,一年工资几万元,年底还能分点红,你两个儿子结婚费用我们给包了。”王永海不为此动心。前不久他儿子结婚,没请一位市、局级领导干部,用的是出租车。王永海给自己立了规矩:廉洁自律,不以稿件谋私利;坚持原则,不被送上门来的钱物所动心;自觉抵制不正之风,不搞“有偿新闻”,不被人利用去做广告,不向被采访对象索取或讨价还价。这些年来,亲戚求他把儿子从外市调到大连,邻居求他帮判死刑的弟弟说个情减刑,朋友求他帮助承揽工程等事不少,但都被他拒绝了。一些人说他“六亲不认”、“不够意思”,可他却心安理得,觉得虽然得罪的是亲朋好友,却没损害新闻事业,没有得罪党和人民。正因为这样,王永海不但赢得了党给予的许多荣誉,享受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而且还有30多件作品被评为全国和省、市优秀新闻作品。 
最近,当中央新闻采访团的记者问到王永海同志,这些年来在记者岗位上,体会最深的是什么的时候,王永海同志回答说,作为一名记者,我感到最要紧的是时刻不要忘记党的宗旨,时刻不要忘记肩负的重要责任,勤勤恳恳,不图名利,当好党和政府的喉舌,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一生。


 
默默奉献〓甘当公仆 

——记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南沙 
派出所民警方广吉 
 


方广吉,男,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南沙派出所民警。从事民警工作十多年来,先后获得省优秀共产党员、学雷锋活动先进个人、公安部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称号。1998年3月,大连市委授予方广吉同志“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并做出了向其学习的决定。  

方广吉同志是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区分局南沙派出所民警,现年42岁,1979年入党,1986年参加公安工作。参警12年来,他牢记人民警察的宗旨,时刻保持共产党员的优秀本色,清正廉洁,秉公执法,忠实履行公安民警的职责,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十几年来,他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 1 200 多件,参与救人达30多次,为群众挽回损失100多万元,破获案件500多起,占全派出所破案总数的45%强,收到各界干部群众的表扬感谢信130多封、锦旗23面。方广吉以朴实无华的行动赢得了民心,深得人民群众爱戴和信任,辖区里的群众有难事找他办,有心里话找他说,有不平事找他帮助讨个公道。辖区里的群众称他是头顶国徽身穿警服的服务员。他因此而成为全市公安民警学习的楷模。 
方广吉曾连续4次被沙河口区区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南沙街道党委、沙河口区公安分局和区委、区政府先后作出向方广吉学习的决定。辽宁省公安厅和大连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对方广吉这个先进典型非常重视,都曾亲自率员进行过考察指导。市委书记于学祥等领导同志先后批示,对这一先进典型要加大宣传力度,树立公安政法人员的良好形象,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开展。省公安厅党委研究决定为方广吉荣记个人一等功,并树为全省公安系统十大群众爱戴的好民警标兵;辽宁省委、省政府分别授予方广吉“优秀共产党员”和“学雷锋活动先进个人”称号。他还被评选为1997年度“全国优秀人民警察”。1997年5月8日,大连市公安局隆重举行“开展向群众爱戴的好民警方广吉同志学习暨命名表彰大会”,会议作出《关于开展向方广吉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省公安厅王恩福厅长、大连市委傅毓殿副书记等领导同志到会并讲话,热情称赞方广吉同志是人民警察的杰出代表,是公安机关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面旗帜。

