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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现实意义

(2004-10-18 00:00:00)来自:沈阳工程学院社科部/孙颖杰


    毛泽东彪炳青史的伟大功绩不仅体现在他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而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建立了新中国,使世代受剥削、受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使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而且还体现在他努力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而,他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正是有了毛泽东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重大基础作用,才有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今天,重新认识和研究毛泽东在探索这条道路的历史条件、主要经验教训和重要意义,对于坚持、学习和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背景

    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式确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亿万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举国上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脱胎而来的,入口众多,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存在和巩固的工业化基础尚不完备,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很低,没有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农业相当落后,在这样—个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各国反动派,在政治上敌视我们,经济上封锁我们,军事上威胁我们,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而社会主义苏联则对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使我们感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和友谊。而且,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成为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的重要力量。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苏联模式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唯一效仿的典范。因此,1963年,在国民经济恢复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一化三改”。这条总路线坚持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与此同时,中央又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旨在具体落实总路线中的工业化目标。“一五计划”完全是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的。“一五计划”要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建设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以便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物质基础,完成毛泽东早在解放前夕就提出的把我国由农业国稳定地变为工业国的宏伟目标。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多样性的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诸如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不合理和经济体制、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等弊端逐渐暴露出来,随之国际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列主义的同时,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主张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胜利成果的同时,也引发了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质疑。最初在选择苏联模式时,毛泽东对照抄照搬别人的东西就很不满意,心情也不舒畅,后来他在讲话中说:“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都照抄苏联的,自己的创造性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现在,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认为揭开斯大林的盖子,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对于解放思想,努力寻求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革命和建设新道路至关重要。正是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毛泽东才进一步开始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艰难的探索。从1956年到1976年,在20年艰难曲折的探索中,有成功与挫折、正确与失误,但都为以后的继续探索和前进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是社会主义建设新的伟大长征中迈出的可贵第一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

    二、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要成果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及其经验,是十分丰富的,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明确提出马列主义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苏联和别国经验为鉴戒,走自己的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又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的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这是毛泽东同志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冲破对苏联模式的迷信,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体现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要立足于本国,学习外国,中外结合,走自己的路的明确态度。在更高的层面上提出了全方位借鉴学习别国的长处,更主要的是寻求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即走自己的路的要求。可见,经过一段时间的总结和探索,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走什么路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

    第二,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他强调,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中国共产党要实行土地改革,发展现代工业,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党的政策作用大小的标准。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指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学会管理城市,在城市工作中,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56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匕,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随后在党的八大决议中又提出,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进快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957年2月,还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以上这些基本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实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第三,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这也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围绕这个方针,提出要处理好涉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十个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是把国内和国外的、党内和党外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指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的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一基本思想的依据就是紧紧抓住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十分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实际,为完成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这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重要成果之一。

    第四,提出了经济建设的一些基本方针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是明确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这不是简单地把原来的重、轻、农的颠倒,而是突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这既是我国的国情决定的,也是实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重要步骤,并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二是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指出,“工业化道路,可以和苏联有些不同”同时坚持社会革命与技术革命并举,农、轻、重并举,两条腿走路的经济建设方针:三是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四是在经济建设发展战略问题上,毛泽东在1955年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说,将来的趋势如何?趋势就是:大约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约在50年到75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以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形成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思想雏形。1964年1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同志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的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就比较完整的概括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早在1957年3月,毛泽东还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100年吧。分几步走,大概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象个样子;有100年那就了不起了,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显然,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三步走”的概念,没有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确定下来,但“几步走”的发展战略设想成为邓小平同志的i00年不动摇,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战略思想的重要基础。

    第五,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一是针对斯大林在一个长时间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观点。但可以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部分加以解决。这实质就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二是针对当时高度集中的体制,地方和企业没有自主权的情况,提出了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毛泽东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的统—领导的前提下,扩大点地方自主权利,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他们办更多的事情。”只有中央一个积极性不行,要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而且强调要特别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多给企业点自主权。三是提出了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问题,提出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四是提出了可以搞国营经济,也可以搞私营经济,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针对八大以后国内自由市场活跃,个体工商户增加,既繁荣了市场,又满足了人民生活,对国家和个人都带来了利益和便利。但有些夫妻店,私营工厂出于政治上的压力,不敢公开经营的情况,毛泽东明确表示要让他们到地上来,合法化,而且可以雇工,开私营大厂,华侨可以投资,100年都不要没收。五是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云总结出了在工商业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作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

