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发展:新世纪新阶段的主题


发展:新世纪新阶段的主题

(2003-09-17 00:00:00)来自: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对于实现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加快发展,既是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的需要,又是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需要。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要有新观点、新思路。新时期的发展,应该是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全面发展,应该是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的发展,应该是注重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发展。加快发展,关键在党。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切实加强党自身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加快发展、实现宏伟目标的根本保证。

    迎着新世纪冉冉升起的朝阳,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今后5到10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发展得如何,直接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能否实现,直接决定着中华民族在未来世界中的历史命运。我们面临的任务伟大而艰巨,所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这是胜利实现宏伟目标的关键。
    一、抓住机遇,是加快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立足于世界格局新变化和中国经济大发展,唤醒国人的机遇意识,增强国人的机遇意识,努力形成“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的强大合力,这是邓小平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非常突出的战略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经济发展,必须“抢时间”,“赶时间”,“一天也不耽误”;必须“一心一意”,“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在1992年南方重要谈话中,他再次告诫人们:“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他深刻警示我们:“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今天,站在新世纪的历史方位上,面对着更加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和更加迅猛发展的科技、经济趋势,重温邓小平同志这些意味深长的重要论述,我们尤其深感历史责任的重大。江泽民同志在总结近几年来的实践经验时,反复强调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和五届全国人大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深刻分析当今世界的大格局、大变化、大趋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求我们增强历史紧迫感和忧患意识,积极进取,加快发展。实践表明,能否顺利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宏伟目标,首先取决于我们在“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问题上能否有一个清醒的、深刻的认识。
    机遇是发展的前提,谁抓住了机遇,谁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机遇是不断变化的,稍纵即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过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辉煌的科技成果,泱泱中国曾经长时间地领世界文明风骚。但是15世纪之后,中国日渐衰落,以至到了近代,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人民长期蒙受着痛苦和屈辱。造成这种状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封建统治者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甚了了,痛失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当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已经迅猛发展之时,中国的统治者却还躺在极端落后的自然经济窠臼里悠然自得。历史的经验警示我们,能否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存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历史。在20多年时间里,我们经历了三次大的历史性机遇。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抓住结束“文化大革命”、纠正“两个凡是”所带来的良好机遇,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果断地在生产关系领域兴起革命性的变革,生产关系的改革深刻影响着和促进着上层建筑领域作出相适应的调整。这场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迅速地改变了贫穷落后状况,为社会主义制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由此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第二次是90年代初。抓住世界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深入发展所带来的良好机遇,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南方重要谈话,澄清了一系列困扰人们思想认识的现实障碍,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统一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上来。思想观念的进一步解放,带来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为到20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目标奠定了根本基础。第三次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的胜利召开。抓住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所带来的重要机遇,党的十五大报告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个体经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多样化分配方式等一系列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运与前途的重大问题,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和论断。理论上的科学与清醒,带来了又一次改革与发展的高潮,进一步振奋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继续胜利前进,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简略回顾历史,我们更加深切地感悟到抓住机遇的极端重要性。现在,我们正面对着世界经济和科技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国际竞争。这是一场全球范围的大竞争,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回避不了。迅猛的发展趋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既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又为我们可以更快更好地发展自己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21世纪初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困难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共存,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深刻指出的: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奋力在这场大竞争中取得主动,发展壮大我们自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必须肩负起来的历史责任。
    二、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抓住机遇,是为了加快发展自己。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思想。邓小平同志以一位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对当今时代的发展特征、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道路、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模式,都作出了精辟的系统论述。尤其是,他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时,始终把着眼点放在发展上,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强调只有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的持续进步,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保持旺盛的生命力。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振聋发聩地告诫人们,只有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最终完成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实现社会主义本质;只有加快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并保证“一国两制”的贯彻执行;只有加快发展,提高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实力,才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履行我们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国际责任。邓小平同志站在时代的高度,赋予发展以深刻的时代内涵。他高瞻远瞩地提出,加快发展必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指出只有依托现代科学技术,才能赢得更好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地位。今天,面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重温小平同志的发展战略思想,我们更加体会到其中的时代意义。十五届五中全会把发展确定为21世纪初叶的主题,深刻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邓小平发展思想的深邃把握和创造性应用,深刻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适应时代、追求发展的本质和品格。