把自己当做穿警服的服务员,始 
终与群众保持鱼水般的亲密联系
〓〓方广吉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群众有事如果我们不给办,那么我们还是人民警察吗?”他把自己当成群众的仆人,当成社会的勤务员。方广吉说,我们共产党的队伍从井冈山从延安一直走到胜利的今天,是人民把我们养育大,是人民群众帮助我们打下了江山,我们没有权利不为人民群众办事,为人民服务既是我们的宗旨,也是我们的责任。 
方广吉的辖区里有两位孤寡老人。黄沛然老奶奶85岁,老人搬了两次家,方广吉跟踪服务了10年。老人病了,方广吉掏自己的腰包,给老人买药。老人的屋子里没有暖气,冬天里方广吉总是把老人取暖用的木头劈成木块,把煤粉和成湿煤放进屋子里的煤槽子里。每逢星期天必定和所里的女内勤一起到老人家去打扫卫生、洗衣服和干一些家务活。过年的时候,方广吉和所里的同志们一起把老人请到派出所吃饺子吃团圆饭。每提及此事,黄沛然老人总是泪眼汪汪地感慨万千。 
方广吉的辖区里还有个孤寡老人叫徐志敏,73岁,方广吉也是很精心地照顾她。老徐奶奶的家住在铁道边,她家的房基比铁道矮一米多。老人最怕下雨,雨下大了雨水就涌进屋子里,锅碗瓢盆就漂起来。方广吉心里惦记着老人,所以非常留心天气预报,凡是有大雨,不论白天或是晚上,方广吉肯定赶到老人家里,用沙袋子在老人的门口垒起防水墙,把粮食等东西搬到高处。有时雨下得太大了就防不胜防,方广吉就在屋里屋外和暴雨搏斗,坐在炕上瞅着雨中水人儿一样的方广吉,老徐奶奶自己就变成了个泪人儿。1996年夏天大连市下了一场暴雨,连续几天的暴雨泛滥成灾。大连市的南沙地区地势低洼,变成一片汪洋。南沙派出所被淹了,附近的一百多户居民被淹了。水火无情,有的居民站在窗户上告急,发出求救信号。南沙派出所里也情况紧急,派出所的营房是日伪时期留下的老房子,城建部门早就确定是险房。在隆隆的暴雨声中,派出所里脸盆漂了起来,纸篓子漂了起来,墙皮在雨水的浸泡下一点点剥落,派出所的房子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全所17名干警紧急集合,除了留下几个在所里抢救档案外,其余的干警冲进暴风雨中救灾。方广吉和战友们冲进居民家中,把冰箱彩电等贵重物品搬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把居民向安全的地方转移。大街上雨水齐腰深,有的地方水深齐肩。老鼠无处藏身,排着队像青蛙似的在水中游着。水面上漂浮着木块、瓶子、塑料和粪便等杂物。在洪水中,方广吉和战友们一起先后将300多名居民护送到安全的地方。方广吉在暴雨中搀扶着老人和背着儿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来来去去50多趟,他的脚被扎伤了,胃病犯了,疼得直不起腰。战友们劝他到医院去,方广吉咬着牙坚持。天亮之后,方广吉又和战友曹风义借来水泵到受灾严重的居民家往外排水。暴雨下了四天四夜,方广吉和战友们几乎四天四夜没有合眼。雨停了,洪水下去了,居民们回家了。方广吉这才松了一口气。 
方广吉一心扑在工作上,节假日也很少休息,一年的节假日他很少能完整地在家里呆上一天。就拿1997年春节为例,大年初一本应他休息,可是他爬起床就到所里上班了。大年初三方广吉值班,一早,一位老汉神情沮丧地来到派出所,说自家的钥匙忘在屋子里,进不了家了,请警察帮个忙。方广吉二话不说就和战友于德民一起匆匆赶去,借来一条绳子,一头绑在邻居家的暖气管子上,一头绑在腰上,在寒风中,方广吉爬上阳台荡秋千一样荡到那老汉家的阳台上,爬进屋子,打开门。老汉连说“谢谢派出所,谢谢警察”。晚上8点多钟,有群众来报,台扩小区一6楼居民家中无人,从门缝哗哗往外流水。方广吉和战友詹军立即赶去,发现淌出的水已殃及邻居。水从6楼顺着楼梯淌到一楼,已结成白花花的冰。5楼的邻居被淹,家中摆满了盆盆罐罐接水。5楼的主人有点犯忌讳,说是一年的运气要被这水冲走了。为了不发生邻里纠纷,方广吉就做5楼主人的工作,还开玩笑说好运气都顺着这水流到他家了。主人听了就乐了。6楼从家往外淌水的男人是台山冷库的职工,已经好几天没回来。眼瞅着水哗哗往外淌,4楼的居民也可能被淹。方广吉急急忙忙挨门逐户走访,全楼都问遍了,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去了。方广吉和詹军又到楼外走访,在一个酒馆里找到台山冷库一个职工,从这位职工口中知道了那个从家里往外淌水主人的传呼号。那位主人接到传呼就匆匆赶回来了,是水管爆了。方广吉和詹军帮助他修水管,帮助往外舀水,一直忙到深夜才回所里。 
方广吉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办到哪里。他驾车外出办事,看见辖区里一位老奶奶去医院看病回来走不动了坐在路边,方广吉停下车拉上老奶奶把她送回到家里,这位老奶奶后来逢人便说:小方那孩子对俺真贴心。有一个面容焦灼的妇女拦车问路,方广吉一听是外地口音,方广吉就叫她上车送她去,那妇女一怔,没想到有这么好的警察。 
有一位外地来连找儿子的老妇迷路后掉进马栏河里,方广吉接到报警后就向马栏河跑去,他脱下外衣就跳进马栏河里。四月的大连乍暖还寒,在满是污泥浊水的马栏河里,那位老妇只露出一张脸。方广吉 NE941 着石油一样粘稠的乌黑的河水一步步向老妇走去,脚下是瓦砾,是乱石,是玻璃碎片等等。方广吉的脚被刺伤,钻心地疼,散发着奇臭气味的河水令方广吉睁不开眼。马栏河的两岸站满黑压压围观的过路人,当方广吉在冰冷污浊的河水中扛起了那位落水的老妇时,那乌黑的河水立即醮满了方广吉的全身。在散发着黑色幽光的河面上,方广吉的躯体像一只流泪的黑蜡烛,这只流泪的黑蜡烛立即照亮了马栏河的两岸,也照亮了那些围观者的心田。围观的群众盛赞方广吉不顾个人安危下河救人的行为,说方广吉是90年代的雷锋。方广吉和赶来支援的战友们把老人送到医院里,方广吉回家拿来自己母亲的衣服给老人穿上,把老人的脏衣服拿回家洗干净,还给老人送来可口的饭菜,直到老人安全出院。 
有一个叫曲琳的10岁小女孩,被离异的父母遗弃了。小曲琳的父亲有前科,到处行骗,因酗酒把住房也卖掉了。小曲琳的母亲以下岗无经济能力为由将女儿拒之门外。小曲琳无家可归,更不能上学。方广吉在所领导的支持下,到处奔走呼号,为小曲琳的命运竭尽全力。他为小曲琳联系学校,说服其母亲收留小曲琳,为小曲琳买文具、衣物等,并捐赠800多元钱资助小曲琳上学。 
12年来,方广吉参与救人达30余次。他及时把从6楼跌落下来的小男孩送到医院里,挽救了性命,感动得这孩子的外祖父给方广吉跪了下来。方广吉为摔倒在路边昏迷不醒的老人找到了亲人,他把被火车撞倒鲜血淋淋的老人抱上出租车送到医院进行抢救,他坐在灯光下与外地来连寻短见的女青年促膝长谈,用爱心和真诚重新点燃了女青年生命之光。12年来,方广吉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 1 000 多件,群众称方广吉是穿着警服的服务员。 
爱岗敬业,业精技强,确保一方平安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方广吉时刻牢记肩上的重任,不忘党和人民的嘱托。方广吉是派出所的基层民警,他所接触的不是大案要案,但是这些普普通通的案子却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宁,关系到辖区里的父老乡亲生命财产的安全。每有案子,方广吉都是认认真真去做,仔仔细细去查实每一条线索。12年来,方广吉破获了形形色色的案子。每一起案子都浸透着方广吉的心血和智慧,辉映着方广吉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方广吉为人非常憨厚,在工作中却异常聪明。 
1994年春的一个晚上,大连一建公司报案:丢失了一万元钱。原来这个单位当天返还职工集资款。下班后有个姓程的职工和几个工友到守卫室打扑克,打到半夜11点回家,行至半路才想起放在守卫室小柜顶上用报纸包着的一万元钱没拿,当他返回守卫室后那一万元已是无影无踪。方广吉赶到现场时保卫科已把打扑克的和在一旁看眼的七个人都找了回来。经过了解,这七个人关系不错,是铁哥们,在打扑克时这七个哥们谁也没离开过现场,打完扑克又一起离开现场,均不具备作案条件。这七个人之外还有一个人,是更夫于生云,经了解他在这期间出去了一次。于生云66岁,是该单位的工人,退休后在这打更。于生云为人老实,衣着陈旧,却是干干净净。他仔细吝啬,哪怕是拾到一颗钮扣也要仔仔细细放好决不马虎。在七个哥们热热闹闹打扑克时于生云出去了一次,说是出去买烟。方广吉立即到对面的小卖店调查,店主说确有此事,当时小卖店已打烊了,于生云敲开门买的是一盒槐花烟。在询问中,于生云否定自己曾回家过,但隐隐有不安之色。方广吉到院子里转了一圈,这个单位的院子大而拥挤,院子里堆满了杂物。方广吉想如果是于生云偷的钱,那么像他这样的人不可能把一万元钱藏在这院子里,他极有可能以买烟为幌子把钱送回到 家中。〓〓  
方广吉和保卫科的同志连夜来到于生云的家中,于的老伴很警觉,一口否定,说于生云没有回来过。这个老妇面对警察没有客气话,也没有让座,语气中有欲盖弥彰的味道。这更增加了方广吉的信心。可是从哪打开突破口呢?在回来的路上方广吉想:像于生云这种性格,他回家送钱肯定不会打的士,何况坐203路电车非常方便。一般说来像他这样极仔细的人买完电车票会顺手把票根揣进口袋里。方广吉就这样决定从票根开始。回到办公室,方广吉让于生云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于生云的口袋里有打火机、两盒槐花烟和一些角票。经过检查,在于生云的角票中发现一张崭新的电车票根。于生云不承认这电车票是当晚买的,方广吉就连夜到电车公司发车所去查,得知这张电车票是203路电车当晚9至11时中间卖出的。在证据面前于生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方广吉用一片小小的票根没用3个小时就把此案破了。 
辖区里一企业被盗去部分现金和5张支票。方广吉赶到现场,但是现场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这是一家不景气的小厂,无疑是雪上加霜。在没有线索的情况下方广吉没有放弃工作,几天后方广吉通过银行查知:已有3张支票在两个饭店使用,3顿饭花了近两万元。其中一个饭店的经理和服务员对当时的情景一点也回忆不起来。找到另一家饭店,但是已经歇业了。方广吉没有罢休,他通过工商局查到了饭店经理的家,又通过经理找到了到别处打工的3个服务员。其中一个服务员回忆说当时来吃饭的一群人中有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高个子说他的身份证没带来,服务员就把小个子的身份证号码顺手记在一张《大连晚报》上。方广吉如获至宝,又找到饭店的主人,从卷闸门下钻进已停业的饭店里。屋子里堆满了杂物,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方广吉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那张报纸,将罪犯绳之 以法。〓〓〓  
辖区里的群众反映说有方广吉在我们就有了安全感。方广吉把电话和自己的传呼机号码公布于众,群众有事情打个电话或传呼,不论白天或者晚上,方广吉立即就到。 
一天黄昏,有两个家伙到食品公司家属宿舍入室盗窃,方广吉接到报警后立即和副所长周盛勇向现场跑去。罪犯看见警察来了撒腿就跑,方广吉和周盛勇紧追不舍。罪犯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跳进十几米深的悬崖下,方广吉毫不犹豫也跳了下去,警服摔破了,手臂和膝盖摔伤了,两个罪犯落网了。 
有一个叫赵玉庆的罪犯正在入室盗窃,方广吉接到群众电话报警后堵了一辆出租车向现场赶去。罪犯窜出胡同,看见方广吉猛地就抽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向方广吉扑来。赵犯1 85米的个头,比方广吉高出一个脑袋。方广吉毫不畏惧,冲上去和罪犯摔在一起,经过几个回合,方广吉降伏了罪犯,为民除了一害。 
方广吉在危险的时候总是冲在前面。在追捕一持刀入室强奸犯时,方广吉把方向盘交给了战友,他第一个跳下尚未停稳的警车,将罪犯扑倒在地。后来查明,这个罪犯尾随了近百名妇女,强奸了8名,入室强奸还抢劫了若干钱财,是个穷凶极恶的家伙。当管区里发生结伙械斗时,方广吉毅然地站在两伙械斗者中间,面对已失去理智举着大刀长矛和猎枪的械斗者,方广吉大义凛然,用法律的尊严和人民警察的浩然警威使那些不法分子乖乖放下了凶器,使一场大规模械斗很快平息下来。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方广吉时刻牢记自己肩上的职责,不论是工作时间或业余时间,只要一得到信息,马上就投入工作。管区里罗非鱼酒店的老板说:我们这里出事了,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打传呼给小方,他总是随叫随到。管区内的城建8工区被一个叫王文兵的骗子骗去10万元钱,方广吉办完此案,该公司的经理王江河感叹地说:我从没看见这样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方广吉下班回家也时刻保持“箭在弦上”,他不怕报复,不怕家属遭到暗算。有许多次他已经躺下休息了,听到外面有打仗的就立即爬起来,把殴斗者扭送到附近的派出所。 
方广吉对群众充满了爱心,对工作充满了责任感。管区里,人有老有小,有好有坏,有穷有富,但是在方广吉的心目中都是平等的。管区里有个叫尚福全的精神病患者,是个武疯子,家里很穷,他除了偷东西换酒喝还到处放火,谁管了就动手打谁。方广吉不嫌弃他,不刺激他,像哄小孩子一样引导他,还想方设法奔走呼号给他联系住进医院进行治疗,连这精神病患者的邻居都非常感动,说小方是个好心人。有一个叫路秀英的个体户女老板,因厮养情夫而入不敷出,走上了诈骗的犯罪道路,其亲夫为此自缢而死,其情夫却到公安机关反戈一击。路秀英到案后拒不交待罪行,觉得反正是家破人亡了,反正是众叛亲离了,就破罐子破摔。方广吉没有简单粗暴地对待她,没有板着面孔训斥她,而是用党的政策感召她,用重新做人的道理鼓舞她,并且说服了路的妹妹收留了路12岁的女儿,方广吉亲自开车把路的女儿送到小女孩姨姨的家里,感动得路秀英整整哭了半天,交待了罪行,决心好好改造,重新做 人。〓〓〓  
有一个叫杜军的罪犯自1994年从黑龙江省牡丹江劳改农场越狱逃跑,先后在长春、四平、沈阳、鞍山等地作案几十起,自称是东三省的“江洋大盗”。流窜来连后连续作案十几起,在废品收购站销赃时被方广吉和战友孙昌龙抓获。杜犯负案累累,因作案多次被抓现行,愤怒的群众打得他身上伤痕累累。杜犯是滚刀肉,已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坐在警察面前一言不发,连续审了十几个小时一无所获。方广吉不打不骂,以老大哥的口气和他唠家常,谈人生,谈家庭,谈天下父母心,谈社会的发展变化,方广吉的真情终于打动了杜军,唤醒了他的良知,他猛地就哭起来。他说他从15岁起就和警察打交道,他说他怕警察,恨警察,他说他今天真正认识了警察,他边哭边交待了自己的罪行,方广吉送他进拘留所时他向方广吉深深鞠了一躬,他说:方大哥,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肯定来看 你。〓〓〓  
有一个个体老板,叫郑和春,大学毕业后回大连经商挣了不少钱。有了钱的郑和春不安分,在酒店嫖娼被一个卖淫妇女交待出来。方广吉和战友周继武一起到郑和春家传唤郑和春,为了不使这个家庭破裂,方广吉和周继武没有出示传唤证,而是和郑和春的家属说有点事要到派出所谈一谈。郑和春的家属不理解,第二天请来律师以非法传唤的罪名要和派出所打官司,方广吉把律师叫到一边说明原委,后来郑和春的妻子知道了真相后给方广吉打来电话,在电话里这女子边哭边称方广吉为方大哥,她说方广吉是个好人,在邻居中给她留了面子,给了她丈夫重新做人的机会。 
12年来,方广吉办大大小小的案子500多起,占全派出所办案总数的45%强。500多起的案子方广吉件件认真办,没有出一次差错。他真正做到了严格执法,文明办案,顶住了不正之风,严把办案尺度,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他怀着一腔赤诚,一片爱心,确保一方平安,也挽救了一个个扭曲的灵魂。辖区里的群众反映说:有小方在我们就觉得有了安全感。 
廉洁自律,甘于清贫,严格执法,一尘不染 
方广吉的家是清贫的,方广吉本人是清廉的。 
方广吉一家老少4代7口人挤在一个30来平方米的房子里,但却两次把分房子的机会让给了战友。 
方广吉的爷爷瘫痪在床23年,方广吉的哥哥瘫痪在床14年,为了给两个病人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为了节省开支,三伏天方广吉的家里生着炉子,而舍不得用煤气煮饭。为了省钱,方广吉的父亲在秋天的时候背着麻袋到商店的门前拣白菜帮子渍酸菜,挑出其中好一点的做包子吃。方广吉结婚时只花了200来元钱,儿子长到七八岁时还不知道巧克力是什么滋味。他的爱人从不买什么化妆品,惟一的奢侈品是几元钱一瓶的雪花膏。方广吉家惟一一件值钱的东西是一台彩色电视机,是头几年节衣缩食买的。还有一件比较“现代”的东西是那个洗衣机,是方广吉的父亲买零件自己组装的。为了给哥哥治病,方广吉和父亲一起背着哥哥几乎走遍了大连市所有的医院。有病乱求医,一次被一个假医生骗去了近千元钱。 1 000 元钱对于方广吉这样的家庭来说几乎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方广吉从不向组织伸手,更不借职务之便捞“外快”。相反,当群众有困难时方广吉总是尽自己所能伸出援助之手。有一个外地来连的痴呆女青年,方广吉发现后送她到车站,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20元钱给她做路费。辖区里孤寡老人病了,方广吉实心实意地前去照料,给老人买药,给老人买粮,像亲儿子一样。遇到走失的儿童为了不让孩子哭,方广吉掏腰包买糖果买雪糕,像阿姨一样哄孩子玩哄孩子睡觉。 
清贫的方广吉从不为三斗米折腰,在金钱的诱惑面前他从来就只有一个字:不!方广吉为一个单位破了一起诈骗案,在工作中这个单位的老板认识了方广吉,也理解了方广吉,也知道了好人方广吉经济上的拮据。一天,这位老板对方广吉说:我们班子经过研究,决定拿出两万元帮你装修一下房子。老板特别强调说:不是因为你给我们破了案子而答谢你,而是实实在在觉得你这个人可以成为朋友。方广吉听了笑了笑,表示感谢,钱当然没有收。有一个大款因嫖娼东窗事发,在审案时这位大款偷偷对方广吉和另一个参与办案的同志说:我掏出10万元,只求你们把笔录改一下。这钱你们俩交到所里也行,自己留着花更好,这样就两方便,天知道地知道。方广吉吓得直伸舌头,他怀疑自己一辈子能不能挣上10万元,他说听了这话就有一种犯罪感。 
管区里的一个叫周立顺的人用空头支票到某商店骗去近万元的装修材料,案发后周立顺叫其弟弟周立好送来 3 000 元钱给方广吉。方广吉瞅着那钱严肃地说:“你把钱收回去。我执行法律,但我不是法律。”那人听了方广吉的话灰溜溜地走了。 
大连有个叫于明伦的家伙到辽阳市顺达钢材改制厂骗了26吨钢材。货送到大连收下后于明伦就一去不复返了。方广吉费尽周折把案子破了,为这个单位挽回了几十万元的经济损失,该厂厂长过意不去,提出给方广吉买一部手机,理由是方便今后的工作。方广吉说:“心意收下了,但是手机不能收。” 
方广吉在南沙派出所工作12年,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1 200 余件,深得群众的爱戴和信任。辖区里的大人和孩子几乎无人不认识方广吉,谁家有事了找方广吉帮助办,谁家有难题就找方广吉给解决。管区里有一家修理摩托的个体户,是下乡进城回流人员,一家5口人住在女主人80多岁独身一人的姥姥家里。这女主人是其姥姥抚养大的。他们一家回城后就嫌弃老人,要把老人撵回山东老家去。老人在大连住了60多年,不爱回山东老家,他们就全家共讨之,老人为此整日哭泣不止。方广吉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去做工作,进行法制宣传,讲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方广吉苦口婆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做通了这家人的工作,使那位老人终于能留在大连安度晚年。老人非常感谢方广吉,每当方广吉走到她的门口,老人总是拖着方广吉进去喝一杯水。方广吉端着老人递给他的一杯水,瞅着老人布满皱纹的面孔,方广吉觉得这杯水是群众对他的一片圣洁之情,是对党对政府的感激之情。 
1997年5月大连市公安局隆重召开庆功表彰大会,对方广吉的先进模范事迹进行表彰,局党组号召全局干警掀起向方广吉学习的活动,在公安机关内部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巨大反响。 
掀起向方广吉学习的活动后,南沙派出所很快开展了对照方广吉事迹找差距的大讨论。于德民回忆起自己参警的第一天和方广吉一起抬尸体的情景,詹军回忆起方广吉在冰冷的马栏河里救落水老人的事迹,周继武回忆起方广吉遇到危险冲锋在前的事迹,徐金河回忆起方广吉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埋头苦干的事迹。全所干警把方广吉的事迹当成一面镜子,找出自己的不足,写出心得体会,以取得鞭策自己向上的力量。他们把方广吉的先进事迹作为动力,时刻鞭策自己。老民警徐金河年过半百,在部队做了20多年的财务工作,转业后在市局行政处继续做财务工作,前年由于工作调整被分配到南沙派出所从事不熟悉的外勤工作,通过学习方广吉他表示,原来我觉得年岁大了,在派出所干一天算一天,通过学习方广吉,我要发挥自己的余热。老徐说到做到,他不仅把自己管区内的事情办好,而且把所里的卫生也承包下来,一天清扫三遍,连厕所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王铭好是个参警20多年的老民警,因身体有病曾一度住院,影响了自己的工作情绪。通过学习方广吉,焕发出工作热情,在一次破获一起大案的战斗中,他和全所的同志一道连续七天七夜不回家,儿子有病让亲属照顾,没有请一天假。警长董洪胜爱人两次住院,母亲也接着住院,董洪胜就把幼小的儿子锁在家中,带领警务区的干警日夜奋战,破获了一起又一起大案,他本人荣立二等功。派出所的内勤工作群众曾一度有意见,所领导就把老内勤、1996年大连市十佳民警之一的于建请回到所里传、帮、带。现在,户籍内勤许艳、专职接待员冷长财在接待群众时热情周到,群众来时有问声,走时有送声,群众反映说进了南沙派出所像到家了一样。在1997年度的全年考核工作中,方广吉负责的警务区,在全分局87个警务区中的业绩名列第一。整个派出所也走在全市、全省的前列,被评为全省公安系统十大“群众信得过的好单位”标兵。 
长兴街派出所把学习方广吉作为推动全所工作的切入口,大刀阔斧,加大管理力度,整顿纪律作风,使全所干警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五一广场派出所针对两次被上级公安机关明查暗访暴露出来的问题,他们用方广吉的事迹对照自己,感到了压力,也产生了动力,大胆进行整改,及时解决了存在的问题,沙河口分局刑警大队直属分队代理分队长周保田通过学习方广吉端正了办案态度,像方广吉那样严格执法,文明办案,人民警察要一身正气。不久前,白山路派出所辖区发生一起特大盗窃案,丢失珠宝、钻戒、摄像机、现金等总价值100多万元。周保田率领本分队干警夜以继日连续奋战,缜密侦查,终于将案犯孙协作抓捕归案。面对案犯的狡猾抵赖,周保田和分队的干警们不打不骂,始终用事实说话,用铁的事实迫使罪犯低头认罪。为此,周保田荣立个人二等功。沙河口分局刑警大队一分队代理分队长徐毅当年从警校毕业分配到南沙派出所实习时方广吉是他的师傅,在学习方广吉的活动中他有一种更亲切的感情。他学习方广吉扎扎实实的工作精神和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1998年5月,徐毅和战友们一起到普兰店市大谭乡一带侦破一起机动车被盗案,跑遍了5个乡镇,100多个村屯,案子仍然没有头绪。人生地不熟,由于种种原因村民们看见警察都躲得远远的。正是春播大忙季节,徐毅就甩掉上衣挽起裤腿,下到田里帮助村民耕地。他还跳到茅坑帮助村民起粪,帮助村民扶犁,他弯下腰出力气,一干就是一个星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徐毅的行为终于感动了村民,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一天,被感动的群众向徐毅反映了一条重要线索,顺藤摸瓜,一个重大盗车团伙被一网打尽。 
方广吉的事迹广为宣传之后,不但在大连市公安系统内部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激励效应,而且成为大连市民谈论的话题和学习的榜样之一。首先是方广吉以其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力量成为全市公安民警学习的楷模。各级公安机关以“窗口更明亮,群众更满意”为主题,全方位掀起了“学习方广吉,争创群众信得过的好单位,争当群众爱戴的好民警”的执法,民警的形象出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群众的满意率明显提高,对全市各项公安工作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去年全面启动的公安工作改革、队伍正规化建设和贯彻落实《四项禁令》等项工作中,广大民警以方广吉为榜样,心系把大连建成国家级文明城市的目标,为大连地区的严打斗争和保卫各项大型经贸文体活动的顺利进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坐落在南沙的大连腾达汽车修配厂的职工从报纸上看到方广吉的先进事迹后纷纷表示:方广吉就在我们的身边,向方广吉学习,老老实实做人,兢兢业业修车,为改革开放的大连出一点力。 
沙河口区教委组织全区的中小学教师500多人参加方广吉事迹报告会,受到了深刻教育。他们开展向方广吉学习,无私奉献为人民,扶贫帮困献爱心活动。第21中学教师面对家庭困难付不起学费而面临辍学的贫困学生,自发组织起捐款送物,挽救贫困学生活动,为学校贫困学生捐资助学费达2万元。华北路小学组织部分师生到瓦房店市土城子乡十染小学进行手拉手献爱心活动,校领导代表全校师生捐赠学习用品、图书资料、衣物等价值5000多元。 
1997年4月22日,辽宁省公安厅王恩福副厅长和政治部主任刘振祥同志来看望方广吉,他们代表省公安厅党委奖励给方广吉同志 3 000 元钱,方广吉一夜没睡好觉。他的父亲方继江叮嘱说:这钱咱不能花。他的母亲鲍凤兰唠叨说:这是公家的钱,还是还给公家吧。一个本本分分的家庭,突然站在钱的面前便不知所措。他们自觉得儿子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应该的,突然得到工资以外的报酬便有愧疚和不安。第二天方广吉跑到商店买毛毯送给辖区的孤寡老人,买图书送给托儿所的孩子们。方广吉和他的父母一样是个在荣誉和钱面前不知所措的人。 
方广吉是派出所普普通通的民警,十几年如一日,无私无畏,默默奉献。他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艰苦朴素,廉洁自律,一身正气。他立足本职工作,关心群众疾苦,始终把群众的事情挂在心上。 
方广吉事迹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细小之处显精神,在平凡之中体现高尚。他头顶着国徽,风尘仆仆的一身橄榄服,永远在为群众办着一件件普普通通的事情。一件又一件小事,堆砌了一年又一年的岁月。一件又一件小事,连接着一颗又一颗普普通通的心。他默默地走来,又默默地走去。他走进孤寡老人的梦里,走进无家可归孩子的希望中。他和罪犯打交道,他和法律打交道,他和大婶大妈们打交道,他和管区里的父老乡亲们打交道。他几乎熟悉他们的每一扇门、每一张面孔,他懂得他们的喜怒哀乐,因为他每一天都在他们之中。他手里有枪,也有那么一点点权力。他知道权力是谁给的,因此他从不乱用手中的那一点点权力。群众说他是辖区里穿着警服的服务员,对群众,对工作,甚至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他总是一心一意负责的。


 
神圣使命高于一切 
——记大连市西岗区检察院纪检组组长刘金铃 
 

刘金铃,女,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检察院纪检组组长。从事检察工作17年来,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忠实履行检察官的神圣职责,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先后荣获省、市劳动模范,全国、省、市检察系统“人民满意的检察干警”、“模范检察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多项称号。2000年6月大连市委授予刘金铃同志“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并作出了向其学习的决定。  

