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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毛泽东(4)

 



我的父亲毛泽东

1936年斯诺为毛泽东拍的照片。
  1962年春,毛泽东同毛岸青、张少林、刘松林、邵华、杨茂之 自左至右 在中南海住地交谈。
第七章

 

      ○一张照片引起的风波
      ○一幅“西瓜画”引来的风波
      ○“后妈”问题引来的风波
      ○爸爸为我主持婚礼
      ○婚后我们生活在爸爸身边
      ○我们被迫搬出中南海

■ 一张照片引起的风波

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那时,西单商场内出售领袖照片,也出售当年苏联卫国战争时的英雄卓娅等人的照片,好多同学都买了成套的。我的零花钱有限,我还要留点买俄文版的知识类书籍。所以,当我看到领袖的照片时,我就买了一张爸爸在延安时期戴八角帽的照片。
这张照片在我们家里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妹妹李讷见到我拿着这张照片时,就问起我来,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是谁给的。这事让江青知道了,本来就爱小题大作的她,特意为此找我谈话。
“你老老实实地说,你这张照片是从哪里弄来的?”江青一板一眼、一字一句地问我。
“我这张照片是从西单商场里买来的。”我也不紧不慢地回答她。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老实说,不许说谎,这可是保密问题。”她又盯着我问。
“是从西单商场买来的。”我还是这样说。
“我要派人去调查,你可真犟,嘴噘得老高老高,可以拴三头毛驴了,可以……”她气得不知说什么好了,“你说……”
我站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再说,还是那句话,她听了会急得跳起来的。
我喜欢爸爸,我爱我的爸爸,同学们都可以有我爸爸的照片,同学们也都有自己爸爸的照片,我为什么就不可以有一张呢?我真不理解。我买不起全套的,就买了我爸爸的这一张照片,这又犯了什么家法家规了呢!也值得江青动肝火大呼小叫地审我。
我真感到委屈,我很难过。这时,我就又想起了我的爸爸,我要把心里话儿跟爸爸说说,诉诉我心中的苦。可最后我还是忍住了。我还是遵守着我的原则:不向爸爸告状诉委屈,不给爸爸增添任何麻烦。我又把苦咽进了肚子里。
江青还真派人去调查了。调查的人回来汇报说:西单商场真售领袖照片。江青听了说:这事就不许再提了。
这当然是别人告诉我的。这样江青还有什么说的 我既没有扯谎,又没有泄密,句句说的都是实话。她不会再对我说这事,否则不就成了她对我道歉的话外音了吗 她是不会在任何人面前说自己的过错的,更何况对我呢!

■ 一幅“西瓜画”引来的风波

1949年,我和二哥岸青同时回到爸爸身边。爸爸爱我这个女儿,同样也爱儿子。但江青不喜欢我,更不喜欢有病的二哥。总想找茬儿把我们从爸爸的身边挤走。
二哥知道大哥牺牲的消息后,非常痛苦。他与大哥的感情太深太深了。自杨妈妈牺牲后,他与大哥相依为命,流落上海街头的日子,他得到哥哥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在苏联,兄弟俩又携手共进,同学习、同娱乐,他俩形影不离。他忆起往事,更加悲痛难抑。本来他的脑子小时候就受过刺激,受过伤害和摧残。哥哥牺牲了,他想哥哥,他爱哥哥,现在又上哪里去找哥哥呢?他病倒了。
江青借这个机会让哥哥离开中南海,离开爸爸的身边。
当二哥离开中南海,离开爸爸时,爸爸的心情特别沉重。爸爸爱每一个孩子,对每一个孩子都寄予厚望,但他又无暇照顾孩子们。爸爸舍不得二哥离开他,他心疼啊!
爸爸用极沉重的语调对我说:“我爱岸青,也非常同情他。他很小的时候就跟岸英一块儿沦落上海街头,受尽了苦难与折磨,曾多次遭到警察的毒打,这些摧残对他的刺激太大了。他苦啊!因为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他要搬出去了,要离开我了。我很难再常见他的面,更难再照顾他。以后,你就要代我多多照顾岸青吧 ”
除了照顾妈妈外,这是爸爸第一次托我代他照顾家里的亲人。尽管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我不愿意让爸爸忧伤,不愿意让爸爸为二哥难过,我还是答应了。因为一个是我的哥哥,一个是我的爸爸。
在爸爸的神情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苦。萦绕着爸爸的苦,好像又不好说,无法说。却总困扰着爸爸。每每看到这,我心里也很乱,也很不是滋味。
有人这样讲:一人困难两人分担,就不算困难;一人痛苦两人分担,就不会痛苦;一人欢乐两人分享,就是两个欢乐。我也总在想,要替爸爸分担忧伤,替爸爸分担困难,尽到一个女儿应尽的责任。
我也知道,我们这个家里的事,并不像人们想的那么好说,那么好办,别认为我们这“中华第一家”什么都应该排在第一位。家里的事,也够复杂,够烦人的。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水平虽然不是很高吧,但基本上还是能把自己的心意表达出来。那次,又是美术课,我画了个西瓜,又涂上水彩。我看看那西瓜,深绿的瓜纹,青青翠翠的瓜皮,真美!我越看越得意。心想:这次作业,准能拿5分!我看着看着,脑子一动,人们不是常说“隔皮猜瓜,谁知里边是什么样”吗?对呀!我还应该看看里边。我就又动手在画纸的左边空白处,画了一块切好的三角形的西瓜,然后动手上色,真美!鲜红鲜红的瓜瓤,再点缀上几颗黑黑的瓜籽。这就告诉人们,那圆圆的西瓜里,也同样是饱含着红红的瓤、甜甜的汁,谁看了谁都想吃。
我特别欣赏这幅画,我把它交给了老师。果然,老师在我的画纸上写了个红红的5分!
后来,我给妈妈写信时,把我这得意之作寄给了妈妈,让妈妈分享我的欢乐,让妈妈看到我的进步。
谁知妈妈的回信我没有收到,它却为我惹了祸。
平时见人总爱说“这是我的女儿,比亲女儿还亲”的江青,不知是从哪儿来的无名火,找不到发泄的地方就冲我来了。
平时很少或根本不进我房间的江青,那天突然腾腾腾地几步就冲进我的房间。我正在写作业,还未等我站起来,她就大声斥责道:“我问你,你用西瓜诗来拉什么线?搞什么鬼名堂?还嫌这个家不乱吗?”
我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感到莫名其妙,我又做错什么事啦?我一言不发,随她叫喊去吧!她总有叫累了、说够了的时候。我一声不吭地站起来,望着她,听着她吼叫。
“你妈在你的西瓜画上写诗讽刺我,嘲笑我,辱骂我……反了你们啦!这事没完 我要组织上去处理这事。非处理你妈妈不可!”
她好像出够了气,刚要转身走,又扭过身来恶狠狠地说:“不光处分你妈妈,还有你舅舅,还有……还有你舅妈。都是他们出谋划策,是他们,在……在捣鬼……”气得她说话都语无伦次了。
噢,原来是我的美术作业惹出来的祸,我这才听明白点儿。
“那画是我的美术作业。画是我寄给我妈妈的,这和我舅舅、舅妈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知道我的作业,也没有给我出过主意。”我说。
“我知道了,准是我妈妈有信给我。通信是我的自由,您不得到我的允许,没有权利拆看妈妈给我的信。这是犯法的。”我不紧不慢地说着。因为我知道,和她这种人吵是不管事的,你声音高一度,她会比你高八度。常言道:有理不在声高。现在是我有理,是她找上门来闹。偷看了我的信,是她没有理。
她看我没有被吓倒,反而告她个没理,气得她鼻子差点歪了。她吭了两声又说:“这事没完,一定要处分你妈妈,看你还敢跳来窜去地……”她甩下这两句话走了。
开始,我还真为妈妈担心,但又一想,不就是我的一张美术作业吗!要是只为一张作业就给人处分,那谁家的孩子还敢向家长报告学习成绩啊!当后妈的权力也太大了。而且这种处分也太没有道理。我想过,要是真地妈妈为这事受了处分,我非找爸爸评理不可!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家里又风平浪静了,看不出有什么不祥的症候。再看看爸爸,爸爸依然对我那么和蔼,那么亲切,那么关心。从爸爸的神态中看,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
有时,我真想跑到爸爸跟前,把我受的气,把我的委屈向爸爸诉说一番。几次想去,我又都忍住了。我还是遵守我的那条原则:就是受到天大的委屈,绝对不去爸爸跟前告状,绝对不因为我的琐事,给爸爸增添麻烦与苦恼。为了爸爸什么我都能忍,而且全都忍了。
女儿跟妈妈是无话不说、无事不谈的。当我寒假回到上海后,与妈妈闲聊时,把这次家里的“风波”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妈妈,还问组织上是不是给了妈妈什么处分。妈妈听了我的话,很久很久,一句话也没有说。
再后来,我无论给妈妈写多少封信:有的是报个平安;有的是告诉她我的学习有了进步;告诉她我按爸爸的吩咐读完了什么书,有什么收获……妈妈却从此再也没有回一封信给我。
是江青,是江青割断了我与妈妈的书信来往。而那封信,那首诗,我至今未见过,也不知它的下落。
我想爸爸肯定是知道这事的,只是不说而已。江青也知道,她除了借机冲我找茬儿发发火,出出她的邪气之外,她没有别的办法来对付我。尽管我对于她来说,是眼中钉、肉中刺,但她无法对付我。因为她也知道,我来这个家虽然时间不长,但在这个家里却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因为我的爸爸爱我,有爸爸作为我的坚强后盾,她不敢把我怎么样。
我也知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谁家都有是是非非,都无法说清楚。只要我不惹爸爸生气,不给爸爸增添麻烦与烦恼,我的委屈我忍,我甘愿当个和事佬。

■ “后妈”问题引来的风波

我有一个同学,当时我们都住校。她比我年岁小点,我们又同在苏联一块儿学习过,现在家又同住中南海。她的家庭与我类似,她的妈妈也是后妈。
她对我说:“我回家后感到很苦恼,后妈不喜欢我,嫌弃我。我想我妈妈,觉得生活过得挺不愉快。”
“你最好不要老回家,咱们都住在学校,多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生活也很快乐。每两周或一周回一趟家就行了,我就是这样。”我劝她说。
谁知她回家后又遇上不高兴的事,无意中对她后妈说:“还是娇娇姐姐的话对。”
她后妈听了,认为我是在挑拨她们母女的关系,挑拨她们的家庭关系,就把这事告诉了我爸爸。
爸爸最了解我。爸爸知道我从来就不是那种嚼舌头,拨弄是非的人。爸爸相信我在同学中站得直,走得正,是个正正派派的人。爸爸当她面说:“这事让江青去处理吧。”
她转身走了,找到江青又前前后后说了一遍,还说:“主席说让你处理。”江青一听可乐了,认为这回可抓住把柄了,可要借这个机会出出上次的恶气了。于是,当着那位阿姨的面,江青让人把我叫去了。
她把我叫到跟前说:“当阿姨的面,说说你跟她女儿说了些什么,不许说谎。”
“我没说什么呀!”我回答。
“你好好想想,没说什么,阿姨怎么会找到我们家来呢?”江青又问我。那阿姨把她女儿的话说了一遍。
“是这样说的吗?”江青问。
“是。”我回答她。
“你说这干吗?”江青又问。
“她说自己回家后挺苦恼,挺不高兴,我劝她多在学校跟同学补补课、玩玩,一周一次,两周一次回去,这样大家都高兴。我就是这样。我们家挺好。”我说。
那阿姨一听我说的话和她女儿说的一样,全无挑拨的意思,就说:“还是娇娇大点,懂事……”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江青原本想借机整整我,出出气,一听我说的话也有道理,而且于她也无害,就对我说:“以后说话注点意。给阿姨道个歉 ”
“阿姨再见 ”说完我就走开了。我心里想:我没有错,为什么要道歉呢!
尽管是这样,我心里还是感到挺委屈,挺难过,她们为什么总是把我往坏处想 

