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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毛泽东(3)

 




第一章

初入中南海


  
 丰泽园内第一次见伯伯,他与爸爸长得真像;火车站上第一次见七妈,引起了一个“亲妈”的故事。1949年6月30日,伯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带我登上天安门。

一位清瘦精干的叔叔领我进入了中南海。汽车进门,绕湖,过桥,再进门,一个一个的院门,一排一排参天的古柏,一声一声老鸹的嘶哑叫声从头顶传来,让12岁的我,手心冒汗,真觉得 人,耳边顿时响起姥姥的话:老鸹叫,祸来到,要赶紧向地下吐口唾沫。我张开口刚想吐,抬头看看牵着我手的叔叔,又吞了回去。
很多人问过我,第一次进中南海一定是很激动,因为按常人想,这是皇帝老子住过的地方,也是中国共产党头头脑脑居住的地方,又是去见当“大官”的伯伯,当然心头乐开花。过去,听到这样的提问,我都笑笑没有实话实说。其实,走进中南海我不仅没激动,正相反,真正是有点失望。我原来渴望住的是天津那座有盛开鲜花和绿茵茵草坪的白墙红瓦尖顶的三层小洋房嘛 
带我的成叔叔是个细心人,他瞧出我表情不自然,担心是我刚离开爸爸妈妈不习惯,是在想家,就不住地跟我讲话:中南海过去是清朝皇帝的御花园,因为中海、南海在这个院,所以就叫这个大院子中南海,而桥那边的是北海,就叫北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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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 DE FU QIN MAO ZE DONG

我的父亲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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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第四章

  

  
      ○我的爸爸是农民的儿子
      ○我的二叔、三叔及姑姑
      ○我的杨开慧妈妈
      ○我的楚雄哥哥和岸英哥哥

■ 我的爸爸是农民的儿子

爸爸的一生为革命而奋斗,他献出的还有6位亲人的生命,爸爸一生系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上,他的心与人民共甘苦,这因为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我家祖辈都是农民。一家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爷爷10岁时,由父母做主与湘乡县文芝仪之女文七妹订了婚,15岁完婚。16岁时,外出当兵。他把军饷积攒起来。退伍后回到韶山。17岁开始理家,那时家里仅有六七亩地,一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年为温饱操劳。爷爷精明能干,肯劳动,会省俭,又善于经营,是个好当家。他常说:“吃不穷,用不穷,人无计算一世穷。谁会盘算,谁就能过好日子;不会盘算的人,你给他金山银山,也是空的!”
爷爷带着一家人勤奋劳动、省吃俭用,家里没有吃闲饭的。每年口粮之外的剩余谷子,用作押进田产,取利息钱。还兼做贩运谷米和生猪的生意。开始是少量的小规模的运送。后来,得到奶奶文七妹娘家的贷款帮助,就到湘乡大平坳一带成批购进稻谷,加工销售,并逐步由肩挑改为土车运送。直到发展到从银田寺雇船装运白米,运往湘潭市易俗河出售。家里也开始雇工,起初是雇短工,后来雇一长工,在冬天碾谷的时候,还得多雇一个短工。不过,一家人还照常都要去干活。爷爷还贩卖耕牛。渐渐地,他积攒的钱更多了,便于1903年买进堂弟毛菊生的七亩水田,使田产增加到22亩,每年收稻谷约八十担。此后他虽然继续聚积财富,但不再买进土地,而是典进别人的地,大致是由于典地要比买地便宜,又不用自己操心农田,对经营生意比较有利。一来二去,他的资本增加到两三千元,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是个大财东。
爸爸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这个家里。
爷爷非常勤劳、顽强,但脾气粗暴。爸爸在农民的家庭长大,最懂得农民的疾苦。
爷爷个子不高,很壮实,但长期艰苦的劳动,使他身体衰弱得过早。爸爸却长得高大,虽然只有七八岁,已跟十岁的孩子差不多,大手大脚浑身是劲。见爸爸长大了,爷爷便送他进私塾读书,这比一般山村农民高明。他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岳父家文氏多有读书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读书不多,在一桩柴山公案中败诉,明明自己有理说不出来,对方引经据典,被告变成了原告,眼看着柴山断给了人家。因此,他想培养爸爸读书,也能引经据典,给自己争口气。
1902年春,刚过了元宵节,爷爷就把爸爸送到离家不到二里的南岸邹春培老师的私塾,受启蒙教育。
邹塾师五十多岁,他把爸爸引到东墙下神龛的地方说:“这是孔夫子的神位,从今天起,你每天早晨进来,都要对神龛作揖。以后,你就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老先生高兴地对爷爷说:令郎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爷爷忙说:种田人家的子弟,不稀罕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得几笔账,写得几句来往信札,就要得了。
爷爷对爸爸读书不用操心。但是,对爸爸很像自己的倔强性格,却很伤脑筋。一天中午,天气炎热,先生又不在私塾,爸爸就提议大家去游泳,老先生回来看见学生们赤身露体游泳,以为不雅,要惩戒他们。爸爸却引用《论语》上的话说,孔夫子是赞成到河里去洗冷水澡的,并把《论语》打开,把孔夫子的原话念给教师听。老先生一听,想起确实有这样一段书,但一时又下不了台,就到上屋场,找爷爷告状,火气很大地说:“你家润之了不得啦,他的才学比我高,我教不了啦!”爷爷历来家教很严,听说儿子带头闹学,同老师顶嘴,格外恼火,顺手在路上捡了一根楠竹板子,向南岸私塾奔跑过来。看见爸爸,不问情由,便劈头盖脸地打来。爸爸急忙躲避,回头就跑。爷爷怎么也追赶不上他,急得跺脚骂着:“我看你跑到哪里去!你敢回来,我就要打死你这个没王法的东西!”爸爸知道父亲的性情,这时候要回到家里,那准定要挨一顿死打,连母亲都劝解不住。就决定不回家,去县城。但是,他毕竟是不足十岁的孩子,在山里转了三天只离家八里远,没走出韶山冲。爷爷托人四处寻找,最后由一个砍柴的老人遇到,送回家来。爷爷找到儿子后,没有再打他,态度也缓和些。爸爸认为这是他第一次反抗的胜利。三十多年后,爸爸回忆这段经历时风趣地称它为“胜利的学潮”。
不久,爷爷送爸爸进桥头湾、关公桥、钟家湾、井湾里等私塾读书。先后经过五年的读书生活,爸爸有了相当的读写能力,但他不满足于《四书》《五经》,想停学务农,在家自学,看更多的书。爸爸同爷爷商量时,爷爷同意了,他希望爸爸能当家理财。他对爸爸说:“我原本就没有指望你去考举人秀才,现在又废除了科举,再读书也没有用。田里的活忙不过来,你回来也好。”从此,爸爸在家务农,白天像大人一样到田间劳动,学会扶犁、掌耙、扬谷、下种等农活。晚上替爷爷记账,并常常看书到深夜。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凡是能找到的一切书籍。读的全是旧小说等杂书。爷爷是极聪明能干的人,他虽然只读过两年私塾,却打得一手好算盘,左右两手都能打,因此爸爸刚上学不久,爷爷就教他打算盘、记账。他希望爸爸成为精打细算、兴家立业的人。不过爸爸的兴趣不在这里。
此时,爷爷按照古老的陋习,为爸爸娶了媳妇。爸爸与这位比自己大几岁的姑娘并无感情,一直不承认这桩“婚姻”。爷爷对他也无可奈何。父子间因思想观点不同,产生许多冲突。爷爷精明俭省,与爸爸的勤奋好学、乐于助人之间,时常引起争端。晚上爸爸记完账目,就躲进自己卧室,点起桐油灯,在灯下看书,常常看到半夜三更。爷爷总是喊他:“快早点睡!明天早起还要做工夫!”奶奶有时候也催他:“快点睡吧,莫熬夜了,这样会把身体搞坏的。”爸爸也总是回答:“好,就睡了,就睡了。”可是,他没有吹灭那盏桐油灯,却用蓝布被单,遮住了窗户,不让灯光透露出去。爷爷是十分精明的人,瞒不过他,起床看见爸爸还在看书,吼道:“哪里这样的喊不赢哪!一夜熬掉了多少桐油,一个月就是几百文铜钱,这样下去,还了得!”说着,他又把那本线装书的封皮看了一下,原来是一本《西游记》,更生气了。爷爷历来就不信什么佛法无边,也不相信因果报应,凡是抽签卜卦、念经拜佛的事,他一律不喜欢。不过后来有一次他遇到一只老虎,心想必死无疑,可是老虎见了他却掉头跑了,就相信冥冥之中定有神灵保佑。从此之后,也和奶奶一样虔诚地信佛。
一年秋天,韶山冲里家家户户都在割禾。天气突变,下起了瓢泼大雨。冲里的男女老少赶快跑到自己的晒谷坪上,抢收稻谷。爷爷也赶紧召集全家紧张地收稻谷,惟独不见爸爸。不久,雨停了,爸爸浑身水淋淋地跑回来了。原来他在帮邻居收谷子。爷爷很生气,说,自己的谷子流到沟里去了,你倒帮人家去收。说罢扬手就要打爸爸。爸爸却站着不动,理直气壮地说:“人家是佃的田,要交租,冲去一点都了不得;我们是自己的田,又比人家多些,冲走了一些也不太要紧。”爷爷听了更加冒火:“你说不要紧,你还吃饭不吃饭?”爸爸笑着说:“好喽!我一餐少吃一口,这总可以了吧!”
爸爸受奶奶慷慨、善良、富有同情心的影响极深,因此,对爷爷的为人处事颇为不满。他不满爷爷的吝啬,在受灾的年景,穷人们“吃大户”,爷爷却囤积谷子。有一次旧历年关,爷爷叫爸爸去收一笔卖猪的账,他去了,账也收了。不过,他回家的路上,碰见几个衣衫褴褛的穷苦人,就把钱都分送给了他们,惹来爷爷一顿骂。有一回,一个老阿婆,把自己的猪卖给爸爸,已说好价交了定钱。没过几天,爷爷叫儿子去把猪赶回来时,猪价又涨了几元,老阿婆后悔自己把猪卖早了,受了损失。爸爸很同情她,没有把猪赶回家,只收了老阿婆退还的一元定钱。这使爷爷很生气,骂他无用,不会办事。
爸爸有位堂叔毛菊生,家境十分贫苦,爸爸与奶奶都很同情他。可是爷爷却在堂弟最困难时,买下他家七亩水田,这件事母子俩都极力反对。但爷爷认为没有什么不应该的,他说:“管他兄弟不兄弟,我是用钱买田。”这件事给少年的爸爸印象深刻。
16岁的爸爸渴望着走出韶山冲,到湘乡新式的学堂东山小学去读书,开阔眼界。父子之间,又发生了矛盾。奶奶站在爸爸一边,她和爸爸一起劝说爷爷,并请来亲朋邻居说情。爸爸的老师毛麓钟、李漱清,表兄王季范、文运昌等都应邀到家来劝说。爷爷最后只好答应了爸爸的要求。
1910年秋,爸爸第一次离开家乡,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读书。临行前,他改写一首诗赠给爷爷。诗云: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是根据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青年时的诗略加修改而成。爸爸把改写好的诗,夹在爷爷的账簿里,因为账簿是爷爷每天必看的。爷爷看到这首诗后,告诉了文家,这件事就流传下来了。爷爷去世后,此诗一直由表兄文运昌珍藏着。在爸爸动身启程这天,爷爷带着一家人,把爸爸送到塘岸上。
爸爸在东山学校读书半年很有长进,写得一手好古文,看了一些进步书籍,抱负更大了。
1911年春,爸爸到达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堂。后又入全省高等中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等求学。从此,爸爸完全离开了爷爷,离开了家庭和闭塞的韶山冲,走上革命之路。
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爸爸潜心学习,钻研学术。他不是死读书的学生,他的心时刻关注着中华民族的安危,关注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丝变化。
当时正值辛亥革命结束后,全国军阀混战多年,帝国主义乘机攫取中国大众的利益。那时,爸爸每天都读报,他学费的三分之一都花在订报上。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作为奇耻大辱使每一个中国人无不为之愤慨。
爸爸听了这个消息,愤怒地挥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不久,反袁世凯的浪潮在全国涌起了,爸爸时刻关注着形势的发展。1915年,他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的有关当局的言论印成册子,在全校广为播发。
1916年6月奶奶在韶山因病卧床,回乡探望奶奶的路上,爸爸目睹了因战争造成的人民的疾苦。在家只呆了半个月,他又返回长沙。
1917年11月,爸爸做了这样一件事,从这件事发生的过程里,人们看到了爸爸初露的军事才能。
原来,一天下午,北洋军阀的一支部队由湘潭、株洲向长沙溃退。当时长沙一带兵力空虚,溃军则大肆扰乱百姓,到处抢掠。
消息传到了学校,人们都不由得慌乱起来。
爸爸稳住了大家的情绪,对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对大家说:现在溃兵疲惫不堪,只要我们把学校的学生志愿军组织起来加上城里的警察,就可以击败溃军。
学校同意了爸爸的意见,并让他具体负责实施这个计划。
爸爸于是组织了200多位大胆的志愿军,手拿木棍,分成三队,对溃军形成了包围之势。
溃军小心地逼近了,距布防不远时,爸爸命令警察开枪,学生志愿军则在煤油桶内燃放起鞭炮,并齐声呐喊:“缴枪没事!”“缴枪没事 ”溃军十分心虚,遭到这个袭击,便不敢抵抗了。他们还真地缴了枪。
爸爸免去了长沙城及学校的一场兵灾,他的胆略表现出来了。
爸爸是个农民的儿子,对农村,他有极特殊的感情,农民的一切痛苦,农民的一切生存境况,他都有极切实的感受。他关心中国政治,他要真正地了解中国,就要考察农村。
于是,爸爸把目光投向他熟悉的农村,他采取了穷知识分子寻师求学采取的“游学”方法,开始了他漫长的旅程。
爸爸穿一件白色旧上衣,带着一把雨伞和一个布包,布包里有一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他从楚怡出发,直奔宁乡,随行的还有老同学萧子癉。
在宁乡杓子冲,他们见到了友人何叔衡,经何叔衡介绍,爸爸访问了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主人告诉爸爸,他是一个佃农,一年到头,收的粮食七成要交给东家,自己所剩无几,生活极苦,如遇灾年,日子则更难了。在一个叫宋家潭的村里,爸爸又访问了一位老农和一位青年农民。于是,爸爸对农民具有了细致、深切的了解。
离开这儿,他们又向沩山进发了。走时,他们坚决谢绝了何叔衡所送的路费。爸爸就是这样要磨炼自己。
他们来到一户人家,遇见一对和善的老夫妇,并和他们进行了一场有意思的对话:
老人问:你们两个小伙子看上去不是乞丐,为什么要饭呢?
爸爸回答:我们想旅行,看看农村的情况,又没有钱,只好“游学”。
老人说:当叫花子没什么不好,叫花子总比强盗好得多。那些当官的,多数都不廉洁。我在县衙里当守卫时知道,县太爷满脑子想的都是钱。每审一个案子,给他钱多的一方照例是打赢官司,向他求情是没有用的,除非花大钱贿赂他。
爸爸一听,非常生气,他说:这是什么世道!
他们又跋山涉水,来到了安化县城——梅城,爸爸查阅了安化县志,走访了一些贫困人家。一路上,他们遇上学校、商店、庙宇,常常写上一副对联,换几个钱。
到达沅江时,正值湖区涨水,他们就返回到了长沙。
这次游学,走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许多地方,行程900多里。这次游学花了整整一个暑假。
回到长沙后,针对工人文化水平低的现状,爸爸组织工人夜校。
他组织学生,张贴广告。工人夜校,受到广大工人的欢迎。1917年11月9日,第一师范工人夜校开学了,爸爸和夜校的教职员把一批批穷苦的工人领进了教室。
1917年冬天,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拍打着湘江两岸,新文化运动在一代青年心中激起了追求新生活、新境界、新世界的理想。
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行动——这个想法在爸爸和他的同志心中萌发了。
1918年春,新民学会在长沙成立。4月14日,在长沙蔡和森家里,这个学会带着春天的气息诞生了。
爸爸从第一师范毕业后,面临着新的生活道路的选择。
中国的改造应该如何入手?新民学会应该如何发展?这时,爸爸接到了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的来信,得知了北京正在筹组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
爸爸十分亢奋,他觉得新民学会应向外发展,开展大规模的“自由研究”。不久,新民学会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一致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十分必要,应尽快进行。
1918年8月15日,爸爸和25个青年,开始了他们的北京之行。路上遇洪水阻隔时,他即组织大家轮流到北方的农村,了解农民的情况。
到北京后,爸爸没有经济来源,经杨昌济先生介绍,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了条子,交给了图书馆,他于是得到了图书馆助理员的位置。在这儿他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
北京是新文化的中心,北大则是新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新旧思想、新旧文化交锋的战场。
爸爸在这儿受益匪浅,他一边贪婪地读书,一边了解、吸收新的文化思潮。
李大钊非常器重爸爸,爸爸表现出了非凡的学识与才干,深得李大钊的赞扬。
在他的引导下,爸爸开始了解了十月革命,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接受马列主义的启蒙。
爸爸还参加了北京大学进步学生组织。
1919年3月,爸爸和一批准备赴法的青年,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当然,这时,他已经认识了杨妈妈,爱已在他们心中滋生了。
爸爸为赴法的学生奔走呼号,但他自己却没去法国。一来是因为新民学会需要他“殿后”;二来爸爸认为自己对国内情况并不了解,想继续搞研究。
一个月以后,他又回到了长沙。5月,爸爸即在长沙发动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活动,随后,他创办了具有崭新风貌的《湘江评论》,发表文章。这时他已成为社会主义思潮的热烈赞同者。
《湘江评论》震动了整个社会。创刊号印了2000份,当天被抢购一空,加印了2000份后,仍不能满足需求。北京的李大钊、陈独秀给予这份杂志以很高的评价。在那个黑暗的年代,自由的声音总是被扼杀。《湘江评论》不久即被查封了。
继而他又担任了《新湖南》的主编,继续发出他自己的声音,结果《新湖南》也被查封了。
1919年12月,驱逐张敬尧活动展开了,爸爸作为赴京代表团负责人,来到北京。终于迫使北京政府罢免了张敬尧。
1920年,爸爸在上海,同年7月,他又一次回长沙,仍致力于新思想、新文化的教育传播工作。
也是这一年,在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亲眼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他得出了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的结论,他说要建立共产党。他写信给爸爸,强调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必要性、紧迫性。
他这样的想法与爸爸不谋而合。
1921年,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爸爸任书记,在短短的半年间,就发展了39名团员。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在爸爸的带领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重视起来了,同时,爸爸把这种宣传扩展到了工人中去,过去办的夜校,经爸爸的操持,又恢复起来了,爸爸亲自给工人上课,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
爸爸还特意在师范附属小学部设一个补习班,招收18岁以上的失学青年。所学课程,以补习国文算术为主要内容。
就这样,长沙的失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逐渐组织起来了。1921年5月,为庆祝国际劳动节举办了游行大会。爸爸曾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和引导。”
1921年6月,爸爸接到上海的通知,他会同何叔衡,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主持了会议,爸爸任记录。在这个会上,爸爸只作过一次发言。
回到长沙后,他和何叔衡开始秘密地酝酿筹建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的工作。那一年的10月10日,湖南省的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了,爸爸被选为书记。并积极地开展活动。
爸爸非常重视共产主义宣传。
同年8月,爸爸与何叔衡在船山学社社长兼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的积极支持下,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湖南自修大学是一所平民的大学,创办这所大学是为了把革命理论普及到大众中去,把更多的人才培养、聚集到共产主义旗帜之下。所以自修大学设置的课程和研究的重点,也完全是为了改造社会。
中共中央于1921年8月成立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始把工人运动作为开展工作的重心。10月,爸爸担任了湖南分部的主任。
爸爸首先做通了湖南劳工会的工作,引导工人运动走上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轨道。
12月25日,爸爸通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学生,举行了反对太平洋会议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劳工会的两位领导人黄爱、庞人铨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来年1月16日,这两位工人领袖被军阀赵恒惕逮捕杀害。爸爸悲愤万分,继续领导湖南工人阶级展开新的战斗。
安源工人大罢工成为湘赣工人运动的高潮。1922年9月14日,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工人们潮水般涌出矿井,涌出工房,汇成了不可抗拒的洪流。
这次罢工迫使路矿当局接受了工人提出的要求,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力,罢工取得了胜利。安源工人俱乐部是李立三等人筹建的。
这是爸爸第一次领导工人运动的胜利。冬天,爸爸第六次来安源,他深入群众中间,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宣传革命。
到1923年,安源的党团组织发展了13个党支部、26个团支部。
这一年,“二七”大罢工被吴佩孚残酷地镇压了,工人运动受到了严重摧残,安源当局也扬言要解散工人俱乐部。
爸爸在这危急关头召开会议。他认为要避敌锋芒、不轻易罢工,另一方面要做好罢工的准备。这致使路矿当局终于不敢干涉工人的活动。
1922年10月,爸爸领导了长沙泥木工人罢工,这是他组织手工业和苦力工人罢工中突出的一次。
为了便于领导和更大规模地开展工人运动,爸爸筹划成立了湖南全省的工人组织,即: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爸爸任总干事。至此,他同湖南省长赵恒惕开始了面对面的斗争。他先采取说理斗争。凭着他高超的斗争艺术,赵恒惕被迫允许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等权利。爸爸又胜利了,事后,赵恒惕对身边的人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1923年4月,赵恒惕下令通缉爸爸。爸爸从容不迫地安排了湖南全省党的工作,半个月后,离开了湖南,绕道上海,前往广州参加中共的“三大”。工人运动的生涯结束了。
在“三大”上,爸爸成为中共执行委员会委员,又成为中央局5个成员之一。“三大”以后,他留在中央工作。
国共第一次合作,爸爸担任了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部长的职务。然而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宣布了这次合作的失败。
爸爸越来越关注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注意。
1924年12月,爸爸从上海回到长沙。这时,岸英哥哥、岸青哥哥和杨妈妈同他一起回到了韶山。本来回来养病的爸爸马不停蹄地工作。他和杨妈妈一起创办了农民夜校。1925年5月15日,上海发生了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的事件,随即“五卅惨案”发生。全国反帝浪潮迅起。
消息传到韶山,爸爸则抓住这一时机,以秘密农协为中心,组织了雪耻会,开展了游行示威活动,农民就这样被组织起来了。
在家乡,他开展了一次又一次活动。不久,赵恒惕又来抓爸爸,爸爸又一次离开了。这期间一共是半年。发动农民运动,是他改造中国的实践,这一步为他带来了十足的信心。
1927年1月,爸爸又回到了长沙,亲自感受到了农民大革命的力量。在长沙,他对农民运动做了大量的调查,写出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把对中国农民的感情,对农民问题的研究成果都倾注凝聚其中。
随着北伐战争和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蒋介石反革命面目暴露无遗。1927年2月,他扬言要制裁共产党。在他的反动气焰鼓动下,各地土豪劣绅向农民发起了疯狂的反扑。
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爸爸紧紧抓住农民问题,组织和开展农民运动,反击一切反革命派的攻击,但是,他的思想得不到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和理解。
在中共“五大”上,爸爸的重新分配土地,加强农民斗争的提案被陈独秀否决。
这一年的5月,白色恐怖笼罩了长沙。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爸爸又一次回到了湖南。他善于恢复党对工会和农协组织的工作,并转入地下。他提出了武装斗争的问题。
爸爸就在这块他熟悉的土地上,开始了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并从此离开了家乡,上了井冈山。
爸爸再回到家乡,已是三十二年以后。在家乡的土地上,他写下了著名的诗篇《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 我的二叔、三叔及姑姑

