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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视野下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

(2003-09-17 00:00:00)来自: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向全球的扩展,开创了一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后,社会主义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兴起和新世纪中国的发展,只有放到世界历史进程和时代发展的总背景下,才能深刻理解。
      一、马克思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世界历史”视野
    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大工业所开创的。追求“世界性”、“全球化”是资本固有的本性。资本主义来到世间,一开始就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是一种全球性的制度,“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就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1](第348页)。早期世界市场是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而形成的。到18世纪后半期,英国率先发动了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工业品的迅速增加,资产阶级在利润驱动下走向全球,“不断扩大商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第276页)。由此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非西方社会的广大落后地区被纳入到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中。自此,历史由孤立的、民族的、狭隘地域性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
    马克思敏锐地洞察到世界市场的形成及其所造成的全球紧密联系的趋势,在论述现代工业文明在全球的扩展中提出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第88页)。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2](第114页)。
    世界历史的形成造就了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就具有了世界性的反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主导生产方式。各国的发展不可能再孤立地进行,特别是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更是受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强烈影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由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便利、商品的低廉价格,把一切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哪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第276-277页)。
    西方资本主义将落后国家和地区纳入世界历史进程,是通过贸易扩张和殖民扩张的手段完成的。马克思对这种扩张的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指出资产阶级在殖民地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它充分地暴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伪善和野蛮本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辩证地指出了资本主义扩张对落后国家的发展所产生的历史作用或积极影响。“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3](第725页)。“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4](第149页)。尽管西方殖民者在殖民地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这里的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但它还是在他们中间播下了新的社会因素。特别是,资本主义的贸易扩张和殖民主义打破了落后地区原有的田园诗般的封闭的宁静,冲破了其僵化的社会结构,加速了落后国家社会演化的历史进程,客观上在这些地区“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2](第768页)。
    对于东方古老的中华帝国,马克思同样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侵入,提供了它走向世界的一个契机,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将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走向瓦解。马克思在分析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和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冲击和带来的深远影响时指出:“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2](第691页)。“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2](第692页)。对于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走上西方式发展道路的前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作了相当乐观的预言:“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被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当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5](第277-278页)。
    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世界历史理论中,提出了几个涉及非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和前途的问题。其一,世界历史的形成,造成了落后国家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依附”结构。而落后国家能够而且也只有通过依附途径获得发展。其二,西欧资本主义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它展示了落后国家发展的未来。“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6](第100页)。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历史进步体系,它将会通过殖民主义、自由贸易等途径从先进国家移植到落后国家,并且是通过一个持续的对前资本主义结构的破坏和替代过程向落后国家传播”[7](P.21)。马克思对非西方社会现存的生产方式的抨击,“主要是基于其停滞的本性,马克思把它看作是历史进程的障碍和对社会主义的一个严重威胁”[7](P.24)。这个解释是准确的。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因此滑向“西方中心主义”,相反他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给全世界造成的灾难有清醒的认识,并对资本主义在落后社会的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和揭露,并且认为真正的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是彻底推翻一切民族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民族间完全平等的关系。“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2](第773页)。
    马克思在他生活的最后十年,又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对俄国的研究之中。在对俄国农村公社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有可能在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基础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预想。从世界历史的方法论出发,马克思将俄国公社置于世界整体联系和自身内在结构的坐标中,考察其跨越发展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看来,“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8](第762页),而是“同时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同较高的文化同时存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9](第472页)。这样,与俄国公社并存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及其统治下的世界市场,将提供生产条件以发展公社所固有的集体生产因素,对农村公社加以改造,使其脱离原始的形式,实现更高意义上的复归。“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8](第765页)。
    概括起来,马克思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方法论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把握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无论是19世纪50年代对印度、中国的前途的分析,还是晚年对俄国发展道路的设想,马克思都是从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出发的。不同的只在于,在分析前者时,马克思更多地着眼于西方资本主义对它们的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晚年出于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世界性灾难认识得更加充分,为了使俄国以较小的历史代价获取巨大的历史进步,提出了在一定条件下“跨越”的可能性。
    第二,具体分析具体历史环境。在探索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时,马克思从东方社会的客观现实和其所经历的真实历史过程出发,深入到东方社会的内部结构中加以探讨。在晚年,马克思将其概括为“分析具体历史环境”、“一切取决于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方法。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以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不同命运为例说明:“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8](第342页)。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也是这样,“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8](第765页)。
      二、回到马克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类型独居的世界格局,在东方落后国家实现了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构想。
    但是,落后国家在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如果不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实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就不能真正完成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当代社会主义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探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道路。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上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兴起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就是这种回归的结果。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
