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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新中国的政党制度

(2004-10-24 00:00:00)来自:王丹/


    关键词:毛泽东;政党制度;多党合作;民主党派

    摘要:毛泽东是新中国政党制度的积极倡导者:在中国共产党内,在倡导多党合作方面,无论在时间上还力度上,毛泽东都称得上是第一人。毛泽东是新中国政党制度的设计者:他提出了一系列方针、原则,勾画出了新中国政党制度的轮廓。毛泽东是新中国政党制度的积极推动者:他率先提出民主党派的名称,积极帮助民主党派建立、发展组织,身体力行,坚持同民主党派合作、协商并开辟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中国的政党制度,也是新中国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它是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帮助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伟大创造。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为此做出了哪些贡献?本文将就此问题作些探讨,以此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一、毛泽东是新中国政党制度的积极倡导者。

    早在1919年夏,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其中写道:国家坏到了极处,民众坏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必须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社会改造的根本方法,即在于实行民众的大联合。这里,已经有了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在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李大钊、周恩来、邓中夏等骨干分子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了初步探索,其中也阐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而且明确地提出领导权问题,毛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朋友”。(1)这些思想是毛泽东在统一战线、多党合作理论方面的发端,但从总体上看,在这个阶段毛泽东还远没有形成我们所指的新中国政党制度思想。真正意义上的新中国政党制度思想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待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才开始的。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即在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毛泽东明确指出: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并号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2)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给沈均儒、章乃器等四先生及救国会会员写信声明:“我们愿意与任何军队、任何政党、任何派别合作,只要他们赞成准许反日、反卖国贼和爱国运动的完全自由。”(3)多党合作的主张和欲望跃然纸上。同时,毛泽东在倡导实行多党合作的时候,特别注意坚持党的领导权,指出:“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员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4)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从不同角度倡导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毛泽东从分析中国革命的根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大我小出发,指出无产阶级“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阶级……。”(5)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又从中国社会阶级的构成特点出发倡导多党合作:“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它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及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从头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6)而且“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并强调地了多党合作的长期性:“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7)在解放战争时期,面对蒋介石、国民党挑起内战、公然以人民为敌的情况,毛泽东号召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实行多党合作,同时强调地:“城市中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要实现对于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阶级、民主党派、人民黑板报领导。”(8)全国解放前夕,针对要不要民主党派,需不需要多党合作的疑问,毛泽东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一会上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后,仍然“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强调“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9)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倡导多党合作。针对共产党内的一些人对人民主党派的代表人士、无党派人士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构成中占了相当的比例所产生的不满和疑惑,毛泽东多次在党的会议上讲,我们要千秋万代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安置它们(如傅作义、程潜)要各得其所,要尽量安置,要反对宗派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在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代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了“两个万岁”的思想。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要把民主党派、资产阶级都调动起来,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再次重申:“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10)“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屡屡要取消民主党派。但毛泽东却不止一次的指示,“政协还是要的,民主党派还是要的。”

    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内,在倡导多党合作、实行新中国的政党制度方面,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力度上,毛泽东都称得上是第一人。

    二、毛泽东是新中国政党制度的设计者

    如前所述,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点,决定了中国蔹 建设要想取得成功和胜利,好不能搞“一党制”,也不能搞多党制,必须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那麽,共产党应怎样领导?多党合作应怎样实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原则及方针政策,为我们勾画了新中国政党制度的轮廓。

   (一)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是政治领导。

    在中国,以共产党为核心、为领导,各党派团结合作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需要。但共产党应怎样领导?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它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1)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党对多合作、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也就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的方针政策的领导。当然也包括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二)以协商和监督作为多党合作的主要方式。多党合作应采取何种方式?首先,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方法是诚恳地协商,建议和说明。”为此,他要求全党“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它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12)“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13)其次,是监督。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14)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互相监督”。并指出了互相监督的内涵,即“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

   (三)必须保持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我国各民主党派从成立那天起就不是单一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具有阶级联盟和统一战线性质的党派,呈现出组织上的广泛性和思想上广泛性的特点,能够发挥同共产党合作的作用。但如果在思想、政治、组织上把民主党派搞成同共产党一样,多党合作就失去了意义。有鉴于此,毛泽东提出:必须保持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它党派也好,都是这样。”(16)当然,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它以不破裂合作为前提。正是遵循毛泽东的上述思想,1956年李维汉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宣布:在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各民主党派享有政治上自由,组织上独立,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如今,这一原则已成为新中国政党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四)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

    为了能使多党合作顺利地发展,毛泽东总是根据不同时期我国社会政治的变化和民主党派的状况适时地提出多党合作的方针。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了应帮助民主党派发展、团结、进步,在革命运动和国家建设事业中竭诚合作的方针。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根据民主党派性质发生变化的新情况,总结了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并以苏联“一党制”弊端为鉴,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7)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更明确指出:“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18)从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方针。

   (五)以党派会议作为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

    多党合作需要一个适当的组织形式,究竟以何种形式为宜,也是毛泽东早期思考的问题。早在1944年7月,毛泽东就提议以党派会议作为各方面共商国是的组织形式。这一提议导致了1946年旧政协的召开。虽然旧政协通过的协议被采纳,但充分显示了这一组织形式的优越性。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决定借鉴旧政协的组织形式并加以改造,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在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毛泽东在修改审订原稿时亲自加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内容。于是,才有1949年9月21日—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才有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式。人民政协成为多党合作的最重要的组织形式,是新中国政党制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三、毛泽东是新中国政党制度的积极推动者。