我从未见过二叔、三叔和姑姑。他们都为革命而牺牲了。他们的活动都与爸爸密不可分。说实话,我了解他们的事情还是从一些书上、资料上开始的。《毛泽东家世》一书,恐怕是比较细致的。
二叔毛泽民,字润莲,1896年4月3日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由于爸爸很早便离家外出求学,二叔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在家务农,帮助爷爷持家理财。在精明能干的爷爷身边,他十几岁就学会了多种农活,而且能写会算。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他便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1921年春,爸爸回到故乡韶山。在爸爸的耐心开导下,二叔决心舍家为国,舍己为民,从韶山到长沙投入革命洪流。
二叔到长沙后,首先在爸爸任主事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搞校务,负责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在这里,他的理财特长初露锋芒。二叔为改善师生生活,不畏劳苦,经常到外地采购廉价的肉食、蔬菜,还发动大家种菜、养猪,以增加收入,减少开支。学生的膳杂费,学校原来规定每学期一次交清,许多穷学生往往因此而辍学。二叔和主事商量后,改为分期缴纳,减轻了学生负担,受到师生的赞扬。
1921年秋天,爸爸在长沙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第二年二叔转到该校任庶务,同时还兼任省学联的庶务。当时,中共湘区委员会是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每月四百元社务经费来办自修大学的。
1922年10月,长沙笔业工会成立,二叔担任该会秘书。他和其他工会骨干一起,领导笔业工人积极开展斗争。10月中旬的一天,三百多名笔业工人在二叔等人带领下,手持小旗,高呼口号,前往省议会和长沙县署请愿,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但遭到省、县当局和资方蛮横无理的拒绝。工会乃决定罢工。二叔根据中共湘区区委的指示,发动工人互济互助,妥善地解决了工人在罢工期间的吃饭问题。这次罢工斗争,前后坚持了40天,终于取得了胜利。
1922年冬天,二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受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指派,到江西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
为了方便工人的生活,防止中间盘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于1923年3月创办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二叔是该社的负责人之一。他常到工人群众中进行调查,根据群众的需要,派人或亲自去长沙、汉口等地购货。合作社出售的物品价格,比私商便宜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工人们从合作社买到廉价的米和油、盐、酱、醋以及其他生活用品,非常高兴。他们深感合作社是为工人谋利益的,纷纷要求加入,并主动向合作社捐款,踊跃到合作社购货。
7月,合作社大整顿,二叔专任营业部主任。成立总社时,二叔出任总经理。在二叔等人的领导下,合作社搞得生气勃勃,工作很出色。它不仅打击了投机商人和封建把头,维护了工人的利益,而且还为党筹集了一笔活动经费,积累了开展工运和开办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经验。
1924年深秋,二叔因患阑尾炎离安源到长沙住院。翌年2月,他跟随我的爸爸和杨开慧妈妈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
1925年,二叔从广州农讲所学习结业后,调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出版部兼发行部经理并主持上海书店的工作。上海书店是党的总发行机关,印发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刊物和内部文件。
随着书刊的销售量猛增,印刷、发行任务更加繁重。党中央遂决定增开一个印刷厂和秘密发行所,由二叔负责。他于1926年在上海新闸路培德里找了几间房子,化名周泰安、杨杰,公开身份是印刷厂老板。为完成任务,他派人到韶山挑选工作人员。中共韶山支部推荐毛特夫、毛远耀等人来上海,充当秘密印刷厂的工人。1926年,他与青年女工、共产党员钱希钧结婚。
二叔的活动和上海书店的营业情况,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书店暴露后,二叔向党中央建议,在革命形势较好的汉口,建立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长江书店。经党中央批准,长江书店于1927年3月正式营业,属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二叔通过长江轮船的水手、茶房,将上海书店所剩书刊巧妙地运到了汉口。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二叔到了汉口,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
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二叔根据党的指示,回湖南准备秋收暴动。他化名周方,深入到湘潭、湘乡一带活动。当他9月中旬返回长沙,得悉爸爸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已经发动时,便带领一批同志化装成商人,赴平江、浏阳。途中为反动军队所阻,乃返回长沙,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这年年底,二叔接中央来信,要他重返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厂工作,于是他又来到上海。印刷厂虽已停工,但没有被敌人破坏,他便利用原厂继续工作。
1929年初,地下印刷厂被敌人发现。二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妥善地将机器运往天津,在英租界广东道(今唐山道)47号办起了华新印刷厂,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二叔任该厂经理。华新印刷厂对外公开承印发票、请柬、表格之类,对内印刷党的内部刊物、文件、传单以及顺直省委主办的《北方红旗》、《铁路工人》等,有时还翻印些马列主义书籍。
当时的天津,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为了防止敌人破坏,二叔在小白楼先农里租了一套住房,作为机关。凡是要印制的刊物、文件、传单等,先送到这里,然后再由钱希钧送到印刷厂去排版印制。外人到印刷厂联系印刷事宜,必须先在柜房接洽,如发现来人形迹可疑,就掀动办公桌下通往排印车间的暗铃,车间工人便迅速将党的文件收藏好,马上改印《马太福音》之类的东西。由于组织严密,一直未被敌人发觉,直到1931年二叔奉调离开天津,这个印刷厂的任务才告结束。
1931年初,二叔奉党中央指示,再次返回上海,以开酒栈为掩护,继续领导党的地下发行工作。这时,他得知嫂嫂杨开慧于前一年11月被国民党军阀何键杀害的消息,十分悲愤。经请求党组织同意,他通过地下交通员带信到长沙板仓,请杨妈妈的母亲和嫂嫂设法摆脱敌特监视,将岸英、岸青、岸龙护送到上海。并将他们送往地下党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还时常去看望他们。
4月,在党中央负责保卫、交通和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使得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和上海党的组织处境十分危险,部分机关遭到破坏。二叔等人离开上海,到香港去开辟工作。二叔等人到香港不久,由于顾顺章也窜到香港,党中央令他们立即离港,去中央根据地。
1931年7月,二叔到闽粤赣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不久,他被调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随后,又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委派,筹建国家银行。1932年3月,国家银行正式成立,二叔担任第一任行长。
当时,中央苏区的财政十分困难。国民党对红色根据地不但不断地进行军事“围剿”,而且还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红白两区贸易往来几乎完全断绝。苏区的钨砂、木材、樟脑、纸张、茶叶、粮食等运不出去,需要的食盐、布匹、医药等运不进来。面对这一系列严重困难,二叔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名义,向各级财政部门发出了“统一财政,筹款支援前线”的指示。为贯彻这一指示,二叔领导国家银行与吴黎平为部长的经济部,邓子恢、林伯渠为部长的财政部密切合作,向困难开战。
国家银行成立后,二叔就把统一财政作为首要任务。
统一财政,必须把战争中的战利品都由银行统管。二叔常以中央财政特派员的身份,深入前方,帮助部队建立财政系统。他领导国家银行在各部队设立派出机构,重要地方还派了工作组。每次打完仗,就把缴获的东西收上来,由银行开给收据。由于采取上述措施,至1932年底,苏区的财政货币得到了统一。这是二叔一大功劳。
二叔在中央根据地的第二大功劳,是发展苏区生产。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苏区军民严重缺盐的问题,二叔让一些人化装成乞丐到白区去讨饭,买了盐装在讨米袋子里带回来;又发动大家把粪桶做成双层,利用到白区挑粪的机会,将盐放在底层挑回来;还有把棺材改做双层,下层放盐,上层放一些臭猪肠,让一些人装作送葬,从白区把盐运回来。二叔特别注意利用苏区的自然资源,发展生产,开展对外贸易。在中央苏区赣南的安远、宁都、会昌三县附近,蕴藏着丰富的钨砂。1932年春,中央苏维埃政府决定成立钨矿公司,由二叔兼任公司总经理。起初,公司下辖只有盘古山和铁山垅两个矿场。1933年4月,二叔从这两处调集二三百人,又开发了小垅矿场。三处矿场年产钨砂约一千八百吨,其中盘古山矿场从1931年秋至1934年秋,产值达二百多万银元。钨砂的大量出口,使苏区获得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也换进了苏区急需的食盐、布匹和药品,对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革命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二叔还领导国家银行开展了储蓄运动。
长征开始时,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全体人员编入第十五大队,二叔任大队政委。遵义会议后,十五大队整编合并到先遣工作团,二叔任副团长兼没收征集处处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成立了总供给部,二叔任副部长。在整个长征中,他一直担任着管理运输、打土豪、筹粮筹款、保障红军给养的艰巨任务。
十五大队携带黄金、白银和苏区的钞票共一百六十多担,并负责接收沿途抄收的土豪财物,因而行军的负担很重。一路上,他们吃尽千辛万苦。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的1936年初,二叔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
在当时的陕北,红军物质生活十分艰苦。时值寒冬,战士们还穿着单衣。二叔提出派人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到白区去采购布匹和棉花,以解决战士们的冬衣问题。他亲自组织采购人员,打通各种关系,在附近的中小城市里购得二万八千匹布和大量的棉花,陆续运回党中央的所在地瓦窑堡。接着,又通过根据地的妇女组织,发动妇女为红军纺纱织布,赶做棉衣。不多久,几万红军都穿上了新棉衣。
1936年秋,国际工人阶级为支援中国革命,筹集了一大笔款子,由法国汇到上海。中央决定派二叔负责去取钱。次年4月,他与钱之光等四人化装去上海。通过上海地下党,将这笔外汇分批兑换成法币,藏在特制皮箱的夹层里,再由几个人装扮成大商人,辗转数千里,将款运到西安。然后,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和叶剑英等的亲自接送、掩护下,终于使这笔巨款安全地运到延安。
1937年冬,二叔的支气管炎日益严重。党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治疗休养。1938年初,二叔启程去苏联,行至新疆时,恰遇新疆与苏联交界处发生鼠疫,交通中断,他便留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暂住。
当时,新疆的军阀盛世才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打出“亲苏拥共”的旗号,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多次要求我党从延安派干部去新疆工作。我党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决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关系,以促进新疆革命运动的发展,保证西北国际交通运输线的安全。因此,从1937年起,陆续派遣了一百来名干部到新疆工作。盛世才还特别要求我党派一名财经能手到新疆整理财经。党中央鉴于二叔已抵迪化,遂决定将其留在新疆,与党代表邓发(1939年7月以后为陈潭秋)等人一起,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二叔化名周彬,出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厅长职务,尔后又任民政厅代厅长。
那时的新疆,财政制度混乱,各级官吏贪污成风,市场上纸币充塞,加之货币不统一,除有省银票外,喀什地区又印发了喀票。为了应付财政支出,而且还借了二千余万元的外债。二叔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大刀阔斧地整顿财政金融,在整顿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进行建设。
1941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德国法西斯又进攻苏联,国际国内形势逆转。这时候,盛世才逐渐撕下了他“亲苏拥共”的假面具。1942年8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初来迪化与盛世才谈判,达成了反共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陈潭秋、二叔等建议党中央从新疆撤退共产党员。党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责成他们制定一个分期分批撤退党员的计划。由于当时新疆通往延安的道路被国民党封锁,他们准备暂时撤退到苏联。在与苏联有关方面取得联系以前,二叔和陈潭秋一起,组织117名准备撤退的党员、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开展革命气节教育,以应付突然事变。
1942年9月17日下午一时,盛世才端出蓄谋已久的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对共产党人下了毒手。他派全副武装的军警特务,先将陈潭秋、二叔等人的住处包围,将陈潭秋、二叔等五人软禁在“刘公馆”。接着,又将我党在新疆的全部人员逮捕软禁。面对敌人的阴谋,二叔满腔怒火,当众将盛世才手下的特务头子、警务处处长李英奇痛骂了一顿。李英奇被迫打电话向盛世才请求,二叔抢过话筒,大声斥责盛世才:“你背信弃义,竟敢把我们这些抗日有功的人关押起来。你必须无条件地立即释放我们,把我们送回延安去,否则你是没有好下场的!”盛世才支支吾吾,企图掩盖自己的罪行。二叔知道这家伙已无可救药,愤怒地把电话机砸烂。
1943年2月7日,盛世才把软禁的共产党人投入监狱。4月10日起,敌人开始对二叔进行连续审讯,动用了“抽皮鞭”、“坐飞机”、“坐老虎凳”等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
1943年9月27日深夜,敌警务处长李英奇与敌审判委员会主任富宝廉,拿着盖有“盛世才”印章秘密处决手令,来到第二监狱。他们指挥九名刽子手,手拿棍棒、绳索,把陈潭秋、二叔、林基路从牢房中唤出,先用大头棒将他们击昏,然后用绳子勒死,装进麻袋埋在荒无人烟的山坡上。过了三天,盛世才又下令把他们的尸体挖出来,一个个进行拍照。然后把照片送给宋美龄,向蒋介石报功领赏。
三叔毛泽覃,字咏菊,又名润菊、泽淋,1905年9月25日出生。爸爸很喜爱我的这个活泼、天真的三叔,在自己开始独立生活的时候,将三叔从韶山带到长沙,入第一师范附小学习。
从这时到后来离开长沙,前后整整五年,三叔一直生活在爸爸的身边。爸爸主编《湘江评论》、建立中共湘区党委等一系列活动,对三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他较早地接触到马列主义,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秋,三叔进入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爸爸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时,亲自创办的一所培养斗争骨干的学校。自修大学还附设了一个补习学校。补习学校于1922年9月开办,在爸爸的领导下,由何叔衡主持,夏明翰、二叔、罗学瓒等任教职员。三叔在自修大学学习期间,身体力行,一有机会,就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和斗争实践。他曾到长沙码头创办过工人夜校,深受工人好评。还曾到远离长沙的一个矿山去参加罢工斗争,历时一个多月。
1922年11月,水口山的铅锌矿工人成立俱乐部。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湘区党委和爸爸决定派三叔和朱舜华等,去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
1923年3月底,三叔等几个青年,乘坐去衡阳的小火轮离开长沙。爸爸到码头送行,再三嘱咐三叔,到水口山以后,要好好锻炼和改造自己,要到敲砂棚去敲砂,要到矿井里去劳动。三叔含着晶莹的泪花,向爸爸挥手告别。
三叔和朱舜华到水口山后,担任工人俱乐部教育股委员,兼任工人学校教员,并以此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三叔分工负责团的工作,具体联系机械科的工人和团员。他遵照爸爸的教导,经常到敲砂棚、机器间、矿井里去劳动,每个星期天,总要下到矿井里去,和工人一道采掘矿砂,体验工人生活。
1923年10月,三叔在水口山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调回长沙,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委书记处书记。1924年冬,爸爸和杨妈妈从上海回韶山养病,同时从事发动农民工作。随后三叔亦回韶山,到银田镇的白庙办农民夜校,借小学的教室做夜校的课堂。白天给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上课,晚上给附近村子里的农民上课。
1925年秋天,军阀赵恒惕通缉爸爸。三叔按照爸爸的意见,先行去广州,接洽有关工作。此后,跟随爸爸在广州黄埔军校和中共广东区委从事革命活动。这期间,同周文楠结婚。不久,生下了毛楚雄哥哥。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三叔奉党的指示,偕周文楠乘船经上海转移到武汉。在船上碰见了二叔。到武汉以后,他们很快就到武昌找到了爸爸。根据三叔的要求,他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授上尉军衔。这时,汪精卫正在与蒋介石暗中勾结,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
一天,爸爸把两个叔叔请来,一家人围坐在一张方桌旁边,以打麻将为掩护,分析形势,决定今后各人的去向。爸爸说,汪精卫一伙肯定要叛变,我们不能在此等着别人屠戮,要尽快地转移,或者跟部队走,或者回湖南去。三叔表示要随部队到江西去。不久,他离开武汉,前往南昌。兄弟三人各自奔赴自己岗位。
1927年八一起义,三叔赶到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经南下。他追到临川时,被起义军的哨兵扣押,周恩来等好几位领导都认识他,立即安排他到以叶挺为军长的十一军政治部工作。后随朱德、陈毅等转战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大庾、汝城、韶关一带山区。在得知爸爸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的消息后,三叔受朱德委派,去井冈山与爸爸联络。
1927年初冬,三叔身着国民党正规军军官的服装,带着证件,化名覃泽,顺利通过国民党一道道关卡,到了井冈山。三叔向爸爸汇报了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留下的部分队伍艰苦转战到达湘南的情况,随后便留在井冈山工作。
1928年初,爸爸率部向遂川进军,攻占了遂川县城。三叔参加了这次战斗。战斗结束后,随部队留在遂川,担任团政治部代理主任,并任遂川县委委员和县游击大队党代表。
2月21日,在宁冈砻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成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三叔被推举为宣传部长。
1928年底,三叔在大庾战斗中负伤,被留在地方担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一边养伤,一边工作。
1930年初,黄公略任红三军军长,三叔任政治部主任,代行政委职权,和军长黄公略一道,率领该军在赣水两岸开展游击战争。1930年10月,三叔被任命为中共吉安县委书记、赣西南后方办事处主任。在第一、二次反“围剿”期间,三叔主持赣西南后方办事处,负责筹集钱粮物资,领导军工生产。办事处下面有兵站、兵工厂、被服厂、特务连,共计两三百人。1930年冬,爸爸在去永丰县君埠的路上,碰见两个红军战士正押着一个青年往君田村走去,背后一位老太婆跌跌撞撞地哭着,毛泽东急忙上前扶住老太婆,喝住两个红军战士。当爸爸听说是三叔所部在搞“扩红”时,怒不可遏。当晚,三叔办公室里灯光通宵达旦,屋里隐隐约约传出激烈的争吵声。爸爸后来回忆这次争吵时讲,他当时急了,挥拳要揍三叔。三叔大声说:这是革命队伍,不是毛氏祠堂。次日,三叔找到这位青年赔礼道歉,并把他送回家去。老太婆见儿子回来,急忙追出门外,三叔连忙向她作检讨。
第二次反“围剿”以后,1931年6月,成立永(丰)、吉(安)、泰(和)特委(后又改为中心县委),三叔任书记,兼独立师政委。第三次反“围剿”期间,他和师长萧克一道,根据爸爸和朱德总司令的作战命令,率领该师在富田一带牵制陈诚、罗卓英的增援部队,到处袭击敌人,阻止他们前进,配合主力红军在各处完成歼敌任务。
在这期间,三叔与姨妈贺怡结婚。姨妈亦在公略县委工作,任县委妇女部长。
三叔在担任永、吉、泰苏区和红军独立师的领导职务期间,对教育和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有时注意不够,在土地革命中分配胜利果实时,有不适当地照顾机关干部的地方。爸爸严肃地批评了他,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不要以为是兄弟关系就可望得到庇护。
1930年冬,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内部发生“富田事变”。在处理这一事变中,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爸爸又派永、吉、泰特委书记三叔到东固调查处理。
三叔来到东固后,在姨妈的协助下,深入调查,释放了那些被关押的党员和群众,并及时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接着就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央苏区,他们又无理地给邓小平、三叔、谢唯俊、古柏四位同志扣上“‘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执行者”的帽子,开展反对邓、毛、谢、古的所谓“反党派别”的斗争。
当时,邓小平任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三叔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唯俊先后担任江西省军区参谋长、乐安中心县委书记,古柏任总前委秘书长,都是江西省委的主要成员。他们坚决拥护爸爸提出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反对和抵制王明的“左”倾错误。
1933年5月上旬,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在宁都召开的“江西省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认为临时中央迁入苏区以后,江西党三个月的工作是落在革命战争需要之后的,没有完成“紧急动员”、“扩大红军”等任务,原因在于江西党内有一个“怪物”障碍了工作的进行。这个“怪物”就是所谓“单纯防御”的“罗明路线”,而邓、毛、谢、古“就是这个怪物的代表”,“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勒令他们“立即解散”,“否则立即开除出党”。会议还决定给他们以处分,全部或部分地撤销了他们在红军、地方和党的机关的重要职务,并在会上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到基层去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作出新的检查,“再不容许有任何的掩藏”。姨妈贺怡,当时也受到谴责,并要她揭发三叔。她想不通,就跑到妈妈家诉说。爸爸心情沉重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
当时,爸爸亦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排斥和打击。职务减少了,空闲增加了。爸爸利用这个机会,经常深入基层,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三叔有时也跟随爸爸去搞农村调查。
在长冈乡搞调查中,有的干部向三叔提出,该乡已有百分之八十的青壮年参军,劳力不足,应该想个办法。女共产党员李玉英立即站起来建议,把妇女组织起来学犁田,并且表示,自己愿意带头。在李玉英的带动下,二十多天,全乡四个村有130多位妇女学会了犁耙。三叔返回瑞金后,向爸爸汇报了长冈乡妇女学犁耙的情况。爸爸很赞赏,在瑞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名义,奖给了长冈乡两头耕牛,奖给李玉英一条蓝色围裙。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长征。三叔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担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姨妈贺怡因为怀有身孕,由一个同志转移到她在白区的老家,隐蔽起来。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三叔率领红军游击队转战在闽赣边界、武夷山区。
1935年1月,三叔根据中央分局的统一安排,率领独立师的一部前往福建长汀的四都,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军区司令龙腾云率领的队伍会合整编,成立新的闽赣军区领导机构,三叔是军区司令部的司令员。4月上旬,部队在腊口西分水坳被敌人包围,伤亡惨重。
1935年4月25日,三叔率领游击队穿山越岭,跃涧涉溪,来到瑞金县黄鳝口附近一个名叫“红林”的大山之中。敌人在叛徒的带领下,包围了休息地。三叔听到枪声,立即冲到门口担任掩护,部分战士得以突围,三叔则被一颗子弹击中前胸,献出年轻的生命。三叔牺牲后,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了浸染着血迹的爸爸和朱德的照片,还有党证,才知道他就是爸爸的亲弟弟。
姑姑毛泽建,1905年10月出生在韶山冲东茅塘。这时,正是金秋季节,漫山遍野菊花盛开,她的父母亲给她取个乳名,叫菊妹子。他是爸爸的堂妹。
姑姑的父亲毛尉生,是一个十分贫困的佃农,由于过度劳累,39岁就去世了。姑姑的母亲陈氏,是一个勤劳俭朴的农家妇女。丈夫去世后,她带领姑姑和三个弟弟,辛勤劳动,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姑姑为了帮助母亲养活全家,她从小就参加劳动,除了上山捡柴,下地挖野菜外,在寒冬季节,还经常跟着母亲沿户乞讨,养活弟弟。
在姑姑七岁时,韶山出现了大灾荒,她家中生活更加困难。这时爷爷、奶奶就把姑姑从东茅塘接到上屋场,作为过继的女儿收养。
这时姑姑的家中生活仍然十分困难,弟弟都很幼小,母亲双目几乎失明。不久,姑姑就被她的姑母接走,被送到杨林乡萧家去当童养媳。
1920年冬,爸爸回到韶山,他把已到萧家做童养媳的姑姑接回家中,他知道姑姑还没有正式名字,随手在一个纸盒上写了“毛泽建”三个字。从此姑姑有了新的名字。
1921年春,爸爸帮助姑姑解除了封建婚约,带着她到长沙,送进了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在文化书社里借宿。由于姑姑刻苦攻读,进步很快,开始跟不上班,后来名列前茅,尤其是刺绣的成绩更加突出。她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到平民夜校听爸爸等讲课。她还到文化书社推销各种进步书刊,替秘密开会的同志站岗放哨。
1921年6月,爸爸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来后积极发展党的组织,领导湖南工人运动,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姑姑跟随爸爸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她还在自修大学补习,在平民夜校听课。1922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上半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秋天,姑姑前往衡阳,考入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并改名为毛达湘。她在这里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爸爸在军阀赵恒惕通缉他后,离开长沙前往广州。在赴粤途中,路过衡阳时,到三女师看望姑姑,鼓励她努力学习,团结同学,发展进步力量,打击顽固派。
姑姑是三女师学生党支部书记、湘南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她在三女师的日子里,经常阅读《向导》周刊、《新青年》和鲁迅的《呐喊》等进步书刊。还利用假日组织同学步行到衡阳县东乡、北乡以及附近的工厂、矿山,去开展革命的宣传活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姑姑积极组织同学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支援上海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斗争。
在学运中,姑姑结识了衡阳县省立第三中学的学生、共产党员、湘南学联负责人陈芬。1925年,他俩结了婚。婚后,陈芬前往郴县领导农民运动。姑姑继续在三女师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她担任了湘南学联女生部长。
1926年夏,北伐军开进衡阳后,姑姑遵照中共湘南特委的指示,离开了三女师,来到衡阳县从事农民运动,担任中共衡阳县委妇女运动委员。她经常深入衡阳县神皇山、园山、蹬子岭等地,发动和领导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发动妇女成立女界联合会,教育妇女放脚、闹祠堂;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协助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夜校,并亲自讲课。
1927年,姑姑作为衡阳县的代表,到长沙参加省妇联召开的妇女工作代表大会。在会上,她了解到爸爸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和开展农民运动的指示精神。返回衡阳后,按照爸爸的指示精神,到衡阳县集兵滩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1927年三四月,姑姑按照爸爸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经验,在衡阳县集兵滩的观音堂举办了两期农民运动骨干训练班。亲自给学员讲课,还带领学员上操,学军事常识,既学文,又学武。两期农训班共培训了四百多名学员,其中还发展二十多名党员,为深入开展农民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1927年5月,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湖南各地的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衡阳也在白色恐怖中。这年夏天,神皇山的大地主罗清溪、罗老八等人,勾结国民党军队,前往神皇山地区“围剿”革命势力。姑姑迅即在钟家花园、罗家坪、白露坳一带发动群众,组织了几千农民自卫军,向前来奔袭的一队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伏击,使他们不能立脚,仓皇撤回到衡阳县城。
1927年10月底,姑姑和陈芬按照中共湘南特委的指示,到衡阳县城郊主持召开全县临时党的代表会议,改组和重建中共衡山县委。由陈芬任县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姑姑任县委妇运委员。改组后的衡山县委,组织了衡山工农军游击队,在衡山、湘潭、醴陵三县交界地区进行游击活动并建立政权。姑姑除领导妇女运动外,还兼管县委通讯联络等机要工作,她还多次指挥游击队到县城、南岳、白果等地贴布告、撒传单,破坏敌人的电讯设备,用土炸弹炸县政府,使敌人惶惶不安。1928年3月,姑姑积极参加领导了在南岳举行的一次武装暴动。她率领衡阳、湘潭、衡山交界地区的游击队,穿过崇山峡谷,向南岳镇进军。部队抵达南岳镇后,迅速摧毁了南岳团防局的反动武装。午后,衡山县团防局派了百余人的反动军队,向游击队反扑过来。游击队在姑姑的部署和指挥下,做好了迎敌的战斗准备。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她带领游击战士扑向敌人,三面包围,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四散奔逃。游击队击退敌人之后,姑姑迅速率领部队往南岳大庙后山崎岖小路撤退,隐入群山密林之中。第二天,敌人搜山“转剿”时,游击队早已安全转移。
南岳战斗后不久,中共湘南特委遭到敌人的破坏,衡山县委因此同上级党失去联系。彭瓒投敌叛变,又使衡山县委处于十分困难、危险的境地。姑姑和陈芬等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于1928年3月来到耒阳县,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的队伍。在一次攻打耒阳城的战斗中,姑姑带领一支数十人的农军,使用大刀、长矛,杀得耒阳团防局的敌兵狼狈逃窜。在这次战斗中,农军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装备了自己。随后,姑姑积极参加了耒阳县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深入到石准、新市、东湖、遥田一带,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民协会,建立区乡红色政权,扩大革命武装,发动群众打土豪,除劣绅,分田地。
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分队伍上井冈山与爸爸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后,姑姑根据斗争需要仍留在耒阳工作。她和陈芬一起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亲自担任游击队长。她领导的游击队,白天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侦察敌情;晚上集中兵力,打击敌人,曾先后捕捉和惩处了耒阳民团的一部分反动头目,使得敌人闻风丧胆。姑姑领导的游击队还掩护了一部分红军伤员和农民自卫军家属安全撤退到山区,积蓄和保存了革命力量,支援了井冈山的斗争。
1928年夏,姑姑和陈芬领导的游击队在耒阳县夏塘铺的一次战斗中,陷入敌人重围,终因寡不敌众,两人都身负重伤,先后被捕。不久,年仅25岁的陈芬在耒阳敖山庙惯武桥上英勇就义。灭绝人性的敌人还把陈芬的头割下来装在木笼子里,挂在耒阳城头“示众”。姑姑被捕后被反动武装押往夏塘挨户团关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知这一消息后,派来部队袭击了耒阳县团防局和夏塘挨户团,把姑姑和陈芬的姐姐陈淑元营救出狱。耒阳县敌人随后组织兵力反扑追击。当时姑姑身负重伤又身怀有孕,主动要求留下来隐藏在夏塘一个孤老太婆家里。没多久,姑姑生下了一个男孩,她给孩子取名叫艰生。
敌人在搜山时,听到婴儿的哭声,挨户团很快就找上门,姑姑和陈淑元又一次被捕。刚出生的艰生也一道关进了牢房。不久,陈淑元被保释出狱,她把艰生带出。由于没有奶吃,孩子几个月后,不幸夭亡。
敌人再次抓到姑姑,如获至宝。6月,夏塘挨户团为向上司邀功请赏,把姑姑押解到耒阳县城。8月,国民党衡山县政府又以姑姑“系毛泽东之妹,马日前后,在衡山县负该党重要职责”为理由,把她从耒阳押解到衡山县女监狱。
1928年8月20日,姑姑被枪杀于衡山县城南门外。