■ 爸爸为我主持婚礼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爸爸的小大人真地成长为大人了。我也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开始交朋友、谈恋爱了。我与孔令华的相识不像社会上传得那么神,说得那么奇。我们曾经是同学,彼此都认识,就不用别人来拉线、介绍,彼此看得上、说得来,接触多了,自然就产生了感情。有了好感,才有了爱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加深了解,进而发展成为恋人,然后结婚。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事。
在我的朋友中,许多人也都是这样相识—相爱—结婚,我觉得这都很正常,没什么可以非议的。
为什么对我的事儿人们就多了些关注,多了些议论?大概是因为我的爸爸是毛泽东,这才引起了这许许多多真的假的风波来。我是个正常人,是个普普通通的需要生活、需要工作、需要爱情的年轻人。
有人说:令华的父亲,我未来的公公当初不同意我们的婚事,认为我们是门不当、户不对。有人说:令华的父亲,我未来的公公强迫令华和我断掉来往。还有人说:令华不听父亲的相劝,气得老人打了令华。还有人说:我们最终成为眷属,是因为我的爸爸说服了孔令华的父亲:孩子们的婚事由他们自己去做主,当家长的不要干涉孩子们的自由等等,等等。说得真像有那么回事儿一样,结果人们就把假的全都当成了真的流传起来。
其实,哪有这么多的事呀 
我和令华交朋友后,爸爸问过我,他的爸爸妈妈姓甚名谁,问过他们在什么单位工作;问过他的家庭情况。这些事,当初我都没有打听过,也没有像审干部那样去逐条逐条地问过令华。
我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我爱的是他,不是其他的任何人,所以别人什么工作、什么职务、什么家庭对我好像都无关紧要,我只要认识他、了解他就行了。
当我觉得该把事正式向爸爸讲的时候,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令华的情况全部无保留地介绍给爸爸听,还想听听爸爸的意见。
“小孔的父亲是哪个?在哪里工作?”爸爸听完我的话后问。
“这,这,我没有问过。他也没有说过。”我为难地如实回答了。
“家长干什么你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朋友呢?”爸爸反问我说。
“我是跟他交朋友,了解家长干吗?”我有点不解。
“还是要问一问。了解情况嘛 ”爸爸语重心长地说。
我一向都很听爸爸的话,也非常尊重爸爸的意见,更何况这又是我的终身大事呢!当我再次与令华见面时,便把爸爸的意思告诉了他。
他听后笑了,我也笑了。真的,我们同学多年,无话不谈,无事不说,还真是没有专门介绍过这些情况。这次,他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
我脑子里可装不了那么多事,我就记住个大概。后来,我把情况如实地告诉了爸爸。
“噢,小孔的父亲是孔从洲将军。我熟悉、熟悉。”爸爸笑了。
“那您……您同意吗?”我小声问。
“好。好。”爸爸望望我微笑着说。
就这样,就这么简单。我与令华的终身大事就算是定下来了。这哪像社会上传的那么奇那么复杂呀!在我们结婚之前,我爸爸还没有机会见一次令华的父亲、我未来的公公呢!两位老人的见面还是在我和令华的婚礼上。
1958年,大概是7月的一天,我第一次把令华领到我家,在中南海见到我的爸爸。
老人家见我和令华来了,放下手里的书,示意让我们坐在他的身边。我俩坐下后,服务员端上茶来,随后就退出去了。
爸爸那亲切而慈祥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令华。因为令华是第一次见爸爸,本来就有些紧张,爸爸这一看,看得他很不自在。
爸爸看过来,又看过去,又看看我。爸爸的脸上掠过一丝外人不易察觉的表情。这表情意味着什么,我心里却是非常明白。
爸爸又扭过头来看看我,但没有说话,目光稍稍在我的脸上停了一会儿,冲我笑了。我也会心地笑了。
父女俩相视而笑,是因为我们父女俩的心是相通的,都明白了这笑中的含义。
在爸爸的心里,“娇娃”是个漂亮的女儿,当然会找一个帅气、漂亮的男友啦!令华很帅气,也很漂亮,但眼睛似乎让人觉得小了点,这似乎是爸爸对未来的女婿感到的美中不足。
但爸爸冲我一笑,我全明白了。这就像老师改我的考卷一样:答案全对了,如果字再写得漂亮点,这个百分就是十全十美了。
爸爸这笑告诉我,爸爸还是挺喜欢令华的;这笑告诉我,眼睛小点算不了什么缺点,人好就行;这笑告诉我,爸爸是同意我们交朋友了。
1958年7月份,我高中毕业要升大学,为了让令华帮助我复习功课,准备升学考试,令华第一次住进了中南海,就住在爸爸的书房里。
爸爸关照我们:既要好好复习功课,又要注意身体。要我们有劳有逸,要劳逸结合。他还特别关照我,不可为了升学而搞垮了身体。
江青对孔令华说:“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孩子,跟他们都一样。”
我的爸爸是个十分细心的人。对我的事儿,他都关心到了。
我与令华的事儿,其实在寒假到上海时我就对妈妈提起过。妈妈说:“你要跟爸爸商量,他同意的我也同意。”这话我没有跟爸爸讲,后来时间长点了,也就给忘了。等升学考试过后,爸爸说:“你们的事,是个大事,我同意了,还要征得你妈妈的同意。如果你妈妈没得意见,你就跟小孔去见他的父母。俗话说,丑媳妇也要见公婆哩!我的娇娃不丑,更要见公婆。”
就这样,我们俩乘车到南昌,见到妈妈后,原原本本把爸爸的话转告给妈妈。妈妈说:“你爸爸同意,我也同意。”妈妈还是这句话。
在妈妈那里住了几天,她舍不得让我们离开,但她知道爸爸为我俩安排了行程,就让我们尽快乘车到沈阳去了。
当时,令华的爸爸、我未来的公公在沈阳高级炮校任校长。我这是第一次见令华的父母,第一次认孔家的门。
两位老人高高兴兴地接待了我,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关心我、爱护我。他们满意,我也很高兴。
这就是我和令华的认识、恋爱的全部经过。
在我们那个年代,不光是我,就是其他的同龄人在谈情说爱时,没有、也不会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样,花前月下,相依相偎,相伴相随;没有、也不会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样,乘车旅游,欢度蜜月。但就我的情况,自己还是非常满意,非常知足的。
我的婚礼是1959年8月28日在北京中南海的家里举行的。婚礼说仓促吧,也可以说早就有了准备。爸爸向来都不主张大操大办,当然也就用不着去东采西购地忙活了,更用不着摆什么喜庆大宴。
爸爸是8月27日晚上回到北京的,我和令华到车站接他回来。第二天吃过早饭后,爸爸把我俩叫到他的房间,商量结婚日期,请哪些客人参加等等。除了双方的家长以外,我们商定请蔡畅,因为我在苏联就见过她,回国后在哈尔滨、沈阳和她来往多,比较熟悉。请邓颖超,是因为江青曾带我多次到总理家去,我自己也曾多次去过她家,也是因为比较熟悉。当年江青曾认为我的画画得好,请曹轶欧给找人帮忙辅导一下,就这样认识了,这次也请她了。其实,后来她也没给我找人帮忙,我呢,从“西瓜诗”的风波以后,也就再没有画过画。
爸爸当时还说:“你是否要请宋庆龄来?”我摇摇头说:“我是晚辈,请这么多老人不好吧!还是别去麻烦更多人了。”爸爸同意了我的意见。
因为我是女孩子,当然请的都是妈妈们了。“我的亲戚王季范(爸爸的姨兄弟)在北京,他是一定要请来的。”爸爸告诉我说,我当然也点头同意了。
同时还请了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我的同学和朋友。
婚事对我来讲是件大事,但为此给更多的老人增添麻烦我于心不忍,更何况他们又都忙于国家大事,又都公务缠身。
参加我与令华婚礼的客人由我们提名,爸爸做主定下来了。
新房是由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帮忙收拾的。他们把新房布置得既简单,又典雅。
房间里有书柜、写字台、桌子、三四把靠背椅子。这些都是从仓库临时搬来的公家的旧家具,我们暂时借用的,连大床也是。
床上摆放着两套白色被罩套起来的夹被。褥子是旧的,用白色的大床单盖着。
他们帮我把被褥摆放整齐,又把地打扫干净,把桌椅摆好。
这就是我的新房,我的全部新婚摆设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
婚礼是在午后举行的。参加婚礼的约有30多人。
我那天穿的是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白色皮凉鞋。令华穿着白色衬衫,深蓝色西裤。这些都是前些天一起做好的。
爸爸不主张大操大办。就委托生活管理员张国兴帮忙采办了三桌酒席,规定每桌为八个菜。除了鸡鸭鱼肉和几个素菜外,没有别的。
因为我俩都在上学,没有收入。就这样,我就觉得太让爸爸破费了,心里很是过意不去。这几桌酒席的花销,在当时,也不是个小数目。
爸爸亲自为我主持婚礼,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幸福!爸爸那天特别高兴,他举着酒杯向我和令华祝福。他说:你们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还风趣地对令华说:“不用忧来不用愁,二人心意两相投。”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我俩向爸爸举杯答谢。
爸爸还举着酒杯向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表示谢意,为大家劝酒。
我和令华双双端着酒杯走到爸爸跟前,想说什么,又一句也说不出来。我俩久久地望着爸爸,千言万语在心里,此时竟说不出一句来。爸爸望着我俩,微笑着。那笑里透着骄傲,似说我的娇娃长大了;那笑里透着幸福,似说我的娇娃成家了;那笑里又透着辛酸,似说那苦难的漫漫岁月,印在了我们父女的心田;那笑里又透着爱,似说娇娃呀,爸爸永远在你的身边!
我俩望望爸爸,只是深深地向爸爸鞠躬来表达我们做晚辈的对爸爸的深深谢意。表达我们做晚辈的对爸爸的培养、教育的谢意!表达我们做晚辈的此时此刻的心情。
我望望爸爸,爸爸笑了,我也笑了。我们向他敬酒,爸爸喝了好几杯。
我们又举着酒杯,走到令华的爸爸——我的公公面前,向他敬酒,献上儿女的敬爱。
爸爸和工作人员、客人们一起,共同举杯,为我俩祝福!并与参加婚礼的人一块儿照相,又单独与我和令华合影留念。
饭后,又请大家在春藕斋看了场电影。
婚礼就这样结束了。
这就是毛泽东大女儿的婚礼。
我想,这婚礼比普通人家孩子的婚礼还要简单、朴素,但它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这婚礼洋溢着浓浓的父女亲情,因为这婚礼是我的父亲毛泽东亲自为我主持的。
爸爸对我的婚事如此重视并亲自为我主婚,我深深懂得爸爸的心意:他把对妈妈的关心和思念,全部给了我。为了我的幸福,他尽到了而且超越了一位做父亲的责任。他把父爱倾注到我的身上。我过得好,我过得幸福,妈妈会高兴。妈妈高兴,就能使爸爸得到宽慰,得到慰藉。
我也明白,爸爸所以请王季范夫妇,同意我请蔡畅妈妈、邓颖超妈妈等参加婚礼,同样是为我着想,为我们家的复杂关系着想。人们都知道,江青是个心胸狭窄、尖酸刻薄的人。在与她相处的十年中,她表面上看似大度,而在一些小事上,没少给我“小鞋”穿。这些事,我不说,可我的爸爸却深深地了解,因为他了解江青的为人。
所以,对我的婚事爸爸格外操心,对我的婚礼,爸爸又同样是格外重视。这除了表示出爸爸对我的爱之外,还向人们示意:一旦发生任何意外的变化,我女儿的婚事别人无权干涉,这是我当父亲的做主的,我说了算的,江青也休想借此做任何文章!
爸爸为我想得多周到,多周全!
婚后,我们就住在中南海爸爸的家里,生活在爸爸的身边。
爸爸时常到令华和我的屋里来坐坐,与我们谈谈生活,说说学习,问寒问暖。有时候,爸爸还让我们陪他在院里散散步,在院里转转,这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刻。
我的爸爸,像所有的父亲爱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我们,关心我们的成长。在谈话中,在无声的漫步中,透着爸爸的爱。
我生活在爸爸的身边,还能像过去一样时常见到爸爸。当爸爸累了,我坐在他的身旁,爸爸用那温厚的大手抚摩着我的手,说家常,谈儿女,说工作……这样,爸爸的精神就会渐渐放松了,能够很好地休息一会儿。
这时,尽管我也感到很累了,但我心里却是非常高兴,我尽到了做女儿的义务。我宽慰爸爸,使爸爸舒心、高兴,这也是我听了妈妈的劝导。妈妈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说:“在爸爸身边,不要惹他生气,不要给他添麻烦。”
爸爸在感情上得到的慰藉,是我给爸爸的,也是我的妈妈贺子珍——爸爸所深爱的人给他的。
爸爸、妈妈和我,或是爸爸、我和妈妈,这其间扯不断、理不清的感情,维系着我们三个人。一人喜,三人同喜;一人忧,三人同忧的事情,也时时发生在我们之中。不过,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凡是忧,无论是谁,都会把它深深埋在心里;凡是乐,无论是谁,都会把它分给所爱的人,让欢乐同在我们心里。
我的婚事办完了,这也算了却了爸爸的一件心事,也了却了妈妈的一件心事。虽然妈妈未能参加我的婚礼,但情况妈妈也是知道的。