今年54岁的刘金铃现任西岗区检察院纪检组组长。在检察院工作的16个年头里,曾先后荣获省、市劳动模范,市、区十大杰出女性,全国、省、市检察系统“人民满意的检察干警”、“模范检察官”等多项荣誉称号,并被省检察院记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今年“五一”前夕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近日,市委又授予刘金铃同志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并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向她学习。 
忠诚于法律〓忠诚于人民 
刘金铃在任西岗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科科长期间,经常告诫办案人员:有幸成为人民的检察官,上要对得起党和国家,下要对得起黎民百姓。 
应当承认,当前的执法环境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审查起诉工作难免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对此,刘金铃的态度是不拿法律作交易,不拿法律送人情,不枉不纵,以对法律和人民无限的忠诚恪守着一名人民检察官神圣的职责。刘金铃曾受理了一起入室强奸、抢劫、敲诈勒索案。犯罪嫌疑人刁宝华在对被害人实施强奸、抢劫后,又以现场拍摄的裸体照片相威胁,敲诈被害人3万元。此案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然而,由于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在司法部门工作,此案得到了某些人的“关照”,致使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不久,就出现了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情况。为了慎重起见,刘金铃又重新审查了全部案卷,并找到被害人复核了有关证据,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供证一致。因此,她作出了犯罪嫌疑人翻供不能成立的结论。没想到,本案起诉后,被告人仅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她在认真审查了判决书之后,认为量刑畸轻,提出抗诉意见。对此,有人说,刁宝华早被送到劳改场所去了,抗诉也没用,不如顺水推舟送个人情算了。刘金铃听后气愤地说:“像这样明显的错判如果不去纠正,国家还要我们法律监督机关干什么?!”她依法提交检委会研究决定后,向市检察院提请抗诉并得到支持,最终由市中级人民法院改判被告人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从而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对于检察工作者而言,保证办案质量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因而不少检察官对于办案质量的理解仅限于案件能够正常诉讼,不出错案就行。可刘金铃除此之外还有更高的要 求——追 求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市交警支队西岗大队中队长黄鑫在夜间执行车辆检查过程中,被告人刘永久拒不接受检查,在驾车逃跑时将黄鑫撞成重伤,以致残废。此案发生后,在警界乃至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为了达到教育被告人,弘扬正气的办案效果,刘金铃陪同办案人提审被告人,挖掘其犯罪根源,并在庭审的前一天晚上,加班加点帮助办案人整理公诉词。庭审当中,面对被告人及座无虚席的旁听群众,办案人发表了寓情于理的公诉词,重点阐述了本案的社会危害性及应当吸取的教训,使被告人在庭上流下悔恨的泪水。休庭后,参加旁听的市交警支队领导紧紧地握住公诉人的手,激动地说:“谢谢你们在公诉词中说出了我们憋在心里想说的话,如果多一些这样的宣传教育,我市的交通事故案一定会大大减少。” 
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清正廉洁,两袖清风,刘金铃多年来表现出的国家公诉人的凛然正气令人感佩。一次,一名犯罪嫌疑人的哥哥为帮助弟弟开脱罪责,多次通过熟人邀请刘金铃到饭店坐坐,均被她回绝。对方又以反映情况为由单独找到她的办公室,趁屋里没别人,将一沓钱硬塞进刘金铃的衣兜。刘金铃当即把钱取出来摔在地上,并警告他这样做是违法行为。 
几年来,刘金铃遇到类似的事情有20多次,尽管有的是被害人家属出于答谢她伸张正义的目的,但也都被她婉言谢绝。刘金铃给自己立了一个铁规矩:凡是接待案件当事人及其亲属,一律在办公室公开进行,不个别会见,不送到院外。这样一来,想找她“通融”案件的人就无机可乘了。 
1998年5月,刘金铃被任命为西岗区检察院纪检组组长。上任之初,就有人对她说:“你现在是院级领导了,也该歇歇了,别再那么玩命了。”也有人提醒她:“纪检工作说起来重要,做起来难,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你管谁去?”在审查起诉科办案多年不管遇到什么阻力都没有畏难的刘金铃,现在要纠正和检查本单位的违纪问题,这还真是一个新的考验。她暗下决心:既然组织已经把这副担子交给了我,我宁可得罪少数人,不能让多数人失望。 
刘金铃做纪检工作有章法有板眼,没私心,敢碰硬。在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当中,她发现在个别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中存在着重视业务建设而忽视廉政建设的倾向。刘金铃根据班子成员各自分工的特点,制定了院《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分解表》,把廉政建设责任目标具体细化,落实到每一位班子成员身上,督促他们在抓业务的同时狠抓廉政建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纪检组还专门制作了落实责任状反馈意见表,在办案中发给发案单位,请发案单位对于办案人员是否遵守侦查纪律予以监督并提出反馈意见,从而把廉政建设贯穿于办案的全过程。 
有位副检察长由于比较年轻,工作作风不够严谨,在个别事情的处理上不拘小节,群众有些反映。刘金铃除了在党组民主生活会上大胆地提出批评外,还主动找他谈心,提醒他多一些研究学习,少一些应酬,多一些群众观念,少一些私心杂念,使他很受触动,后来他又多次找到刘金铃征求意见,诚恳地表达了他希望得到更多帮助的心情。 
营造最佳心情〓创造一流业绩 
刘金铃的女儿曾在一次演讲中说,她的妈妈在家里一提起起诉科的“小年轻”就眉飞色舞,称之为“我们科里那群小孩”,听得做女儿的都有些“嫉妒”。在工作单位,刘金铃关心、爱护同志,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年轻干警满腔热忱地进行“传帮带”,为他们的进步和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表现出一名党员干部“甘当人梯”的宽阔胸怀。 
在同志们眼里,刘金铃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身为全科年龄最大的老科长,她每天早早来到单位,倒痰盂、刷厕所。平心而论,这种活偶尔干一次两次也没什么,可是她却一年四季天天如此。虽然她的住处距单位不过五六分钟的路,可是过去她的家庭负担重,仅她那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母亲每日换下的衣物就够她清洗的了。科里的年轻人见她那么辛苦,就和她抢着干。为了抢在她的前面,有的同志曾经放弃了坐班车,自己乘车到单位。可是,等早上7时30分以前赶到单位时,发现刘金铃早已到了。她说:“我这么做是为了把时间给你们省下来,好使你们有时间、有精力多办案。” 
就工作关系而言,刘金铃是领导,但在同志们的心目中,她更是一位善良而热情的长者。刘金铃为增进科室内部凝聚力,提出开展一个名为“创最佳心情”的活动和“三个一”活动,即每人每月给科里提一条意见,送一项建议,帮一次困难。科里同事们的喜怒哀乐、衣食冷暖她无时无刻不记挂在心上,平时,大家更愿意称她为“老妈”、“老太太”。一次,当她得知科内一位同志因为夫妻之间闹矛盾而情绪低落时,立即登门苦口婆心地做双方的工作,直到双方重归于好。她待科里小年轻胜过她的子女,女儿生病她从没请假带她上过医院,可是科里的干警或家属有病,她却总是亲自到床前探望。科里两名年轻同志曾因工作中闹了点儿误会而彼此产生隔阂,刘金铃便放弃了休息和吃饭,找这个谈完找那个谈,最后一手拉着一个,将二人拽在一起谈,直到二人都掏出了心里话,消除了误会,她才算去了一块心病。 
勤于思考〓笔耕不辍 
在西岗区检察院,刘金铃有个外号叫“拼命三娘”,虽然她身体瘦弱多病,并没有多少可以拼命的资本,但她有个秘诀,就是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把别人聊天喝咖啡的时间挤出来学习、写作。熟悉刘金铃的人都很佩服她在完成繁重的办案任务的同时,还能够多年不辍地搞调研写文章,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检察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十几年来,刘金铃先后撰写了600余篇调研宣传材料,被国家和省市报刊及内部文件采用。 
1992年,刘金铃年逾70岁的老父亲因脑出血成了植物人,本来就身体不好的母亲经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也一病不起。在父亲住院治疗到去世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白天她照常上班,晚上下班后直奔医院陪护。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刘金铃便守在父亲的病床前,一边注意着静脉输液的进度和氧气供应情况,一边写稿或做统计报表。那段时间她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常常站在公交车上就睡着了。 
1993年6月,刘金铃因患妇科疾病,导致出血性贫血,血色素只有5克,还不足健康人的一半,医生要她立即住院治疗。但是,为了完成正在进行的关于保安人员犯罪问题的调查,刘金铃对外隐瞒了病情,悄悄地揣起住院通知书,继续坚持到辖区各公安派出所进行调查。由于身体极度虚弱,在一次调查时晕倒,从楼梯上滚落下来,被人发现后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她患了多发性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必须马上住院手术。然而,当时刘金铃牵挂的还是那篇没有写完的调查报告。她恳求医生暂缓手术,并请求丈夫答应她完稿后再回医院。丈夫知道在这类事情上拗不过她,尽管不满意,但还是默许了。离开医院后刘金铃直接去了单位,加班加点赶写了《保安人员犯罪问题应引起重视》的调查报告。这篇文章立即引起了上级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市委书记亲自批示责成公安机关抓紧解决此类问题。 
由于拖延了治疗,就在国庆节前一天夜里,刘金铃因病情恶化导致大出血。从事刑警工作的丈夫刚执行完任务回到家中发现后,立即将她送进医院抢救。采血样时,医生先在她的耳垂上扎了几针也没有采出一滴血,又在她的手指上连续扎了几针也挤不出需要的血量,最后不得不在胳膊大血管上抽出了化验用血。医生又气又怜地责问她:“难道非要等血干了才肯住院吗?你再晚来一会儿也许就没命了!”在上手术台的前几天,刘金铃始终处于半昏迷状态,输血量达 1 600 毫升。按照医嘱,手术后她本该全休三个月,可她仅在家休息了一个月,就又提前上班了。 
1996年,刘金铃任审查起诉科科长时,还兼任研究室主任。身挑两副担子虽然重了些,但她觉得工作的繁忙能使自己活得更充实。她白天办案,晚上写材料;平日打好腹稿,双休日书写成文。这年夏天,正值“严打”攻坚阶段,由于过度的劳累,刘金铃又一次病倒了。经诊断,肾积水已达4个“+”号,当时不仅排尿困难,而且出现了血尿,按医生的要求必须卧床休息。可是“严打”期间案件数量是以往的几倍,人员少、任务重,为此,刘金铃始终带病坚持工作,不仅带领全科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严打”案件审查起诉任务,而且还撰写出两万多字的信息、报道和论文。其中一篇题为《预防青少年犯罪应从家庭设好防线》的论文,被市政法委选送到当年在大连市召开的“犯罪控制与公众参与国际研讨会”上,与国内外100多位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受到一致好评。在从事纪检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她结合检察队伍现状和纪检工作实际,撰写了《提高检察队伍素质是加强精神文明法制建设的需要》和《从严治检必须加强和维护党的政治纪律》两篇论文,分别被西岗区区委、辽宁省法学会评为“邓小平理论研讨会”三等奖和“新华杯”征文三等奖。


 
新时代的好工人 
——记鞍钢化工总厂工人李晏家 
 

李晏家,男,47岁,鞍钢化工总厂二炼焦车间焦筛班工人。他入厂26年来,先后获得鞍山市劳动模范、辽宁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2000年6月鞍山市委、市政府作出向李晏家同志学习的决定;2001年4月23日辽宁省委授予其“新时代的好工人”称号,并开展了向李晏家同志学习的活动。  

李晏家同志是鞍钢集团新钢铁公司化工总厂二炼焦车间焦筛班班长。1954年11月10日出生于鞍山市一个工人家庭,1971年中学毕业后下乡,1975年被分配到化工总厂当钳工,1989年入党。入厂26年来,他始终以雷锋、孟泰等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以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刻苦钻研,勇于创新,投身改革,无私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企业振兴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先后取得技术革新成果54项,为企业多创效益 2 800 多万元。他先后被评为鞍钢集团公司、鞍山市、辽宁省和全国的劳动模范,是48名鞍钢集团公司技术专家中惟一的工人技术专家,并当选为省、市党代会代表。2000年5月24日,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作出关于向李晏家同志学习的决定。同年6月29日,中共鞍山市委、鞍山市人民政府授予他“工人革新家”荣誉称号,并作出向他学习的决定。近日,省总工会也作出了向他学习的决定。 
李晏家同志是继“老英雄”孟泰、“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之后,鞍钢职工队伍中涌现出的又一杰出代表,是新时代的好工人。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体现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精神,体现了新时期当代工人崭新的精神风貌。

〓〓一、刻苦钻研,勇于创新,为国企技术进步倾注全部心血和汗水


〓〓“要想当一个好工人,就得学文化、学技术,这是咱工人的立业之本”;“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必须在技术革新上多动脑筋,尽最大努力搞好设备改造,如果不进行技术革新、设备改造,厂子就没有希望”。 
鞍钢化工总厂是一个有80多年历史的老企业,李晏家所负责维修的设备可谓“四世同堂”:有日伪时期的,有五十年代前苏联的,也有八九十年代从国外引进的,许多设备都在超期服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九五”期间,鞍钢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李晏家积极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自觉投身于技术创新、设备改造的战场,把自己多年学习积累的知识全部应用于实践。 
从1977年开始,李晏家20多年坚持不懈地学习文化和科学技术。他参加了业余高中和钳工初级、中级、高级等十多个培训班,还系统地学习了《机械制图》、《钳工工艺》、《公差与配合》等30余门专业课程。以前,他家里条件差,一家三口住一间不足13平方米的房间,除了书架和床之外,屋里只能放下一张书桌。他把这惟一的一张书桌让给了正在上学的儿子,自己在不足两平方米的走廊,用一个旧皮箱、一块旧木板和一个铁架子搭制了一个简易读书台。多少个夜晚,李晏家就是在这个读书台上看书、绘图。1990年,年近40岁的李晏家在参加高级钳工培训班时,亲戚朋友都劝他:“这么大岁数了,还学什么,一个工人能干活就行了,再学不也是当工人啊!”李晏家笑着说:“我学习不是为了提干,是为了学到真本事,当工人也要当个好工人啊!”多年的勤奋学习和刻苦实践,使李晏家掌握了一身过硬的本领。钳、铆、电、焊等技艺他样样精通,设备出了故障,只要他听一听,摸一摸,看一看,便知道毛病出在哪里。在鞍钢公司举办的技术竞赛中,李晏家多次荣获“技术状元”和“技术能手”称号。他于1992年考取了钳工助理技师,1997年晋升为钳工技师,1995年获鞍山市自学成才积极分子,1998年获鞍钢工人岗位标兵,1999年12月被评为鞍钢技术专家,2001年又被评为辽宁省自学成才先进个人。 


“焦筛班搞维护不能仅局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病要除根,必须在技术革新上多动脑筋,尽最大努力搞好设备改造。”李晏家在运用所学知识搞好设备维护的同时,把目光瞄向了企业的技术革新和设备改造上。 
炼焦生产的主要设备——滚动筛运行了几十年,经常发生故障,维修的劳动强度大。为了保证焦炭质量和品种率,焦筛班每月要更换4次筛片,每个筛片重40公斤,每年更换48次,8名工人需要干144天,耗去了大部分的工作时间,而且每年的维修费用需上百万元。李晏家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与几个助手一道,运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总结多年技术改造的经验,提出把滚动筛改为篦条筛的想法。为此,李晏家跑遍了鞍山市各大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但找不到任何图纸和资料,于是决定自己摸索。为了掌握准确数据,李晏家站在热气蒸腾的溜槽旁,打开溜子盖,把头伸进去迎着呼呼喷出的焦粉,观察焦炭的下落情况,时常被熏得头晕目眩,有时恶心呕吐,但他咬紧牙关忍受着。在选择筛条的材质上,他和班里同志进行了多次试验。第一次用炮弹钢试验,耐磨性差,没成功。第二次用钢轨切成筛条,用砂轮打磨,手都磨出了血,可还是不合乎要求。第三次,他们从外地一家工厂找来一种灰质岩的特殊材料作为筛条进行试验,取得了重大突破。1994年1月,他们对自行设计、安装的篦条式焦筛再次进行试验,但倾泻而下的焦炭并没有按预想的那样顺利分筛,顷刻间堆成一座小山,试验又一次失败了。有的同志劝他:“几十年都用滚动筛,要好改早就改成了,咱当工人的能把自己的活干好就行了,搞试验,那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事。”也有的同志说:“这是从国外进口的设备,咱们改不了。”但李晏家不气馁:“有时候,失败的次数越多,离成功也就越近,咱们还得干。”他从失败中总结经验,重新调整各种数据。同时,厂里对他给予了大力支持,批准他和攻关小组的几名同志到外地同行业学习考察,换脑筋,开思路,继续攻关。1995年8月24日,在进行了190多次试验后,铸石篦条筛终于研制成功。当焦炭顺利、均匀地筛分时,李晏家和工友们都流下激动的泪水。篦条筛代替滚动筛是焦炭筛分工艺的重大变革;筛距和角度可以调整,使用寿命提高10倍,检修更换也极为方便,劳动强度大大降低;每年可节约电费7万元,节约备品备件费用40万元以上;大块焦率由73%提高到78%,年可多创利88万元。这项革新在全厂五个炼焦车间推广后,年创经济效益500万元以上。这项技术获得国家专利。 
胶片式增面辊是李晏家在皮带运输设备上的一个重要革新成果。他在检修维护设备时发现,皮带运输机上的支撑滚动设备钢质增面辊,长期在潮湿的环境下运转,腐蚀和磨损严重,平均寿命仅为一年。而作为车间的主体设备,12条皮带运输机一年需更换24个增面辊,费用很大,过去一直属于“合理消费”,谁都没把它放在心上。他下决心要把这个难关攻下来,降低生产成本。一天,李晏家骑车下班回家,由于路滑,一不小心,重重摔了一跤,车子飞得很远,他整个身子趴在了地上。等他爬起来后,发现脸、膝盖被磕破了,但是戴有皮手套的手却安然无恙。一直冥思苦想改造增面辊的李晏家从中产生了灵感:“增面辊的‘病根’就是钢质材料不耐磨,如果将钢质增面辊做成皮辊,就不易磨损。”他忘记了疼痛,骑上车掉头就往厂里赶。在库房里,他一个人盯着增面辊想了许久,不断地测量、计算着,很晚才骑车回家。第二天,李晏家动员班组同志就地取材,把车间的废旧皮带切成一片一片橡胶圈,再经过组合加工成橡胶辊,试用效果很好。但是,当他们开始对所有增面辊进行改造时发现,人工切割橡胶圈,由于割圆环不像割直线那么容易,十几毫米厚的皮带几个工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天也只能割出二三片,效率低而且圆度也不标准,影响改造进度。李晏家决定设计一种模具。他运用机械制造方面的知识,画了100多张图纸,制成液压式模具。使用这种模具,一名工人一天就能冲压出200片橡胶圈。橡胶增面辊研制成功了,而且没花工厂一分钱。从1995年以来,车间再也没有到工厂备品库领过一台钢质增面辊,仅备件费每年就为厂节省40万元。此项革新也获得国家专利。 
筛焦工序K1皮带机由于倾角大,每到冬季就出现打滑现象,多年来一直靠操作工人手拉肩扛启动,现场工人对此叫苦不迭,李晏家又把它确立为攻关项目。他利用下班时间拎着手电筒钻进阴暗潮湿的皮带通廊里摸索研究,一连半个月,每晚都8点多钟到家,吃过晚饭后,又伏案勾画设计到深夜。他还从市场上买来玩具坦克在家里卸开,改装成皮带机模型进行研究。最后,提出了给主动轮打眼“穿皮衣”的设想,改造取得了圆满成功,结束了手拉肩扛的历史。 

