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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2004-08-21 00:00:00)来自: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战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之一,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续发展以及进一步完善的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其共同点是都是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其不同点在于依据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悬殊程度,在战略战术上又都略有不同,即使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由于力量对比的不同,所实行的战略战术也都有所区别。

    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本来不是搞军事工作的,对军事工作可以说是个门外汉,他是通过北伐战争时期以及大革命失败的具体经验教训,得出了“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样一个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发展有着极其深远意义的著名论断的。面对着掌握大量军队的国民党反动派以武力对革命人民的残酷屠杀,革命人民只能自己组织起革命的军队,以革命的武力来反抗反革命的武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此,正是这个历史发展的要求将毛泽东推到了革命武装军事指挥的岗位上来,“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他的军事思想的最初来源,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1927年9月9日,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由于敌强我弱,起义严重受挫。在实际现实面前,毛泽东看出了初生的弱小的革命军队为了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进军方向转向敌人统治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的广大乡村,特别是在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于是,他毅然放弃了中共中央原定的进攻长沙的方案,将部队带到了湘、赣两省交界的井冈山地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它划定了红军的作战区域,毛泽东对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开始。在井冈山,经过最初几个月游击战争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初步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后,毛泽东、朱德又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概括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从而表明我军游击战的战略原则至此已经正式形成。它的基础是从敌强我弱的这一特点出发,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避实击虚,从而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就是由它发展而来的,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在正确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指导下,红军屡战屡胜,战斗力不断地得到提高,作战规模也越来越大,于是红军由游击战转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也就紧跟着来到了。对此,毛泽东根据他建立在革命战争实践基础上的敏锐的观察力,洞察出革命军队虽有壮大发展,但敌强我弱的基本格局依然没有得到改变,因此红军的运动战应以“诱敌深入”的战法作为自己的基本作战原则,“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中歼敌人”。为此,毛泽东并进一步地指出: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在以运动战为主的同时,“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正确的运动战战略战术的指导下,红军连续取得了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在第五次反“围剿”当中,由博古、李德等人指挥的红军放弃了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运动战,同强大的敌人打所谓的正规战、阵地战,致使力量弱小的红军拼不起同敌人的消耗,根据地无法守住,不得不被迫进行长征。遵义会议后,重新恢复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红军再次采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战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的重兵之间,从而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为了吸取以往红军同敌人作战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初步总结了过去红军所采用的战略战术,归纳了十四条红军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包括:反对单纯防御,实行积极防御;在内线作战中,一般的是后发制人;波浪形的发展,反对冒险主义;又要打又要走,没有固定战线;争取技术的提高;反对不让敌人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地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统一指挥下,依照情况分工指挥;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等等。会议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指出红军今后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是:战略防御时,要执行积极防御,执行后发制人;战略进攻时,既要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努力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又要反对冒险主义,要适可而止,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运动战是基本原则,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为了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军事路线”,毛泽东于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重要报告。在报告中,他指出中国的革命战争必须首先要依据自己的客观实际,“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关于“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问题,他指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关于“战略退却"问题,他指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关于“集中兵力”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关于“运动战”问题,他指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关于“歼灭战”问题,他指出:“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对于怎样才能学会正确地指导战争,他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对于一个指挥员如何才能正确地指挥战争,他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推出,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体系已经正式形成,用来全面地彻底地指导人民军队的作战。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战略战术特别发达”,充满着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种军事思想为什么又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起来呢?就是他能根据这些特点,总结经验,表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天才。”

    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续发展

   “七七”事变后,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走上了抗日战场。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究竟应该采用何等战略战术才能够最终以弱胜强,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成了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面对这一大大变化了的形势,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程度,反复思索,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之间斟酌再三。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他指出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而抗日游击战争的具体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样,毛泽东就明确地提出了将我军的战略方针从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的运动战转变成为以当前的抗日游击战争为主,“在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我军的作战方针虽已在洛川会议上定下来,但还需要在实践中去进一步地充实、检验和完善。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的平型关大捷证明,我军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是可以对日军进行运动战的,为此,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我军对日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八路军各部积级地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并且粉碎了日军对我根据地的围攻,打开了敌后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充分地证明了我军以游击战争为主的对日作战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对于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在冀中等平原地区有了成功的初步尝试后,1938年4月,毛泽东等向八路军总部发出具有战略意义的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同年5月,毛泽东又致电新四军领导人项英,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从此以后,新四军就在平原、丘陵地带和河湖港汊之间广泛地开展起抗日游击战争,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这些对日军的作战实践,使得毛泽东最终彻底地确定了我军对日作战的战略原则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为了正确地指导抗日游击战争,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主要的方针有下列各项:(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略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并且指出这六项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其中第一项是“游击战略原则的最中心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游击战争的胜利就有了军事指导上的重要的保证”。抗战以后,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天天在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对这些问题,许多人一时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仍在到处流传。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对于中国人民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为此,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以来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首先,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毛泽东总结道: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都从这里发生出来。”他得出结论:“中国雎?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其次,毛泽东指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并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 ,“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毛泽东特别强调“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最后,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又一时看不清楚的问题,大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念,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充分地证明了《论持久战》中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三、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进一步完善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面对国民党军占优势的兵力以及武器装备,毛泽东在8月6日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大炮还要强些”,从而极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至于具体的战略战术,毛泽东着重强调了两个要点:一是“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为了打好运动战,他指出:“若个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个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二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当着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他指出这种方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这是“我军必须特别强调的”。这样,我军就将抗日战争时期以分散兵力打游击为主的作战方法改为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法,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1947年7月,经过一年作战,我军在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的指导下,越战越强,在内线大量歼敌,使得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总的来说还是敌强我弱。面对此种局面,毛泽东当机立断,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转入全国性的反攻,果断地以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为此,毛泽东并决定担任战略进攻任务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必须采取跃进的进攻方式,即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地区,先占领广大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夺取城市。我军的这一行动,吸引了大量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回援自己的后方,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的战争基地变成了我军的前进基地,迫使蒋军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大大地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我军外线出击后,为了把解放战争胜利地进行到底,实现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目的,毛泽东于1947年12月在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期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总结了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其内容包括:“我们的军事原则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十大军事原则使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思想更加系统化,使得毛泽东军事思想趋于完善,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军事指导作用。

    大决战前夕,随着我军力量尤其是炮兵和工兵力量的加强,攻击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已经成为可能,对进攻重要城市时敌人可能重兵来援,“攻城打援”战术便成为我军主要的作战方式之一。毛泽东对此明确地指出:“在作战实施中,依据城敌与援敌两方面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变化,你们可以酌量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在某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打援方面(这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攻城方面。”这种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作战方法,人民解放军用以大量地消灭敌人,对不久发动的济南战役和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所组成的战略大决战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渡江战役后,为了彻底地解放全中国,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制定了一个“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战略规划。为此,毛泽东又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作战指导方针:第一,“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这是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残余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主要集中在江南和西北、西南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而这时人民解放军在兵力上已占有绝对优势,只有把进攻的矛头集中指向各大、中城市,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消灭敌人,加速胜利的到来。第二,“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在我军渡江后的大进军中,国民党军队几乎是一触即退,尽量避免作战,准备在西南重新站住脚跟,进行顽抗,并在不利时将大批军队撤往国外。对此,毛泽东作出了大胆而果断的决定:“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在以上具体的作战方针的指导下,我军消灭了大量国民党的反动军队,取得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综观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持续发展以及进一步的完善,可以看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质就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不同时期不断变化着的客观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当中作出使弱小的人民军队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以此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使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毛泽东军事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是我们中华民族一笔极其宝贵的军事财富,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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