■ 婚后我们生活在爸爸身边

人们都说我的长相酷似我的爸爸,可爸爸却说我长得文静、清秀跟妈妈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我想,可能是我综合了爸爸和妈妈两个人的特点,继承了两个人的遗传基因,所以才酷似爸爸又似妈妈吧 
周围的人们这样说过:娇娇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她怎么不像主席,可现在一看,她人长大了,越长越像主席。我听了心里觉得好生奇怪,我是爸爸的亲生女儿,这难道还是假的吗?
在一次与爸爸的闲谈中,我说:“爸爸,当初您怎么就认我是您的女儿呢?”
“我不认你,你就没得爸爸呀!”爸爸冲我亲切地笑着,一把把我揽在他温暖的怀里。
现在想起来,当时我的问题提得多可笑,多幼稚。
我升入大学以后,因病重实在无法坚持正常学习,爸爸就特别关照我,要我养好身体,就这样,不久我休学在家养病。
爸爸要求我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注意休养,但没有就此放松对我的教育,尤其是在我的学业上,爸爸同样抓得很紧。
一天,李医生给爸爸检查完身体后,走到我的房间里,对我说:“李敏,从今天起,我每晚都要给你补半个小时的古典文学。”
我听了后一愣,心想:我是在休息养病。可忽然又一想,我明白了,这准是爸爸的意思。我点点头答应了。从此,我天天晚上要上半个小时的古典文学课。
中国的古典文学,对我来讲,学起来可真够难的,就像人们说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当时,我学习起古文来,恐怕比登蜀道还难。因为我的中文水平有限,认识的方块字又不甚多,尤其是对一些古诗词,更难理解。所以,老师补课时,首先要教我过识字这一难关,然后才是讲解古文的含义。这样一来,时间当然就显得紧了些。有时候,我也真感到很累,有点力不能支了,老师讲着,就见我点头太频繁了——打瞌睡了。当医生的老师,当然会明白再补下去是徒劳的。所以有时候也就会放松一下对我的要求,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让我早点去休息。我呢,犹如受到大赦一般,轻轻松松地休息一晚上。当然这样的机会是极少的,也是难得的,但更多的则是超过规定的时候,要延长学习时间。我也只好认了,因为老师比我还辛苦!
我知道这是我爸爸的意思。开始,我想,要好好学习,说不定什么时候爸爸会突然要考查我呢!
真怪,爸爸有时见到我,或周六吃晚饭时,从来不提起此事。莫非是爸爸忘了?不会,爸爸的记忆好着哪,办起事来都是丁是丁、卯是卯的有始有终。不管怎样,我始终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有一天,我偶然到了爸爸的书房,见爸爸桌子上放着一本《唐诗三百首》。我顺手拿起来,翻了翻,看了看,有几首还真能看出点门道、体味出点意思来。我对此书挺感兴趣,心里也挺高兴。心里想,多日来的古文课还真没白补,我笑了。
我一抬头,看见爸爸冲着我笑,笑得那么慈祥,那么和善。好像是说:我的娇娃古文开窍了,对古文有了兴趣,这真是一大长进。
“爸爸,这本书借我看看好吗?”我问爸爸。
“好嘛,拿去看吧!”爸爸点头答应了。
我走出爸爸的房间后,还在想,爸爸的点头,不光是答应我拿书去看,还包含着对我补课效果的赞赏,包含着爸爸对我刻苦努力学习的赞扬。显然,爸爸对自己的精心安排也是满意的。
看见我学业的每一点长进,爸爸都很欣慰。爸爸没有白白为女儿操心,女儿对爸爸也给予了最好、最让他满意的回报。
在平时,只要是在不影响爸爸工作,也不影响我们日常学习的情况下,爸爸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对我们进行热爱祖国艺术的教育。
我从小在苏联长大,不像妹妹李讷那样,从小就有机会接触祖国的文化,认识祖国的艺术。我刚刚回国不久,对祖国的各方面都不尽了解,有些东西过去见都未见过,听都未听过,不用说叫我去欣赏了。比如京剧,开始我就是一窍不通。听着京胡声还不错,还挺好听的。看到戏中人衣着打扮,我搞不清他们饰的角色是谁,一唱起来呢,又是没完没了。我坐在台下就直想打瞌睡。
有一回,爸爸让我跟他一块儿去看马连良演唱的《空城计》。一开始,我觉得挺新鲜,看着他们的行头也很好玩,我觉得还行,出场、退场的我看不出门道来,只看热闹。可越看越不想看,这不是小孩看东西没长性,而是越看越觉得没劲,看着看着我抬眼看着台上的人一起身,不再唱了,像是要走下后台去了。我心里一阵高兴,心想:这会儿可能该换别的人上场了吧。嗨,谁知,他起身转几下,扑通一声又坐下,唱个没完。
“呼噜呼噜”,我都进入梦乡了。“哗哗哗”一阵鼓掌叫好声,把我震醒,睁眼一看,他还在台上唱呢!唉,什么时候才能唱完呢?我不耐烦地看看爸爸,爸爸却全神贯注地听着,可能早忘了身旁还有个我。爸爸的头还在随着唱腔轻轻地摇动着,两手还不住地在自己的双腿上打拍子。那动作,那神情,与戏中人,戏中词,那么合拍,那么和谐,又那么专注,那才叫如醉如痴。懂得艺术,欣赏艺术,那才叫艺术的享受,享受的艺术。而这一切对我来讲,真可谓受罪,可我又不敢说声退场。
不过说来也怪,头次收获不大,可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我也有点入门,也有点喜欢京戏了,喜欢上祖国的传统艺术了。
再往后,像看梅兰芳表演的《贵妃醉酒》时,就不像刚开始那么感到枯燥单调而无味了。渐渐地听懂了词义,看明白了内容,这也可真是一大收获。
我倒是挺喜欢七龄童的戏,当初他们彩排时,江青曾带我和李讷去长安大戏院看过。因为是彩排练习,演员不化妆,只是穿上高底靴子,戴上所有的行头,就“真刀实枪”的在台上练了起来。那一招一势,也是很吸引人,很扣人心弦的。有时我还真为他捏着把汗,心想,手里的家什要是万一掉了,打过来的棍棒要是万一接不住,或者碰到鼻子眼睛的,那可怎么办呢?可结果我的想法是多余的,我想的事一点都没发生。“真棒!”我看完后特别赞叹道。
正式演出那天,我是跟爸爸一块儿坐在包厢里看的。
那时候,北平刚刚解放不久。戏园子里就跟咱们现在看到电影里演的过去的场面一样,有递热毛巾的,隔老远,就那么一转、一扔,还准能递到那要毛巾人的手里。还有送茶水的;还有脖子上挂着带子或绳子胸前托着个盘子,里边摆着香烟在座位中穿行叫卖着的;还有卖花生米的,他们用纸包成三角形的袋,有的用锥形袋装着;还有卖水果糖的,红色、绿色、黄色,五颜六色的,挺吸引人的。我买了包花生米吃。
这一切,对我这个刚刚回国不久的“洋人”来说,真是感到既新鲜,又好玩。
后来,我在中南海又跟爸爸一起听过相声大师侯宝林的相声《买猴》。这相声我是基本上听明白了。相声大师的丰富的语言词汇,幽默诙谐的话语,时时引来观众的欢笑,博得大家的阵阵掌声。我也高兴地使劲鼓起掌来。
听相声,对我是一次考试。它考了我对中文的听力,更主要的是考了我对自己祖国语言的理解能力,对自己祖国语言的认识能力。这使我懂得了自己祖国的悠久文化,使我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文化艺术的宝库,珍藏着世界上最美丽的瑰宝。
现在想起来,爸爸当时之所以总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硬要拉着我去听相声,看京戏,恐怕也是想对我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
1958年秋,当我高中毕业,升学考试完毕之后,我又有较多的机会跟爸爸在一起了。每到这时,我最高兴,最欢乐。
那年,爸爸在1957年5月11日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范》早在1958年1月1日就发表了,很快就引起人们的注意,且广为流传开来。人们把这首词谱上曲演唱传诵。其中我最爱听的却是上海评弹,这也许是我在上海陪妈妈呆的时间长的缘故。从评弹中,我不仅感受到它优美的音韵、动听的柔声,同时,我还领略了这首词的基本意思。
总之,我觉得呆在爸爸家里,跟在爸爸身边,我可以随时接受爸爸的教诲,接受爸爸的指点,我会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尽快的提高,要是能总这样该有多好啊!
但是,事情有时往往会与愿相违。我们家,和普通人家一样,也有一本难念的经。
在中南海的家里,每周六的晚饭我们都要跟爸爸一起吃,如果有爸爸在,我们个个都会特别高兴。因为爸爸一向是谈笑风生,有时候,会旁征博引地给我们讲些典故,或讲些世界的大事给我们听。有爸爸在时,我们就会不拘小节地边说边笑轻松愉快地进餐。要是有江青在,那气氛就不同了,我们就要小心谨慎。谁知道她什么时候一不高兴就要发火啊,惹她干嘛 每到这时,我们就是为就餐而吃饭,什么也不说,只是埋头快吃、快走,早点离开这沉闷之处。
爸爸很关心我,也很关心令华。
那年,令华在北京郊区黄土岗公社一个月的劳动结束了。星期六的下午,回到了中南海的家里。
我见他脸晒黑了,头发也长了,胡子也长了,皮肤也显得粗糙了。可肤色挺好,身体也不错。我就赶快帮助他收拾好东西并对他说:“你赶快到外面去理理发,刮刮胡子,早点回来和爸爸一起吃晚饭。”
爸爸不知听谁说令华回来了。
“莫到外面去嘛……”他正要走时,爸爸说着向我们走来。
“爸爸,您好!”我俩同时问候。
“我让令华到外面理发,很快就回来,误不了全家吃晚饭。”我说。
“莫走,莫走。叫小周(爸爸的理发员周明福)为他理发。”爸爸高兴地望着令华笑起来。那笑容透着赞许,也透着爸爸对令华的疼爱。
随后,爸爸又特意让卫士通知伙房的师傅,将吃饭的时间往后推迟一小时。
平时,家里的男孩和令华他们都是到中南海外边的大街上理发店去理发。因为周明福是专为爸爸理发的,家里的人谁都不能去找他给理发。这是爸爸定的规矩。
爸爸说过:他们是因为工作需要才到我身边来的,你们谁也没有权利让他们为你们办事!遵照爸爸的指示,我们也就早已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凡事都自己去办,凡事都尽量到外边去办,实在办不到的,想请工作人员帮忙的,也要事先请示爸爸,或者同工作人员商量一下,看他们有没有时间,再请他们帮忙办一下。但这样的时候是很少的。
今天,爸爸这样高兴,破例让小周亲自给令华理发,这是我和令华意想不到的。
“还是到外边去理吧!外边人少也快!”我说。
“莫去,就找小周来理。”爸爸又一次说话了。我们只好服从了。
今天,爸爸这样高兴,破例推迟吃晚饭的时间,这也是我和令华所意想不到的。
不过,很快我就明白了。爸爸今天所以这样高兴,这么开心,是因为他看到令华走到了农民中间,和农民一样,背朝太阳、脸朝土地同起同息地干了一个月;是因为看到令华带着那晒得黑黑的脸,炼得结结实实的身板回来了。
爸爸今天这样高兴,这样做,是对令华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赞扬,是对令华由中南海、由大学走到农村田间的大课堂的最高奖赏。
等一切事儿都办完后,我看看表,差几分钟不到一小时,我俩走进餐厅。爸爸和其他家人都已到齐了。我歉意地对大家笑笑!
这顿晚饭吃得很热闹,大家有说有笑的。爸爸还时不时地往令华碗里夹菜。
“你们也应该到农村去锻炼锻炼,向令华学习。劳动光荣嘛!”爸爸说着又看看我们。
“爸爸,您莫偏心,怎么光给他夹菜呀!”我开玩笑地说。
“我这叫赏罚分明。不劳动者,不得食嘛!”爸爸说着又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爸爸这乐呵呵的笑声,是他最高兴的时候才有的。我们也因为爸爸的高兴而活跃起来。
今日的晚餐,虽说推迟了,但大家心里都很高兴,温馨家庭的气氛,融到了我们的心里。