李晏家搞技术革新年年都有新项目,年年都有新成果。他研制的简易机械手,使工人们在地面便可以轻便地安装拆卸5米多高的钢绳;他改制的滚动筛牙板,延长使用寿命70倍,年创效益30多万元;他对皮带机尾的溜槽改进,减少备件磨损,延长皮带使用寿命……2000年,李晏家又搞成了大块焦仓等4个改造项目。今年,他又对装罐布料器等6个项目进行攻关,已有两项研制成功,其余4项正在进行研制。
〓〓二、埋头苦干,甘于奉献,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国企振兴发展之中


〓〓“工厂是工人赖以生存的家,要时时刻刻把企业利益放在前面,想着多为企业作贡献”;“咱个人的事、家里的事与厂里的事比起来,大事也是小事,厂里的事千万不能耽误”。 
李晏家爱企业,爱岗位,以厂为家。人们说,一年365天,他至少有360天在厂。他每天都至少早来半小时,晚走半小时。在完成正常的检修维护任务后,他总是这瞧瞧,那看看,眼里总有干不完的活,身上总有使不完的劲。 
为了在设备维修中抢时间、抢进度,他干脆在家里备上一套工作服,遇上抢修,穿上工作服就进厂。从厂里回来,脱下来的油污工作服放在哪里都有难闻的气味。妻子笑着对他说:“以厂为家,以家为厂,让你占全了,一个人上班全家跟你借光。”1997年,李晏家当上了车间点检组长,他脑子里的弦绷得更紧了,惟恐设备维修跟不上影响生产。一贯节俭的他也赶了一回“时髦”,自费购买了传呼机:“配个传呼机,一旦厂里设备出现故障,一打传呼,马上就可以去,省得大家到处找。”他把传呼机别在自己的腰上,也把自己的心拴在了设备上。自从他配上传呼机以后,“嘀嘀嘀”的叫声,常常把他从梦乡中唤醒。一天夜里10点多钟,他劳累了一天,刚刚入睡,清脆急促的“嘀嘀”声响了,他一看是厂里的电话号,急忙赶到厂里,原来是减速机发生故障。李晏家快速将减速机拆卸开,发现是减速机联轴器出了问题。他修好减速机,回到家已是下半夜两点了。由于连累带困,他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刚睡着,传呼机又叫了起来,他连传呼机都没看,起来穿上衣服就要走。妻子马坤贤对他说:“你先睡一会儿,天亮了再去吧!”李晏家边往外走边说:“不行,误了生产,事就大了。”李晏家赶到厂里,处理空压机故障,检修完毕已经是清晨5点了。他在休息室的长凳上眯了一会儿,7点整又照常上岗检查设备。仅1997年,李晏家深夜进厂维修设备就达100多次。 
为了确保设备稳定运行,李晏家给自己定了规矩:节假日必到厂,设备有异常必到厂,特殊天气必到厂。20多年来,他从未完整地休过一个休息日,企业实行年休假以来,他也一次没休过。他先后把多年来积攒的 1 350 个“代休票”(1个“代休票”相当于1个工作日)无偿献给厂里,按1年260个工作日计算,相当于5年的工作日还多,折合工资超过5万元。 
李晏家技术好出了名,很多人都想高薪聘请他。一位邻居开汽车修配厂,听说李晏家技术水平高,三番五次地登门来请:“你到我这里来,每年我保你挣个三万五万的。”但他却总是回答:“厂里太忙,实在没时间。”李晏家的一个表弟有个机械加工厂,也几次找他,说合伙也行,业余指导也行,可他就是不去。他表弟不理解地说:“你家这么困难,老人有病,嫂子下岗,小侄上学,到处需要钱,你有那么好的手艺,业余时间去给我支支招,每月给你千八百的,家里不也宽裕宽裕?”可他还是谢绝了。一些人对李晏家很不理解,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一根弦”。对此,李晏家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化工总厂的工人,我的技术、时间都是属于党的,属于企业的。哪头大,哪头小,我能分得清。” 
李晏家平时生活很简朴,可在技术革新上却舍得花本钱。1995年6月的一天,妻子对他说:“下个星期天,去给咱妈过75岁生日,可你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你哥哥、姐姐都是干部,咱是个工人,也不能太寒酸了。这500元钱给你,上街买件衣服。”把钱给了李晏家以后,她又叮嘱:“你有钱不是买书,就是买工具,这回说啥也得买件新衣服。”李晏家满口答应,但出了门,又犹豫了:“500元钱买衣服,太浪费了。”他当时正在研制增面辊,急需一些工具和零件。他骑车走着走着,还是去了旧物市场,买了千分尺、游标卡尺、丝锥、板牙等工具。回到家里,历来通情达理的妻子生气地问:“衣服呢?”李晏家满脸赔笑着说:“你看,这些工具多精巧,手巧不如家什妙,工具不顺手,干技术活费劲。我身上这套衣服挺好的,你不嫌土气就行了,新衣服不买了。”妻子说:“你搞革新我从没拖过后腿,可你买工具该让厂里拿钱,咱又不是干私活。”平时不爱说话的李晏家这次打开了话匣子:“你说得对,咱的确不是干私话,但这也不是厂里招标、立项、论证的活,是咱自己要为工厂出把力。等这项改造成功了,一年可节省十几万元啊!这500元与十几万比,哪个多,哪个少?”李晏家的衣服没买成,但却完成了增面辊这项国家专利。几年来,李晏家为搞技术革新,花了 5 000 多元购买各种技术书籍,花了 2 000 多元购买100多件革新工具及急用的零件。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李晏家患有胃病、腰肌劳损等慢性病,他的妻子身体不好,父母年迈体弱,家庭负担很重。但他从没有因个人事、家庭事影响工作。1994年,妻子患病住进医院。这时,李晏家正在进行条筛改造。他把岳母、姐姐找来白天护理,他下班后赶到医院值夜班。手术那天早晨,他签完字,立即骑车进厂。看着下班后才匆忙赶来的李晏家,虽然妻子很理解他、支持他,但想想自己动大手术,丈夫不在身边护理,还是委屈地流了泪。1997年,80岁的老父亲患脑血栓住进医院,为了尽早完成手里的革新攻关任务,他同家里人商量,白天由妻子和嫂子护理,他下班后去医院护理。整整3个月,他没休一个工作日。时隔不久,在厂里劳模每年一度的体检中,检查出他的肝部长有血管瘤,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但他放不下工作,只是在下班后到医院打针。班组的同志心疼地说:“晏家,你不要命了,再这么干我们就把你抬回家。”可他却说:“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我这个当班长的这时休假,影响了生产,那事儿可就大了。病可以晚上看,工作时间不能占。”连续100天他总是在下班后去医院打针,从没有休过一天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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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像过自己家日子一样过好企业的日子
〓〓“不要小看一个螺栓、螺帽,关键时候它能派上大用场,解决大问题”;“现在厂里的资金比较紧张,咱是一个普通工人,要根据现有条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企业节约挖潜、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在50年代,鞍钢有个响彻大江南北的“老英雄”孟泰,有个闻名全国的“孟泰仓库”。正是这个“孟泰仓库”,为鞍钢恢复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李晏家继承和发扬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这一光荣传统。多年以前,他就带领班里同志建起了一个“孟泰仓库”,大到减速机,小到螺栓,品种齐全,在企业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工人们把它称为“聚宝库”。平时,只要看到一些废旧备件、材料,哪怕是一个小螺栓、一个小钉,他总会随手拣起。能用的就用,不能用的千方百计修复,做到旧料新用、一料多用、各尽其用。 
李晏家回收的废旧备件,经常能派上大用场,既能解决生产的燃眉之急,又能为企业降低成本。身边的工友常说:“晏家看什么都是宝,特别能在垃圾堆里点石成金。”厂里运送焦炭用的皮带每年报废很多,看到1米宽、几十米长的一条条报废皮带堆在厂区内,他感到既非常可惜,又影响厂区环境。如何把这些废品利用起来?他开始盘算着废皮带的用武之地。他发现这些皮带中间磨损比较严重,而两边只有轻微磨损。他拿着卷尺不停地量着:“皮带两边能用的部分各300毫米,与正在改造的增面辊的直径差不多,把这些皮带剪成圆环,正好可以制成增面辊。”于是,这些报废的皮带就成了他的重要革新成果——增面辊的主要材料。 
车间煤塔取煤、吹风用的电磁阀经常损坏,坏了就扔掉,换个新的就要200多元。看到扔掉的电磁阀,他总是心疼地拣回来。为了修复电磁阀,他买来技术书,一页一页从头啃,在弄懂理论的基础上,又对实物仔细研究,多次试验,后来发现毛病出在崩簧上,于是采取套扣、螺丝固定的办法,使坏的电磁阀恢复了使用性能,而且寿命提高10倍。10年来,他修复了很多电磁阀,为企业节约了大量资金。 
鞍钢近几年进行大规模的现场治理整顿,扒小房,建绿地。李晏家利用工余时间经常带领工友推着小车,到拆扒小房的地点捡“破烂”。职工卫生所扒迁,他去卸下了旧日光灯管、跳泡、开关等,组合修复后安到工人休息室、值班室。青年综合厂小房搬迁,他组织回收20多吨废铁板、槽钢等。有人开玩笑地说:“综合厂‘游击队’不要的破烂,你们大厂子‘正规军’还当宝贝了。”正是这些破烂,在双层振动筛改造中派上了用场,他们没领一块料。1998年10月,车间小品种焦仓侧壁严重腐蚀,厂里准备立项中修,但由于资金紧张,只要采取临时修补,急需10毫米厚的钢板。要领材料,既需要资金,又需要时间。李晏家还是老办法,到处找宝。一天,他发现外单位拆扒小房后遗留几块废旧钢板,尺寸正好适用。他急忙回厂推来一辆手推车,把废钢板装上车,人家还以为他是小偷,要抓他。当他说出实情后,对方被他的精神所感动,说:“以后你们用什么就可以拉什么。”李晏家一分钱没花,用这些废钢板改造了小品种焦仓。 
一天吃午饭时,一位扫炉盖工人与李晏家闲聊时说:“现在炉顶上的浇泥小车把表面砖磨得千疮百孔,赶上下雨天,炉顶漏水,蒸汽加黄烟能把人呛个半死。”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尽管李晏家不负责维护炉顶设备,但是他却把这件事牢牢地装在了心里。从那以后,只要他稍有空闲就跑到炉顶仔细观察,查找原因,发现是炉顶浇泥小车的四个铁轮子啃蚀表面砖。于是,他又利用回收来的废旧物品制作了4台多转向胶轮浇泥小车。这种新型浇泥专用车,结构合理,使用轻便,造价很低,大大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有效减轻了对焦炉炉顶的损伤,每年可节约耐火砖费用80多万元。 
近5年来,李晏家共回收、修复了2万多件物品,用于生产和革新的1 8万件,为企业节约资金36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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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胸怀全局,投身改革,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战争年代需要党员冲锋陷阵,改革年代需要党员投身参与,不改革,企业就没有出路”;“越是在企业改革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越是要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 
近年来,鞍钢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面对改革不断深化的新形势,李晏家感到,改革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自己是一名党员,要在企业改革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引导周围同志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 革。〓〓〓〓  
长春一汽一直是鞍钢在东北地区的最大用户,年订货量最高达20万吨。然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汽订购鞍钢产品的数量逐年减少,到1995年仅剩下 5 000 吨。一汽市场的丢失在鞍钢上下产生了巨大震动。鞍钢党委及时在全公司开展了以“痛失一汽市场的反思与警醒”为主题的大讨论。李晏家在大讨论中受到一次生动的市场经济意识教育。怎样当家做主,为鞍钢作贡献?必须不断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这才能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此,李晏家心里装着一笔班组成本核算账。他专门准备了一个笔记本,记载着班组每人每月的工具材料消耗、增产节约、革新成果等情况,把各项指标落实到人头,全班组市场意识、成本意识、效益意识不断增强。 
1997年初,化工总厂实行企业内部生产、点检、维修三方分离,李晏家担任点检组长。由于人员变动大,职工思想产生波动,检修人手紧张,设备故障多起来,职工对此有些议论。李晏家对大家说:“对我们来说,这次企业内部改革的确是一个新生事物,现在是起步阶段,新组建的三个组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越是在这关键的时刻,我们越要以自己的行动支持改革。”按照新的工作职责,李晏家只负责点检下票,不负责维修。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他不分分内分外,维修的活他也抢着干。一次,2号车减速机出现故障,生产车间工人找到他,请他下票给维修组,他二话没说,主动与维修工人一起将故障及时排除,赢得了抢修时间。仅这一年,他主动与维修组的同志一起排除设备故障80多次,使生产、点检、维修三个组顺利地度过了磨合期。 
随着企业减人增效的不断深入,李晏家所在的焦筛班也由原来的15人减少到9人。有的工人不理解:“咱们班一直是全厂任务重、工作累的班组,原来15人都忙不过来,现在就剩9个了,以后这活怎么干?”有人建议李晏家向厂里要人。李晏家说:“企业减人增效是大趋势,现在人少我们也要把活干好。面对新形势,我们在技术革新、设备改造上下点功夫、动点脑筋,这样就能节省很多人力。”他提出班组的党员在思想、作风上要超前一步,每年拿出一个革新成果,带领大家改造陈旧落后的设备。他们针对焦筛等设备进行了不断改造,仅焦筛一项就提高工效10倍,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改善了作业环境,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每一项改造都使大家解放了思想,尝到了甜头。大家越干越起劲,越改越想改。现在,全班每个人手里都有革新项目。 
近年来,李晏家经常围绕企业深化改革、加强管理积极献计献策。他提出了职工教育培训改革的意见,建议厂里加强职工教育培训,鼓励职工学知识、学技术,坚持理论培训与实际操作紧密结合,在厂内选拔工人技师、工人专家,开展技术竞赛活动,充分调动广大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增知识、长才干的积极性。他围绕加强企业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加大重点部位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建议厂里对污染较严重的附企化工厂化一车间综合治理,上环保项目,落实环保措施;建议厂里拆除日伪时期遗留的废焦炉,回收废旧材料,植树种草,美化环境……他的许多建议都被厂里采纳实施。 
李晏家不仅积极地参与企业改革,而且能够正确看待改革中利益关系的调整给自己带来的影响,积极宣传改革、支持改革。在企业实施医疗制度改革后,一部分医疗费需要职工个人承担,李晏家本人也有 3 000 元的医药费不能报销。针对周围同志的议论和反映,李晏家总是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虽然我们暂时吃点亏,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企业不发展,咱工人的根本利益就会受损失,要是企业垮了,我们就不是吃点亏的问题了。”李晏家的妻子原是鞍山市一商店的营业员,工作一直非常努力,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还入了党。前几年她因单位效益不好而下岗,一时心里非常苦闷。亲戚朋友也不理解:“坤贤一直干得相当不错,电台有声,报纸有名,怎么也下岗了呢?”李晏家经常安慰、鼓励妻子:“你下岗不是你干得不好,是改革的需要。企业不改革就得靠‘黄’,大家就都吃不上饭。搞改革虽然触及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但对大多数人是有利的。下岗并不可怕,咱不能灰心丧气,还可以找到更合适的位置,实现再就业。”在他的鼓励下,妻子的精神振作起来,不久,到一家私营企业找到了工作,实现了再就业。
〓〓五、言传身教,率先垂范,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出一个奋发向上的集体
〓〓“一个人的本事再大,他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就像一部皮带运输机,不仅要靠电机做动力,还要靠许多托轮做传导”;“当劳模不光自己能干,还要让整个集体都能干,这样的集体才有战斗力”。 
李晏家平时少言寡语,靠的就是一举一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带动全班每一个人。他就像一个排头兵,往队列一站,其他人就自动向他看齐。为了带出一个有战斗力的集体,李晏家身体力行,对大家政治上帮,业务上带,技术上教。繁重工作之余,他总是把大家组织起来,进行政治、业务学习。他自费为班里订阅两份报纸,购买了《钳工技术》、《机械原理》等技术书籍,还给全班每名同志都买了两本学习笔记,一本记录政治学习心得,一本记录技术学习收获。他经常检查每个同志的学习笔记,就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一样,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多年来,他们坚持每天班前五分钟读报,每周一小时政治学习,每月一次技术课,每季一次技术竞赛。他把班里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带动大家学理论、学政治,参加企业组织的各项活动,提高政治觉悟,提高工作干劲;他把班里工人技师组织起来,自己编写技术教材,写教案,给青年工人上技术课。他把多年来在实践中积累的技术经验写在小本子上,让大家传着看,青年工人在学习和实践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就在这个小本子找答案。工人把李晏家的小本子称为“设备检修小辞典”。 
在李晏家的言传身教下,全班组政治空气好,学习风气浓。大家争先阅读每天的报纸,经常在休息日进图书馆、逛书店。李晏家的徒弟郑堂修每月发工资后就去书店买书,还求车工车了50个管头苦练焊接基本功,中午师徒俩边吃饭边讨论交流。师傅真心教,徒弟虚心学,小郑连续五届在厂技术竞赛中名列前茅。李晏家的另一个徒弟隋胜刚同师傅一样,不抽烟,不喝酒,歌舞厅、麻将桌与他无缘,把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 6 000 元钱全都用在学习上。他先后自学经济管理、财务管理等30多门课程,已经获得两个大专文凭,目前继续进修本科。去年,他考取了工人技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获厂技术状元称号,被评为厂杰出青年岗位能手。有人羡慕,也有人不理解:“你一个工人,文凭再高有啥用?”隋胜刚学着师傅的口气说:“进入新世纪,当干部要文凭,当工人也要有知识。不学文化、不学技术就要被淘汰。”目前,焦筛班9名同志中,有4人是党员、4人是党的积极分子,5人考取了厂工人技师,5人获得高级工培训证书。在2000年厂里技术竞赛中,班里的3名同志分别获得钳工前3名。李晏家的得力助手、副班长侯国清还是鞍钢集团公司技术拔尖人才。全班真正成为了一个团结奋进,能打硬仗的战斗集体。 
1998年7月,车间提出改造大块焦仓,为了高质量、高速度完成改造任务,李晏家跑遍了全厂五个炼焦车间。经过调查了解,提出了大块焦仓改造方案。在改造中,焦仓需要焊接,他第一个冲进光线暗、粉尘大的焦仓里。在他的带动下,全班同志互不相让,个个争先。三伏天,焦仓如同大蒸笼,温度高达40度,不干活都冒汗,干起活来汗水成溜往下淌,本应10分钟就换人,可他的徒弟郑修堂一口气干了一个多小时,当大家从焦仓里钻出来的时候,汗水、煤粉把大家变成了泥人,已经分不清谁是谁了。 
1996年夏季的一天,一条高炉煤气管道发生严重泄漏,必须立即抢修。由于抢修单位提出需要付给抢修费15万元,李晏家找到厂领导建议组成一支抢修队,焦筛班全体同志参战。煤气管道悬在十几米高的空中,泄漏的煤气从破损的管道中喷射出一股股蓝色的气柱,发出可怕的“嗤嗤”响声。显而易见,抢修作业十分危险,即使大家戴上防毒面具,许多抢修队员还是怕出事,不敢上前。李晏家和全班同志却一马当先,担负起抢修的主要任务,没有一个人退却。当抢修任务完成后,人们都竖起大拇指:“李晏家的焦筛班真是好样的!” 
李晏家在带领全班同志苦干实干的同时,也时常把自己化作温暖众人的“一团火”,做好班组思想政治工作。业余时间,他经常踏进同志家的大门,把家家户户走了个遍。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他准会到场,帮着忙个不停。他还带领全班同志立足厂区、服务社会,学雷锋做好事,在班组设立了义务修车理发点,修车、打气、理发,方便了很多职工。他们车间的职工段庆田,因工伤下肢瘫痪,不能行走,生活不能自理。他们班承担了买粮、买菜、打扫卫生等大部分家务活。段庆田洗澡是个难题,李晏家就利用双休日带上几个青工背着段庆田到浴池洗澡,大家轮换着给段庆田搓澡。对此,段庆田深有感触:“每洗一次澡,我就增添了一分活着的信心。”焦筛班多次被鞍钢集团公司命名为星级班组、化工总厂标杆班组。 
李晏家的名字,在钢城家喻户晓;李晏家的事迹,在钢城广为传颂。一些学校、企事业单位纷纷邀请李晏家作报告。鞍钢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刘 曾专门向鞍山市委书记介绍说:“鞍钢出了一个好典型,听他作报告,我都流泪了。” 
面对“十五”高起点开局,跨越式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李晏家深感责任重大:“作为新时代的工人,在新世纪要有新作为、新业绩,我决心一辈子扎根在企业,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钢铁强国贡献我所有的一切!”

