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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战略思想若干问题研究

(2004-10-24 00:00:00)来自:辽宁省委党校/陈丽华


    战略问题,是领导活动中的一个主要问题,领导者是否有战略观念、战略眼光,是否有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直接影响领导工作绩效。毛泽东是国际无产阶级斗争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战略家,他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高瞻远瞩,把战略运筹运用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的战略思想,既具有鲜黾目的中国特色,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略科学,不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有着重大的历史作用,在世界战略理论的发展中也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一、要认识和掌握毛泽东战略思想,首先要弄清毛泽东关于战略的概念,这是毛泽东战略思想一般原则以及各方面具体内容的出发点。

    毛泽东是十分重视战略问题的。在他亲自审定的《毛泽东选集》中,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开宗明义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文中谈的革命的对象、动力及朋友问题,无疑是战略问题,而不是具体策略,把它称为首要问题,可见毛泽东对战略问题的重视程度。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毛泽东说:“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第2版,第l卷,第175页。)这里所说的所谓“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是指战略的客观内容与本质;所谓“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指领导者对于战略客观内容与本质的反映。它们统一于领导活动的实践中,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所以这两个提法,是战略学的统一的研究对象,它具有两个基本要点,就是全局性和规律性。他表明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思考战略问题,对战略的研究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作为毛泽东战略思想逻辑起点的战略定义,在马克思主义战略思想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创造性的新概括。

    1936年,毛泽东针对当时一些人认为“战术胜利决定战略胜利”的错误认识,明确指出:“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碍不好。”  (《毛泽东选集》第l卷,第175页。)什么是全局?毛泽东指出:“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页。)他这里讲的全局就是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着的整体与局部的统一、观在与未来的统一。
  
    全局是多层次的,全局和局部的划分是相对的,世界可以是全局,一个地域也可以是一个全局。“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176页。)“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页。)领导得好坏或成败主要取决于全局是否照顾得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意义的东西,在另一场合就变成局部性的东西,反之亦然。全局与局部是互相依存的。一方面,局部要服从于全局、服务于全局,围绕着全局的需要进行活动。另一方面,全局要关心局部,照顾局部,支持局部,使它充满活力,从而保证全局充满活力。只有辩证地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才能真正解决战略中的诸多问题,全局应该是事物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断。

    毛泽东还强调,全局观念不仅要求一般地照顾各方面,而且要求抓住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与环节。这是全局观念的灵魂,是争取和保持战略主动权的关键。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但各个局部并不是平衡的。所以“任伺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毛泽东选集》第_l卷,第176页。)

    全局性规律是战略的本质内容。所谓全局性的规律,是全局范围各方面与各阶段因素的客观的内在的本质联系。研究和掌握这种本质联系,就是学习和使用全局性指导规律的过程。毛泽东指出:“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属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178页。)

    学习和使用全局性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毛泽东选集》第l卷,第177页)这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实践中提高战略指导能力的关键所在。

    任何全局性的指导规律,都是各方面局部性指导规律的总结(局部经验的总结),都应该着重去学习。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已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1页。)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是掌握全局指。导规律,提高领导水平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关于如何学习和使用全局性的指导规律,毛泽东着重从方法论上指出,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因为任何事物都是永无止境发展的,而发展总是采取一定的特殊的形式。这是矛盾的特殊性。

    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它的灵魂和核心,就是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决定工作方针。”进行战略决策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出发,反复强调确立战略的依据,必须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精髓。在毛泽东的领导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坚持认为“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要研究实际问题)而战争的规律是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它表现为战争双方在战争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自然等各方面条件的本质联系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并在敌我双方力量的大小、强弱、优劣以及形势的有利有弊、行动上的主动被动等矛盾联系和转化中反映出来。在确立抗日战争的宏观战略时,毛泽东认真考察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后指出,日本是一个较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在东方都是第一位的,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依然是一个弱国,这一基本条件导致战争不可避免,中国不可能速胜。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性质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失道寡助,加之它国度较小,人力、物力、财力都难于长久支持过长的战线: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得道多助,加之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有共产党领导,其势如旭日东升,这些条件决定中国抗日战争终究能够胜利。根据这个分析,毛泽东确定了“持久战”的战略决策,并对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等各个阶段进行了详尽的谋划。后来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预见的正确性,由于这些谋划建立在客观实际的基石之上,中国的抗日战争最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正是由于毛泽东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战略决策的客观依据和原则,所以才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客观实际的战略规划,从而才能为中图革命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进行战略决策必须着眼于不同组织的自身特点。为了真正把战略运筹建筑在客观实际基础之上,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在战略选择中,必须着眼于不同组织的自身特点。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他深刻指出。“我们研究在备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含义,是对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战略上的运用。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毛泽东才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当时,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掌握着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经验模式化,其战略思想是“减市中心论”,主张“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其指挥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毛泽东则从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中,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突出表现为政治不统一,经济水平差别大,军事上长期军阀割据。据此,毛泽东同志指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牛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俞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巨性。”毛泽东关于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思想和实跌,在方法论上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我们谋划任何决策,都要注意运用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蛩J特殊的辩证方法,并“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去把握决策对象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这样,才能正确地制定相应的战略和策略。