■ 我们被迫搬出中南海

记得我回到爸爸身边不久,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儿:
原先妹妹李讷多年来独自一人和爸爸一起生活习惯了,这时突然多了个我。换句话说:一个人的爸爸变成了两个人的爸爸,她就会感到我分了爸爸对她的爱,为此,她有点不大高兴。
爸爸曾不止一次地对江青和妹妹说过:娇娇小时候吃苦太多了,她从小跟妈妈相依为命,我不在她的身边,她没有享受过父爱!现在她回到我的身边,我要爱她、疼她,要尽父亲的义务,你们也应该爱她、疼她才对。爸爸说:“手心手背都是手上的肉。”我知道此时爸爸心里很难受,我明白爸爸这句话的含义。爸爸爱我,也爱妹妹李讷。
我的儿子出生后,爸爸更是高兴,闲暇时常来看看小外孙,有时还抱抱小家伙,亲亲小家伙。爸爸也像所有的老人一样,对隔辈人更是格外亲,内心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
说起儿子来,他的名字叫孔继宁。这名字还有着特殊的来历:儿子的出生,给我们都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可为儿子的名字,爷爷和外公确实是都费了一番心思。
二老都不约而同地想到马、恩、列、斯。因为孩子是生在10月,又都想到了取革命之意。
爷爷想,用马字不好排字,用恩字与他人有重,列、斯又都不适合人们的习惯。就用列宁的“宁”字吧,取个宁静、安宁之意。
我爸爸提出几个原则:一是虎、豹、彪,二是杨、柳、松,三是牛、马、羊,一律不用。可以用马、恩、列、斯,不许用毛泽东的名字。
知道了孩子爷爷的意思后,我爸爸说:“好,就叫他长大
继承我们的事业吧。这叫后继有人,就叫继宁吧 ”
这样,儿子的名字就由外公和爷爷两位老人给选定了,取名叫继宁。
  可江青看不得这些,也容不得这些。别看江青当初对令华说得那么好听,做起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江青对我们轻视、冷淡,这我倒是不在乎,因为我已经完全看透了江青的为人,也习惯了这种家庭生活。现在江青常常无故寻事找茬儿,搅得大家心里都不痛快。这点,爸爸看出来了,我也看出来了,令华当然也明白了,真是叫他有点受委屈了。
我是1963年被迫搬出中南海的。
我为什么说是被迫的呢 因为搬出中南海不是我心甘情愿自己要走的。当时,我和令华都在大学读书,还没有参加工作,当然也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更谈不上靠工资来养活我们一家三口人了。
这时候,我们也正像当年许多在大学求知的同龄人一样,正待需要家庭的经济资助,亲友的多方支援,朋友的精神鼓励,才能够更顺利地完成我们的学业后参加工作,走向社会,才能靠自己的劳动所得来养家糊口,可此时此刻,我们两手空空,身无分文,没有独立生活的起码条件啊 出去后,我们怎么生活 拿什么买粮 用什么买菜 用什么交房租水电费 仅靠爸爸从稿费中拿出补助的30元钱维持一家三口外加一位保姆的生活,我们可怎么过呀 但这些却都无人问津。
组织上仅仅是以我“什么也不会做”为借口要把我们赶走。要赶我们走,可又不明着赶、明着轰,反而叫我自己按照谈话的内容向组织写个申请说:为了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而要搬出中南海。
我被迫写了这样的申请。我知道不写不行,不这样写也不行。这是组织上定的,是组织的决定我当然就得服从了,可我心里明白,这样一来,借着我的口,我的手,既可以掩人耳目,又可以“名正言顺”地达到把我们赶出中南海的目的。
当时,我曾要求:一要把这份申请递给我的爸爸看看;二要请爸爸就此事跟我谈谈话。
我等了好久。爸爸没有为此事跟我谈过话。申请是否递到爸爸的手中,我就更不得而知了。
最后组织还找人跟我谈话说:“你是不是闹义气 ”倒找起我的错儿来。
“不是闹义气。是因为说我什么也不会,我就出去锻炼吧 ”我无奈地说。
就这样,1963年7月的一天,一辆平板车拉着我一家三口的全部家当,离开了中南海,离开了我的爸爸。
我在爸爸的身边生活了十四个年头,我的心里能不为此而难受吗 这父女离别的情由,爸爸是否全部知晓呢 我时时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当初不去找爸爸问个明白,说个清楚,就这么被赶走了 
离开爸爸以后,我们像所有成家的同龄人一样,开始了独立生活,从自己动手做饭开始。
困难当然有,而且还不少。米饭焖不好,不是米多水少夹生了,就是米少水多成了粥。蒸馒头又是大难题,我更是一时掌握不好,没办法,我们就到食堂去买主食,自己做点菜。也好,甭管好坏与否,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吃起来也是很香的。
有一回,我去看爸爸,说起做饭来,爸爸笑笑说:“我的娇娃可比妈妈当年有水平,莫得出洋相哟。”爸爸给我讲起了一件往事:
1929年3月的一天,红四军前委在闽西长汀时,召开整编会议。会议开得时间很长,直到下午会议还在进行中。
傍晚,朱德爹爹和爸爸一块儿离开会场。他们边走边说边欣赏着山区的黄昏景色。傍晚,黄昏,金光四射,晚霞余辉,还真好看,真像出自一位名画家之手的诱人的山水杰作。朱德爹爹举目观望,赞叹不已。爸爸对朱德爹爹说:军长啊,吃晚饭的时候到了,你就莫走睩,我来请你品尝一样美味。朱德爹爹说:好哇,有啥子好吃的东西,尽管摆出来,我的肚皮可叫了。
两人边说边走进屋里。
妈妈见他们来了,就从厨房端出一锅热腾腾的清汤。热气里还带着香味扑鼻而来。爸爸和朱德爹爹禁不住抽动着鼻孔。两人高兴地四处搜寻那香味,会心地笑了起来。
大家坐好,朱德爹爹忙打开锅盖,看完后,他眉头一皱。顿时疑惑起来,这锅里怎么还有那么多的燕毛毛在漂动呢?
妈妈一听,感到很难为情,她说:“早上,警卫员小吴拿来了个纸包包,也没有说是什么东西,是从哪里搞来的,也没有说这个东西该怎么个煮法。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做,就这么一放水煮起来……”
爸爸在一旁听得笑了起来。说,“这是好东西,叫燕窝。是一位房东特意送来慰劳我们的。我已经叫小吴按价付款了,东西是我们自己买下的。”
妈妈望着那一锅带毛的“燕窝汤”,怪不好意思地笑了。
该怎么办好呢?
还是朱德爹爹有办法,他说:“这有啥子,把燕窝毛毛统统捞起,就是上等的补品了。“这要比井冈山的南瓜汤好喝得多了!”说完,就亲自动手用筷子打捞起燕窝毛来。
妈妈摆上饭菜,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起来,朱德爹爹还咂着嘴,风趣地说:“要得,要得,味道就是好!”
爸爸看到朱德爹爹吃得那样津津有味,高兴地说:“既然军长说好吃,我们大家都吃好哇!”
这就是当年爸爸、妈妈请朱德爹爹尝美味,妈妈却不知道煺燕毛就煮了一锅“燕窝汤”,待到吃饭时,朱德爹爹当场献巧技,捞燕窝毛毛,与众人共享美味的一段故事。
我的做饭水平可不如妈妈。妈妈除了这次“燕窝汤”的笑话之外,做别的饭菜还是挺拿手的。我想,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加上我的实际操作,我在做饭菜方面能赶上妈妈,兴许还能超过妈妈呢。
可实际生活起来,并不像小孩子过家家那么容易。我遭的难,出的洋相也不少,但我还是练出来了,挑起了这个家的担子,担起了抚养子女的责任。持家方面,我没有辜负爸爸、妈妈对我的期望。
生活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很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爸爸。
有一年的夏季,我们跟着爸爸去北戴河。一天,我们到了游泳场,会游泳的人都先后跳进了水里,令华却迟迟不下水,因为他的确还不大会游泳。最后没法子,就套上游泳圈下水了。
这事,正好让爸爸看见了,爸爸像是玩笑又像是批评似地说:“套个圈能学会游泳吗?莫套,把圈子扔了!”
令华听了,看看爸爸,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取下游泳圈,自己在水里扑腾起来。经过几次实践,他还真学会了游泳。
爸爸喜欢令华,在中南海时,除了常到我们房里坐坐,跟我们聊聊天外,还特别地关心令华和我的身体与学习情况。
有一回,《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了一位日本学者的文章。爸爸看完后觉得很好,就给令华看。两人看着谈着,爸爸很同意这位学者的观点,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科学的发展就是在不断的分化中发展、前进的。
爸爸对他说:“大学是个入门。是浏览多门科学文化知识的领域。真正学成,有所造就,还是要通过实践才行。”
正是遵照爸爸的指示,征得学校领导的同意,令华又重新返回学校,重新选专业。除了学习物理、化学等专业课程之外,又广泛地浏览阅读了更多的课外读物,为他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多少年后,我们坐在一起闲谈时,令华还总是感慨地说:我能有现在的基础知识,能有部队二十多年工作的实践,能使我现在的思路如此开拓,能较快地接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新事物,是与爸爸当初的谆谆教诲分不开的。
令华爱学习,更爱看书。这点,爸爸更是特别喜欢。令华也常常爱到爸爸的书房里去,在那装满知识的书房里,他像吸水的海绵一样,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或半天,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武装头脑,增长才干。
尽管如此,生活中不顺心的事总是难免的。人都有个性,都有脾气。在这个家里,令华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使他不太习惯,或不太高兴的事。
有一次,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儿,妹妹李讷在餐桌上说了一句很不中听的话,这在令华听来,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一句话也不说,就起身离开餐桌走了。
我看在眼里,没有拦他,也没有说什么。爸爸也看在眼里,也没有说话。当时大家谁也没有说什么。
年轻人之间,闹点摩擦,磕磕碰碰的事儿也总是难免的。我长期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令华却没有过过这种生活,当然会觉得别扭,会感到委屈,有时候心里也很不高兴。我就笑笑对他说:“驸马不是好当的,你就受点委屈吧 ”
因为我始终遵循着我的原则:就算是有天大的事,我也不会给爸爸添麻烦。就算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我也不会到爸爸跟前诉苦。令华当然也很理解我的处境。
后来,妹妹李讷向他道了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又和好如初。
有爸爸在身边,这些区区小事,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说,谁家的饭勺能不碰锅沿呢!何况我们又都是活生生的年轻人呢,有点火气,也不足为怪。
记得1963年12月26日,这是爸爸的七十岁生日,我们又像往常那样,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地都聚到爸爸家里,来到爸爸身边,为他祝福!
这天,家里显得特别热闹,平时因为爸爸总在忙于工作,我们这红墙里的深宅大院总是那么静悄悄的。这天,我们家到处都洋溢着欢声笑语,能听到孩子们无拘无束的欢笑,更能听到爸爸那每逢高兴时的爽朗笑声。
我们拥到爸爸身边,争先恐后地与爸爸说笑,一个个围在爸爸的身边,高高兴兴地同爸爸照相:有的昂着头,有的笑弯了腰,有的拉着爸爸的手,有的拽着爸爸的胳膊。孩子们的高兴劲,引得爸爸又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家,这充满温馨的家。
说来也巧,我们都在忘乎所以地尽情欢乐,谁也没有注意到这如此热闹、热烈、快活高兴的场合中,惟独少了江青。她没有在场,难怪孩子们如此轻松愉快!
“主席哪去了?主席在哪里?”听到声音时,江青人已经来到我们众人跟前。
看到我们还在照相。她跑过来。
“我也照相,我也照相……”她边说边走到爸爸跟前。
刚才还是谈笑风生、欢乐快活的场面突然变得冷冷清清,大家的情绪立刻就低了下来。
看到这种场面,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大家看看没什么意思,也就各自悄悄地走开了。
我原来想得很简单,谁家的孩子也不能跟随着父母一辈子,我只不过是搬出中南海,不和爸爸住在同一个院了。但我还是住在北京,离中南海不远,想什么时候回去看看爸爸,就什么时候回去。虽然我已经上班了,成了一名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可总还是有个节假日吧,回去看看爸爸,叙叙家常,为爸爸宽心解闷,总是可以随时尽到我一个做女儿的孝心吧!
许多人家的孩子都是这样自立锅灶,独立生活、工作。他们都在忙完一周的工作之余,或独自,或携儿女,回到老人的身旁,与家人团聚,我为什么就不可以这样呢?
可结果是我想错了,我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太容易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出了中南海,再想回到中南海,回到我的爸爸的身边,竟是这样难,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回想当初,我把离开家的想法告诉爸爸时,爸爸说:“何必一定要走呢 我想能常常见到你和令华。”
我知道爸爸爱我,可除此方法外,我实实在在想不出更好更妥善的既不离开爸爸身边,又能独立生活的两全其美的方案来。
回想当初,我这样做是不愿受江青的气,更主要的是我们要身体力行去在实践中培养锻炼自己。而没有往更远的方面想。
离开中南海,我见爸爸的机会确实少了,少多了。刚开始,我还时常去,后来一个月见一次;再后来两月见一次;再往后,几个月、半年也难见上爸爸一面了。
想当初,我要是不离开中南海,留在爸爸的身边,我会尽全力照顾好爸爸,也许爸爸的晚年生活就会多些欢乐,少些苦闷;也许爸爸的晚年生活就不会那么孤苦,就不会那么寂寞,就不会那么……
过去,我常听人们说这样一句话: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总觉得这句话说得不对,最起码是说得不那么贴切。当时我认为:人是有良知、有感情的;人是最懂得是非曲直、是最能辨得酸甜苦辣的滋味的,人也是最能体会人间饥饱冷暖的。怎么能说生活得很幸福的家庭,反而就不知道这一切是幸福,是美好!如果真有这种人,那么这种人真是不可思议,叫人不能理解。
过去,我还常听人们说这样一句话:得到手的东西不觉得它可贵,一旦失去它之后,才知道它是无价之宝。我想,这也许是说这东西来得太容易了。
人,对任何事情,没有亲身经历,就很难道出个一二三来。正如爸爸所说:没有亲口吃过梨,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滋味。凡事只有自己经历过后,才能说个明白。
我所以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我真正明白了,懂得了这些来自一辈又一辈、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从实践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真理。
我跟爸爸生活在一起时,真是无话不说,无事不谈。我跟爸爸谈学习,我跟爸爸说生活。爸爸跟我谈理想,爸爸跟我说入党。然而,我们父女俩谈论最多的话题,还是我的妈妈。
爸爸给我讲妈妈过去的事情:讲他们在井冈山,在瑞金,在长征路上,在陕北的那段难忘的战斗生活。我给爸爸说我跟妈妈在苏联时的艰苦生活。爸爸给我讲他与妈妈十年的相亲相爱,共同奋斗的战友情,夫妻恩。爸爸讲得那么真,又那么深情,像是回忆,又像是品评着当年的情!我给爸爸说妈妈和我相依为命八年的艰辛,妈妈如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母亲的情,母亲的爱,才使我又一次得以回到父亲的身边,投进父亲那博大的胸怀!说着,听着,我们俩都会高兴地笑起来。
有时,我们俩又默默无语,那辛酸的往事,又是苦涩的回味,真是伤心人怕提伤心事,提起往事更伤心。
我跟爸爸谈妈妈现在的生活,我说她是孤单、寂寞、凄苦的。我给爸爸说妈妈现在的身体,她多病、虚弱,心灵的伤疼无法愈合!
每到这时,我们父女俩要么是长时间地默默无语地漫步在中南海家里的小路上,要么是长时间地对坐在爸爸的书房里。就这样,我们彼此什么也不说,但心里却都在想着一个共同的人——我的妈妈。
每年一度看妈妈,这是爸爸给我的特定任务。因为,我会将爸爸对妈妈的关怀带给她,我也会将妈妈对爸爸的问候带回来。就这样,我带着爸爸的影子去看妈妈,我也带着妈妈的影子问候爸爸。爸爸和妈妈虽不能见面,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因为维系他们心灵的纽带紧紧系在了我的心里,我不会忘记妈妈,我同样也不会忘怀我的爸爸,在我的心里,我们永远是美满幸福的三口之家。
当我生活在爸爸的身边时,说句心里话,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离开他。所以每每跟爸爸一起散步聊天,我觉得这是件很平常很平常的事,谁家的父母子女间也都会是这样的,而且还想到,这有什么呢 跟爸爸在一起的时间多着哪,今天有,明天有,下周有,下月有……而且还想到:谁家的子女不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又怎么能说是福中福呢 
现在看来,这些话说得真对!
可这伟大的慈父的爱,我却没有牢牢地把它抓住,把它留住,把它留在我的身边。因为我离开了中南海的家,离开了我的爸爸。我失去了它!我只能把它永远永远地留在我的心里。
这爱太可贵,太可贵了!可我却过早地失去了它,失去之后,才感到那段生活是可贵的,是幸福的。
当我搬出中南海爸爸的家时,心里是酸酸的。我是含着泪花迈出中南海的大门的。
我走了,我看不到江青了,我不再受她的冤枉气了。可是,我的心却在震颤,在撕裂,在剧痛。因为我从此再也不能与爸爸相伴相随了,再也不能相依相偎,再也不能漫步聊天,再也不能……
当我静静地坐下来想想,我的心里却是空空的、没着没落的。我这才真地感到我失去了我不该失去的,可我再想返回去,再想得到它,真地就很难很难了。
爸爸那高大魁梧的身影总在我的脑子里闪来闪去;爸爸那慈祥的音容笑貌,总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爸爸那乐呵呵的笑声,又在我的耳边响起……
爸爸!爸爸 我的爸爸!我怎么就轻易地离开您哪?!我怎么就这样搬出中南海呢?!爸爸,女儿搬走了,走了才知道后悔,后悔了才知道、才懂得了与您在一起的那段生活的可贵!爸爸,女儿搬走了,见您的机会少了,说家常的机会少了,说妈妈的机会就更少了!我带走了爸爸对女儿的爱,我同样也带走了妈妈对爸爸的爱和爸爸对妈妈的爱,想起来,我的心好痛啊!
爸爸,爸爸!您听到了吗?我在红墙外,在中南海的红墙外呼唤您 
我回忆起一件件往事——
那天,放学后回到家里,我放下书包,悄悄地、轻轻地走到您卧室的门口。
当我刚小心翼翼地从门缝里往里看时,门突然开啦!
“爸爸!”我叫着扑向爸爸的怀里!
“娇娃!”爸爸伸开双臂紧紧把我揽在怀里。
爸爸乐呵呵的笑声,引得卫士们也笑声不止。
那日晚饭后,我跟着爸爸“一二一”齐步走在南海岸边的小道上……
“莫掉队!”爸爸扭回头叫着。
“您太快啦!”我停步喊着。
爸爸乐呵呵的笑声,又把卫士们引得笑声不止。
那次,我要到上海看妈妈。
“莫忘了带药去!”爸爸说。
“知道了。”我回答。
“莫忘了带香烟。”爸爸又说。
“我带上了。”我又回答。
“带上这筐水果。”爸爸让人把它提到我的跟前。
“我都带不动了。”我望着水果筐子犯了难。
“莫忘了……莫忘了……”
“爸爸,您已经说过好几遍了,我记着哪!”我笑笑对爸爸说。
“老了,老了,老糊涂了!”爸爸笑笑说。
爸爸乐呵呵的笑声又把我和卫士们逗笑了。
那次,那次……
如今,这一切都成了昨天,都成了过去,都成了只能回忆的昨天和过去。
我搬走后的第一个星期去看爸爸时,还是在爸爸的卧室门口相见的。当我走进那熟悉的小院时,当我见到那四棵依然挺拔站立着的柏树时,我心里顿生羡慕之情,我羡慕它们能时时在爸爸的身边,能常常伴随着爸爸那高大的身影。我也真有点妒忌它们。
门开了!
“爸爸!”我扑进爸爸的怀里。
“娇娃!”爸爸把我抱得紧紧的。
爸爸的温厚的大手抚摩着我的肩头,我听到了爸爸那颗慈父的心在“咚咚”地跳。我想哭!我又使劲忍住了。我知道,爸爸不喜欢爱哭爱落泪的孩子。我也学会了克制自己。
“娇娃,爸爸想你呀!……”爸爸拍拍我的手。
“爸爸,我也想您,想您……”我还是忍不住落泪了。
我坐在爸爸的身边,许久许久,爸爸不说一句话,爸爸望望我的脸,又摸摸我的手;我们就这么坐了很久,很久。我们是在用心说话。
我知道,爸爸他也苦啊!
他不仅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同志,是我的老师。我是爸爸的女儿,也是爸爸的朋友,还是爸爸可以信赖的“小大人”。
我知道,我走之后,爸爸再也听不到有关妈妈的任何消息了;爸爸再也无法了解到有关妈妈的任何情况了。
爸爸的内心是孤苦的,是寂寞的,是孤独的。
那次,我俩单独坐了很久很久,我不想走,爸爸真想留住我,可我还是走了……当我迈出中南海的大门后,我回头望望,这围墙,是这红红的围墙把父女俩的爱给隔断了,把这人间亲情给隔开了!
在“文革”中,我想爸爸,但为这请示、报告、待批的繁琐手续,把女儿与父亲的距离拉远了,拉远了。
爸爸同样想着女儿,惦念着女儿。爸爸曾不止一次地让妹妹李讷去看我。
……
真的,往事不堪回首。我后悔我离开了爸爸,离开了中南海的家,再想回去确确实实是很难!我只能在回忆中安慰自己。 第八章