■ 我的杨开慧妈妈

1901年11月6日,湖南长沙县清泰都下的板仓杨家,一个女孩呱呱坠地。“板仓杨”的主人杨昌济先生给女儿取名开慧,号霞,字云锦。
杨妈妈长到七岁,父亲从国外来信,要她上学读书。她家斜对门的杨公庙,办有长沙县第四十初级小学。山冲里从来不让女孩读书,学校破例为她等七个女孩子单开一个班。
杨妈妈在杨公庙小学只读了三个学期,便转到离板仓五里多路的隐储学校去了。这个学校比杨公庙小学大,图书也多,强烈地刺激了杨妈妈的求知欲。
辛亥革命发生不久,杨妈妈从隐储学校转到衡粹女校,接着又转到麻林桥附近的县立第一女子高小,一直读到毕业。
1913年春,杨昌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杨妈妈便随全家一起迁到长沙。同年,爸爸也来到一师求学,自然认识了教师的千金杨开慧,相互之间都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1918年夏,杨昌济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杨妈妈随全家北上,住在地安门豆腐池胡同9号。9月份,爸爸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北京,杨昌济推荐他到北大图书馆当了助理员,双方仍然交往不断。这时的杨妈妈,已是17岁的少女,身处异地,得遇同乡知己,自然情愫暗生。爸爸要赴上海时,两人彼此心照不宣,相约分别后互通信息。次年4月,爸爸转道上海回到湖南。杨妈妈写给爸爸的信,称呼已是一个字:润。爸爸回信,称呼也是一个字:霞。
1919年12月18日,爸爸率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京,有时候就住在杨家,公开了她与爸爸的亲密关系。
1920年初,杨昌济去世后,杨妈妈扶柩南下,将父亲归葬长沙板仓。不久,她便从板仓来到长沙城,进了湘福女中。
驱张运动后的一天,爸爸身穿薄薄的旧长衫,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湘福女中,在选修班的教室旁,找到了杨妈妈。回湘后的重逢使两人格外高兴。爸爸邀请杨妈妈去省学联帮他工作,杨妈妈一口答应。这年冬天,两人便同居结婚,寒假相约到板仓过春节,不做嫁妆,不坐花轿,不举行婚礼,用他们两人的话说,就是“不作俗人之举”。
婚后,杨妈妈继续在校学习。每逢假日,便从学校出来与爸爸住在一起。
1921年秋,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后不久,杨妈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掩护爸爸的活动,她接来母亲,一起住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所在地——清水塘,自己则担任湘区党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
1922年10月,杨妈妈生下她的第一个儿子,取名毛岸英。
1923年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爸爸,爸爸被迫离开长沙赴上海,后又到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工作。婚后的第一次别离,平添了爸爸的许多离愁别绪,他写下了著名的《贺新郎·别友》的词: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924年夏,杨妈妈和她的母亲一起,带着毛岸英和刚刚出生不久的毛岸青,来到上海。爸爸在码头上亲自等候,结束了梦牵魂绕的两地生活,得以“重比翼,和云翥”。
1924年底,爸爸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同,加之身体不好,回韶山养病。杨妈妈也第一次来到韶山冲,协助爸爸办农民夜校,搞调查,并创建了中共韶山支部。
不久,赵恒惕再次通缉捉拿爸爸。脱险后,全家先后到了广州,住在乐山庙前西街38号。杨妈妈继续担任联络工作,与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等人过从甚密。
北伐开始后,杨妈妈回到长沙,住在望麓园,协助爸爸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资料整理工作,后来爸爸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也凝结了杨妈妈的心血。
1927年2月,爸爸一家先后到达武昌,住在都府堤41号,不久杨妈妈又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就在武昌召开。由于与陈独秀的意见继续相左,爸爸又一次“赋闲”。杨妈妈陪同默默无语的丈夫登上了黄鹤楼。看万里长江,烟波浩渺,爸爸用厚重的诗篇《菩萨蛮·黄鹤楼》,表达了两人此时此刻的心境: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妈妈和爸爸一起由武昌回到长沙,住在北门外沈家大屋旁的北角门楼。爸爸组织秋收起义时,杨妈妈带着孩子回到板仓老家。不意这次分手竟成了两人的永诀。
秋收起义后,爸爸把队伍拉到了井冈山。他用暗语给杨妈妈写了一封信,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这封信经过不少周折,直到1928年初,才辗转到了杨妈妈手中。
在板仓坚持地下活动的日子是艰苦的,再加上关山远隔,音讯不通,杨妈妈的心情日益惆怅不安。1928年10月,她写下了《偶感》词一首:

    天阴起溯 朔 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 谁 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 人语 。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 惆 怅无已时。

1930年8月,红军撤出长沙后,湖南省清乡司令何键悬赏大洋一千元,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氏”。情况越来越紧张,形势越来越险恶。1930年10月中旬,杨妈妈被捕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保姆陈玉英和岸英哥哥。
在狱中,反动派要她声明与爸爸脱离关系,遭到她的严词拒绝。她对前去探监的亲友说:“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又嘱咐说:“我死后,不要作俗人之举。”
1930年11月14日,杨妈妈在长沙城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被枪杀,时年29岁。
杨妈妈死后,遗体被亲友连夜运回板仓收殓,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爸爸从报上得到噩耗后,当即寄信给杨妈妈的亲属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寄款为杨妈妈修墓立碑,上刻“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
1957年5月11日,爸爸词赠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蝶恋花·答李淑一》已广为人知: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 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1962年,当友人章士钊请教该词中“骄杨”作何解释时,爸爸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骄杨”,是爸爸对杨妈妈的礼赞和怀念。

■ 我的楚雄哥哥和岸英哥哥

毛楚雄,我的哥哥,是三叔毛泽覃的儿子。叔叔牺牲时他才八岁。他出生不到一岁,婶婶周文楠被捕入狱。他就由外婆抚养。为了安全,外婆给他由姓毛改为姓周。1937年11月党组织把他们接到韶山冲,外婆激动地对他说:“楚雄,从今天起,你就是韶山人,不姓周,该姓毛了。”
爸爸在延安得知楚雄哥一家人有了下落,且搬到韶山,心里很高兴。
当王震率三五九旅由陕甘宁边区南下,开辟和扩大南方根据地时,爸爸嘱托王震到湖南后,将楚雄哥哥带到部队。王震同意了。
1945年9月,由组织联系,哥哥随军北上了。一路上,哥哥积极参加筹粮和收税工作,调查了解各乡的经济情况。派粮、筹款、挑谷、押船,什么工作都干。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鄂东、豫南地区的中原解放军,我军奋起应战。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不等战斗结束就分路突围。6月底,他随部队突围转移,从湖北宣化店出发,急行军打仗二十多天,7月中旬到达河南淅川县,碰上了王震。王震热情地握着他的手,上下打量着他:小伙子英姿勃勃,长得挺帅气,身材魁梧,穿一身灰布学生便服,眼睛大大的,脸上有颗黑色的平痣。王震高兴地说:“小毛跟我走。”他笑笑,向首长行了个礼。随后,就跟着三五九旅继续西征,奔赴延安。
8月7日,他们抵达陕西镇安县。因有胡宗南重兵集结,对秦岭实行严密封锁,战事又很频繁,所以旅部决定部分人员化装,分散前进。
中旬,他与几个同志扮成商人到达文家庙山村,在两户农民家里住下了。谁知被伪保长发现。当第二天他们告辞老乡刚刚出村不远,伪保长就带一伙保丁、土匪手执凶器追赶上来,对他们开始盘问、搜查,伪保长猜想他们中间肯定有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就硬逼着他们承认自己的身份。
敌人把楚雄哥哥拖出来,围住他,恶狠狠地问:“说!你们是不是掉队的共产党?谁是你们的领导?准备到哪里去?不老实说,宰了你!”他沉着地回答:“你去问当兵的去,我是个学生,不知道!”伪保长见问不出结果,黔驴技穷了,两眼露出凶恶的目光,绝望地、疯狂地向刽子手们下命令:“杀!给我杀 ”
刽子手举起斧子,凶残地扑过来,向他砍去。他就这样英勇牺牲了。其他的同志也惨遭杀害。
他是我们同辈人在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个亲人,那年,他才19岁。在他以后牺牲的就是大哥毛岸英。
建国后不久,大哥在北京机器总厂任总支副书记。他悉心钻研工厂管理和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想在厂里呆它十年,干出一番事业来。谁知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他再也静不下心来了,立即向爸爸、党中央递交了要求参加志愿军的申请书。恰巧这时彭老总在东北组建志愿军总部,正赴京向爸爸和党中央汇报工作。爸爸便把大哥交给了彭老总,要他带大哥到朝鲜去经受一点战火的考验。出国前夕,大哥又随彭老总自东北回北京,再度向爸爸和党中央报告情况。汇报结束,已是下午六时,他抓过一辆自行车,先匆匆赶到工厂,向领导和工友们告别;然后又赶往医院,看望因手术住院的嫂嫂刘思齐。来到医院,天早已黑下来了。
小两口结婚才不过一年时间,而在这一年里,大哥住工厂,去湖南,难得和刘思齐见一次面。思齐突然见大哥这么晚来看她,有点惊愕,“这么晚了,你还来干啥?”难得相逢,却又分别在即,大哥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出国作战是军事秘密,大哥不好随便透露,却又不能不告诉她。
大哥坐在病床前的凳子上,掏出手绢来,不断地擦着脸上的汗水说:“我明天将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出差,所以急急忙忙赶来告诉你。我走了,通信不方便,如果你没有接到来信可别着急呀!”
“那是个什么地方?”
“嗯,这你就别问了……你知不知道有个朝鲜半岛?美国侵略者在那里打得很厉害。”
“怎么 你……”刘思齐仿佛已经猜到了一点什么。
大哥连忙岔开话头:“啊,不不,我这是考考你的政治呢!”他流露出稚气的笑,像一个大孩子在哄一个小孩子。该走了。他依依不舍地站起来,说:“我走了,你出院后,每个礼拜六要去中南海看望爸爸,不要因为我不在你就不去。希望你好好照顾岸青。能答应吗?”
“嗯……”刘思齐点了点头,咬住了嘴唇。
大哥在志愿军总部,充当俄语翻译,在没有翻译任务时,就当机要秘书,分管发电报的工作。
1950年11月25日,是志愿军打响第二次战役的第一天。上午,当所有的战斗命令下达以后,司令员可以有片刻的轻松了。一夜没合眼的彭老总,实在太劳累了。大哥正在靠北墙的大火炉子前签收有三个“A”字的加急电报。彭总就和衣躺倒在大哥旁边一间小屋的行军床上。
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有架美军轰炸机嗡嗡震响着,掠过志愿军总部的上空,向北飞去。作战室的参谋们认为是去北面轰炸什么目标,也就不十分在意。但对彭老总的安全,警卫员成普是十分上心的,他匆忙走进老总睡觉的小屋。
“彭总,敌机来了,赶快防空!”
彭老总睁开惺忪的睡眼,虎着脸,戗了成普一句,“怕什么呀,你这么怕死啊!”
一句话把成普噎住了。恰好这时,洪学智副司令员从防空洞里跑到作战室来了。他也是看到敌机以后起来叫彭老总的。成普就像见到救星,赶快催他把彭总叫起来。
他一来,就掀起了被子,伸手去拉彭老总:“彭老总,快快快,快躲飞机去!”
彭老总笑骂道:“你这个娃子啊,这么怕死啊!”
“不但我怕死,还怕你死呀!”洪学智说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拖起彭老总,在后头推搡着,绕过大哥的身旁,向门外的防空洞走去。
成普松了一口气,点上一支烟吸起来。大哥这会儿也登记、发完了电报。他不吸烟,就从子弹箱里抓了一个大苹果吃。
敌机又从北边飞回来了,好快啊!那四架敌机已飞临作战室的上空。一眨眼出现了上百个银白色的亮点,这是凝固汽油弹,用铝作包皮,所以在太阳的光照下显得明亮而刺眼。成普大喊:“不好!快跑!”话音未落,炸弹已下来了,光房顶上就落了好几十个。顿时,熊熊烈火奔腾涌起,蔓延成一片火海!
……司令员、副司令员、参谋和通信警卫人员,都在火海外围急得连连跺脚,急得溢出了眼泪。灭火和抢救正在进行,但是,火势中心的温度高达八百度,别说冲进去,站在外面都感到一种难耐的灼烫。
“岸英 岸英 ”
这嘶哑的呼唤,丝毫不能减小那猛烈的火势……
等医生替成普身上的创伤涂上油膏,扎上绷带,他赶到作战室的时候,警卫排的战士们已开始在灰堆中清出大哥和另一位参谋的遗体了。
在新的志愿军总部所在地,弥漫着一种异常的气氛。这是悲痛的沉默!愤怒的寂静!空气在窒息,血液在凝固,但静穆中,可感到火在升腾,恨在奔流。彭老总趴在一张小木桌上,正在起草一份电报。那上面这样写着: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同志不幸牺牲。
老总站起身来,将电报递给值班参谋:“马上发,报告毛主席、党中央。”
在不久回国向爸爸当面汇报完工作之后,彭德怀顺便汇报了大哥牺牲的经过。他心情沉重地说:“主席,我没有保护好岸英,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爸爸点燃了香烟,抽着,听着,默默无语,有时还闭上眼睛,然后抬起头来,缓慢顿挫地说道: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仆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优秀战士。岸英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不能因为是我、党的主席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当彭老总走出爸爸的房间时,他一方面为爸爸豁达的胸怀所感动;另一方面也有恼火,因为他看出爸爸对于这个消息有些吃惊。这就是说,他是第一个通知爸爸说大哥牺牲的人。原来,为了怕爸爸伤心,秘书叶子龙他们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压住了彭总发来的电报。彭老总连连跺脚,要是早点告诉我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我讲话也可以做点准备。
在朝鲜,在平安南道桧仓郡,在志愿军烈士陵园,增修了一座普普通通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三尺高的花岗岩石碑,碑上刻写着这样几个大字:毛岸英烈士之墓。
这些人都是爸爸的亲人,六位亲人都牺牲在革命事业中。有一次,爸爸曾沉痛地说:我的六位亲人牺牲了,开慧是个好人哩,岸英是个好伢子哩,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这就是我的爸爸,为革命奋斗了一生的爸爸。 第五章

 


 
      ○永新一枝花——我的妈妈贺子珍
      ○我的爸爸毛泽东与我的妈妈贺子珍相识在井冈山
      ○袁文才当媒人,想把毛泽东拴住
      ○爸爸和妈妈在战火中的爱情
      ○遵义会议结束,爸爸笑着对妈妈说:今后有发言权了
      ○我的爸爸毛泽东和我的妈妈贺子珍风雨同舟、相依相随了整整十年

■ 永新一枝花——我的妈妈贺子珍

爸爸和妈妈是在革命斗争最残酷、最艰难的岁月里,相认相识,在为一个共同目标的奋斗中结为伴侣的。
我的妈妈贺子珍,是1909年9月的一天出生的。那时正值秋月朗朗,桂花飘香。外婆外公喜悦地看着这个眉眼长得十分俊俏的女儿,心里特别高兴。为了表达他们对女儿的爱,对女儿的最美好的祝愿,商量着要给她起个最好听又最美的名字。外婆说:桂花迎贵客,明月照金秋。于是就给她起名叫桂圆。这个叫桂圆的女娃娃,就是我的妈妈贺子珍的小名。
妈妈有一个温馨的家。我外公的家在永新县万源山区的黄竹岭。妈妈的祖辈是个望族。有很多的田山和房屋。我的外公叫贺焕文,是个老实巴交的憨厚的读书人,曾捐了个举人,当过安福县的县令。我的外婆叫杜秀,是广东梅县人。听妈妈讲,外婆长得挺漂亮,还读过《四书》《五经》,是个识文断字的大家闺秀。
听说,外公、外婆全力支持子女搞革命。当小姨被敌人杀害、小舅被错杀后,外公外婆到东田跟姨妈一起生活时,自己也投身于革命工作。他二老为革命做过勤杂工、刻过钢板、印过文件,抄抄写写,凡有利于革命,什么工作他们都干。后来,因为“左”倾路线的排斥,二老只好去教书挣钱来维持生活。
1938年1月,外公病逝。后事是项英和杨尚奎出钱帮助料理的。外公去世了,外婆感到凄苦孤单,组织上把她送到延安,想让她跟妈妈一起生活。可当外婆到延安时,妈妈已经到了苏联。
外婆的生活就由爸爸照顾,直到她病逝都生活在爸爸的身边。
外婆病逝后,又是爸爸把她安葬的。爸爸还给她立了一块石碑。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把外婆的坟给挖了。延安收复后,又是爸爸出钱,请当地老乡重新为外婆修了坟。
这当然是后话了。
妈妈的兄弟姐妹挺多,大舅贺敏学,妈妈排行第二,第三是姨妈贺怡(银圆)。他们三个年龄上相差不多。因此在各方面志趣都很相投。小舅贺敏仁,小姨贺先圆,年纪比他们三个小得多。外公的家业,直至妈妈记事时,还是很可观的。
妈妈4岁那年,因为一场官司的牵连,外公被关进了大牢,为了赎外公出狱,几乎卖光了所有的家产,外公是出狱了,但家道也中落了。
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妈妈同姨妈就读于永新福音小学,妈妈给自己取了个学名叫自珍,意思是要善自珍重。
子珍这个名字,是同爸爸结婚以后,妈妈请爸爸给自己另取个名字,爸爸说:“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就很好。”后来,还是在中央苏区时,妈妈把自珍写成子珍,于是,子珍这个名字就这样一直沿用下来了。
听姨妈说:妈妈年轻的时候可漂亮啦,秀气的瓜子儿脸,配上一双大大的乌黑而亮的眼睛,加上白嫩的皮肤,中等身材,长得挺苗条,真是没处挑缺点。她人又活泼热情,高兴的时候,常常是开怀大笑,真可谓容光焕发,楚楚动人。她被人们称为“永新一枝花”。
妈妈的老家就在井冈山脚下。险峻的井冈山,丛山密林,一直是起义农民、绿林好汉出没的地方。多少惩恶扬善的故事在人们中间传颂,多少关于井冈山英雄好汉打抱不平、周济穷人的故事在民间传颂,妈妈都听到过。家里又有很多英雄故事的书,她也最爱看。但妈妈最爱看的要算是剑侠之类的小说了。看起来入了神,常常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那些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思想,萦绕在她的脑海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之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妈妈很快就接受了新的思想。她参加县城左派进步学生举办的孙中山纪念会;她如饥似渴地吸取新的知识,传阅新书新报,不断地武装自己的头脑,扩大自己的视野。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在她脑海中逐渐形成,很快她便参加了青年团。她成了贺家兄妹中最早的革命者。
1926年7月,大革命进入高潮,妈妈就在这革命高潮中,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年,妈妈还未满17岁。这时,永新县党组织开办了政治夜校,不仅有共青团员来听课,还有共产党员参加,一大批拥护革命,追随革命的积极分子,也都纷纷前来听课。这些男男女女济济一堂,置“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古训于不顾,投入到了如火如荼的革命的洪流中。夜校一直办了好几个月,把永新县的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
后来,北伐军从湖南来到这里,建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为了便于革命工作,妈妈又加入了国民党,以跨党分子的身份参加了永新县党部的领导工作,而这实际是权力在中共党员的手里。她既是共青团县委书记,又是县党部妇女部部长,是个双肩挑双职的干部。她是永新县开天辟地第一任妇女部长。
从此,妈妈开始了职业革命的生涯。
大舅、姨妈也都先后被选为永新县县委委员。
这就是后来被人们传为美谈佳话的“永新三贺”。
不久,妈妈被调往吉安工作。
有一天,妈妈正在县党部办公,一位同志突然出现在妈妈面前。他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永新出事了,右派夺权了。”这句话把妈妈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她急急地问。
原来是这么回事:当永新的革命者逮捕反革命分子的时候,一些漏网分子逃跑了,他们同一伙土匪武装勾结在一起,乘一天夜里,偷偷地摸进了永新县城,把正在开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全部包围了起来,强行缴了农民赤卫队的武装,放出了被关在监狱里的反动分子。他们疯狂地到处抓捕共产党员,把大批革命者投进了监狱。
一时间,永新县城黑云沉沉。
舅舅贺敏学也被捕投进监狱。外婆同姨妈逃离永新,到别处暂时躲避起来。
从永新来的一些同志,联络了袁文才(中共党员)、王佐两个人所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发动了有名的“永新暴动”。
为了组织这次暴动,妈妈在吉安、永新间忙于奔走。回到永新,妈妈设法同被关在狱里的同志们取得联系,把武装攻打永新的计划、时间告诉了同志们,以便行动时能里应外合共同战斗。为防万一,妈妈通过熟悉、可靠的人把口信传到狱中去。
再说,被关在狱中的同志,也在积极设法争取尽快出狱,以便更快地参加革命斗争。
此次暴动,正值盛夏酷暑,妈妈不顾暑气逼人,经过两天的奔波,她赶到永新见到城墙上飘扬着鲜红的旗帜时,她心情异常激动。她知道了,这次暴动成功了!被关的同志们都被救出来了,其中也有舅舅贺敏学。
反革命分子总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总是要伺机对革命进行反扑。所以,在暴动成功不久,反动势力就联合起来扑向革命。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革命者与反革命者的殊死斗争,在永新激烈地展开。妈妈率领一支赤卫队的任务是守卫县城南门。
这支队伍只有几十个人,三枝枪。其他武器就是近日赶制出来的梭镖。妈妈身背步枪,腰扎皮带,肩上挎着子弹带,好威风啊!她就这样率兵上阵了。
敌人甚嚣尘上,一阵风似地来到南门下,见不到人,也听不到动静,就以为农民自卫军都让他们给吓跑了,更是趾高气扬了。一到城根,马上就架云梯、布阵势,开始攻城了。说时迟,那时快,敌人的十几架云梯很快就搭到了城墙上,一切准备做好了,就只等当官的一声令下,就开始爬梯攻城了。妈妈在城墙上看得清清楚楚。大家都纹丝不动地静静地等待着,用紧张而又期待的目光看着妈妈,等待着她发出攻击敌人的命令。
妈妈还从来没有指挥过打仗,这是头一次。看着眼前的敌人一个挨一个地顺着云梯往上爬,她的心里也有点紧张。她看着云梯上的敌人才只爬了一半,梯子还有半截是空的。她心里想:等敌人爬满云梯再打,不就可以更多地消灭敌人了吗?她看看舅舅,舅舅在一旁向她点了点头,表示赞许她的做法。妈妈沉住气,等待时机。当看到敌人快爬到城头时,“打!”一声令下,赤卫队员们跳起身来,有的举起梭镖直刺敌人冒出城墙的脑袋;有的使劲往外掀起云梯;有的搬起石头往下砸。一时间,给敌人来了个措手不及。就听到鬼哭狼嚎般的叫声,一架架云梯翻倒了,敌人被刺破头的、戳瞎眼的、刺穿喉的,从云梯上被抛在空中,又重重地给摔倒在地下,滚的滚,爬的爬,死的死,伤的伤。第一次攻城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
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又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攻城,结果也都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攻城时,妈妈看到一个军官模样的敌人,手里还拿着枪,喊着叫着往上爬时,妈妈举起枪,对准他的脑壳就是一枪,这个家伙像死猪一样从梯子上滚了下去。妈妈心里一阵高兴。正在这时,另一个家伙又逼着敌兵再往上爬,妈妈又举枪瞄准他,一扣扳机,又一个敌人应声倒下了。
几攻几败,敌人无心再战,准备逃跑了。
妈妈一看时机已到,命令赤卫队员打开城门,冲出城去,乘胜追击。赤卫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举着梭镖刺向敌人。喊声、杀声连成一片。敌人被打得七零八散,丢下尸体狼狈逃窜了。
这次战斗,赤卫队大获全胜,杀死敌人百余名,缴获了一百多枝枪。也就是在这次战斗后,妈妈两枪打死两个敌人的事就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神。传到如今,还有人说她是“神枪手”、“百发百中”,更有甚者,说妈妈是个“双枪手”。
妈妈却一直都这么说:“这些讲法都不是事实哟!我的枪法不好。打单枪都很勉强,哪能会打双枪哟。就是在城头上打死两个敌人,那也是形势给逼出来的,哪里是什么神枪手呀!……”
不过我倒认为,妈妈在战斗中能端枪上阵,虽然枪法生疏,还是凭着机智、勇敢、灵活而杀敌制胜的,的确是应该称赞的。
这次农民武装获得全胜,使伪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非常恼火,他暴跳如雷,命令两个团开赴永新。
在这种大兵压境的形势下,总指挥部决定,赤卫队全部撤出县城,向井冈山进发。
妈妈是1927年7月底由永新县向井冈山撤退的许多共产党员中惟一的一个女同志,当然也是撤向井冈山队伍中的第一个女兵。这在当时来说,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她无愧于人们给予的“永新三贺”的光荣称号。
妈妈率赤卫队上了井冈山,那是因为有袁文才。袁文才在永新第一中学读书时,同舅舅贺敏学是同窗好友,还一起搞过学生运动。妈妈早就听说过这个人。这次上山后才见面。袁文才对妈妈备加关心和照顾,他的夫人还送衣服给妈妈,他们相处得跟一家人一样和睦友好。
提到袁文才,说到王佐,就我所知,这二位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也是很有影响,对革命有功的人。
袁文才是客籍人,他不是土生土长的土籍人。在宁冈一带,土籍人与外来户的矛盾很深,外来户常常受当地人的欺侮,他就参加了马刀队。这也可以叫做被逼无奈吧,他就常带队伍打土豪。早在大革命的初期,他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宣传,他自己也非常向往革命,认为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够真正实现消灭压迫与剥削,打倒天下的地主老财,穷人才可能真正得到解放。而共产党在哪里?为了追求革命,他要找共产党,他化装打扮了一番,就悄悄地跑到南昌去,到处打听共产党的消息。结果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么容易。他只好又回到井冈山,继续干起打土豪来。
宁冈的党员龙超清想组织一支农民武装,又觉得实力单薄些,就主动与袁文才联系,说服动员他带着马刀队参加了农民武装,改为宁冈农民自卫军。这支三百多人的农民队伍就拉起来了。
袁文才于1926年底参加了共产党,才有前面说的他带队攻破永新城的那次战斗。
再说王佐。王佐是盘踞在井冈山的另一个首领,有些地方和袁文才非常相似。他也是客籍人,除了受军阀、土豪的压迫之外,还受土籍人的压迫。他不甘心受压迫,就揭竿而起,领着三百多穷苦农民上了井冈山落草为寇了。
那时候的一些山大王,为了能巩固自己的地盘,不让其他的势力吃掉,总要想方设法纵横结交一些力量,来保存自己。所以,王佐就同袁文才结拜为兄弟。袁文才的队伍就驻扎在井冈山脚下的茅坪,王佐的队伍驻在井冈山的腹地八面山。两个人山上山下,互相关照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