    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经济基础是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2](第166页)。这就是说,经济的对外开放甚至在蒸汽时代就已经成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以电力的发明和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发生,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体系开始形成。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明确提出了把苏维埃俄国的生存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联系起来的思想。列宁指出:“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10](第332页)正是这种关系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同俄国发生经济往来。同时,“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11](第167页)。在此基础上,列宁形成了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思想。
    相比于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年代,战后的历史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方法论,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考虑中国的发展问题。“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我们希望国际工商界人士,从世界角度来考虑同中国的合作”[12](第79页)。“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12](第282页)。“从世界的角度”出发,邓小平以一种深邃的历史感和全球视野,深刻总结了近代和当代中国与世界交往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地把握了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关系,从世界的整体联系出发提出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理论。
    邓小平认为,对外开放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必然要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是尊重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2](第117页)。闭关自守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遭到历史的惩罚也就不可避免。邓小平指出,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建国后我们在这方面也有过深刻的教训。“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2](第78页)。“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12](第64页)。
    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后,社会主义本身成为世界历史的产物,也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因此,社会主义不仅不应当破坏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而且应当自觉地驾驭和进一步发展这种全球的全面生产、全面的依存关系。这就是说,开放的世界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而社会主义只有开放才能存在。以此出发,邓小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2](第373页)。
      (二)跨越“卡夫丁峡谷”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马克思晚年提出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以这些国家吸取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为前提的。这一重要思想的逻辑结论是,东方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在历史起点上不同于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因而所处的历史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等方面都必然不同。不将二者区别开来,搞超阶段冒进,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
    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又“回到了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理论既在起点上将我国的社会主义与脱胎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又把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同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剥离开来,从而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真正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并由此出发在实践上开创了一条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具体分析历史环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在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时,坚持了具体分析具体历史环境的科学方法论。同样,列宁也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俄国的具体实际中找到革命的道路,在一个落后国家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化的思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列宁是“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2](第292页)。然而在列宁之后,几乎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社会主义各国并没有坚持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一方法论原则,不是从各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是几乎都走了一条按同一模式搞建设的道路,社会主义事业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13](第118页)。过去搞民主革命,要从中国国情特点出发;“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3](第163页)。因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12](第265页)。邓小平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在方法论上重新“回到了马克思”。
      三、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战后社会主义的兴衰与世界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落后于时代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最终被时代所抛弃。中国之所以要改革苏联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赶上时代。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12](第242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跟时代发展的脉动,成为与时代并进的社会主义。
      (一)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社会主义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首先需要对世界历史进程作出正确的判断,在世界的整体联系中确定我们的方针和任务。过去,人们乐观地认为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尖锐到只有从战争中寻找出路,从而把世界革命作为直接的战略任务;人们还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处于总危机之中,因而埋葬资本主义已为期不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冷静地观察了国际形势的变化,把握住时代的主题,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修正了对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的过高估计以及对战争引起革命的过于乐观的估计,理性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的长期性。由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不再只是一个战术方针,而是一个需要长期执行的战略方针;埋葬资本主义也不再被看做是为期不远的目标,而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视为长期的战略任务。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判断,有助于我们对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局限作出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实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必要。苏联模式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曾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采取这种模式的苏联曾经被当做后起而又成功地走向现代化的典范和追求理想社会的样板而发生广泛影响;苏联计划经济的尝试,还曾经对西方国家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起过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战后时代主题的转换,苏联模式发展战略的积极作用逐步弱化,其体制潜力也逐步耗尽,终于走向衰败。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转换作出了正确的回应,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和社会主义”[12]诺?28页)。坚定不移地实行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实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危机中兴起。苏东剧变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同时发生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后,并不是偶然的。
    当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面临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形势时,中国共产党没有放弃对时代主题的看法,而且在十四大上再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条件之一;不仅没有放弃以发展为中心的方针,而且进一步强调:“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12](第356页)。进入新世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国际恐怖主义日益猖獗,发展差距、贫富鸿沟继续扩大,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图谋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思想能否经受住考验?我们的战略是否需要作出调整?对此,江泽民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当前,国际局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我国的现代化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14](第121,122页)。这一判断很重要,我们只要坚持这一重要判断,就能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争得于我有利的发展环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发展目标。
