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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是统筹城乡发展

(2004-02-18 00:00:00)来自:陈锡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江泽民同志指出:“这次大会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人民的愿望,意义十分重大”。到20世纪末,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之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还需要有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就是因为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关键就在于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加快缩小城乡差距
    缩小城乡差距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长期历史任务。但在总体上已达到小康,并提出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目标后,加快农村发展,加快缩小城乡差距的进程,无疑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关系全局的重大任务。
    城乡差距过大,是对如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制约。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从这样的国情中不难看出,在总体上达到小康的背后,主要是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实际上离小康水平仍有相当的差距。到2000年底,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在90年代确定的16项“小康”指标,尚有3项即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每日蛋白质摄入量和普及医疗卫生达标县建设未能实现。在目前的近8亿农村人口中,有3000万人还未能解决温饱问题,还有约6000万人没能稳定地超越温饱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2001年在千元以下的户还占农户总数的10.71%,而人均纯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户,只占农户总数的15.07%,农村发展的滞后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却仍未能得到遏止。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有2366元,两者的差距为1:2.90。而1978年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1:2.57。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4.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8.5%。2002年前9个月,农民人均现金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5.3%,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增长了17.2%,即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约可增长百元,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却能一举增长千元以上,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由此必然突破1:3。同是农民,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相当悬殊,2001年,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市农民为5871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5倍;最低(除西藏外)的贵州省则仅有1412元,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60%。沪黔两地农民的收入差距达1∶4.16,而1996年时这两者的差距是1∶3.79。
    由于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中还包括必须为第二年生产垫付的经营费用,因此,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更大。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5309元,农民1741元,为城镇居民的32.8%;城镇居民的人均食品消费2014元,农民831元,为城镇居民的41.3%;城镇居民的衣着消费534元,农民99元,为城镇居民的18.5%;城镇居民用于购买家庭耐用消费品及服务方面的消费439元,农民77元,为城镇居民的17.5%;在医疗保健、文化教育和娱乐用品及服务方面,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分别为343元和690元,农民为97元和193元,分别相当于城镇居民的28.3%和30.0%。
    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上的明显差距,既表明了我国经济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的巨大的发展空间,也反映出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之所在。不难看出,如果我国农民的收入和消费达到目前城镇居民的水平,我国的国内市场至少将再扩大数倍。但眼前的实际却是由于农民购买力水平低、提高慢,致使国内市场的扩大受到了严重制约。1978年时,我国县以下市场实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3.18%,这个比例在1990年时降到了37.04%,1995年时降为25.82%,而到2001年则仅为25.1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2.34%(如按户籍计,则农业户口的居民占全国总人口的73.17%),但乡村的消费品市场却只占全国消费品市场的1/4,这就是我国这个举世公认的大市场为什么至今仍然还是个潜在的而并非是现实的大市场的基本原因。实际上,农村发展的滞后,必然也制约着城市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如洗衣机、电冰箱和彩色电视机,2001年在农村的普及率分别为每百户29.94、13.59和54.41台,分别比城镇少66.26、68.31和66.09台。如果农村能够达到城镇目前的水平,仅需要新购置的这三大家用电器,就各需要1.6亿台以上,分别相当于目前家用洗衣机和电冰箱约12年的全国总产量、彩色电视机4年多的全国总产量。可见,当前我国的城乡差距,不仅可能成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大制约,而且也已经成为扩大国内市场、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现实障碍。
    二、加快城镇化进程是解决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
    当前农村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它不仅制约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制约着缩小城乡差别的进程。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出现的农民增收困难局面,是与我国农产品市场的转折性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对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做出了重大判断: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过去的长期供给不足,已变为“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由此,我国农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农业进入新阶段之后的中心任务,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即从过去的主要追求农产品产量的增长,转向以优化品种、提高质量、扩大加工、增加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但是,不仅实现这样的调整需要一个过程,而且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客观上也制约着这个调整的过程。
    农民增收困难的局面已持续了6年。在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进入了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新阶段后,主要依靠增产和提价的办法已不足以使农民增收。而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结构调整期。在一般加工、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以及必须更加注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安全生产的社会要求下,乡镇企业已不可能再靠低水平的数量扩张来实现增长。实际上,自1997年以来,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就始终未能达到自己的历史最高水平。