    进行战略决策必须建立在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任何客观的决策对象都有一定的规律,而规律是能够认识的。领导中国革命战争是毛泽东整个领导活动中最精彩的篇章,为我们提供了在实践中谋划战略光辉范例,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开篇,谈到“如何研究战争”时,明确指出:“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强调要从战争、革命战争和中国革命战争这样三个层次去要研究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同一般战争、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有联系,但又有区别,这是由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决定的。从战争、革命战争和中国革命战争这样三个层次去研究战争,也就是要求我们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联结中去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各种不同类型的战争既有共同的,一般的规律,又有其不同的、特殊的规律。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就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进行战略决策必须认识国情.我们讲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最重要的是正确判断中国的情况,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决策,这是谋划战略的出发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刻的阐述。他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在这里讲的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前途等问题,都是战略性的问题,只有很好地了解了国情,才能进行正确的决策。

    从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看,认清国情是不容易的,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通过的党纲、决议等文献看,当时由于对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基本国情认识模糊,实际上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严重对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提出的战略构想是,仿照十月革命,不经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与此相适应的斗争策略是举行政治罢工了,其主要组织形式是成立产业工会。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第一次指出了中国目前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反映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进了一步。但宣言的缺点是没有指出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没有提出工人农民的政权要求和农民的土地要求,只是号召工人农民参加民主革命和争取自己的权力。这一缺点,直?925年初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得以弥补,从而比较明确地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领导、前途等问题,使党的民主革命的战略策略基:本思想得以形成。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这一战略策略思想作了科学的阐明。以后,经过大革命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和中期的实践和发展,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的《中国革俞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为标志,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更加系统、深刻,新民主主义理论达到成熟,形成了一个独创性的科学体系。在此基础上,在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条总路线,也就是政治战略及相关的策略原则达到了比较完备、成熟的地步。

    上述说明,国情是动态的,认识是发展的。要从质和量的变化这两个方面,不断深化认识,正确把握国情。对国情的认识是如此,对省情、市情、县情的认识也是如此。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思考和决策问题就失去了客观依据,就有可能犯错误。现代领导者进行战略思考、战略决策时,就要从现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国情出发,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

    毛泽东指出,能否掌握集中兵力这一着,是领导者是否具有战略头脑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能否掌握全局性指导规律,取得主动权的一个重要表现。

    集中使用兵力,这是古今中外战略家都懂得的一个重要原则。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此作了最深刻的发挥。他指出:“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5页。)他强调说:“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毛泽东选集》第l卷,第224页。)但是,“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2页。)

    主要的战略方向在同一时间内只应有一个。能否集印力量的前提:是能否在同一时间内确定一个主要的战略方向。为什么集中力量“实行颇难”?首先是难在确定一个主要的战略方向问题。这个主要的战略方向,是往往“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的。毛泽东把集中使用兵力于一个主要的战略方向叫做一个拳头主义,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他说:“我不反对作敲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5页。)就是说,一个拳头主义,一般地说,是一切战争克敌致胜的一条普遍规律;特殊地说,是革命人民以弱胜强的一个根本法则。只有集中力量于一个战略方向,才能使我们从全体的劣势转变为一个局部上,一个具体战役上的绝对优势,从而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八。

    毛泽东的这种战略方向上的一个拳头主义,也就是要求从现实矛盾关系出发,抓住主要矛盾。无论革命和建设,无论全国或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某一单位,都经常存在着许多互相交错的矛盾,造成令入迷惑的复杂环境,但在一定时间内主要矛盾只有一个,正是这个主要矛盾规定着主要的战略方向以及体现这个方向的战略重点,这个主要战略方向及其重点,最大限度地代表着全局利益,决定着全局的发展趋势和结局。