 
“三个代表”的忠诚实践者 
——记海城市感王镇范家村党支部书记潘兆魁 
 

潘兆魁,男,海城市感王镇范家村党支部书记。他17年如一日,不怕艰辛,不计名利,带领群众艰苦创业,治穷致富,把一个资源短缺、地处偏僻的范家村建设成了经济繁荣、文明富庶的新农村。2000年6月鞍山市委授予潘兆魁同志“模范村党支部书记”称号,并开展了向其学习的活动。  

《资治通鉴·唐纪十四》记载:贞观十九年,也就是公元645年,李世民率军攻打辽东,驻军在如今海城感王镇的范家村一带。时值数九寒冬,军队既缺粮草又无新鲜蔬菜供应,善良的当地群众自发给他们送去了粮食,送去了蔬菜,送去了衣被,李世民很是感动,许愿等他当了皇帝,一定不会忘记这里的老百姓,一定要给这里的老百姓带来恩泽。 
当地的老百姓都很感动,更希望他能早一点当上皇帝,给这里带来恩泽的那一天早一点到来。于是便把自己村寨改名叫感王寨,等待着恩泽惠赐的到来。 
他们盼了一年又一年、失望了一年又一年…… 
这块土地也寂寞了一年又一年…… 
范家村真正过上了好日子的时间不是在封建朝代里,而是在20世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每当村民们满脸笑容地谈到今天的好日子的时候,他们津津乐道的不是封建的帝王将相们,而是带领他们走上了富强道路的村党支部书记潘兆魁。 
离开海城,驱车西南约20公里,便是感王镇范家村。 
在海城,在感王,范家村都不算个大村,全村只有4个村民组,324户人家,1 558口人,2 680亩耕地,人均耕地不足2亩。而在感王,在海城,乃至在辽宁,范家村又是个名村,既是70年代远近闻名的学大寨模范村,更是90年代声名大振的“巨人村”、“省文明村”。 
潘兆魁是土生土长的范家人,自从1962年初中毕业回到生产队担任生产组长那天起,他便把自己的理想和未来的人生全部交给了范家村。3年的生产组长,5年的团支书记,2年的民兵连长和12年的党支部副书记的经历,不仅使潘兆魁深深爱上了生他养他的范家村,更让范家村的1 500多口人深深了解和认识了潘兆魁。范家村的人心里最清楚:潘兆魁一定是范家村的好带头人,潘兆魁不会让范家人失望。 
1984年,潘兆魁担起了范家村党支部书记的重任。潘兆魁心里清楚他肩上的担子究竟有多重。 
他太清楚范家村的历史了。这里原本就是一块“九河下梢”之地,且又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是块连老天爷也看不上眼的穷地方。不仅地上面没有给一块好土地,而且连地下面也没有给放一点矿藏资源什么的。 
十几年来,靠着党支部的领导,全村的干部、群众学大寨,与天斗,与地斗,玩了命地干,终于使范家村成了有名的“猪多、肥多、粮多”的红旗村,成了有名的学大寨模范村。然而,“猪多、肥多、粮多”并不意味着富裕。“猪多、肥多、粮多”的范家村仍是一个人均收入只有百余元的穷村。 
如何走出粮食增产不增收的怪圈,如何摘掉高产穷村的帽子,如何使范家村的面貌有一个根本的改变,早已成了潘兆魁的一块心病。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已开始深入人心,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让广大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已成为农村基层组织的历史使命。然而,要改变范家村的面貌该从哪儿着手呢?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种地是农民的本分。然而,种地也有种地的学问。种什么?怎样种?是农民自己该想的事,也就是党支部该想的事,只是由于那特定的历史原因,这一切才成为农民不能想也不敢想的事,成了党支部不能想也不敢想的事。 
现在不同了,这样的事即使村民们不想,党支部也不能不想了,潘兆魁却不能不想了。于是,他的脚步又一次走遍了全村的2 680亩耕地。他心里终于有了一个主意。 
他默默算着一本账:范家村的耕地多属低洼易涝地,过去种大田,遇到好年景也只赚个有吃有烧本利平。如果将这些地改造成水田,一亩地最少可增收三四百元。这样既增产又增收的好路子,过去咱是既不敢想又不能干,如今敢想就能干的事,咱为啥不想不干呢?支委会上,潘兆魁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赞成。于是,就在潘兆魁上任的当年,范家村便热火朝天地打响了旱田改水田的战役。潘兆魁带领村干部们同村民一起挥锹苦干,白天晚上地干,饿了啃一口窝窝头,渴了随便趴哪喝口水,日头落山了,就挑个保险灯,实在累了就躺下睡一觉。有一个晌午,潘兆魁在一棵大树底下睡着了,一阵凉风把他惊醒,他睁眼一看,铁锹把上缠着一条大青蛇,还有一条黑蛇正往他这边爬,后来他再也不敢在树根底下睡觉了。三个春冬过去了,打深井3眼,修水渠2 5公里,终于将1 500亩低洼易涝的旱田改造成了高产稳产的水田。仅此一项,就使全村每年增收60万元,人均增收400余元。1984年,就在潘兆魁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当年,范家村的人均收入超过了千元。 
将1 500亩低洼易涝的旱田改造成了稳产高产的水田,可以说是范家村经济发展的一个突破,但和范家村以后的一个个新的突破新的辉煌比起来,已经显得有点儿微不足道了。 
算账,让潘兆魁领着范家村的村民将1 500亩旱田算成了水田,摘掉了戴在他们头上十几年的增产不增收的帽子。面对着这块土地,潘兆魁又在心里算开了账:1 500亩水稻可使全村增收60万元,人均增收400余元。然而全村就那些地,增产有限,增收也有限。如果不寻求别的出路,范家村的村民便很难真正走上富裕之路、小康之路。他不能不为村民谋划新的致富门路。新的门路就是要办工业,正所谓无工不富。然而范家村地处偏远,没有资源,有什么条件能办工业呢?潘兆魁想,范家村离西柳服装市场并不远,完全可以围绕西柳服装市场搞加工、办企业。况且邻近的村子已经借助西柳服装市场的优势把个体服装加工搞得红红火火了。人家能干的,咱范家村为啥干不了?于是,潘兆魁让村里租来一辆大客车,领着村里40多户农民到邻村参观、学习、取经,期待着能在自己的村里也建起一个个红红火火的服装加工点。可出乎他意料的是,农民们参观回来后,却一连几天没有动静。 
潘兆魁着急了。明明是一条致富的好门路,为什么村民们就不认呢?通过走访了解到,村民虽然也知道办服装加工点是条好门路,但毕竟和种地不一样,既没有经验,又不懂技术,谁敢冒这个险,带这个头!看来,不搞个示范出来,这条门路便很难打开。于是,潘兆魁找来副村长李明斌等4名党员和骨干,鼓励他们说:“你们带个头,先干起来,给大家做个示范。能为村民多开辟一条致富门路,也是咱们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之后,潘兆魁将村里闲置的七间房子租给他们做厂房,又帮助他们购置了设备,还领着他们到市里聘来了服装裁剪师,很快便将服装加工点办了起来,当年便见了“回头钱”。 
这使潘兆魁看到了希望,他兴奋地挨家挨户搞动员,出路子,解难题,引导大家办厂点。不到两年,全村就办起24个家庭服装厂,一年下来,每户收入都有三五万元。 
乡亲们乐了,潘兆魁心里更乐。他乐不光是为村民找到了一条致富的新门路,而是乐这条门路的开通给农民传统的生产观念带来的新的冲击、新的突破。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市场经济的大潮已开始冲击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残酷的竞争法则、适者生存的法则已开始毫不留情地规范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祖祖辈辈习惯了以地为本,以土为生,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忙时忙个贼死,闲时闲个要命的农民们,如果再没有一个商品意识的觉醒和生产观念的变革,那就真的要被这个历史、这个社会所淘汰了。好在村民们终于觉醒了。这是范家村走向未来的真正希望之所在。 
兴办服装加工点的实践,使潘兆魁看到了范家村未来的出路和希望,同时也使他更真切地意识到:只有大力发展村办工业,才能使范家村的村民真正地走上富裕之路。从此,潘兆魁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扑在了村里找项目、办企业这件事上。从1985年开始,范家村便陆续建起了捻织厂、热合厂、稀释剂厂、羽毛厂等几个小企业。创办这些小企业,村里没有向国家、向银行要一分钱贷款,完全靠村里几年来积攒下的百八十万存款把企业办起来的。 
这些钱都是村民们的血汗钱,决不能乱花一分。所以潘兆魁在上项目上总是选了又选,比了又比,掂了又掂,没有十分的把握决不轻易把钱投进去。所以,范家村办的这些小企业都曾红火了一阵子,都为村里创造过效益,没有一个赔钱的。 
但这些企业大都好景不长,红红火火了一阵子,就再也红火不起来了,最后不得不关了门。例如羽毛厂。 
1985年,营口交通局的一位曾在范家村走过“五七”道路的老同志,怀着要为范家村做点儿贡献的一腔热情,为村里引荐了一个羽绒加工的生产项目。潘兆魁经过反复考察认为:目前国内羽绒服饰刚刚兴起,市场看好;同时范家村又有邻近西柳服装市场的环境优势;况且项目投资少,只需5万元便可投入生产,确是个风险小、效益好的项目。于是当即决定建了羽毛厂,正如当初的预测,羽毛厂生产的羽绒很快成了当地服装加工户的抢手货。不仅让许多服装加工户发了大财,村里也发了一笔小财:建厂当年,不仅收回了投资,还净剩了十多万元。 
正当潘兆魁兴致勃勃准备扩大生产的时候,问题来了。一些头脑灵活的个体户一下子看好了这条生财之路,几乎一夜之间便在范家村的周围冒出了十几家类似的羽毛厂。这里的许多个体户见利忘义,以次充好,掺杂使假,很快便砸了当地羽绒制品的牌子。也是几乎一夜之间,那十几家羽毛厂便纷纷关了门,也连累范家村的羽毛厂不得不关了门。 
潘兆魁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是村里不该办企业吗?不是。不办企业范家村将来怎么发展?无工不富,这个道理都懂,早就懂了。是咱农民不会办企业吗?也不是,咱选的项目都曾有过市场,咱那些企业也都曾红红火火过。那企业为什么会黄呢?是因为市场,是因为规模,是因为自己的观念,是因为怕担风险。所以只能办一些小投入小产出的企业;因为企业规模小,你的企业便只能受市场左右,而不能左右市场;你的企业便只能被别人的企业左右,而不能左右别人的企业;你的企业就只能受制于人,而不能制人。说穿了还是农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意识在起作用。如果不同这种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意识彻底决裂,自己就无法带领范家人干一番大事业,闯一片新天地。 
潘兆魁的心里豁然开朗。 
潘兆魁有了自己发展范家村经济的新思路。 
潘兆魁的眼睛很明亮。 
从范家村几个小企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中,潘兆魁不仅找到了自己思想观念与现代的经营观念、理念上的差距,更使潘兆魁看到了范家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潘兆魁下定决心,一定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上洋的,干大的,练练大手笔,做做大文章。 
1991年初春,潘兆魁顶风冒雨赶到盖县,通过明察暗访,了解到了一家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产品的市场行情以及这位企业家本身的品质、素质情况都不错,很快与对方达成了合资办厂的协议。范家村、感王镇工贸实业公司和盖县三个私营业主共同投资100万元,建起了范家村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海城市毛绢纺织厂。这个厂从5月份动工兴建,8月1日便投入试运行,当年投产当年创利。并越办越红火,产品早已远销到日本、美国和加拿大。 
毛绢厂的成功,使潘兆魁真正体会到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也更看到了未来办企业的方向。同时,毛绢厂的成功也使人们重新认识了潘兆魁和范家村,为范家村换来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就在这一年,潘兆魁从鞍钢福利处的朋友那儿得到了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很简单:由日本客商向中方合作者提供种子和设备,试种日本萝卜,如果试种成功,即可投资兴建萝卜腌渍加工厂,加工后的萝卜将全部销往日本。 
潘兆魁心里算了一笔账:如果这个项目搞成了,仅种萝卜一项,一亩地就可收入1000—2000元,按日方需求,至少需种1000亩萝卜,可增收100万—200万元。而腌渍的加工费又可获利100万—200万元。既能有效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又能使村民和集体双增收,真是个一举多得的项目。 
潘兆魁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萝卜种好,一定要争取到这个项目。机不可失,潘兆魁决定当年就开始试种。于是立刻要来了种子,在村里试种了二亩地的日本萝卜。 
人们说:不就是个种萝卜嘛。然而,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到了拔萝卜的时候,日本客商西原茂正面孔冰冷:二亩地的萝卜几乎没有一个合格的。大家意识到试种可能失败了。 
日商要求种出来的萝卜每根长不少于36厘米,重不超过1250克,且根部不能有杈。而这二亩地萝卜不仅长度不够,重量不符,且根上几乎都分了杈。望着拔出来的萝卜,西原茂正连连摇头。 
看着日本人如此挑剔,村民们恨得心里直骂。 
他好说歹说地把西原领到了村长李恒辉家。他知道当初种萝卜时,李村长多留了个心眼,种完那二亩地后,又在自家的园地里试种了6垄。 
西原阴沉着脸跟着潘兆魁很不情愿地来到李村长家,赌气自己到地里拔起了一根萝卜。一下子,他的眼睛亮了:光光滑滑的一根萝卜,不长不短,不轻不重,正合标准。他又拔起一根,又是一样;再拔起一根,还是一样。他乐了,拿起一根萝卜洗也不洗,就
“咔嚓”、“咔嚓”地嚼起来。 
原来那二亩地试种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土质板结不疏松,限制了萝卜的生长造成的,只要解决深翻土地问题,萝卜一定会长好。 
于是,双方经协商,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从日本引进专门用于深耕作业的拖拉机,决定于1992年继续试种50亩。 
1992年的试种取得了圆满成功。但由于日方在收获时间把握上出现的失误,造成了大部分萝卜超大超重和冻伤。按双方协议,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日方赔偿。但为了长远合作的需要,潘兆魁没有要求日方赔偿,而是通过多方联系,将不合格的萝卜卖给了开原一家正急需萝卜的罐头厂,补救了双方的损失。 
这一举动让日方真正看到了中方的合作诚意,看到了潘兆魁令人信服的人格魅力和经营头脑。1993年4月,由范家村、鞍钢福利处和日本平成商事株式会社合资创办的中外合资股份制农事企业——海城九洲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从1993年开始,日本萝卜、高菜的生产逐步扩大,到1999年已扩大种植到1 200亩。不仅公司每年可创汇70万美元,还使农民每亩地增收1 000—2 000元。因此受益的不仅有范家村的农民,还有周边农村及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民。 
英落镇松树村是个贫困村,为了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来到范家村,潘兆魁将100亩萝卜的种植计划给了他们。不仅派去拖拉机帮助翻地,还派去专门的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和指导。1999年,松树村有39户村民共种了107亩萝卜,收入28万元。仅此一项就使全村的人均收入增加了近500元。 
九洲食品有限公司可以说是全市经营比较成功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这个公司的诞生和发展有着很多的偶然性,但其中包含着很多必然性。从这些偶然性中的必然性里我们也能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如果没有范家村党支部的威信和战斗力,便没有这个合资企业。1987年,鞍钢福利处准备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一个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潘兆魁得知消息后,主动邀请他们来范家考察。鞍钢福利处的同志们并不了解范家,决定专程去考察一下。在没有通知村里的情况下,他们到了范家村已经关闭多年的养猪场。他们想进去看看,却遭到了看场人员的拒绝,原因是没有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允许,谁也不能进。这让鞍钢的同志很感动。如今生产队已经解体了,而这里的村民还听党支部、村委会的,可见这里的党支部和村委会依然有着极强的威信和号召力,于是他们决定和范家村合作。而在洽谈中,潘兆魁更豪爽地表示,把村里的闲置猪场无偿提供给他们使用,村里不要一分钱。这更让鞍钢的同志感到意外。他们原以为,租用这样一个猪场,人家至少得要20万元。就这样,有了鞍钢与范家村的合作。随之,当鞍钢方面获得日商寻求合作伙伴的信息后,首先想到的便是范家。试想,如果没有鞍钢同志的私访,如果他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便不会有鞍钢与范家的合作,也就不会有范家与日本客商的合作。这一切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而范家村拥有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和一个好带头人,则是使偶然成为必然的先决条件。 
启示之二:如果没有潘兆魁的远见和顾全大局的精神,如果没有潘兆魁带领范家村的群众营造出来的良好的投资环境,也不会诞生这个合资企业。当初潘兆魁决定将村里的猪场无偿提供给鞍钢使用,也曾招来一些干部和群众的非议。但潘兆魁还是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坚持了下来。因为他想得要比别人远。他想到的不是眼前的利益,而是范家村长远经济的发展。他坚信,只要和鞍钢搞好合作,村里会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当1992年的萝卜事件发生后,潘兆魁没有坚持让日方赔偿,而是主动想办法自己解决问题,减少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潘兆魁想的也不是眼前的利益,而是范家村长远经济的发展。事实证明,他也是对的。没有大胸襟、大肚量的人,真是很难办成大事情。 
当然,细细品味,我们还会从中获得更多的启示。比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个项目怎么筛选?一个合资企业怎样洽淡?怎样让这块土地的魅力吸引住“老外”们的目光?怎样一举双得、举一反三? 
正是因为九洲食品有限公司的成功,才给范家带来了新的更大的成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不只是种庄稼,致富也不只是旱田改水田,只要转变观念,树立市场意识,放开眼界,富裕的道路千万条。毛绢厂和九洲公司的创建和发展,给范家村经济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也更坚定了潘兆魁继续发展范家村经济的决心和信心。 
为了更好地开拓眼界,潘兆魁领着村干部去了南方。南方地区发展变化的日新月异,特别是大规模、高科技、外向型企业的兴起,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激励和促动。潘兆魁在思考,人家的步子为什么迈得那么大,发展那么快?关键是人家的思想观念新、进取意识强。只要我们转变观念,主动进取,我们才能干出大事业。 
潘兆魁开始主动出击:他三次去沈阳,向一位经济学家求教求援,并以自己的真诚打动了一位在沈阳某合资企业工作的干部,努力帮助范家村促成了与香港某公司的合资。1992年8月,由范家村投资52万元、沈阳某合作伙伴投资36万元、香港天罡国际有限公司投资80万美元、鞍山中行提供贷款220万美元组建的东北最大的经编类花边装饰品生产企业——海天装饰品有限公司正式动工兴建。1993年8月,企业正式投入生产。1994年,产品开始由内销转为外销,并与台湾客商建立了较稳定的供料和销售关系。企业年产各种花边装饰材料 1 000 万米,可创产值2 800万元,利税150万元。 
一花引来万花开。九洲食品有限公司和海天装饰品有限公司的成功使又一位日本客商看好了范家的投资环境。1995年,由日本蝶理商务株式会社露香服装公司投资2 000万元人民币,在范家村建起了由日本投资、日本提供原料、日本人管理、产品全部销往日本的两头在外的外商投资企业——露蝶服装公司。公司年产女式内衣120万件,可创产值1亿多元。 
一个小小的范家村已逐步走上了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道路,已开始将自己的脚步汇入到国际市场大循环的洪流之中。 
到1999年年底,范家村的社会总产值实现3 7亿元,实现利税2 200万元,人均收入已达到5 800元。 
范家人终于走上了繁荣富庶、幸福美好之路。 
“致富思源”。想起当年“猪多、肥多、粮多”却还戴着“穷”帽子的范家,面对着今天农、工、贸全面发展,繁荣富庶的新范家,人们怎不感慨万千? 
万道彩霞给范家村镀上了层层金红色的光芒,金红色的晚风,宛如一段金红色的韵律,在小村里悠扬地飘流,也在我们心头飘流。很好的心情让我们随便走近了一位乡下老人,老人的脸上身上也都披着金红色的光芒。我们的本意是想跟老人闲谈,不想谈潘兆魁,于是我们请老人讲一点关于村里的历史传说。“什么叫传说?”老人问我们。“嗯,比方像我们这个地方叫感王寨的来历这样的……”老人笑了,笑得很平淡,笑得很深刻,宛如饱经风霜的一株金黄色的秋菊:“感王寨啊,那是过去的事了,那个皇帝打完仗就回去做皇帝了,他再也没有来过呀!咱感激他什么?地名叫下来了,就那么叫吧,不真正给老百姓做点实在事,光留个地名,留个传说也就没有什么可传的、可说的了。” 
老人划着了一根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非要说传说,我看咱潘书记就是咱范家村的传说,我这把老骨头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是我年轻时没想过的,想一想真是福分呀!如果我要往下传说点什么村里的事,我就传咱潘书记,告诉咱子孙们别忘了,今天的好日子可不是因为当年那个皇帝来咱这里打过仗,也不是因为咱这叫感王寨给带来的了,别忘了呀……” 
我们随着老人一起,把眼光尽量放得很长很远,这时我们看见面前这座金红色的小村已经同金红色的天空融为一体,互相交织,相映生辉,展现出了一幅金红色的画卷。 
一幅意境辉煌的画卷, 
一幅意境深远的画卷, 
一幅很好看的画卷。