    加快发展,是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的需要。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日趋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各国特别是大国都在谋求较快发展,由此使世界市场呈现出既相互合作又激烈竞争的态势。近年来世界经济更加呈现加快发展的趋势,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纷纷调高对全球增长速度的预测,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增长势头不减,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已经走出低谷,经济呈现强劲复苏。在这样一个大的发展格局和趋势下,我们必须要有忧患意识和紧迫感,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增强国力,只有这样,才能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占居有利位置。特别是今后5到10年,我国面临着继续完成工业化的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以十几年甚至几年的时间走完资本主义国家在几百年里所走过的道路,更必须所加快发展放在首位,发挥后发优势,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只有这个阶段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才能够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创造良好的条件。
    加快发展,是解决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需要。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由于改革的广度、深度、力度不断加大,人们在分享改革成果的同时,也承受着深度改革所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和问题对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冲击。例如,如何既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坚定不移地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实现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和共同发展;如何既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又切实解决某些领域分配不公和利益分化的问题,走共同富裕道路;如何既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又切实保证和实现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调动广大产业工人的积极性;如何既实现经济成分、经济组织、利益结构、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又坚持用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教育和约束社会成员;如何既坚定不移地走经济市场化道路,又切实防止权商勾结、权钱交易现象,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有效地消除腐败现象。如此等等,都是我们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所无法回避的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无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具体体现。因此,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归根到底要靠发展,靠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增长和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反复证明: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所有矛盾和问题的关键。
    三、发展要有新观点、新思路
    2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日益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带有阶段性、实质性的变化,是我国经济在新世纪获得大发展的新起点。在这个新起点上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应该赋予发展以更加丰厚的内涵,确立发展的新观点、新思路。
    新时期的发展,应该是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全面发展。可持续全面发展是世界性的大课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必须坚持的一种重要战略。实现可持续全面发展,一是要处理好速度和效益、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速度,要在提高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实现快速增长。现在一般商品短缺状况已基本结束,市场供求关系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且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企业要面对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的竞争。这是在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新形势,也是经济增长中提出的一个新课题。在买方市场初步形成以后,只有提高质量和效益,才能有竞争力。因此,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二是要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我国人口众多,又处在工业化过程中,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环境污染问题压力很大。因此,要把经济和社会发展建立在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基础之上,特别要注意资源的合理使用、节约和保护,提高资源利用率,保持生态环境,加快治理和减少污染。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是提高生活质量和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也是造就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因素。三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在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建设高度民主和完善法制。只有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战略,发展才能真正落到实处,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新时期的发展,应该是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的发展。经济结构状况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发展是通过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实现的。结构不合理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矛盾。新的发展思路的核心,就是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1)调整产业结构,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主要是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工业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一步加强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一是发展新兴产业,二是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和整体水平。产业结构调整是落后的生产能力被淘汰的过程,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的过程,是发展进程中的调整,也是更高水平上的发展。(2)调整地区经济结构,解决地区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大事,也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今后5到10年应力争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使西部开发有一个良好的开局。西部开发不仅是西部发展的机遇,也是东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发展机遇,将给全国经济发展以巨大的推动。(3)调整城乡经济结构,提高城市化水平。过去几十年我国推进工业化的特殊历史背景和体制政策环境,导致城市化进程明显地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妨碍了生产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必须从“十五”时期开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实施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发展战略,积极稳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建立城乡人口、经济有序流动的机制。在我国,发展小城镇对于繁荣农村经济,引导乡镇企业合理调整,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挥集聚人口和农村文化中心作用以及协调城乡关系等方面,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新时期发展,应该是注重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发展。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两大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两大动力”(改革开放、科技进步),对于实现加快发展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意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在新的发展阶段,应当进一步确立以改革促发展的战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包括在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健全、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宏观管理体系逐步协调、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逐步深化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广义来说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新的发展阶段,把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作为加快发展的强大动力,具有特殊意义。