      ○爸爸的独立生活观
      ○心系人民的爸爸
      ○风趣而真诚的爸爸
      ○爸爸的读书生活
      ○爸爸的简朴生活
      ○富于同情心的爸爸
      ○乐于慷慨助人的爸爸
 
  ■ 爸爸的独立生活观

1964年秋初的一天,我带着儿子宁宁到中南海去看望爸爸。
到了家里,爸爸正在休息,我只好在外边等着,我逗孩子玩着。
“妈妈,小金鱼哭了。”宁宁看着院里的养鱼池对我说。
“小金鱼不会哭。”我对他说。
“它听话吗?”宁宁说着伸出小手就要抓小金鱼。
“小金鱼离开水会死的。宁宁听话,不动它。一会儿妈妈带宁宁去看姥爷。”我又对他说。
等我抱着孩子进到爸爸的卧室时,宁宁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他的哭声这么大,这么突然,把我搞得莫名其妙。我只顾抱着哄他、逗他,等我回头一看爸爸,我也吓了一大跳。难怪孩子吓得大哭呢!他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姥爷。
原来,爸爸刚刚从北戴河回来身上盖着个雪白的单子,只把晒得黑黑的脸膛露在外边。是爸爸这种形象让孩子看了害怕了。
我认为此时哄孩子不哭的惟一方法就是给他点吃的。
“爸爸,您这儿有点心吗?给宁宁点,逗逗他,他就不哭了。”我问爸爸。
“没有点心。只有糖。”爸爸说着,并不起身动手给孩子拿糖。我就只好自己给孩子拿两块糖。
“莫得如此惯着孩子。”爸爸说。
“只拿一块,就一块。爸爸过去对我都不这样,对宁宁怎么这样?”我感到爸爸对宁宁似乎有点不近情理。
“小孩子,莫要惯他。”爸爸又说。
宁宁拿到糖后,那表情既高兴,又委屈地望着爸爸,小手使劲攥着那块得来不易的糖。
等我们离开爸爸,走出中南海时,我无意中发现,宁宁手里还拿着那块糖,没舍得吃。
我抱起孩子,边走边想,是不是爸爸对孩子要求太过分了?又想,爸爸这样做,也许是对的。
我看看孩子,又看看他手里的糖。他当然不会想到这是伟人姥爷给的糖。他可能是从爸爸和我的谈话中、眼神中,感到这块糖能到手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才省着舍不得吃吧!这也只是我爱孩子,才这么想。
爸爸对子女要求严格,这是众人皆知的,除了一再告诫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外,还叮嘱、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绝对不能为我们任何人搞特殊。
  “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因为你是毛泽东的女儿。”从我懂事起我就记住了这句话。这是我一生遵守的生活准则,也是我用以教育我的子女的准则。
继宁 我叫他宁宁 长大后,大家都说他长得酷似外公。每当听到这句话时,他则回答说:“我是长得像外公。可我从来不打外公的旗号,凡事都要靠自己。父母一直这样告诫我。”
女儿东梅1972年出生后,有较长一段时间跟着我妈妈在上海生活。我曾将她的照片送给爸爸看。1976年9月,在爸爸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她是由别人抱着,第一次见到外公。1979年她随妈妈来到北京后,就一直生活在我的身边。
每年到爸爸的生日和忌日时,她都去纪念堂为外公献上她精心挑选的花篮,以表示对外公的敬仰。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和令华常常对她讲:“一个人除了自己,谁也不能靠。”孩子明白我们的意思,她一直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奋斗去学习去工作。
她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在美国取得硕士研究生学位后,不眷恋国外舒适的生活,决心回国。更令我欣慰的是她看到了祖国改革开放的繁荣和发展的前景,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才能的舞台,她要用自己的所学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做贡献。
爸爸还时时从工作人员中了解我们的思想表现,问问我们有没有违反纪律的事,要他们实话实说,不许徇私情。
1956年,爸爸在散步时,这样问身边的卫士:“你的感觉是李敏好呢,还是李讷好呢?”卫士说:“都很好,两个孩子对我们都很尊重,她们没有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她们要求自己也很严格,有上进心。”爸爸听了,摇摇头说:“我看她们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卫士说:“主席,您还想叫孩子们怎么吃苦?她们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苦多了。”爸爸说:“你说得不对,你讲吃苦的时候,思想不对头,因为你首先把她们看成是我的女儿,所以你就给她们规定了不同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她们吃苦不就是吃大食堂吗?大食堂的伙食要比多数农民家庭的伙食好多了嘛,难道不是这样吗?人哪,生活还是向低的比有好处。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没有出息。”
爸爸给我们几个孩子定了规矩:无论办任何事,都必须通过工作人员,同他们商量着办,不得号令工作人员为我们办私事,更不许我们盛气凌人地对待他们,对他们要绝对尊重。否则,就要挨爸爸的批评。
至今,那些当年在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仍同我们保持着亲似兄弟、密如朋友、好似同志的关系,因为我们同是在爸爸、在毛泽东主席身边长大,同受毛泽东思想的培养与教育。这凝成了我们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同志加兄弟的友情。
当年爸爸曾对我们讲过:你们要向工农学习,拜他们为师,和群众打成一片。离开群众,你们将寸步难行,你们将一事无成。
爸爸还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讲:“别看他们是我的子女,但是今后你们要比我的孩子强。”
尽管我们也遵照爸爸的教导深入农村,到过工厂,但总不如他们照爸爸的规定到农村三年,到工厂三年实践后的收获大。
现在看来,爸爸的话是对的。我觉得他们的工作要比我们出色,他们的生活比我们更充实。他们真地比我们强。
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些人确实是缺少实践生活的锻炼。虽然爸爸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提出,要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也都遵照爸爸的指示到工厂、农村,也确实是脚踏实地地参加劳动,真心诚意地拜工农为师,向他们学习,努力改造自己。但我们的收获总是有限,远不如当年我大哥那样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晒黑了脸膛;也不如他在工厂那般一身油腻,锻炼了身体,磨炼了意志,学会了技术,培养好的思想。
爸爸还不失时机地利用一切机会,让我们去经受实践生活的锤炼,但我觉得,我们的收效比起他人来,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爸爸一向主张我们要独立生活,要过普通人的生活。虽说我离开中南海,离开爸爸家,离开爸爸,是实属无奈,爸爸从心里讲是舍不得让我走,哪位老人不想儿女绕膝呢?但爸爸对我们的爱,不光看眼前,他从长计议,要我们接触社会,接触群众。将来能自立于社会,就必须早早独立生活,靠在他的大树底下生活的日子是不能长久的。最后,尽管爸爸也心疼,心里也不愉快,还是忍痛同意我离开家,像普通人一样,开始过上独立的生活。
这样的“苦”日子不好过,可当我看看我的左邻右舍,我发现他们也都一样,一些跟我年龄相仿的,她们也并不是一开始什么家务活都会做,都能做,也是吃过“苦”头的。现在她们不是把家料理得挺好,生活安排得有序,饭菜做得也挺香吗 我向她们学习,总有一天我也会像她们一样,有条不紊地、顺顺当当地挑起家庭主妇的重担。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我相信,我能做到,我时时这样鼓励自己。
有一次回到中南海见到爸爸时,爸爸高兴地望着我笑。他上下打量着我,良久没有说话。
“坐。坐。”爸爸对我说。
“您看什么呀?”我边坐边问爸爸。
“看看我的娇娃长大了没有,看看我的娇娃长本领了没有。”爸爸笑笑说。
“我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炒菜。”我也挺高兴地对爸爸说。
“好。好。靠我不行。靠自己的双手什么都能办到。”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爸爸说完又乐呵呵笑了起来。
我想,这可能是爸爸对我的独立生活的试卷评分吧 为此,我也感到满意,因为我没有辜负爸爸对我的教导与期望。
1965年,爸爸曾一再对我们提到:“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当初我是怎么想也悟不出这句话的深远含义。我想,生在干部家庭的子女,就称为干部子弟,无非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好一些,生活条件优越一些,吃的、穿的、住的都无须自己发愁,因为他们的父母有薪水,他们靠父母的工资养活。工人、农民子弟,相对来讲,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差点,与我们相比,可以称为“苦”点,可是我们怎么就成为“一大灾难”呢?
当我独立生活之后,我渐渐明白了这句话的道理:在爸爸的身边时,虽然我们都被爸爸“赶”到大食堂吃饭去了,但仍然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而工农子弟却朝夕生活在劳动群众中,劳动者的优秀品德,他们是耳濡目染,他们早早就跟在父母的身前身后,参加了力所能及的劳动,他们早早就懂得了生活,并且学会珍惜生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是这个理儿。
平凡生活的锻炼,使他们懂得劳动的伟大与光荣,培养了他们勤劳、朴实、忠厚、诚实的优良品德。而我们所缺的,恰恰就是实践。这是最重要的一课。
这又正是爸爸再三再四强调要我们到实际生活中去锻炼、去学习的根由。
爸爸是怕我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会借着父母的地位而飘飘然地忘乎所以;会借着父母的权势而目中无人地自以为了不起;会借着父母的荣誉,什么都不懂却哇啦哇啦地乱发议论。
这样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会给我们党、我们党的干部造成不良影响,会影响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会使我们党的干部与群众离心离德,会使我们党的事业受到损害。这不是“一大灾难”是什么?!
我粗浅地悟出了爸爸这句话的道理所在,我也真正明白了爸爸为什么一贯如此地严格要求我们,严加管教我们,再三再四强调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小而言之,为我们,大而言之,为国家。
爸爸的教诲使我至今难忘,爸爸的教育使我终生受益。

■ 心系人民的爸爸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是爸爸对我们的谆谆教诲。爸爸常说: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心里都要想着人民,想着群众。你们更要虚心向群众学习,与工农的子女交朋友,学习他们的优良品德。不可以因为是干部子弟就傲视一切。
有人告诉过我,一位老人曾这样说:在延安的时候,爸爸住在杨家岭,经常到延河滩上去散步,遇到人就和人家聊天,问寒问暖,拉家常,从不摆领导人的架子。
有一回,爸爸在延河滩上散步时,遇到一位文人从城里回来。他拿着个拐杖不住地在手里打转玩,他跟爸爸打招呼时,拐杖还在手里转来转去地挥动着。说来也巧,这时正好有老乡驮盐的毛驴队从这里经过。他的拐杖这么不停地转动,把老乡和毛驴队都挤到一边去了。就这样,他还没有停止转动拐杖。
爸爸看到后气愤地对身旁的人说:“真是目中无人。他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只比老百姓多这么点知识,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
爸爸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就更为深沉而真挚。这情感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一点矫揉造作。
当大哥岸英回到延安后,爸爸曾语重心长地对哥哥说:“在中国,不懂得农民,不了解农村情况,就不晓得中国的实情。要知道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任何时候,千万别忘了农民啊!”
当送大哥到“劳动大学”时,爸爸又对他说:“俗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学不完的。往后有机会,你还要去学习去拜农民为师。”
爸爸不光是对我们进行这方面的教育,爸爸也身体力行,为我们晚辈作出了榜样。
爸爸住在杨家岭时,杨家岭的沟沟口上住着一户姓杨的贫农。他家的窑洞同所有陕北贫苦人家的窑洞一样,只有一个进进出出的门,没有窗户。所以洞里是黑糊糊的。尤其是烧火做饭时,烟就在满窑洞里窜,满屋子都烟熏火燎的,日久天长地这么熏燎,墙都变成了黑色。
杨家门口有个碾子。杨家的媳妇经常在门口推碾子。三十来岁的妇女,不仅手脏,脸也不常洗,连脖子都是黑黑的。每次见到爸爸走过来,都要和爸爸打招呼。爸爸不仅不嫌弃他们,还停住脚步亲切地对他们问长问短,和他们拉家常,说年景。
爸爸对干部们说:“老百姓不懂什么叫卫生,也没有条件洗澡。他们辛辛苦苦地劳动,还被人们看不起,这真是太不应该了。”
这也正如爸爸当年所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爸爸一有机会就忘不了对我进行“为人民服务”的教导。他常说: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群众,关心他人胜于关心自己,热爱他人胜于自己。心里要时时装着群众,不要存有任何私心。
我深深懂得爸爸的心意。因为我也曾饱尝了人间的冷暖,也曾经历了艰辛的岁月,我更懂得生活的艰难。我也更理解爸爸的良苦用心,因此,我无论是在学习中,还是在工作中,一直把爸爸的教导铭记在心里。
爸爸一心为公,身体力行,是我们学习的楷模。爸爸一生,将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在爸爸的影响、教育下,我们的亲属中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有六个人,这还不算旁系亲属在内。
不是我在吹嘘自己的家庭,这种情况,在我们党的各级干部中,也是极为少有的。这一点,值得我们做后人的为此而骄傲,更值得我们做后人的以此来激励自己奋发有为并勇于为人民献身。