 
爱国拥军好妈妈 
——记抚顺西葛联社共产党员胡玉萍 
 


胡玉萍同志是抚顺市顺城区河北乡西葛联社的普通农民党员,她多次被省、市命名为学雷锋标兵、模范共产党员和拥军优属模范个人。1994年10月,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辽宁省军区联合做出决定,授予胡玉萍同志“无私奉献爱国拥军好妈妈”荣誉称号,并号召全省人民开展向胡玉萍同志学习活动。  

1995年7月底,一个700多毫米的特大降雨过程使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变成一片泽国。 
浊水滔滔,人们首先牵挂的是一位普通老人的安危。雷锋生前所在团的官兵冒雨驱车赶来,河北乡西葛联社的党员干部趟水前来营救。军民合力将老人连同她饲养的19头猪全部抢运到雷锋团。她就是抚顺市顺城区河北乡西葛联社普通农民共产党员胡玉萍。 
“十一”前夕,这位74岁的老人,被辽宁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授予“无私奉献爱国拥军好妈妈”荣誉称号,同时做出了向她学习的决定。 
奉献不走样 
胡玉萍认准了这样一个理:国家建设就像住家过日子,都动手贡献,光景就红火。 
1995年春天,当浑河两岸杨柳泛绿的时候,胡玉萍又把她的爱国拥军计划付诸行动:备好了饲料,修好了猪圈,又买回了50头小猪崽。可没出一个月,老人却着急得哭了。因为抚顺市的党政军领导,已把保护胡玉萍的身体健康当做一件大事,他们不愿让这个为革命奉献了一生的老人,为部队无偿养猪累坏了身子。领导们轮流开导、反复劝说,老人终于流着眼泪止步了,她让人家把猪崽抓了回去,却把自己老母猪下的19头小猪,侍弄得一天一个样。有这些猪,她心里就有了底。 
大娘啊,你确实应该歇一歇了,战争年代你在沂蒙山里,就开始为咱们的部队奉献,甚至你“坐月子”时,别人送给你的鸡蛋、老母鸡,你都省下来,给了咱们的伤病员补养身子。1950年抗美援朝,你拿出了家里的250公斤黄豆;1969年北方有战事,你卖了自己家的棉花和粮食,凑足了500元钱邮到前线;南疆前线作战,大兴安岭火灾,南方发大水……凡是国家有个大事小情,你总是毫不犹豫地捐款捐物,献上一个普通群众的炽热爱心。 
奉献,伴随着胡玉萍从青年进入暮年。她把为部队无偿养猪,作为自己爱国拥军的依托和途径。 
每年养二三十头猪,对于一个古稀老人绝非易事。她天天起大早打猪草,到河对岸宰鸡场的水池中捞鸡杂、捡鸡皮,装在编织袋子里,拖出场区,爬上桥头60多度的大坡,举上半米多高的桥台,再拖过仅能容人行走的铁桥,放到河对岸的小推车上。1500多米的距离,30来公斤的袋子,每天七八个来回,天天如此,寒暑不辍。一大堆捞猪饲料磨得锃亮的大勺子,一口热猪食的大锅,满屋晒干的鸡皮、碎肉、猪饲料,几乎占据了大娘养猪小屋的整个空间。身临其境,谁都能品味出奉献两个字的深刻意蕴。 
大娘的行为,激发和感染了周围越来越多的人,人们更加周到地帮助老人:她所在的西葛联社把老人的猪圈挪到离她家最近的一个乡镇企业的角落里;小学生们放学帮老人打猪草;顺城区税务局的干部凑钱为老大娘买了一对小推车轮子;地方政府、部队时常把买好的饲料送到她家里,想方设法减轻老人的负担。 
仅这几年,胡玉萍就无偿为部队、烈军属和她所在的西葛联社送去了80多头肥猪。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这是一个极其平凡的老人,爱国拥军的一片深情! 
人们不会忘记:当猴年的钟声敲响,顺城区西葛敬老院的老军烈属们为看不到电视节目发愁时,是胡玉萍及时推来了20英寸的新彩电;当西葛联社在新建住宅小区给大娘分了一套二室一厅的住房时,又是胡玉萍毅然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了一个退伍兵。 
老人自己一直没有电视机,自己仍住着一间10平方米的斗室,但她这些年给部队送猪、买书、为国家捐款、交党费,有据可查的款项就达11万多元。她献给社会的是有价的金钱,更是无价的精神! 
责任不淡化 
从沂蒙山到抚顺城,从青年到暮年,胡玉萍经历了一场场风风雨雨,可她不管社会怎么发展,自己对党、国家和部队的那份责任感丝毫没有淡化。她跑遍了抚顺市的所有驻军单位,年年都去作报告、讲传统,连抚顺市海拔1 000多米的105高山哨所她也没有放过。1995年年初,听说某高炮旅新兵入伍后,从家里邮来了16万元钱,有乱花钱、高消费的苗头,大娘赶去作报告,配合部队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使全旅90%的汇款又寄了回去。 
到抚顺市的这些年,胡大娘光给部队买书赠书的钱就花了1万多元。自打她住到这儿,从顺城区入伍的新兵从来没空过。临行前,老人给每人送一本书,求人写上一句赠言。 
一个风雪之夜,铁桥上又走来了那个熟悉的身影。100元钱的书,20多里的路,挪动自己的小脚往回背。走到桥中间,老人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在了桥上,脸上的血顺着嘴角往下淌。过路的人都劝老人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可她没有去,第二天肿着半边脸,到附近新兵家逐个叮咛,把写着她殷切希望的新书,一本本地送到了新兵手中。 
胡大娘信多。最多的一年收到部队官兵的来信竟达200多封,不论是她送走的新兵,还是受到她帮助、知道她事迹的干部战士,都愿意和老人进行心灵的对话。 
老人常到军属家走动,听说哪个孩子在部队思想有点退步,赶紧往那里写信。老伴在时给她当“文书”,老伴不在了,大娘又求了一个叫李红丹的初中毕业生。每次都是大娘一句句地说,她给一句句地记好邮到部队。 
为了减轻部队的后顾之忧,胡玉萍常年照顾的烈军属就有8户。为他们送柴米、干家务、请医送药,什么活都干。 
老人在默默地为部队建设尽着心、出着力,为“光荣之家”增添着光荣。但她还不满足,想让更多的人关心和热爱子弟兵、支持和照顾烈军属。市里各级领导坚定地支持老人的想法,给房子、给条件。老人连日奔波于全市的机关、企业、街道、学校和部队,由56家单位组成的“双拥活动站”挂上了牌子,常年坚持到站参加活动的人有领导干部、劳动模范、教师和学生,还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由胡妈妈牵头的活动站成了抚顺市双拥工作的“辐射点”。 
精神润沃土 
在抚顺,胡玉萍的名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她那美好的心灵,她那感人的事迹令人感叹,令人肃然起敬。红领巾见到她自动敬礼,领导干部碰到她主动下车,售货员为她挑选最好的商品。 
去年10月的一天,全国劳动模范邓凤兰请了半天假,专门到胡玉萍家,帮助大娘收拾屋子,洗衣服,末了又把大娘被褥带回去拆洗后,坐上出租车给大娘送回去。当出租车司机得知她是到胡玉萍家时,便说,我打心眼里佩服胡玉萍,能不能让我亲眼看看她到底是个啥样的人,来回的车钱我都不要了。邓凤兰答应了出租车司机的请求。当胡玉萍站到出租车司机面前时,他惊愕了,他想象不到这位瘦小的古稀老人,就是为社会做出那么大贡献的胡玉萍。返程途中,他感慨颇深:今天这趟车出得值。出租车司机说啥也不收邓凤兰付的车费。推来推去,只勉强留下应付车费的1/3。这就是胡玉萍在普通市民心中的感召力。 
人们对胡玉萍老人的尊敬和爱戴,更多的是对她事业的理解与支持,对她身体的关怀与爱护。西葛联社先后拿出6间房屋供大娘办“双拥活动站”和养猪使用,仅“双拥活动站”的会议桌和椅子就花去6 000余元。胡大娘养猪的那块地,有人每年想用1万元承租,被联社拒绝。驻军某旅党委、市里领导都做出决定,定期为胡大娘检查身体,免费治病。军分区、雷锋团、武警支队、雷锋小学以及许多工厂企业、机关团体,不仅派人参加大娘组织的双拥活动,还帮助大娘运饲料,打猪草,照料大娘的生活起居。 
驻军官兵从这位老人身上汲取了滋补一生做人的养料,他们用一等成绩回报老人:某高炮旅连续8年被军区评为军事训练先进单位;雷锋生前所在团多次被军区评为国防施工、军事训练先进单位,还被评为“全国民兵工作先进单位”。 
抚顺市连续两次被评为辽宁省和全国“双拥模范城”,市里领导说,胡玉萍做出了很大贡献。