    农民从农业中增收困难,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困难,是当前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两大主要因素。实际上,近年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人均纯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1997年,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入为1267.69元,而2001年则仅为1165.17元,4年间人均在农业纯收入上减少了102.52元。而我国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总量,2001年与1996年相比,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约200万人。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出现了重要的阶段性的变化。首先是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阶段性变化。全国在总体上达到小康,城镇居民则绝大多数已稳定进入小康,居民的消费结构出现了阶段性变化。2001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7.9%,食品的收入弹性系数急剧下降。以2001年与1996年相比,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020元,但用于食品的开支只增加109元,且增加的又只是在外就餐和烟、酒、饮料等与农民增收关系不紧密的开支,而在粮、油、肉、菜这4大项农产品的开支上,却项项减少,合计人均开支比5年前减少了131.2元。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在总体上岂能从农业中增收?其次是技术进步的阶段性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我国就开始进入工业化与信息化并行的阶段,不仅高新技术的发展加快,而且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也加快,出现了资本和技术替代普通劳动力的趋势,就业的压力明显增大,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一般加工、制造业的转移步履更加艰难。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城乡人口分布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降至15.2%,而农业劳动力却仍占全国从业人员总量的44.4%。同时,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却只占33.6%。由于城乡人口分布的不合理,购买农产品的消费群体过小,因此在人均GDP尚不足1000美元之时,便已出现农产品过剩而导致谷贱伤农的局面。由于服务业比重低,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都向加工、制造业挤,使得转移就业的途径日见狭窄。而城镇化水平低和服务业比重低,又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因此,从根本上说,当前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基本原因,就在于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
    必须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这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但对于为什么要加快城镇化,以及城镇化应当走什么样的具体道路等,却由于人们有着不同的视角而存在不同的理解。从江泽民同志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不管对于城镇化问题有着什么样的理解,在现阶段的我国,之所以必须加快城镇化进程,最基本的目的,还是在于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否则就不仅难以完成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这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也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因此,必须按照十六大精神,以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为主要目标,坚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加快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三、要加快形成城乡统筹发展的观念和体制
    必须在全社会尽快形成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完整概念。不能偏重于城市的、发达地区的率先实现现代化程度,而看不到内地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状况。有条件的地方当然应该发展得更快一些,但同时也必须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规范的公共财政和转移支付制度,以促使内地农村的面貌有更快的变化,从而保障整个国家较为均衡的发展,保障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化。
    要克服对小康社会,对现代化目标的片面理解。有些同志只看重GDP增长速度和人均GDP水平的指标,只看重财政收入的增长指标。而农业由于不仅受经济规律的制约,同时还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因此其对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的直接贡献,从指标上看必然是有限的。在农业占GDP比重逐步下降这一规律背后,还要看到,从保障人类食品供给的角度看,农业作为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是不可能改变的规律,以及农业人口随GDP中农业比重的下降而下降的规律。忽视了这后两个规律,是不可能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也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
    农村发展滞后的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滞后。因此,加快农村小康建设的根本途径,就在于促使农村的生产力有更快的发展。近年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已经证明,新阶段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只有坚持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才能开创新局面。但这仅靠农民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各有关部门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引导和支持,真正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早在20多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就明确提出:“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目的,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这是我们党总结几十年农业、农村、农民工作正反两方面经验后得出的对待农业、对待农民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准则。应该说,只有真正贯彻这个准则,才能加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依据我们党对待农业、农民的这一准则,提出了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尊重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推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支持,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权益,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以及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着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等。只要认真贯彻、落实这些方针、政策和措施,坚持完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体制,我们就一定能够解决好“三农”问题,如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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