  ■ 风趣而真诚的爸爸

听老人们讲过这样一段往事:
当年,爸爸无论是在什么时候,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同战士们在一起,与他们接触,和他们谈话拉家常。他一会儿问这个战士是什么地方的人,一会儿问那个战士是什么时候参加队伍的,再问家里还有什么人……他和战士们说得贴心、打得火热。
因为爸爸那时常爱穿便服,人们都觉得爸爸随和,有的战士看爸爸身材高大、魁梧、有力气,又不认识他,便认为爸爸是个老百姓,是个民夫。一次行军,他走在战士们中间,有一个战士走累了,就对爸爸说:“你帮我扛会儿枪吧!”爸爸冲他笑笑答应了。把战士的枪扛在自己的肩上,继续拉着家常话。于是,别的战士看到了,也让他帮忙扛枪。这个刚把枪拿走,另一个又把枪递过来。这样战士们可以轮班歇了,可爸爸却没有空歇的机会。他给这个扛一阵子,又替那个背一会儿,没完没了,实在太累了。
爸爸不急不躁,便笑眯眯地对总是让他扛枪的战士说:“我扛了好几天了。今天你们连长让我休息嘛!”一听这话,他们便不再说什么,也不再让爸爸替他们扛枪了。
当战士知道爸爸是毛委员时,都惊奇地说:“原来他是毛委员啊!毛委员还帮我背过枪哩!”战士们感到能和毛委员同行,能让毛委员给扛过枪,是对自己的鼓舞,也很是感到自豪哩!
爸爸身为中央委员,又是部队的最高级领导人,却和普通人一样,帮战士扛枪,从不拒绝任何一个战士的要求。在实在累得受不了,不能再为战士负重时,爸爸既不发脾气,更不亮出自己的身分,只是笑笑以“今天你们连长让我休息”一句诙谐的话语,道出自己需要休息一下的意思。
他不摆伟人的架子,这正展示了伟人平等待人的作风。
另一位老人这样讲:
在井冈山时期,一天,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爸爸讲故事。这时,一个区赤卫队员满头大汗地走到爸爸这伙人面前,停住脚喘气。
爸爸问他:“你要找哪一个?”
“要找毛委员。”他回答说。
爸爸听了站起来,两手叉着腰,头稍倾斜地问:“你有没有见过毛委员?”那个区赤卫队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没有见过,只听区队长讲过。”
爸爸趁此机会和他开起玩笑来。爸爸说:“毛委员,毛委员,他全身都长毛。从头到脚都是毛,长了一身长毛啊!”
“嗯。嗯。”赤卫队员半信半疑地听着爸爸讲话。
爸爸接着又说开了:“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们是天天在一起。”
赤卫队员擦了一把汗,说:“我们区队长见过毛委员,他没有说毛委员全身都长毛。他只是说毛委员像那个摇什么扇子的孔明。”说着还伸开右巴掌扇了两下。
爸爸说:“是不是摇羽毛扇的?”
“对!是!就是。孔明会用计谋,毛委员也会神机妙算。他会领导军民攻城,会领导军民活捉县太爷,还会领导军民打死敌军营长,还会……”他讲起来没个完。
“是区队长教你这么说的?”爸爸问。
“也不全是,还有是听别个人说的。”
“还有什么事吗?”爸爸问他。
赤卫队员摇摇头,表示没有什么事了。把信递给爸爸说:“你每天都能见到毛委员,就请你将这封信转交给他。”
“你回去告诉区赤卫队长,叫他尽管放心,我一定把信亲手交给毛委员。”爸爸接过信对他说。
赤卫队员认认真真地给爸爸鞠了个躬就走了。
大家开怀地笑了起来。
这儿再讲1927年11月中旬的一件事:
在第二次攻打茶陵时,爸爸对大家讲:茶陵的反动势力不大,县城是空虚的,敌人的兵力是薄弱的。那里的老百姓已经发动起来了,他们正在准备迎接我们去消灭茶陵的敌人。
听爸爸这样讲,大家情绪特别高。心想:这次,毛委员要亲自指挥我们打茶陵了。可那时爸爸的脚伤还没有好,肿得走路都很不方便,甭说行军打仗了。他又总不能这样告诉大家:我脚有伤行走不便,这次就不去了。于是爸爸以风趣惋惜的口吻说:“本来嘛,我想和你们一起去,我这个人是革命的,可是(爸爸指着受伤的脚)我这个脚不大革命,至今它还不听我的指挥呢。”一句话,逗得大家笑起来了,这也就取得了大家的赞同和谅解。
爸爸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是一个很喜欢说说笑笑的乐观的人,也是一个很善于在说笑声中把工作做到家的人。
爸爸说笑话人们爱听,爸爸批评起人来,也同样有他的独到之处。
批评人的事,一般人都不爱干,因为谁都知道这被人们看做是得罪人的事,可有时又不能不干。可我爸爸批评起人来,却使人感到声声入耳,亲切受听。
老人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给我听:
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每到一地,都要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除了讲话作报告外,更多的宣传方式是演节目,还到处写标语、口号。
有一次,爸爸看到墙壁上写着一条大标语:“打縨帝国主义”。爸爸看完后禁不住地笑了起来,他指着其中“倒”字说:“你们看看,这个帝国主义用不着打它就自己倒了,它缺了一条腿呀!”大家听了仔细一看,原来是“倒”字两竖少了一竖。那写标语的同志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写错了。”急忙把字改正过来,还做了自我批评。
爸爸说:“这就对头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不是那么好打的嘛,我们必须认真地打,它才能倒哩。”
爸爸对人的批评,是幽默中见严肃,笑声中见效果。
也有人这样说我的爸爸,说我爸爸一生从不认错,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太全面。
我叔叔毛泽覃曾经与爸爸有过争吵。叔叔说,这是共产党内,不是毛家祠堂,我要党章,不要家法。后来,爸爸就觉得自己做错了,认为叔叔批评得对,就向叔叔认错道歉。
1944年9月24日,爸爸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时,提到1943年审查干部工作中出现的错误,说:“今天要行个脱帽礼,脱去给人戴错的帽子。共产党办事,不明白的时候是会犯错误的,明白了以后错误就要改正,这样做才是正确的。”
爸爸的话是实在的,是中肯的。
事隔不到一年,也就是1945年2月25日。爸爸在给党校五部、六部的同志讲《时局问题及其他》时,又一次提到过去审查干部中曾出现的错误。
他说:“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
他自己首先承担了责任,并当场向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受到冤枉的同志赔礼道歉。爸爸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一样,立正,面向大家,把右手举到帽檐,向被戴错了“帽子”的同志敬礼说:“现在我把帽子给你拿下来,赔一个不是。你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你应该还我一个礼吧!现在我向你敬礼,你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几句肺腑之言,使在场的同志们很激动,也很受感动,有的由衷地笑了,有的落下了眼泪。
爸爸见同志们高兴了,就又微笑着说道:你们该给我还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个手还是放不下来哟!
几句话,使在场的同志们也纷纷举起右手向爸爸还礼了。这是多么感人的场面啊!就这样,一个敬礼,一个一个地还礼,使共产党的领袖与干部的心贴得更紧了。
爸爸也很激动,他放下手,又继续向同志们说:“我说,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对被搞错了的人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
“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的,都要修正,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地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做什么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
爸爸的自我批评,是洒向同志间的一片真情。爸爸的自我批评,在幽默中寓着坦诚,在坦诚中又寓着真情!这才是战友之情,这才是人间最伟大、最珍贵的!

■ 爸爸的读书生活

我想起了爸爸讲过的一件事:
有一次,爸爸带着小部队行军。南方的天气,说晴,天气晴朗朗的;说下雨,就是哗哗的一阵子。爸爸要是看起书来,就什么也不想,也不顾,把什么都抛在脑后了。他专心读书,忘掉了一切。
爸爸在行军中边走边看起书来。这时,天下起小雨来。爸爸用右手遮住头,还是边走边看书。这时候,一个战士看到爸爸没有戴斗笠,就赶紧跑到爸爸的身边说:“报告毛委员,天下雨了,为什么您不戴斗笠?”
“请你替我到群众家买一个。”爸爸眼睛连书都没有离开,看都没有看那战士一眼就脱口而出。
“毛委员,你背上不是有个斗笠吗?”那战士又提醒爸爸说。
“我忘了。”爸爸这时才两眼离开书,笑着对战士说。
我想,爸爸所以给我讲这段事,就是教育我干事要专心。爸爸的博学多才,不是一日之功,是在长期的学习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的积累,对我们年轻人来讲,更显得重要了。
爸爸酷爱读书。读起书来,简直入迷。
我记得,爸爸的卫士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
1952年到山东视察时,爸爸坐在专列上,全神贯注地读着一本小说。直到深夜一点钟了,卫士给爸爸端来一碗面条,爸爸却视而不见,仍在看书。卫士把碗摆在爸爸面前,又把筷子放在爸爸的右手里。爸爸眼光只顾盯着书,筷子插在碗里不动,左手按着厚厚的书还在专心致志地读。读到要翻页时,卫士提醒说:“主席,吃完再看吧!面条都放凉了。”
爸爸却根本没听见,还在继续翻看着。
“主席,要不……再给您热热去?”卫士伸手准备去端碗。
“嗯。不要。”爸爸说着,嘴慢慢靠近碗边,眼睛却始终盯在书上,呼噜一声,一筷子面条吃进嘴里。恰恰在这时,有几个字因为靠近书脊看不到,爸爸就用左手一边握书一边让书展开些,这一动作卫士看在了眼里,就上前帮忙。噢,爸爸看的原来是作家周立波的名著《暴风骤雨》。
爸爸不仅爱读书还爱书。早在井冈山和长征路上,每打下一个地方,他就让战士为他搜集书,然后带上。
1947年3月31日,爸爸离开陕西省清涧县枣林沟开始向子洲县高家塔转移。这一天国民党的先头部队离爸爸他们的住地只有十里地了。
像每次转移时那样,卫士们除了护卫爸爸外,还将两箱子书抱出来。爸爸看着这重重的两箱子书,有些为难了,他对一位警卫员说:“你是本地人,我想请你办一件事。”
“主席,您只管吩咐!”警卫员说。
“我有几箱子书能放到你家里吗?”
“能!没问题。”警卫员说。
“对家里人不会有妨碍吧?如果,万一那个,会不会受牵连?”爸爸望着警卫员说。
“主席请放心。我家离公路很远,就是万一那个,家里人也不会害怕。”
“那就请你跑一趟吧!”爸爸望着他说。
凡跟随过爸爸的人都知道,爸爸非常喜欢看书学习,就是在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时,扔掉了被褥衣物,也舍不得扔掉一本书。
爸爸有个习惯,看书时,把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就塞上个枕头,然后就靠在上面办公批文件。多数时间是看书。
这样看书看的时间长了,后脑勺在床栏上,压出一条深深的沟来。
后来,宋庆龄知道爸爸这个习惯后,送给爸爸一只挺高级的大枕头。爸爸对宋庆龄非常尊敬,礼物是收下了,但爸爸说:“我习惯了,不想变了。”结果大枕头被送进仓库了,爸爸还是把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还是塞上个白布荞麦皮枕头。
就是在爸爸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爸爸的心脏、肺、腿部都已不大方便,走路需要有人搀扶。爸爸最喜欢的游泳活动,绝对不能进行了。只有书,始终是爸爸的最好的伙伴。
在爸爸的卧室、客厅……凡是有个地方就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当爸爸卧床不起的时候,就是躺在床上,还是要看书。
为了方便,爸爸让人给准备了两副眼镜:一副眼镜没有左腿,一副眼镜没有右腿,这是为了在两边侧身躺时使用。
书,成了爸爸生命的一部分。
小字书看不清了,就看大字书,没有大字本书,就干脆拿着放大镜看。有一次,爸爸发烧烧得很厉害,两天都不大吃东西,却没有丢掉书,仍然躺在床上看书。
1975年8月,爸爸做了白内障手术。自己看书不行了,爸爸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读给他听,当病情刚有好转,爸爸又要照常看书了。为保证爸爸眼睛能够很快地恢复,医务人员规定每天只准爸爸看十五至三十分钟的文件或书。爸爸答应得蛮好,但只要书一到手,拿起来就不会轻易放下。有时,爸爸见医生来了,就急急忙忙把书藏在被子里,闭着眼睛假装休息。等医生一走,爸爸就拿出书继续读起来。
工作人员都知道,爸爸直到心脏停止跳动前的几个小时,还在示意工作人员给他读鲁迅的著作。当爸爸听到满意的内容时,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 爸爸的简朴生活