 
感天动地 

——记原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卫生局副局长、 县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李秋实 
 

李秋实同志原是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卫生局副局长兼县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1999年12月29日,她在工作岗位上心脏骤停,不幸去世。李秋实同志扎根山区行医30多年,爱岗敬业,恪守职业道德,待患如亲,医德高尚,把全部身心都献给了山区人民,献给了医疗卫生事业,先后多次获得省、市劳动模范,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00年中共辽宁省委和本溪市委分别做出《关于开展向党的好干部李秋实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桓仁满族自治县卫生局副局长、县医院女院长李秋实,是两届省人大代表,全国先进医务工作者。李秋实去世后的第四天,桓仁县委就作出向她学习的决定。李秋实的逝世,千万人为之动容,天地为之哭泣。开追悼会那天,桓仁县人民从山乡的沟沟岔岔赶来,近5 000人冒着零下30℃的严寒,自发地为她送行。清明节那天,有2 000多人登山为她扫墓,花圈、花篮铺满了陵寝。李秋实是桓仁30万人民认可的先进典范,群众对她的爱戴感人至深。 
她是一只春蚕 
李秋实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里,4岁时父亲因公死亡,11岁时母亲又不幸去世。她由收养社会上孤寡老人及无家儿童的光荣院抚养。她读小学、上本溪卫校,都是由桓仁县政府民政部门用人民的钱供出来的。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是一个孤儿,是党亲手把我培养成人。”光荣院的老人们回忆说,李秋实进光荣院至今已有40年了,这40年里她同光荣院(后改为养老院)来往不断,她用女儿般的孝心送走了一茬又一茬老人,只要是过年过节,李秋实便和丈夫带着衣物、食品来看望老人们,同时带来医疗器械,给老人们看病。今年清明,李秋实去世刚过百天,敬老院74岁的范永奎老人,戴上解放大西北时的勋章,赶了七八里山路,登上位于山顶的公墓,以一名老军人的尊严站在李秋实的坟前,向李秋实行了三鞠躬礼,他在墓前留恋了许久,最后流着老泪惜惜离去。 
李秋实从本溪卫校毕业后,在县医院当医生,1974年李秋实同在县医院药剂室工作的王志成结婚。1975年他们生个女儿,起名叫王悦。李秋实在阜新婆婆家度过56天产假期,临走那天她紧紧地搂着女儿,最后同小悦贴一下脸,便扔下女儿扭头离去。婆婆不理解,埋怨着:“这是干什么?”在煤矿当中层干部的公公理解儿媳妇,说:“她是为了工作。” 
是的,她是为了工作。1982年冬季的一天,大雪飘过,天气特别冷。半夜时候从农村赶来的焦永兰敲响李秋实的家门,说是孩子得了喉炎,入院几个小时,呼吸越发困难,面临生命危险,请李秋实去抢救。李秋实急忙从床上爬起来,瞬间就出了家门。那时李秋实的家住在县城边的居民点里,离医院有20多分钟的路程,她连奔带跑地来到医院,在医生值班室里搭起临时手术台,经过一阵紧急抢救,终于保住了孩子的性命。当焦永兰低头看李秋实的两脚时,她惊呆了,李秋实是穿着单帮布鞋跑来的,还光着脚。焦永兰顿时泪如雨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李秋实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人活着要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人生短暂,时间宝贵,有限时间,多作贡献。” 
一年夏天,环抱桓仁城的山峰绿了,穿越桓仁城的浑江水蓝了,这正是领略大自然风光美妙的好季节,五官科的同志们决定出门旅游,作为主持五官科医疗工作的李秋实支持大家的这次活动,她也被邀请参加。临出发的那天早晨,她第一个登上大客车,与后来的科里同志有说有笑,同大家共享休闲的快乐。可是在客车刚要启动时,她留下一封信就匆忙跳下车去,一位同志在车上给大家读了她的信: 
“五官科的同志们: 

一年一次的旅游活动我又脱离了大家,献上一点诚意表示我和你们在一起。我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我何尝不愿意和大家在一起交流感情,共同陶冶在异地他乡的风情之中,但是我怕一旦来一个致命的急诊患者而找不到医生,分秒的抢救机会错过了,会给患者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也给我的良心带来不安和自责……你们会理解我的,咱们之间可贵的友谊就是在理解中形成的。我祝大家玩得开心,玩得愉快,玩得高兴。希望大家在这美好的一天把一年的疲劳全抛到九霄云外去,把一年中那些不愉快的心绪全消失在尽情的欢乐之中。通过这次活动大家要增进团结,保持友谊,我虽然没去,但是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寒冬酷暑,李秋实争分夺秒地为患者服务,在县医院里,她为许多穷困的患者付药钱,买车票;她把不少付不起住院费的患者领到自己家里去住宿,来了男患者,李秋实出去讨宿,来了女的,丈夫王志成住到别处,女儿王悦说,妈妈生活很俭朴,什么时候妈妈一做好菜,我便知道是家里又来了治病的穷困患者。 
她对社会上的穷困者也是无私地扶助,有一位在医院门前卖茶蛋的57岁的妇女于桂芳,21岁时丈夫在部队牺牲,带着两个烈士的遗孤艰苦度日,李秋实照顾娘仨几十年。于桂芳在数九寒天卖茶蛋也要守摊到李秋实的办公室灯火熄灭的时候。李秋实看她冻得瑟瑟发抖,总是劝她早点回家,于桂芳说:“医院就剩你一个人,我对着你的窗户给你做伴。”一天李秋实给她送来一包衣服,让她和孩子穿暖和。李秋实去世后,她几次找有关部门要求更正一个细节,说报上宣传秋实院长办公室的灯火有时亮到夜里11点,不对,是天天亮到11点。 
尽管李秋实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治愈患者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医疗技术是一点不可含糊的科学,她深知在一个交通不便的县城里,医院所具有的医疗人才和技术能力是有限的,她亲眼看到有许多病人由于县医院医生束手无策和路途遥远而误了最佳治疗时间,乃至发生生命危险。所以,李秋实三次到中国医大第一医院进修。第一次进修是在1973年,无论是她的从医资历和业务水平,都不符合到医大培训的资格,但是李秋实恳请进修的理由把医大的教授们感动了。李秋实说,她进修不为晋升,不为涨工资,也不要文凭,就是为了给桓仁家乡父老治病。医大破例收她进修。学习半年结业后,她被评为医大五官科的惟一一名优秀医务工作者。在她回桓仁后,医大五官科开展学习“李秋实精神活动”。 
李秋实第三次到医大进修是在1998年,已经是她51岁的时候了。当了多年县卫生局副局长、县医院院长,并有副主任医生职称的李秋实,并不感到自己事业有成,面对科技迅猛发展的新时代,她惟恐自己和她领导的医院落在大潮流的后面,她要充实新的医疗技术和管理知识。这次进修,李秋实不仅从医大引进微波治疗鼻出血的新技术,还学习了本科以外的一些科技新成果,在桓仁县医院学习和推广,她个人和县医院在医疗水平上都登上了一个新台阶,李秋实成为全国先进医务工作者,桓仁县医院被评为县一级最高等级的二级甲等医院。 
李秋实在日记中写道:“人应该有春蚕的精神,把丝全都吐出来,贡献给人民。”她从医32年,就是一只为人民吐了32年丝的春蚕! 
她是一片春晖 
春晖使万物复苏,春晖使机体孕育果实,春晖迎来繁花似锦的夏天,春晖更是母爱。 
一次,李秋实看见医院职工兰玉琴在医院的炉灰堆上捡煤核,便约办公室的同志到兰家去走访。一进兰家门,令李秋实大吃一惊,炕上铺着干草,棚顶上漏天,只有母子俩生活的午餐却是一锅苞米面粥。李秋实不禁流下眼泪。她立即自己拿钱和同去的人上街买了一麻袋苞米,又买了新被褥,使兰玉琴改变了生活状况。不久兰玉琴因煤烟中毒去世,李秋实操办了兰玉琴的丧事后,把照顾兰玉琴的儿子、15岁的兰岩松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但是兰岩松是个不让人省心的孩子,他不爱念书,整天地在外疯跑,并参与打架,被关进少管所。李秋实得信儿后去少管所看他,以后不断地给兰岩松写信、寄钱、送东西。兰岩松从少管所出来后,李秋实协助安排工作,兰岩松万万没有想到,在他还没有向李姨尽到一个儿子应尽的孝心时,她竟然合目而去。他跪在李秋实的灵前痛哭失声,叨咕着:“我又没有了妈妈!”清明他去坟前给李姨叩头,以后只要想念李姨,他就独自登上山去,坐在李姨的墓旁,同李姨一起听那山上松林里传出的松涛声。 
医院里的一名职工,30多岁,是个壮汉。他的父亲曾经是县医院的老院长,在解放战争的岁月里,曾为共和国的诞生浴血战斗过。而这壮汉自己,在人生观上却出了毛病,因偷盗进了监狱,刑满释放后仍然小偷小摸。李秋实了解到壮汉的情况,想到他是老院长的后代,便主动找到他,拿着当年他父亲出任县医院院长的委任状,找到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特批录用为县医院的正式职工。李秋实给壮汉介绍了对象,并由她主持婚礼。1996年,桓仁发大水,壮汉的房子被冲坏,当他筑围墙财力不够时,李秋实拿出自己的工资,给了他1 000元钱。壮汉说:“五年监狱生活没改造好我,院长的母爱心肠却感化了我,我一想要办坏事,我就想起了院长,我再不学好对不起她,这些年来我一直努力工作,再没办过坏事。” 
朱立志是县医院的后勤人员,他迷恋跳舞,迷恋打麻将,妻子提出离婚。李秋实得知了这一消息,就把朱立志叫到办公室,同他谈话。李秋实说:“不能把全部业务时间用到毫无意义的低俗生活中去。”朱立志不服:“我这么多业余时间,文化少,看书看不进去,不玩玩干啥去?”李秋实说:“我希望你转变一下人生观和价值观,你最好用业余时间去蹬‘板的’。”朱立志一气之下就做了个“板的”蹬起来。头一天穿着西装革履上路,一分钱没挣着,李秋实说:“不奇怪,因为你不诚心蹬车,也就没有人坐你的‘板的’。”第二天朱立志换上了旧衣裳,但是见着熟人就捂脸,李秋实告诉他,这还不是诚心蹬车。小朱渐渐发现,蹬“板的”的人中有不少原来的工作比他优越,各方面的知识比他丰富,人家为替国家分忧从从容容地蹬“板的”,干吗就自己觉得掉价呢?多年来,他在院长身边耳濡目染,也常学院长做助人为乐的好事,他有时拉老人坐车就不要钱,老人们感谢他,夸奖他,他感受到一种人生价值的升华。这时老婆也不哭孩子也不叫了,他又找回失去过的家庭的幸福。这时他明白了秋实院长为什么让他去蹬“板的”。院长去世,他跪到灵堂前,一边痛哭,一边往水泥地上撞头,喊:“院长,是你教我怎样做人呀!”朱立志的人生路途,反映出李秋实的精神已经活在别人的生命里。这恰恰似一位诗人写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她是一颗种子 
毛泽东曾留下一句名言: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刘志芹是1997年毕业于沈阳药学院的大学生,她家在桓仁沙尖子镇,农民家庭,在省城没找到工作,她就回到家里等待机会,哪知一等就是一年半。听说李秋实关心人,1999年的元旦后,父亲领着女儿来县城见李秋实。父女俩说明了来意,刘志芹就把毕业证书拿出来给李秋实看,随后她又拿出市长和校长奖学金证书,李秋实不禁惊疑:“这么好的学生怎么在家呆了一年半?”一听这话,刘志芹的眼里涌上泪水,李秋实也就明白她心里有委屈,李秋实立即答复刘志芹:“我个人同意试用你,我们研究一下,你听结果。”这时刘志芹把一个信封塞给李秋实,李秋实一看是钱,便把信封还给她,说:“我不要你这东西,我要你好好工作。”刘志芹和父亲都被感动了,他们向李秋实鞠一躬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这时刘志芹听说,李秋实的女儿王悦从本溪卫校毕业后已经在家两年没有安排工作了,医院其他领导正在建议安排王悦在口腔科工作。刘志芹担心人家不会把劲使在自己的身上。结果,没两天县医院通知刘志芹上班,而李秋实坚持在县卫生界有许多职工子女在家待业的时候,绝不安排自己的女儿。刘志芹记住院长的叮嘱,好好工作!仅一年多的时间,她就成为县医院一名很称职的传染科医生。而一年多她最大的变化是对共产党的认识。她在李秋实身上看到了一个真真切切的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从而她体会到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自豪和骄傲。李秋实院长去世了,给她青春的心灵以重创,同时也给她以启迪。她怀着悲痛的心情,流泪写下一份入党申请书,立志要做一个像李秋实院长那样的共产党员。 
瘦弱的耳鼻喉科医生王霞,1990年患了肺结核病,转到千山住院,三次报了重病危,虽然一次次地抢救过来,王霞已失去生活的信心,她绝食,拒绝治疗,只等一死了之。在这期间,李秋实多次给王霞写信和捎钱,鼓励她一定要活下去!李秋实知道,在医院时,王霞最向往有一天能操纵“电测听”给患者进行治疗,为了给王霞带来生的希望,李秋实在医院购进了一台“电测听”之后,写信告诉王霞,说“电测听”在等着她,盼望她尽快康复,使用先进的医疗设备。奇迹在王霞的身上出现了,一种强大的暖流,一种强大的引力,不仅使王霞迅速战胜死神,还精神飒爽地走上工作岗位,李秋实手把手地教会她使用“电测听”。王霞回忆这些往事时,痛哭着说,是李姨给了她新的生命。1996年王霞写了一篇《寸草心难报三春晖》的小稿,感激李秋实对她的关爱,惹得李秋实生起气来,她告诉王霞,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的天职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李秋实的品格深深地感染着王霞,她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李秋实的感召下,瘦弱的王霞终于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第三位女性同前两位在经历上绝对不同,她是60多岁的农村老太太王雅文,在李秋实去世后,从铧尖子镇横道河子村给报社寄来一张已经保存了十多年的汽车票,用它来表达老太太对李秋实的思念。十年前在镇敬老院当服务员的王雅文到县医院住院,李秋实给她开了药方,在查病房时发现她不去取药,李秋实就问她为什么?王雅文说没有钱了。李秋实说:“有钱没钱也得治病。”说完就把药方拿走,不一会儿把药送来,中午又给送来饭和菜,以后天天从家里给带面条、饺子、鸡肉。不久镇上来人给送来钱,王雅文向李秋实还钱,李秋实不要。当李秋实知道王雅文也是敬老院的人员时便更加亲近,王雅文说出了她的委屈:“我成天给老头老太太端尿盆,有什么出息。”李秋实说:“你这想法不对,那也是党安排的一项工作,只要是为人民服务,任何工作都没有贵贱之分。”在王雅文出院的头一天晚上,李秋实把提前买好的一张车票交给王雅文,还告诉她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王雅文回去后就以李秋实为榜样,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在第二年她就入了党。以后她连年被评选为市、县的先进人物和优秀共产党员,又和李秋实同时被选为县党代会的代表,坐在一个会议厅里议论党内大事。老人在座谈会上几次“秋实,秋实”地呼喊着李秋实的名字,几次因感情激动而泣不成声。她给大家鞠躬,恳请给李秋实立一座碑。 
她是一面旗帜 
李秋实的亲家李连久回忆说,1998年春节他从赤峰来桓仁,同李秋实夫妇商定儿女婚事。当时秋实有三个要求:一、女儿不能在桓仁结婚,消息也不能在桓仁透露,主要是避免大家送礼;二、两家的生活都不错,又都是党员干部,婚礼不要奢侈,简朴操办,要给娘家的彩礼全免;三、结婚的日子定下后提前通知,好安排时间去参加婚礼。李连久听了这三条要求后又吃惊又感动,他听说李秋实是一位党性很强的共产党员,从她处理儿女婚事这件事情上,他体味到她所体现出的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了。在婚礼的宴席上,有人谈起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说是有一个医院院长,在任职期间捞到200多万元一套的海滨别墅。李秋实对许多有党员身份的领导者趁改革开放之机贪污腐败,鱼肉人民,极为鄙视和愤慨。她在日记中写道:“对于那些利用职权投机取巧,贪占国家和集体财富的人,他们吃得油头粉面,我认为是非常可耻的,我永远唾弃这种人!”很少写诗的李秋实曾就人生观和人生价值问题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诗,诗名叫《我是谁》: 
〓〓“刮风不一定下雨, 
〓〓下雨不一定打雷, 
〓〓得到的不一定是福, 
〓〓失去的不一定是亏。 
〓〓平平常常才是福, 
〓〓实实在在才是真, 
〓〓本本分分心无悔, 
〓〓潇潇洒洒活一回。” 
人们说,李秋实在中国医大三次进修,处处为公家省钱,在1998年那次,她作为医院的院长,竟然住在医院五官科的值班室里,人家值班人员下了夜班后,她才能进屋休息。可是为了提高县医院医生们的医疗水平,几年来,她不惜花钱,派出500多人次到中国医大和外地医院进修,她亏待自己,厚待别人。 
人们说,她为了解决百姓远程医疗困难,挨家“化缘”买“CT”机,人家给她起个外号叫“李CT”。在北京一家日本公司买货时,人家要价385万元,经过一天讨价还价,降到300万元,并赠她和同来购货的人每人一台电视机、照相机,或是免费去日本考察10天。李秋实回答说,什么也不要,哪儿也不去,山区穷困,买个设备不容易,就是为了少花钱。她的精神感动了日本商人,对方向李秋实竖起大拇指,说:“在向我买货的人员中,你是最好的共产党干部!”他立即同日本东京联系,结果以250万元的最优惠价卖给李秋实,并赠送给30万元的配套商品。 
1999年12月29日,正是人们告别旧千年、迎接新千年的前夕,李秋实向医院各部门做了安排,要把新千年的元旦过得热热闹闹。 
下午两点,李秋实在会议室同医院部分干部开会研究如何开好一年总结表彰会。李秋实坐在椅子上显得很疲劳,因为她是早晨4点钟爬起来写总结,中午还没来得及吃顿饭,就又坐下开会了。李秋实联系表彰先进讲到要发扬奉献精神,正讲着,她突然垂下头,脸色立即变得苍白,她挣扎一下,微微睁开眼睛,说一句:“我们要讲奉……献……啊……”这是李秋实留给同志们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她便与滋养她的桓仁山水、培育她的党、她热爱的人民永别了! 
天上飘起清雪,天若有情天亦老,是苍天为李秋实哭泣。 
黄昏时,医院为李秋实搭起灵堂,一直指挥抢救的县里方方面面的领导先向李秋实遗体志哀,随后医院的职工们都穿上白大衣,痛哭着为院长守灵。 
王志成和女儿王悦来到灵前,父女俩扑在地上痛哭,老王说:“秋实,你怎么不等一等我呀,我知道你有啥毛病,我照你的胸脯捶上两拳,兴许能把你的心脏激活。”王悦哭喊着说:“妈妈,你是最好的妈妈,女儿理解你,你是最爱女儿的妈妈,如果有来世,小悦还做你的女儿!” 
王霞来了,跪在灵堂前她就无力再站起来,边哭边说:“李姨,我们的节目都准备好了,你怎么不和我们娱乐一下就走了呢!你是累死的呀!” 
兰岩松来了,卖茶蛋的于桂芳来了,蹬“板的”的朱立志来了,老院长的儿子来了…… 
这一天桓仁县城邻近的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少都怀着悲痛的心情聚向被白雪覆盖着的县医院,多少受过李秋实恩泽的人们,来到灵堂前鞠躬、叩头。 
人们说,李秋实做的好事像天上的星星,天天看得见,谁也数不清。 
人们说,从李秋实去世那天起,连下三天大雪,积雪一尺厚,追悼她的几天里,偶见一块蓝天时,在灵堂上空的白云现出凤凰飞翔的形象,这都是因为李秋实的善行感天动地,苍天和大地为李秋实显灵。百姓愿意把李秋实的事迹演绎成神 话。〓〓〓〓〓  
李秋实下葬那天,气温在零下30℃,竟有6 000多民众自发走上街头,为秋实院长送行。一个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可以了! 
李秋实葬在公墓,清明时,花圈、花篮像山似地将一块小小的墓碑淹没,王霞感慨地说:“得用多大多大的碑,多小多小的字,才能记下秋实院长32年来为人民积下的功德呢!” 
如果再有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那种事情,人民曾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过一些人的情景,还会那般雄伟悲壮地再现吗?但是李秋实可以在人民中来去从容,用桓仁县委领导者的话说:“30万桓仁人民都会挺身而出,保护他们利益的代表——共产党员李秋实!” 
当前我们正在搞“三讲”;当前我们正在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共产党是“三个代表”的论述。我们把李秋实作为一面镜子吧,她的一生就是回答这些有关党的命运和人民幸福的诸多重大问题的优秀代表! 
秋实同志,你死了,却活着!