    毛泽东主张一个拳头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不仅适用于军事,而且适用于政治和经济。关于这个方针,在中共的历史上是有过争论的。“左”倾冒险主义曾主张一个拳头反帝反封建,另一个拳头打击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中间阶级。“九•一八”事变后,在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还继续强调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在军事路线上,从1932年开始,有所谓“全线出击”的口号,要求从根据地的东西南北四面出击,这无论在战略防御或在战略进攻时都是不对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指导路线,在革命斗争中总是能够在不同时期紧紧掌握主要的战略方向,不为变化着的复杂环境所迷惑。在民主革命时期,集中力量反帝反封建,对民族资产阶级则又联合又斗争,斗争是为了联合。抗日战争期间,为了紧紧掌握抗日这个主要战略方向,不仅对民族资产阶级让步、缓和,就是对地主阶级、对依附于美英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以及日本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也都采取了让步、缓和的政策,并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胜利后,1946年旧政协时,为了紧紧掌握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独裁专制这个主要的战略方向,党在对民主党派方面有所让步,同意他们提出的在中国实行英国或法国式的议会制和内阁制(这个规定写在当时通过的宪法草案里,但不久蒋介石撕毁了它)。建国初始,党面临着新的复杂环境,毛泽东在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指出:为了孤立国民党残余势力、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为了集中力量向这个主要方向进攻,就绝不可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而应该在另一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1957年以后,我们党为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所迷惑,放弃了八大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要战略方向,造成重大失误。其教训惨痛。

    集中力量于一个主要的战略方向。确定主要战略方向,是为保证战略战役的主动地位,自主能力,不为复杂环境所支配;为了实现这个主要战略方向,集中力量是最重要的条件,没有集中力量的保障,主要方向和主动地位就落空了,因此,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经济建设中,领导者都要善于从各方面集结力量,形成有力的拳头,用于主要的战略方向上。毛泽东说:“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 (《毛泽东选集》第l卷,第223页。)

    正确地选择主要的战略方向并能在这个方向上集结优势力量,这是领导者驾驭全局的能力,掌握战略主动权是主观能动性的一个集中表现。毛泽东指出,在战争中,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也就是说,为了变敌进我退,为我进敌退;变敌攻我守,为我攻敌守;变敌之外线我之内线,为我之外线敌之内线。总之,是为了变被动为主动。过去我们在长期战争中主要是靠能够集中兵力于一个主要方向,而取得战略与战役主动权的。毛泽东批评军事冒险主义为军事平均主义者,他们在1932年提出“两个拳头打人”的口号,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求胜,“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5:页。)这种军事平均主义,到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那时是“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御敌于匡门之外”,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连吃败仗。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害怕集中力量于一个主要方向,其他方向丧失土地。但是,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损失了土地,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由于集中力量使主要方向取得了胜利,钳制方向的损失也得到恢复了。抗战胜利后,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收缩了南方力量,主要向东北集结力量,先后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十一万军队和两万干部进入东北。从而保障了争取东北的实力,也保障了全国的战略主动地位。” 毛泽东指出歼灭战和集中兵力是同一意义。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仅是军事原则,也是经济建设的指导原则,在经济建设中,自五十年代以来的多次经济过热,都表现为战线过长,分散人力、物力和财力,结果欲速不达。反而造成经济形势的被动局面。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建设周期平均为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平均建设周期是10年,每延长一年,国家损失人民币100亿元,第三个五年计划到第六个五年计划的20年间,仅此一项,估计国家损失两千亿元。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没有自觉坚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指导方针,实际上用军事平均主义来指导经济建设,是一个重要原因。

    集中与分散、主要方向与次要方向是相辅相成的.集中力量的所谓一个拳头主义,并不是一般的否认非主要方向、非重点和分散兵力的意义,相反,它的意义也包括在一个拳头主义的内涵之中了。毛泽东曾指出:“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支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早已证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7页。)可见,集中与分散,主要方向与次要方向是辩证统一的,它的实质是发挥整体优势,经济建设要保证重点,但非重点的发展和得点是互相促进的。

    毛泽东同志善于把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他的战略思想极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学习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领导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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