在生活上,爸爸也同样是我们做子女的学习的榜样。爸爸总是对我们,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讲:生活上要同低标准相比,不许任何人搞特殊。在这方面,爸爸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当年爸爸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时,学校发的一套青色呢子制服,一穿就是好几年。衣服的颜色都褪了,袖口、胳膊肘处都磨破了,就这样,爸爸还是舍不得扔掉,还要一补再补、一缝再缝并一直穿在身上。
除了这套衣服外,爸爸有一件灰色的布长袍。到了冬季,长袍里面加上件旧夹袄,就这样穿着过冬了。他的下身总是那条一年四季不变的白色布裤子。有人同爸爸开玩笑说:“你这叫冬天用加法,夏天用减法的穿衣法。”
“是呀。这就叫学用结合。”爸爸听了风趣地回答说。
一到夏季,爸爸常常不穿袜子,也没有袜子可穿,有时连鞋都破得露出脚指头。听说爸爸当年的被褥是湖南农家用的蓝大布套被,棉花是用过多年的,又旧又硬,盖在身上很重,还不挡风。爸爸住校,一到星期日回校晚了,食堂的饭菜都是凉的,别人总是想法热饭炒菜,爸爸总是打点冷饭剩菜吃。爸爸的同学多数都是从农村来的,农家的孩子本来生活就比较简朴,爸爸的简朴在同学中间、在学校是很闻名的。其实爸爸的钱都花在订报纸、买书籍和杂志上了。
爸爸一生在衣着上从来不讲究。如果说在井冈山、在长征中,是因为形势紧张,经济条件差,不去讲吃说穿,那到延安后,相对来讲,各方面条件都好了,多做件衣服也不能说是什么过分之举吧!但爸爸却始终保持着这种简朴的作风。
1937年冬天,爸爸穿的那件旧棉衣,不管谁劝,爸爸就是不肯换新的。
警卫人员想办法找到管理部门,让他们想法给爸爸做了件新的阴丹士林布的棉衣。
他们知道爸爸的脾气,要是直接把新棉衣拿给爸爸,爸爸肯定不会要,更不会穿它。最后几个人想出个办法来:趁爸爸休息时,把旧棉衣偷偷拿走,把新棉衣轻轻放下。他们想,等爸爸醒来时,见没有旧棉衣了,只好穿上新的。然后再抽空儿把旧棉衣拆洗一下做好,两件换着穿。
想好了,就依计而行,换完后他们几个三下五除二地就动手把旧棉衣给拆了。这一拆才发现,爸爸穿着时是件棉衣,谁知布都糟了,拆了,就是照原样也缝不起来了。
爸爸醒来,发现自己的旧棉衣没了,把警卫员叫进来问:“这是哪个的衣服?我的那件棉衣呢?”爸爸指着那件新棉衣问。
“这是管理局给你做的……”警卫员吞吞吐吐地说。
“我有棉衣嘛。我不要 还是把我的那件拿来。”爸爸说。
“那件,那件棉衣都让我们给拆了,想洗洗再缝好。可看样子,布破得缝不起来了。你还是……”警卫员说。
“那,你看怎么办?”爸爸明白了,无可奈何地笑着说。
“主席,这件棉衣挺好,你就穿它吧!”警卫员高兴地说。
“这样吧,你拿上它,给我换件灰布棉衣,和你穿的这件一样。”爸爸拿起那件新棉衣,指指警卫员的衣服说。
没办法,警卫员只好照办了。
那时候,国民党对边区进行严密封锁,延安的物资也极为匮乏,生活条件也是很差、很苦。
到了冬天,陕北可冷了,部队干部就自己动手做了一批毡帽。因为毡帽料的质地不好,人们又是第一次做,没有经验,做好后一看,帽壳平塌塌的,帽檐软软地挺不起来,老往下耷拉着。那个样子好难看,大家宁可冻着也不愿意戴它。
一天,警卫员拿着一顶这样的帽子对爸爸说:“主席,你看,这帽子戴上倒是挺暖和,就是样子太不好看,戴到头上,别人一看到就笑,所以谁也不愿意戴它。”说着顺手把帽子扔到爸爸的办公桌上。
“这帽子不错嘛,没人戴我戴。”爸爸说着拿起帽子看了看,就扣到自己的头上。
爸爸不光戴上毡帽,还特意到院里走了一圈,让大家看看,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爸爸无论是开会,还是做报告,只要是外出,都戴上这顶毡帽。在爸爸的影响下,大家也都先后戴上了它。不久在人们中传诵着这样几句顺口溜:“八路军,土包子,头上戴着毡帽子,打仗就像钢炮子,敌人像个龟孙子。”
爸爸穿衣服也有讲究的时候,那是在特殊的场合和时间里。
1949年,一次,爸爸在香山双清别墅要接待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各界代表和知名人士。这其中就有知名的民主人士张澜先生。
见张澜前,爸爸对卫士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要见他了,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卫士将爸爸的全部家当翻了个底朝天,找了个遍,也找不出一件不破不补的衣服,就为难地对爸爸说:“主席,一件好衣服都没有。做也来不及了,要不,我去借一件……”
“不要借了。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爸爸说。
结果,爸爸就穿着那件补丁衣服见了张澜先生,又穿着那件补丁衣服见了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等知名人士。他们哪位也没有笑话爸爸的“穷”样。就这样,爸爸一直不让给他做衣服,直到爸爸准备“十一”上天安门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才让卫士找人为他做了一身新的中山装。
爸爸不光是在衣着上这样简朴,对生活日用品,他也同样特别注意节俭。有的东西,使用到无法再使用时,爸爸还是舍不得丢掉换新的。这些东西常换换,条件还是允许的,可爸爸从不准这样做。
解放战争时期,爸爸的一条毛巾是两用的,既用它擦脸,又用它擦脚。用了很长时间了,那样子简直就像块麻布片。卫士想给爸爸领条新的。就这点小事,也要征得爸爸的同意,否则爸爸准要生气。卫士就拐弯抹角地动员爸爸说:“主席,领条新毛巾吧。新的用来擦脸,旧的就用它来擦脚。擦脸、擦脚应该分开嘛。”
“分开就不平等了。每天行军打仗,脚要比脸辛苦多了。它能用,我看还是不分开好;分开,脚会有意见哩!”爸爸听了卫士的话后,幽默地说。
“那就让它俩分工。新毛巾用来擦脚,旧毛巾用来擦脸。”卫士也笑着说,反正是想着法子要爸爸同意领条新毛巾。
“账可不能这么算。我领一条新毛巾,好像不值多少钱,如果我们的干部、战士,每人节约一条毛巾,这笔钱就够打一个沙家店战役了。”爸爸的话引起了大家的笑声,也引来了大家对爸爸的敬意。
有一次,我的一位同学,见到我用的牙刷都掉毛时说:“你的牙刷都这样了,还舍不得扔掉,现在谁还用这样的牙刷呀?”
她的一句话,使我想起了爸爸。
我这是跟我爸爸学的。爸爸的牙刷用得什么时候变成“不毛之地”时,什么时候才肯换用新的。我这牙刷虽说荒凉些,毛草长得稀疏些,但还没有变成“不毛之地”,所以还是让它继续尽职尽责吧!
爸爸特别喜欢吸烟、喝茶。而这两项的开销全从他的工资中支出。爸爸又只爱喝龙井茶,这种茶在当年是很贵的。
尽管当时我们也想尝尝这种高级茶的味道,但爸爸和他的工作人员都不许我们品尝。对爸爸这样的规定,当时我很不理解,也稍稍有些不满意。心想:一点茶叶还这么小气!事后想想,爸爸和他的工作人员不得不这样做。茶如果全部对我们这群孩子们放开供应的话,那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呢!因为经常跟着爸爸一块儿生活的有六七口子人,也就是说,爸爸要供岸青、思齐、我、李讷、远新、博文、姨等人,而且江青吃饭也同样不交钱的。再加上我们几个人都在上学,光学费一项开支,也不是个小数字。这一大家子都靠爸爸的工资生活,经济上也确实是够紧张的。
如果我们每人只要爸爸一点儿龙井茶,加起来也有小半斤呢!所以仔细想想,爸爸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想到这儿,我就不再怨怪爸爸小气了。
我记得好像是1954年,或是1955年的冬季。那是个刚刚下过大雪的日子,好像是个星期天。那天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复习功课。江青叫我到她的房间里去。我进去后一句话也不说地站在那里。因为平时我从不进她的屋。
“娇娇,我想让他们(工作人员)给你爸爸做个丝棉背心。刚才征求你爸爸的意见时,你爸爸生气,发脾气了,说不让做,你去劝劝他吧!”江青一口气把话说完。
“您们间的事儿,我怎么能管哪!”我为难地说。
“你爸爸听你的。还是你去劝劝好。”江青说。
我点点头再没说话就走出了她的房间。
我心想:叫我去征求爸爸的意见!这么多年来,就我所了解到的,只要涉及爸爸的衣、食、住,比如想给他增添衣服,改善伙食,修缮房屋等等,只要是事先去征求意见的,没有一件事他能同意。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我去劝,也准会碰钉子。我真地有点不想去。可我又怕爸爸为这点小事真地生气。为了爸爸,我还是硬着头皮,到爸爸房里去了。
平时,我想到爸爸房里去,都是爸爸叫我我才去。或是我先让人告诉爸爸一声,说我想见见爸爸,我想他了。得到允许后,我才能进爸爸的房间。这次是江青让我去,我才不得不去。我没有事先说一声得到爸爸的允许,就直接进去了。
“爸爸,您好!您……”我的话还没说完。
“哪个要你来的?”爸爸坐在沙发上生气地望着我问。
“是江青叫我来的。她说……”我望着爸爸说。
“她叫你来干什么?”爸爸的气还没消。
“走。你跟我走!”爸爸说着就站起来了。
我再没说话。赶忙帮着爸爸把棉大衣穿上,把帽子递到爸爸手里。爸爸戴好帽子后一回头顺手又把那条长长的灰色围巾拿来,折叠一下,用左边手一撑,右边手一套,左手一拽,套好围巾,拉住我的手就往外走。
我不知道爸爸要我跟他干什么去。我不问,也不敢问。因为此时,爸爸的气还未消呢。
爸爸拉着我的手,我们父女俩并排走出院子,漫步在南海的岸边上。雪在我们俩脚下发出声响。我使劲儿迈开大步跟着爸爸走着,走着,两个人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你看,我穿着毛衣、毛裤,又穿着棉大衣,冷吗?还做什么衣服 你莫听她的。”
“莫要把自己搞得那么富嘛!能吃饱、能穿暖就蛮不错了嘛!莫搞特殊!”
瞧,我还没说一句话,爸爸就已经知道江青搬我到他房间的目的了。我知道,爸爸还是不同意做背心,也就没有再劝说他。
我陪着爸爸慢慢地走着,我俩站住脚,望着北海的白塔;看着北海中的一片白雪;再看看眼前南海中那白融融的雪,心里觉得那么清、那么静!
我抬头看看爸爸,爸爸凝视着这洁白的雪海,长长地舒了口气。我知道,爸爸喜欢雪,望着这茫茫雪海,心里舒畅了,心情也好了。当然,此刻爸爸的气儿也消了。
“爸爸,他们还在……”我回头看见卫士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就对爸爸说。
“走。我们该打道回府了!”爸爸说着,拉起我的手,笑着冲卫士们走去。
我知道了,爸爸的气全消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我的娇娃受冻了。”爸爸说着伸出右臂把我揽在他的怀里。
这时,我真地感到一股暖流流淌在我的心头。虽然,我未穿大衣就跟着爸爸在外边“冻”了一段时间,确实是感到有点冷了。但我的心头却是热乎乎的。因为我为爸爸做了我当女儿该做的事情。
天再冷,我的心里也是热的,这父女的亲情,永远暖着我的心!
爸爸搬进中南海办公以后,我看到办公室和休息的东屋里,都摆着许多花。我们就常常悄悄地轻手轻脚地跑到花盆跟前,闻闻这盆花,摸摸那株花。菊香书屋变了,变成了一个百花盛开、争奇斗艳的小花园。有时,偷偷捏个小花叶,小心翼翼地放在书里夹起来,觉得挺有意思。
可没过多久,这些花都没了,都被搬走了。一问警卫才知道:是爸爸让他们搬走的。爸爸说:我的住处不要摆这么多的花,有几盆就够了。以后工人、农民的代表来了,干部来了,看到我这里摆这么多花,要是都向我学,回去也都摆弄起花来,还哪有心思干工作 这种风气不好,不可长。
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家的院子里,只摆了两盆棕树,两盆无花果,除此以外再也没有摆过其他的。
再后来,南边房前的小花园,也改成了小菜园,由警卫人员和我们一起劳动,种上了黄瓜、辣椒和各种应季的青菜。我们也就只能从这些不同的蔬菜品种中看到各色各样的不起眼的小花了。
爸爸不光是在衣着上不讲究,就是在饮食上,也不是个挑剔的人。
日常生活中,爸爸总爱吃点小菜,辣椒是绝对不可少的,再就是酱菜、腐乳以及以青菜为主的几个炒菜,再常吃的就是大家时时提到的红烧肉。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特殊的爱好。爸爸这个人干起事来是很专一的,尤其是读书时更是如此。所以,那些鸡呀、鱼呀吃起来太费事,又要分心,不像红烧肉那么方便,夹一块送进嘴里便吃,没有什么需要小心的,也用不着吐骨剔刺的。
爸爸的这种习惯,也是在那漫长的战争年代养成的。战争年代无暇去琢磨吃喝。那时节,那环境,那形势,那情况,只要能填饱肚子,饿不着,什么东西不吃啊,哪还有心思去挑肥拣瘦啊 
1927年11月间,在江西宁冈县茅坪。一天,爸爸由住地洋桥湖出发,去和农民自卫军的同志们相会,到时,正遇上他们吃饭,见到他们碗里盛的都是从山里采来的野菜。这时,有人说:“这么苦的野菜怎么能吃得下去呀?”爸爸闻声,走进伙房。炊事员对爸爸说:“这里下霜很久了,所有的野菜都被冻得枯黄了,只剩下这一种了,这种野菜是比别的菜要苦得多……”
爸爸听着,拿起碗盛上野菜与大家同吃起来。边吃边对大家说:“这菜是苦,可它很有营养。我们能够吃下这种苦,日后就能战胜更多的苦,我可是要多吃哩!”
1938年春季,抗日根据地正处于困难时期。一天,爸爸外出回来,走到延河滩,发现了一种长着圆圆叶子的小草,就对警卫员说:“这是一种能吃的寒菜。搞点回去炒炒吃,就少炒一个别的菜。”
1949年进城以后,爸爸依然保持着这种简朴的生活习惯。什么山珍海味,爸爸从来不去问津。爸爸的饮食中,比战争年代多见的是增加了鱼。
爸爸特别讨厌宴会,更反对那种大吃大喝的作风。在不得已而设宴时,爸爸总是一再指示,再三叮嘱:不能总是山珍海味,既浪费又不实惠。并一再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活在世界上,不是为吃世界,是为改造世界。”
尽管医生多次规劝,爸爸的饮食习惯却一直未变。每当提起要爸爸注意营养、改善生活,爸爸总是摇摇头,津津有味地吃着二米饭(大米、小米合做)说:“要是全国人民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菜,那就很不错了。”
1960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爸爸对工作人员讲:“我不吃猪肉,也不吃鸡。用猪肉和鸡出口换机器。我呢,有米饭、青菜、盐和油就够了。”
过不久,爸爸又给自己规定新的方案:“不吃荤菜,只吃米饭和青菜。”
当工作人员劝爸爸要增加营养、改善伙食时,爸爸深情地对他们说:“全国人民都这样,我一个人吃了也不舒服啊!”
为了保证爸爸的健康,工作人员只好增大素菜的量。就这样,爸爸还是不让,每顿只好按爸爸的指示,只炒一个青菜,两样小菜,还是照样吃“二米饭”。
卫士长李银桥同志提起这段往事时,总是忘不了他与爸爸的那段对话:一天,他帮爸爸做睡前按摩时,他发现爸爸的脚脖一按就是一个坑,而且很长时间起不来。这是明显地缺乏营养而造成的浮肿。他对爸爸说:“主席,你看,这是缺营养……”还没等他把话说完,爸爸却接过话茬儿说:“脚脖子都长得胖了,你还说我缺营养。我看是营养过剩了!”