    第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其它一些独创性的探索。一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意义重大。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毛泽东认为,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主张商品经济要搞的长久一点好。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同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明确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四是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问题。五是初步提出了对外开发和一国两制的基本思想。六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等等。以上是毛泽东为寻求一条有别于苏联、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不懈努力。这种探索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及其积累的实践成果,为后来形成比较系统和比较成熟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十分丰富的,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成果。但是,他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理论形态,有的还没有形成全党的共识,有的即使写进了党的文件,也没有最终贯彻到底,后来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经验教训。其原因不外下列几点:一是受当时国际局势的影响。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初期,世界还处于冷战时期。我国基本上还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国民党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之中,后期还同苏联处于敌对状态,周边环境也不稳定,社会主义的中国处于各种威胁之中。这些就使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无法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探索和系统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梳理思想上的许多火花,形成理论体系,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始终遵循的方针。二是受当时国内形势的影响。五十年代中后期,国内局势一度恶化,受波、凶事件的影响,相继出现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事件,在党内整风中,右派分子乘机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等等。这些也使得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误以为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沿用了战争年代的工作方法,放弃了已经找到的“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和“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正确方针,转而把“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我国的主要矛盾,从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三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社会主义的历史还不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更短,中国的特殊国情,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和我国的基本国情获得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不能不经过艰苦的探索,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总之,说到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但在那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中,能够探索出这些可贵经验,理论上也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已实属不易,我们不能苛求他们在那样的历史时代,达到我们今天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和实践结果。

    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代宗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新中国后,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中国共产党如何执政等全新的课题面前,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带领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非常深刻的教训。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对今天我们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这种探索反映了毛泽东的创新精神。即选择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一方面是对国际教条主义的宣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不仅他们的领导人和理论界看成是唯一的,而且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几乎都持相同的看法,甚至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对此也不加怀疑。南斯拉夫就因为怀疑和“背离”苏联模式而被开除“社会主义大家庭”,从而遭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谴责和批判,斥之为修正主义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当毛泽东发现其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后,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提出了“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走自己的路”、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的不同声音。在他的倡导和带领下,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中期掀起了调查研究、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设道路的热潮。这反映出了毛泽东不拘泥于已有的经验和框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这正是我们今天学习、坚持和倡导的。另一方面,毛泽东不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始终坚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坚持了“结合法”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才在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探索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许多宝贵的经验,为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正确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其次,毛泽东在探索中形成的正确理论、观点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其基本思想就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学习别国长处,借鉴别国经验,走自己的路,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在分析了三大改造完成后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取得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随后又在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各方面,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取得了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成果。在这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和政策的指导下,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也可以说我们今天的小康社会建设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起步的;在这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和政策的指导下,我们还培养了大批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人才,科学技术队伍迅速壮大。我国原子弹、氢弹试爆成功,人造卫星邀游太空以及其它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都得益于这一时期培养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贡献;在这一探索中,我们积累的一些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也为今天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借鉴和理论依据。
   
    再次,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做的成功探索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来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转折点。这次会议的公报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这就提出了两大历史任务,即正确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学习、研究、和坚持毛泽东思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两大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的肩上。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也就是说,邓小平理论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结合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从许多方面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主要体现在:一是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研究课题,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进行了新的探索。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时已经提出了,1960年在《十年总结》中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1961年又说“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可以说毛泽东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好的见解,使邓小平同志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最终初步地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二是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出的许多精辟的见解和论断,邓小平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中加以应用并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完整的理论科学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前面我们讲到的许多重要理论和思想,邓小平不仅坚持了,而且以新的实践丰富了。这些正确的思想,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理论,并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新的历史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三是毛泽东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坚持并继续丰富和发展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正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成为探索改革开放新路子的思想武器。因此,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取得的重要经验,就没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也就没有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失误,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探索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反面提供了经验,使我们避免了前车之鉴。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及其提供的经验教训,也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邓小平说过:“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从某种意义来看,反面经验更容易使人们发现真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中认识的。民主革命时期的规律就是我们通过胜利、失败、再胜利的比较中逐渐认识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规律也同样是在不断吸取失败的教训中认识的。

    最后,毛泽东关于要研究在执政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为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依据。毛泽东自建国前夕,即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出了题目。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共产党员在夺取全国政权的战争年代是英雄,在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时候,这些共产党员还能保持英雄的称号吗?在苏共20大以后毛泽东反复强调党的建设问题,在党的八大上通过邓小平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党的问题。但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毛泽东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使党的领导和党的自身建设发生了“左”的严重失误。江泽民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了“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的建设问题,从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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