21世纪是科技革命更加迅猛发展的世纪,是知识化、信息化更加显现的世纪,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和生活所起的作用是过去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和规模也是过去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科学技术革命造就了大量的新兴产业,也为传统产业的改造提供了技术支持。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科技发展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当今和未来的国际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高科技人才的竞争。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使科技和教育事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切实把培养、吸引和用好人才作为加快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四、加快发展,关键在党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用相当篇幅讲党的建设问题,重点讲党的作风建设问题,语重心长,寓意深远。我们党是领导着12亿多人口的大执政党,党的建设状况,尤其是党的作风状况,直接关系着党能否取信于民,能否带领人民群众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从根本意义上说,在新世纪发展速度的加快,发展质量的提高,真正把发展这个主题做好做透,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必须具有坚强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取决于我们党必须以优良的作风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
    把党的建设放到加快发展的关键位置,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的最重要的经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近几年又有一些执政的共产党下台,从而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蒙受重大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导致这些剧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在共产党自身,是共产党的内部出了问题。在世界范围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社会生产力处于重大调整变革中,共产党未能走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前列,甚至由于生产力发展滞缓而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各种思想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相互碰撞中,共产党未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甚至丧失了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先进性和战斗力,或者保守封闭、观念陈旧,或者随波逐流、精神颓废,由此导致共产主义理想的消解和社会主义信念的崩溃,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相当部分共产党员包括党的领导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共产党不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而是成了少数特权阶层特殊利益的忠实代表,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总之,党的建设与时代要求严重背离,与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这可以说是苏东剧变、一些国家共产党下台的根本教训。这一教训值得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漫漫征途上永久记取。正是立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教训和我们党面临的严峻挑战,江泽民同志精辟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建党思想。从根本意义上说,“三个代表”思想,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所形成的对我们党的严峻挑战的科学回应,它为全党如何深层次地汲取苏东教训,避免重蹈苏东共产党的覆辙,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新世纪的征途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我们尤其要牢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把执政党建设摆在关键地位。只有把党建设好,才能真正解决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切重大ㄌ狻?br>     把党的建设放到加快发展的关键位置,是使全党更加坚定地经受改革开放严峻考验的迫切需要。在长达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为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伟大目标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同时也将自身置于严峻的、尖锐的、来自各个方面的考验之中。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真正做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有机结合的文章,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历史性大课题。能否出色地完成好这一课题,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开拓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实现。二是经济社会多样化的考验。在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和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条件下,党怎样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思想文化多样化、各种思想观念相互激荡、碰撞的条件下,党怎样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利益结构和利益分配多样化、甚至某种利益矛盾激化的条件下,党怎样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领导人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不仅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在新世纪的征途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只有认真解决好这些重大问题,才能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领导人民开创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三是社会“物化”状态的考验。由于市场经济的驱动,整个社会愈益进入一种“物化”状态:物质利益原则得到全社会的认同,人们理直气壮地追求自己的合法利益;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利益交换关系渗透社会各个层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需求欲不断增长……如此等等,从社会发展大趋势来说,都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然而社会“物化”状态,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种种负面影响,对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作用构成严峻考验。首先是对理想信念的动摇。由于物质的诱惑与驱动,相当程度的社会成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产生动摇,甚至泯灭理想,丧失信心,由此导致种种社会问题。其次是对公共权力的腐蚀。在市场经济和社会“物化”条件下,公共权力时刻面临着物质的诱惑和侵蚀,权力与物质、权力与金钱相结合的机会增多,结合的频率加大,很容易导致权商勾结、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一部分党员干部由此而蜕化变质。上述三个方面的严峻考验,深刻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不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切实解决好党自身的问题,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增强全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一切发展就无从谈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严峻的挑战和艰巨的任务把党的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来。
    在新的发展阶段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多方面努力,其中特别紧要的是要切实解决好党的作风问题。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党的作风问题,也是党的形象问题。作风不正,形象好不了,必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切不可小看了作风问题。把党的作风问题提高到党的形象的高度,提高到关系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高度,这是党的建设的新视点。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关键在于进一步贯彻和落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学风建设,关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改革和发展的新实践,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勇于创新;加强党的工作作风建设,关键在于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求真务实,取信于民。实践反复说明,只有切实地从这几个方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才能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党才会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新世纪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实现,也才有了根本保证。(包心鉴)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