   (一)率先使用“民主党派”这一名称,并支持帮助民主党派的建立和发展。民主党派是若干性质大体相同的党派的通称。主要是指国民革命失败后陆续成立的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那些党派。在历史上,这些党派曾被称作“反蒋党派”、“抗日党派”、“在野党派”、“各党派各盟帮”等等。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率先使用“民主党派”这一名称,共有11处之多。充分说明了中共对中间党派长期进行反帝爱国争取民主斗争的肯定。因此,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民主党派的发展,也为多党合作扫除了心理障碍。

    显而易见,要实行多党合作,还必须有多个政党,这是多党合作的前提。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及先天不足,一直没有形成强大的政党。为了实现多党合作,毛泽东积极支持、帮助民主党派建立和发展组织。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中要求各级党组织对于抗日民主力量“应用极大努力帮助它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指出这是“严重的组织任务”,“推动时局好转的极重要的因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党中央派遣得力干部到进步团体内部工作,推动进步团体转化为民主政党政团。于是才有1941年在重庆成立的由共产党、国民党民主人士和其它民主党派领导人物联合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黄炎培素有“和事老”之称,毛泽东亲自作他的思想工作,使他一改过去的“温和”,毅然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建国会。正是由于毛泽东的鼓励,1946年5月4日,民主科学座谈会才转变为“永久性的政治组织——九三学社。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当北京九三学社的成员向毛泽东提&准备解散时,毛泽东极力劝阻。他说: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19)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支持帮助民主党派发展壮大。在他的指示下,颁布了《1951年协助民主党派发展党员的建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等重要文件,明确提出要“坚持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的方针。正是因为毛泽东的亲自关怀和支持,民主党派的队伍从建国时的1万多人发展到1957年春的10万人。民主党派的建立和发展,为多党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持同民主党派人士合作、协商。

    早在抗战期间,毛泽东就开始加强同各党派合作。他亲自做争取青年、国社两党的工作,使两党在抗战期间靠拢中共。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以诚相见,多次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协商解决各种问题,使民主党派人士非常感动,表示了同中共合作到底的决心,并从此确立了中共与民主党派事前协商的原则。在夺取革命胜利的前夕,他亲自主持新政协的筹建,以高度民主的作风反复征询并多次采纳民主党派的意见和建议,尽量照顾它们的利益,并把民主党派成员吸到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中,促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国家政权得以形成。建国后,毛泽东仍然广交朋友,虚心听取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意见、建议。例如,历任政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等要职的老先生黄炎培,常常把不同意见反映给毛泽东,自建国后到他逝世的16年间,先后给毛泽东写了100封左右的信函,就国家大事慷慨陈言。毛泽东给他的信也有60多封。毛泽东同黄炎培的交往,在党外朋友中被传为佳话。对民主人士不正确的认识,毛泽东从不简单地压制批评,而是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三年困难时期,民主人士、人大副委员长陈书通忧心忡忡地向毛泽东倾吐心声。毛泽东耐心地向他分析了形势,指出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陈书通豁然开朗。毛泽东始终坚持多党合作,同党外人士诚恳地协商、耐心说服教育的举动,不但使民主党派心悦诚服,而且对我党的党员干部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从而推动了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三)开辟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渠道。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合作,不仅包括在政权外的合作,也应该包括在政权中的合作,而且在政权中的合作应该是多党合作的最高层次。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各地根据地的建立,如何同民主党派在政权中合作,怎样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问题。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批示《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中正式提出了“三三制”政权的主张,即“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而且告诫全党,“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20)责成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区党委、各军队首长,对党内作明确说明,使此指示充分地实现于政权工作。“(21)同年7月5日,毛泽东在为《新中华报》写的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中,向全国公布了这一主张。为了使“三三制”政权的各种政策得到立法的承认和保护,1941年颁布了毛泽东亲自改写并由他最后修改定稿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即“五一施政纲领”。从此,各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政府及民意机关都照此进行了民主选举,使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使之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一位外国朋友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到新中国。”(22)“三三制”是政权上多党合作的成功实践,也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开辟了一条正确道路,为日后建立全国性多党合作政权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大战役结束后,创建新中国被提上日程。在未来的国家政权中民主党派应怎样参政?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它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问题,给它们工作做,使它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它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23)在这里,毛泽东向党内表明一个根本的政治准则: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管理方面必须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共事。在进北平的途中,毛泽东又交代周恩来: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正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指导下,由一届政协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真正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府。据统计,1949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61名委员中,党外人士占31名。6名副主席中,党外人士有3人。政务院4位副总理,党外人士2名。政务院32个部级单位,正职领导中党外人士13名,占40%;副职领导人党外人士31名,占43%。多党合作的国家政权的开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形成。1953年夏,正值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针对那种在人事安排上对民主人士采取敷衍的错误倾向,指示制定了《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见》,不但保证了民主人士在政权机关中应有的比例,而且开始使其制度化了。虽然后来我国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受到了“左”的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但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于建国初期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的根基基本已经打下,为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我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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