      (二)新科技革命与新工业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
    时代主题的转换同新科技革命及由它推动的新工业革命有关。当代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的发生使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它既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挑战,也向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迄今为止世界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三次现代化浪潮,其原动力来自三次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一批国家走向现代化。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出现于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时代。列宁曾经对这次技术革命作出过强有力的反应,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并制定了宏伟的全国电气化计划。事实证明,苏联模式能够对第二次技术革命作出有力的反应。恰恰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作出及时的反应。这是苏联模式由盛转衰并终于发生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苏联模式是第二次技术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当代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新技术革命提供的机遇和提出的挑战作出了有力的反应,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深化及其从80年代开始的产业结构新一轮调整造成的机会,实行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对发展科技给予高度的重视,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论断,并作出实施“科教兴国”的重大战略决策。进入21世纪,世界科学技术必将发生新的革命性突破,对此,江泽民指出:必须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大力推进我国的科技进步和创新,争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14](第67,68页)。我们党已经对当代新科技革命的巨大历史作用了深刻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将在回应这一革命所带来的挑战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只有充分认识新科技革命的历史作用的社会主义理论,才是现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
      (三)东亚崛起时代的社会主义
    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表明,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集中在西欧北美;在第二次现代化的浪潮中,现代化从西欧向中欧、东欧推进,正是在这时兴起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类型的苏联模式;在战后出现的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现代化扩散到太平洋两岸,特别是东亚。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和中国先后进入高速增长的行列,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
    尽管进入90年代以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经济结构性问题,并发生1997年金融危机,但经过危机后各国的改革和调整,东亚经济在新的世纪里仍将是世界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地区。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亚太世纪的到来已不可逆转。早在距今一个半世纪之时,就有两位巨人预见到这一时代必将到来。1850年初,他们在一篇时评中写道:“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同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也那样稠密、贸易也那样方便、工业也那样发达。那时,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那样只起一个内海的作用”[5](第276页)。这是多么远大的目光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这两位巨人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以后,太平洋运费大大下降,美国和日本成为两个最强的经济大国,太平洋已变成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1960年美国与亚洲的贸易额仅为美欧贸易额的一半,1980年两者相等,现在前者比后者多50%。当然,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繁荣、东亚的崛起还有文化等其它重要因素的作用。
    如果说,苏联模式是现代化从西欧向东欧推进时的产物;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东亚崛起时的产物。亚太地区的繁荣、东亚的崛起,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因为我国正处在东亚。在东亚崛起的过程中,两岸四地的中国人做出了巨大贡献,表明中华民族有能力抓住机遇。东亚的高速发展也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不要说经济停滞,就是发展慢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一比就有问题了。为了抓住机遇,回应挑战,邓小平及时地作出在邻近港澳台的地区实行对外开放的决策,沿海地区的经济开放推动了内地的逐步开放和制度创新的展开,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东亚崛起之日,正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强劲发展之时,为了回应这种挑战,需要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加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方的合作。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富有想像力的思路,而且勾画了未来中国独特的发展图式,这就是:在一国版图内,在两种制度下,通过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大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香港澳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台湾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模式),香港、澳门、台湾和大陆四方紧密合作走向现代化。这是当今世界最独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它不仅反映了“一国两制”的中国特色,因为这是中国独有的;而且反映了“一国两制”的时代特色,因为它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因此,江泽民同志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我们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成功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澳门问题,正在为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积极努力。……结束祖国大陆同台湾分离的局面,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使命”[14](第181页)。
      四、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发展路向
    当今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给各国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于经济全球化由资本主义体系所主导,必然造成如同有的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竞争问题[15](第1页)。这无疑是资本主义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可能使发展中国家更难于抉择。经济全球化过程是全球经济的整合和同一化过程,必然带来对发展中各国、各民族在生产方式、制度和价值观念上的冲突;经济全球化会造成对国家主权的侵蚀,特别是由于世界经济主体地位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安排的强权逻辑的存在,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问题提出了严峻挑战;经济全球化并非是一首各国利益均沾、共同富裕的田园牧歌,它所带来的财富的增长在各国之间的分配明显不公,全球化更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等等。更重要的是,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也并不能说明第三世界国家的落后地位必定会改变。
    但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从“世界市场”的形成,到“世界经济”的出现,再到“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都是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自从资本主义开拓了全球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难以阻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因此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导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列宁和邓小平,都以宏阔的全球视野,对此一进程作出了积极回应,认为融入全球体系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社会主义只有开放才能存在,只有在与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联系中才能得到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思想中,发展中国家应能获得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有益启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思想,全球化本质上是现代性的全球性扩展,它迫使一切文化重新建构。这个过程肯定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带来的结果不一定都是好的甚至可能是痛苦的,但却是不可抗拒的。只有那些以积极的态度,按照现代性原则对自身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体系进行重构的国家,才能驾驭全球化的潮流,从而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保持住自己的民族特色。
    面对全球化的浪潮,作为走向现代化和参与全球化的后来者,中国在新世纪除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体系,没有退路可言。这个过程很可能是痛苦的,但无疑也是一个制度结构、理论文化重构或创新的天赐良机。正视这一点,以现代性原则勇于创新而不是消极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在新世纪获得持续发展,中国才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争得同其他国家“共赢”的结果;也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才能在全球化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孙代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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