■ 我的爸爸毛泽东与我的妈妈贺子珍相识在井冈山

1927年10月27日,我爸爸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来到井冈山。
爸爸能上井冈山,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当时的情况看来,袁文才可以接受爸爸这支革命队伍的到来,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还是一致的,可王佐就不同了。他是不可能,也不会轻易就让人入伙共享他的山头的,当爸爸带着队伍来到时,与袁文才,主要是同王佐还进行了一番不寻常的“谈判”。
第一次谈判内容:是向他们讲明他率领的是一支革命的队伍,到这里来是为了同这里的革命武装一起搞革命。为了表示诚意,支援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准备送给他们枪支,的同时,希望他们能安置一批伤病员,协助解决部队的驻防和粮食问题。
袁文才、王佐也是有头脑的人,他们也在多方了解这支队伍来到此地的目的和对他们的态度如何。
通过第一次的谈判,袁文才知道这是党中央委员毛泽东领导的队伍,他非常高兴。王佐并不了解这支队伍,但因为他和袁文才是把兄弟,他相信袁文才就跟相信自己一样。既然袁文才欢迎革命军,他也就同意了。
第二次谈判开始了。不管大事小事,爸爸向来是说话算数的,所以他就派人把70枝枪送给袁文才和王佐。他们也帮助革命军解决了粮食问题,还自动帮忙给支锅灶生火做饭。
通过这两次的谈判,袁、王才下决心请爸爸上山,共商大计。
会面是在步云山那座大房子里进行的。
那天,袁文才、王佐一大早就来到这里,准备迎接爸爸上山来。
爸爸这天穿一身灰布中山装,衣服的袖口、胳膊肘都磨破了。他也和大家一样,脖子上结了条红色带带。爸爸的个头儿大,经过这么多的磨难,人十分消瘦,颧骨显得特别突出。头发从中间分开,比较长。皮肤晒得黑黑的,神色显得很疲劳,但他的一双眼睛却是特别有神,显示出他的刚毅和温和。
他走路有点一拐一拐的,当时有人看到他这样,就偷偷地笑,悄悄地小声议论说:毛泽东是个跛子吧!其实,是因为长途行军,草鞋把脚磨伤,脚不光肿而且还化了脓。所以走起路来才显得有点不得劲儿。
爸爸上山来,同袁文才、王佐握手后转身把自己的战友一一介绍给他们两个人。袁文才、王佐也把山上自己的人介绍给爸爸。爸爸同他们握手问好。
当袁文才领着爸爸来到妈妈贺子珍面前为他们介绍时,爸爸有些惊讶,他没有想到,在如此艰苦困难的环境下,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这样年轻的女将。
袁文才说:“她叫贺自珍,是永新县的干部。”
爸爸笑笑说:“我原以为是哪位的家属呢!”说着握住了妈妈的手,“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井冈山的地理环境特别好。爸爸的队伍上山以后,搞革命就有了落脚点。井冈山就是最好的落脚点。这里既可以进攻,也可以防守,回旋余地大得很。
也就是在这里,爸爸创立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也就是在这里,我的爸爸毛泽东与我的妈妈贺自珍相识了。
据老人们讲:爸爸虽然上了井冈山,也是真心诚意地同袁文才、王佐合作,可是王佐总是对爸爸有点不放心。大概因为他在绿林生涯中吃过的亏太大太多的原因,从而养成了一种多疑的性格。他生怕爸爸会抢占他的山头,会吃掉他的队伍,所以他总是与爸爸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不近不远的关系,流露出不卑不亢的态度。
有一天,袁文才与王佐又谈起爸爸这支队伍时,王佐又表示出了猜疑态度,但他还是特别相信袁文才。只要袁文才说怎么做,他就同意怎么做。这时,袁文才对他说道:“你一会儿不相信老毛在井冈山能呆得久,一会儿又怕人家吃掉你。你呀,莫要定不下心来。老毛不会是你想的那种人。你要再不放心,我们就想个主意,把毛泽东拴住。”说到此,他再没有往下说。
王佐急切地问:“你说,怎么个拴法?”
袁文才说:“这还不好办 叫贺自珍嫁给毛泽东,让老毛做井冈山的女婿,这样日后对大家都有好处。”
王佐听了说:“这个主意蛮好!我也盘算过,自珍要人品有人品,要才识有才识,配毛泽东最合适!老毛要是做了井冈山的女婿,我们一万个放心了!”
此时,王佐一颗悬着的心,算是落地,他心里踏实了。
袁文才又说:“自珍配老毛,郎才女貌,天造地设。只是听说毛泽东在湖南已有妻室。”
“我发现毛泽东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左唇下一颗朱砂痣,日后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你别看他现在那个瘦条条的样子,那副骨架子如果要是丰满起来就有帝王之相!我们跟着这样的人靠得住……”
袁文才这话,听起来是在夸赞我的爸爸毛泽东,其实,他是在进一步说服王佐消除顾虑,他是在为革命军能在此站住脚,为巩固党刚刚创立的这片红色根据地进行宣传。他这样一夸,王佐可以更放心了。当然,袁文才也是真心实意地夸赞我的爸爸。
“行啊!还是你想得周到,这事就这么定啦。”王佐说。
从袁文才和王佐的这次谈话之后,才有了爸爸与他们的一番对话。

■ 袁文才当媒人,想把毛泽东拴住

有一天,袁文才来到茅坪八角楼,与爸爸见面了。谈完了工作后,袁文才说:“毛委员,我们想替你做一件好事。”
“么子好事呀?”爸爸问。
当他听说他们要当“月老”时,惊讶得身子往后一仰,一时答不上话来。“毛委员,我们的‘井冈山才女’贺自珍,你看她怎么样?”袁文才问。
“不行,不行,这个使不得。”爸爸连连摇头说。
“不般配是吗?她可是个才貌双全的人。”袁文才又说。
“是我不配人家。文才,我在湖南有妻子呀。”爸爸说。
“毛委员,你莫辜负我们的一片好意……王佐肯定已和自珍讲了此事,要是这样,事情可就不好办了……”袁文才说完看看爸爸。
“文才,感蒙你们的好意,这件事乱来不得。”爸爸有些着急地说。
“那,你考虑一下,日后再说吧。”袁文才结束了这次谈话。
至于爸爸和妈妈的恋爱、结婚那是以后的事了。
爸爸讲:他一生做事爱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凡事总要亲自搞个清楚,要弄个明白。从1927年冬天到第二年的春初,爸爸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跑永新、到宁冈;跑宁冈又到永新,来回对两地的一些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搜集到的东西不少,但是还没有时间加以整理。
这时,他和妈妈相处的时间也长了,彼此也算比较熟悉了。
一天,爸爸忙完军事的事以后,对妈妈说:“这几天,我想腾出手来,到象山庵住几天,好静下心来把《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继续写完。想请你帮个忙誊写一下。你看怎样?”
“不嫌我的字写得差就行。”妈妈说。
他们就到了象山庵。这是一座古庙,工农革命军在这儿开办了后方留守处,这儿住着20余名官兵。到这里以后,爸爸抓紧时间写,妈妈就赶紧帮他抄呀抄,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两个调查报告都整理好了。
后来爸爸讲:在他的许许多多的调查报告中,这两份最好,他最满意。他说过,在我党和军队的建设中,妈妈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因此,他也最珍惜。可惜,这两份报告在长征途中丢失了。他感到非常遗憾。他讲:“丢掉其他东西我不痛心,惟这《井冈山调查》的丢失,是最为可惜的事。”
爸爸这样讲,我想:一,可能是调查报告确实是写得好,他很满意,也很欣赏,或许它是得意之作;二,可能是因为这调查报告中,不光是他本人尽了心费了力,而更重要的是其中有妈妈的热情相助,有妈妈的一腔心血。
因为妈妈是当地人,从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这里的山山水水她都熟悉,这里的风俗人情她知晓。多少次,当爸爸写文章遇到困难写不下去,觉得有些地方搞不清楚,理不出头绪时,总要问问妈妈。妈妈能解答出来的,就会像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一样,一题一题地对答出来。遇上她自己一时也说不清的时候,她也会像个学生一样,认真地记下来,找熟悉情况的同志去一一了解清楚,再抽空儿回答爸爸的提问。
妈妈成了爸爸调查的对象,也成了爸爸调查报告的第一个读者。
就是在这日常的接触、工作中,他们彼此增进了了解,加深了感情。正因为彼此间的同志式的志同道合,才有了后来两个人的结合。当然袁文才、王佐在此事上起了促成作用。但最根本的还是他们彼此间的相爱。
在井冈山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在那风云多变的岁月里,爸爸此时已无法了解到湖南家乡的情况,但他如实地将家里情况告诉了妈妈,他不会欺骗妈妈的感情。那么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结识新的同志,认识新的朋友,又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进而产生了诚挚、纯洁的爱情,恐怕这也是人生活中合情合理的事情。
爸爸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政治家……但他毕竟是人,是一个有血有肉,需要爱情,需要温暖,需要家庭生活的人。不能把革命者都看成苦行僧,要他们成为除了革命就是革命,除了工作就是工作,要求他们不食人间烟火。谁也没有权力,更没有资格剥夺他们的爱情。
1928年5月,是25日还是26日,爸爸记不清了,妈妈也说不准了。他们的老战友们讲起来,也大概记得是这个时间。离茅坪东去七里多的万山丛中的象山庵变得热闹起来。爸爸毛泽东和妈妈贺自珍成婚了。说是成婚,其实没有搞什么婚礼。没有鞭炮,没有唢呐,也没有锣鼓,更没有花轿。只有袁文才他们带来了一些糖果、花生之类。大家在厅堂里一边吃东西,一边说笑着。
一直到快晌午,大家才纷纷散去。
爸爸妈妈在这儿只住了两天。爸爸惦记着正在永新帮助农民分田的红四军官兵,就告别妈妈到了永新。
过了几天,爸爸妈妈都来到永新西乡的塘边村,领导附近村庄的农民分田地,并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天。所以有人误传爸爸和妈妈是在塘边村成婚的。
当我与爸爸闲谈时,我说:“妈妈这个人性格开朗……”爸爸讲:“当年妈妈的组织能力很强,特别擅长做宣传鼓动工作。毛笔字写得娟秀端正。干起工作来风风火火,可有股子泼辣劲头,而坐下来后,还真是一个温柔娴淑的姑娘。
“我的娇娃温柔俊俏、端庄秀气很像妈妈当年。就是小嘴巴笨了些,只会说‘洋话’,讲不来中国话,当不了宣传鼓动家哟 ”
我知道,爸爸又在说我的中文水平差,表达能力不强。我只好对爸爸笑笑了之。

■ 爸爸和妈妈在战火中的爱情

妈妈和爸爸结婚以后,妈妈肩上的担子重了,既要工作,又要想法照顾好爸爸的生活。在那极端艰苦的年代,要保证爸爸的身体不缺营养,可不是很容易就能办到的事。
听爸爸讲:他特别爱吃辣椒。妈妈有时为了他就从老乡手里买点,这在当时就算是奢侈了。因为环境恶劣,供应不足,尤其是蔬菜太少太少。爸爸因为吃菜少,腹胀难受,大便困难。这可急坏了妈妈。她步行四十多里,向一位郎中借了个大便通气管拿回来。又把仅有的一块肥皂放在温水盆里,像磨墨一样在盆里来回磨呀磨。等肥皂溶解了,然后把管子插入肛门,把肥皂水灌进去。尽管爸爸感到特别难受,但用这种方法还真是缓解了爸爸的便秘。为给爸爸解除痛苦,妈妈付出了很大的辛苦。
在井冈山这一段时间里,爸爸是非常忙的,白天爬山看地形,晚上开会、听汇报。有时分不清白天黑夜地连轴转,一天只能有几小时的休息。加上生活困难,饮食又差,只见爸爸一天天消瘦下去了。妈妈看着心痛,就和警卫、勤务人员商量如何改善爸爸的生活。没有更好的办法,买吧,没有钱。他们只好下地里捉田鸡,到河里捞鱼摸虾。就这样,爸爸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还时不时地能尝到点鲜味,这也多亏了妈妈和那些警卫、勤务人员,他们想得多周到啊!
妈妈无论多苦多累,始终跟爸爸一起并肩战斗,共度艰苦岁月。
每次谈起过去时,爸爸总是那么轻松,那么喜悦。好像那不是在硝烟弥漫、殊死搏斗的战场。
罗霄山脉的中段,有一带雄伟的高山,苍松翠竹常年青,山涧流水永不断。当红五军跋山涉水,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后,队伍壮大了,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了,但跟着而来的是,人员增多了,生活供应上的困难就更加突出了。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两万多的兵力,妄图将这支革命军扼杀在此。这对红军来讲,不能不说是一大难关。
1930年11月,红军在宁冈新城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冬季整训:一是要修筑坚固工事;二是建立“红光医院”;三是从宁冈挑粮上山,以解决部队口粮问题。
爸爸总是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同战士共甘苦。他经常是脚穿草鞋身背粮袋,同战士一起运粮。还边走边做思想政治工作。群众为此编了一首山歌:“毛委员运粮上山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努力,粉碎敌人‘围剿’。”
为了红军的生存与发展,爸爸有一次亲自率领红军,趁国民党军队清晨出来架枪做徒手操时,出其不意,发动猛攻,激战半天,就攻克新城,歼敌500余人,击毙敌军营长,还活捉了宁冈县长。此战,一举粉碎赣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进犯。
这是1928年2月18日的事。
在近两年半的时间里,国民党反动派以十倍、百倍的疯狂,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围剿”一次比一次升格,一次更比一次凶猛,两军生与死、存与亡的战斗就这样展开了。而每次都是以我军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终。正应了爸爸说的那句话:敌人总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总是要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彻底灭亡为止。
1930年12月30日,敌人向红军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战斗从下午三时许打响,到傍晚结束战斗。红军歼敌 9000余人,俘虏师长张辉瓒,缴获各种武器9 000余件,子弹千余发,电台一部。
爸爸兴奋地挥笔写下了那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名词一首: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第一次反“围剿”首战告捷。
在这战争频繁的岁月里,妈妈总是相跟相随相伴地与爸爸并肩战斗。她既是爸爸的妻子,又是爸爸的战友,她更是一名红军的革命战士。也就是说,她既要以妻子的身份照顾好爸爸的衣、食、住、行,她又要以战友的身份与爸爸共商大事,更要以战士的身份,随时准备奋不顾身,出生入死地为红色苏维埃,为保卫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而战。这对一位女同志来讲,不能说是一副轻担子。
1929年的春天,当红军攻打下福建龙岩时,妈妈在这里生下了第一个女孩,也就是直到如今都下落不明的姐姐。这也是爸爸的第一个女儿。爸爸曾高兴地说:“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个好地方才出生。”一句话把妈妈逗笑了。
1932年11月,妈妈在福建长汀生了第二个孩子,我的哥哥,取名岸红(毛毛),跟岸英哥他们排下来了。
长征开始前,爸爸、妈妈把两岁多的哥哥(岸红)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活动的三叔毛泽覃、三婶贺怡代为抚养。当形势发生变化,环境越来越恶劣、斗争越来越残酷时,他们怕哥哥遭到不幸,就把他寄养到瑞金城一个警卫员的家里。后来,叔叔牺牲了,我的哥哥岸红(毛毛)就再也没有下落了。
解放后,姨妈为找他,因出车祸而牺牲了。
1933年,妈妈生了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是傅连賞医生接生的。可惜刚一出生就夭折了。
过密的生育,使她的身体受到很大影响,加上在那样的年代,转战频繁,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妈妈从未休息过一天,从未放弃过战斗。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开始,妈妈跟随爸爸进行反“围剿”始终战斗在前线。
第三次反“围剿”的一次决战是在兴国县的高兴圩展开的。
在这次战斗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战斗激烈地进行,突然,敌人的一颗炸弹恰恰落在妈妈和另一位女同志的身旁。把她俩都给震得失去了知觉。等她俩苏醒过来追上队伍时,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了。爸爸看见她们平安归来,又是喜又是惊,就风趣地说:“通信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炸弹在你们身边开花,以为你们被炸死了。我打算等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悼会。现在,你们是人回来了,还是鬼回来了?”引得大家都笑起来。
“我们不光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带回来了。”妈妈说。
后来,爸爸还跟妈妈开玩笑说:“我原以为这回恐怕连你的尸体也找不回来了。敌人要认出这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去领赏哟!”
“我的头长得牢,可不是那么容易掉的呀!”妈妈也笑着说。
1934年4月24日,是第五次反“围剿”敌我决战的一天。
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是艰苦的也是极残酷的。尽管红军发动群众,以经济建设力量来帮助革命战争,粉碎敌人的“围剿”,但终因各种原因而错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战机,反“围剿”失利了。
中国革命的航向在哪里?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惟一的出路,只有战略转移了。