■ 富于同情心的爸爸

爸爸自己生活简朴,但对他人,无论是衣服,还是钱财,只要对方需要,爸爸都会送给他的。
爸爸这点倒很像我的奶奶。爸爸从小对人就有同情心。当年在老家的桥头湾、井湾里等地读私塾时,有一个名叫黑皮伢子的小同学,他家里很穷,常常不带中午饭到校,到晚上再回家吃晚饭。我爸爸知道后,就把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午饭分出一半给他吃。午休时还常帮助他捡柴。这事让奶奶知道了,每天给爸爸带午饭时就特意多装上些,让他们俩都吃饱饭。
后来,爸爸到长沙第一师范上学。有一年的冬天,在去长沙的路上,遇到一个穷苦的青年,爸爸见那青年在风雪天里还只穿着单衣,冻得浑身只打颤。就和他谈起来,从谈话中爸爸知道他家境贫寒,是生活所迫,才外出谋生的。爸爸很同情他,就把自己的一件上衣脱下来送给他。那青年很感激爸爸。学校放假回家后,奶奶发现爸爸的上衣少了一件,就问爸爸,爸爸把事情如实地告诉了奶奶,奶奶只是笑笑,没有责怪爸爸。
爸爸关心群众的事是很多的。
1927年的冬季,井冈山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爸爸的房东谢槐福,大冬天身上无防寒抵风的棉衣,只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单衣,在寒风中冻得直抖。
爸爸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就走过来,轻轻地拍拍他的肩头,亲切地说:“槐福呀,天冷了,你要穿衣服哩 ”
谢槐福回过头来看看我爸爸,便实话实说:“毛委员,我没有衣服啊 ”
爸爸听了,马上把自己身上刚刚发的一件棉衣脱下来,披在谢槐福的身上,告诉他说:“外面正在下雪,槐福,你穿上吧。”
“毛委员,你身上只穿两件单衣,我怎么能穿你的棉衣哩 ”说着又把衣服递给爸爸。
“你莫担心我睩,我不怕冷,我习惯了。”爸爸说着又把棉衣给他穿上,还亲自给他扣好扣子。
在长征途中有一天,正遇上阴天,天昏地暗,部队行进很困难,这时恰恰又遇上国民党的飞机。突然,敌机投下一颗炸弹,不偏不倚在警卫班长身边“轰”的一声爆炸了,班长倒在了血泊中。爸爸哭了,在场的人都哭了。
爸爸慢慢地举手摘下红星帽,默默地站在警卫班长的遗体旁,不说一句话地站了很久,很久。
大家含着泪水,掩埋了战友,又继续上路。突然间,爸爸又返了回去,从一个战士的手里拿过一把小小的工兵铁锹,又一次为警卫班长的坟培土。爸爸一锹又一锹地把土培在高高的坟堆上,又沉重地用铁锹拍打拍打。爸爸站起来,深情地望着这座新坟。很久他才拖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回头地缓缓地离开,他又带着队伍继续长征。
1934年12月下旬,爸爸和红军从黎平向黄平行军时,在一个村边见到一个农村妇女,躺倒在路边上,奄奄一息了。爸爸走上前问清楚了,原来她是当地的农村人。爸爸毫不犹豫地从自己身上脱下一件毛线衣,给她穿上,又从自己的行李中拿出一条布被单子,又让警卫员拿了两条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一起都送给她。这位老乡有了活命粮,暖身衣服,她含泪连声对爸爸道谢。
1934年4月的一天,红军与敌人作战时,爸爸和朱德爹爹在指挥所里,离前沿阵 地只有两里路远。战斗开始后,爸爸看见一个战士在攻击敌人时负了伤,倒下去了,就马上出了指挥所跑了过去。随手就把自己的衣襟“嘶啦”一声扯下一片来,像个训练有素的卫生员一样,很快给战士把伤口包扎好。他又弯下腰,弓起身,背上战士就往卫生队走。
“同志,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那战士觉得背着他的这个人看着挺面熟的,就是一时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过面,才这样试探着问爸爸。
“我们都是红军,经常见面的。”爸爸怕说实话后,战士不让背,会耽误治伤,就含糊地回答他。
当警卫员满头大汗地追上时,爸爸已经背着那战士走出一里多地了。
“毛委员,您快歇歇。我来背他 ”警卫员边擦着额头的汗边对爸爸说。
“你先去找副担架来,我们两个抬他走。”爸爸说着还在继续大步流星地朝前走。
那个战士一听说背他的人是毛委员,也不顾自己伤痛,一下子就从爸爸的背上滑下来,说什么也不肯再让爸爸背他。警卫员要背,他也不让,非要坚持自己走。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正好担架队来了。爸爸同警卫员把他轻轻抬上担架。
1935年6月2日,红军在翻越一座大山的时候,遇上国民党的飞机轰炸,爸爸身边的警卫班长胡昌保牺牲了。爸爸悲痛万分,他双手抱着胡昌保放在地上,让他躺平后,爸爸又用自己的毛毯盖在胡昌保的遗体上。并在遗体旁站了很久很久,才依依不舍地又继续率队伍前进。
再就是红军奔袭云南途中,妈妈为掩护伤员而负重伤的事。
其实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这样的事情是常常会遇到的。爸爸生活上,是最清苦,最简朴的。因为爸爸心里装着的不是自己,而是中国的普通群众。
1935年,红军翻越了梦笔和长板这两座大雪山。这一带地形非常险要,周围许多山上都是积雪,又时常下雨,真是河流错综,路滑坡陡,要是再遇到森林,有苍松古柏遮天蔽日,行军就更困难。爸爸拄着根木棍和战士一起行军,警卫人员悄悄地弄来担架,要抬着爸爸走。
“我身体蛮好,干吗要我坐担架 ”爸爸说着把棍子一扔,大步朝前走。他们知道,爸爸丢掉棍子,是故意做出不疲倦的样子,可他们还是不离开爸爸身旁。爸爸被缠不过,就干脆停下脚来,让他们在前面先走自己再跟在后边走。当爸爸发现伤病员和体弱的同志时,就叫住担架队员温和而又耐心地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完成任务了,抬伤病员和抬我都是一样的,快去抬上走吧 能让一个伤病员恢复健康,我们的革命就多一份力量 去吧,去抬吧 ”担架队员只好服从了。
同年的7月,红军到达黑水、芦花一带,正值青稞麦熟季节,总部就命令部队帮助藏胞下地收割。
部队所有人员都投入了这一行动。爸爸和大家一起割麦、打麦,还要从几十里地外背着几十斤麦子运回来。一天黄昏时分,爸爸背着麦子往回走,他边走边和同志们聊起天来。这时,他见到前边有些同志在路边休息,还不起身走,样子很疲惫,爸爸就上前询问,原来这些都是大学生和留学生,是刚来不久的知识分子。爸爸就风趣地对他们说:“年轻人,血气方刚,你们怎么倒有点老年气呢 ”他们一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后来爸爸才知道,他们是在割麦时因不会使劲儿,手掌都磨出了血泡,脚也被麦茬子扎破了。爸爸就非常关心地说:“原来是这样,那你们就少背些嘛 记住,回去后就找医生给上点药,万不可让毒水浸了。”
队伍已进入草地第七天了。那天天色已晚,部队准备就地宿营了。爸爸却一直朝前走。原来爸爸是看见有两个战士倒在路旁了,他走上前去,弯下身子亲切地拍拍两个战士的肩头说:“同志,不能倒下呀 ”他俩认出了这个人是毛泽东。
一个战士无力地轻声说:“首长,我走不动了。我,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爸爸听了,伸手从自己的干粮袋里掏出几块青稞饼,又亲自送到战士的手中,并恳切地说:“再走一天就可以出草地了,无论如何你要走出去。”
两个战士望着爸爸,激动得流出了热泪。他们知道,这几块青稞饼,在此时、此刻、此地意味着人的生命 他们怎么也不肯收下。爸爸说道:“你们要吃。不吃,就出不去了。”他们含着泪,吃着饼,望着爸爸,用力撑着身子站起来,艰难地挪动着步子。爸爸就让警卫员扶他们走。
爸爸就是这样爱每一个战士,疼每一个人,无论是谁遇到困难他都会相助相帮的。
当胡宗南进犯延安时,爸爸因连日的急行军,身体感到很疲劳,大家又担心爸爸的健康,于是很快准备好担架。爸爸看到后说:“大家都很累,你们愿意抬,我还不愿意坐哩 坐担架可不是件好事,不是生病,就是负了重伤。”还在谈笑时,有人向爸爸报告:“周恩来同志病了 ”爸爸一听,连忙命令:“快拿担架去抬他 ”
当担架抬到爸爸跟前时,周伯伯要下来,爸爸连忙用那双温厚的大手按住周伯伯并扶着担架走了一段路。爸爸幽默地对担架队员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的担架终于派上了用场,这叫有备无患嘛 ”一席话,逗得病中的周伯伯和大家都开心地笑起来。
爸爸总是时时把自己融于战士之中,把自己看成是普通一兵,又总是时时把战士挂在自己的心中。

■ 乐于慷慨助人的爸爸

在我们家里,爸爸一向是主张自由的,从不干涉我们与人的交往。在爸爸的眼里,从来就没有等级、门第的观念。他还特别教育我们眼睛要向下看,要拜工农为师,要和工农子女交朋友,学习他们的勤劳、忠厚、朴实的优秀品德。
爸爸不光对我们这样,对我们的同学也一样。凡是爸爸知道的人,也时时提起。1959年我结婚时,我的好友王桂苡未能参加我的婚礼。事后爸爸问起她。我说她去青岛了。爸爸笑笑说:“看她的炮兵去了 ”当时,她爱人在青岛某炮兵部队工作。爸爸对我的同学也像对我们一样关心、支持、爱护。
我记得在我结婚前后,我的一位女友和令华的同班同学也在恋爱,准备结婚。这本来是一件挺好的事。可有一天,我的女友对我说:“我们双方家长都不同意我俩恋爱,更不同意我们结婚。我感到非常苦恼,心里也很痛苦,真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
“为什么 ”我没等她把话说完就迫不及待地问她,想尽快知道结果。
“门不当,户不对。”她用六个字把原因告诉了我。
我知道,她的父亲是某部部长,她男友的父亲是某个工厂的书记。我想,这可能就是她说的门不当,户不对。就是说部长和工厂书记不是一个级别,不能同坐一条板凳,当然就不能攀亲结友,更不能互称亲家了。
门第高的不愿意女儿下嫁。为使女儿将来生活得舒适些、安逸些,想攀个高枝。我认为父母有这种想法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不能阻挠、干涉女儿的婚姻大事。
我给她讲了我爸爸当初为什么一再让我看《打金枝》这出京戏,意在让我明白自己婚后该怎样对待令华及他家里的人。
她的男友家长也不同意他们的婚事,这就难了,我一时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个理儿。后来我也明白了,他们认为自己是一般干部,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去攀个高级干部的女儿。不去跟那高门子弟人家结亲,怕娶个“小姐”回来家里的关系不好处,说深了不是,说浅了也不是。家长有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两个年轻人又的确相处得很好,他们彼此相亲相爱着。我认为当家长的不宜过多地干涉儿女的自由。可我又没办法帮她解决问题。我就想到了爸爸,爸爸能解决女儿的任何问题,同样,我相信爸爸也会帮助我的女友。我就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爸爸。
爸爸听了以后说:“娃儿们的事,当家长的不要去管那么多。像我娇娃一样自由多好 ”爸爸很支持他们的婚事,我把此话转给了女友。
他们结婚后,爸爸还曾问过他们的情况,我说:他们在生活、学习上遇到些经济困难,一时还没有想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来。爸爸听后说:“我来支援他们。”
“您怎么支援 ”我问爸爸。
“我有稿费嘛 ”爸爸乐呵呵地说。
从此,爸爸每月都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40元钱,由我转给他们,供他们学习、生活,直到他们完成大学的学业为止。
提到他俩,我又想起了令华的另一位同学,也是因为学习时遇到了经济困难。爸爸知道后,二话没说,以同样的方法,从自己的稿费中每月支出40元钱按时由我们转给他。帮助他克服了困难,使他顺利地读完了大学。
我想,爸爸这样做,是出于他对年青一代的关心、爱护,因为在爸爸的眼里,年轻人是祖国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不属于某一家,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同样,爸爸用自己的稿费来帮助他们克服困难,继续深造,这也是在为国家培养人才而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1974年,贺子珍在苏州。
1961年,毛泽东同李敏及身边工作人员在中南海合影。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同韶山学校的师生在一起。
1958年,毛泽东在河南农村视察。
  1959年元旦,毛泽东同李敏、孔令华 后排左三 、王季范 前排左四 及身边工作人员在中南海住地合影。
  1959年8月28日,毛泽东同孔从洲 左五 、王季范 右三 、蔡畅 左三 、邓颖超 左二 及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参加李敏、孔令华婚礼时合影。
1954年,毛泽东在北京顺义县农村。
  1962年8月,毛泽东亲切会见中国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右起:邱钟惠、廖文挺、庄则栋、容国团。左一傅其芳。
  1957年10月29日,毛泽东观看苏联新西伯利亚歌舞剧院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接受演员赠送纪念章。
  1960年7月23日,毛泽东接见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右起:作家老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剧作家田汉。
1949年,毛泽东在天坛和售货员交谈。
1959年,毛泽东和农家儿童逗趣。
1952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近郊德胜门外访问农民。
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同李敏、孔令华在中南海住地。
贺子珍与女儿李敏、外孙女孙东梅。
1949年8月,毛泽东和老朋友柳亚子在一起。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颁发授予朱德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
1962年8月,毛泽东同李敏、孔令华、李讷等在北戴河。
毛泽东在故宫观赏汉代陶马。
  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同李敏、孔令华、王海容 左二 、毛远志 左一 在中南海住地合影。
1961年,毛泽东在看《人民日报》。
1972年,贺子珍与李敏、孔令华于青岛。
1958年,毛泽东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师生在一起交谈。
1962年,毛泽东在看《解放军画报》。
1950年6月,毛泽东和青年时代的老师符定一交谈。
  孔东梅在外公毛泽东生前读书、工作过的中南海菊香书屋前留影。
  毛泽东和陈毅 右二 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棉纺九厂,与荣毅仁 左一 交谈。
1956年,毛泽东在河北农村和牧羊人交谈。
1945年,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延安。
1958年4月,毛泽东在广东农具改革展览会上观看新式渔网。
1953年,毛泽东在武昌蛇山与市民交谈。
1934年,毛泽东和警卫员在瑞金。
1945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扬在延安。
1942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一次会议上做报告。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寓所读书。
毛泽东在转战陕北的途中。
毛泽东在读书。
毛泽东和家乡启蒙老师毛宇居携手而行。
1938年冬,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讲演。
1945年,摄影师吴印咸在为毛泽东照相。
1945年,毛泽东和送行的张澜握手。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从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前往晋察冀解放区。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将一级解放勋章授予人民解放军第一位女将军李贞。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观看我国自己研制的武器。
1954年,毛泽东和程潜等游明长陵。
  1946年3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设宴欢迎美国总统特使、军事三人小组成员马歇尔 右一 。
1962年,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住所打乒乓球。
1946年,延安军民向毛泽东献金匾。
毛泽东在延安。身旁的汽车是宋庆龄赠送的。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迎接赫尔利、张治中。
  1945年9月16日,毛泽东在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会见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名士兵。
毛泽东戴眼镜看儿童雕像。
  1962年春,毛泽东和毛岸青 左一 、刘松林 右三 、邵华 右二 等在一起。
1955年,毛泽东在南京郊区尧辰乡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
继承我们的事业吧。这叫后继有人,就叫继宁吧 ”
这样,儿子的名字就由外公和爷爷两位老人给选定了,取名叫继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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