 
红〓烛〓颂 
——记原丹东凤城市东方红小学校长包全杰 
 

包全杰同志原是凤城市东方红小学校长、党支部书记,他生前一直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呕心沥血四十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先后被评为全国小学特级教师、全国德育教育先进工作者和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2000年4月5日,中共丹东市委做出《关于开展向包全杰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2000年5月11日,中共辽宁省委做出《关于在全省开展向“人民的好校长”包全杰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他的光荣是他像红烛一样,以自己默默燃烧的生命,在辛勤的教育岗位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二年来,他所在的学校先后获得了省级文明学校、模范学校等十个荣誉称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学作文训练法在全省十几个城市的上百所学校推广。他本人也荣膺“全国德育先进工作者”和省“优秀校长”称号,并于199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他就是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才华都贡献给了教育事业的小学教育专家、东方红小学校长包全杰。 
播撒团结的火种 
包全杰从教30年,有20年是在东方红小学度过的。这二十载串缀着包全杰与东方红小学共同的奋斗与艰辛、泪水和辉煌。 
1981年,刚逾不惑之年的包全杰被调入东方红小学担任教导主任。1983年,包全杰任校长。当时的东方红小学由于人心涣散,教育教学质量低下,教师之间不团结。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展工作,对于人地两疏的包全杰来说,其艰难可想而知。然而,知难而进恰恰是包全杰的性格。在对学校进行了一番深入细致地调查之后,这位“新官”就从抓教师队伍建设入手,点起了“三把火”。他抓住丹东市开展“文明学校窗口竞赛”的契机,围绕如何搞好学校工作,动员全校教师展开大讨论,制定出“教师在校行为规范”、“文明建设评比细则”等十余项规章制度,坚持每周六召开例会,总结工作,表扬先进,批评后进。规矩是立下了,可长久形成的习惯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第一次例会,包全杰就碰了“钉子”。一位因工作失职而受批评的教师火冒三丈:“少来这套,刚来就指手画脚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你算老几呀!”面对无理取闹,包全杰没有恼火,更未退让,而是心平气和地谈起教师的职责和良心,谈起了个人与纪律的关系,一句句情理交融的话语像汩汩的春泉流入在场每位教师的心中,在一片激励的掌声中,那位教师终于羞愧地低下了头。 
为了促进教师队伍的团结,包全杰热心地在原来关系不睦的教师间穿针引线,分别谈心,给他们提供教学合作的机会,以此拉近彼此的感情。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过后,一个团结上进、尽职尽责的教师集体出现了。1982年秋,东方红小学的校门终于挂上了“丹东市文明学校”的牌匾。从此后,无论东方红小学的教师队伍如何更迭,教师之间再没有闹不团结之类的事情发生,因为,他们有一个团结的核 心——包全杰。  
教改路上的尖兵 
包全杰不仅是一个领兵统将的帅才,更是一名苦心孤诣的教改专家。因为他深知,只有实现“学校有特色,教学有特点,学生有特长”的办学目标,学校才能适应未来的需求。 
上任伊始,包全杰就针对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难点——作文,实施自己的实验计划。他一边亲自教作文课,在实施中积累经验;一边翻阅《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等大量书籍,提高理论水平。历经十余年的探索,终于总结出“一个核心,三个段,六步训练”的小学作文教学新路子,并编写了100多万字的实验教材。这项实验由于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想象、思维、表达能力,于1995年被评为省教研“八五”规划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1995年10月,《中国教育报》李晋华主任在听完东方红小学的作文课之后,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激动地说:“我走了大半个中国,从未见过小学生写文章这么快、这么好,你们学校学生的作文水平是全国一流的。”以作文教学改革为突破口,包全杰率领全体教师又进行了艺术教学和德育实验,并开办了独特的“家长学校”。这些教改的效果如何呢?也许陈列在学校会议室墙上的上百个奖状、奖杯、牌匾和锦旗最能说明问题吧! 
呕心沥血红烛情 
累累硕果来自于辛勤的耕耘,为了教育事业,包全杰呕心沥血,孜孜不倦。谁能相信这样的事实,从1983年包全杰主持工作到1998年,30个寒暑假,15个除夕,包全杰都是在学校度过。近20年来的星期天,除在外地开会,他几乎都在学校坚持工作;每天清晨第一个上班的是他,每天晚上最后一个离校的也是他。正如学校的一位领导所说,包校长一年的工作时间,相当于别人两年的工作时间。为了工作,一向孝顺的包全杰留下了终生的遗憾。那是1982年,正当包全杰忙于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时,住在红旗镇乡下的老母被确诊为癌症晚期,捎书带信要见儿子最后一面。可包全杰得到消息,从繁忙中分身,拼命赶往家中后,老母亲已在微弱的唤儿声中永远合上了双目。为了工作,包全杰曾经愧对过自己的老伴。1993年,他的老伴患胆结石住院。这期间,正值学校建教学楼和职工宿舍。包全杰为筹集资金,披星戴月,四处奔走,忙得不可开交。老伴住院20来天,他只去探望了三次,每次都呆不上一小时。儿女们都抱怨父亲:“你还管不管我妈了?”他只是歉疚地笑笑,然后又匆匆赶回学校。为了工作,包全杰累垮了身体。多年积劳成疾使他患上了胃病,时常发作疼痛,他却从未放在心上。有时疼得厉害,就吃几片药了事。1994年9月,包全杰突然胃出血晕倒,被送进医院。可躺在病床上,他还挣扎着写完了一份急需的材料。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坐着三轮车到学校察看教学楼的施工情况,学校的老教师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热泪盈眶地说:“我们的包校长,为了学校什么都不顾了。”住了一回医院的包全杰把医生的告诫都当做了耳旁风,仍旧夜以继日地工作,病魔再一次降临了。1996年10月8日,学校清理基建过后操场上的碎石瓦块,年过花甲的包全杰带头搬运了一个多钟头的石头。本已病弱的身体哪经得起这样的劳累。下班后,包全杰开始便血,照例吃了几粒云南白药顶一顶。第二天一早,不顾家人担忧,仍然到校工作一上午。中午回家后,包全杰再也抵挡不住病魔的进攻,晕倒在卫生间。这一次,包全杰因胃出血1 500cc之多,送到医院时已人事不省。负责抢救的大夫说:“多亏送来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就知道傻干。”提到包全杰,老伴既心疼又无可奈何。“我愿意在学校里,和孩子们在一起,看着他们成 长……”提 到工作,包全杰依然无怨无悔。 
两袖清风写忠诚 
作为一位声名远播的校长,包全杰历经了人情与金钱的种种考验,始终坚守着自己纯洁的党性和高尚的情操。东方红小学是全市惟一一所省重点小学,为了把子女送到这里读书,很多外学区的家长找到包全杰,请吃喝的有之,送钱物的有之,包全杰却从未徇过私情。一次,包全杰的一位亲戚,求他接收一位外学区的学生,包全杰向他耐心地解释,拒绝了。这位亲戚一气之下,许久不登包全杰的家门。 
1985年,学校建教学楼。一个施工队的老板要以重金回扣承包工程,被包全杰拒之门外。近些年,学校规模逐渐扩大,投资近千万搞基建,包全杰担心出现经济问题,每次工程招标时都开会商议,反复比较,增强透明度。包全杰从不接受工程队的吃请,也从不动用工地上的一砖一瓦。在他的影响下,全校领导和教师从未私用过工地的一点儿建筑材料。施工队长深有感触地说:“我建了不少楼,从未见过像东方红小学这样好的单位,从领导到老师没有占施工队一点便宜的。”为了表达心意,这位不幸患上绝症的施工队长临终前让爱人以万元重金酬谢包校长。包全杰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将钱交给了学校。1993年冬,包全杰的三女儿结婚,按说凭包全杰的声望,把婚事大办一下,收几万元礼金不在话下,可他连亲友和学校的老师都未通知。当天上午还照常上班,中午下班后,才和老伴参加了女儿仅仅摆了两桌的俭朴婚礼。包全杰并非不缺钱。1983年初,他家从乡下搬进了城里,一家老少8口人挤进一所仅40平方米的小房子,一住就是十年。当年全家的生活来源就是包全杰和当工人的老伴微薄的工资,生活十分清苦。包全杰何尝不想多挣点钱,给年至耄耋的父亲买些营养品;给正上学的孩子们买些必要的学习工具;给老伴买几件体面的衣服呢?可面对一次次金钱的诱惑,一次次公与私的选择,包全杰始终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作为自己心灵天平上最重的砝码。1987年,包全杰因编写作文课本得到4 000元稿费,这对他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可当他想到教工们的自行车还在露天里日晒雨淋时,就毫不犹豫地将钱捐给学校建了车棚。就是这一年,他的大女儿却靠贷款上了大学。更让人感动的是,1993年,包全杰还资助一名辽师大读书的非亲非故的特困生 3 000 元钱。这位学生感激涕零地说:“没有包校长的资助,我就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这就是包全杰,一个面容清癯、霜染双鬓的长者;一个工作兢兢业业,备受师生爱戴的优秀校长;一支以自己平凡一生照亮教育事业的红烛。1999年12月3日,死神再没有放过这位蔑视病魔,致力教育的好校长。 
包校长走了。送别的那天早晨,东方红小学的校园里,全校师生挥泪为他送行。师生们不会忘记,包校长用十几年的心血,把20多万元的书稿费献给学校,全部用在改善办学条件上;病重期间又将8万元书稿费捐献给家乡用于建 桥……孩 子们更不会忘记包校长那“尊师爱生,修德敬业,惜时守信,自尊自爱”、“文明守纪,勤学健美”的亲切熟悉的教诲声;没有忘记包校长那矫健自信的步履;夜深人静校长室窗口那明亮的灯光;新年联欢会上校长的歌声;病重期间,手拎药瓶作报告的身影…… 
送葬那天,在包全杰的家乡——红旗镇包营村,全村的男女老少涌上街头,胸戴白花,高举起祭奠的花环,一路悲歌,为这块土地培育的“好儿子”送行……急促、眷恋、充实、辉煌。一代教育精英、楷模,成为凤城人的骄傲,成为党的骄傲!凤凰山永载包全杰的教育魂, 河水永记包全杰红烛情……他的精神依然光照一代又一代献身教育的灵魂工程师,鼓舞着一代又一代跨向新世纪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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