■ 遵义会议结束,爸爸笑着对妈妈说:今后有发言权了

1934年10月18日傍晚,我的爸爸,带着警卫班的同志,离开于都城,踏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长征路!
10月上旬的一天,爸爸派人通知妈妈,告诉她:她是中央批准随部队出发的30名女同志之一。妈妈便和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们一起,开始了长征。
长征的组织、计划、部署是严密的,起步也是迅速的。
10月24日,妈妈抵达古陂时,看望了爸爸。妈妈向爸爸讲起瑞金县的男女老少送别红军的情景时说:“乡亲们紧紧拉着我们的手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呀!我们的亲人’……”
爸爸听了后说:“我们欠根据地人民实在太多了。”爸爸此时心里也不好受。望望苏区的山山水水,想想苏区的人民,难舍又难离啊!中国革命事业的根,在这里!
长征从这里起步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大转移从这里开始了。中国革命的出路,从这里打开了!
10月25日,红军全部通过了国民党层层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爸爸不无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在中央苏区的战斗年月里,有苦也有乐;有失败,也有胜利。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妈妈自始至终紧紧跟随在爸爸的身边。关心着他的身体,保护着他的健康。
人们讲到中国革命的这段历史时,把它称为中国革命的低谷,又叫低潮。总归一句话,此时,中国革命受到挫折。爸爸从他投身于革命的那天起,他的命运就与中国的革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人们还把中国遵义会议前的日子,称为苦难的日子,又叫做黎明前的黑夜。不管称为什么日子,爸爸的心,都同这些日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妈妈跟爸爸的心是相随的,也是相通相印的。中国革命的航船在这个时刻搁浅了,航标灯被黑暗笼罩了。妈妈同爸爸一样,在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而担忧。他们夜不思寐,日不思食,在努力寻找,探索那指航的灯塔。此时,爸爸的心情是沉重的,情绪是低落的。他告诉人们前进的航道在哪里,但无人听了,因为他的指挥权被剥夺了。他向人们阐述革命的出路在哪里,但无人听了,因为他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但爸爸的心中,仍然装着中国的革命,中国的未来!
爸爸接连遭到“左”倾路线的沉重打击和无情排斥。那一段时间,更是一次又一次地对他进行无理的批判:什么“一贯右倾主义”,什么“上山主义”……铺天盖地而来,统统都戴在了他的头上。“左”倾领导人同时还剥夺了爸爸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权。这种打击使他多年来劳累过度的身体吃不消了,他曾两度病倒。
妈妈对这一切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她时时想起那同战斗共甘苦的岁月:在瑞金时,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充满欢声笑语。而今此时的家里没有人敢来了;昔日欢乐热闹的家庭,今日门庭冷落。
爸爸消瘦了,那平日英俊的脸庞上也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喜欢谈笑的爸爸,常常是一个人默默无语,凝神静思起来。他,有时遥望苍穹,对天长叹,有时又以吹吹洞箫来排解自己一腔的烦恼与忧愁。
妈妈对这一切又全都看在眼里。从不知忧虑的妈妈,悄声地走到爸爸的身边,或陪他到河边散步聊天,或陪他默默无语地坐着。妈妈无时无刻不在替爸爸分担忧愁。
眼见日渐体弱的爸爸,承受着种种的压力,妈妈还担心他会垮下去,就想尽一切办法,甚至暗地里求人帮助弄些新鲜的东西给爸爸改善一下生活,补养补养身子。
妈妈拖着孱弱的身子,硬是挺着,把苦埋在心里,把笑放在了脸上。真可谓做到了一心一意为爸爸的地步。
人,只有在患难的时候,方能找到知音,找到知己,找到真诚的同志。
妈妈在爸爸连遭打击身处逆境甚至牵连到自己时,她毫无怨言,却更加关心体谅爸爸。
我想,如果当年没有妈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难以想象爸爸将会怎么度过那最难熬、最痛苦、最艰难的日子。
正如爸爸和妈妈当年的一位老战友所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贺子珍立下了他人不可代替的巨大功劳。至今,我仍然怀着崇敬之情深深地怀念这位中国革命史上的杰出女战士。”(陈士榘语)
妈妈用她对爸爸的真挚而深切的爱,使爸爸在生活上得到无限的关怀、无限的温暖,使爸爸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鼓舞、极大的安慰。爸爸身处逆境时,妈妈仍寸步不离地陪伴着他,当时有许多人曾以羡慕的目光望着爸爸,羡慕身处逆境中的毛泽东有这样一位贤慧、豁达、体贴入微、关怀备至的好妻子。爸爸也深深地感到了妈妈给予他的爱,是任何人所不能代替的,也是任何人所不能办到的。因此,多少年之后,爸爸一提起这段时间的生活,还总是深深地感激妈妈。
当年的老人们都说:毛泽东与贺子珍,不仅有夫妻之爱,又具有战友之情。他们是一对“响叮当”的好夫妻;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贺子珍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我想,这些夸赞,对于我的爸爸毛泽东和我的妈妈贺子珍来讲,是不过分的。这些夸赞,是真诚的,又是友好的。也可以说是给我的爸爸、妈妈作了个很公正很贴切的评价。
正像老人们说的那样,谁家的夫妻生活中都难免碰碰撞撞,来一场舌战,动一次“干戈”,双方对垒的时候,总是会各有胜负。爸爸有时就爱以“武力威慑”、“政治威胁”来对付妈妈,有时就“开除”妈妈的党籍,给妈妈一次口头“处分”。但爸爸毕竟是爸爸,有时是他自己引起的“战火”,自知不对了,就又主动“停战”求和,化“干戈”为“玉帛”。所以有时爸爸就向妈妈赔笑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块响叮当!”妈妈听了也就破涕为笑,再不生气了。
红军以铁的纪律,钢的毅力,双脚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到达湘南,闯过了国民党设置的第二道和第三道封锁线。11月底在湘江又越过了第四道封锁线,向西挺进,一举攻克贵州黎平。
在此地召开的会议。被称为“黎平会议”。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它使红军赢得了主动权,不光是完全打乱了国民党的原有部署,而且是连战连捷。
红军,挥戈西指啦!
1935年1月7日下午,红军进入北倚娄山、南临乌江的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遵义。
1月15日,16日,17日,在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16日,会议进入第二天,也是最紧张最关键的一天。
自开会以来,爸爸总是很晚很晚才回来。妈妈一人在家,心却跟着爸爸到了会场,她同样也在关注这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每到夜深人静时,妈妈总是焦急地等啊,盼啊,等爸爸快点回来,期望能了解点会议上的情况。
妈妈也知道,党的纪律是严肃的,像这样的重要会议,在没有做出决议之前,更是不能随便说的。当然妈妈也知道,爸爸是不会向她透露有关会议的点滴情况。妈妈是怕爸爸再遭排斥,再受打击。她关注着这次会议,关注着爸爸的命运,她还真是坐卧不宁了。
在静悄悄的黑夜中,妈妈等呀,等呀,一串熟悉的脚步声显得格外清晰,又格外轻松地传来。是他的脚步声。妈妈听得真真切切。脚步声近了,近了,且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妈妈知道,是爸爸回来了。她急速地打开房门,还未等爸爸双脚跨进屋,她便急切地问道:“会开完啦?你,你怎么样?”她紧张得语无伦次了。
爸爸知道她关心自己的处境,就笑笑答道:“不错,今后有发言权了。”这寥寥数语,在妈妈的脑海中却似掀起了狂涛巨浪,一颗悬到嗓子眼的心,总算是落位了。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在中国革命的最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有一次,爸爸给我讲起遵义会议时,他说:那晚,你妈妈等我等了好久。当我回到房里还未坐稳她就问。我想给她卖个关子吧,可我的心里也高兴,总也绷不住。人一高兴,话就多起来。我背着手在房里踱着步,慢慢地说:“这个会议,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承蒙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还是有一点本事。惭愧,惭愧!进入中央领导层,滥竽充数而已。不过我也没有谦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你的妈妈两眼紧巴巴地望着我,听得那么入神。那晚,我们好高兴哟!”
我听了,心里也高兴。我为他们的真挚情感所感动,无论是同志,还是战友,还是夫妻,甘苦与共,这才是人间的真情所在。

■ 我的爸爸毛泽东和我的妈妈贺子珍风雨同舟、相依相随了整整十年

长征,不光是靠着自己的双脚从漫漫征途中走过来的老一辈人的骄傲,也是我们的骄傲,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它不仅载入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史册,在世界史中,它同样也是永远不可忘记的重要一笔。
在漫漫的征途中,要经受各种自然环境变化的考验,更要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天上飞机炸,后边追兵赶,途中土匪截打的大大小小的残酷之战!
战争本来就是残酷的,而环境的恶劣,更使长征增加了十二万分的艰难困苦。
红军在1935年1月2日至6日全部渡过乌江,向黔北地区挺进。又于同年1月29日凌晨,渡过贯穿四川、贵州、云南的赤水河,寻机北渡长江。而敌人为防止红军从这里北渡,特在此布有重兵。两军就在这里展开了殊死较量。
爸爸认为红军在此情况下,不宜恋战,他立即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迅速摆脱敌军重围,于2月20日再渡赤水河回师黔北,集中兵力夺取遵义。此战击溃和歼敌两个师八个团,俘敌3 000人,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红军的行动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迂回曲折地穿插在国民党的重兵之中,搞得蒋介石摸不清红军的准确战略意图和行动踪迹。只好像无头苍蝇那样,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乱冲。一会儿派兵堵这边,一会儿调将截那边,搞得自己狼狈不堪。
红军却于3月16日下午,三渡赤水河而入川南。
国民党的飞机在天上呜呜叫,给蒋介石报信:“红军要北渡长江。”蒋介石就急忙调兵遣将,还得意忘形地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而红军又立刻掉头于3月21日至22日晨,神速地再次东渡赤水河。
这次渡河,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吃了一闷棍。红军却挥师南下。3月31日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的重兵合围,奔向贵阳。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爸爸“四渡赤水”出奇兵的那段故事。
也就是在红军进入云南途中,我的妈妈受伤了。
妈妈所在的干部休养连在行军途中,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袭击轰炸。妈妈为了掩护伤员而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昏迷过去了。经过医生的检查,妈妈身上有十七处都挂花了。当妈妈苏醒后看到我的叔叔毛泽民、婶婶钱希钧时说了两件事:“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
爸爸还是知道妈妈受了伤。当爸爸赶到妈妈身边时,妈妈对爸爸说:“润之,把我留下,你们前进吧!”
“子珍,你不要那样想。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爸爸安慰着妈妈说。
几十年后,妈妈谈起她负伤的事时,她还很感激爸爸。说是爸爸救了她一命,否则,留下来必死无疑。
妈妈这次负伤后,身上的弹片始终都未能取出。就是她到了苏联,也未能治好她的伤。十七处负伤,十七块大大小小的弹片,留在妈妈的身体内,与她的身体融为了一体,甚至可以说是成了她身体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十七块大大小小的弹片,伴妈妈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直至妈妈去世。
红军在继续长征,爸爸妈妈在并肩战斗。
翻越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空气异常稀薄、人烟罕至的海拔4 900多米的夹金山。
6月17日的早晨,爸爸喝完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穿上夹衣夹裤,手持木棍,沿着前面部队走出的又滑又陡的雪路,向山顶攀登。
他把马让给体弱有病的女同志骑。爸爸说:“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部队走到半山腰时,气候突然发生变化,冰雹劈头盖脸地打了下来。爸爸拉着战士的手继续前进,并一再嘱咐大家:“低着头走。低着头走,莫要往上看,也莫要往山下看,眼睛要向前看。千万不要撒开手啊!”
越往山顶,空气越是稀薄,人的呼吸十分困难。这时候,千万不能坐下休息,否则,就再也不会站起来了。
爸爸见一位同志坐在雪地里休息,就对他说:“你坐在这里是非常危险的。来,我背你走。”爸爸的话音未落,他的警卫员抢先背起那位同志,爸爸就帮着、扶着走向山顶。终于翻过了大雪山。
红军长征经过的草地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是看看亲身经历过的老一辈是怎样讲的吧:
1935年8月下旬,红军开始向荒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地进军了。
爸爸当年的警卫员这样回忆说:

  一当走进草地,情况就完全变了。天空像用锅底黑刷过的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边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
如果一不留神,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似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远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儿,幸好被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才摆脱了危险。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

我想,这不是什么神话故事,这是真实的历史经历,是红军走过的草地。
我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妈妈自始至终,跟着部队行进,随着爸爸长征。同样要渡赤水河,要翻越雪山,要走过草地。当妈妈与战友们胜利走出草地,光着两只脚扎扎实实地踏在坚实的土地上时,妈妈的喜悦,战友们的喜悦,爸爸的喜悦心情,是语言所不能名状的。
过了岷山,长征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爸爸的心情从《七律·长征》诗中可以足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诗句,正是红军长征业绩的记录;这诗句,正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写照。
爸爸对我说起长征胜利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翻过了五岭山脉,涉过了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走出了雪山草地,攻下许多城镇,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无论是在井冈山艰难的岁月里,还是在漫漫长征途中,十年,整整十个年头,爸爸与妈妈风雨同舟;十年,整整十个年头,妈妈与爸爸并肩战斗。
这种生死与共、患难相交的战斗友情,使他们相依相随了十个年头。这种情,这种意,是难以割舍的。
第六章

 

○我的爸爸毛泽东对我的妈妈贺子珍的追忆
○爸爸和妈妈婚姻悲剧的根源
○爸爸和妈妈的庐山相会
○庐山相会后,妈妈大病一场
○爸爸说:江青嫌我是土包子,她同你妈妈完全不同

■ 我的爸爸毛泽东对我的妈妈贺子珍的追忆

  刚到爸爸身边的一段日子里,我想妈妈,后来功课一紧,就顾不上这些了。可有一天,爸爸突然对我说:“娇娃,是不是该给妈妈写封信 ”我听了爸爸的话,就动笔给妈妈写了封信:

亲爱的妈妈:
  您好!我在爸爸这里很好。您想我吗?我很想您。爸爸问您好,希望您保重身体。

这封信是我写的,可后两句话可以说是我代爸爸写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爸爸突然让我给妈妈写信。是不是妈妈给爸爸来了信,爸爸不便回信,才让我回信 还是爸爸根本没有收到什么信,只是想起了妈妈才这样做的。
我是只要一放寒假,就到上海去看妈妈,因此,我也和所有的同学一样盼寒假,盼过年,好去看妈妈。
我盼望,我发现爸爸好像也在盼,也在盼假日的到来。
每当我要走之前,爸爸不光让别人帮助我准备、收拾打点行装,爸爸还亲自出马,为我前前后后地忙活。一会儿让人去买北京特产品茯苓饼和蜜饯;一会儿又让去“六必居”买酱菜。就这样左一包右一包的,直到我拿不动为止。爸爸这是为谁呢?是为我的妈妈。因为爸爸知道,我从小就不爱吃零食。
除此之外,还给我带足了往返的路费,伙食费,零花钱。因为我到上海不住在妈妈那里,她的一间房太小,加上我就太挤了。爸爸让我住在一个宾馆里,我就跟上班的人一样,三顿饭在宾馆里吃,晚上回到这里睡觉,其他的时间我都跟妈妈在一起。
等我要动身走了,爸爸又一再提醒别忘了带上药。有一次,还特意让我把外国朋友送给他的香烟也给妈妈带去了。
我想,我带去的仅仅是物品吗?我带去的仅仅是女儿的一颗心吗?不是,远远不是,我带去的还有爸爸对妈妈的热诚、真挚的战友情。
开始几年,我在爸爸眼里或许是个不懂事的小女孩。后来,爸爸看着我长高了,长大了,就不再像往常那样仅把我当成乖孩子,乖女儿,乖娇娃,还把我当成了他的知己,当成了他的朋友。
渐渐地,我与爸爸开始了心灵上的交谈。而谈论的主题往往是过去,更多的则是谈我的妈妈。当然,这种愉快的交谈只限于我们两个人,而且是在绝对没有第三个人在场的情形下进行的。谈得高兴,谈得开心时,我们会同时笑起来。当然也有我们俩都很伤心很难过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往往是无言相视以表达我们心中对同一个人的思念。
我记得,我到爸爸身边那么多年以来,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爸爸的心情十分不好。我为爸爸端来洗脚水,我为他洗脚时,爸爸望着我,又想起了过去,又想起了妈妈。爸爸说:“1927年10月23日,我率领部分队伍向井冈山转移,由于连续奔波,我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了,行动很困难,脚背肿得像个大紫茄子,紫里透亮,他们要用担架抬我。我是坚决不坐担架,坚持自己拄个棍子步行,队伍到达井冈山南荆竹山下时,王佐派人接应我们上了山。就是在井冈山认识了你的妈妈。”
“她看见我这个样子上得山来,好心痛呀!她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让我把脚伸向她的手里。她小心翼翼地揭下我脚上的药膏后,便又起身忙去熬药煎汤,给我洗脚,敷药。”
“‘疼吗?’她抬头问我。”
“我强忍着脚钻心的剧痛,笑着对她说:‘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物极必反,这脚痛过了也就不痛了。’”
“‘都这样了,还开玩笑呢 ’她说。”
爸爸把脚从盆里抬起,擦干。“好了。”说着冲我笑了。
我知道,爸爸的心情好了,爸爸该休息了,我端着盆走出房间。
1954年,我正在读初中。一个周六,我回到家里,收到了舅妈的来信,她告诉我说:“妈妈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
原来那天,收音机里播放爸爸的重要讲话录音。她听得发呆,舅妈说:主席的声音真洪亮。
“是啊,他的声音很洪亮,跟过去一样。”妈妈说。
电台播了一遍又一遍,妈妈听了一遍又一遍,忘了吃饭,忘了睡觉,她病倒了。
舅妈不说我也明白,爸爸的声音对妈妈来讲,真是太熟悉,太熟悉了。妈妈会跟着这声音回到井冈山那难忘的战斗岁月;重踏长征那艰难征途;重回延安那似平静非平静的生活。妈妈的心太苦了!作为女儿,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恨不能马上飞到妈妈的身边。我急了,找爸爸去,只有爸爸能帮助我。
“妈妈病了。”我说着,把信交给了爸爸。
爸爸拿过信看看,又看看,不说一句话。看得出,此时爸爸的情绪很不好,心里很沉重。我第一次见到爸爸流泪了,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明白,爸爸为妈妈的病而伤心,他一直在惦记着妈妈,眷念着他们心中的那份真挚的情感。
我只好请假去上海看妈妈。因为妈妈除了我,再没有第二个亲人了。
我是带着爸爸的信走的。爸爸在信上劝妈妈要注意身体;不要抽那么多的烟,抽烟多了对身体不好,要去看医生,好好治病;要……
爸爸对我讲:“你告诉上海的组织,妈妈病了,请他们多多照顾,带她去看病。但不要说,她是因为什么病的。”
我点点头走了。我心里明白,爸爸心里比我更明白。我们都明白妈妈是为什么病的。
后来,爸爸还托人给妈妈送去吃的和用的。
等妈妈的病稍有好转,我就回京了。因为我还在上学,功课也很紧,不敢耽误得太多。
爸爸见我回来了,心里挺高兴。
“你妈妈现在什么样子?”爸爸问。
“我妈妈现在这么胖了……”我边比划边说着。
“不会,她过去身体就瘦弱,现在有病,怎么可能胖呢!”爸爸惆怅地说。
我本想是让爸爸开开心,别为妈妈的事发愁。看来我瞒不过爸爸,就照实告诉爸爸说:“妈妈身体很瘦,很弱,很……”
爸爸听了,很久没有说话,转过身去取了支烟抽了起来。我知道,我该走开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我与爸爸一见面,我们就谈起妈妈的身体,说起妈妈的病情,讲妈妈的孤独,讲妈妈的寂寞、凄苦。有时候,说到难过时,我们彼此谁也不再说话。爸爸的心情比我还沉重,爸爸对妈妈的怀念比我更切更深。
有时候,我真想说爸爸几句,想责怪爸爸几声:爸爸当初就不该和妈妈分手;就不该和……但每每话到嘴边都没有说出口。我深深知道,爸爸的心里也不是滋味。爸爸也已明白,当初不该……爸爸的神情已经告诉我,我就不能再叫爸爸伤心了。
爸爸又讲起了过去……
“你妈妈年纪很小就追求进步,投身革命了。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红军女战士,她作战很勇敢……”
“你妈妈是一个很开朗,很豁达,很善心的人,常常是一高兴就开怀大笑……”
“过去,我们在茅坪河里抓鱼时,她也打着赤脚,站在河的中央,看到鱼游过来了,她就伸手去抓,妈妈比我灵活,有时还真让我们抓住一两条警惕性不高的笨鱼,她高兴地开怀大笑,差点跌倒在水里。”
伤心人怕说起伤心的事,可越是伤心人越想说那伤心的事,尽管说的是过去的快活事,同样也勾起人的伤感。
我只好与爸爸长时间地坐着,一言不发地相视着。
我一年年长大,对家庭、对爸爸、对妈妈的过去往事,从一些长辈们的谈话中,也断断续续地听到过不少,这又能怪谁呢?爸爸对妈妈旧情难忘又难舍,这割不断的旧情自始至终,都深深地埋在两位老人的心里。这又能怪谁呢!
人都爱说,老人好怀旧,老人易思往事。我从爸爸的多次谈话中,也越来越有这种感觉了。也许是爸爸认为我是个大人了,应该更多地知道一些往事。
也许是爸爸本身对往事的眷恋过深,近些年来,只要我俩有机会在一起,爸爸就跟我在院里散散步,让我宽宽心。我知道,爸爸明白我心里受了委屈,这是在宽慰我。虽然我跟在爸爸身旁走着,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我们的心里想的是同一件事。   
有时,爸爸也会为家里的琐事而烦恼。我知道,这时候,也只有我能为爸爸排除忧伤,分担爸爸的痛苦与烦恼。每到这时候,我会把自己的复习、作业放在一边,悄声地、轻轻地走进爸爸的房间,跟爸爸坐在一起,拉着爸爸的手,和爸爸聊天:说现在,谈过去,给爸爸开心、解闷儿。爸爸这时就把我的手放在他那大手心里,另一只手来来回回地在我手背上抚摩着,又讲起了过去的事情:
1928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们在井冈山时,你妈妈在后山捡来半篮金黄鲜嫩的小松菇。把它洗干净,煮了一大碗端给我吃。我吃得好香啊!你妈妈见我吃得额头上都出汗了,问我:“田里的泥鳅你吃吗?”
“我这个人,四脚的不吃板凳,长毛毛的不吃蓑衣。”我这样跟她开玩笑说。
谁知第二天早晨,你妈妈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后来见你妈妈裤脚卷得老高,提着一只鱼篓回来了。我一见你妈妈提的是半篓活的鲜泥鳅,才恍然大悟道:“你呀!我随口说了声,你就去抓泥鳅……”
“好吧,我烧水,你妈妈煮菜。我们就忙起来。也不知道妈妈从哪里弄来的米粉。蒸熟了粉巴泥鳅,又放上些葱花、姜丝丝,还有辣椒粉,那味道鲜美可口。这顿晚餐吃得好开心哟!”
听着爸爸讲,好像眼前就有一大碗粉巴泥鳅一样,连我都觉得好像闻到了香味。我知道,爸爸又在想过去的那段生活,又在想他与妈妈共同生活、战斗的岁月。
爸爸讲着,我听着,我与爸爸的心又同步跳动起来。爸爸在生活上的孤独和精神上的苦闷,我知道,也只有我知道。
每当遇到这种时候,我都要等爸爸情绪平和了,精神放松了,想要休息了,才慢慢起身,离开爸爸的身边,走出房间。
这种人世间最珍贵的父女亲情,只有我俩能体会到。我与爸爸经常进行这种有声的谈话,无声的相视而坐,我们父女的心却是相通的。

■ 爸爸和妈妈婚姻悲剧的根源

  我的爸爸和妈妈的后半生是在极度的孤独中度过的,他们从未停止对对方的思念,这种思念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强烈起来。
在爸爸、妈妈和江青的关系上,社会上一直传说很多,说法也很多,有些说法从延安时期开始一直持续了那么多年。
我理解爸爸,也理解妈妈。他们之间的情感上的悲剧其实只是因为性格,尤其是妈妈的性格所致。她失去爸爸就是从她出走延安开始的,随后,她为此付出了一生。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的政治形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妈妈和爸爸结婚多年,她一直担任爸爸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她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放在了爸爸的工作和生活上。
这时,她不愿意再当家属,也不满足于在爸爸身边做点秘书工作。
延安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干部,妈妈这时强烈地感觉到她需要工作,独立的工作。
组织上了解她的心情,她随爸爸东征回到瓦窑堡后,被分配到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当科长,监督、印刷在根据地通行的苏维埃纸币。
妈妈生下我以后,虽然高兴,但也有自己的忧伤。因为对她而言工作比享受做母亲的快乐更重要。她觉得我生得不是时候,于是她把我送到了老乡家,去抗大学习去了。
抗大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要学马列、政治、军事,每天早晨还要出操。妈妈同大家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政治活动。
抗大的学员是集体食宿。那时爸爸已经搬到凤凰山下一个老乡家的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两里路。可是除星期六外,她很少回家。
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爸爸妈妈间出现了一些裂痕,但是这不是因为江青。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和中心。它像一颗闪闪发亮的红星,吸引着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青年男女。他们冲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给延安带来了生机。
爸爸博学多才,对许多问题都感兴趣,他很喜欢同这些知识分子交往,并从中了解情况,获得知识、信息。这样自然与妈妈的交流就少了。
妈妈这时感到了孤独。本来她的文化程度就不如爸爸,思想交流就很困难。而现在这种交流就更少了。
本来他们间的一些误会,只要冷静下来,都可以解释清楚。但是妈妈太倔强了,她不表露这些,但心里却起了狂波巨浪。
那时,她想了很多,她想到了自己的身体,身上的弹片太多了,使她常常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她想到了动手术,把弹片取出,这样早日恢复健康,才能多做些工作。
然而,这个手术在延安做不了,条件太差了。她决定到西安然后转赴上海,在那儿取出弹片。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此时她要走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爸爸看到妈妈要走,就极力地挽留她。爸爸自己心里十分清楚,这时妈妈要走,肯定与自己有关。
他对妈妈真诚地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信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信员牺牲了,我难过得掉泪;三是我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爸爸的这番话,充满了情感。接着,他又说:“我现在情况不同了,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然而,这并没有打消妈妈要走的念头。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外表温柔却极富个性。长期的战争生涯,也磨炼了她坚强的性格。那年在中央苏区爸爸和妈妈大吵一架,事后爸爸诙谐地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
妈妈又拿出了当年不顾一切的劲头,坚持要走。她把我托付给人,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终于一个人走了。
她走的时候,江青刚到延安两个月,正等待分配工作呢。
妈妈到了西安后,抗战形势已发生了变化,上海沦陷了,妈妈便住在了西安。
爸爸很着急,他托人捎口信,请妈妈回到延安去。他还给妈妈捎来一个装满日用品的小木箱,也捎来了和解的愿望。但是妈妈只是用自己的津贴,给爸爸买了一床新被。可她仍留在西安。
她在西安一住就是几个月。当时共产国际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妈妈从中受到启发:上海不能去了,我可以去苏联,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有学习的机会。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又到了新疆,住在中共驻新疆办事处。
正在她等待飞机去苏联时,爸爸又捎来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一定要回到延安来。
但是,妈妈仍然没理会这个召唤。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一个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让她回延安的好机会,可是妈妈还是没有回去,不久,她终于搭上了去苏联的飞机,走了。
到达莫斯科以后,已经是1938年10月了,妈妈怀着乐观而热烈的情绪,给爸爸写了信,不久,爸爸发来了一封电报,内容仍然是让她回延安去。
从国内陆续到苏联的同志,也多次给妈妈捎来口信,让她回延安。
这时的妈妈和爸爸怄气的情绪都没有了,她想,自己既然来了,学习也开始了,怎能半途而废呢?说什么也要把这学期的课程全学完了才能回去。
妈妈提笔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在信上她重诉了这些想法。她在信中说:她要等两年后再回来,那时学业已成。
信的基调是和解的,心平气和的。
然而不久,爸爸和江青结婚的消息就传到了苏联,妈妈极度震惊。
她反复想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她万分痛心。自己这么草率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后果。
她永远失去了爸爸。
从此,她开始了自己特殊的生活。
从苏联到哈尔滨到沈阳到上海,妈妈永远地与爸爸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只有思念可以穿过时空。
这是一段不可修复的历史,悲剧不仅在于两位老人一生的痛苦,还在于江青不仅一直迫害着妈妈,还并未给爸爸以幸福,更重要的是江青的野心,她的凶恶为国家带来了那么久的灾难。

  ■ 爸爸和妈妈的庐山相会

人们都知道,1959年在庐山,我爸爸曾与我的妈妈见过一面,那是在庐山预备会议召开之前。
关于这次两位老人相会的传说也是很多的。其实,这种见面,说白了,也没有什么神秘的。爸爸是人不是神,妈妈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革命老人,见见面本无什么可以非议的。一则他们有过十年的共同生活,更何况他们是从生活最艰苦、斗争最残酷的年代共同度过来的。
庐山相会的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有些说法是真实的,有些说法是编造的。人们这样说,我想可能是出自对我爸爸的崇敬与爱戴和对我妈妈的可怜与同情。不管怎么说,这种好意我理解,这种善心我领情。但历史的事实是不能随意改变的。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还是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貌。
爸爸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见我的妈妈呢?爸爸事先也没有同我讲过,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当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杨尚奎同志。1959年7月7日,杨尚奎要他的夫人水静同志去南昌接我的妈妈上庐山。
8日下午3时许,水静和我妈妈准时离开南昌,奔庐山而来。到庐山牯岭,住在二十八号房。
9日上午,大约是9点钟左右,爸爸在一八 号院住处,接见了我的妈妈贺子珍。当时,只有爸爸的贴身卫士封耀松和水静两个人陪同妈妈,再无第三个人在场。
我们还是听听封耀松是怎么说的:

  时在1959年7月1日傍晚,我与毛泽东主席同车上庐山,住在一八 号院。
主席到庐山后,情绪很好,一路风尘,但毫无倦意。他对等候接待的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和夫人水静同志讲:“庐山,山好,水好,空气好,还有老表好!”
在7月5日这天晚上,毛主席突然问我:“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我算了下,报告主席:“7号、9号……”主席当时并没有再说什么,但他似乎在安排着一件事情,我也想了好久。
7月9日晚,约9点多,一辆轿车停在一八 号院楼下台阶边。当时,主席在二楼,就只有我一个人值班。我到车边,打开车门,将一位女同志扶下来,与同车来的水静同志一起,把她扶进一楼的卫士值班室。我上去报告主席:“水秘书她们来了。”主席说:“好的!”然后看了看表,站起身来,好像要到楼梯口迎接的意思。我下去与水静同志一起把那位女同志扶上楼来。水静秘书先下去了。我拿过藤椅,在主席对面放好,安排她坐下。然后泡了杯茶给那位女同志,又给主席的杯子添了水,并为主席放了香烟在桌边。回到卫士值班室。大约过了四十五分钟,主席按铃召我去。我给他们的杯里又加了水,绞了两条小毛巾放在桌子上,看他们谈得很热烈,就下去了。
回到卫士值班室,水静同志讲:“小封,他们还在谈吗?”“是啊!”我讲。他们讲话的声音很响,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水静同志讲:“小封,贺子珍同志身体不太好(至此,我才知道那位女同志是贺子珍),是从山下边刚接上来的。”我与水静继续谈着。这时,铃又响了。我上楼,搀下贺子珍同志,并告诉水静同志:“主席要你去一下。”水静同志上去,只一会儿,即下来与我一起搀着贺子珍上了车。看贺子珍的表情很高兴,并讲:“主席还像原来一样,只是老了点,头发有点花白。”
送走贺子珍一行,我上楼去,主席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对我说:“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主席并让我再下楼为他去拿香烟,主席是离不开烟的。我拿烟上来,看了一下,主席显出既高兴又不高兴的样子。“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
接着,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水静同志,不要把安眠药给贺子珍吃了。我马上下楼去与水静同志通了话。因为主席的安眠药有三种,按顺序吃的,错服是会出事情的。这时快一点钟了。我为主席擦了澡,梳了头,给他服了安眠药。安排睡下。
次晨,水静同志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从贺子珍手中要回来了。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连连讲:“好,好!”就从烟盒内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
关于贺子珍同志上庐山一事,只有我与水静同志接待、安排的。以往有这样那样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1995.8.8  

  封耀松还回忆说:

  主席让水静上楼,对她说:贺子珍的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要她注意贺子珍的情绪,明天就送她下山。还说:“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

这就是我的爸爸见我妈妈的全部经过。连当时当事的引见人和值班卫士都没有听到我爸爸和妈妈说了些什么,局外人士却说得有声有色,岂不怪哉!
当然,爸爸与妈妈这次庐山相见,除了老革命、老同志、老战友的关系之外,还有着十年夫妻的情分。常言道,“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爸爸和妈妈是在同患难、共甘苦中生活了整整十个年头呢!
至于爸爸在这个时候邀妈妈相会,是否想乘此机会商讨我的婚事如何办理?我是不排除爸爸会有这种想法的,因为在此期间,爸爸曾让卫士长李银桥几次打电话给我说:婚期要推迟,一定要等爸爸返京后举行。爸爸还亲自写信给我,要我注意身体,说他会议结束后即刻返京。
所以,我想爸爸可能要同妈妈商量我的婚事,等征得妈妈的意见后,再为我办婚事。
1949年,妈妈从苏联回来,因为种种原因,两位老人未能相见。1959年,又是整整十个年头,爸爸是否还想让妈妈回到他的身边?爸爸没有对我讲过,但从他们见面后,看爸爸的反应是失望的,他很痛心,恐怕是相见不如不见。因为相见之后,反而使两位老人心里更痛苦,更凄凉。
爸爸回到北京后曾对我说:“你妈妈的身体不行……见面什么也不说,光知道哭……让她来……”爸爸的声音很低很低,很悲伤。我想再听听爸爸说些什么,但爸爸再没有往下说。
爸爸见到了妈妈,妈妈也见到了爸爸。可结果呢 双方的心里都不痛快,反而更增加了对彼此的怀念、牵挂,增加了彼此的忧虑、悲伤和彼此心灵上的痛苦。
我觉得,他们双方那旧日心灵的伤痕又重新被撕裂开来,鲜红的血又汩汩而出,这撕裂般的疼痛,更加厉害,犹如在疤痕上撒上了一把盐。
至今,我仍认为,两位老人相见不如不见。妈妈也好,爸爸也好,都平平静静地过了那么多年,何苦又掀起情感的波澜呢?

■ 庐山相会后,妈妈大病一场

一天,爸爸把我叫到了他的书房里。
我站在那里望望爸爸,他不说话,只是用手示意让我坐下来。看来爸爸像有什么大事要跟我说。
我坐下来,静心地等着爸爸开口。
爸爸在房里踱着步,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吸着烟。
我望望爸爸,心里想,会出什么事呢?爸爸怎么不说话呢?是家里有什么事,还是我做错了什么?还是妈妈她……想到妈妈,我的心咯噔地一下,我慌神了。因为妈妈身体一直都不太好,会不会是妈妈……我有点着急了。
“爸爸,您叫我有什么事?您就说……”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爸爸猛吸口烟,转过脸来望着我,我明白了,我从爸爸的眼神中看出来了,准是妈妈有什么事,我也用焦急的目光望着爸爸,等他说话。
爸爸把烟头狠狠地掐灭在烟灰缸里,看样子他是要下决心把事情告诉我了。
“江西省委告诉我,你妈妈病了。此次病得很重。你看该怎么办?”爸爸心情很沉重地对我说。
一听说是妈妈病了,我心里着急,真恨不能马上就赶到妈妈的身边去,看看她,并照顾她,去尽一个女儿的孝心。妈妈,妈妈生活得太苦,太苦啊!
“妈妈病得不轻,这该怎么办?”我着急地向爸爸讨主意。
爸爸并没有马上回答我该怎么办。他也同样着急,同样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怎么办?该怎么办?”爸爸似与我商量,又似在自言自语。
“你先莫急,让我来想想该怎么办。”爸爸说完又划火柴点起一支烟,一句话也不说地抽了起来。
我知道,我该离开爸爸的房间了。
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我的房里。我的心里很乱很乱。我一会儿收拾东西,准备随时离开家去看妈妈,一会儿又不知所措地把衣物放回原处。
爸爸只是告诉我江西传来妈妈有病的消息。妈妈病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会突然有病呢,这些我都不知道。爸爸又只是告诉我,妈妈病得不轻。我是走,还是不走?令华此时又不在家,我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我真是没有半点主意了。急得我在房间里直转。
别急。爸爸会想办法的。爸爸会有好办法的。妈妈的病会好的,这么多年来,什么样的困难妈妈没有遇到过,多大的难关妈妈都闯过来了,这次也会好的。我这样自我安慰着自己,可心里又放不下,又急不可待地静等爸爸的消息。
当晚,爸爸没有找我。那就是说,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我想念妈妈,我惦记着妈妈,整整一夜我都没有合眼。
第二天一大早,我以最快的速度洗漱完毕,收拾好房间。就等着,等着,人越是心急有事,时间过得就越是慢。从早晨到中午,到晚上了,爸爸还是没有找我。我急啊,爸爸难道真地就拿不出什么主意来?我真地是坐卧不宁。
我站起来,一脚跨出房门,找爸爸去?不,不能。我的另一只脚还没有迈出门时,就站住了。相信爸爸,爸爸会有主意,会想办法,会有所行动的。想到这里,我立刻又退回到我的房间。
我又苦熬了一天,这难熬的一天。
到第三天,爸爸还是没有叫我。但中央办公厅却给我来了个通知:专机已准备好,送我到南昌去。
我的心头一喜,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踏实了。
我的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我相信,我的爸爸会有办法的;我相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爸爸总会向我伸出他那双温厚的大手,给我以极大的帮助、支持,使我去战胜困难,渡过难关。
我心里笑了。原来这几天爸爸做的是这样的安排,想出的是这样的主意。我真心地感谢我的爸爸。
我去看妈妈的心切。急忙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带上日常用品。就要走时,细心的爸爸出现在我的眼前。爸爸的身后,一个警卫员拎着两大筐水果。
我望着爸爸,只是冲着爸爸笑。
“你到南昌去,好好照顾你妈妈。告诉她要看病,要吃药,要喝水,要吃饭。”爸爸对我说。
我认真地点点头,表示都记住了。
“这两筐水果你带去,给你妈妈吃。她不喝水,吃点水果也能解解渴,增加点营养。”爸爸又对我说。
我又点点头。爸爸多么细心,想得多么周到啊!
“只听说你妈妈病重,不知道你妈妈的病情究竟怎样。我怕你自己去了,遇有事情处理不了,就让这位管理员同志跟你一起去。有什么事请他帮忙。”爸爸再一次对我说。
我拿好东西,就要上汽车了,爸爸又叮嘱我说:“要好好照顾你妈妈。”
我坐在汽车里,隔着车窗望着爸爸,向他摆摆手。我的心头是热的。
到南昌,见到了妈妈,我吃惊了,我都有点认不出她来了。才几个月不见,妈妈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如今的妈妈,形容枯槁,两眼直愣愣的,面部毫无表情。妈妈头发乱,而且脏,似有多日没洗了,更映衬出妈妈满面的病态与愁容。
我连忙帮妈妈洗换。工作人员边帮忙边告诉我:“你妈妈不肯让医生看病,也不肯吃药。她已经好几天不吃不喝了。再不喝水进食,会有生命危险的……我们怎么劝说都不行,实在没有法子劝她了,就只好这么陪她坐着,坐着……”
首先,我们想法给妈妈换上干净的衣服。
妈妈不动,只是呆呆地坐着;妈妈不说,只是无语地坐着。除了两眼闪动之外,真像是泥塑木雕的一般。
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妈妈怎么就会病成这个样子呢 
我走上前去,慢慢地拉住她的手叫道:“妈妈,妈妈,我是娇娇,我是娇娇……”她不理也不睬我。
“妈妈,妈妈,我是娇娇,爸爸让我看您来了。”她连正眼都不看我一下。
望着眼前的妈妈,我有说不出的伤心。妈妈好苦啊!
我记着爸爸说的话,要让妈妈多吃些水果,我就把带来的水果洗干净,端到妈妈跟前,我坐在妈妈身旁,一边削皮,一边对妈妈说:“您吃吧。这是爸爸特意让我给您带来的。”我劝着妈妈,我笑在脸上,疼在心里。我一会儿把水果削成条,一会儿把水果削成块,一会儿又削成片,小心翼翼地送到妈妈嘴边,变着法地劝她,妈妈就是不张嘴,不肯吃。
我劝多了,妈妈心烦,就自己动手削水果。她不是削着吃,而是一块一块、一条一条、一片一片的全都削着扔掉了。
我看劝她不成,强迫就更不成。我真是急又急不得,恼又恼不得。我耐心地陪着妈妈坐着,慢慢地用一些话来劝导她。我想方设法让妈妈早日恢复健康。
看着带来的水果都让妈妈给削着扔掉了,我觉得怪可惜的,就把剩下的水果送给工作人员了。
我心里急呀,再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呢?但我也知道,这时候光着急是没有用的,要想办法;对病人强迫也是没有用的,对妈妈的性格,我太了解了,她不想干的事,谁都无法强迫她去办。如果我要是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地劝说,会使妈妈的心里更烦躁,这只能使她的病加重。
妈妈不肯吃,不肯喝,不说不讲,是她的心里有解不开的疙瘩。这疙瘩一日解不开,她就不会去吃喝。
妈妈心里有什么疙瘩呢?我忽然想起:爸爸不是告诉过我,我结婚前,在庐山预备会前,他和妈妈见过一面吗,我明白了,妈妈这次生病,可能是由于那次相见所引起的,是她的思想中思念太切所造成的。
一位老人曾经说过这样一件事:当年妈妈和我回到祖国哈尔滨时,妈妈曾对他提出过这样两点要求:一,不要因为我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我给“禁”起来;二,我想见毛泽东主席一面,说句话,握握手就行。
我只有想办法将她的思想从这些往事的记忆中引开,让妈妈多想想高兴的事,让妈妈的心情开朗起来。这样才会对她的病有好处,使她慢慢地好起来。
我就想法先使妈妈能吃点东西,或者是能喝点水也好。
我就跟工作人员商量好,让他们在我俩吃饭时,给准备几瓶汽水和矿泉水,因为汽水太甜,我只能对上水喝。
我当着妈妈的面强装着吃饭特别香的样子,以引起她的食欲。开始时,妈妈连看都不看,不在乎。我就使劲装样子吃。后来,她看我一眼又把脸转向别处,一会儿,她又转过脸来看着我。我心想:这法子兴许能成。我又使劲大口大口吃,还冲妈妈笑笑。可我的心里却是苦啊!
妈妈看着看着,就伸过手来要我的饭碗,我赶紧双手把碗递给她。妈妈又拿过我的筷子,吃了一口,又一口。啊!“妈妈吃饭了!”我高兴得泪花都流出来了,工作人员听我这么一说,也都高兴得笑了。
我又赶快打开一瓶汽水,对上矿泉水,“咕咚咕咚”地喝起来。我还时不时地看看妈妈有什么反应。真好,妈妈吃几口饭放下碗,又把我喝的汽水拿过去,也喝了两口。
妈妈的眼神中含着笑意。尽管我很想让妈妈多吃,多喝。但我却无论如何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强劝。否则,会前功尽弃的。
我开始,也慢慢吃,便轻声细语地向妈妈说起我的婚礼。我告诉妈妈,我请了她的老战友蔡畅妈妈、邓颖超妈妈,还请了……我告诉妈妈,我的新房里布置得典雅、朴素、大方;我告诉妈妈,我的婚礼非常热闹;我还告诉妈妈,我们请客人吃了顿饭,还看了场电影,还一块儿照了相……
我讲着,注意看着妈妈表情上的点滴变化。看得出,妈妈在倾听着,只是没有说话。
后来,我帮妈妈洗漱,穿好衣服,搀扶着妈妈一步一步由屋里转到屋外,一步一步在院子里慢慢走着。能使妈妈一步一步地迈出,要付出多大的心血啊!
“妈妈,您看这是棵什么树啊?苏联有这种树吗?”我问她。
妈妈看看,摇摇头,我们母女俩开始沟通了。
“妈妈,您看这是什么花?东北,哈尔滨有这种花吗?”我又问。
“妈妈,您看这是什么……”我就这么问着,妈妈有时就点点头,有时就摇摇头。我俩就这么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我俩的思想已经开始交流了。
再后来,我们开始走出院子,走到大街上去看看。遇见来来往往的人们,我就对妈妈说,“这是小学生,他们放学了”,“这是老大爷,手里还拿着报纸”,“这是……”我想让妈妈从痛苦的往事中挣脱出来,看看现实。
我俩天天就这么走着,走着,看到什么,我就给妈妈介绍什么,妈妈听起来感到新鲜,对外界的事物感到了很大兴趣。这真是一大收获。
妈妈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吃饭、喝水、看病、吃药,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一天,妈妈告诉我说:“我离开老家永新已经几十年了。还一直没有回去过。我现在可真想回去看看。”
“好吧,我向组织上讲讲,只要您身体好,可以回去看看。”我当即表示支持妈妈的这一行动,我想,到外边看看,开开心,会对妈妈有好处的。
“你来了快一个月了吧!”妈妈问我。
“您的记忆真好!”我为妈妈的康复而高兴。
“那你也该回去看看小孔了。”妈妈又说。
我俩就这样走着,聊着;聊着,走着。我感到欣慰的是,妈妈的病情大有好转,她的思路很清晰,话讲得通情达理,为此,我向江西省委报告了妈妈想回永新的事。
省委同意妈妈的请求,还专门派一位同志陪妈妈专程乘车去永新。
那天,我为妈妈安排好一切,望着远去的车子,我高兴地长长舒了口气,我完成了爸爸交给我的任务,妈妈的病终于好了。
第二天,我拖着疲惫的身子乘车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的家里,我的心里并不轻松。妈妈远在南方,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再生病。妈妈除了我又再无一个亲人,有谁来照顾妈妈呢?
我向爸爸讲了妈妈的病情和恢复的经过。爸爸仔细地听着,还不住地点头,说我会照顾病人,说我照顾得好。爸爸对我此次南行是非常满意的。
“我的娇娃长大了。会办事了。”爸爸夸我说。
“我觉得妈妈一个人生活很孤单,很寂寞。我又不在她身边,不能照顾她。我想把妈妈接到北京,跟我和令华住在一起,也好有个照顾。”我说出了自己的设想。
“你想过没有,你妈妈到北京,她能受得了江青的气?”爸爸的语调缓慢而又沉重。
“我和令华搬出去,不住中南海。江青管不着。”我又力争说服爸爸。
“你认为不住中南海,你妈妈就可以不受气了?”爸爸的反问,我无以答对。
“那这样吧,我们到上海去,跟我妈妈住在一起。这该碍不着江青的事了吧。”我提出了最后一个方案。
“你到上海去,我不同意,我希望你留在我的身边。”爸爸直截了当地谈出了他的意见。
我知道,爸爸始终想念着妈妈,在延安,他对她多次的召唤都未能如愿。而现在妈妈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他的身边,这是事实了。爸爸把他对妈妈的爱,对妈妈的思念,全部给了我并以此填补他内心之苦,补偿他对妈妈的亏欠。因为爸爸知道,妈妈虽然身体不好,精力不支,但这非她本意所为。这是时代、社会、环境、形势所造成的,是历史所造成的。爸爸总是这样想:他欠妈妈的情,欠妈妈的爱。爸爸也知道,妈妈所以苦苦熬了这么多年,都是为了他,为了他的荣誉、地位,为了党的威信,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对他的爱。十年,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可在人生的河流中却是永远值得记忆回味的。
“那您说怎么办好?”我实在别无他法了,只好又向爸爸讨教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李讷都18岁了。”爸爸的语调显得更低沉。
我有些过意不去了。我原本只是想从自身多想些办法来解除妈妈的孤独之苦,想使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妈妈,照顾妈妈,尽我一个做女儿的义务,没想到我的办法都被爸爸否定了。这样看来,我是在北京不能接妈妈来住;离开北京到上海陪妈妈又不忍心使爸爸感到孤独凄苦。这可叫我怎么办好呢?真叫我站在爸爸和妈妈中间,左右为难!
更使我没有想到的是爸爸最后那句话,说得那么伤感,那么凄楚。望望爸爸,我的心头也真不是滋味。
“谁叫您当初……”我真该死!我真后悔!我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我怎么能使爸爸伤心呢!可话一出口,是怎么也收不回来的,我担心爸爸听了会生气,会伤心,会责怪我。
“这是过去的事了。在对你妈妈的问题上,我们来个四六开,六成的错误由我来承担吧……”
“我没有办法照顾你妈妈,大概也只有由你来代替我照顾你妈妈了。”爸爸像是总结我俩的谈话,又像是在做自我批评。
这话,叫我这个当女儿的听了还能再说什么呢?我还能再埋怨爸爸吗?不能!爸爸的坦诚,爸爸的直率,爸爸能与女儿真心相见,在女儿的面前敞开了心扉,使我对爸爸更加深了敬爱与崇敬。
可如何能使妈妈生活得愉快,能使妈妈摆脱孤独与寂寞?现在看来,我的想法都不能实现,我与爸爸都找不出能够帮助妈妈改变一下环境的好办法来。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

■ 爸爸说:江青嫌我是土包子,她同你妈妈完全不同

我和爸爸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除了谈我的学习、生活之外,更多地则是谈妈妈。谈妈妈的现在情况和过去的往事;谈妈妈与爸爸那难忘的十年情谊。
爸爸对妈妈念念不忘,旧情难舍。
爸爸是一个十分重感情的人。爸爸知道,谁都无法去纠正这历史造成的错误,谁都无法减轻妈妈的痛苦。爸爸是深深地了解体谅到妈妈孤独、寂寞、凄楚的心情的。正因为爸爸了解妈妈,爱着妈妈,为了安慰心灵上遭受过巨大打击与创伤累累的妈妈,爸爸从妈妈离开延安的那天起,从来就没有忘记妈妈。他写过信,派人去过,打过电报,希望妈妈回到他的身边。当这一切未能实现时,当年又把我送往苏联去找妈妈,让我代替爸爸去宽慰那颗饱尝孤独凄苦的心灵,去慰藉那颗远离祖国、远离亲人在异国他乡寄人篱下的孤苦的心灵。恐怕爸爸当时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妈妈能度过在异国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能坚强地活下来,是因为我以女儿的心去慰藉了妈妈那颗凄凉的心灵;以女儿爱的甘泉,注入妈妈那曾一度干涸的心田,使它长出一片青绿来。如果说这是我做女儿的功劳,更不如说是爸爸良苦用心的结果。
这苦心,爸爸明白,妈妈理解。长大以后的我,虽然觉得小时候那曾一度“无妈”,一度“无爸”的生活是苦的,是涩的,但能使爸爸的心灵得到安慰,使妈妈的心灵得到宽慰,这是我做女儿该尽的义务,尽管这一切都不是我主动去做的,那是因为我当时的年纪尚小,否则我也会主动去以自己的心去慰藉两颗心,因为我是爸爸和妈妈两个人的女儿。
我在爸爸身边度过了最美好的青少年时代。我有更多的时间生活在爸爸的身边。爸爸爱我,我也爱爸爸,但我并不仅仅是爸爸一个人的女儿,我还是妈妈的女儿。我与妈妈同甘共苦、相依为命的那段生活,我终生都不会忘记。爸爸爱我,但爸爸不自私,爸爸从不剥夺妈妈对我的爱。因此,爸爸对我的生活进行了妥善的恰当的安排。爸爸决定要我定期去看望妈妈,而每次我走前,爸爸总是亲自忙前忙后,准备这个,又让人去购买那个,带上这个,又别忘了那个。就这么千嘱咐,万叮咛,“代我照顾你妈妈。”这句话要重复说上几遍才放心地离去。
当我从妈妈那里回来以后,爸爸又总是忙里偷闲,抽空儿和我一起谈起妈妈;问长问短,谈寒叙暖。有时我都笑了:“爸爸,您这话都问了好几遍了。”
“老了,老了,爸爸没得记性了。”爸爸笑着用右手食指指指自己的脑门,引得我又跟着笑起来。
妈妈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的爸爸也是很孤苦、很寂寞的,你要多体谅他。”
看看,爸爸把我当个小大人,妈妈把我当个贴心女儿,他们什么话都对我讲,什么事儿都对我说。两位老人都把我看作是自己最真挚、最可靠、最要好的朋友。我做女儿的,又有什么办法能为他们排解忧与愁,为他们解除痛与苦呢?我这个女儿要当好,实在是太难啊!我明白,爸爸与妈妈间的情,真是难舍又难分。他们早已分手,那是历史之过,可他俩的心却如此相印、相通、相连,又有谁人能够说得清楚呢!
我成了爸爸与妈妈沟通感情互相问平安、互相致祝福的桥梁。成了“架”在两位老人心灵上的一座桥。这座桥,成了妈妈的生命和心灵的全部寄托;这座桥,也成了爸爸的生命和心灵的全部寄托和安慰。
尽管我自己小的时候吃了不少苦,爸爸与妈妈的分手同样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不少的痛苦,我也曾不止一次地暗暗为此而落过泪,但我绝不埋怨我的爸爸,更不怪罪我的妈妈。我能生活在爸爸、妈妈的身边,这要比起我早逝的哥哥、姐姐们来,比起更多举目无亲的革命烈士的孤儿来,还是很幸福的,更何况我有一个极细心的爸爸的关照呢!我知道爸爸爱我,他通过种种方式,设法补偿我曾过早地失去的父爱亲情。我知道爸爸给我的爱是双倍的,因为这爱中,还有一半是通过我转给我妈妈的。
我说过,妈妈生病了,不就医,更不吃药,爸爸知道后非常难过。爸爸就在百忙中,总要抽空儿为妈妈寻药治病,写信劝告宽慰妈妈。
说来也怪,谁劝都不听的妈妈,每当接到爸爸的信后,态度就发生变化,变得肯就医、肯吃药,情绪很快就好了起来,病自然就轻了许多。
这人与人的感情,真是琢磨不透,说不明道不白的东西。
爸爸把我看做是女儿,看做是他可以信赖并能真心相见的朋友,所以在我面前,爸爸从来毫不隐讳同妈妈之间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扯不开的情感。爸爸对我讲:“我知道你妈妈生病都是为了我。都是因我而起。只有我才能治好她的病。”
“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爸爸叹息道。
“江青对我不好,她嫌我老了,嫌我是土包子。她同你妈妈完全不同。”
我深深理解爸爸内心的苦楚,可作为女儿,此时此刻,我能对我的爸爸说些什么呢!
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
  北京大学红楼。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曾在这里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
1959年6月,毛泽东回故乡时,早晨五时上山,为父母扫墓。
毛泽民 毛泽东的大弟 。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和红四军部分负责干部合影。前排坐者左一为罗荣桓,右一为林彪。
毛泽覃 毛泽东的二弟 。
毛泽建 毛泽东的堂妹 。
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
杨开慧与幼年时的毛岸英、毛岸青合影。
毛楚雄 毛泽东的侄子、毛泽覃的儿子 。
战戗
毛岸英 毛泽东的长子 。
1938年1月,毛泽东与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梁漱溟握手交谈。
1937年春,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
  遵义会议会址。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
贺子珍与李敏在上海。
1974年,贺子珍在苏州。
毛泽东、贺子珍在延安。
1958年3月,毛泽东在四川郫县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贺子珍与李敏50年代在上海。
1974年,贺子珍与李敏、外孙女孙东梅及身边工作人员于苏州。
1976年,贺子珍和李敏、孔令华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含鄱口。
1942年,毛泽东 前排左一 等为张浩扶柩。
1953年,毛泽东观赏中国古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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